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文化論文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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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西方文化論文范文

（1）英漢委婉語的禮貌性在人際交往中，對待彼此要以禮相待，“禮”不僅是彬彬有禮的表現，更體現出一種良好的修養(yǎng)，這也是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傳承。因此，在日常交往中，應該避免說一些令人不快的話而傷害對方的感情。一般選用比較溫和的詞語來表達說話人尊重、體貼他人的心理，從而達到融洽氛圍、促進交際順利進行的作用。例如，西方文化中年輕就意味著有活力、有競爭力，能在工作中貢獻自己的力量，而“老”就意味著社會弱勢群體，會被人瞧不起，因此，在英語中常使用“老”的委婉語，如thelongerliving來表示年老者，而很少用senility。中國自古以來就以禮儀之邦自稱，委婉語在人際交往中隨處可見。如“貴姓”“請”“勞煩”，這些委婉語既傳達了自己的禮貌，又使對方聽起來溫和、易于接受。因此，禮貌用語可以給別人留下良好的印象，在人際交往中樹立良好的形象。（2）英漢委婉語的掩飾性一般來說，一個詞語外延越廣，包含的意義越多，其準確性就越低。因此，委婉語一般是用修飾過的、抽象的表達來掩蓋一些不好的現象，從而掩飾那些人們不愿說或不能說的事。例如行賄、貪污、等社會不良現象，為了不引起別人的注意，常用一些委婉語來代稱，以便掩人耳目。如用blackstuf（f黑東西）代替opium（鴉片）。此外，對一些易受種族歧視的群體，常用接受救濟金而非政府施舍來表示。同樣委婉語在中國也有類似的作用，比如用“高墻”代替“監(jiān)獄”，用“三只手”代替“小偷”等。（3）英漢委婉語的避諱性禁忌語是委婉語產生的最初來源，每個民族都有自己的禁忌語。因此，人們往往比較避諱一些他們不敢說或令人恐怖的事情。這些事情多與疾病、死亡等人們比較禁忌的事情有關，直接表達不免顯得比較尷尬和無禮；反之，如果委婉一點來表達，給人的印象就是含蓄、有禮并且比較中聽的，從而增進人際交往中的和諧。例如死，人的生老病死本來屬于自然現象，但大多數人卻比較忌諱這個字，所以與死亡有關的委婉語也逐漸出現在人們的交流中，如英語中用離別（todepart）、安息（tohavefinalrest）等來代替。（4）英漢委婉語的褒揚性褒揚性是指用褒義詞來代替貶義詞，如對于一些從事比較低微工作的人員，為了對他們的職業(yè)表示尊敬，常用委婉語進行美化。例如，把“清潔工”稱作“保潔人員”，“理發(fā)師”稱作“美發(fā)師”等等。這些委婉語既是為了緩和社會矛盾，更是一種文明的象征。任何工作都是有其存在的價值，我們不僅不應該瞧不起他們，更應該感謝他們的辛苦付出，感謝他們?yōu)樯鐣?chuàng)造的價值。

2英漢委婉語使用的差異性分析

（1）英漢委婉語等級觀念的差異所謂的等級觀念也就是人們的社會地位，從中國傳統(tǒng)文化中將人分為“三六九等”便可看出身份地位的觀念已深入人心。語言的產生與它所依賴的文化息息相關，這種等級文化自然而然產生了代表不同身份地位的詞語，如圣人、凡人、等等。尤其是在中國古代，身份地位的高低決定著權利的大小、財產的多少、甚至決定著身份低賤者的自由與生死。而西方國家崇尚自由、民主、平等，雖然也存在著貴族與平民的區(qū)分，但卻不太明顯，與此有關的委婉語也不多。（2）英漢委婉語表達方式的差異中華文化延續(xù)至今，從儒家謙恭禮讓的思想中演繹出了很多的謙詞和敬詞，與此有關的委婉語也大量存在。所以人們一般在稱呼對方時多采用委婉的語氣，而提到自己時，則多采用自謙的形式。如：貴姓——敝姓，高見——愚見，令尊——家父，令郎——犬兒等等。在聽到贊美之詞時，漢文化人多用“不敢當”“您過獎了”等謙詞，這種表達方式給人一種彬彬有禮、溫文爾雅、有思想、有內涵的感覺。而英美人則喜歡直截了當、簡潔明確，以“Thankyou”等回答欣然接受對方的贊美。并且，在西方文化中，他們多采用先揚后抑的表達方式，緩和的過渡，從而使人易于接受。如“Youhavedoneagoodjob,butifyoudealwiththisdetails,itwouldbemuchbetter”?？梢娭形暮陀⑽尼槍ν环N行為，出現了明顯不同的表達方式，這種表達方式的差異也是來源于東西方不同的文化內涵。（3）英漢委婉語價值觀念的差異西方倡導的是個人主義，對于自己的隱私不允許別人窺探和侵犯，尤其表現在年齡、收入以及等方面。而中國則主張集體主義，強調分享的精神和集體利益最大化，有時候為了集體的利益可以犧牲自己的利益，這一點與西方截然相反。他們追求的是個人主義價值觀，通過自身的努力，發(fā)揮自己的潛能，維護自己的利益，自我奮斗、自我進取。因此，西方樹立的是一種具有競爭意識的價值觀。而中國傳統(tǒng)文化里的“人多力量大”“眾人拾柴火焰高”等這些集體主義思想，要求我們要犧牲小我、顧全大局。所以，中西方價值觀念的不同使得英漢委婉語也表現出差異。

3結束語

第2篇：西方文化論文范文

現代西方價值觀念的產生肇始于英國維多利亞時期，當時西方價值系統(tǒng)以社會價值為基礎，力圖通過個人的努力來建立更為有效的社會秩序，進而體現出價值，由于西方價值觀念將人性看作是人的天然屬性，因此“，人，生而平等”，在西方文化中開始有意識地強調人的“尊嚴”，他們認識到理性的光輝，力求以對個人利益的尊重來完善社會，使每個人的生活都充滿樂觀與信念。因此，西方并不排斥對個人利益和價值的尊重，例如：在17世紀荷蘭追求平等交換甚至成為國家和國民的認知，這樣的共識奠定了西方文化禮儀的基礎，形成了西方文化禮儀注重個人利益和個人價值的特點。而中國傳統(tǒng)價值觀念將利益特別是金錢和地位放在了次要位置，文化中有意識地將文化價值放在首位，而對利益卻置于有悖于“君子”修性的位置，這造成中國傳統(tǒng)價值觀念以仁愛為中心，在提倡國君———臣子、父母———孩子、丈夫———妻子、兄長———弟弟、朋友———朋友做到“忠”、“恕”、“孝”、“悌”的基礎上，建立起仁愛為中心的社會和家庭架構，進而形成國家。在中國傳統(tǒng)價值觀念的影響下，中國文化禮儀中出現講求“尊卑清晰”、“長幼有序”的特點，這一點與西方，特別是英美國家的文化禮儀有著巨大的差別。

2集體主義認同差距產生的中西方文化禮儀差異

對比中西方發(fā)展的歷史，集體主義和個人主義是鑒別中西方文化的重要特征，同時也是產生中西方文化禮儀的重要基礎。西方人認為：每個人有著自己的獨特身份和個性，而千萬個個性和身份獨特的人才能構成豐富多彩的世界，在西方看來，只有尊重每個人的利益，發(fā)揮每個個體的優(yōu)勢，才能夠有社會的發(fā)展，特別經常用“天助自助者”來闡述個人主義，這成為西方專有的文化符號，也成為西方文化禮儀的重要出發(fā)點。特別是在基督教的傳統(tǒng)中，對個人更是突出和強調，在不斷傳承和發(fā)展中尊重個人隱私成為西方文化禮儀中一個公允的價值觀念和基礎，而這一點也經過不斷地發(fā)展成為世界上禮儀的共識。應該看到西方文化的個人主義不等同于自私和利己，而是在尊重個人的利益與價值的同時，實現集體和社會的發(fā)展。在集體主義和個人主義認同上的不同出現了西方人特有的對家庭、友誼的不同理解，出現了對個人尊重的西方文化禮儀。在中國的文化和傳承中集體主義一直是廣為推崇和贊揚的美好事物，無論是孔子的仁愛思想還是墨子的兼愛思想都對集體主義有著共同的肯定與鼓勵，在中國傳統(tǒng)意識中，有集體作為基礎才能夠有個人的利益，“大河沒水小河干”就是這一思想的體現。中國傳統(tǒng)思想里更加強調集體的奮斗，個人的成功屬于集體共同努力的結果，同時鼓勵那些為了集體而做出個人利益犧牲的人。在這樣的認知條件下中國文化禮儀更加重視集體主義，往往會出現對集體主義的膜拜，中國文化禮儀在表現形式上就變得更加含蓄和謙虛，帶有強烈的“東方智慧”的風味。

3家庭觀念不同產生的中西方文化禮儀差異

西方家庭結構較為簡單，基本為“父母———孩子”的二元結構，多數老人在經濟獨立或者有自理能力時采用分開居住的方式，老人更愿意從精神和榮譽上給年輕人以指引，而很少從金錢、體力上給年輕人以幫助。而青年人認為自己代表著希望，如果跟老年人長期住在一起將會在榮譽、自尊、能力方面受到損害，因此也不會輕易組成老少幾代、親戚朋友的大家庭，這是西方社會的文化特色，同時也產生了西方文化禮儀的特點，對于西方家庭，成員被視為平等的主體，每個人有平等的發(fā)言權，因此，可以看見西方的孩子直呼祖父母的名字，而這一點在中國無疑是大逆不道的行為。中國人的家庭觀念是“四世同堂”的大家庭才是家庭幸福和家族興旺的標志，在情況允許的情況下，中國家庭的結構屬于“老人———子女———孩子”三元結構，家庭成員在一起居住和生活，在家庭中年輕人對老人的尊敬和服從是天經地義的事情，家庭尊重老人的經歷、付出和指揮，老人在家里有特殊的榮譽和特權，特別是在經濟活動中，中國家庭有彼此支持和相互依賴的特點，這使得中國家庭更加重視自身的修為，避免因自身的不足和缺失，給整個家庭的其他成員帶來損貶，這就使中國家庭成為成員共同認可的單位，因此，中國家庭具有更為強大的生命力和榮譽感。反映在中國文化禮儀上，中國更加注重“尊老愛幼”，遵循在禮儀上突出秩序，在秩序上強化尊重。

4對民族主義認同差距產生的中西方文化禮儀差異

民族主義是對民族的認可，中國歷經了5000年的風雨，中國的國家形式也是由漢族獨自建立的。我們說的社會禮儀標準也是在漢族文化的基礎上獨自建立的。漢族在歷史上通常和他們的祖先生活,在工作期間和社會的連絡用語言表達。只是表達一個微小的行動就能表明一些意義敏感的意思。當你說一半批評或僅僅說一些事物的時候，人們能了解什么。你想要說。如此當他們表達他們自己感覺的時候，人們不需要說出他們所有的意圖。在西方人中的時候,舉例來說例如美國是一個有超過二百年歷史的移民國家。然而，美國人一定清楚地表達他們想要的和需要的。只有這樣聽話者才能很好得了解。因此他們的語言一定說出他們必須說的。

5結語

第3篇：西方文化論文范文

17-18世紀是滿語文發(fā)展的鼎盛時期，許多滿學家、歷史學家對于滿學以及滿語文在中西文化交流中的作用，給予了高度的評價。中央民族大學的趙志忠教授在論及滿學與中國傳統(tǒng)文化時稱，“滿學促進了中國傳統(tǒng)文化對外交流?！遍惓缒暄芯繂T則稱“滿文是中西方文化交流的橋梁”。明末清初，西方傳教士大量進入中國，開啟中國與近代西方文化交流的大門。在這眾多的傳教士中，走上層路線的傳教士成為傳播中西方文化的重要使者，而滿語文則是他們的必修課。通過學習滿語、翻譯滿文著作，傳教士把中國文化介紹到西方世界，也把西方先進的科技介紹到中國，此時中西方文化交流涉及的內容包括諸多方面，如幾何學、歷法、醫(yī)學、文學等。其中我們所熟知的主要代表人物及作品有：南懷仁（1623-1688），字敦伯，原名斐迪南•維爾比斯特，比利時人，耶穌會教士。順治十六年（1659）來華?？滴跏辏?671），任康熙皇帝的科學老師，在清宮中享有很高聲望，在天文、歷法、算學等方面頗有造詣，著有《康熙永年歷法》滿文（33卷）等?？滴跞迥辏?696）在歐洲首次發(fā)表了用拉丁文寫的滿語語法，并將著名的數學著作《幾何原本》譯成滿文。張誠（1654-1707），字實齋，原名讓•弗朗索瓦•熱比隆，法國人，耶穌會教士?？滴醵辏?687）來華。翌年入京，由葡萄牙傳教士徐日升引薦康熙，在宮廷內學習滿語，后與白晉一起任宮廷教師。1689年奉命以清廷譯員身份參加中俄《尼布楚條約》交涉。曾多次隨康熙或大臣出行滿蒙諸地，留有《張誠日記》，對當地人民的生產、生活情況以及山川風貌進行了描述。著有《滿文字典》等。白晉（1656-1730），又作白進，法國人，康熙二十六年（1687）來華。他系統(tǒng)地向康熙講授過幾何學和算術以及人體解剖學。張誠、白晉編寫了滿文實用幾何學綱要，后整理成冊，并譯成漢文，由康熙親自審定作序。這就是現在故宮博物院所藏滿文本《幾何原本》。多米尼克斯•巴多明(1665-1741)，字克安，法國人，耶穌會教士。康熙三十七年（1698）來華?？滴跄┠耆勿B(yǎng)心殿行走之職。巴多明曾把歐洲的解剖學著作、醫(yī)學大全、物理學著作如《周身血脈圖》翻譯成滿文。他們寄回歐洲的中國文獻也是滿文材料。錢德明（1718-1793），法國人，他最早把《孫子兵法》介紹到歐洲，并產生巨大影響。同時他也是入華耶穌會士中最后一位大漢學家。他長期在清朝政府中任職，在宮廷中教授西學，居留北京43年，苦學滿文、漢文，鉆研中國傳統(tǒng)文化，在滿語文方面的研究方面主要有《滿文文典》等。通過大量的滿文與西方文字的互相翻譯，中西方文化開始了大量的交流，其中滿語文恰恰成為中西文化交流的媒介語言。緣何滿文成為17-18世紀中西文化交流的重要媒介語言，可以從以下三個方面考慮。

首先，這是由滿語文在清朝的地位所決定。滿語是清朝的國語，是統(tǒng)治階層通行的語言，統(tǒng)治者甚至一度把“國語騎射”作為清朝國策推行。清太祖親自組織創(chuàng)制滿文，清太宗改制新滿文，而且曾特作規(guī)定“：嗣后我國官名及城邑名俱當易以滿語……若不遵新定之名仍稱漢字舊名者，是不奉國法恣行悖亂者也，查出決不輕恕?！鼻迨雷谠陧樦伟四昱e行八旗鄉(xiāng)試中，規(guī)定不會漢文者可以用滿文參加考試。而康雍乾三朝皇帝也精通滿語文，他們還擅于運用滿文進行藝術創(chuàng)作。其中，康熙的《御制避暑山莊詩》和乾隆皇帝的《御制盛京賦》都是杰出代表。在當時，許多漢文經典著作已被譯為滿文。僅達海參與翻譯的就有《明會要》、《素書》、《三略》、《通鑒》、《六韜》、《孟子》、《三國志》等。

其次，這是由滿語文的自身特點所決定。由于漢語和西方文字區(qū)別很大，對于西方人來說，漢語學習是十分困難的。利瑪竇曾詳盡列舉漢語難學的五大理由，甚至說“沒有一種語言是象中國話那樣難以被外國人所學到的”。而另一位傳教士更是將漢語比作是鳥的語言“，并且只適合鳥的唇舌”。而滿語文相對于西方語言文字更為接近。滿語屬于阿爾泰語系，其中元音字母6個，輔音字母22個，以及為拼寫漢語借詞而設計的10個特定字母。滿語屬于黏著語類型滿文屬于音位文字類型，與漢語相比更易于西方人掌握。而且傳教士們認為由滿文轉寫的漢語書籍使他們更容易了解掌握中國經典文獻。甚至博通漢文的歐洲學者們也認為，正確的滿文譯本將會對他們理解漢文原本起到很大的幫助作用。

第三，這是由傳教士的傳教要求決定的。當時的傳教士被要求學習傳教地區(qū)的語言文化，以便更好地完成傳教任務。來到大清王朝的傳教士也是同樣，他們必須精通統(tǒng)治者的語言和文字，也就是只有熟練掌握滿語文才能夠與清朝統(tǒng)治者進行直接對話，才能更加深入地接觸到大清王朝的各個階層。清朝時期來到中國的眾多傳教士，不畏艱難，刻苦學習滿族的語言文字，以達到與清政府高層人物交流的目的。

二、19世紀以來，滿語文是世界漢學研究的重要內容

第4篇：西方文化論文范文

無論在中國還是西方國家，習語的運用都非常頻繁。因為習語言簡意賅，而且形象生動、意味深長，給人美的享受。但同樣的習語中西方的表述卻也有很多不同。如果我們不了解西方文化，在翻譯這些習語時就會鬧出很多笑話。比如形容雨下得很大，中國人用“滂沱大雨”表示，而英語卻用“raincatsanddogs”來表示，如果不知道這句話的典故由來（在挪威神話中，貓被認為可以影響天氣。而狗和狼則是風暴神歐丁的隨從，其中狗是“風的象征”，“catsanddogs”用來形容雨之大，最早出現在理查德-布羅姆1652年創(chuàng)作的劇本《都市智慧》中：“Itshallraindogsandpolecats.”）我們就可能就難以理解其意。再比如，比喻亂花錢我們一般用“揮金如土”來表示，而在英語中卻是“spendmoneylikewater”。

二、如何把西方文化融入英語教學

從以上西方文化的特點，我們不難看出，要想教好英語，語言教學與文化教學相互結合是非常重要的。語言既作為文化的一部分，又受到文化的影響和制約。一樣的字、相同的詞對不同的國家來說，是具有不同意義的。這就要求作為英語教師的我們在進行英語教學時，不僅要進行語音、語法和詞匯的教學，還要讓學生了解其文化背景，盡最大努力把西方的文化融入到我們的英語教學中來。那么如何才能把西方文學與英語的教學融合在一起呢？我認為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著手。

1、在教學中，英語教師要注意培養(yǎng)學生的西方文化意識，理解語言背后的文化蘊含。同時教師還應適當拓展和比較中西文化的差異，以解釋這種差異現象的由來。比如，在教學lion這個單詞時，老師不妨向同學們介紹這一單詞在西方文化中的含義：在西方，lion是百獸之王，是“勇敢、兇猛”的象征。英國人以lion作為自己國家的象征，TheBritishLion指的就是英國。英語中有許多與lion有關的習語，如comeinlikealionandgooutlikealamb、lion’sskin（狐假虎威）、lion’smouth（落入虎口）、lion’sprovider（為虎作倀）等。可見，有關lion的習語在譯成漢語時，習慣上被譯成“虎”，這就是中西方文化中對誰是百獸之王的認知差異。

2、教師要給學生提供一些了解英語國家文化的途徑和渠道，指導學生閱讀一些西方文學作品，如《格列佛游記》、《夏洛的網》、《安徒生童話選》等等，為學生創(chuàng)造一個文化語言環(huán)境，開展一些讀書活動，還可以讓學生收集和利用一些有關英語國家的物品和圖片，以獲得較為直觀的風土人情方面的知識。這些都有利于學生體驗和感受不同國家的文化，強化學習西方文化的意識，其用英語思維的能力也會相應得到提高。

3、通過專題講座、知識競賽、觀看國外經典影片等活動進行西方文化的融入。課堂教學時間畢竟是有限的，我們不能僅僅依靠課堂四十五分鐘來完成這一長期且又艱巨的任務。這就要求教師采取多種方式鼓勵學生學習了解西方文化，比如教師可以開設《中西文化之比較》的專題文化講座、組織“西方文化與英語知識競賽”、組織學生觀看西方經典影片，利用電影電視引導學生觀察英語國家的社會、文化現狀等。這樣不僅能增進學生對西方社會文化背景的了解，還能培養(yǎng)其跨文化意識，進一步提高他們的語言表達、思維和創(chuàng)造能力。

第5篇：西方文化論文范文

七年級英語教材中出現了“MynameisJimGreen.”這種交際用語，教師應該對西方的稱呼作些解釋。英語中多用名字直接稱呼對方，而在我國，人們第一次見面時大多會用尊稱，這是中西方文化的差異。中國人在分別時經常會說“慢走、走好”之類的話，若翻譯成英語就是“Pleasewalkslowly”則會使外國人到不解：“為什么要慢慢走？是不是走快一點就不禮貌？”而如果直接說“Thankyouforcoming”就很得體。這也是一種中西方文化的差異。

二、在初中英語教學中培養(yǎng)學生的外國文化修養(yǎng)

（一）挖掘教材中的文化內涵

英語教材中蘊藏的西方文化元素很多，教師應該從單詞、短語、短文中進行挖掘。注意培養(yǎng)學生的閱讀習慣，將學生感興趣的西方寓言故事或名著，引入課堂教學中，讓學生在了解西方文化的同時，提高學習英語的興趣。在教學中，教師可以通過介紹西方的節(jié)日或其他資料，讓學生了解西方國家的節(jié)日和文化背景，如介紹感恩節(jié)、圣誕節(jié)的由來，復活節(jié)、萬圣節(jié)的風俗等，讓學生感受西方節(jié)日的氛圍，了解西方文化。

（二）營造文化氛圍，體驗語言環(huán)境

學生學習英語的困難在沒有具體的語境，因此，學校應加強教學設備的配置工作，教師可采用多媒體授課，利用繪畫、圖片等，或以外國電影、影像資料等來烘托課堂教學的氛圍，增加課堂教學的文化信息量，通過營造適宜的語言環(huán)境激發(fā)學生的求知欲。

（三）講解文化差異，培養(yǎng)語言能力

漢語和英語具有明顯的差別，這與東西方間的文化差異息息相關。將中西文化進行對比學習是進行英語教學的一種手段。對文化差異進行比較能夠有效增強學生的文化敏感性，使學生在更好地了解我國文化的同時，對西方文化也有基本的了解。比如，人教版初中英語教材中，從西方的餐飲文化入手，將中西方的餐飲文化進行比較，使學生對西方的餐飲禮儀有所了解，也激發(fā)了學生強烈的學習欲望，使其想通過更多的方式了解中西方文化的差異。

三、如何在課堂教學中滲透中西方文化

（一）依托課堂教學，滲透文化意識

課堂是進行初中英語學習的基礎平臺，課堂教學是培養(yǎng)學生文化意識的主要途徑，英語教材的內容豐富，很多知識都涉及中西方文化的差異，因此，教師應該利用好教材資源，將中西方文化滲透到教學中。比如，初中英語教材中出現了“dollar”一詞，教師便可以拓展教學內容，講解西方國家的貨幣與中國貨幣之間的差別，通過匯率、單位和單復數形式的區(qū)別等，使學生加深對商店購物的認識，增強文化意識。因此，英語教師要創(chuàng)新教學方法，將西方文化融入到教學中，并引導學生搜集西方文化知識，提高學生對文化的觀察能力和理解能力。

（二）拓展信息渠道，了解西方國家的文化

文化滲透是一個潛移默化的過程，單單依靠課堂教學還不夠，需要充分利用課外活動來開發(fā)更多的學習資源，因此，教師要收集相關英語文化的報紙、電影、小說等，讓學生了解西方國家的語言表達、文化傳統(tǒng)等。英語教學一定要以文化為基礎，不能單純依靠教材，要通過收集大量的文化資源，讓學生感受西方文化的語言環(huán)境，在輕松的氛圍中學習英語，了解正宗的西方文化。

（三）加深文化理解，弘揚中國文化

第6篇：西方文化論文范文

［關鍵詞］高校;“西方文化概論”;史料;歷史學

“西方文化概論”在國內高校中大多被列為文科，尤其是歷史、中文、哲學等學科門類的必修或選修課程。這門課程內容龐雜，涉及從古代到近現代的西方文化，無論是授課還是聽課都有相當難度。為了避免通史性以及梳理性的授課思路，筆者選取了不同時期、不同地區(qū)文化中具有顯著特色的部分作為代表來講解，通過以小見大的案例分析方式，加深學生對西方文化的理解與把握?！拔鞣轿幕耪摗边@門課程作為選修課，根據課程學時的安排，共分為12個主題，分別是緒論、古希臘文化與神話故事、羅馬文化與羅馬道路、羅馬文化與羅馬法、希臘羅馬的婚姻與家庭、典雅愛情、黑死病的文化影響、美第奇家族與文藝復興運動、圖像與歷史、美國電影與美國文化、歐美國家的慈善事業(yè)與基督教文化、結語。在國內的很多高校中，這門課程的授課工作大多是由文學、哲學學科背景出身的教師來承擔。由于筆者是史學背景出身，同時授課對象是歷史學專業(yè)的本科學生，因此希望在這門課程的教學過程中突出史學色彩，通過相關文獻資料、論著及論文等史料的引入，在讓學生了解西方文化發(fā)展的同時提高歷史學專業(yè)學生對史料的重視程度以及史料應用水平。同時，通過研讀這些材料讓學生更好地了解西方文化的發(fā)展狀況及特點。

一、課程中文獻資料的引入

文獻資料向來是史學研究中最為重要的史料來源之一。在“西方文化概論”課程中，大量引入當時人的著述及法典等文獻資料，可以令學生正確地把握西方文化的發(fā)展以及不同時期的特點等內容。尤其在了解西方古代及中世紀文化過程中，文獻資料的應用尤為重要。在進行“緒論”“古希臘文化與神話故事”專題的講解過程中，筆者嘗試引入希羅多德的《歷史》、修昔底德的《伯羅奔尼撒戰(zhàn)爭史》等文獻。在“緒論”中，引用了一段古希臘史家希羅多德的描述，“印度以東的全部地區(qū)是一片砂礫地帶;在我們多少確實知道的所有亞細亞民族當中，住在日出的方向，住在最東面的民族就是印度人，因為由印度再向東便是一片沙漠而荒漠無人了”［1］239。由此，讓學生更好地了解“何為西方”。通過希羅多德的描述，讓學生了解到最早劃分出東方與西方的是其著作中所描繪的發(fā)生于公元前5世紀的希波戰(zhàn)爭。在“羅馬文化與羅馬道路”“羅馬文化與羅馬法”這兩大專題的授課過程中，筆者大量引入了《塞奧多西法典》《查士丁尼法典》的條文。在講授羅馬法之時，筆者引入了《塞奧多西法典》中兩段有關女性地位及財產的條文，“如果任何人與一個女孩訂立婚約并且未能在兩年內實現這一婚約的話，并且如果女孩在這一時間已經過去后改而嫁給其他人的話，不應由于加速她的婚姻而歸罪于她詐騙，并且也不能允許她的婚姻誓言歸于無效”［2］67?！叭绻粋€女兒從其家父處接受了一筆嫁資并隨后結婚的話，如果其家父未立遺囑而去世的話，如果她希望與其兄弟一同繼承的話，她應被要求將其嫁資與其家父的田產合并，然后她就能成為共同繼承人與其兄弟分割遺產?！保?］82通過這兩段法典條文的引入，讓學生了解到羅馬法對于女性權益較為保護，同時也較為強調對本家族遺產的保護。在“典雅愛情”“黑死病的文化影響”等專題的授課過程中，筆者則引入了但丁的《新生》、薄伽丘的《癡情的菲亞美達》《愛情十三問》《十日談》。筆者在講到文藝復興早期人文主義者的典雅愛情觀念的時候，引入了薄伽丘作品中的一段話:“夫人啊，您是我唯一的歡樂與幸福!如果說這話不中我的下懷，那我準是在說謊。如此自猜自想真令人心花怒放，我不由得從內心發(fā)出一聲甜美的:您是屬于我的?！保?］9這段話隱喻了作者第一次看到菲亞美達的情景。從《癡情的菲亞美達》的內容來看，我們仿佛看到了一個文藝復興時期的“騎士”對于心愛的貴婦人的愛，一種平等的、女性稍占主導地位的，并且具備婚外戀性質的單戀，一種與中世紀騎士精神中的典雅愛情一脈相承的愛情觀。我們發(fā)現，但丁、薄伽丘等文學巨匠筆下的女神是理想女性的化身，也是激發(fā)詩意靈感的源泉，通過巨匠的名作化為不朽。引入這些相關的重要文獻資料，不僅可以讓學生更為準確且深入地了解到不同時期、不同地域西方文化所體現的特征，同時對于歷史學本科學生而言，有利于提高其運用史料的意識和能力。

二、課程中論著及論文的引入

對于很多古代、中世紀以及近現代的文獻資料，高校歷史學本科學生把握起來還有一定的困難，所以在課程講授過程中，除了文獻的引入外，筆者還引用了大量的近現代國內外學者的對相關主題進行研究的成果，尤以論著和論文為主，將它們作為補充。如威爾•杜蘭的《世界文明史》、愛德華•吉本的《羅馬帝國衰亡史》、布林頓的《西洋文化史》、麥克尼爾的《瘟疫與人》、朱偉奇的《中世紀的騎士精神》、彭小瑜的《中古西歐騎士文學和教會法里的愛情婚姻觀》、李化成的《黑死病期間的英國社會初揭(1348—1350年)》等。以“典雅愛情”專題的講授為例，筆者引入了布林頓在其著作《西洋文化史》中關于典雅愛情的定義:“衰退中的騎士精神培養(yǎng)出‘羅曼蒂克的愛情’，對一個理想的女人所產生的愛，一種做不到、非塵世的和精神上的愛。這個理想的女人是可以使崇拜者高貴起來……騎士精神也將的沖動升華作精神上的愛慕?！保?］186并且分析了這一定義中的兩個重要詞語“衰退”“高貴”?！八ネ恕敝赋隽搜诺鋹矍槌霈F的時間，是在中世紀中后期;“使崇拜者高貴”是典雅愛情的作用。此外，筆者還引入了威爾•杜蘭的一段話:“有兩種影響力緩和騎士的野蠻作風———女人和基督教。女性的德行再度被發(fā)揚，以遏止英武男人好戰(zhàn)的血氣之勇?！保?］452同時，分析了威爾•杜蘭這段話所指出的貴婦人在騎士精神特征轉化過程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這樣的引入和分析可以讓學生在上課之初就了解到中世紀存在于貴婦人和騎士之間這一神秘愛情的基本情況。在“黑死病的文化影響”中，在講述黑死病來源的不同說法時，筆者引用了麥克尼爾在《瘟疫與人》一書中的看法:“在1252年蒙古軍隊從遠征云南—緬甸的行動中撤回不久，鼠疫桿菌就侵入到蒙古的野生嚙齒動物群落，并逐漸轉化成地方病。隨后幾年，隨著受感染的老鼠、跳蚤和人無意識地把桿菌傳播到新的嚙齒群落，而向西沿著大草原擴張?！保?］97通過這樣的引入，讓學生體會到從古至今東方與西方的文化都有交集，無論是通過何種方式進行傳播和交流。通過引入相關學者的論著及論文作為補充，為學生提供更多不同的了解西方文化的特點及內容的視角，同時，也使課程內容更加豐富生動。

三、小結

除文獻資料以及近現代學者的論著和論文外，在“西方文化概論”課程中，筆者還引入了部分考古證據、影像資料、印章等史料作為課程內容的重要支撐。在授課對象主要為歷史學本科學生的課程中，進行大量史料的引用可起到良好的效果。事實上，在這門課程結束之后，從學生所提交的讀書報告和小論文的情況看，這門課程所選擇的十二個專題不僅激起了很多學生對西方文化的興趣，同時他們也努力在對相關史料的研讀與分析中，試圖就其中的某個感興趣的論題進行獨立的分析并撰寫論文。

參考文獻:

［1］希羅多德．歷史(上冊)［M］．王以鑄，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97．

［2］ClydePharr．TheTheodosianCodeandNovelsandTheSirmondianConstitutions［M］．Princeton:PrincetonUniversityPress，1952．

［3］薄伽丘．癡情的菲亞美達［M］．陳才宇，譯．西安:陜西人民出版社，1992．

［4］趙林．神旨的召喚———西方文化的傳統(tǒng)與演進［M］．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1993．

［5］威爾•杜蘭．世界文明史•信仰時代(第四卷)［M］．幼獅文化公司，譯．北京:東方出版社，2005．

第7篇：西方文化論文范文

論文關鍵詞：飯店英語；西方文化；文化因素；文化意識

旅游管理專業(yè)的學生在進入大學之前，至少有幾年的英語學習經歷。然而，為了能考上大學，他們大多注重英語語法和語言結構，習慣于機械性地記憶生詞及短語，而在英語表達上有所欠缺?？缥幕瘜W習已經成為當今語言學習中發(fā)展速度最快的領域之一。為了實現更好的交流與理解，提高交際能力，對于語言學習者來說，僅僅學習語言的語法形式還遠遠不夠，還應了解與該語言密切相關的文化因素，如語用規(guī)則、社交語用規(guī)范等等。

一、飯店英語特點分析

飯店英語屬于旅游專業(yè)英語，具有直接性、雙向性、隨時性和情感性等特點，其標準定位為：清晰、流暢、達意、得體。此外，它還具有以下兩個特點。

1．針對性

旅游管理專業(yè)英語與工科英語相比，前者的口語涵蓋就要比后者廣，但后者則更強調專業(yè)特色，強調口語中專業(yè)詞匯的“技術含量”。從基礎上看，各專業(yè)區(qū)別不大。但隨著學習的深入，專業(yè)詞匯在后期不斷溶入口語中，各專業(yè)在英語口語訓練中區(qū)別會愈加明顯。因此，現代英語口語已經開始擺脫過去口語粗放模式，積極提倡實用精神。近幾年來，旅游管理專業(yè)，英語教師根據各大賓館飯店的具體要求，在日常教學中注重對學生進行與飯店服務相關的英語口語訓練，使得學生在實習前就能對所要去的實習飯店有所了解，對飯店英語能夠熟記掌握，了解各大飯店對飯店英語的要求，也就是說，飯店英語具有很強的針對性。

2．得體性

在適當的時間、適當的空間(場合)，對適當的人說了適當的話，這便是言語得體。言語得體不是語法或者修辭上的事，而是語言符號之外的事，即對人、對事、對社會規(guī)范、對道德規(guī)范、對價值觀念而言的事。呂叔湘先生對言語得體也有這樣的描述：“此時此地此人說此事，這樣的說法最好，對另外的人，在另外的場合，說的還是這件事，這樣的說法就不一定最好，就應用另一種說法?！?/p>

傳統(tǒng)的英語教學中，教師較注重語言形式知識傳授，如強調正確的語音、語調、語法結構等。這并沒有錯，但問題在于語言形式的熟練掌握并不等于交際能力的獲得，請看下面這組飯店客人和服務員之間的對話：

G：YouspeakbeautifulEnglish．

W：Thank you．Ihadverygood teachersin theU一niversity．

W如果不按照英語的習俗大方地接受，而按照中國人的規(guī)范去否認，以表示謙虛而說”No，no，MyEnglishisverypoor”則會使對方感到不可理解。因此，語言的得體性也是飯店英語不可忽略的。

總之，飯店英語教學與一般英語教學或其他專業(yè)英語教學相比，更注重口語化和實用性，教師“教”的時間相對減少，學生“學”與“練”的時間相對增加。在課堂上，學生不僅是好的傾聽者，更是積極的參與者。

二、改進飯店英語教學。詮釋西方文化

1．注重文化差異，培養(yǎng)文化意識

由于各個民族的歷史發(fā)展、思維模式、生活習慣、價值觀念、宗教信仰等不同，從而形成了文化差異。學生語用能力的提高離不開目標語國家的文化因素，這就要求英語教師運用各種方法進行文化教學，提高學生對文化的敏感性，培養(yǎng)文化意識，使他們能主動自覺地吸收并融人新的文化環(huán)境中。注重文化差異首先就要比較外國和本民族文化的異同。文化的相同，我們稱作文化的偶合，如漢語的“同舟共濟”，英語譯作“inthesameboat”，如漢語的“力大如牛”，英語譯作“asstrongasahorse”．

培養(yǎng)文化意識，需要教師在教授語言知識的同時，還應使學生清楚不同的文化有著不同的語用原則，注重講解詞匯文化差異、句法文化差異及13常習俗文化方面的知識，采取多種方法強化學生的文化意識，為培養(yǎng)學生正確的語用能力奠定基礎。不能視飯店英語教學為簡單的口語交流，教師必須在課堂教學中增強對英語文化背景知識的教學，要樹立英漢語言差異意識，讓學生懂得英語在不同語境中的應用，即掌握一些文化語用知識。例如飯店員工因事向客人道歉，“I’m，awfullysor-ry”是一般的說法，而針對具體情況，又可以有以下幾種表達方法：”I’m sorrytotroubleyou．(這是在打掃房間或其他打擾客人的場合使用)；“I’msorrytohavekeptyouwaiting．”(這是在餐廳安排客人等候座位或其他須讓客人等候的場合使用)；“1wantto apologize．Is there anyhting Icould do?”(這在做錯事情，設法彌補的場合使用)。對于不同的環(huán)境，不同的對象，即使是表達同一層意思，也要提醒學生注意其中細微的差別，做到活學活用。為使學生增強跨文化交際意識，多了解一些客源國的歷史文化、民俗風情、生活習慣等方面的知識，教師還應該結合英語教學，有意識地向學生介紹各國文化差異，擴大知識面，開闊視野，以適應酒店開放性、國際化的需要。

2．創(chuàng)設語言情境，融文化因素于教學之中

語言是在文化背景中使用的，語言的使用受其所屬文化各種因素的制約，要培養(yǎng)外語學習者的跨文化語用能力，外語教師應該轉變教學觀念，改進教學過程，不僅要注意語言表達的正確性，更要重視語言形式的文化意義。譬如在詞匯方面，我們不能孤立地進行詞匯教學，而要把它放到一定的文化背景中，從詞匯的文化內涵著手，通過兩種不同文化的比較，讓學生了解兩種文化的詞語差異以及在語言中的不同表現形式。像“綠色”這個詞在英語和漢語中的使用就是如此。在漢族的文化生活中，綠色既可以代表生命、健康和活力，如“綠色食品”、“綠色防護林工程”等；也可以包含貶義，如“臉都綠了”表示非常生氣等。而green在英語中也有很多的比喻意義，例如：Smithisregar-ded asagreen hand in dealingwiht htecomplicatedsituation．(史密斯被看作是處理復雜局面的新手)在這個例句中，greenhand意為“新手，缺乏經驗的人”。由此可見，如果學生在掌握英語語言的同時，能夠掌握語言所載的社會文化背景知識，便有助于正確恰當地使用英語。

第8篇：西方文化論文范文

1．“詩學”一詞在西方文化語境中的基本蘊含及演變“詩學”一詞的最早使用，一般說來可追溯至亞里士多德的《詩學》。《詩學》的原文為Aristo－telousperiPoiētikēs，即“亞里士多德的詩學”。Poiētikē意為“制作的技藝”，等于poiētikētekhnē，因此亞氏的“詩學”一詞實包含了兩個關鍵詞：“詩”（poiētikē）和“技藝”（tekhnē）。poiētikē從動詞poiein（制作）派生而來，故詩人是“制作者”（poiētēs），詩則是“制成品”（poiēma）。tekhnē來自印歐語的詞干tekhe－，原意為“木制品”或“木工”。它是一個籠統(tǒng)的術語，既指技術和技藝，也指藝術和工藝，而古希臘人沒有把這兩種含義嚴格區(qū)分開來。在希臘人看來，詩人做詩，就像鞋匠做鞋一樣，都是靠自己的技藝“制作”社會需要的東西；稱呼“寫詩”，他們不用graphein（“寫”、“書寫”），而用poiein。⑥在柏拉圖以前，詩和詩人的地位是非常崇高的。按照維科的看法，人類的歷史愈往上走愈充滿“詩性的智慧”。⑦詩人作為“通神者”，又往往將先知、祭司、甚至王者的“身份”集于一身，而荷馬經常用“神一樣的”（theos）一詞來稱贊詩人。詩人雖說也是凡人，但是他們受到了神（繆斯）的特別眷顧和寵愛，寫作詩歌是一種神賦的才能。至于詩人的地位之所以如此崇高，實則與詩的實際功效密切相關；正如中國的先秦時代一樣，早期希臘人也主要是從詩的作用方面來了解詩并借此對詩和詩人進行不同的定位和評價。到了公元前5世紀，荷馬和赫西俄德因其詩歌的多重功用而被普遍尊為希臘民族的教師。不過，也正是在這個時期，由于柏拉圖（也許還包括蘇格拉底）等人的見解，⑧詩和詩人的地位開始下降了。柏拉圖一方面秉承了前人早已提出的詩歌神賦論、模仿論，另一方面又在神賦論、模仿論之中注入了和前人全然不同的內容。簡而言之：在神賦論中，柏拉圖通過詩人代神立言的“迷狂說”，剝奪了詩人的理性地位；在模仿論中，他憑借“原型”論的獨特學說，僅賦予詩歌以“影子之影子”（“與真理隔了三層”）的虛妄性質。在柏拉圖看來，詩不僅本身遠離“真理”，而且還因其常常具有“敗壞人性中之理性判斷能力”以及“迎合人性中之低劣欲望”的惡劣作用而妨礙人們通向“真理”。以此之故，他堅持要為“理想國”的青少年教育重新編定詩歌教材，刪除史詩中不敬神的詩句，同時也堅持要把“說謊話的”詩人趕出“理想國”。⑨亞里士多德未曾營造過“理想國”，所以也無需將被放逐的詩人請回來。然而，他對詩和詩人的看法的確與柏拉圖截然不同。之所以如此，根本原因在于他擁有一個與柏拉圖很不一樣的哲學立場。在此，他指責Eidos只是一個空洞的名相，用Ousia（Being）取代其位置；后者作為萬物之各是其所是的“本體”（按：也可譯為“本質”，這里是取亞氏后期且更加重視的用法），已不是絕然凌駕于可見事物之上或之外的單獨存在物了，而是恰好相反，它就寄寓于可見的具體事物之中（亞氏早期思想中的第一本體［ousia］就是個別事物）。亞氏“本體論”所蘊含的一個重大發(fā)現便是“共性”（種、屬）作為“本體”（第二本體）在本源性和始基性方面要次于同樣作為“本體”的個別事物（第一本體、主詞），而且，“共性”就寄寓在“個別”之中。⑩這一思想直接催生了下述詩學論斷：“詩”作為“個別”，既可以蘊含著、也能夠揭示出作為“實體”或“本質”的“一般”。這可說正是亞氏申言“詩”高于“歷史”的哲學基點，同時，他也是基于此，把詩表現“可然”或“必然”事物的“理性”能力歸還給了詩人?！霸姟弊鳛椤凹妓嚒敝饕醋匀霜€的天性，神賦論以及與之相應的“迷狂說”在《詩學》中完全隱退。與“詩藝”切身相關的天性包括“摹仿”（mimēsis）和音調感（harmoniaormelodia）、節(jié)奏感（rhuthmos）；在此類天性的表現或抒發(fā)之中，人們能夠得到“”。柏拉圖曾指出，“歌曲”（melos）由詞（logos）、和聲與節(jié)奏組成?，伂嫶颂幍摹案枨贝笾孪喈斢凇笆闱樵姟钡囊环N，而《詩學》對抒情詩始終是不大在意的。故在上述兩種天性方面，亞氏尤重模仿，而對音調與節(jié)奏則甚少討論。《詩學》以戲劇為主要的“詩”的“基型”，廣泛而深入地探討了有關“詩”本身的一系列理論問題，其內涵絕不僅限于如何做詩的“創(chuàng)作論”。同時，它的重要性也不僅體現在它對這些問題的實際解答，還恰恰體現在這些問題本身及其所蘊含的予以多重解答或重新思考的可能。和亞氏的其他著作一樣，《詩學》長時間被擱置在地窖，后輾轉、流傳于少數人之間，因此它在羅馬時代和中世紀早期所產生的影響較小。賀拉斯很可能未曾讀過《詩學》。雖然《詩藝》（此處之“詩”仍然是以戲劇為基型）的確在某些重要的觀點上與《詩學》相一致，但這種一致是賀拉斯間接地得自于他人的。

羅馬時代的藝術趣味十分繁雜，但缺乏哲學思辨。無論是賀拉斯還是西塞羅、昆提連、普盧塔克，其“詩論”思想均缺少深刻的哲學思考或邏輯背景。這一狀況一直持續(xù)到公元3世紀的普羅提諾。普氏一方面向上銜接了古希臘的思辨?zhèn)鹘y(tǒng)，同時又把這一傳統(tǒng)（主要是柏拉圖的思想）帶進了新的時代———中世紀。中世紀的“詩學”思想可以區(qū)分為早、晚兩期。早期的“詩學”基本上是以基督教的極端形態(tài)復述了柏拉圖的文學觀念：除了《圣經》“文學”和贊美詩，世俗的文學幾乎就是鄙俗欲望和誘惑的代名詞，是不配在基督教的“理想國”里留駐的。在早期基督教思想家看來，“詩”，特別是“戲劇”，是“弄虛作假”的“偽造物”，而上帝絕不喜歡任何虛假。德爾圖良（Tertullian，約160－約220）對戲劇的指控非常具有代表性：“在上帝的眼中，一切偽造都是不正當的。偽造聲音、性別和年齡的人，偽造愛、恨、嘆息和眼淚的人，都無法得到上帝的贊許，因為上帝判定一切偽善都是有罪的。上帝的法規(guī)宣判，男子穿女子的衣服是應該詛咒的；那么，上帝如何審判扮演女子角色的男演員呢？”瑏瑣在這樣的時代，當然不會產生專門討論文學現象及其規(guī)則的詩學或詩藝著作。不過，對世俗文學持憎惡、拒斥的態(tài)度，不等于完全否認中世紀也有其文學觀或詩學思想。姑且不說公元1世紀猶太人斐洛（PhiloJudaeus，約公元前20—公元50）通過寓意解經（Allegory）所生發(fā)的“文論”見解。即使是堅持以宗教宰制文學的圣奧古斯丁、波愛修、圣伯爾納，他們的著作中同樣蘊含了不少獨特的“詩學”思想。而從12世紀開始的中世紀后期，一方面由于世俗精神日益侵入宗教領域，另一方面由于阿拉伯和亞里士多德之影響的推動，探討寫“詩”之“技藝”的“詩學”或“詩藝”著述不斷涌現，蔚然成風?，伂幇凑找话愕目捶ǎ饬x上的“小說”在15世紀便已產生了，然而對于它的理論總結卻一直沒能包含于“詩學”之中。在“文學”的理論方面，仍然是以“詩”（啟蒙時代以后，“抒情詩”已擠入最重要的文類之列）的研究為正宗。同時，18世紀“美學”在德國興起，標志著哲學向感性領域的“入侵”。“美學”把一向屬于詩學核心領地的“文學”本質、規(guī)律以及“形式”要素攫為己有，而使“詩學”淪為狹義的“詩歌”分類學。這一狀況直到20世紀20年代“俄國形式主義”思潮出現后，才算有了根本的改變。這一改變其實應該追溯到索緒爾，在其劃時代的著作《普通語言學教程》中，對語言做出了全新的定位，并以幾組具有二元對立性質的功能關系對語言的結構進行了系統(tǒng)的詮釋。其中，與本文題旨最為相關的一組關系便是關于符號之縱向聚合（paradigmatic）和橫向組合（syn－tagmatic）的劃分；“形式主義者”雅克布森把它們分別和兩種基本的文學修辭手法———隱喻和轉喻對應了起來，從而促成了語言學向詩學的轉化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此外，索緒爾的共時語言觀還直接造成了俄國形式主義的“形式主義文學觀”。什克洛夫斯基的“陌生化”（defamiliarization）概念正是在此基礎上才具備了誕生的可能。而索緒爾關于“聽覺形式的能指是于時間之中展現出來”的理論（即符號、句子和話語首先是敘事性的），則強有力地推動了形式主義者（包括后來的結構主義者和解構主義者）對敘事性文學（民間故事、小說等）的關注?，伂忂@些新的方式不僅僅對“詩”才有效，而是可應用于一切“文學（語言的藝術）”門類，所以此種“詩學”實為廣義之文學理論的代名詞。正因此，自20世紀五六十年代伊始，“小說詩學”、“戲劇詩學”、“電影詩學”等用法才大量地涌現了出來。綜上所述，西方古典文化中的“詩學”一詞，主要指“詩”（史詩、酒神頌、戲劇、韻文體的寓言等）之創(chuàng)作技藝及原理功能研究；20世紀以后，由于“形式主義”文論家的努力，它才被用于指稱廣義的文學理論，即對一切語言藝術的理論總結和研究。

2．“詩學”一詞在中國文化語境中的基本蘊含及現代轉換在古代中國，“詩學”一詞主要有兩重含義：一是專指《詩經》研究，二是泛指一般詩歌的創(chuàng)作技巧和其他理論問題的研究。《詩經》早在先秦時期便被稱為“五經”之一，西漢以來則成為官學，是“國家意識形態(tài)”的重要資源，故《詩經》研究的“詩學”實屬經學，與《易經》學、《尚書》學、《春秋》學、“三禮”學等并行于世?！对娊洝穼W可上溯至先秦時代，研究歷史十分悠久，但是“詩學”一詞的直接使用可能遲至唐代才開始流行?，伂愄茟椬谠腿辏?08），李行修撰有《請置詩學博士書》的奏章，認為《詩經》具有“端本”、“垂化”、“兼聽”、“興古”之四重功用，故宜再置詩學博士以為當世立教。此后，專指《詩經》研究的“詩學”一詞經常出現于文人筆下?！霸妼W”的第二重含義則較晚出現。該含義“詩學”的最早記載出自晚唐詩人鄭谷所作《中年》一詩，內有“衰遲自喜添詩學，更把前題改數聯”一句。這里的“詩學”是指一般的詩歌創(chuàng)作技巧，與《詩經》學的內容全然不同。唐代開始以詩取士，詩歌創(chuàng)作的地位自然跟著提高了；故不只“詩格”、“詩式”、“詩法”之類關于詩歌創(chuàng)作技巧和詩歌自身特征的著作大量出現，而且這一風氣還直接催生了“詩學”一詞。宋代之后，此詞開始流行，并在使用頻率上遠遠超過了第一重含義。檢索《四庫全書總目》等資料，可以發(fā)現元明時期還產生了不少題名“詩學”的著作，如較早的有元代“四大家”之一范槨的《詩學禁臠》（1卷），而同為“四大家”之一的楊載則在其《詩法家數》（1卷）中列有“詩學正源”一條。明代有黃溥的《詩學權輿》（22卷）、溥南金的《詩學正宗》（16卷）、周鳴的《詩學梯航》（1卷），等等。明人晁瑮所編的《寶文堂書目》、徐惟所編的《紅雨樓書目》、趙用賢所編的《趙定宇書目》中，也都收錄了不少題名“詩學”的著述?？偫ǘ?，第二重含義的“詩學”一詞包含了下述幾層意思：一是指一段時期內詩歌創(chuàng)作的總稱。如毋逢辰于大德十年所撰《王荊公集序》說“詩學盛于唐，理學盛于宋”，大詩人元好問多次指出“貞祐南渡后，詩學大行”瑏瑧、“貞祐南渡后，詩學為盛”，瑏瑨等等。又如，清代魯九皋著《詩學源流考》，所論自戰(zhàn)國至晚明的詩學變遷，其實正是歷代詩歌的源流變遷。而上述“詩學”一概都是此意。二是指詩歌的創(chuàng)作實踐與技巧。如南宋蔡夢弼著《杜工部草堂詩箋》稱杜甫詩為“五百年”之“詩學宗師”，清人畢沅《杜詩鏡銓序》評價杜甫詩“集詩學之大成，其詩不可學，亦不可注”，指的便是這層意思。這也是歷代文人所云“學詩”之“學”的主要內涵。三是指對詩歌自身的理論研究。正如“詩格”、“詩式”、“詩法”之類的著述，“詩學”的這層含義的主旨本為探討詩歌的創(chuàng)作問題，但在發(fā)掘主旨的同時也涉及了詩歌自身的特點和規(guī)律，故只是附帶談到的“一部分”。《詩經》學的對象當然是《詩經》，而一般意義上的“詩學”的對象也是一般意義上的“詩”。明確地說，就是指文人所創(chuàng)作的五七言詩體，即它并未把賦、詞、曲等其他韻文形式包括在內。20世紀以來，由于西學大量涌入，盡管有些學者仍然是在傳統(tǒng)意義上使用“詩學”一詞（如黃節(jié)于1922年出版的《詩學》一書，其所指與魯九皋《詩學源流考》一脈相承，也是敘述歷代詩歌的創(chuàng)作演變），但是多數人在使用此詞時已注入了新的內涵。如楊鴻烈的《中國詩學大綱》（商務印書館1928年出版），內容包括中國詩的定義、起源、分類、結構要素、作法、功能、演進等方面。另如，江恒源的《中國詩學大綱》（大東書局1928年）、范況的《中國詩學通論》（商務印書館1930年），其內容則包括了詩歌的體制、作法、基本理論等方面。這些著作均含有較自覺的理論意識。此后中間經過大約40年的停頓，自1970年代開始，“詩學”著作又陸陸續(xù)續(xù)出現了。先是臺灣學者的著作，如黃永武的《中國詩學》（巨流出版社1976年）、程兆熊的《中國詩學》（臺灣學生書局1980年）。接著是大陸學者的更多著作，如陳良運的《中國詩學體系論》（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2年）、王先霈的《中國詩學通論》（安徽教育出版社1994年）、余藎的《中國詩學簡史》（浙江古籍出版社1995年），等等。與傳統(tǒng)“詩學”著作主要強調詩歌的創(chuàng)作與技巧不同，上述著作所注重的都在詩歌的理論方面。

有學者提出，這一內涵只是“詩學”的一部分內容，“中國詩學”應包括詩學文獻學、詩歌原理、詩歌史、詩學史和中外詩學比較五個方面的內容?，伂摵茱@然，這里的“詩學”還只限于“詩”的體裁，未曾包含小說、戲劇等，故仍屬狹義的詩學范圍。在中國文化語境中，用“詩學”來指稱廣義的文學（語言藝術）理論，從而達成其蘊含的現代轉換，這是在比較文學學科進入中國文化語境之后才發(fā)生的。3．作為“文學理論”的詩學及其在中西文化系統(tǒng)中的“知識”定性與定位以詩學來指代“文學理論”，很顯然是近代便已發(fā)端、而后日益得到強化與普及的“知識”西方化的一個結果。毋庸置疑，現代中國的知識體系，其分類、定性以及架構的方式完全由西方提供。這一局面，短期內是無法改變的。我們能夠做的，便是努力爭取在西方的構架視域下重釋古代的傳統(tǒng)，使之在追求分界明晰精確之現代知識的洗禮中得到新的展現———也許這是更加醒豁的展現。那么，何謂廣義的詩學呢？就其字面含義來說，可以界定為“關于一個文化系統(tǒng)里面的詩性言說之研究”。“詩性的言說及其研究”就是詩學在文化系統(tǒng)中的基本“知識”定位。但若要進一步追尋“何謂詩性的言說”（如九繆斯的各自屬性，實與詩性的功用相關），則必須弄清楚詩學的“他者”。按照西方的經驗，這個“他者”就是“哲學”?！罢軐W”的內核是什么？就是概念的思維以及由概念關系組成的各種命題世界。詩學的邊界，即由此一“他者”劃定?，偓娨韵略噺呐c“哲學”的諸重差異來尋求“詩學”的邊界：其一，哲學思維追求普遍性（要求擺脫具體性和個殊性），是概念的思維；而詩學的對象是個殊性的事物（主要內涵是鮮明生動的語言形象及其獨特個性化的呈現方式），故詩學作為“理論”具有顯而易見的雙重性與中介性：一方面要求使用概念來追尋普遍共性（擺脫個殊性），另一方面思維的對象恰恰就是個殊性。所以，詩學是一種具有詩性內涵的概念化思維。其二，哲學的思維由“靈魂”中的理性部分來掌管，思考的對象則是“實體界”（概念、范疇、命題構成的抽象世界、“真實界”）；“詩人”的領地被劃定在“與真理隔了兩層”的感性領域（經驗世界），變化不居，長期被哲學排除在對象之外。“詩人”說話，無法自作主宰（自主是理性的特權），他們必須被奪走了理智才能夠代神說話（柏拉圖）；而亞氏重新給予詩人的理智也只能限于用韻律、節(jié)奏或形象去“摹仿”必然或可然的事件（action），而非用概念來揭示事物的因果關聯?？傮w而論，“詩人”要服從“哲學家”的管教。其三，哲學的思維方式是因果關系（就古希臘而言，尤其是指基于幾何學的因果推理關系）；而詩性思維是類比關系。前者是線性的時間先后關系；后者是共時的空間并存關系，依賴想象、聯想、隱喻、形象、幻象、虛構或比興等方式將構成世界的諸因素聯結成一整體。

其四，哲學的核心（理想）是求“真知”的認識論?！罢嬷R”是清楚明晰的，不容含混與爭議，所以哲學的思維首重“界定”：在求知之前，必先劃定邊界（定位）、確定對象與范圍。詩學的核心是“求美”（延伸地說，亦可以“美”求“善”），它的“對象”往往是鮮活靈動的生命整體，彼此之間難以進行部分與整體的范圍分割；一旦予以切割（如用顯微鏡透析樹之葉片），則從顯微鏡所獲取之葉片的“知識”與作為樹之整體的“美”之間勢必喪失原有的生命關聯（不再構成部分與整體的關系）。其五，哲學的言說以概念和命題為樞紐，因果推導或辯證思維是其展開的主要動力，所以，即使是對話體或詩體的哲學，其形式特征與語言策略也與“詩學”有鮮明差異。相比之下，“詩”（廣義）的語言策略更加偏重形象思維或直觀領悟，以富有節(jié)奏感、韻律感、色彩感的語言來“觀物取象”是“詩人”的獨特天賦。很顯然，上述歸納奠基于哲學與詩學的對抗關系（這一關系在西方的文化與思想演變脈絡中起伏穿插，從未真正消停過）?，偓嫅撝该鞯氖?，中國古代沒有西方式的“哲學”，在中國的傳統(tǒng)中也找不出“文學”或“文論”的對抗性的“他者”———既不是“哲學”，也不是其他的什么“學”。如最具有文學性的《詩經》長期就是經學———現代意義上的“政治哲學”，而最具藝術性的音樂和舞蹈則與禮儀同構成為禮樂制度的重要內容。先秦乃貴族宗法社會，宗族是構成社會的基本單元（“集體的我”），宗族之內等級森嚴，需要最嚴格、最繁復的禮制才能維持其秩序，但在知識領域卻未曾建構出上下高低有別的層序系統(tǒng)。作為“知識形態(tài)”的王官之“四教”或“六教”，其內容各異，相互補充，彼此沒有高下之別。

諸子之術興，始有嚴整精密的體系之言，其中各自皆有總持全局的綱領與樞紐（如儒家之仁義、道家之自然、墨家之義利），但此綱領與樞紐之體（總德）并非超絕于眾德之上，而自成一孤懸純粹之“一”（如前述西方文化之元素、原子、原型等等）。相反，即凡即圣、體用合一、道器不離、通變相隨，是先秦學術與思想的共同儀軌（將兩者關系處置得恰到好處，便是時中）；總德與眾德之間，也是類似的關系。故先秦時期諸子之相互爭訌，往往只辯其是否整全（合乎天道）與偏曲（偏離天道），而不論其知識性質（思維層次）之高下優(yōu)劣。與此相應，中國的“詩學”與“哲學”（“文”／“道”）關系，雖然亦有以道立文、道“干”文“支”之序次（原道、宗經、征圣以及“文以載道”、“依經立義”諸命題皆緣于斯），但是兩者之間并無思維品格上的優(yōu)劣之辨，相反，中國古人常常追求兩者間彼此渾融合一。這種合一就是文與道的整全，否則就是偏曲（“文人”之所以被賦予貶義，就是指處于有“文”而無“道”的偏曲狀態(tài)）。從文道合一的角度，我們甚至可以斷言，中國的“哲學”同時也是“詩學”的，道家如此，儒家如此，其他諸家也都是如此。認識到這一點，我們還怎樣讓中西詩學之間展開有效的對話？還是只能聽憑雙方獨自顯現、各說各話？如前所述，以西釋中是我們這個時代無法回避的宿命?？梢哉f，如何應對西方與傳統(tǒng)，是中國文化現代轉換的一體兩面：中西文化互為“他者”的相互否定與相互肯定，能夠推進并促成中國文化的重新建構。詩學亦然，因為詩學與文化本來就盤根錯節(jié)、相互交纏。因此，倘要使用西方“詩學”觀———借助哲學的“他者”所建構的廣義文學觀———來重敘中國古代詩學，就需要把古代知識系統(tǒng)的構成要素、性質功能以及結構關系做全盤的重整與重釋。

二、比較詩學方法論的若干問題反思

詩學層面的中西比較由來已久，但學科意義上的比較與建構應該始于現代。瑐瑣自王國維以來，中國學者在這一領域的艱苦探索已經締結出豐碩成果：錢鐘書的《管錐編》以及一系列論文，整體而言依然是后輩鮮能抵達的高峰；20世紀80年代以來一批專題性更強的著述相繼問世，則將詩學比較往深處做了較為顯著的推進，代表性成果如《中西比較詩學》（曹順慶著，1988年初版）、《比較詩學體系》（、童慶炳主編，1991年初版）、《悖立與整合：東方儒道詩學與西方詩學的本體論、語言論比較》（楊乃喬著，1998年初版）、《中國文論與西方詩學》（余虹著，1999年初版）、《比較詩學導論》（陳躍紅著，2004年初版）等，至今仍然富有啟迪性。王國維所做的嘗試最近受到羅鋼一連串的質疑與重估，但筆者以為王氏在本領域的開創(chuàng)性貢獻是不可磨滅的。特別是，他把美學與文藝理論置放在與哲學、倫理學的相互關系中定位、了解，使得“通西洋之哲學”與“倫理學”成為美學與文藝理論研究的必要前提。王國維根據康德、叔本華以及尼采的學說來建立了解此三者關系的知識架構，即在哲學、倫理、美學三大領域之下確立：理性、悟性（今通譯“知性”）、感性三種能力，超驗、經驗兩重世界，抽象（先天而普遍）、具體的認知“形式”，直觀、概念的知識類別，主觀、客觀的事物性質等知識層級。美學在此構架中處于連接哲學與倫理學的中介位置。也就是說，美學（含文藝理論）的性質兼具認知的普遍性與實踐的特殊性，美同時具有認知（真）與實踐（善）的功用。對于美學的這種認識與定位，在比較哲學、比較詩學的具體展開別重要，因為它能夠作為一種學術參照清楚地反襯出中國美學（含文藝理論）在中國固有知識體系中的不同定位、性質和內涵。

筆者認為，從構成文化系統(tǒng)之諸要素的相互關系入手，確定詩學在系統(tǒng)中的性質與定位，進一步探討其在起源、方法、功能、目標以及種類等諸方面的內容和特征，這種“知識論”的進路是今日中西比較詩學方法論建構的一個堪稱上佳的路徑。換言之，今日的比較詩學研究以及方法論的建構，更應該沿著王國維開拓的道路向前推進。受各種限制，本文尚無力依循上述思路進行系統(tǒng)性的嘗試，下面僅就方法論建構中的一些重要問題談談粗淺的看法：第一，要明白“詩學”在中西文化整體中的定位及其性質、功能以及與其他要素的結構關系。如前所述，中西文化在上述諸方面是有根本性差別的，若以關鍵的學派、關鍵的概念與命題為個案，是可以就這些差別進行整體的概括和論述的。但同時還必須認識到，每個具體的詩學問題還會因人、派別、時空的不同而產生或隱或顯的差異，這就要求對于每個問題的研究和探討，必須將此問題在嚴格的限定之后置于生發(fā)與演替的脈絡之中進行。第二，要對相關概念做出辨析。所謂“相關概念”，主要是指兩種情況：其一，學者用以詮釋本國詩學或文學現象的他國的概念，如“現實主義”、“浪漫主義”、“自然主義”，等等；其二，學者從不同詩學系統(tǒng)中截取過來作為比較對象的概念，如“雄渾”與“崇高”、“纖麗”與“優(yōu)美”、“道”與“邏各斯”，等等。中國學界在這一方面所做的“比較”工作不能說一無是處，但是詮釋中的錯位、誤讀、甚至歪曲的現象是十分嚴重的。而其原因，主要在于未展開深入的辨析，在未對研究對象的真正含義具有真切到位的理解之前便展開貿然的“比較”。有的研究者不通外文、不讀原著，就敢于進行長篇大論的“比較”，這無疑加劇了錯誤理解的泛濫。僅就學界較為熱門的話題“道與邏各斯”而論，從錢鐘書起，中國不少學者便對兩者之“驚人相似”表示了濃厚興趣。但是，“常（原理）、道（言說）”之“道”果真是“邏各斯”的核心蘊含嗎？赫拉克利特與海德格爾果真是西方“邏各斯”的真正代言者嗎？“邏各斯”與“einai／eidos／ousia”瑐瑥是何關系？

第9篇：西方文化論文范文

伯爾曼在著作《法律與宗教》中論述到：依“不可殺人”的誡命建立刑法，依“不可偷盜”的誡命建立財產法，依“不可奸”的誡命建立家庭法，依“不可作假見證”和“不可貪戀”的誡命建立契約法和有關私犯的法律。[5]可見，“摩西十誡”已經轉化為法律精神而對西方傳統(tǒng)法律文化產生了深遠影響。起初它作為一份人與神的契約存在于特定信仰群體中，而該群體不斷發(fā)展壯大建立起信奉上帝的猶太民族，“十誡”則成為立國立教的法典被保留下來。伴隨著中世紀教會法的權威統(tǒng)治，這十條訓誡逐漸深入到西歐各封建王國，它所蘊含的宗教儀式和傳統(tǒng)通過教會活動融入了世俗社會，最終成為影響西方傳統(tǒng)法律文化的普遍性原理。從“摩西十誡”中我們可以發(fā)掘西方法律文化傳統(tǒng)的發(fā)展與演變，進而歸納出西方法律文化的特點：

1.尊重契約和社會秩序從“十誡”的前四條看，它體現著“人神契約”的理念，即上帝和信奉他的子民訂立契約，誰要毀約誰就要受到上帝的懲罰；同時人民也有“神不佑我，我即棄之”的權利。作為上帝，必須指引著逃難的猶太民族擺脫種種壓迫和磨難回到他們向往的家鄉(xiāng)——“迦南之地”（今巴勒斯坦地區(qū)）；反之，人類必須信仰上帝、尊重上帝，依照上帝的旨意生活、交往，維護這十條訓誡的權威和完整。若人有違約，則會遭到神的懲罰；而神若毀約，則會失去靈性和被信仰的地位?！笆]”的訂立，標志著神圣的上帝與世俗的民眾雙方簽訂了嚴格的道德契約，這些倫理道德教訓成為以色列人民實踐他們與天主所立盟約的具體表現。這就是西方法律文化傳統(tǒng)的第一精神要素——信守契約。由此，發(fā)展出了教會契約法體系，它們調整著教會團體之間的經濟往來和世俗社團的契約活動，這為后來商品經濟的產生和資本主義的發(fā)展提供了必要的法律基礎。另外，“摩西十誡”實質上就是向以色列人民確立一種秩序，雖然訓誡的內容中并沒有明確記載違反這種秩序的具體懲罰方式，但是它卻在信徒的心中刻畫了這樣的秩序，即你應遵守秩序——這不僅僅是個人目的行為的需要，堅守這份秩序本身更是一種道德的責任和信仰的虔誠，這種秩序對西方法律傳統(tǒng)乃至整個西方世界的文明都是影響深遠的。從宗教教義上來看，“摩西十誡”組成了猶太教最基本的教規(guī)，指導著后世猶太法典的編纂，影響著西方的宗教傳統(tǒng)；從世俗法律上來看，“摩西十誡”確立了一個非常重要的思想，那就是“契約平等、遵守秩序”，從而形成了西方法的價值根源。無論是世俗的人，還是精神上的神或上帝，都應該信守契約，尊重秩序?！澳ξ魇]”所反映的契約精神雖然不是建立在現代法律意義上的平等和合意的基礎之上，但卻從中發(fā)展出了西方法律文明信守契約的精神，為西方后世契約型社會結構的形成奠定了基礎。

2.關注私法和個人權利從“摩西十誡”中影射出的另一個西方傳統(tǒng)法律文化特點便是其法律生活中的“個人本位”思想以及關注私法文化的理念，通過明確相關權利和責任即人類受上帝保佑和庇護的權利以及遵守“十誡”內容的義務抑或是違反訓誡所應受的懲罰，從而統(tǒng)一、明晰個人在社會活動和法律規(guī)范中的權利、義務、責任?；诖耍笆]”全面影響著西方法律制度和司法程序，讓關注私法和個體權利與義務的理念沿襲至今。如，第8條“不可偷盜”和第10條“不可貪戀人的房屋，也不可貪戀人的妻子、仆婢、牛驢，并他一切所有的”。上述兩條規(guī)定的精神被后世的教會法所繼承，以至于十二世紀，教會法學家在訴訟程序的立法和解釋中發(fā)展出了保護土地、財產及無形權利的原則。通過對私法領域權益的關注，使私有財產占有人獲得了財、物所有權的法律保障，他們可以通過證明那些使用暴力或欺詐手段的剝奪和占有行為，來收回他們對原有財產的占有權，這也是近代以來關于占有權救濟制度的傳統(tǒng)根源。

總之，關于個人財產的神圣不可侵犯，最后成為西方《民商法》體系的基礎，并為市場經濟中“契約”為紐帶的商品交易奠定了基礎。這種關注私法、保護個人權利的制度對中世紀封建社會的發(fā)展極為重要，同時也感染著西方傳統(tǒng)法律與社會，而重視私法文化、保護私有財產的理念也是歐美社會發(fā)展進程中最鮮明的特色之一。另外，在“十誡”中有關禁止做假證陷害他人的訓令也向我們展現出：每個信仰神的人都是上帝眼中平等的人，也平等享有上帝的保護權。因為我們既然平等的受上帝所愛，所以“上帝也賦予了人一些基本權利，諸如人的生存、自由、追求幸福、擁有和放棄財產的權利等。這些權利，連同一些其他的權利，屬於絕對的權利?！盵9]同理，我們不能做假證陷害他人，使其喪失平等擁有這些權利的機會，所以“十誡”中的第9條被后世的立法者發(fā)揚光大。在當今司法訴訟程序中，禁止作偽證、禁止有罪推定、禁止刑訊等都是該條訓令精神的最好體現。通過“摩西十誡”所表現出的明確個人權責之觀念成為整個西方傳統(tǒng)法律文化演進中的根本性原則，而以明晰的方式確立保障個人權益和私有財產是我們對西方法治社會最直觀的感受，故有學者認為“西方社會的基本法或高級法是直接源自基督教的原則和價值觀。”

二、“十誡”對西方法律文化傳統(tǒng)的影響

“十誡”的精神實質深刻地影響著當代西方法律格局，雖然宗教與法律的聯系不再像中世紀時期那樣的緊密，精神世界與世俗世界也早已融為一體。表面上那些基本的教規(guī)教義已滯后于當今的社會發(fā)展，但是“十誡”的內涵通過數次的宗教改革和世俗化進程不斷更新演變，而逐步嵌入西方法律文化傳統(tǒng)之中。同時，西方對“十誡”的研究和關注遠遠超出了我們的想象，“十誡”潛移默化地影響著西方的法制，如《阿爾弗烈德法》的開篇就包括：《十誡》、對《摩西律法》的重述，對《使徒行述》的摘要以及對僧侶苦行贖罪規(guī)則和其他教會法的引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