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較文學跨學科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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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認為，比較文學的“跨學科”理念出現(xiàn)于20世紀60年代。1961年，美國學者雷馬克在《比較文學的定義和功用》一文中提出:“比較文學是超出一國范圍之外的文學研究，并且研究文學與其他知識和信仰領域之間的關系，包括藝術(如繪畫、雕刻、建筑、音樂)、哲學、歷史、社會科學(如政治、經濟、社會學)、自然科學、宗教等等。簡言之，比較文學是一國文學與另一國或多國文學的比較，是文學與人類其他表現(xiàn)領域的比較”①。日后，學術界將雷馬克將所言的“文學與人類其他表現(xiàn)領域的比較”具化為“文學與藝術”、“文學與哲學”、“文學與歷史”、“文學與社會科學”、“文學與自然科學”以及“文學與宗教”等。比較文學的“跨學科”一詞出現(xiàn)于20世紀70年代。1975年，法國學者讓•皮埃爾•巴利塞里在一次比較文學國際研討會上提出，比較文學研究不應該受制于學科界限，可以從“多學科”和“跨學科”的角度，加強文學與其他學科之間的聯(lián)系和交流②。這是比較文學領域首次出現(xiàn)“跨學科”(interdiscipli-nary)一詞。中國比較文學的“跨學科”吁求出現(xiàn)于20世紀80年代。1987年，楊周翰在為《超學科比較文學研究》所寫的序言中指出:“按照比較文學的一般定義，它包括兩種或兩種以上不同國別、不同民族或不同語言的文學的比較研究;它還包括文學和其他學科、其他藝術或其他表現(xiàn)領域之關系的研究”③。他認為，中國比較文學工作者在前一個領域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了不小的成績，而在“跨學科”領域所做的研究不多，有很多的不足。為此，他發(fā)出呼吁:“我們需要具備一種‘跨學科’的研究視野:不僅要跨越國別和語言的界限，而且還要超越學科的界限，在一個更為廣闊的文化背景下來考察文學”①。
歷史上，比較文學的跨學科研究又被稱為“科際整合研究”，即把人類社會童年時期處于同一個母體的、日后被細化的社會分工所割裂開來的文學、藝術和自然科學等學科重新整合起來，以文學為中心，從文學的外圍入手，在文化的背景下，在比較的視野中，對文學與其他學科之間的相互關系和規(guī)律進行研究。比較文學“跨學科”理念的提出及其理論構建，得益于20世紀世界文學的發(fā)展和文學觀念的更新，得益于全球政治、經濟、文化、科技等領域飛速發(fā)展的背景下，人們視野的拓寬和思維方式的嬗變。這種情形下，研究方法日趨多元化，語言的、國別的、傳統(tǒng)的、人為的界限早已打破。傳統(tǒng)的影響研究和平行研究不但“難以得出令人滿意的結論”①，而且已不能滿足宏觀視野下綜合研究的需要。而超越時空觀念，超越學科界限和超越文學自身的綜合性研究，既可為當代比較文學研究開辟新的、廣闊的研究領域，也是比較文學研究順應時展所做出的必然抉擇。其實，在提出“跨學科”理念的同時，雷馬克就談到了“科際整合”或曰綜合研究的必要性，指出“我們必須綜合，除非我們寧愿讓文學研究永遠支離破碎。只要我們有雄心加入人類的精神生活和情感生活，我們就必須隨時把文學研究中得出的見解和成果集中起來，把有意義的結論貢獻給別的學科，貢獻給全民族和全世界”②。因為比較文學“是把人類創(chuàng)造活動本質上有關而表面上分開的各個領域連結起來的橋梁?！比绻氚l(fā)揮這座橋梁的作用，就要在研究領域上做文章，即“不僅把幾種文學互相聯(lián)系起來，而且把文學與人類知識與活動的其他領域聯(lián)系起來”③。跨學科研究充分體現(xiàn)了比較文學的邊緣性、滲透性和交叉性特征。它的出現(xiàn)，擴大了比較文學的外延，拓展了比較文學的空間，使文學研究走出了自我封閉的藩籬，使部分的、彼此孤立的文學現(xiàn)象連成了一個整體。與此同時，跨學科研究又將文學置于同其他學科相關聯(lián)的時空領域中，不但擴大了文學研究的范疇，開辟出一條文學與其他學科溝通與對話的渠道，還使我們有機會站在文學以外，站在其他學科的視角上觀察文學，研究文學，鑒賞文學，從而對文學有新的認識和新的發(fā)現(xiàn)。如今，“影響研究”、“平行研究”和“跨學科研究”作為比較文學研究的三大基本途徑已為比較文學界所認可和接受。
二、中國比較文學“跨學科研究”現(xiàn)狀
中國比較文學的文獻中最早出現(xiàn)“跨學科”研究的信息是20世紀80年代。1982年，張隆溪選編的《比較文學譯文集》選入了美國學者里恩•艾德爾的《文學與心理學》、牛頓•P•斯托爾克奈特的《文學與思想史》和瑪麗•蓋塞的《文學與藝術》;1985年，干永昌、廖鴻鈞、倪瑞琴編選的《比較文學研究譯文集》也選入了艾德爾的《文學與心理學》;1986年，北京師范大學中文系比較文學研究組選編的《比較文學研究資料》，除了將上述三位美國學者的文章選入外，還選入了中國學者錢鐘書的《中國詩與中國畫》、樂黛云的《尼采與中國現(xiàn)代文學》以及錢仲聯(lián)的《佛教與中國古代文學的關系》;1987年，楊周翰、樂黛云主編的《中國比較文學年鑒》除了繼續(xù)收錄樂黛云和錢仲聯(lián)的同名成果外，還收錄了傅鴻杰的《奧尼爾與尼采》、程代熙的《朱光潛與尼采》、朱維之的《禪與詩人的宗教》等;1989年，樂黛云、王寧主編的《超學科比較文學研究》除了王寧的長篇《導論》外，還收錄了很多當代中國學者的研究成果。如樂黛云的《文學與其他學科》及《文學與其他藝術》、許明的《文學與哲學》、王錦園的《進化論與文學》、徐志嘯的《文學與宗教》、伍曉明的《文學與音樂》、王長俊的《文學與繪畫》、王寧的《后結構主義與分解批評》、孫津的《中西文論的哲學背景》等。中國比較文學的教材中最早出現(xiàn)“跨學科”研究的內容也在20世紀80年代。1984年，盧康華、孫景堯的《比較文學導論》以“非本科范圍研究”為題介簡要提及了“社會學與文學”、“神話、民俗學與文學”、“哲學與文學”、“宗教與文學”、“思想史與文學”、“語言與文學”以及“其他藝術與文學的關系”等跨學科內容。1988年，樂黛云的《比較文學原理》在“科際整合”一章中介紹了“文學與自然科學”、“文學與哲學社會科學”及“文學與藝術”跨學科內容。1988年，樂黛云主編的《中西比較文學教程》在“跨學科研究”一章中，介紹了“文學與藝術”、“文學與哲學社會科學”、“文學與自然科學”等跨學科內容。
同年，陳惇、劉象愚的《比較文學概論》，在“跨學科研究”一章中，介紹了“文學和藝術”、“文學和宗教”、“文學和心理學”以及“文學和哲學”等跨學科內容。90年代及至21世紀，“跨學科研究”不但成為比較文學教材必不可少的內容，外延還拉伸到“文學和經濟學”、“文學和歷史學”、“文學與社會學”、“文學與語言學”、“文學與系統(tǒng)論”、“文學與信息論”、“文學與控制論”等領域。中國比較文學“跨學科研究”的著作多出現(xiàn)于20世紀尾聲和21世紀初葉。如陳洪的《文學與宗教》、龔每律、譚桂林的《當代中國文學與宗教文化》、馮川的《文學與心理學》、葉舒憲的《文學與人類學》、彭兆榮的《文學與儀式:文學人類學的一個文化視野》、麻承照的《文學與民俗》、許建昆、陳又凌的《文學與電影的對話》、阮慶岳的《文學與建筑相問》、王寧的《文學與精神分析學》等。此外，一些非文學工作者也在自身學術視野內探索文學與其專業(yè)的關系，如羅小平的《音樂與文學》、蔣容理的《音樂與文學的對話》、羅立剛的《宋元之際的哲學與文學》、唐德剛的《史學與文學》、周群的《宗教與文學》等。另外，還有學者將“跨學科研究”引入具體的學術領域中，如鄭杰文的《中國古代文學跨學科研究》、陳致文的《跨學科視野下的詩經研究》等。與著作類成果相比，中國比較文學的“跨學科研究”在論文類成果上呈輻射式和多元化態(tài)勢。除了“文學與藝術”、“文學與哲學”、“文學與歷史”、“文學與社會科學”、“文學與自然科學”及“文學與宗教”外，在“文學與計算機”、“文學與網絡”、“文學與動漫”、“文學與醫(yī)學”及“文學與農業(yè)”等方面均有數量不等的成果出現(xiàn)，展現(xiàn)出一種較為可觀的局面?？v觀中國比較文學“跨學科研究”的歷程，有如下問題值得關注:(1)全方位、多視角的多元化研究格局已經形成。其內涵和外延不但突破了雷馬克當初制定的界限，而且隨新興學科發(fā)展的腳步不斷延伸，使比較文學的“邊緣性”、“交叉性”和“滲透性”功能得到充分施展。(2)文學界主宰研究的局面被打破。很多非文學領域的學者紛紛從自身的學術追求出發(fā)，深入探討所在學科與文學的關系，如“繪畫與文學”、“建筑與文學”、“醫(yī)學與文學”等，有的研究隊伍和研究成果已呈趕超文學之勢。(3)整體理論性探索不夠，實踐闡釋不足。很多研究流于表層，流于文學與其他學科關系的泛泛敘述。系統(tǒng)的、有理論探索的、有實踐個案的、有學術含量的成果所占比重不是很大。與“影響研究”和“平行研究”相比，“跨學科研究”尚未形成完整和成熟的理論體系，研究成果也無法與“影響研究”和“平行研究”相提并論。
三、“跨學科研究”在比較文學教學中的角色轉換
在比較文學基礎教學中，“跨學科研究”至今還是一個配角。盡管作為三大研究途徑之一，“跨學科研究”擁有與“影響研究”和“平行研究”相等的地位，但落實到教學環(huán)節(jié)中，“跨學科研究”則往往成為可有可無的邊緣性角色。這一點，在中國比較文學復興以來出版的教材中就可見一斑。最早的“跨學科”內容，是以“附”的方式出現(xiàn)在教材的角落中，篇幅也很小。隨后的“跨學科”內容，或以“科際整合”，或以“跨學科研究”為題，正式出現(xiàn)在教材的章節(jié)中，范疇和篇幅也有所擴充。日后及今的比較文學教材，基本上延續(xù)了這一格局，即大多把“跨學科研究”作為一個章節(jié)的內容加以介紹，范疇相對穩(wěn)定。然而，一旦進入到具體的教學，對“影響研究”和“平行研究”的關注度，就遠遠大于“跨學科研究”。在有限的教學時數內，留給“跨學科研究”的寥寥無幾，其“附屬”的配角地位至今沒有大的改觀。之所以會出現(xiàn)這種局面，首先是前面所述的理論建構的不足。自雷馬克提出這一理念起，“跨學科研究”始終沒有形成一套相對完善的理論體系，沒有產生“影響研究”的“流傳學”、“淵源學”、“媒介學”以及“平行研究”的“主題學”、“題材學”、“文學類”、“比較詩學”以及由此變異而生的“形象學”和“譯介學”等理論范疇。缺少了理論根基，就缺少了底氣，教學上自然會產生無話可講的感覺。其次是知識結構的陌生。由于“跨學科研究”的外延超出了文學本身，使從事文學研究的人們對所“跨越”到的學科領域或一知半解，或一無所知，在文學與這些學科之關系面前不知所措，更不知如何下手。這種知識結構上的陌生感就導致人們或被迫放棄，或敬而遠之，至今尚無成型的理論體系，在課堂上淪為配角就不足為怪。而理論建構的不足和知識結構的陌生，勢必導致“跨學科研究”在個案研究上的缺憾。缺少了實踐個案的支撐，教學上就缺乏應有的說服力，可講可不講，可有可無就在所難免了。
然而，我們偏偏生活在一個科際整合和學科滲透的時代。社會的發(fā)展，教育的發(fā)展，需要多學科交叉影響與整合下培養(yǎng)出來的復合型人才，社會對綜合型人才的需求也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迫切。這種態(tài)勢下，單一的學科領域，單一的知識結構，單一的研究視野，顯然無法滿足社會和教育發(fā)展的吁求，純文學范疇內的研究勢必面臨超文學和“跨學科”研究的沖擊，“跨學科”就這樣成為比較文學教學不可或缺的重要內容。在學科交叉、文理滲透的趨勢下，中國高校的學科組成在近10年中發(fā)生了顛覆性的變化。除傳統(tǒng)的文科院校外，漢語言文學專業(yè)也走進了理工農醫(yī)經管法和藝術類院校，不但已培養(yǎng)出別具一格的本科人才，而且已培養(yǎng)出多批別具一格的研究生人才;不但建立起了二級學科的碩士學位點，一級學科碩士學位點建設也大獲豐收。這一切，都強有力地沖擊著傳統(tǒng)的院校格局和學科格局，也強有力地沖擊著傳統(tǒng)的教學體系和課程體系，比較文學就是被強烈沖擊的主要對象。在眾多開設漢語言文學專業(yè)的非文科院校中，其不同的強勢學科所形成的不同的氛圍和校園文化，既決定著該學校人才培養(yǎng)的模式，也決定著該學校其他學科和專業(yè)的學生的學習興趣和就業(yè)指向。有的院校有理科偏強的歷史傳統(tǒng)，有的院校在歷史上以工科起步;有的院校在金融、法學類歷史久遠，有的原本就是藝術類院校。雖然從更改后的校名中無法看出其強勢學科的因素，但其內在的強勢所形成的校園主導傾向還在左右著其他學科和專業(yè)學生的學習走向以及專業(yè)素質的形成。在這類學校學習的漢語言文學專業(yè)的學生，與傳統(tǒng)的文科院校的漢語言文學專業(yè)的學生相比，除了專業(yè)名稱、學科名稱和課程名稱上差別不大的外，其內涵已無可比性。考生有的來自文科，有的來自理科。有的自愿報名，有的調劑而來。他們中間，真正打算從事文學事業(yè)的鳳毛麟角，而其所選擇的第二專業(yè)往往是法學、金融學、廣告學等熱門專業(yè)，就業(yè)是他們的首選，文學只是他們幫助就業(yè)，提高人文修養(yǎng)的輔助手段。換言之，他們所追求的不是單一的文學知識，而是多學科互相交叉下的綜合知識。
在這種情況下，傳統(tǒng)比較文學教學中那種純文學式的“影響研究”和“平行研究”就遠不如“跨學科研究”那么受歡迎?！翱鐚W科研究”之所以在此類院校中大受青睞就不難理解，“跨學科研究”在教學中由“配角”到“主角”的角色轉換就成為比較文學基礎教學中的重要內容。建構一種適應此類院校人才培養(yǎng)模式的、以“跨學科”為主體的比較文學課程體系，就成為比較文學基礎教學中必須面對和思考的問題。中國高等院校學科組成的多元性，中國理工農醫(yī)經管法和藝術類院校漢語言文學專業(yè)的特殊性，決定了“跨學科研究”的內容將成為比較文學基礎教學的一個新的重要支柱。這不是對傳統(tǒng)的以“影響研究”和“平行研究”為主體的課程體系的否定和取代，而是一種與時俱進的補充和完善。如能得到健康發(fā)展，不但可以順應此類院校人才培養(yǎng)的需求，還可以在客觀上對“跨學科研究”的理論建構，推動“跨學科研究”的發(fā)展，起積極的促進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