科學哲學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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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科學哲學范文

【關鍵詞】 海洋科學 科學解釋 哲學問題

海洋科學哲學是從哲學視域揭示和闡發(fā)海洋科學發(fā)展普遍規(guī)律的理論體系。海洋科學哲學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依據(jù)：海洋環(huán)境危機和人類視野轉向是其產生的現(xiàn)實動因，海洋科學實踐、海洋科學、海洋技術與哲學的藕合是其誕生的基礎條件，研究范式的明朗化是其產生的基本標志。隨著海洋科學技術的發(fā)展，海洋科學更表現(xiàn)為一種顯性的社會哲學形態(tài)。

1 海洋科學的科學解釋

海洋科學哲學連接海洋科學和哲學的兩端，是架設在海洋科學和哲學之間的橋梁?！按蠖鄶?shù)人以為，哲學家們思考那些非常普遍、非常深刻的問題，其中的核心問題是人與宇宙的關系問題?！被谶@一視角，海洋科學哲學應該是對整個海洋科學事業(yè)在整個生活模式中地位的一種討論。即深入思考從事海洋科學的意義問題，可以從兩個角度探討，一是對海洋科學的整體性進行理論反思，從而形成海洋科學哲學的基礎理論；二是對各類的海洋科學進行反思，形成海洋生物哲學、海洋化學哲學、海洋地質哲學等等。海洋科學解釋始于具體的海洋科學問題，而問題的提出和解答無法脫離特定的海洋科學理論和知識背景，隨著海洋科學解釋過程的展開，問題、背景要素與主體及其意向性要素相結合，使得原初的語境結構不斷在新內容的補充下得以擴張、整合和更新，海洋科學解釋的意義及其價值就是在由這四種主要元素決定的特殊解釋標準與其語境結構相結合的基礎上產生和實現(xiàn)的；在這一過程中，科學解釋呈現(xiàn)出鮮明的語境開放性、系統(tǒng)性和橫斷性特征。正是從語境結構和要素的綜合作用中才產生出解釋規(guī)則、過程、標準及其模型的多樣性、多重性和多元化。語境論思想能夠進一步增進科學解釋理論的包容性和開放性，導向一種更廣義的科學理論與方法論的多元觀念，從而包容各種不同科學解釋思想內在的統(tǒng)一性和共同的價值。

海洋科學研究的目的就是解釋海洋相關問題，如“海洋為什么是藍色的？”、“海底生物為什么會存在？”、“海洋盆地是如何產生的？”、“陽光穿透海洋的能力怎樣？”、“海洋顏色變化是由什么引起的？”等海洋問題。然而解釋經(jīng)驗現(xiàn)象也并不只是海洋科學理論的目的，許多通常被當作非科學的知識，如神話、巫術、宗教等也能提供解釋。在較遠古的年代，人類常常采用這樣的解釋來解釋自然現(xiàn)象，甚至到目前也未完全消失。與其它非海洋科學解釋相比，海洋科學解釋有不同，這種不同首先是由海洋科學理論與非科學知識之間的不同而帶來的。在一個解釋中，如果解釋的前提不是科學的，它包含如“神”、“活力”、“道”等一些沒有經(jīng)驗內容或難以為經(jīng)驗所檢驗的概念所組成的知識，那它顯然就不會是海洋科學解釋。通常把存在于各種海洋科學解釋中的一般特性稱為解釋形式，海洋科學解釋形式可能有多種，最典型的海洋科學解釋形式是演演繹解釋，亨普爾曾認為只有符合這種形式的解釋才是科學解釋。

演繹解釋過程的陳述可分為兩部分：一部分是解釋陳述；另一部分是被解釋陳述。如“海水是咸的”、“木塊浮于水”等就是被解釋陳述。而解釋陳述又可分為兩部分，一部分由一個或多個普遍性的規(guī)律或科學理論組成，它們通常由一些全稱陳述表達，如“浮力定律”、“如果固體不溶于液體，那么固體會浮于比它密度大的液體之上”等就是如此。在演繹解釋形式中，起核心作用的是那些具有普遍性的解釋陳述。在科學解釋中，這些普遍性的解釋陳述通常就是科學理論。根據(jù)這種解釋形式，如果不涉及一個普遍性的理論，就不能做出一個科學解釋，反過來，如果要科學地解釋經(jīng)驗現(xiàn)象，那么最重要的就是要獲得一個或一些普遍性的科學理論。一般來說，在科學探索過程中，獲得科學理論是最關鍵的，科學的演繹解釋形式再一次表明了這一點，它反過來也說明這種解釋形式適應通常的科學觀念。總體來看，演繹解釋是一種典型的解釋形式，它反映了科學或科學研究的某些一般特性。

2 海洋科學哲學主要問題

海洋科學哲學主要問題有兩方面來規(guī)范：一是海洋科學哲學作為一門哲學學科，受到哲學基本問題域的限定；同時海洋科學哲學是對海洋科學這一特定領域、特定學科的哲學反思，它的主要問題大多是各個科學哲學家研究最多、激烈爭論的問題，也是來源海洋科學理論和海洋科學實踐中最普遍的問題。簡括之，主要是：海洋科學發(fā)現(xiàn)的模式、海洋科學發(fā)展模式、海洋科學理論的評價、海洋科學與非海洋科學分界等等。

（1）海洋科學發(fā)現(xiàn)的模式。海洋科學發(fā)現(xiàn)發(fā)端于海洋問題，海洋問題是海洋科學家對新的觀察或實驗與舊海洋理論之間矛盾的覺察。假說是海洋科學家從經(jīng)驗資料逆推出來以盡可能解釋其擁有的全部資料，通過類比和本體論，某些想法表達出來。如發(fā)展為似然的、結構完整的假說。假說通過演繹接受檢驗，然后被修改，精練、改進和完善，然后再接受檢驗，在獲得更多的陽性證據(jù)的歸納支持后，它發(fā)展為海洋科學的定律或海洋理論，這就成為海洋科學家完成了一項海洋科學的發(fā)現(xiàn)。

海洋科學發(fā)現(xiàn)是海洋科學的心搏，沒有海洋科學發(fā)現(xiàn)，就沒有海洋科學的生命。把海洋科學作為自己的研究對象并且是海洋科學的反思和自我意識的海洋科學哲學，理應更加重視海洋科學發(fā)現(xiàn)的方法論和認識論的研究。海洋科學之星對海洋科學發(fā)現(xiàn)的探索，就是尋求海洋科學發(fā)現(xiàn)活動規(guī)律。這一規(guī)律性即為海洋科學發(fā)現(xiàn)模式。

（2）海洋科學發(fā)展模式。海洋科學發(fā)展模式是海洋科學哲學研究的一個核心問題，在西方科學哲學史上先后出現(xiàn)了眾多的科學發(fā)展模式理論，如邏輯實證主義的“線性累積模式”，波普爾的“不斷革命說”，庫恩的“范式變革模式”，拉卡托斯的“科學研究綱領”，勞丹的“合理性的網(wǎng)狀模式”以及費耶阿本德的“怎么都行”的“無政府主義模式”理論，等等。隨著時空背景條件的變化，以上科學發(fā)展模式理論對科學發(fā)展規(guī)律的解釋就越來越顯得力不從心。什么是21世紀海洋科學發(fā)展模式？海洋科學發(fā)展模式是關于海洋科學發(fā)展的主要特征及其內在機理的完整描述。一個好的海洋科學發(fā)展模式不僅能夠對海洋科學發(fā)展規(guī)律作出深刻說明，而且能夠合理解釋海洋科學發(fā)展的歷史事實。夏佩爾：“科學的發(fā)展不僅在于改變對自然的基本觀點，而且在于改變對科學的描述語言；改變有關被這樣的描述和分類的自然的問題本身；改變衡量這些問題的真實性和重要性的標準；改變探討這些問題的方法；改變衡量這些問題的合適的解答（解釋）的標準以及衡量什么是這些問題的可以接受的解答、包括什么是證明或否定所提出答案的證據(jù)的標準；甚至改變對科學目標的看法?！?可見夏佩爾堅持了客觀主義、理性主義和進步主義，既避免了相對主義，同時堅定地反對了絕對主義。

海洋“科學---價值”模式，從根本上說是指衡量海洋科學是否進步的標準，在于海洋科學是否朝著對人類的終極關懷的方向發(fā)展。具體地說，就是海洋科學的發(fā)展是否有利于其全部價值的相互協(xié)調和全面增值，且不產生負面影響。3這種海洋“科學---價值”模式主張從海洋科學進步的真理原則與價值原則相統(tǒng)一的角度闡明海洋科學及其價值的創(chuàng)造，關注海洋科學知識創(chuàng)新與人文價值的關系方面，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另一方面，這一模式提供的評價海洋科學進步的標準顯得過于苛刻，因為人們很難將人類的價值目標從各種現(xiàn)實的具體的實踐目標中抽取出來作為海洋科學進步與海洋發(fā)展的標準。時至今日，海洋科學發(fā)展問題仍然是海洋科學哲學的哲學議題。

（3）海洋科學理論的評價。在海洋科學史上，對于同一個海洋科學問題往往會有多種不同的解答，從而形成各種各樣的海洋理論。對于這些不同的海洋理論，我們必須作出評判，判定哪一種是我們可以接受的，而評判就得有標準。由此可見，海洋科學理論的評價是因為需要在眾多海洋理論中作出合理的選擇，從而促進海洋知識的成長及海洋科學的進步。通常海洋科學定義為真的海洋知識，從而在評價海洋科學理論時，把真理標準看成是終極的評價標準。但是海洋科學理論除了真的屬性外，還有其他的屬性例如價值屬性、美學屬性。允許我們從不同的角度來評價海洋科學理論。真理標準雖是評價海洋科學理論的非常重要的標準，但不是唯一的標準，評價海洋科學理論還有價值標準、美學標準。

（4）海洋科學與非海洋科學分界。海洋科學與非海洋科學的分界問題是海洋科學哲學的焦點問題（基本問題）。關于科學與非科學分界問題，亞里士多德最早提出了“確實可靠性”標準：“科學通過其原理的確實可靠性而與意見、迷信區(qū)分開來?！边@一標準是當時時代的要求，是人類早期歷史階段的真理觀，時至今日仍然為人們廣泛接受。在科學哲學史上科學分界標準經(jīng)歷了從確定到模糊、從絕對到相對、從單一到多元、從簡單到復雜的歷史媲變過程；隨著海洋科學實踐的不斷深入及人類海洋科學觀的變革而變化。非科學不一定是偽科學，哲學、邏輯、宗教等學科不是科學，但也不是偽科學，海洋科學必須具備可檢驗性，亦即可從命題中演繹出至少一個可以和觀察、實驗結果相比較的推斷，可檢驗性一定具有可重復性，不同的劃分標準反映了人類對海洋科學現(xiàn)象認識的不同角度，由于海洋科學的不斷發(fā)展，人類對海洋的認識也在深入，海洋科學的劃界也許是一個恒遠的議題。

3 海洋科學哲學的海洋文化取向

海洋科學哲學的研究對象是海洋科學，因而海洋科學文化也是它的研究領域，是人類對海洋科學的一種哲學反思，其反思過程亦即海洋科學文化的產生過程，海洋科學哲學的研究過程：從‘實證原則’‘證偽主義’‘約定主義’‘語言學轉向’‘歷史主義’‘科學無政府主義’等等，體現(xiàn)了海洋科學哲學文化取向，注重研究方法論的多元化，認為實證主義不是唯一的評價標準，傾向于反科學實在論。20世紀西方科學哲學在進行了社會---歷史的轉向后，又進行了文化轉向，海洋文化轉向是海洋科學史，海洋科學知識社會學及海洋科學哲學研究的共同取向。從海洋知識論到海洋文化論，是海洋科學哲學文化取向的轉變。傳統(tǒng)角度上的海洋科學哲學在本質上是一種海洋知識論哲學，它將海洋科學看作是一種海洋知識體系，井將所有的海洋學術研究歸結為“海洋科學知識’，海洋文化論哲學將海洋科學看作為一種海洋文化，注重的是創(chuàng)造海洋科學文化的人，將海洋人才看作是海洋科學文化之根。為此，從海洋知識論轉向海洋文化論將成為海洋科學哲學范式的重要轉型，進而生成一種新的海洋科學哲學范式，即海洋科學文化哲學。海洋科學文化哲學的著眼點不再從邏輯出發(fā)，為海洋科學去構造一個又一個的邏輯體系，相反，它試圖真正把握海洋科學歷史和現(xiàn)實的實際過程，探究在歷史上究竟有什么樣的海洋文化因素通過什么樣的方式和途徑，在促使或推進海洋科學的產生和發(fā)展；在現(xiàn)實中又有什么樣的海洋文化因素，通過什么樣的方式和途徑，在推動著海洋科學的變化和變革。另一方面，海洋科學文化哲學不再僅僅鎖定在海洋科學認識論和方法論的邏輯范疇，相反，它更關注整個海洋科學發(fā)現(xiàn)和創(chuàng)造過程的人的因素和海洋文化因素，在它那里，整個海洋科學發(fā)現(xiàn)和創(chuàng)造的海洋文化過程，不僅涉及認識論和方法論，更重要的還涉及本體論，即洞察力和創(chuàng)造力的人。只有透徹地理解人（創(chuàng)造者）及其所蘊含和展現(xiàn)的全部的人性和文化，才能深刻地把握海洋科學認識論和方法論的精髓才能真正起到海洋科學認識論和方法論的作用。海洋科學文化哲學也是一種新型的海洋文化哲學，肩負著海洋文化哲學的使命。這種使命就是，更加全面而深刻地理解海洋文化，為新時代樹立一種新的海洋文化觀，從而真正引領海洋文化的進步。事實上，海洋科學文化哲學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為了肩負起這種使命而開辟的。

對海洋科學哲學的意識形態(tài)與思維方式反思的結果是海洋文化哲學的轉向，在21世紀海洋文化哲學作為思維方式將成為一種主導的哲學意識形態(tài)。從海洋科學哲學到海洋文化哲學實際上就是人類對自身本質認識的發(fā)展。對人的本質的全面認識使海洋文化哲學作為新的意識形態(tài)與思維方式超越海洋科學哲學而成為當代海洋哲學觀的現(xiàn)實?！皩θ说木竦睦斫?，必須植根于對人的需要的分析之上”顯然，海洋科學哲學的意識形態(tài)與思維方式對情感與意志等精神性因素是無能為力的，而海洋文化哲學對人類精神、情感和意志的特別關注及對海洋科學哲學的批判自然就成為滿足人類需要新發(fā)展的意識形態(tài)，如果把思維方式看成是哲學的本質，那么19世紀、20世紀就是作為意識形態(tài)與思維方式的海洋科學哲學的世紀，而從海洋科學哲學到海洋文化哲學的轉向則使得21世紀必然是作為意識形態(tài)與思維方式的海洋文化哲學的世紀。海洋科學哲學取向海洋文化要取得迅速發(fā)展，關鍵是不可限制于海洋科學哲學劃定的實證方法，同時也不可局限于科學哲學所采取的思辨方法；海洋科學哲學取向海洋文化哲學作為一種拓展海洋科學哲學的研究取向，應該發(fā)展出獨特的方法與方法論；這是海洋科學哲學取向海洋文化哲學發(fā)展的關鍵所在。

參考文獻：

第2篇：科學哲學范文

【英文摘要】From philosophy of scientific to philosophy of science culture is an imp ortant developmental direction of philosophy of science in the new century .It will not only contribute to change fundamentally the narrow orientatio n of philosophy of science， thus extricating itself from the existing pred icament，but also widen greatly the field of vision in the research of phil osophy of science，thus opening up very broad prospect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philosophy of science.

【關鍵詞】科學/文化/哲學

science/culture/philosophy

【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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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在中國的科學技術哲學領域里，逐漸出現(xiàn)了不少新的亮點。其中，最為引人注目的亮點之一，就是科學文化哲學的孕育和產生。

所謂科學文化哲學，大致可以看做為這樣一種學科或研究方向，即將科學看做是一種文化或文化活動，從而對其進行哲學探究。需要指出的是，其一，科學文化哲學的研究對象依然是科學，只不過是它將科學作為一種文化或文化活動來研究，而不是僅僅局限于做認識論的研究，因而它既區(qū)別于傳統(tǒng)的科學哲學，又區(qū)別于一般的文化哲學；其二，科學文化哲學研究依然是一種哲學研究，因而它比科學歷史學、科學社會學等元科學更加靠近傳統(tǒng)的科學哲學。如果說，我們將傳統(tǒng)的科學哲學理解為是一種狹義的科學哲學的話，那么，科學文化哲學可以理解為是一種廣義的科學哲學。更進一步說，科學文化哲學將是對傳統(tǒng)的科學哲學的深化和拓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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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文化哲學的孕育和產生，有著深刻的理論背景。它是在20世紀末當代西方科學哲學面臨重重困難的情勢下孕育和產生的，可以說是對科學哲學的一種重大突破與發(fā)展。

眾所周知，當代西方科學哲學在20世紀下半葉經(jīng)歷了兩次重大轉變，即從邏輯主義向歷史主義，然后又從歷史主義向后現(xiàn)代主義的轉變。然而，這兩次重大轉變不但沒有使西方科學哲學從根本上擺脫理論困境，反而使其大傷元氣，逐步從興盛走向衰落，甚至趨于解體。

那么，當代西方科學哲學面臨困境的癥結究竟在哪里？有何途徑可以使其解開癥結，從而擺脫現(xiàn)有的困境呢？筆者認為，當代西方科學哲學面臨困境的癥結在于，原有的科學哲學的學科定位或框架過于狹隘，以致無法應對和解決科學作為一種文化或文化活動所固有的深層矛盾和問題。因此，從科學哲學走向科學文化哲學，則是一條使科學哲學擺脫現(xiàn)有困境的重要途徑。

具體說來，傳統(tǒng)的科學哲學的基本框架是認識論的和分析哲學的。它主要是從認識論的角度來研究科學，其研究范圍基本上局限在認識論或方法論的領域內，其方法主要采用的是分析（或分析哲學）的方法，因而它所研究的認識論或方法論幾乎等同于“科學的邏輯”。這在約翰·洛西所寫的《科學哲學歷史導論》一書中體現(xiàn)得最為明顯。他將《科學哲學歷史導論》寫成了“科學方法觀點發(fā)展的歷史概要”。在他看來，科學哲學的主題是研究各門科學的程序和結構以及科學解釋的邏輯[1]。邏輯實證主義對“世界的邏輯構造”也許可以看做是所謂“正統(tǒng)的”科學哲學的最高成就。

然而，隨著20世紀60和70年代以來科學哲學經(jīng)歷從邏輯主義向歷史主義的轉變，然后又從歷史主義向后現(xiàn)代主義的轉變，科學哲學的主題也隨之發(fā)生了重大的轉變。顯然，邏輯實證主義者所研究的主題是如何理解科學的邏輯結構，歷史主義者所關注的主題是如何理解科學的歷史發(fā)展，而后現(xiàn)代主義者所強調的主題則是如何理解科學與其他文化的相互關系。

隨著科學哲學主題的重大轉變，人們不難發(fā)現(xiàn)，科學哲學所涉及的內容和范圍實質上已經(jīng)大大拓寬了。邏輯實證主義者把科學哲學看做是“經(jīng)驗科學知識論”，也就是看做認識論的一個主要部分或分支[2]。而歷史主義者不僅將研究“科學（知識）的邏輯”拓展到研究科學（知識）發(fā)展的合理性問題，從而大大拓寬了“經(jīng)驗科學知識論”的研究，而且將科學哲學與科學歷史學、科學心理學和科學社會學等學科聯(lián)系在一起，使得科學哲學大大超出了傳統(tǒng)的認識論和分析哲學的基本框架。于是，他們更多地關注科學發(fā)展的社會、歷史和文化背景及其對科學的影響和作用，強調科學并不是價值中立的，它與其他文化并不存在一條截然分明的界線?？梢哉f，歷史主義的科學哲學所涉及的內容和范圍已經(jīng)從認識論延伸到了科學文化哲學的范疇。

至于后現(xiàn)代主義者所涉及的內容和范圍則更加寬泛了。他們所關注的焦點與其說是科學，倒不如說是“文化的整體”，特別是人文文化。他們反對將“科學的整體”從“文化的整體”中區(qū)分開來，強調在“文化的整體”中來理解科學，特別是以人文主義的視角來理解科學，用模糊主義的整體論來徹底模糊科學與藝術、政治乃至宗教的區(qū)別。于是，他們不僅將科學消解于整個文化（特別是人文文化），而且還將科學哲學消解于一般的文化哲學（特別是人文哲學）。

當代西方科學哲學所面臨的困境其癥結就在這里：

一方面，隨著科學哲學的重大轉變，科學哲學的主題和內容也發(fā)生了重大變化。仔細考察歷史主義科學哲學所研究的每一個重大問題，例如，科學與價值問題、科學進步問題和科學合理性問題等等，我們不難發(fā)現(xiàn)，這些問題已經(jīng)大大超出了傳統(tǒng)的認識論和分析哲學所能應對和解決的范圍。它們所涉及的領域從根本上說不僅是認識論的，更是科學文化哲學的；而解決這些問題所需要的方法當然不僅僅是分析的，更須是綜合的、辯證的。

另一方面，盡管歷史主義的科學哲學被約翰·洛西看做是“非正統(tǒng)的”科學哲學，它的視野要比邏輯實證主義寬闊得多，但是，很明顯其基本定位還是認識論的，而不是科學文化哲學的。他們只是提出了科學與價值（文化）相關聯(lián)這個重要問題，但并沒有對此做深入的研究。在許多情況下，歷史主義者們，例如，拉卡托斯、勞丹、夏皮爾等人往往回避各種復雜的文化因素去建構自己的科學進步模式或科學合理性模式。從某種意義上說，歷史主義的科學哲學關注的依然是一種抽象的“邏輯”，它與邏輯實證主義不同的是，邏輯實證主義關注的是科學知識的邏輯，而歷史主義關注的是科學發(fā)展變化的邏輯（例如“科學革命的結構”、“科學發(fā)現(xiàn)的邏輯”、“科學進步模式”與“科學合理性模式”等等）。如果說邏輯實證主義對科學的邏輯構造與實際的科學知識嚴重脫節(jié)的話，那么歷史主義的各種“結構”、“邏輯”和“模式”與實際的科學發(fā)展也有很大的距離。

后現(xiàn)代主義者似乎已經(jīng)敏銳地覺察到了當代西方科學哲學所面臨的困境及其癥結所在，于是，費耶阿本德不僅“反對方法”，而且還“告別理性”，宣告科學哲學行將終結。費耶阿本德觀點的合理因素在于：在傳統(tǒng)的認識論和分析哲學的框架內，要使科學哲學走出困境幾乎是不可能的。但是，費耶阿本德之所以走向無政府主義的認識論和非理性主義，關鍵還在于他并沒有超越傳統(tǒng)的認識論和分析哲學的思維框架：在他那里，既然一切方法論都有其局限性，那么，惟一幸存的法則就是“怎么都行”；既然一切科學合理性模式都有其缺陷，那么，就應當干脆“告別理性”。羅蒂實際上也采用了與費耶阿本德相同的邏輯：在他那里，既然科學與其他文化并不存在截然分明的界線，那么，科學與其他文化就沒有任何區(qū)別；既然科學與其他文化沒有任何區(qū)別，那么，就可以用文化哲學（特別是后現(xiàn)代主義的文化哲學）來消解并代替科學哲學。

由此可見，后現(xiàn)代主義并不是科學哲學的真正出路，后現(xiàn)代主義的后果只能導致科學哲學走向真正的終結。然而，隨著科學哲學的主題的重大轉變，科學哲學的確需要有一個重大轉變，那就是打破傳統(tǒng)的認識論和分析哲學的框架，使科學哲學走向科學文化哲學，從而從根本上解開使當代科學哲學陷入困境的癥結，推動科學哲學進一步向前發(fā)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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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科學哲學走向科學文化哲學，不僅有助于使科學哲學走出現(xiàn)有的困境，更重要的是，還將大大拓寬科學哲學研究的視野，從而為科學哲學的發(fā)展開辟頗為廣闊的前景。

首先，從科學哲學走向科學文化哲學，將對科學的哲學研究從認識論拓展到價值論。

事實上，歷史主義的科學哲學已經(jīng)深深地觸及到科學價值論的內容。例如，庫恩解釋科學變化發(fā)展所使用的最關鍵的概念——“范式”，其核心內容就是“價值”。在庫恩看來，每一個范式都帶有自身的價值標準，并且不同范式的價值標準是“不可通約的”。在不同的范式之間做出選擇，如同宗教皈依一樣，是“一種在不相容的共同體的不同生活方式之間的選擇”，在這里并不存在一種可依據(jù)的客觀的合理的價值標準[3]。而勞丹為了克服庫恩的相對主義，寫了一本重要著作，書名就叫做“科學與價值”。為了避免價值問題的復雜性，勞丹做了特別的限定，強調他所討論的價值只涉及“認知價值”（即關于科學方法論的標準和規(guī)范）。盡管勞丹對庫恩的范式理論做了重要的補充和修正，提出了一種比庫恩模式更漸進的科學發(fā)展動力學模式，在一定程度上解決了科學變化的連續(xù)性問題，但是，他對科學進步的解釋依然是“赫拉克利特式的”，最終無法擺脫相對主義[4]?？梢哉f，價值問題已經(jīng)成為當代科學哲學的一大難題。要使科學哲學走出困境，就不能僅僅局限于對價值做零碎的、抽象的研究，而應當對其做系統(tǒng)而深入的研究。如果說傳統(tǒng)的科學哲學的側重點是對科學做認識論的研究的話，那么，科學文化哲學的側重點則應當轉向對科學做價值論的研究。

在科學文化哲學的視野里，科學價值論的研究有著十分豐富的內容：一方面，它將科學看做是一種具有豐富價值內涵的文化或文化活動，而不僅僅只看做是一種認識或認識活動；另一方面，它強調對價值的研究也應當是全方位的，而不應當僅僅局限于研究“認知價值”。總的說來，科學價值論大致包括以下兩大塊內容：一是研究價值對科學的影響及其作用，目的是真正將科學放在整個社會、歷史和文化的背景中來研究，從而揭示科學的動力、目的及其發(fā)展變化的規(guī)律。這一塊內容與傳統(tǒng)的科學哲學有關，但其視野要比傳統(tǒng)的科學哲學廣闊得多。二是研究科學對人與社會的價值，包括科學的技術價值、經(jīng)濟價值、文化價值和精神價值等等，從而揭示科學對于社會的全面進步和人的全面發(fā)展，特別是對于人的生存、發(fā)展、自由和解放的意義和價值。這一塊內容顯然已大大超出了傳統(tǒng)的認識論和分析哲學的范疇，因而往往被排除在科學哲學研究領域之外。因此，從某種意義上可以說，當代科學哲學在本質上是認識論的，而不是價值論的。

然而，隨著科學技術的突飛猛進的發(fā)展，科學正在對人類社會產生著日益增長并難以估量的巨大影響，因而對科學價值論的研究其重要性就顯得越來越突出。杰羅姆·R·拉維茨指出：“現(xiàn)代自然科學活動已經(jīng)改變我們的知識和關于我們對世界的控制，而在這個進程中，它也改變了自己本身，并且造成了諸多單靠自然科學本身不能解決的問題?！币虼耍谒磥恚骸霸诋敶?，在關于對科學的理解方面最深層的問題是社會的，而不是認識論的。那些到達真理之類的較老的問題已經(jīng)讓位于對科學的健康發(fā)展的關注和對其應用的控制的關注?！盵5]盡管拉維茨的觀點似有可商榷之處，但它的確從一個角度（即從科學對人與社會的影響這個角度），揭示了研究科學價值論的重要性和緊迫性。

其次，從科學哲學走向科學文化哲學，將最大限度地整合元科學各分支，從而使科學哲學具有更加廣闊的發(fā)展空間。

正如前面所說的，傳統(tǒng)的科學哲學充其量只是對科學的認識論研究，而不是對科學的全方位的哲學研究（盡管認識論也是哲學的一個重要方面，但無疑哲學要比認識論廣闊得多），因而不是真正意義上的科學哲學，至少不是完備的科學哲學。由于科學哲學的定位過于狹隘，因此，對科學的全方位的哲學研究很難有恰當?shù)膶W科歸屬。按照現(xiàn)行的做法，只能將認識論的部分劃歸于科學哲學，而將非認識論的部分分別劃歸到科學社會學、科學歷史學、科學心理學、科學倫理學、科學美學等元科學各分支，這樣一來，對科學的哲學研究事實上處于一種非常松散的狀態(tài)，有些研究（例如科學價值論的研究）甚至沒有一個恰當?shù)脑茖W分支可以對應。顯然，這種局面不僅有礙于對科學做全方位的哲學研究，而且對于推進科學哲學的發(fā)展也是極為不利的。從科學哲學走向科學文化哲學，不僅有助于將對科學的哲學研究從認識論拓展到價值論，而且有助于將滲透在元科學各分支當中的哲學思想挖掘出來并且整合起來，從而建構起更加完備的科學哲學，并使其朝著真正意義上的科學哲學邁進。

我們不妨以比較成熟的元科學分支即科學社會學和科學歷史學為例，來探討一下整合元科學的哲學思想的可能性。

在筆者看來，科學社會學對科學的理解既是社會的，又是文化的：它既將科學看做是一種社會體制，又將科學看做是一種文化活動。于是，科學社會學的定位從一開始便帶有交叉的性質：一方面，它要對科學進行社會學的研究，因而毫無疑問屬于社會學的一個分支；另一方面，它的研究對象是科學——一種特殊的文化活動，因而它與科學文化哲學密切相關。一般說來，科學社會學的實證研究部分基本上屬于社會學的范疇，而它的理論思辨部分則帶有很濃的科學文化哲學的色彩。事實上，科學社會學與科學文化哲學在理論層面上不僅是交叉的，而且還有許多重疊的地方。例如，默頓關于科學家的行為規(guī)范、科學的精神氣質等多項主題的研究，顯然是理論思辨的，而不是實證的，因而與其說屬于科學社會學范疇，倒不如說屬于科學文化哲學范疇。從更深層次上說，科學社會學與科學文化哲學兩者之間其深刻的關聯(lián)在于：一方面，要對科學文化進行社會學研究，離不開對科學文化的深刻理解，也就是離不開科學文化哲學；另一方面，要對科學文化進行哲學研究，同樣也離不開科學社會學，因為科學文化活動在本質上是社會的?？梢哉f，科學文化哲學是科學社會學的重要的理論基礎，而科學社會學又為科學文化哲學提供強有力的社會學的實證支持。

我們從科學社會學與科學文化哲學的深刻關聯(lián)中，不難看到整合元科學哲學思想的可能性，至少在科學社會學那里蘊含著非常豐富的科學文化哲學思想，有待我們去挖掘、整理、概括和總結。除了有助于深化科學認識論研究（因為認識活動在本質上也是社會的）以外，科學社會學對科學文化哲學的最重要的貢獻也許將在科學價值論這方面。例如，通過對科學這種社會體制的內部結構、社會關系及其運行規(guī)律的研究（科學“內部的”社會學研究），有助于我們從科學文化活動內部來深刻地理解科學的動力、目的、意義和價值；通過對科學、技術與社會三者之間的社會互動關系的研究（科學“外部的”社會學研究），有助于我們從科學文化活動的外部來深刻地把握科學對社會的影響和社會對科學的影響，從而更深層次地理解和把握科學的動力、目的、意義和價值。毫無疑問，離開科學社會學的研究，科學價值論將會變得非?？斩?。

科學哲學同科學歷史學的關系似乎要比科學社會學更為密切，以至拉卡托斯強調，“沒有科學史的科學哲學是空洞的；沒有科學哲學的科學史是盲目的”。就科學編史學與科學哲學應該怎樣相互學習這個問題，拉卡托斯的觀點是：“(a)科學哲學提供規(guī)范方法論，歷史學家據(jù)此重建‘內部歷史’，并由此對客觀知識的增長做出合理的說明；(b)借助于（經(jīng)規(guī)范地解釋的）歷史，可對相互競爭的方法論作出評價；(c)對歷史的任何合理重建都需要經(jīng)驗的（社會—心理學的）‘外部歷史’加以補充”[6]。這個觀點無疑具有啟發(fā)性，但是，它將科學哲學與科學歷史學的關系，在本質上僅僅歸結為“規(guī)范的方法論”與“內部歷史”之間的關系（“外部歷史”僅僅是一種補充），未免太狹隘了。

如果我們將科學哲學拓展為科學文化哲學，而將科學史理解為科學文化發(fā)展史，包括科學本身的發(fā)展史（內部史）和科學技術與社會、科學與其他文化的關系史（外部史），那么，科學哲學與科學歷史學兩者之間的關系將比拉卡托斯所理解的要深刻得多和緊密得多。

事實上，許多科學歷史學家（特別是喬治·薩頓）也正是在這種意義上來理解和研究科學史的。只要打開薩頓所寫的科學史或科學史論著，我們就會感受到十分濃郁的文化氣息，體會到科學的產生和發(fā)展不僅有其自身的邏輯，而且更有其深刻的社會歷史背景，并同哲學、藝術、宗教等文化有著根深蒂固的聯(lián)系?？茖W史不僅能夠為科學認識論或方法論研究提供重要的歷史學的線索，而且也將為整個科學文化哲學研究提供取之不盡的史料和素材。當然，科學歷史學與科學文化哲學之間的關系也絕對不是簡單的史料與理論之間的關系。應當看到，科學歷史學本身蘊含著極為豐富的科學文化哲學思想。例如，薩頓的科學史觀，包括他的新人文主義思想、科學與藝術相互關系的觀點等等實際上已經(jīng)明顯屬于科學文化哲學的范疇了?？梢哉f，科學歷史學對科學文化哲學的貢獻將是多方面的，甚至是全方位的，既包括認識論，也包括價值論、科學與其他文化的相互關系研究等等。

值得注意的是，無論是科學社會學，還是科學歷史學，都有“內部”和“外部”之分，其涵蓋面都非常寬，然而，傳統(tǒng)的科學哲學充其量也只能算作是一種“內部的”科學哲學，似乎并不存在“外部的”科學哲學。這種狀況不僅導致科學哲學研究過于狹窄，而且也使得元科學各分支處于比較松散的狀態(tài)。如果我們將科學哲學拓展到科學文化哲學，那么，后者也將有“內部”和“外部”之分，其結果不僅將大大拓寬對科學的哲學研究，而且也將使元科學各分支得到最大限度的整合。

最后，從科學哲學走向科學文化哲學，有助于在科學與人文兩種文化之間真正架起相互溝通的橋梁。

在科學與人文兩種文化之間架起相互溝通的橋梁，幾乎是整個元科學共同的使命?？茖W史學家薩頓說：“在舊人文主義者同科學家之間只有一座橋梁，那就是科學史，建造這座橋梁是我們這個時代的主要文化需要?！盵7]在他看來，科學史學家的使命也就是建造橋梁?？茖W哲學家瓦托夫斯基也認為，“科學哲學是科學和人文學之間的橋梁”。在他看來，“從哲學的最美好最深刻的意義上說，對科學的人文學理解，就是對科學的哲學理解”。

然而，盡管不少科學史學家和科學哲學家做了巨大的努力，但離完成上述使命仍有很大距離，科學與人文兩種文化的鴻溝依然很深。當然，導致兩種文化分離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并且有其深刻的社會歷史根源。但是，應當看到，對于科學哲學來說，的確也有其值得深刻反思的地方，特別是科學哲學的狹隘的定位及其與此相關的狹隘的科學觀頗值得反思。邏輯實證主義的科學觀就體現(xiàn)了某種狹隘性。它不僅沒有設法在科學與人文之間架起橋梁，反而在兩者之間劃了一條截然分明的界線，表明科學與人文分別屬于兩個截然不同的世界：一個叫做認識世界；另一個叫做體驗世界。

毫無疑問，上述狹隘的科學觀與科學哲學的狹隘的定位密切相關。從某種意義上說，也正是傳統(tǒng)的認識論和分析哲學的狹隘框架，遮蔽了人們的視野，使之看不到科學的深刻的社會歷史背景，看不到科學與其他文化的根深蒂固的聯(lián)系，而將其“看成為是某種超出人類或高于人類的本質，成為一種自我存在的實體，或者被當做是一種脫離了它賴以產生和發(fā)展的人類的狀況、需要和利益的母體的‘事物’”。[8]這樣一來，關于科學的觀念就被大大狹隘化了。

顯然，從科學哲學走向科學文化哲學，對于溝通兩種文化的意義是非常重大的。其一，它將徹底打破傳統(tǒng)的認識論和分析哲學的狹隘框架，從根本上改變以往的科學哲學的定位，從而有可能真正從整個社會、歷史和文化的背景中來理解科學，理解科學的精神和科學的價值，也有可能真正拉近科學與人文兩種文化的距離，深入考察和研究兩種文化之間的內在聯(lián)系，并在兩者之間架起相互理解的橋梁。其二，更重要的是，它將真正肩負起元科學的共同使命，促進科學與人文兩種文化的融合。盡管有的科學哲學家早就提出，要使科學哲學成為溝通科學與人文兩種文化的橋梁，但事實上在傳統(tǒng)的科學哲學的框架里，幾乎很難實現(xiàn)，因為探討兩種文化的相互關系問題已經(jīng)大大超出了傳統(tǒng)的科學哲學范疇，因而不可能成為科學哲學的重要課題。然而，科學文化哲學的情況就大為不同了，它將真正把探討兩種文化的相互關系問題當做自己的重大課題，特別是通過揭示科學文化與人文文化、科學價值與人文價值、科學精神與人文精神的深刻關聯(lián)，來促進科學哲學與人文哲學、科學文化與人文文化、科學教育與人文教育的融合，從而推動整個人類文化的普遍繁榮和人的全面發(fā)展。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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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伊·拉卡托斯.科學研究綱領方法論[M].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1986.141.

第3篇：科學哲學范文

一、“科學哲學”的語義分析

一般來說，在英語中，有兩個名詞與“科學哲學”對應，一個是scientificphilosophy，指包括孔德（AugusteComte）、馬赫（ErnstMach）、石里克（MorizSchlick）、卡爾納普（RudolfCarnap）和賴欣巴哈（HansReinchinbach）等人在內的實證主義者心目中的“科學性哲學”；另一個是philosophyofscience，指當今被人們廣為接受的“關于科學的哲學”（或者“科學哲學”）。顯而易見的是，雖然兩者都指涉哲學，但其中的含義具有天壤之別。前者界定的是哲學的性質，是一種狹義的哲學思潮，其目的是要用經(jīng)驗實證科學的范式來改造哲學，使哲學成為經(jīng)驗自然科學的一個附庸。至于后者，顧名思義，它所界定的乃是哲學的領域，是指對科學所進行的哲學反思，因而它是廣義的哲學活動，又是哲學的一個二級學科。眾所周知，出于“拒斥形而上學”的動機，實證主義者偏愛前者，為哲學貼上“科學的”標簽，對科學哲學作出了狹義的解釋。這種思潮的出現(xiàn)，根源于傳統(tǒng)的思辨形而上學與19世紀以來蓬勃興起的自然科學之間的對立。人們認識到，即使是對思辨形而上學作了大幅改造的康德先驗哲學，也無法為新興的自然科學提供合理的解釋，因為康德哲學中的核心原理———先天綜合原理以及范疇———被現(xiàn)代科學證明為荒謬的，幾何學、時間、空間、因果性等都可以被還原為經(jīng)驗的。因此，他們將超出經(jīng)驗自然科學范圍之外的一切問題斥之為偽問題（pseudoques－tion）。基于這種哲學觀和科學觀，實證主義對自然科學的成果及其問題所作的說明，是對科學的一種“邏輯重建”。在這種重建中所形成的科學哲學思想，被人們稱為“標準科學哲學”。而“關于科學的哲學”（philosophyofscience，也常被譯為“科學哲學”），既是一種“哲學活動”，也在其發(fā)展歷程中逐漸演變成了一門獨立的哲學學科。它以科學為反思的對象，試圖對科學的可能性前提、科學的界線、科學中的概念和理論的結構、科學發(fā)現(xiàn)的邏輯、以及科學的不同學科所提出的問題等等，從本體論、認識論和方法論諸層面提供合適的解答。在美國科學哲學家瓦托夫斯基看來，科學哲學“本身也成為一門多邊的和嚴密的獨立學科”，它“把邏輯批判和改造的分析工具連同哲學概括的綜合努力一道應用于科學史和當代的科學思想”，分析和闡釋“科學思想的概念和模式以及它們的本質內容”，“是自然科學和人文科學之間的一座橋梁”。［2］瓦托夫斯基的這種看法，得到了當今大多數(shù)科學哲學家的支持。美國哲學家歐內斯特•內格爾（ErnestNagel）認為，科學哲學就是研究科學的邏輯，其中有三個領域需要研究：“科學解釋的本質、科學概念的邏輯結構以及對各門科學中知識主張的評價”。［3］歷史主義科學哲學的先行者、英國哲學家圖爾敏（StephenE．Toulmin）直截了當?shù)卣f，當代科學哲學與倫理學、邏輯學、知識論等哲學分支一樣，是一門探索和分析科學研究過程中的諸要素的獨立性學科。

約翰•洛西則獨辟蹊徑，對科學哲學作了一種頗具類型學意味的總結。在他看來，關于科學哲學，至少存在四種不同類型的觀點：

（1）在某種意義上，科學哲學是關于主要科學理論之世界觀的表述；

（2）科學哲學研究科學活動的預設和前提；

（3）科學哲學是一門分析和澄清科學的概念和基礎的學科；

（4）科學哲學是以探究科學研究區(qū)別于他種研究的本質特征、科學研究的方法、科學解釋的條件，以及科學定律、原理的認識論地位為其主要任務的標準二級哲學學科。［5］至此，科學哲學的語義基本上得到澄清，它至少包含了三個層面：

（1）作為哲學思潮的“科學性哲學”；

（2）作為廣義的“哲學活動”的科學哲學；

（3）作為哲學學科的科學哲學。①需要指出的是，在當代，作為一種思潮的狹義的“科學性哲學”，已經(jīng)失去往日的理論魅力，沒有多少信徒對它頂禮膜拜了。人們更傾向于接受后兩種意義上的科學哲學，并賦予它獨立的哲學學科地位，使得哲學避免了成為科學的附庸的噩運。當然，我們也不應否認，在狹義的“科學性哲學”與作為廣義的哲學活動和哲學學科的科學哲學之間，并不存在不可逾越的鴻溝，它們之間具有歷史的連續(xù)性和邏輯關聯(lián)性。

二、科學哲學的類型分析

澄清“科學哲學”的語義，無疑有助于我們理解科學哲學。但是，要進一步界定它，還需要進一步對它進行類型分析，甄別它的領域。因為，“（雖然科學哲學看起來）是處理一組密切聯(lián)系的問題的一個得到清晰界定的學科，但實際上由于科學哲學在當前才被扶植起來，它還不是一個得到合適規(guī)定的分析領域。相反那些在這個領域的有貢獻的人們經(jīng)常表現(xiàn)出極其懸殊的目的和方法……”［3］（P2）也就是說，當人們出于不同的研究目的、采用不同的研究方法來研究科學時，就會產生不同類型的科學哲學。其中的差異，集中體現(xiàn)在加里•古汀（GaryGutting）所概括的對待科學知識的不同態(tài)度之上，不同的態(tài)度造就了領域有別、旨趣各異的不同類型的科學哲學。第一，經(jīng)驗主義的或實證主義的態(tài)度。經(jīng)驗主義將科學當作唯一名副其實的知識，哲學最多是一種澄清科學的結論及其藉以產生的方法之元反思（metareflection）。第二，康德式的或批判主義的態(tài)度。批判主義認為，科學僅僅提供一階知識（first－orderknowl－edge），而哲學家則通過追溯科學知識之可能性的必要條件來揭示一種別具一格的真理領域。為哲學主張進行辯護要求預設科學的有效性，但是這些主張本身（與實證主義科學哲學的那些不同）構成與科學真理相比而具有不同位階的“先驗”真理領域。第三，本體論的或形而上學的態(tài)度。持此態(tài)度的哲學家主張，存在一個完全獨立于（并且在某種意義上優(yōu)越于）科學的哲學真理領域。這種獨立的哲學真理提供了一種更普遍、更基本、或者說更具體的關于實在的洞見，而科學只是它的從屬部分，并且必須利用它科學才能得到理解。

一般來說，實證主義者以及分析哲學家常常持第一種態(tài)度。他們堅持哲學的知識論立場，名正言順地將知識（經(jīng)驗科學）高懸在哲學的廟堂，以之作為哲學的典范，賦予經(jīng)驗科學一種至高無上性，并企圖用科學改造哲學，使哲學科學化。科學哲學就是研究科學邏輯———研究科學推理的規(guī)則及其有效性———的哲學學科，這一傳統(tǒng)深深地滲入歐美科學哲學家的血液之中。維也納學派的創(chuàng)始人石里克認為，哲學與自然科學不僅領域完全相容，而且兩者之間存在一種自然的關系：哲學的要素存在于一切科學之中，它應該在自然科學這片故土中探尋具有普遍有效性的第一原則。［7］卡爾納普主張，所有的哲學問題都是與科學及其命題、概念和理論的邏輯分析有關的邏輯問題，哲學無非是科學的邏輯而已，其使命就在于尋求具有句法特征的公理，以系統(tǒng)地說明語言的形式規(guī)則以及從這些規(guī)則中所產生的結果。質言之，哲學、科學哲學、科學邏輯、科學語言的形式句法學具有相同的領域，因而是等價的。［8］石里克、卡爾納普等人的觀點深深地影響了歐美分析哲學家對科學哲學之領域的理解。內格爾明確地主張，科學哲學就是“對科學知識和邏輯方法……的組織中顯示的邏輯模式的考察”，其相應的研究領域包括三個分支：科學解釋的本質、科學概念的邏輯結構以及對各門科學中知識主張的評價。前一分支領域主要研究科學解釋的邏輯結構及其相互關系，它們在研究中的功能，以及知識系統(tǒng)化的手段；第二個分支領域研究的問題是：“經(jīng)由各種各樣的定義技術和測量技術對科學概念的表達，它們與觀察資料的聯(lián)系，以及它們在科學上有意義的條件”；第三個分支領域研究的是：“對各門科學中的知識主張進行評價的問題，如與或然性推理結構、在評價證據(jù)時采取的原則，以及歸納推理的辯護有關的問題。”內格爾坦承，感知覺的認識論問題以及宇宙的統(tǒng)一性等問題，與科學實踐相去甚遠，也無助于澄清我們對科學方法及其成果的理解，因此，他不會將這些問題納入科學哲學的范圍內。［3］（P2－3）當然，即使在歐美科學哲學家陣營里，也有不少人認識到，科學邏輯常常離不開科學認識論，故將二者合稱為“邏輯的科學哲學”（TheLogicalPhiloso－phyofScience）。它既要研究科學知識的性質和結構，又要研究科學知識的發(fā)現(xiàn)和增長。而且，一旦將“科學邏輯”一詞理解為一種包含“辯護的邏輯”（Logicofjustification；Logicofproof，也有人譯為“證明的邏輯”）與“發(fā)現(xiàn)的邏輯”（Logicofdiscover－y）在內的廣義概念，科學哲學的研究旨趣就會從邏輯向歷史拓展，開創(chuàng)科學哲學與科學史互動協(xié)進的新局面。與分析哲學家們的經(jīng)驗主義態(tài)度相對立的，是大陸科學哲學家們的形而上學態(tài)度。他們反對賦予自然科學“君臨天下”的地位，堅持人文科學（精神科學）的獨立性，主張在科學之上尚有一個決定科學之可能性的獨立的真理領域。這種態(tài)度，最早可以追溯到黑格爾的自然哲學。黑格爾從他那個時代的科學成果出發(fā)，反對心物之間的二元對立。在他看來，自然并非如笛卡爾所預設的那樣是由力學規(guī)律所控制的諸物質對象合奏而成的樂章，而是一幅貫穿著歷史觀念的動態(tài)圖景。歷史和自然是不可分割的，它們是絕對精神得以產生的同一過程中的兩個不可分割的部分，由絕對精神的辯證運動規(guī)律范導。黑格爾的這個基本結論，突出了以歷史科學為代表的精神科學的合法性，它不但得到了大陸哲學家們的繼承，而且孕育了強調精神科學之獨特地位的新主張。柏格森則強調內在時間對于物理時空所具有的優(yōu)先性，并從進化論的角度闡明了生命與時間的演化過程，為擺脫心物二分的窠臼提供了一個可資借鑒的途徑。狄爾泰、布倫塔諾和胡塞爾、海德格爾、?？碌热藶榇淼臍W洲大陸學者，進一步反思自然科學的合法性與客觀性基礎及其與人類文化的關系。他們反對自然科學所標榜的與主體無涉的、價值中立的客觀性，強調作為認識主體的人在認識中的基礎性作用。一旦他們將主體的人及其知識行為作為自己的研究對象，就形成了狄爾泰的生命哲學、布倫塔諾的描述心理學、胡塞爾的超越論現(xiàn)象學（或科學論）、海德格爾與梅洛龐蒂的存在主義、福柯的知識考古學等等。這些關于科學的種種理論，被加里•古汀稱之為形而上學態(tài)度的科學哲學，是大陸科學哲學中不可或缺的思想流派。

如所周知，在大陸科學哲學陣營中，由于這些哲學家們在反思科學時的理論出發(fā)點不同、所持立場有別、采用的方法各異，導致他們的哲學主張各不相同，所研究的領域也各有側重。然而，甄別之余，人們還是能夠發(fā)現(xiàn)它們之間在研究領域上有著某種一致性。這些領域包括：

（1）對實證主義和唯科學主義的批判。胡塞爾痛批實證主義砍掉了科學的頭顱，［9］海德格爾甚至發(fā)出了“科學不思想”的吶喊，直陳科學不能向人們揭示“存在”（being）的弊端。

（2）從更為廣泛的與科學關聯(lián)的領域來審視科學的合法性基礎。胡塞爾不僅從形式上分析了科學可能性的邏輯條件，而且還揭示出科學在生活世界的日常實踐中的意義起源；海德格爾則用關于人類存在（“此在”）的生存分析（existentialanalysis）取代胡塞爾關于觀念本質（idealessences）的本質分析（eideticanalysis），得出了與胡塞爾一致的結論：科學必須在其與日常生活世界的聯(lián)系中才能得到理解。

（3）向主體自身回溯，追尋科學的可能性條件。對科學知識的批判主義態(tài)度，則發(fā)端于康德的認識論批判，并由此演變出批判主義的科學哲學。康德提出“認識何以可能”的問題，導演了哲學史上的“哥白尼革命”。自此以后，人們意識到，科學只是一種“一階的知識”，只有解決了科學的可能性問題，科學才會具有真理性，因此，在研究“認識”之前，應該先對“認識”進行認識。于是，一個君臨科學真理之上的一個先驗真理領域———“二階的知識”———開始展現(xiàn)在人們面前。在“回到康德”的旗幟下，“新康德主義者”柯亨、納托爾普、卡西爾等人認為，哲學的任務就是要說明包括數(shù)學在內的科學知識的可能性條件，并進而闡釋包括倫理、藝術、宗教在內的一切知識的可能性。新康德主義者繼承了康德的先驗原則，承認對對象的認識需要通過知性的概念“形式”來建構純感性“質料”，但拋棄其“自在之物”的觀念，否認在它們之間存在著一種中介———時間、空間等感性的先天形式，也不承認認識質料和認識形式之間的區(qū)別，試圖消解康德學說所存在心物關系矛盾。他們認為，哲學要成為確定科學事實及其邏輯前提的先驗方法，就必須認識到，經(jīng)驗對象的建構只能在科學史的歷程中才能實現(xiàn)，其對應于科學家所提供的精密形式結構之精確性的每一個發(fā)展階段，都離不開對世界的理解。因此，在卡西爾看來，科學并未展現(xiàn)出一幅關于實在的客觀圖景，毋寧說，它奠基于對材料（da－ta）的選擇及其符號化解釋。質言之，科學就像語言、藝術、神話、宗教一樣，也是對于實在的符號化解釋，并且是文化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因為文化并不局限于人文，它也囊括了科學和技術在內。

柯亨的先驗方法、卡西爾的符號學說等使得批判主義科學哲學在人類文化領域中牢牢地占據(jù)了一席之地，批判哲學的信徒卡爾•波普則使這種科學哲學達到了高峰。②卡爾•波普高舉“批判理性主義”的大旗，主張科學哲學就是要研究“知識的邏輯”，即分析科學家提出假設、建構理論的認識論和方法論基礎。［10］他反對賴欣巴哈、卡爾納普等實證主義者對知識的邏輯所做的“歸納重建”，認為“科學知識的邏輯分析與事實問題無關，而只與正當或正確的問題有關。它的問題是下列這一類的：一個陳述能被證明為正當嗎？這個陳述在邏輯上是否依賴于某些別的陳述？或者與它們相矛盾？……”［10］（P8）因此，從方法論上看，重建知識的邏輯就是要運用“試錯法”對科學理論進行批判性的“演繹檢驗”：借助演繹邏輯，從嘗試性理論中得出一些結論；然后在這些結論之間，并和其他有關的陳述加以比較，來發(fā)現(xiàn)它們之間存在的邏輯關系（如等價性、可推導性、相容性、不相容性）。

三、科學哲學的工作定義

如上所述，對待知識的三種不同態(tài)度，造就了不同派別的科學哲學，由此產生了各派別的科學哲學在研究領域上的分歧。但是，如果我們像賴爾所說的那樣，偶爾地回顧確定一下所追隨的思想路線和出發(fā)點，［11］（P8）通過回顧與比較，總能夠在不同的科學哲學家之間找到他們的哲學思想的出發(fā)點和思想路線的某種契合，并形成一個思想之網(wǎng)。事實上，就科學哲學陣營來看，盡管在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經(jīng)驗主義的科學哲學家與形而上學的大陸科學哲學家之間的關系曾經(jīng)達到了彼此無話可說的地步，但是，大多數(shù)科學哲學家都不會在加里•古汀所區(qū)分的不同態(tài)度之中，作出絕對取舍。無論是兩大派別產生的早期，還是它們發(fā)展過程的后期，在其代表人物之間都展開了內容豐富、富有成果的對話。這種碰撞所產生的思想火花，至今仍然激蕩在科學哲學的上空，為后來者帶來了無限的啟示。在筆者看來，在這些不同派別的科學哲學之間，至少存在以下幾個方面的共同點：（1）哲學觀上某種程度的不謀而合。他們至少都會在某種程度上持有這樣一種觀點，即，科學哲學就是對科學的一種批判性重建，盡管它們在重建的出發(fā)點、方式等方面各有不同。這或許是大陸科學哲學與英美分析性科學哲學的一個交匯點。（2）方法上某種程度的殊途同歸。19世紀末以來，時代精神發(fā)生了顛覆性的變革，人類精神已經(jīng)進入了“分析的時代”。這個時代的思想家，無不以“分析人的思想、分析人們理解和接受這個世界或相互交流的觀念”［12］為己任，因此，分析的方法不僅是分析哲學家的專利，而且也得到許多大陸哲學家的青睞。這個時代的科學哲學，則力圖：“

（1）理解科學的方法、基礎和邏輯結構；

第4篇：科學哲學范文

從哲學基礎上講，當代的科學哲學研究形成了兩個迥異的派別，一是分析經(jīng)驗主義，其代表是作為20世紀西方哲學重要分支之一的西方科學哲學；二是以辯證唯物主義為原則和立場的科學哲學，以俄（蘇）和我國的科學哲學研究為代表。就俄（蘇）和中國的科學哲學來看，雖然二者同屬的研究傳統(tǒng)，但由于兩國在科學、文化以及社會政治等方面的不同，形成了各自的鮮明特色。

一、蘇聯(lián)的自然科學哲學問題研究

蘇聯(lián)的自然科學哲學問題研究包括兩個領域。其一是自然科學本身的哲學，是對有關物質世界、自然現(xiàn)象的科學理論本身的客觀內容以及對所運用的相應的實驗和理論的認識手段所作的哲學分析。這一部分旨在揭示科學研究的具體世界觀和方法論內容，即越來越深入到自然科學中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世界觀和方法論。其二是對整體的自然科學和自然科學各部門所作的哲學分析，旨在闡明自然科學理論認識客觀世界的規(guī)律和方法，闡明科學理論的結構、科學認識中經(jīng)驗層次和理論層次的相互關系。這一角度的研究側重于科學理論的結構、科學認識的方法、理論原理和證明的論證方式、科學動態(tài)發(fā)展的規(guī)律等。蘇聯(lián)學者把這一角度的研究稱為“科學哲學的側面”［1］（p2）。也就是說，蘇聯(lián)的自然科學哲學問題研究內在地包含了科學哲學的萌芽。但是，在20世紀60年代之前，蘇聯(lián)關于該問題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第一個領域中。“蘇聯(lián)時期一直存在的重要爭論是辯證唯物主義和自然科學的關系問題。”［2］（p2-3）從蘇聯(lián)出版的經(jīng)教育部審定核準的第一部自然科學哲學問題的教科書《自然科學哲學問題教程》（該書由時任《哲學科學》編委、莫斯科大學哲學系教授、自然科學哲學教研室主任c.t.麥柳欣主編）的內容上看，蘇聯(lián)自然科學哲學問題研究的重心基本上圍繞前一個領域，而對所謂的“科學哲學的側面”則很少觸及。

20世紀60年代中期，蘇聯(lián)的自然科學哲學問題的研究出現(xiàn)了重大的轉折，傳統(tǒng)的自然觀研究開始退居次席，以科學認識論和科學方法論為核心的科學哲學研究逐漸成為研究的主導方面。1979年，в. а. 本文由收集整理卡爾普寧、б. м. 蘇哈諾夫和в. и. 沙羅格拉茨基出版了一部有代表性的著作《自然科學和技術科學的方法論基礎》。作者認為，自然科學的發(fā)展會不斷揭示出自然界的發(fā)展趨勢和過程，而唯物主義辯證法在這一過程中的作用，就是發(fā)展科學研究的方法論。該書逐一研究了力學、物理學、化學、技術科學的有關資料，論述了自然科學和技術科學進一步發(fā)展的前景和更為迫切的方法論問題，即，“科學認識中經(jīng)驗和理論的相互關系，理論知識的綜合，科學的相互聯(lián)系和相互作用，元理論研究的哲學意義等問題”①。與此同時，蘇聯(lián)的一大批學者，如б. μ. 凱德洛夫、μ. з. 奧麥利雅諾夫斯基、в. с. 高特、м. в. 莫斯捷巴涅科、в. и. 勃拉恩斯基、в. р. 伊瓦諾夫、а. д. 烏爾蘇爾、в. а. 施托夫等人相繼出版了大量的著作，從各個方面對自然科學的方法論進行了討論，這反映了蘇聯(lián)哲學界對科學認識方法論研究的重視。

在1981年4月22—24日召開的全蘇第三屆自然科學哲學會議上，科學院院長г. л. 亞歷山大洛夫指出，“自然科學哲學問題是對自然科學的方法論基礎，對自然和人在自然中的位置最普遍的看法進行探索和思考的一個中心樞紐”［3］（p407）。由此可見，這一轉向已使得蘇聯(lián)自然科學哲學問題研究的內涵發(fā)生了變化。

蘇聯(lián)科學哲學的產生和發(fā)展，始終是在辯證唯物主義的傳統(tǒng)下進行的。對這一過程進行分析，有利于我們正確評價傳統(tǒng)下的科學哲學研究。從總體來看，西方的研究者對蘇聯(lián)自然科學哲學是持全盤否定態(tài)度的。［4］（p99）西方的“科學史家和科學哲學家們長期討論蘇聯(lián)出版物中的這些問題，他們關心的是，這些問題是真問題，還是人為的、政治的產物。當真影響了蘇聯(lián)科學家們的思考，還是僅僅就是個裝飾”［2］（p3）。只有少數(shù)西方學者對蘇聯(lián)自然科學哲學采取了比較客觀公正的態(tài)度。格雷厄姆在大量具體研究的基礎上，客觀地評價說：“我相信辯證唯物主義對蘇聯(lián)一些科學家的工作的確產生了實際的影響，在一些情況下，這種影響幫助他們形成認識結論，并贏得了國外同行對他們的認可。”［2］（p3）

二、中國的自然辯證法研究

中國自然辯證法研究的第一個范式是自然觀范式。［5］（p56）從20世紀50年代到80年代初，自然辯證法的研究主要是辯證唯物主義自然觀，并以自然觀為基礎，建立了由自然觀、科學觀和科學方法論構成的內容體系。

中國科學哲學的產生來源于自然辯證法研究范式的轉換。20世紀90年代末期，自然辯證法的研究范式發(fā)生了多個方向的轉向，其中包括科學哲學、科學方法論、科學思想史、科學社會學、自然哲學等。在傳統(tǒng)自然辯證法的研究中，研究者往往有著雄厚的自然科學基礎，研究主要集中于自然觀和科學觀。隨著研究范式的轉換，譯介和評述西方科學哲學的文章大量出現(xiàn)，科學哲學成為了《自然辯證法研究》和《自然辯證法通訊》兩本核心刊物的主要欄目。自然辯證法的研究內容、研究方法以及研究隊伍都發(fā)生了重大轉向。

自然辯證法為中國科學哲學的產生提供了更為廣闊的背景。20世紀80年代初，自然辯證法學會曾一度號稱中國第一大學會，其研究絕不僅僅限于自己的學術圈子。自然辯證法的特點是兼容并蓄，既是一種學術事業(yè)，又直接面對國家發(fā)展的現(xiàn)實問題，在研究問題時常常借助于其他學科的理論方法。

自然辯證法為中國科學哲學的研究提供了更大的學術空間。科學哲學關注的問題其實是自然辯證法學科的內部問題。正因如此，從學科上我們把自然辯證法調整為科學哲學，但并未放棄自然辯證法。自然辯證法的研究以自然觀為基礎，恰恰是我們相對于西方科學哲學的優(yōu)勢所在。“由于西方科學哲學僅僅面對自然科學，無視自然科學背后的本質和客觀基礎，因此，他們并不

能真正回答理論的內在完備性和科學理論進步之間的關系。”［6］（p111）西方科學哲學的這一特點，是它們在很多問題上不能獲得正確認識的重要原因之一。中國的科學哲學是中國自然辯證法事業(yè)的延伸,傳統(tǒng)的自然辯證法研究決定了中國科學哲學的演進與定位。并且，在中國科學哲學的研究和自然辯證法研究呈并行之勢。

三、差異與趨同

科學哲學在蘇聯(lián)和當代中國的興起，既有共性，也有差別。其共性特征是，在各自國家已有的哲學研究中早已內在地包含有關科學哲學的相關研究。蘇聯(lián)的自然科學哲學問題中包含“科學哲學的側面”，而科學動力學和科學方法論的研究一向也是中國自然辯證法研究的不可分割的組成部分。

在格雷厄姆看來，蘇聯(lián)自然科學哲學問題涉及十分廣泛的領域，包括生命起源、控制論、結構化學、量子力學、相對論和宇宙學等。“蘇聯(lián)上千種關于辯證唯物主義和科學的書籍、文章和小冊子都包含上述各種值得討論的問題。”［2］（p3）蘇聯(lián)的自然科學哲學問題是以辯證唯物主義世界觀為基礎的，而且他們認為，這種世界觀也必會通過相應知識領域的理論內容而被具體化。從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來看，科學不僅是關于世界的理論知識的總和，更是一種社會建制。因此，他們不僅研究科學哲學領域中我們熟知的那些主題，更為注重科學發(fā)展的社會決定要素和動力?？茖W哲學的研究內容屬蘇聯(lián)自然科學哲學問題研究的題中應有之義，因此可以說，蘇聯(lián)科學哲學的出現(xiàn)屬于問題研究的“內部轉換”。

蘇聯(lián)的自然科學哲學問題一直不是蘇聯(lián)哲學的獨立分支，只是辯證唯物主義哲學的一個研究領域。因此可以說，蘇聯(lián)科學哲學的出現(xiàn)使在辯證唯物主義基礎上對自然科學的研究由一個附屬的領域開始走向相對的獨立。

和蘇聯(lián)不同，自然辯證法在中國不僅作為一門重要的獨立學科來建設，而且已經(jīng)成了一項有較大規(guī)模的社會研究事業(yè)。我們不僅成立了全國性的學術組織——自然辯證法研究會，而且這一學科作為高等學校理、工、農、醫(yī)類碩士研究生的公共課大規(guī)模進入了課堂。在“大口袋”思想的倡導下，自然辯證法的研究領域變得越來越廣泛。20世紀80年代，自然辨證法研究主要集中于自然觀、科學觀、科學方法論、自然科學中的哲學問題及科技與社會研究，90年代以來則呈現(xiàn)出多元化的發(fā)展趨勢，學術研究不斷拓展，成果更加豐厚。劉嘯霆將自然辯證法的精神財富和價值概括為五個方面。其一，它恢復和堅持了哲學中的分析精神；其二，它堅持和宣揚了科學中的哲學精神，包括對科學精神、科學理性、科學文化的研究；其三，它探索了科學發(fā)展和發(fā)展的邏輯、模式、機理等；其四，它回答了人與自然的基本關系；其五，它無私地培育和扶助了許多新興的學科，在自然辯證法的事業(yè)下還為很多新的學科如科學社會學、科學管理學、科學政策學等的發(fā)展提供了理論基礎和發(fā)展的空間。［5］（p58）1996年，于光遠在他的著作《一個哲學學派在中國興起》中指出，中國正在興起一個哲學學派——自然辯證法學派。這個學派的特征是：首先，它屬于；其次，除傳統(tǒng)的自然觀、科學觀研究外，它還特別重視社會實踐問題，如西部大開發(fā)、科教興國、國家創(chuàng)新體系、可持續(xù)發(fā)展等。

第5篇：科學哲學范文

關鍵詞：社會建構；科學哲學；科學實踐

Abstract：SocialConstructionwithitsradicalattitudeshasposedchallengestothephilosophyofsciencetousesocialrealismtoreplacenaturalrealism.Thesechallengesaremainlyreflectedinthreeaspects：toreplacereasonablenesswithsymmetry，logicwithcontext，andrealismwithconstructionism.Suchchallengehasopenedabroadsocialandculturalanalyticcontextforscientificknowledgeand，isofgreattheoreticalandpracticalsignificance.However，thiswasdoneattheexpenseofthenaturalbasisonwhichscienceisbuilt.Thesolutiontothisdilemmaliesinscientificpractice.

Keywords：socialconstructionism；scientificphilosophy；scientificpractice

對傳統(tǒng)科學哲學的批判最有力的來自于布魯爾，以他為代表的社會建構主義以其激進的姿態(tài)向科學哲學提出了挑戰(zhàn)，目的就是要用社會建構論來取代自然實在論。

一、以對稱性取代合理性

科學合理性一直是科學哲學的核心內容。正如邏輯實證主義代表人物賴欣巴哈在《科學哲學的興起》一書中所言，科學哲學的中心問題是闡明科學的合理性，目的在于建立自然科學的認識論基礎。勞丹在《進步及其問題》一書中也有對科學合理性極為重視的類似表達。同時，科學合理性理論一直是科學哲學中眾說紛紜的并不一致的核心內容。自18世紀啟蒙理性主義誕生以來，哲學家們大多把科學知識視為自然之鏡，是對外部世界的真實摹寫，是不以科學家的個人品質和社會屬性為轉移的客觀知識。此時對科學合理性的理解當以邏輯實證主義所倡導的標準科學合理性模型(又稱邏輯合理性模型)為典范，該合理性模型的核心是規(guī)則，例如：邏輯規(guī)則、算術規(guī)則、數(shù)學及科學方法論等。以卡爾納普、賴欣巴哈等為代表人物的邏輯實證主義者把觀察看作是不可懷疑的、中立的、可靠的，單靠經(jīng)驗可決定理論真?zhèn)危ㄟ^制定對應的規(guī)則來檢驗定理，進而檢驗理論的正確與否。正如賴欣巴哈所言：“哲學不過是科學理論和科學方法的邏輯分析，歸納邏輯應當是科學知識合理性的根據(jù)，理論之被接受……是以事實到理論的推論為基礎；這個推論不是演繹的，而是歸納的。所給予的是觀察材料，觀察材料構成確定的知識，理論是通過確定的知識被證為有效的。”[1]值得一提的是，邏輯實證主義者注重把邏輯和方法的不變性作為科學合理性標準，并沒有考慮科學發(fā)現(xiàn)中的歷史、社會和心理因素。緊隨其后，批判理性主義代表人物波普及其追隨者雖然在劃界標準、科學邏輯的性質上與邏輯經(jīng)驗主義有著嚴重分歧，對他們的意義標準并無興趣，排斥歸納邏輯，但他們的科學方法論仍然是科學邏輯，只不過是比邏輯經(jīng)驗主義的歸納邏輯更強的演繹邏輯而已。同樣，他們也沒考慮科學發(fā)現(xiàn)范圍內的社會、歷史和心理因素。拉卡斯在《科學史及其合理性的重建》一文中指出，科學哲學的首要原則就是選擇一些方法論原則，以構成全部科學研究的說明性工作的框架。在這種哲學的指導下，人們就應該可以把科學展示成具體體現(xiàn)這種科學哲學的各種原理，并且是根據(jù)它的教誨而發(fā)展的某種過程。只要人們做到這一點，他們就可以根據(jù)哲學來表明科學是合理性的。拉卡托斯把那些確立在科學方法論原理上的工作稱為“合理性重建”或“內在的歷史”。同時，拉卡托斯認為給社會學家預留了一個角色，讓他們以“外在的社會史”來解釋理性主義無法說明的非理性的殘余物。拉卡托斯的觀點可以概括如下：①內在史是自足的，具有自主性，可以展示出科學發(fā)展的所有合理性，本身就可以說明科學發(fā)展的主要特征；②相對于外在史來說，內在史具有一種重要的優(yōu)越地位，外史不過彌補了存在于合理性與現(xiàn)實性之間的非理性因素。因此，社會學的研究屬于“病態(tài)”社會學研究，亦即科學方法無法充分說明的所有問題，就移交給社會學家進行研究，進行非合理性的外史說明。拉卡托斯說：認為科學的內在的歷史是第一位的，外在的歷史是第二位的，因為外在的歷史之最重要的問題都是由內在的歷史界定的。外在的歷史要么對速度、位置、選擇性等以及對人們根據(jù)內在的歷史解釋的各種歷史事件提出非理性的說明；要么在歷史與人們對它的合理性重建有所不同時，提出對這種不同之發(fā)生原因的經(jīng)驗性說明。但是科學增長的合理性方面完全可以由人們的科學發(fā)現(xiàn)的邏輯來說明。

南京工業(yè)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勞丹在其《進步及其問題》中，把科學合理性與進步性緊密聯(lián)系在一起，認為合理性在于做出最進步的理論選擇。科學進步則表現(xiàn)在一個理論總體解題效力的提高，即盡量擴大已解決的經(jīng)驗問題的范圍，同時盡量縮小反常問題和概念問題的范圍。同時，勞丹對“認知社會學”提出了警告：“我們若要研究科學的合理性的社會背景，必須先懂得什么是合理性?！盵2]230在他看來，科學的合理性只是意味著整體上遵循科學的方法，并不是說科學家的行為都是合理性的。因而，強綱領SSK的原則不能界定一個值得承認的科學實踐方式(即知識社會學)，它對科學實踐的說明也不能用于說明它自身。勞丹希望社會學家扮演著自己的本分角色，或回到與思想史和認識論完全不相干的科學的非認識的社會學中，或在遵循一定的劃界原則的前提條件下進入認識論。在后一種情況下，他建議社會學家遵循一種“外理性原則”。按照這種方法論的約定，“當且僅當那些信念不能用它們的合理性來解釋時，知識社會學才可能參與對信念的解釋。”[2]217這種思想史家與知識社會學家的分工得到了牛頓·史密斯[3]的支持。牛頓·史密斯認為，至少存在關于信念的最低限度的理性說明，可以用來決定一個確定的信念在一個給定的情境中是否合理。大多數(shù)科學哲學是“內在”于科學的認識論之中，區(qū)分了科學知識的標準、證據(jù)與推理和那些至少在理想上被排除在認識論之外的社會因素之間的區(qū)別。在社會學內部，由羅伯特·默頓所確立的規(guī)范的社會學傳統(tǒng)，目前仍然在美國學術界占統(tǒng)治地位，強調從社會學的角度來研究自然科學，但堅持科學制度與規(guī)范是主要的研究對象，拒絕社會學介入科學知識的成功內容。默頓學派一直關心的是科學工作是怎么樣在制度化與文化中體現(xiàn)出來，恰當?shù)亟忉屗鼈優(yōu)槭裁磿撾x了已有的社會規(guī)范。

面對著科學哲學家與社會學家如此不公平的分配任務，布魯爾與巴恩斯提出了強烈的異議。對知識內容在哲學家與社會學家之間不公正的分配，引起了社會建構主義的強烈不滿。為此布魯爾提出了對稱性原則。對稱性原則是布魯爾強綱領的核心[4]，其具體內容是同一類型的原因應當既可以說明真實的或合理的信念，也可以說明虛假的或不合理的信念。對稱性原則堅持，無論真的還是假的，合理的觀點還是不合理的觀點，只要它們?yōu)榧w所堅信，就全部都應平等地作為社會學的探究對象，都應訴諸于同樣類型的原因獲得解釋。這就意味著理性的信念和非理性的信念具有同等的認識論地位，理性的信念并不比非理性信念具有什么特別優(yōu)越的地位。從而否定了理性模式，為其科學合理性的社會學解釋模式尋求合法依據(jù)。布魯爾曾經(jīng)多次舉一個例子[5]來說明這種對稱性?？紤]兩種不同的原始文化部落(T1和T2)，每一個部落中，都有一些人們傳統(tǒng)的信念，以及人們普遍接受的被認為比其他理由更有說服力的理由。每一個部落都有一些用以表達其偏好的詞匯。面臨著在自己的部落文化的信念與另一個部落文化信念之間進行選擇時，每一個人都很自然地傾向于自己的文化傳統(tǒng)。對部落的人來說，這些文化傳統(tǒng)將會提供可用來對信念的選擇進行證明的或辯護的規(guī)范與標準。關鍵在于，社會建構主義認為，他們的選擇與評價像這兩個部落的成員的選擇及評價一樣，是與環(huán)境密切相關的，并不存在著與環(huán)境無關或超文化的合理性規(guī)范，并且“可以作為證據(jù)的理由”具有偶然性。在一種環(huán)境中可算作是某種信念的“可以作為證據(jù)的理由”，在另外一種環(huán)境中會被看作一種截然不同的東西。因此，社會建構主義所關注的并不是“可以作為證據(jù)的理由”，它所關注的恰恰是“可以作為證據(jù)的原因”的理由。堅持知識與信仰是一回事。實際上，這就意味著人們只能夠依賴于其部落的傳統(tǒng)信念來對真理與謬誤做出“直接”的肯定。社會建構在社會語境下對科學合理性的一種解讀，理性、客觀性和真理等概念的全部內容最終被歸結為某一共同體采用的社會文化規(guī)范，消除了科學合理性的客觀理性基礎。正如馬丁·霍利斯在《社會對實在的破壞》一文中所言，“強綱領的目的是腐蝕掉人們所熟悉的客觀性概念之理性基礎”[6]。

布魯爾的上述觀點引發(fā)了勞丹與他的一場著名的爭論。勞丹認為，不論科學研究的個體還是群體，他們所持有的理性信念和非理性信念具有完全不同的產生條件，因而不構成對稱性主題。首先，就科學研究的個體而言，他在采納某種理論信念之前，必須具體說明該理論信念的因果關系和邏輯基礎，用因果關系解釋理論信念，通過邏輯推論過程完成因果解釋，這樣就可成為保證其理性信念的原因。與此相對的，對非理性信念的因果解釋卻需要極為不同的解釋，因為它們是“由社會和心理行為的直接行為導致的信念”[7]59。勞丹曾舉例說：“如果接受某種信念X是先前接受信念Y和Z自然而合理的結果，那么認為信奉X直接就是由于社會或經(jīng)濟原因引起的就毫無道理了。對信念Y和Z的接受當然也可能是社會因素在起作用，此時我們可以認為對X的接受(在理性上的支配)是社會境況的間接結果。但是這并不能用來反駁以下說法：對于某一思想家接受X的最直接最根本的說明是，它是Y和Z的理性結果。另一方面，如果某人接受信念a，而a與他的其他信念b、c……i并不在理性上相關，那么對他所信奉的a的唯一自然的說明看來應該根據(jù)理性之外的因素來作出，例如該信仰者社會(或心理)的狀況?！盵2]207其次，就科學研究的群體而言，他們所持有的理性信念和非理性信念所產生的條件也完全不同?！拔覀兛梢栽O想，人類社會存在兩個群體：一個是非理性社會，另一個是理性社會。在理性社會中，人們只能在仔細懷疑之后，而且只能在行動者(指理性社會群體)自我意識到與自然相關部分的因果聯(lián)系后才會采納信仰，這些相互聯(lián)系在很大程度上是構成理性行動者信念的原因。在非理性社會里，即允許存在認識無政府主義的社會里，每個人可以采用獨立于任何公共的認知政策的信仰。每個人或一些人可以有信仰的原因，也可以沒有；每個人可以有信仰的證據(jù)，也可以沒有等等?！盵7]62理性社會和非理性社會的信念形成社會機制完全不同，兩種不同信念來源于兩個不同的社會組織基礎，這直接駁斥了布魯爾的對稱性原則。

對上述勞丹論證其不合理假定思想的觀點，布魯爾予以激烈的批評和反駁。布魯爾認為，勞丹的理性解釋模式實際就是“手段—目的計算模型”，該模型不論用于科學研究個體還是群體都缺乏說服力，更無法否定對稱性。他認為，勞丹的錯誤在于貶低了非理性信念，把非理性信念等同于經(jīng)歷恐嚇、賄賂、洗腦或者損傷后的頭腦內容。但是，非理性信念和理性信念的產生真的不同嗎?布魯爾認為，理性與非理性的對比不過是表明了“大腦是一個計算的機器”，“理性”表明機器處于運行狀態(tài)，“非理性”是表明機器中斷和失控的標簽[8]。機器的運行和中斷不過是裝置的兩種可能的物理狀態(tài)，這種狀態(tài)不需要任何先驗的評價，“運行”和“中斷”的語言體現(xiàn)了對稱性原則。布魯爾還認為，勞丹的錯誤在于把對稱性理解為“完全因果同質”即同種原因只能產生同種結果。而實際上，同種原因完全可產生不同的結果。

總之，勞丹在這爭論中始終堅持外理性原則，堅定地捍衛(wèi)科學合理性理論。而布魯爾則一直堅持要用對稱性原則來取代科學哲學中的合理性，平等地看待理性和非理性，主張對所有的信念進行社會因素解釋。勞丹在這里不僅強調了知識，而且還強調了知識是真實的內容。從這一點來看，像勞丹那樣要求把產生真實信念的機制與產生錯誤虛假機制區(qū)分開來的做法看來是合理的，因為它是借助了自然來進行的辯護機制。但如果強調的是“制造過程”，那么要求解釋產生信念的機制，而不問其認識論地位如何，同樣也是合理的。從這一角度來看，布魯爾認為除非社會約定，否則不會存在著這樣一個過程，能夠區(qū)分出真與假的信念，這也有其合理的成分。二、以發(fā)現(xiàn)的語境取代辯護的邏輯

社會建構與科學哲學之爭的關鍵還在于發(fā)現(xiàn)的語境與辯護的邏輯之爭。科學或更為一般的經(jīng)驗探索，就是利用種種手段去發(fā)現(xiàn)世界可能是如何，但無論什么樣的結果出現(xiàn)，得服從具有權威的哲學判斷，以確保是合理的知識?？茖W哲學本身就具有某些毫無疑問的評價標準，如一套先驗的邏輯范疇，無論是在康德意義上，還是在邏輯實證主義意義上，這套規(guī)范都是無時間性的。

社會建構主義關鍵點在于拒斥這種“第一哲學”，他們認為，首先，發(fā)現(xiàn)的語境與辯護的邏輯的區(qū)分是非常難以進行的；其次，有關勞動分工的問題，也即科學家的工作在前，哲學家的工作在后。這特別在邏輯經(jīng)驗主義的工作中體現(xiàn)得最為突出，他們趨向于把科學哲學視為一種在時間上后繼，是尋求對“完成了的”陳述系統(tǒng)的永恒的評價標準。再次，它還會產生出科學家自己在評價他們工作的角色與權利的問題，因為它同樣把評價權威置于科學家之上，以致蔑視實際的科學工作者的能力與決定權。

社會建構主義還認為，作為一種合理的論證的辯護模式，消除了科學研究實際上所涉及的艱苦工作。在具有邏輯重構特征的論證被形成之前，(社會學家與歷史學家所感興趣的)幾乎所有的艱苦工作都已經(jīng)完成。但對哲學家來說，論證是很有規(guī)則的，它并不會顯現(xiàn)科學家實際上所顯現(xiàn)的工作步驟。這種重構或許可能表明我們外行人能夠接受的科學結論，但這是一種錯誤，這種錯誤理想化了認知活動的概念。如果認為這種重構代表著科學家在制造知識過程中的實際推理，那么這與科學家的實踐的認知活動無關。

這種區(qū)分還具有更進一步的意義。一個更為重要的意義是對發(fā)現(xiàn)的(邏輯)理性的明確拒斥。邏輯實證主義視發(fā)現(xiàn)的過程為隨意的、偶然的、神秘的或幸運的。因此，科學哲學傾向于放棄對歷史學家、心理學家、社會學家或者說其他探索者感到需要進行研究的實際場所的混沌狀態(tài)的語境。獲取帶有真理主張的理論的科學家本身就是人，在各式各樣的不同的社會與歷史環(huán)境中獲取了他們帶有機遇與幸運的成果，但科學哲學家總是要施展他們的想像力、理論與實驗方法的嚴格性來制止這類混亂的語境，他們所制造的理論能夠被合法化與建構為真理的命題，他們?yōu)榭茖W家制造了帶有徹底簡明與確定特性的邏輯的評價標準。

在邏輯實證主義看來，科學發(fā)現(xiàn)的語境，就像語境自身一樣，是不能被化為經(jīng)驗的。但對辯護語境的分析卻給形式邏輯以特權?！百囆腊凸嘘P發(fā)現(xiàn)的語境與辯護的語境的區(qū)分的要點在于有關科學數(shù)據(jù)產生的信息是無關于對這些數(shù)據(jù)的評價的。”[9]還有另外一種區(qū)分，即“內部”與“外部”之分，內部被確定為邏輯的，而外部被認為是經(jīng)驗的或甚至非理性的。社會建構主義的突破點就在于尋求發(fā)現(xiàn)中邏輯的作用，尋求辯護中的科學合理性的產生的社會致因。這樣，邏輯在發(fā)現(xiàn)中就具有作用，社會與心理的因素，最重要的文化因素的“價值”在辯護中也就扮演著重要角色。

隨著“價值”一詞的引入，兩種語境的區(qū)分中的問題最終顯露出來：傳統(tǒng)的科學哲學所持有的發(fā)現(xiàn)的與辯護的區(qū)分，目的在于強調上述“價值”對理論的評價(規(guī)范標準)的無關性。規(guī)范并不是來自于經(jīng)驗的結果：兩者間有著一個無法逾越的界線。兩種語境的區(qū)分是邏輯實證主義的中心教條。社會建構主義否認這種鴻溝的存在。因此，從一開始，強綱領SSK與科學哲學的對抗，甚至超過了它與默頓式的科學社會學的對抗。強綱領SSK要求用社會學來取代科學哲學，正如斯奈扎克所指出的那樣：“布魯爾不斷地把傳統(tǒng)哲學及其‘理性主義’的認識論作為一種特殊的目標。強綱領的整個事業(yè)就是特別關注于用社會學來取代所有的傳統(tǒng)的認識論，繼承了被稱之為哲學的所有主題”[10]。

科學哲學家認為觀察與推理對辯護是關鍵的。社會建構主義聲稱，當他們把觀察與推理置于其真實的語境之中時，這些實踐看起來并不像是哲學家所歸屬的辯護的結果。也就是說，科學家不僅是在觀察；他們在特殊的場所，為特殊的目的而設計與操作特殊的實驗，他們用特殊的測量儀器來計算特殊的樣本，他們?yōu)樘厥獾奶镆把芯窟x擇特殊的場所?？茖W家并不理性；他們解釋觀察與實驗，他們支持或批評猜測或假說，他們推理出結果，他們把模式擴展到新領域。在他們進行的所有活動過程中，他們有著多種理由來進行一種特殊的選擇與決定，理由包括可行性、可能的應用、審美價值、其他同事的利益、可能的消費者的利益、對形而上學與意識形態(tài)的反映。這些就是包含在“社會”大傘下的各種因素。社會學家主張知識生產就體現(xiàn)在這些混合因素之中，意味著這樣的實際實踐會以這種或那種方式脫離了在哲學描述中的理想，知識并不具有傳統(tǒng)哲學所描述的那種優(yōu)越性。

三、以建構論取代實在論

科學與非科學的劃界問題，在波普看來是科學哲學的中心問題，并且解決這一問題需要在科學方法論中尋求答案，因為，方法論可以解釋科學在提供有關自然的可靠而有效的知識方面的優(yōu)越性。在波普以前，實證主義認為科學是通過經(jīng)驗積累的經(jīng)驗證據(jù)來為理論做出辯護，科學家運用確定的事實來證實理論，如果他們成功了，那么科學就在向真理邁進。波普意識到，這種實證主義的策略會因為歸納問題而擱淺。因此，他更偏向于證偽而不是證實，用猜想代替了確定的真理?？茖W通過大膽的猜想與嚴厲的批判而走向真理?？茖W家從問題出發(fā)，走向邏輯概括與基本語句，這些理論概括與基本語句在原則上都是可反駁的。猜想越大膽，科學(客觀知識)進步的速度就越快?？茖W必須接受嚴厲的判決性實驗的檢驗，盡最大的努力去反駁理論。沒有什么理論能夠被免于批判。因此，科學不是證實的游戲(尋求與普遍的理論相吻合的證據(jù))，而是反駁的游戲(尋求證據(jù)來反駁它)，科學理論不是確定的真理，而是更加大膽的猜測。波普的證偽主義為區(qū)分科學語句與非科學語句提供了一個劃界標準。對波普的劃界標準，柯林斯認為其問題集中在證偽性的經(jīng)驗證據(jù)是否具有可重復性這一點上?？勺C實性或可證偽性作為一個邏輯條件，而證實與證偽卻是實際的觀察與實驗的過程，波普與柯林斯都意識到了這一點。他們爭論的焦點在于，證偽是用直白而清晰證據(jù)去反駁理論，還是說證偽過程具有解釋的模糊性，只有通過復雜的社會磋商來解決。此時，哈里·柯林斯提出了所謂的“實驗者回歸”的問題：最著名的論證出現(xiàn)在其《改變秩序》一書所討論的韋伯對引力波探測的實驗中。最初的發(fā)現(xiàn)刺激了大量在實驗上“重復驗證”的努力，包括許多物理學家努力建造的“引力波探測器”。結果是一組類似的但不完全相同的探測實驗，其中有一些肯定的結果，另外一些是否定的結果。在這種情況下，引力波是否已經(jīng)被探測到的問題同樣也是實驗是否有能力的問題，什么樣的探測器被正確地設計的問題。如果我們知道了引力波是怎樣圍繞在我們的身邊，我們就能說什么樣的實驗是有能力的，什么樣的探測器是好的。如果我們知道了什么樣的實驗是能勝任的，我們就能說引力波是什么樣的。這樣，在柯林斯看來，并不存在嚴格的標準來判斷一種合理的實驗結果或者一種好的實驗儀器，所有評價儀器的標準依賴于儀器在實驗中所產生的結果。這樣就導致一種實驗的循環(huán)：好的實驗儀器只有通過其獲得的正確結果來定義，而正確的結果只有用好的儀器才能獲得?？铝炙箞猿终J為這種不正常的循環(huán)總是要困擾任何實驗者。這就是“實驗者回歸”。在實踐中，這種回歸是通過科學家之間的談判來解決的，并且這種談判并不依賴于任何認識論的標準，而是靠解釋學的力量來解決的，特別是由參與這場爭論的科學家盟友與其敵人所組成的“核心群”的磋商過程?！昂诵娜骸背蓡T的活動，是運用“磋商策略”來打破實驗者的回歸，其結果是形成各方都感到滿意的“適當?shù)目茖W知識”。正是“核心群賦予社會偶然性以方法論的正當性”[11]。這就不僅對實驗證據(jù)的確定性，而且對其合理性也產生了懷疑。因此，實驗并不能為科學知識提供任何合理的基礎。所以，在柯林斯看來，正是科學家之間的談判，而不是自然界本身決定著什么作為一種有能力的實驗，決定著什么才能算作實驗結果，因此，這項研究對實證主義的劃界標準提出了挑戰(zhàn)。確定某些實驗是否重復、是否可信，這僅是權力的顯現(xiàn)，是一種文化與修辭的游戲，結果，實證主義的劃界標準就成為科學家之間磋商的產物，也就是一種社會建構。

總之，20世紀70年代布魯爾提出了強綱領之后，標志著科學哲學出現(xiàn)了社會學轉向，傳統(tǒng)的科學哲學也碰到了前所未有的嚴峻挑戰(zhàn)。應該承認強綱領的工作是值得肯定的，這主要因為它突破了傳統(tǒng)哲學預設的自然科學知識內容不可被社會學家碰的，打開了科學知識的“潘多拉盒子”，打開了科學知識的廣闊的社會與文化的分析語境，正確地看到了社會與文化因素是真理不可或缺的一種組成部分。但是，它夸大社會因素的作用，認為社會因素是首要并且是決定性因素，而自然科學知識是科學內外的人們社會交往的產物，科學知識是由人們借助于權力與修辭手段社會性建構出來的；在這建構過程中，自然界只起很小的作用或者幾乎不起任何作用。這種貶低甚至完全忽視自然界作用的做法，就切斷了知識與物理世界的聯(lián)系，顯然消解了科學知識的客觀性和真理性，也沒有給科學的內在邏輯留下位置。正如曹天予所指出的那樣：“在對科學知識的實際產生和演化過程的分析中，一旦自然狀態(tài)的基本作用被社會語境所取代(在這種社會語境中研究資源以一種特定方式被分配)，那么一些認識論術語，諸如實在論和相對主義，應該相應地用社會術語所取代(諸如由某些研究資源支持的最容易得到的證據(jù)等)。而這必然導致去消解科學的合理性思想，而科學合理性思想是不可分割地與揭示自然奧秘聯(lián)系在一起。”[12]因此，對科學哲學中傳統(tǒng)問題的探討，我們不光要重視社會維度，也要更重視自然維度，不能顧此失彼。當然，我們也不贊同科學哲學中的反映論傳統(tǒng)，我們應該從理論走向實踐，從表征走向干預。這種實踐的科學觀它包容了諸如自然與社會、理性—非理性、主觀—客觀、主體—客體、物質—精神、可說—不可說等一系列矛盾的辯證運動，實踐范疇因而具有不可還原性和不可分解性的過程客觀性?？茖W實踐中所融入的所有的異質性的文化因素都在實踐的開放性過程中歷史性地注入科學實踐的過程，并在相互作用的過程中制造出科學。這一過程并不是把某些因素強行地化歸為單一要素(如化歸為自然，或化歸為社會)，而是一種辯證的綜合，科學是在各種異質性要素的辯證的綜合的語境之中突現(xiàn)出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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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篇：科學哲學范文

管理是隨著人類社會的發(fā)展及其需要應運而生的。總體來說，人類的管理經(jīng)過本能、經(jīng)驗、科學三個階段，而當下，正在由科學管理向哲學化進步。

一、從本能管理到科學管理

人類由聚居部族到城邦，最原始的管理，沒有任何的經(jīng)驗可供參考，主要依靠管理者的“悟性”和個人的地位與魅力。那個時候，大凡優(yōu)秀一些的管理者通常被視為圣人，他們是“上帝”或者“道”的化身，他們憑借對人與人之間的關系的理解，開創(chuàng)了一些初始的管理理念，例如中國的“仁政”。東周“百家爭鳴”的時候，諸子開始總結前人的智慧，本能管理已經(jīng)進入了尾聲，開始進入另一個時期——經(jīng)驗管理時期。

當人類積累一定管理經(jīng)驗的時候，借鑒前人經(jīng)驗成為管理智慧的主要來源，在這個階段，管理者一般都精通歷史，從歷史中找到管理的得失和方法，《資治通鑒》也就是這種背景下誕生的。但是，經(jīng)驗管理容易厚古薄今，而且經(jīng)驗畢竟是前人的經(jīng)驗，不可直接使用。更讓人惋惜的是，中國的經(jīng)驗管理因循色彩和習慣都很濃重，以至于沒有朝科學管理的方向發(fā)展。

科學管理起源于西方的企業(yè)管理，經(jīng)過工業(yè)化的催動從而不斷地發(fā)展和完善。到今天為止，從泰勒到德魯克，管理科學已經(jīng)成了一門內容豐富、使用范圍廣泛的科學。這些管理思想和管理方法構成了現(xiàn)代社會管理科學，對工業(yè)化和現(xiàn)代化的發(fā)展產生了直接的推進作用

二、從科學管理向哲學化管理是大勢所趨

科學管理思想是不是人類最好的管理理念呢?答案是否定的。我們從中外管理的實踐與思考的歷史都看到這樣的局限，尤其是金融危機以及以往的經(jīng)濟問題，印證了西方管理理論的局限甚至失敗。

首先，科學止于人性?？茖W管理是以物質為基礎的，原先所說的科學層面的管理，其實都是單模塊的“事”與“物”本文由收集整理上的管理，如物流、財務、營銷、生產、甚至人力資源的部分內容。當管理上升到真正的以“人”為本時，科學就顯得捉襟見肘了。

其次，科學管理是分專業(yè)的，是以相對特定的領域和靜止的環(huán)境為前提的。科學管理系統(tǒng)，大多是方法和工具，而研究這些具體的方法與工具之間的關系、研究更高層的規(guī)律，尤其是現(xiàn)代社會的人和化無常，確立組織的根本規(guī)律，就需要更高層次的思辨模式了，這就是管理哲學。

當人類管理進入真正的“人本”時期，進入整體思維時期，進入不是對具體表象而是對規(guī)律加以研用的狀態(tài)，就是管理的哲學化開始。管理的哲學化不是否定科學，相反，管理哲學化是以管理科學為基礎的。

那么管理哲學研究什么呢，有人用企業(yè)文化來代替，筆者認為這是不全面的。按照中國術語來說，管理哲學的內容起碼應包括:立心、立制、立人；其中，立心為本。立心，就是確立企業(yè)的基本精神、性格、價值取向、基本思路，包括企業(yè)在若干問題上的決策依據(jù)，如:穩(wěn)定與發(fā)展，合作與競爭，知與行，個體與團體等。這些問題與企業(yè)文化的理念部分有相似的地方，但不是絕對的相等。立制，就是建立企業(yè)基本的運行模式與規(guī)則，尤其包括企業(yè)權利體系，這是企業(yè)運行的基礎。立人，在企業(yè)是培養(yǎng)團隊，在個人則是安身、立命、智慧，這兩者是相輔相成的。在此，我們需要進一步強調的是，管理哲學的生成，首先是以對管理科學從學理與現(xiàn)實運作層面進行深刻的反思，勘定其合理與合法的范圍為前提。同時，管理哲學的崛起，內在要求現(xiàn)代管理必須植入文化與科學兩個基本因素，達到對文化有新的自覺，對科學也要有新的自覺，從而實現(xiàn)人文管理與科學管理的綜合，并在人的感性與理性，在個體、組織與社會之間探尋管理的新平衡。由此可見，管理哲學對管理科學的內在超越，是現(xiàn)代管理理論與實踐演進的必然。雖然管理哲學的生成步履艱難，但從管理科學向管理哲學的深層轉變卻具有內在的邏輯必然性和無法抗拒的現(xiàn)實動因。

管理哲學對“以人為本” 的深度解讀，既使人、人性、人的價值在管理活動中得到落實，也使人在管理中的自我激勵、自我創(chuàng)造和自主開發(fā)真正得以實現(xiàn)，充分顯示了管理哲學以價值理性為邏輯起點的管理思維。由此出發(fā)，管理獲得了新的“畫面”，管理不再僅是采取單一的技術手段，而應是技術、倫理、文化和哲學綜合作用的過程，這為真正提升現(xiàn)代管理水平、改進現(xiàn)代管理方法提供了具體的路徑。這就打破了管理科學的僵化模式，推動著現(xiàn)代管理從具體操作層面到價值前提與管理理念的更新，使管理的“人化” 空間得以充分地成長。管理哲學， 以新的價值原則、思維方式和理論邏輯把握“管理”、運用“管理”、推進“管理”，為我們帶來了管理理念的革命性變革。

三、現(xiàn)代管理科學發(fā)展的哲學軌跡

現(xiàn)代管理科學的發(fā)展，經(jīng)歷了“古典管理”、“行為科學”、“管理叢林”，直至今天的“企業(yè)文化”階段。

現(xiàn)代管理科學發(fā)展的第一階段(1900～1930)，是以f·w泰羅、 m·韋伯為代表的“古典管理”階段。在這個階段上，主要把近代自然科學成果引入企業(yè)管理，提高效率，但其實質卻把人變成了機器的附庸。它忽視了人是富有情感、具有主動精神的主體。這個時期，泰羅盡管側重研究管理技術問題，但他卻注意到了科學管理的本質問題。他認為：“科學管理從本質精髓來說，包含某種哲學。”因此，有人把泰羅看成是首先提出管理哲學的管理論者。

現(xiàn)代管理科學發(fā)展的第二階段(1930～1960)，是以梅奧、麥格雷戈、馬斯洛等為代表的“行為科學”階段。行為科學的崛起及其廣泛應用，心理學展開了對管理科學的實驗研究，社會學也開始把管理作為社會群體生活的一個方面來加以研究。此外，美學、倫理學、邏輯學等學科也日益與管理學相結合。在上述諸學科研究成果的基礎上，管理方法論、管理心理學、公共關系學、管理邏輯學、管理倫理學等各門分支學科相繼發(fā)展起來。管理的研究方法也就由“古典管理”階段的自然科學數(shù)量方法轉向理論研究的哲學思辨方法，以探求管理主體在管理過程中的地位、意義和人文傾向。

現(xiàn)代管理科學發(fā)展的第三階段(1960～1980)，是以多種管理學派并存為特點的“管理叢林”階段。這個階段上的理論把企業(yè)看成是一個開放的社會技術系統(tǒng)，力圖從整體上把握管理與環(huán)境之間的相互聯(lián)系、相互影響和相互作用，使得管理實踐和管理理論的哲學色彩大大加深。

現(xiàn)代管理科學發(fā)展的第四階段(1980～)，就是“企業(yè)文化”階段。在這個階段上，把文化學的研究成果，應用到企業(yè)管理中來，充分發(fā)揮文化的作用。在當今企業(yè)經(jīng)濟活動中，人是最寶貴的財富。許多發(fā)達的國家把聚集培養(yǎng)人才看成是整個管理活動生存發(fā)展的源泉。這就是說，在現(xiàn)代管理中，重視管理主體的價值，進而形成現(xiàn)代化管理的主導力量和核心，是現(xiàn)代化管理思想哲學傾向的重要方面。

從管理哲學的視角來看，管理決不僅僅是一種工具、一種技術手段，更重要的是一個價值實現(xiàn)的過程。因為任何管理都不僅僅要滿足組織目標的實現(xiàn)，而應有更高層次的追求——展開與實現(xiàn)人的自我價值。由此，任何管理組織、管理方式、管理方法與管理行為都應該指向這一終極目標，并以這一目標的實現(xiàn)狀況作為標準來評判、矯正、重建管理組織、管理方式與管理行為。毋庸置疑，就管理科學總的發(fā)展趨勢而言，管理科學正在經(jīng)歷著由“物本” 管理向“人本”管理的轉化，對管理文化和管理倫理的認識和分析已成為現(xiàn)代管理科學研究的熱點和前沿。而“以人為本”，重視企業(yè)發(fā)展中人的要素影響，重視組織精神和組織價值理念的培育，把員工素質的提高作為組織績效提升的重要手段，更成為當前企業(yè)文化建設的核心。

四、中國式管理哲學

所謂中國管理哲學，是以“中國管理科學化，管理科學中國化”為宗旨，以集科學、文化、藝術三位一體為特征，用中國傳統(tǒng)管理范式“文化管理”來統(tǒng)帥西方管理制度和工具，所形成的行之有效、生生不息的管理哲學。

中國的管理哲學中有兩個關鍵詞，一個是專制，一個是仁義。前者來自法家，后者來自儒家。漢以后，王霸雜用，成外儒內法。但不管是法家還是儒家，都是針對“人”的管理，更重要的是，都有一套完整的思想體系。隨著社會的發(fā)展，人權意識的提高，中國的管理哲學必將走出一條抑“專制”而興“仁義”的道路。未來的中國管理哲學體系也不僅僅是傳統(tǒng)哲學，更不是專指儒家文化，“文化大融合”是必須的，所以，未來的中國式管理的哲學基礎可能是在“中庸”原則下的人文主義、科學主義、民族主義、資本主義、集權主義、神秘主義的統(tǒng)一。中國的管理比西方早得多。西方所謂科學管理，無非幾百年歷史，無論是霍桑試驗還是泰羅制。中國的管理有幾千年歷史，《孫子兵法》、《論語》中，都有重要的管理思想。我們?yōu)橹袊挠凭脷v史而驕傲，為中國傳統(tǒng)的管理思想而驕傲。不過中國的管理發(fā)明那么早，為什么近代以來管理落后于西方發(fā)達國家那么多呢？“中國有管理哲學，沒有管理科學”，什么是管理哲學，什么是管理科學呢？

（一）哲學是理念，科學是實操

兵法云：知己知彼，百戰(zhàn)不殆。這是典型的理念，即指導思想。沒有理念，我們做事就沒有方向，不知道價值。但是，僅有理念行不行？當然不行，必須解決實操問題。

如何知己，如何知彼？需要運用大量的科學方法，如：調查、偵查、信息收集、數(shù)據(jù)分析、沙盤推演等等。這些，需要很多自然科學知識，僅僅依靠社會科學的理念和邏輯，肯定遠遠不夠。

（二）哲學是戰(zhàn)略，科學是戰(zhàn)術

戰(zhàn)略，表現(xiàn)在某一時點的總體布局，某一階段的綜合謀劃。在中國的管理哲學中，對戰(zhàn)略管理描述很多。如：圍魏救趙，這是很好的戰(zhàn)略布局。如何去圍，派誰去圍，什么時間開始圍，圍的程度如何，都需要通過一系列的戰(zhàn)術動作去完成。這不是幾個字的戰(zhàn)略目標可以解決的，需要大量的排兵布陣來實現(xiàn)。

其實，今天的科學發(fā)展觀，同樣是哲學問題。這是國家發(fā)展的戰(zhàn)略思想，如何實現(xiàn)科學發(fā)展，則需要解決大量戰(zhàn)術層面的問題。

（三）哲學是宏觀，科學是微觀

古人講：“半部《論語》治天下”。這是何等的氣派。其實，這里說的治，主要是從宏觀的哲學思想來講。治理國家，不要說現(xiàn)代國家，即使在古代，僅有哲學思想也遠遠不夠。國家需要組織、法律、管理、技術；需要物質生產、精神建設、文化事業(yè)；等等。

這里講的管理哲學，也是經(jīng)過實踐檢驗屬于科學的范疇。而管理科學特指西方近代產生的科學管理?？茖W管理給了我們組織、制度、管理、流程、分析、控制等手段。這些，發(fā)源于西方伴隨工業(yè)革命產生和發(fā)展。中國歷史上，沒有真正的工業(yè)革命時期。所以，中國人的思維方式，定性多、定量少；行為方式，滿足差不多，不追求精細化；表達方式，縱論天下多，具體分析少。

中國改革開放這30多年以來，才真正開始了工業(yè)革命的進程，開始了科學管理的發(fā)展。打開窗戶看一看，日本人的精細、德國人的嚴謹，都給中國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們要用幾十年時間，完成西方人幾百年的科學管理歷程，真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

第7篇：科學哲學范文

【關 鍵 詞】總體觀/總體方法/全然性/時代性

【 正 文】

一、馬克思列寧主義總體觀回顧

的創(chuàng)立與發(fā)展是同總體、全體、整體、系統(tǒng)等范疇的改造發(fā)展密不可分的　。恩格斯明確指出：“我們所面對著的整個自然界形成一個體系，即各種物體相互聯(lián)系　的總體?！?P492)從客觀內容看，總體包括自然界、社會和思維(作為客體，社會和　思維是自然界的一部分)的過去、現(xiàn)在和將來的無限的發(fā)展。馬克思把總體、系統(tǒng)范疇　運用于分析和解剖人類社會，指出資本主義社會經(jīng)濟結構就是一個“有機系統(tǒng)”，“系　統(tǒng)在其發(fā)展進程中向總體的轉化”。他對最復雜的資本主義商品社會進行經(jīng)濟分析　，揭示了資本主義社會的經(jīng)濟結構規(guī)律，并由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的普遍原理出發(fā)，發(fā)　現(xiàn)了古往今來貫穿人類整個社會的發(fā)展總規(guī)律，創(chuàng)立了唯物史觀。

恩格斯對辯證唯物主義的發(fā)展與自然觀的創(chuàng)新同樣與總體、整體、系統(tǒng)范疇的應用和　深化發(fā)展分不開。他以康德的宇宙總體自組織雙向演化學說為依據(jù)，提出了辯證唯物主　義關于總體的物質自組織原理。盡管當時對宇宙核能源的生成問題還完全不清楚，但恩　格斯運用辯證唯物論的能動的物質觀，站在能量守恒與轉化定律的基點上，從哲學上超　前預測到物質總體的雙向演化的功能，提出了辯證唯物主義的總體自組織原理，使發(fā)展　原理和物質原理在辯證唯物主義的總體范疇中達到真正的統(tǒng)一。他接著從總體方法論的　新視角研究唯物辯證法對當代自然科學的整體方法論的指導作用，并運用總體(整體)范　疇科學地剖析自然界演化的總體系統(tǒng)結構，全面概括19世紀下半葉整個自然科學最新發(fā)　現(xiàn)，構建了自然辯證法這門關于自然科學的總體辯證發(fā)展的哲學新學科。他指出：“整　個自然界形成一個體系，即各種物體相互聯(lián)系的總體”，“宇宙是個體系，是各種物體　相互聯(lián)系的總體”。(P409)

以實踐為基礎的辯證唯物論揭示了自然界、社會和思維的運動的總規(guī)律，使總體范疇　上升為統(tǒng)攝唯物論與辯證思維運動的總的方法論。馬克思在1845年春撰寫的《關于費爾　巴哈的提綱》中運用總體方法，在人的思維與客觀真理、環(huán)境的改變與人的活動當中把　人民群眾改造世界的實踐納入新世界觀；在人的本質與社會形式上引入“社會關系的總　和”的科學觀點，使哲學成為認識和變革世界的新世界觀，使辯證唯物主義　總體觀升華為以變革世界的實踐為特點的總體觀。

列寧在新的歷史時期繼承和捍衛(wèi)了馬克思、恩格斯的唯物主義總體觀的同時，還從兩　個方面深化發(fā)展了辯證唯物主義的總體性原理。其一，把現(xiàn)代唯物主義看成是在時代科　學中從系統(tǒng)到總體的不斷發(fā)展的前進運動，提出了唯物主義在核時代總體發(fā)展的新原理?。黄涠?，從這一新原理出發(fā)，吸取黑格爾的總體方法論有價值的東西，深化了辯證唯物　主義總體范疇的方法論功能和辯證法的總體結構的功能研究。

列寧重點論述以實踐為　基礎的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世界觀的完整的統(tǒng)一性，使唯物主義世界觀推進到　核時代的歷史新水平。他繼續(xù)和發(fā)展恩格斯的徹底唯物主義路線，不但把辯證唯物主義　物質觀提高到核時代的“客觀實在性”，而且從核時代原子核微觀粒子的新發(fā)現(xiàn)出發(fā)，　繼續(xù)深化辯證物質觀，提出“發(fā)展原則”、“統(tǒng)一原則”，“此外還必須把發(fā)展的普遍　原則和世界、自然界、運動、物質等等的統(tǒng)一的普遍原則聯(lián)結、聯(lián)系、結合起來”。[4　](P282)他并以這一發(fā)展唯物論的總體指導思想為依托，從“原子、電子”等微觀粒子　層次上提出“物質深邃無限性”的新原理，這一新原理和列寧對物質“客觀實在性”的　核時代物質觀相結合構成列寧對辯證唯物主義世界觀從系統(tǒng)到總體的時代深化的重大發(fā)　展。他提出的“發(fā)展原則”必須同“統(tǒng)一原則”相“聯(lián)結”、相“聯(lián)系”、相“結合”　的指導性原理，為歷史新時期深化和發(fā)展唯物辯證法科學提供了完整的現(xiàn)代唯物主義基　礎和方法論指南。

二、列寧對辯證唯物主義總體觀和方法論的深化

其一，列寧從哲學是“大圓圈”的新視角展開對唯物主義總體觀方法論探索。黑格爾　提出思辯的總體方法是“真理不外是通過直接性的否定性而回到自身”，“由于上述方　法的性質，科學表現(xiàn)為一個自身環(huán)繞的圓圈，這個圓圈的末端通過中介同這個圓圈的開　端，即簡單的根據(jù)連接著；同時這個圓圈是許多圓圈的一個圓圈……這一鏈條的各個環(huán)　節(jié)便是各門科學”，“方法是僅僅和自身相關的純概念，因此，它是對自身的簡單關系　，這個關系就是存在。但是現(xiàn)在這也是充實的存在，是把握自身的概念，是作為具體的　并且全然集約的總體的存在”。(P263)這是黑格爾關于辯證法的重要的規(guī)定之一，　他以觀念的“全然集約的總體”系統(tǒng)性地表述了自然界的“全然集約的總體”，只要打　破黑格爾封閉的思辯系統(tǒng)，仍會顯露這一方法的總體整合的辯證方法論的現(xiàn)代功能。

現(xiàn)代科學哲學就是這一科學技術系統(tǒng)在經(jīng)過“圓圈的圓圈”的科學技術總　體進行“全然集約的”整合產生了“大圓圈”——即各門科學的新的哲學“總體”整合　的結果。列寧把哲學的辯證思維的總體“大圓圈”看成是在實踐中沿螺旋線上升的一次　比一次更深刻的辯證的思維圓運動，由感性具體的簡單的(抽象的)規(guī)定性經(jīng)過實踐的檢　驗上升到新一輪實踐的更高的辯證思維中的“理性具體”，進而在更高的實踐過程中經(jīng)　過檢驗達到辯證理性的整體的高度的綜合。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即唯物主義整體綜合　方法論意義上，列寧對黑格爾關于辯證思維通過整體雙重化運動、達到更高的辯證法綜　合有序化的發(fā)展目標給予了高度的評價。黑格爾給當代辯證法設定的目標就是通過否定　性(矛盾性)的雙重化的整體的思維運動，“更大的擴展同時是更高度的集約”，“最豐　富的是最具體的和最主觀的”；“從簡單的規(guī)定性開始，繼之而來的規(guī)定性就愈加豐富　，就愈加具體……在繼續(xù)規(guī)定的每一個階段上，普遍的東西都在提高它以前的全部內容　，它不僅沒有因其辯證的前進運動而喪失什么，丟下什么，而且還帶著一切收獲，使自　己內部不斷豐富和充實起來”，列寧稱這是“對辯證法這個問題，非常不壞地做了某種　總結”。(P261)列寧吸納了黑格爾從總體功能上對辯證法這一最重要的科學界定，　在今天信息高科技時代對于發(fā)展唯物辯證法的總體功能仍有現(xiàn)實的價值。

第8篇：科學哲學范文

關鍵詞：社會建構；科學哲學；科學實踐

Abstract：SocialConstructionwithitsradicalattitudeshasposedchallengestothephilosophyofsciencetousesocialrealismtoreplacenaturalrealism.Thesechallengesaremainlyreflectedinthreeaspects：toreplacereasonablenesswithsymmetry，logicwithcontext，andrealismwithconstructionism.Suchchallengehasopenedabroadsocialandculturalanalyticcontextforscientificknowledgeand，isofgreattheoreticalandpracticalsignificance.However，thiswasdoneattheexpenseofthenaturalbasisonwhichscienceisbuilt.Thesolutiontothisdilemmaliesinscientificpractice.

Keywords：socialconstructionism；scientificphilosophy；scientificpractice

對傳統(tǒng)科學哲學的批判最有力的來自于布魯爾，以他為代表的社會建構主義以其激進的姿態(tài)向科學哲學提出了挑戰(zhàn)，目的就是要用社會建構論來取代自然實在論。

一、以對稱性取代合理性

科學合理性一直是科學哲學的核心內容。正如邏輯實證主義代表人物賴欣巴哈在《科學哲學的興起》一書中所言，科學哲學的中心問題是闡明科學的合理性，目的在于建立自然科學的認識論基礎。勞丹在《進步及其問題》一書中也有對科學合理性極為重視的類似表達。同時，科學合理性理論一直是科學哲學中眾說紛紜的并不一致的核心內容。自18世紀啟蒙理性主義誕生以來，哲學家們大多把科學知識視為自然之鏡，是對外部世界的真實摹寫，是不以科學家的個人品質和社會屬性為轉移的客觀知識。此時對科學合理性的理解當以邏輯實證主義所倡導的標準科學合理性模型(又稱邏輯合理性模型)為典范，該合理性模型的核心是規(guī)則，例如：邏輯規(guī)則、算術規(guī)則、數(shù)學及科學方法論等。以卡爾納普、賴欣巴哈等為代表人物的邏輯實證主義者把觀察看作是不可懷疑的、中立的、可靠的，單靠經(jīng)驗可決定理論真?zhèn)危ㄟ^制定對應的規(guī)則來檢驗定理，進而檢驗理論的正確與否。正如賴欣巴哈所言：“哲學不過是科學理論和科學方法的邏輯分析，歸納邏輯應當是科學知識合理性的根據(jù)，理論之被接受……是以事實到理論的推論為基礎；這個推論不是演繹的，而是歸納的。所給予的是觀察材料，觀察材料構成確定的知識，理論是通過確定的知識被證為有效的。”[1]值得一提的是，邏輯實證主義者注重把邏輯和方法的不變性作為科學合理性標準，并沒有考慮科學發(fā)現(xiàn)中的歷史、社會和心理因素。緊隨其后，批判理性主義代表人物波普及其追隨者雖然在劃界標準、科學邏輯的性質上與邏輯經(jīng)驗主義有著嚴重分歧，對他們的意義標準并無興趣，排斥歸納邏輯，但他們的科學方法論仍然是科學邏輯，只不過是比邏輯經(jīng)驗主義的歸納邏輯更強的演繹邏輯而已。同樣，他們也沒考慮科學發(fā)現(xiàn)范圍內的社會、歷史和心理因素。拉卡斯在《科學史及其合理性的重建》一文中指出，科學哲學的首要原則就是選擇一些方法論原則，以構成全部科學研究的說明性工作的框架。在這種哲學的指導下，人們就應該可以把科學展示成具體體現(xiàn)這種科學哲學的各種原理，并且是根據(jù)它的教誨而發(fā)展的某種過程。只要人們做到這一點，他們就可以根據(jù)哲學來表明科學是合理性的。拉卡托斯把那些確立在科學方法論原理上的工作稱為“合理性重建”或“內在的歷史”。同時，拉卡托斯認為給社會學家預留了一個角色，讓他們以“外在的社會史”來解釋理性主義無法說明的非理性的殘余物。拉卡托斯的觀點可以概括如下：①內在史是自足的，具有自主性，可以展示出科學發(fā)展的所有合理性，本身就可以說明科學發(fā)展的主要特征；②相對于外在史來說，內在史具有一種重要的優(yōu)越地位，外史不過彌補了存在于合理性與現(xiàn)實性之間的非理性因素。因此，社會學的研究屬于“病態(tài)”社會學研究，亦即科學方法無法充分說明的所有問題，就移交給社會學家進行研究，進行非合理性的外史說明。拉卡托斯說：認為科學的內在的歷史是第一位的，外在的歷史是第二位的，因為外在的歷史之最重要的問題都是由內在的歷史界定的。外在的歷史要么對速度、位置、選擇性等以及對人們根據(jù)內在的歷史解釋的各種歷史事件提出非理性的說明；要么在歷史與人們對它的合理性重建有所不同時，提出對這種不同之發(fā)生原因的經(jīng)驗性說明。但是科學增長的合理性方面完全可以由人們的科學發(fā)現(xiàn)的邏輯來說明。

南京工業(yè)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勞丹在其《進步及其問題》中，把科學合理性與進步性緊密聯(lián)系在一起，認為合理性在于做出最進步的理論選擇?？茖W進步則表現(xiàn)在一個理論總體解題效力的提高，即盡量擴大已解決的經(jīng)驗問題的范圍，同時盡量縮小反常問題和概念問題的范圍。同時，勞丹對“認知社會學”提出了警告：“我們若要研究科學的合理性的社會背景，必須先懂得什么是合理性?！盵2]230在他看來，科學的合理性只是意味著整體上遵循科學的方法，并不是說科學家的行為都是合理性的。因而，強綱領SSK的原則不能界定一個值得承認的科學實踐方式(即知識社會學)，它對科學實踐的說明也不能用于說明它自身。勞丹希望社會學家扮演著自己的本分角色，或回到與思想史和認識論完全不相干的科學的非認識的社會學中，或在遵循一定的劃界原則的前提條件下進入認識論。在后一種情況下，他建議社會學家遵循一種“外理性原則”。按照這種方法論的約定，“當且僅當那些信念不能用它們的合理性來解釋時，知識社會學才可能參與對信念的解釋?！盵2]217這種思想史家與知識社會學家的分工得到了牛頓·史密斯[3]的支持。牛頓·史密斯認為，至少存在關于信念的最低限度的理性說明，可以用來決定一個確定的信念在一個給定的情境中是否合理。大多數(shù)科學哲學是“內在”于科學的認識論之中，區(qū)分了科學知識的標準、證據(jù)與推理和那些至少在理想上被排除在認識論之外的社會因素之間的區(qū)別。在社會學內部，由羅伯特·默頓所確立的規(guī)范的社會學傳統(tǒng)，目前仍然在美國學術界占統(tǒng)治地位，強調從社會學的角度來研究自然科學，但堅持科學制度與規(guī)范是主要的研究對象，拒絕社會學介入科學知識的成功內容。默頓學派一直關心的是科學工作是怎么樣在制度化與文化中體現(xiàn)出來，恰當?shù)亟忉屗鼈優(yōu)槭裁磿撾x了已有的社會規(guī)范。

面對著科學哲學家與社會學家如此不公平的分配任務，布魯爾與巴恩斯提出了強烈的異議。對知識內容在哲學家與社會學家之間不公正的分配，引起了社會建構主義的強烈不滿。為此布魯爾提出了對稱性原則。對稱性原則是布魯爾強綱領的核心[4]，其具體內容是同一類型的原因應當既可以說明真實的或合理的信念，也可以說明虛假的或不合理的信念。對稱性原則堅持，無論真的還是假的，合理的觀點還是不合理的觀點，只要它們?yōu)榧w所堅信，就全部都應平等地作為社會學的探究對象，都應訴諸于同樣類型的原因獲得解釋。這就意味著理性的信念和非理性的信念具有同等的認識論地位，理性的信念并不比非理性信念具有什么特別優(yōu)越的地位。從而否定了理性模式，為其科學合理性的社會學解釋模式尋求合法依據(jù)。布魯爾曾經(jīng)多次舉一個例子[5]來說明這種對稱性?？紤]兩種不同的原始文化部落(T1和T2)，每一個部落中，都有一些人們傳統(tǒng)的信念，以及人們普遍接受的被認為比其他理由更有說服力的理由。每一個部落都有一些用以表達其偏好的詞匯。面臨著在自己的部落文化的信念與另一個部落文化信念之間進行選擇時，每一個人都很自然地傾向于自己的文化傳統(tǒng)。對部落的人來說，這些文化傳統(tǒng)將會提供可用來對信念的選擇進行證明的或辯護的規(guī)范與標準。關鍵在于，社會建構主義認為，他們的選擇與評價像這兩個部落的成員的選擇及評價一樣，是與環(huán)境密切相關的，并不存在著與環(huán)境無關或超文化的合理性規(guī)范，并且“可以作為證據(jù)的理由”具有偶然性。在一種環(huán)境中可算作是某種信念的“可以作為證據(jù)的理由”，在另外一種環(huán)境中會被看作一種截然不同的東西。因此，社會建構主義所關注的并不是“可以作為證據(jù)的理由”，它所關注的恰恰是“可以作為證據(jù)的原因”的理由。堅持知識與信仰是一回事。實際上，這就意味著人們只能夠依賴于其部落的傳統(tǒng)信念來對真理與謬誤做出“直接”的肯定。社會建構在社會語境下對科學合理性的一種解讀，理性、客觀性和真理等概念的全部內容最終被歸結為某一共同體采用的社會文化規(guī)范，消除了科學合理性的客觀理性基礎。正如馬丁·霍利斯在《社會對實在的破壞》一文中所言，“強綱領的目的是腐蝕掉人們所熟悉的客觀性概念之理性基礎”[6]。

布魯爾的上述觀點引發(fā)了勞丹與他的一場著名的爭論。勞丹認為，不論科學研究的個體還是群體，他們所持有的理性信念和非理性信念具有完全不同的產生條件，因而不構成對稱性主題。首先，就科學研究的個體而言，他在采納某種理論信念之前，必須具體說明該理論信念的因果關系和邏輯基礎，用因果關系解釋理論信念，通過邏輯推論過程完成因果解釋，這樣就可成為保證其理性信念的原因。與此相對的，對非理性信念的因果解釋卻需要極為不同的解釋，因為它們是“由社會和心理行為的直接行為導致的信念”[7]59。勞丹曾舉例說：“如果接受某種信念X是先前接受信念Y和Z自然而合理的結果，那么認為信奉X直接就是由于社會或經(jīng)濟原因引起的就毫無道理了。對信念Y和Z的接受當然也可能是社會因素在起作用，此時我們可以認為對X的接受(在理性上的支配)是社會境況的間接結果。但是這并不能用來反駁以下說法：對于某一思想家接受X的最直接最根本的說明是，它是Y和Z的理性結果。另一方面，如果某人接受信念a，而a與他的其他信念b、c……i并不在理性上相關，那么對他所信奉的a的唯一自然的說明看來應該根據(jù)理性之外的因素來作出，例如該信仰者社會(或心理)的狀況?！盵2]207其次，就科學研究的群體而言，他們所持有的理性信念和非理性信念所產生的條件也完全不同?！拔覀兛梢栽O想，人類社會存在兩個群體：一個是非理性社會，另一個是理性社會。在理性社會中，人們只能在仔細懷疑之后，而且只能在行動者(指理性社會群體)自我意識到與自然相關部分的因果聯(lián)系后才會采納信仰，這些相互聯(lián)系在很大程度上是構成理性行動者信念的原因。在非理性社會里，即允許存在認識無政府主義的社會里，每個人可以采用獨立于任何公共的認知政策的信仰。每個人或一些人可以有信仰的原因，也可以沒有；每個人可以有信仰的證據(jù)，也可以沒有等等。”[7]62理性社會和非理性社會的信念形成社會機制完全不同，兩種不同信念來源于兩個不同的社會組織基礎，這直接駁斥了布魯爾的對稱性原則。

對上述勞丹論證其不合理假定思想的觀點，布魯爾予以激烈的批評和反駁。布魯爾認為，勞丹的理性解釋模式實際就是“手段—目的計算模型”，該模型不論用于科學研究個體還是群體都缺乏說服力，更無法否定對稱性。他認為，勞丹的錯誤在于貶低了非理性信念，把非理性信念等同于經(jīng)歷恐嚇、賄賂、洗腦或者損傷后的頭腦內容。但是，非理性信念和理性信念的產生真的不同嗎?布魯爾認為，理性與非理性的對比不過是表明了“大腦是一個計算的機器”，“理性”表明機器處于運行狀態(tài)，“非理性”是表明機器中斷和失控的標簽[8]。機器的運行和中斷不過是裝置的兩種可能的物理狀態(tài)，這種狀態(tài)不需要任何先驗的評價，“運行”和“中斷”的語言體現(xiàn)了對稱性原則。布魯爾還認為，勞丹的錯誤在于把對稱性理解為“完全因果同質”即同種原因只能產生同種結果。而實際上，同種原因完全可產生不同的結果。

總之，勞丹在這爭論中始終堅持外理性原則，堅定地捍衛(wèi)科學合理性理論。而布魯爾則一直堅持要用對稱性原則來取代科學哲學中的合理性，平等地看待理性和非理性，主張對所有的信念進行社會因素解釋。勞丹在這里不僅強調了知識，而且還強調了知識是真實的內容。從這一點來看，像勞丹那樣要求把產生真實信念的機制與產生錯誤虛假機制區(qū)分開來的做法看來是合理的，因為它是借助了自然來進行的辯護機制。但如果強調的是“制造過程”，那么要求解釋產生信念的機制，而不問其認識論地位如何，同樣也是合理的。從這一角度來看，布魯爾認為除非社會約定，否則不會存在著這樣一個過程，能夠區(qū)分出真與假的信念，這也有其合理的成分。二、以發(fā)現(xiàn)的語境取代辯護的邏輯

社會建構與科學哲學之爭的關鍵還在于發(fā)現(xiàn)的語境與辯護的邏輯之爭?？茖W或更為一般的經(jīng)驗探索，就是利用種種手段去發(fā)現(xiàn)世界可能是如何，但無論什么樣的結果出現(xiàn)，得服從具有權威的哲學判斷，以確保是合理的知識?？茖W哲學本身就具有某些毫無疑問的評價標準，如一套先驗的邏輯范疇，無論是在康德意義上，還是在邏輯實證主義意義上，這套規(guī)范都是無時間性的。

社會建構主義關鍵點在于拒斥這種“第一哲學”，他們認為，首先，發(fā)現(xiàn)的語境與辯護的邏輯的區(qū)分是非常難以進行的；其次，有關勞動分工的問題，也即科學家的工作在前，哲學家的工作在后。這特別在邏輯經(jīng)驗主義的工作中體現(xiàn)得最為突出，他們趨向于把科學哲學視為一種在時間上后繼，是尋求對“完成了的”陳述系統(tǒng)的永恒的評價標準。再次，它還會產生出科學家自己在評價他們工作的角色與權利的問題，因為它同樣把評價權威置于科學家之上，以致蔑視實際的科學工作者的能力與決定權。

社會建構主義還認為，作為一種合理的論證的辯護模式，消除了科學研究實際上所涉及的艱苦工作。在具有邏輯重構特征的論證被形成之前，(社會學家與歷史學家所感興趣的)幾乎所有的艱苦工作都已經(jīng)完成。但對哲學家來說，論證是很有規(guī)則的，它并不會顯現(xiàn)科學家實際上所顯現(xiàn)的工作步驟。這種重構或許可能表明我們外行人能夠接受的科學結論，但這是一種錯誤，這種錯誤理想化了認知活動的概念。如果認為這種重構代表著科學家在制造知識過程中的實際推理，那么這與科學家的實踐的認知活動無關。

這種區(qū)分還具有更進一步的意義。一個更為重要的意義是對發(fā)現(xiàn)的(邏輯)理性的明確拒斥。邏輯實證主義視發(fā)現(xiàn)的過程為隨意的、偶然的、神秘的或幸運的。因此，科學哲學傾向于放棄對歷史學家、心理學家、社會學家或者說其他探索者感到需要進行研究的實際場所的混沌狀態(tài)的語境。獲取帶有真理主張的理論的科學家本身就是人，在各式各樣的不同的社會與歷史環(huán)境中獲取了他們帶有機遇與幸運的成果，但科學哲學家總是要施展他們的想像力、理論與實驗方法的嚴格性來制止這類混亂的語境，他們所制造的理論能夠被合法化與建構為真理的命題，他們?yōu)榭茖W家制造了帶有徹底簡明與確定特性的邏輯的評價標準。

在邏輯實證主義看來，科學發(fā)現(xiàn)的語境，就像語境自身一樣，是不能被化為經(jīng)驗的。但對辯護語境的分析卻給形式邏輯以特權?！百囆腊凸嘘P發(fā)現(xiàn)的語境與辯護的語境的區(qū)分的要點在于有關科學數(shù)據(jù)產生的信息是無關于對這些數(shù)據(jù)的評價的。”[9]還有另外一種區(qū)分，即“內部”與“外部”之分，內部被確定為邏輯的，而外部被認為是經(jīng)驗的或甚至非理性的。社會建構主義的突破點就在于尋求發(fā)現(xiàn)中邏輯的作用，尋求辯護中的科學合理性的產生的社會致因。這樣，邏輯在發(fā)現(xiàn)中就具有作用，社會與心理的因素，最重要的文化因素的“價值”在辯護中也就扮演著重要角色。

隨著“價值”一詞的引入，兩種語境的區(qū)分中的問題最終顯露出來：傳統(tǒng)的科學哲學所持有的發(fā)現(xiàn)的與辯護的區(qū)分，目的在于強調上述“價值”對理論的評價(規(guī)范標準)的無關性。規(guī)范并不是來自于經(jīng)驗的結果：兩者間有著一個無法逾越的界線。兩種語境的區(qū)分是邏輯實證主義的中心教條。社會建構主義否認這種鴻溝的存在。因此，從一開始，強綱領SSK與科學哲學的對抗，甚至超過了它與默頓式的科學社會學的對抗。強綱領SSK要求用社會學來取代科學哲學，正如斯奈扎克所指出的那樣：“布魯爾不斷地把傳統(tǒng)哲學及其‘理性主義’的認識論作為一種特殊的目標。強綱領的整個事業(yè)就是特別關注于用社會學來取代所有的傳統(tǒng)的認識論，繼承了被稱之為哲學的所有主題”[10]。

科學哲學家認為觀察與推理對辯護是關鍵的。社會建構主義聲稱，當他們把觀察與推理置于其真實的語境之中時，這些實踐看起來并不像是哲學家所歸屬的辯護的結果。也就是說，科學家不僅是在觀察；他們在特殊的場所，為特殊的目的而設計與操作特殊的實驗，他們用特殊的測量儀器來計算特殊的樣本，他們?yōu)樘厥獾奶镆把芯窟x擇特殊的場所?？茖W家并不理性；他們解釋觀察與實驗，他們支持或批評猜測或假說，他們推理出結果，他們把模式擴展到新領域。在他們進行的所有活動過程中，他們有著多種理由來進行一種特殊的選擇與決定，理由包括可行性、可能的應用、審美價值、其他同事的利益、可能的消費者的利益、對形而上學與意識形態(tài)的反映。這些就是包含在“社會”大傘下的各種因素。社會學家主張知識生產就體現(xiàn)在這些混合因素之中，意味著這樣的實際實踐會以這種或那種方式脫離了在哲學描述中的理想，知識并不具有傳統(tǒng)哲學所描述的那種優(yōu)越性。

三、以建構論取代實在論

科學與非科學的劃界問題，在波普看來是科學哲學的中心問題，并且解決這一問題需要在科學方法論中尋求答案，因為，方法論可以解釋科學在提供有關自然的可靠而有效的知識方面的優(yōu)越性。在波普以前，實證主義認為科學是通過經(jīng)驗積累的經(jīng)驗證據(jù)來為理論做出辯護，科學家運用確定的事實來證實理論，如果他們成功了，那么科學就在向真理邁進。波普意識到，這種實證主義的策略會因為歸納問題而擱淺。因此，他更偏向于證偽而不是證實，用猜想代替了確定的真理?？茖W通過大膽的猜想與嚴厲的批判而走向真理。科學家從問題出發(fā)，走向邏輯概括與基本語句，這些理論概括與基本語句在原則上都是可反駁的。猜想越大膽，科學(客觀知識)進步的速度就越快?？茖W必須接受嚴厲的判決性實驗的檢驗，盡最大的努力去反駁理論。沒有什么理論能夠被免于批判。因此，科學不是證實的游戲(尋求與普遍的理論相吻合的證據(jù))，而是反駁的游戲(尋求證據(jù)來反駁它)，科學理論不是確定的真理，而是更加大膽的猜測。波普的證偽主義為區(qū)分科學語句與非科學語句提供了一個劃界標準。對波普的劃界標準，柯林斯認為其問題集中在證偽性的經(jīng)驗證據(jù)是否具有可重復性這一點上?？勺C實性或可證偽性作為一個邏輯條件，而證實與證偽卻是實際的觀察與實驗的過程，波普與柯林斯都意識到了這一點。他們爭論的焦點在于，證偽是用直白而清晰證據(jù)去反駁理論，還是說證偽過程具有解釋的模糊性，只有通過復雜的社會磋商來解決。此時，哈里·柯林斯提出了所謂的“實驗者回歸”的問題：最著名的論證出現(xiàn)在其《改變秩序》一書所討論的韋伯對引力波探測的實驗中。最初的發(fā)現(xiàn)刺激了大量在實驗上“重復驗證”的努力，包括許多物理學家努力建造的“引力波探測器”。結果是一組類似的但不完全相同的探測實驗，其中有一些肯定的結果，另外一些是否定的結果。在這種情況下，引力波是否已經(jīng)被探測到的問題同樣也是實驗是否有能力的問題，什么樣的探測器被正確地設計的問題。如果我們知道了引力波是怎樣圍繞在我們的身邊，我們就能說什么樣的實驗是有能力的，什么樣的探測器是好的。如果我們知道了什么樣的實驗是能勝任的，我們就能說引力波是什么樣的。這樣，在柯林斯看來，并不存在嚴格的標準來判斷一種合理的實驗結果或者一種好的實驗儀器，所有評價儀器的標準依賴于儀器在實驗中所產生的結果。這樣就導致一種實驗的循環(huán)：好的實驗儀器只有通過其獲得的正確結果來定義，而正確的結果只有用好的儀器才能獲得。柯林斯堅持認為這種不正常的循環(huán)總是要困擾任何實驗者。這就是“實驗者回歸”。在實踐中，這種回歸是通過科學家之間的談判來解決的，并且這種談判并不依賴于任何認識論的標準，而是靠解釋學的力量來解決的，特別是由參與這場爭論的科學家盟友與其敵人所組成的“核心群”的磋商過程?！昂诵娜骸背蓡T的活動，是運用“磋商策略”來打破實驗者的回歸，其結果是形成各方都感到滿意的“適當?shù)目茖W知識”。正是“核心群賦予社會偶然性以方法論的正當性”[11]。這就不僅對實驗證據(jù)的確定性，而且對其合理性也產生了懷疑。因此，實驗并不能為科學知識提供任何合理的基礎。所以，在柯林斯看來，正是科學家之間的談判，而不是自然界本身決定著什么作為一種有能力的實驗，決定著什么才能算作實驗結果，因此，這項研究對實證主義的劃界標準提出了挑戰(zhàn)。確定某些實驗是否重復、是否可信，這僅是權力的顯現(xiàn)，是一種文化與修辭的游戲，結果，實證主義的劃界標準就成為科學家之間磋商的產物，也就是一種社會建構。

總之，20世紀70年代布魯爾提出了強綱領之后，標志著科學哲學出現(xiàn)了社會學轉向，傳統(tǒng)的科學哲學也碰到了前所未有的嚴峻挑戰(zhàn)。應該承認強綱領的工作是值得肯定的，這主要因為它突破了傳統(tǒng)哲學預設的自然科學知識內容不可被社會學家碰的，打開了科學知識的“潘多拉盒子”，打開了科學知識的廣闊的社會與文化的分析語境，正確地看到了社會與文化因素是真理不可或缺的一種組成部分。但是，它夸大社會因素的作用，認為社會因素是首要并且是決定性因素，而自然科學知識是科學內外的人們社會交往的產物，科學知識是由人們借助于權力與修辭手段社會性建構出來的；在這建構過程中，自然界只起很小的作用或者幾乎不起任何作用。這種貶低甚至完全忽視自然界作用的做法，就切斷了知識與物理世界的聯(lián)系，顯然消解了科學知識的客觀性和真理性，也沒有給科學的內在邏輯留下位置。正如曹天予所指出的那樣：“在對科學知識的實際產生和演化過程的分析中，一旦自然狀態(tài)的基本作用被社會語境所取代(在這種社會語境中研究資源以一種特定方式被分配)，那么一些認識論術語，諸如實在論和相對主義，應該相應地用社會術語所取代(諸如由某些研究資源支持的最容易得到的證據(jù)等)。而這必然導致去消解科學的合理性思想，而科學合理性思想是不可分割地與揭示自然奧秘聯(lián)系在一起?！盵12]因此，對科學哲學中傳統(tǒng)問題的探討，我們不光要重視社會維度，也要更重視自然維度，不能顧此失彼。當然，我們也不贊同科學哲學中的反映論傳統(tǒng)，我們應該從理論走向實踐，從表征走向干預。這種實踐的科學觀它包容了諸如自然與社會、理性—非理性、主觀—客觀、主體—客體、物質—精神、可說—不可說等一系列矛盾的辯證運動，實踐范疇因而具有不可還原性和不可分解性的過程客觀性?？茖W實踐中所融入的所有的異質性的文化因素都在實踐的開放性過程中歷史性地注入科學實踐的過程，并在相互作用的過程中制造出科學。這一過程并不是把某些因素強行地化歸為單一要素(如化歸為自然，或化歸為社會)，而是一種辯證的綜合，科學是在各種異質性要素的辯證的綜合的語境之中突現(xiàn)出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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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篇：科學哲學范文

關鍵詞：現(xiàn)代藝術；科學哲學； 圖式-修正 ；證偽主義

中圖分類號：J120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672－1101(2011)03－0053－04

一、貢布里希對現(xiàn)代藝術的否定

在迪迪埃?埃里邦（Didier Eribon）對貢布里希長達18個月的訪談錄《藝術與科學》中，貢布里希明確回答了他對現(xiàn)代藝術的態(tài)度：“在文藝復興時期有差的藝術，但現(xiàn)在差的藝術更多。” ［1］

1909年，貢布里希生在一個有著猶太血統(tǒng)的維也納中產階級家庭。父親是名優(yōu)秀的律師，母親則是對古典音樂有著極高造詣的鋼琴家。在這樣的家庭中，貢布里希深受古典文化熏陶，他早期建立的對西方傳統(tǒng)文化的偏愛奠定了一生的價值取向。這種取向從來沒有改變過，即使后來，在《我們時代的藝術》中，他用一本書具體闡述了他欣賞的現(xiàn)代藝術家及作品，但是，這樣的欣賞也是建立在作品在“圖式”發(fā)展歷程中所作貢獻的基礎上。

貢布里希對現(xiàn)代藝術的評價標準依舊延續(xù)其一直以來的“圖式-修正”理論。經(jīng)過這一理論檢驗，即在圖式發(fā)展史中在前人基礎上做出貢獻的現(xiàn)代藝術就是好藝術，反之，則是壞藝術。被貢布里希承認的現(xiàn)代藝術家有：畢加索、波拉克、保羅?克里、瓦薩雷里、莫蘭迪、曼祖、馬里諾?馬里尼等；那么，可想而知，在現(xiàn)代藝術的龐然大軍中更多藝術家是遭到否定的，更別說后現(xiàn)代藝術在貢布里希藝術史理論中的地位了。否定的態(tài)度自然源自他們沒有對圖式發(fā)展做出貢獻。但是，與貢布里希的態(tài)度正相反，他所否認的藝術流派在當時的活動、展覽卻是轟轟烈烈。如此熱鬧的現(xiàn)代藝術氛圍更加襯托了貢布里希對其否定態(tài)度的尖銳。

究其原因，貢布里希對現(xiàn)代藝術的斗爭矛頭主要指向“現(xiàn)代藝術觀念”。他認為正是這些源自黑格爾“時代精神”的觀念，讓很多在藝術圖式上毫無貢獻，甚至只能被他歸類為沒有受過教育的兒童所為登上了藝術的大雅之堂。 這樣，在圖式上不能囊括進“圖式-修正”理論框架中的現(xiàn)代藝術，便被排斥出貢布里希藝術史范圍。貢布里希借助對黑格爾歷史決定論的批判，否定了這些現(xiàn)代藝術的價值。

隨著后現(xiàn)代藝術的興起，藝術史學科發(fā)生了重大的變化，從研究對象到研究范圍、方法,遭到了普遍質疑，在接受挑戰(zhàn)的過程中，更多藝術史學家為藝術史的研究貢獻了不同的方法。在當代藝術史理論發(fā)展的背景中，貢布里希的藝術史理論更多以“知覺主義”著稱，面對早已脫離架上繪畫媒介的眾多當代藝術，貢布里希的“圖式-修正”理論遇到了越來越多的質疑。直到2002年貢布里希去世后蓋棺定論之作《對原始性偏愛》的出版，也沒有為詮釋現(xiàn)代藝術、當代藝術提出更有效的方法。貝爾廷認為貢布里希的圖式-修正理論就是這樣一種藝術史，“被構成為一個學習的過程，其中對現(xiàn)實的再現(xiàn)被作為一個永恒的問題提了出來。然而，把藝術形式的整個問題簡化成一種模仿的行為將會是一個錯誤。模仿只有在藝術模仿自然之處才是可測定的。但是，當藝術模仿（社會的、宗教的、個人的）現(xiàn)實生活時，對照現(xiàn)實的常數(shù)，模仿的結果必然會顯得非常失真。因為現(xiàn)實生活總是在不斷變化的，在其轉達或模仿能夠被評估之前，它必定總是在被不斷地重新界定。但是另一方面，每一種人文的學科（社會史、思想史，等等）必然會堅持以自己的方式來界定歷史的現(xiàn)實。這樣，藝術史家就會發(fā)現(xiàn)自己面對著一種方法論上的爭執(zhí)，這將會提醒他在自己研究的領域中要更加謙虛謹慎。”［2］

貢布里希對現(xiàn)代藝術的否定同時也暴露了“圖式-修正”理論面臨的困境。

二、科學哲學視野中的貢布里希藝術史理論

1936年，貢布里希在倫敦第一次見到哲學家波普爾。對黑格爾歷史決定論的批判又奠定了兩人相似的歷史觀。受到波普爾“證偽主義”的影響，貢布里希完成了兩部重要藝術心理學著作《藝術與錯覺》、《秩序感》。從而，波普爾的著作成為貢布里希的主要理論參照。這樣，對“圖式-修正”理論癥結的研究勢必轉移到對波普爾“證偽主義”在科學哲學背景中狀態(tài)的研究。

波普爾證偽主義有其自身的局限，這一點，在他之后的科學哲學家（如庫恩、拉卡托斯，費耶阿本德）都不同程度的指出了。前面我們已經(jīng)證明，證偽主義與“圖式與修正”理論的密切關系。但是，貢布里希在運用這一圖式理論解釋現(xiàn)代藝術時卻遇到了很大的困難。筆者認為，貢布里希這種困境的產生必然不能脫離與波普爾證偽主義的關系。

根據(jù)證偽主義理論，無論出現(xiàn)多少觀察陳述都不能證明一個理論是真實的，但是如果出現(xiàn)一個觀察陳述與理論不符，那么這個理論就必定被證偽。證偽主義邏輯前提是“觀察陳述是真實的”，但是歸納主義邏輯被證偽的原因正是“觀察陳述中滲透著理論、觀察陳述易謬”。所以，單憑一個觀察陳述是不能證偽理論。再有，證偽主義有其歷史局限：證偽條件的復雜性，運用證偽主義來編撰科學史時遇到了很多麻煩，例如牛頓力學、愛因斯坦相對論的發(fā)現(xiàn)等，這些理論在提出之初，人們就已經(jīng)發(fā)現(xiàn)出現(xiàn)了這些理論本身沒有辦法解釋的現(xiàn)象，但是，堅持這些理論的科學家并沒有放棄，而是不斷完善，最終實現(xiàn)了“科學革命”的勝利。

如果嚴格按照證偽主義原則，被證偽的理論必須予以拋棄，那么我們現(xiàn)在也許就不會看到那些富有智慧的新理論了。證偽主義之后的很多科學哲學已經(jīng)清晰的指出了波普爾證偽主義的局限。

波普爾哲學由兩個重要部分組成，一是試錯法，即證偽主義原則；二是情景邏輯。這兩個原則同時適用于對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的研究中，波普爾認為，這也是作為“批判理性主義”者必須嚴格遵守的內容，只有這樣，才能向真理無限靠近（盡管永遠無法實現(xiàn)）。貢布里希的“圖式－修正”與“名利場邏輯”直接在波普爾哲學的影響下產生與之有著密切的關系。

在科學哲學視野中，波普爾證偽主義理論之后，有庫恩的“科學革命”、拉卡托斯的“科學研究綱領方法論”以及費耶阿本德的“無政府主義”。這些理論都在不同程度上顛覆了波普爾的證偽主義方法論原則。

托馬斯?庫恩是美國著名科學史家、科學哲學家。他是西方科學哲學中歷史－社會學派最主要的代表，提出了“科學革命”的新概念。把科學看作一定的科學共同體按照一套共有的“范式”所進行的專業(yè)活動，并描繪了一種常規(guī)時期和革命時期相互交替的科學發(fā)展模式。庫恩認為“科學界一種盛極一時的科學理論，以支持另一種與之不相容的理論。每一次革命都必然會改變科學所要探討的問題，也會改變同行們據(jù)以確定什么是可以采納的或怎樣才算是合理解決問題的標準。每一次革命都徹底改變了科學的形象，以致于最后我們不得不說，那個人們在里面進行科學研究的世界也根本變了?！?這樣，科學革命之后出現(xiàn)的新理論，“永遠也不會只是已知事實的累加”，而是對舊理論的重新構思，對原來事實的重新評價。而這樣一個過程更不是一個人一夜之間能夠輕松完成的。

伊姆雷?拉卡托斯是著名的數(shù)學哲學家和科學哲學家，是現(xiàn)代科學哲學“歷史學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拉卡托斯發(fā)現(xiàn)作為自己學說基礎的波普爾證偽主義并不完善，而且不符合科學史。1962年庫恩《科學革命的結構》的發(fā)表，提出了一種新的科學觀，不僅否定了邏輯經(jīng)驗主義，也批判了波普爾的證偽主義，引起了一場曠日持久的熱烈討論。在這場戰(zhàn)爭中，拉卡托斯是站在波普爾一邊的。拉卡托斯在發(fā)展波普爾證偽主義的基礎上，從而避免了庫恩的批判，“在科學發(fā)現(xiàn)邏輯的范圍內把科學的發(fā)展重建為合理的。”拉卡托斯認為“庫恩在反對樸素證偽主義（指波普爾證偽主義）方面，以及在強調科學增長的連續(xù)性、某些科學理論的堅韌性方面，都是正確的。”但他“摒棄了樸素證偽主義，也就摒棄了一切種類的證偽主義，則是錯誤的。庫恩反對波普爾的整個研究綱領，他排除了合理重建科學增長的任何可能性?！?庫恩甚至認為“科學革命是非理性的，是一個暴民心理學的問題”，庫恩將“科學哲學降低為科學心理學”。拉卡托斯認為，庫恩“忽視了波普爾的精致證偽主義及由波普爾創(chuàng)始的研究綱領”，“波普爾用可錯－批評增長的新問題取代了古典合理性的中心問題即關于基礎的老問題，并開始闡述這一增長的客觀標準”。拉卡托斯正是在波普爾的基礎上，進一步發(fā)展，從而形成了科學研究綱領方法論?？茖W綱領方法論，“描述重大科學成就的單位不是孤立的假說，而是一個研究綱領?？茖W絕不是試錯法、一系列的猜測與反駁?！边@樣的研究綱領由“一些方法論規(guī)則構成：一些規(guī)則告訴我們要避免哪些研究道路（反面啟發(fā)法），另一些告訴我們要尋求哪些道路（正面啟發(fā)法）”

費耶阿本德是科學相對主義與歷史主義的堅決捍衛(wèi)者。在《告別理性》一書中，他用了一章的內容從三個方面批駁了波普爾的批判理性主義、證偽與實在論、量子論。費耶阿本德認為，波普爾的思想精髓是“批判理性主義”（這種傳統(tǒng)希望通過與其他人的爭論認知并理解世界）。但是，“這種爭論與其說是對知識混合資源的比較，不如說是對相互矛盾觀點的遠離，因而是多樣性的?！辟M耶阿本德認為波普爾證偽主義具有嚴重的局限性，波普爾是實在論者。費耶阿本德認為：“波普爾的貢獻在于證實理論而不是科學實踐?！薄安ㄆ諣栔貜土饲叭怂f的東西，但是他的重復很糟糕而且沒有對他的先驅進行歷史透視?！辟M耶阿本德通過對理性的歷史性研究，堅持科學相對主義和歷史主義的觀點，并提出我們應該“告別理性”。從而為非西方文化的發(fā)展開辟了新的環(huán)境。

三、貢布里希――歷史學家？

貢布里希藝術史理論為藝術史的發(fā)展指明了一條明確的路線，只有那些符合這一理論的藝術作品才能進入這條路線的序列中，而那些“沒有被照亮”的部分則因其沒有對圖式的發(fā)展作出任何貢獻遭到遺棄。不可否認這一理論在解釋再現(xiàn)性藝術的發(fā)展中取得的成績，但是，它卻否認大多數(shù)現(xiàn)代藝術存在的合理性。

現(xiàn)代藝術家受到“時代精神”的鼓舞，希望在藝術中再現(xiàn)他們感受到的“真實”，為了這樣的目的，藝術家借用了古往今來任何可行的風格，甚至發(fā)明新的方式，這一點，我們在現(xiàn)代、后現(xiàn)代藝術的眾多流派中已經(jīng)體會尤深。藝術在“精神性”的感召下似乎恢復了活力，就像回到了“前科學時期”（來自庫恩的理論），“眾多矛盾觀點并存”，百家爭鳴。此時，由于評價標準的松弛（指沒有唯一的一個或者幾個固定的標準），藝術展現(xiàn)了前所未有的“自由”。藝術領域出現(xiàn)的這種狀況不正與人們對科學看法的改變有很大的相似之處嗎？

波普爾之后，科學哲學家?guī)於魈岢隽恕翱茖W革命”的理論，這種理論使科學的絕對理性權威受到了巨大的挑戰(zhàn)。從對波普爾“批判理性主義”的批判中，我們不難發(fā)現(xiàn)其理論的局限性。而波普爾的局限深深地影響了貢布里希的藝術史理論模式。

在波普爾證偽主義原則的影響下，貢布里希形成了“圖示－修正”理論，并用這一理論成功地解釋了再現(xiàn)性藝術的發(fā)展歷程。但是，當他運用這一理論解釋現(xiàn)代藝術時，卻遇到了困難。情景邏輯是波普爾證偽主義原則的補充，依據(jù)證偽主義原則，波普爾在歷史中揀選了符合他證偽主義標準的理論，而對于那些不符合標準的現(xiàn)象，波普爾則用情景邏輯排斥掉。這種解釋歷史現(xiàn)象的兩個具有互補功能的原則，貢布里希在藝術領域中如法炮制，當運用圖示－修正理論解釋現(xiàn)代藝術面臨困境時，貢布里希啟用了名利場邏輯。

但是，更讓貢布里?！安话病钡氖?，黑格爾“鼓吹”的“時代精神”不僅沒有讓藝術家看到自己成為身處“名利場邏輯”中的受害者，反而變本加厲，藝術家甚至把自己追逐名利的作品看成是對“時代精神”的闡釋。貢布里希認為，這樣，現(xiàn)代藝術家將更難看到自己的問題。難怪，波普爾支持貢布里希與“時代精神”理論“干一仗”。

從上面的敘述中，我們能夠看到貢布里希對現(xiàn)代藝術的看法直接源自波普爾理論。前面已經(jīng)提到，波普爾的“批判理性主義”在解釋歷史現(xiàn)象中暴露了它的局限。在這樣的意義上說，如果我們從波普爾之后科學哲學視野回看貢布里希藝術史理論，相信會對現(xiàn)代藝術有截然不同的理解。

如果從庫恩的角度回看現(xiàn)代藝術的發(fā)展，不難得出結論：現(xiàn)代藝術就是一場轟轟烈烈的革命帶來的“新世界”，它有著自己不同于已往的“新范式”。而這個“范式”是什么？即與傳統(tǒng)藝術徹底斷裂而另起爐灶的“時代精神”，以及其他更多的東西（這些留給我們時代的藝術史家去探索）?，F(xiàn)代藝術家正是在時代精神的鼓勵下，用“神旨”一樣的熱情投入到“瘋狂”的創(chuàng)作中，在這樣的意義上說，“時代精神”的作用不能被抹煞。

如果我們依舊固守“圖示－修正”的藩籬，死守住知覺主義的分析不放，這樣將很難理解現(xiàn)代藝術現(xiàn)象。

其實，貢布里希已經(jīng)開始了探索“新范式”的努力（只是他自己還不自知），例如前面提到的，他已經(jīng)注意到現(xiàn)代藝術為了達到情感交流的一種特殊方式，即作品標題與作品圖式相互影響的作用（類似與中國藝術中“畫中有詩，詩中有畫”的含義）。但是，由于貢布里希還囿于波普爾的理論框架之內，依舊固守圖示－修正對藝術價值的判定，從而出現(xiàn)了解釋現(xiàn)代藝術的困境。再者，知覺主義的局限不僅體現(xiàn)在它解釋現(xiàn)代藝術的問題上，而且，還體現(xiàn)在對傳統(tǒng)時期某些藝術的不包容性，如貢布里希認為中世紀時期的藝術在圖式上具有原始階段的特征，這種原始的特征被他判定為圖式發(fā)展的倒退。

由此可見，貢布里希理論的局限性不僅源自波普爾，也來自知覺主義。再者，科學畢竟不同于藝術，如果直接將科學的理性套用在藝術中，相信問題會更多。記得波普爾說過：對科學理論的批判有兩條路，一是自我批評，二是別人的批評，但是，藝術更多依賴的是自我批評。這種觀點體現(xiàn)了一種對風格的寬容。而貢布里希認為，藝術的發(fā)展依賴“別人（指貢布里希自己）的批評”似乎更多一些吧。

綜上所述，貢布里希的藝術史理論排斥了太多的現(xiàn)代藝術乃至后現(xiàn)代藝術，從這個意義上說，我們是否能夠承認貢布里希是歷史學家呢？筆者認為，貢布里希更像一個藝術批評家，他有自己對圖式的敏感，以及對藝術發(fā)展的要求，他將自己放在一個“神”的地位，要求藝術家跟著他的思路行走，這難道不是一個藝術批評家的表現(xiàn)嗎？

沒有人能夠否認貢布里希在藝術史上的地位和貢獻，不過，正是出于“對一個藝術理論家的最大的敬意”，才有必要“嚴肅地對待他并重新徹底思索他的論點”!

參考文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