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茶詩中的儒家禮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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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茶詩中的儒家禮儀旨歸

“禮”是儒家文化的主要標志，唐代茶詩中即凸顯出儒家的禮文化旨趣。唐代茶詩的出現(xiàn)，反映了唐代文人墨客對茶文化的情有獨鐘。詩以言志，唐代文人墨客在品茶、飲茶之時，將自己的品飲感受寄寓于詩歌中，將自己的旨趣、愛好以詩歌的形式予以表達，從而使儒家的禮儀在茶詩中得到了充分展示。唐代茶文化在傳播的過程中，僧人曾起到了很大作用。文人與高僧大德在交往過程中結下不解之緣，他們彼此以詩會友、以詩言志，創(chuàng)作出大量詩歌。詩中有禮，以禮彰顯出儒家之禮儀文化。眾所周知，儒家文化一直講求仁、義、禮，并試圖將之推廣開來?！岸Y之用，和為貴”［1］，此言精當?shù)卣f明了儒家文化的價值旨歸。儒家所追求的文化發(fā)展目標，其終極價值指向是因禮而和。中國歷來就有“禮儀之邦”的美譽，儒家文化講求禮，唐詩中的茶文化充分體現(xiàn)了儒家文化的禮儀性、和諧性。如張籍的詩歌《和陸司業(yè)習靜寄所知》：“幽室獨焚香，清晨下未央。山開登竹閣，僧到出茶床。收拾新琴譜，封題舊藥方。逍遙無別事，不似在班行?！保?］4328此詩即表明了儒家禮儀文化之價值旨歸：唐代茶文化尤其發(fā)達，因之，唐代以茶待客的現(xiàn)象非常普遍，在喝茶的過程中，敬茶為客，待客以茶，其間彰顯了儒家的禮儀文化。詩人以茶待客，體現(xiàn)的是敬茶人的熱情、大方。同時，在詩人敬茶的過程中，彬彬有禮，凸顯了敬茶之人（施禮）與飲茶之人（受禮）的和諧之美，并由茶禮到茶詩構成了完美的茶文化。再如白居易《曲生訪宿》詩云“村家何所有，茶果迎來客”［2］4326，亦凸顯了儒家的禮儀文化。其一，由白居易之詩可以管窺唐代待人以禮的茶文化的興盛，在唐代不僅以茶待客，同時還配有茶果，凸顯出唐代茶禮；其二，對來訪客人敬之以茶，是一至高的禮儀，凸顯了儒家禮儀文化的規(guī)約性，即茶文化凸顯了儒家的禮文化，茶文化中蘊含著儒家之禮，由茶詩可以管窺儒家茶文化之禮事。在唐代，客人來了，小孩要以茶敬之，孩童均知茶事中所蘊含的禮文化。有唐以來，主人即使生病臥床，如若客人來訪，亦要起床提供茶飲，以示對來客的尊重與敬意。如張籍的詩歌《贈姚合少府》：“病來辭赤縣，案上有丹經(jīng)。為客燒茶灶，教兒掃竹亭。詩成添舊卷，酒盡臥空瓶。闕下今遺逸，誰瞻隱士星。”［2］4326這首詩反映了主人臥病在床，客人來訪之情形。雖是臥病在床，但是有客人來拜訪，依然會起床泡茶敬客，以示主人的熱情，體現(xiàn)出儒家文化以禮待人的特質(zhì)。詩人在病重之時仍然要為訪客“添爐烹雀舌”（劉禹錫《病中一二禪客見問因以謝之》）、“為客燒茶灶”，儒家的禮儀文化在燒茶、品茶的茶文化中得到了充分的彰顯。在中國傳統(tǒng)文化發(fā)展史上，既有唐詩宋詞之美譽，同時也有隋唐佛學之佳談，詩歌與佛學是隋唐時期的顯著特征。唐以降，文士與僧人的交往，以及以茶交友之風盛行，由此形成了獨具特色的中國茶文化。因為“佛教的寺廟往往建筑在山水俱佳的名勝之地，這些地方是唐代詩人在現(xiàn)實生活中遇到挫折時的隱逸之所和心靈向往之地。也正因如此，唐代詩人就和僧徒結下了不解之緣，與僧徒交往的詩歌、題詠佛寺的作品，在唐詩中占有很大的比重”［3］。唐代飲茶之風盛行，尤其在文士和僧人之間。以茶待客，凸顯了敬茶之人的熱情，同時也彰顯了文士和僧人之間的禮儀文明。如劉禹錫的《秋日過鴻舉法師寺院，便送歸江陵》：“看畫長廊遍，尋僧一徑幽。小池兼鶴凈，古木帶蟬秋?？椭敛锜熎?，禽歸講席收。浮杯明日去，相望水悠悠?！保?］4026同樣，陸龜蒙的《謝山泉》亦體現(xiàn)出了這樣的禮儀文化：“決決春泉出洞霞，石壇封寄野人家。草堂盡日留僧坐，自向前溪摘茗芽?！保?］4026在陸龜蒙的這首詩中，反映了作者待客以禮，親自為客人煎茶的全過程，彰顯了儒家的禮儀文化。唐代文人通過詩歌抒情，以表達儒家內(nèi)在的道德文化底蘊，即表現(xiàn)出儒家文化的禮儀特色。在唐代茶詩中，除了體現(xiàn)儒家的禮儀旨歸外，還凸顯出佛教文化的禪悅旨歸。

唐代茶詩中佛家的禪悅旨歸

唐茶詩中之所以能夠體現(xiàn)出佛家的禪悅旨歸，是茶本身的功能使然：茶清淡甘甜，常飲茶可以提神、益思以及消除疲勞，讓人之精力專注于本心，獲得本心之旨歸，這其中暗含著禪悅之趣。禪本身的意思為禪定，不為外物所擾，不為外物所動，即般若學所倡導的不執(zhí)著于有，也不執(zhí)著于無，倡導對待任何事物均要采取一種不即不離的態(tài)度。不執(zhí)著于外物，如此才能獲得禪機真諦，為此，禪宗提出了“無念為宗、無相為體、無住為本”三個基本命題，教化眾生不要拘泥于外界事物，因為“于一切上，念念不住，即無縛也”［4］。這即是我們所說的超然于外物的一種釋然情懷。這種情懷為文人墨客所吸納，并通過茶詩來表達他們“隨緣自適”的禪悅旨趣。“禪”本是佛教中國化的表現(xiàn)。禪之原初系“禪那”之簡稱，佛教經(jīng)典中對禪是這樣闡釋的：“禪也者，妙萬物而為言，故能無法不緣，無境不察。然緣法察境，唯寂乃明。其猶淵池息浪，則徹見魚石；心水既澄，則凝照無隱?！保?］禪之心性之思即蘊含著“寂”，即通過內(nèi)心世界的寂靜，達到內(nèi)心世界的諧和。禪宗講求“悟”，“悟”有漸悟、頓悟之爭。在中國化佛家中，無論是漸悟還是頓悟，其宗旨均是為了達到直指本心、見性成佛。唐代茶詩也體現(xiàn)了這種直指本心之悟，而悟性的獲得即是因飲茶而起。茶的基本功能在于提神、益思、消除疲勞，讓人之力量專注于本心，以獲得本心之旨歸。僧人可借茶消除疲勞，借茶來明心見性，達到至善的道德境界，獲得人生之理，通過茶的恬淡而達到對萬物的超然，從而提升“色即是空”的人生境界。佛教講究“悟”，而飲茶能促使人有所妙悟，這種妙悟即在于悟人生之真諦，去人生之苦諦，達到最高境界。嚴羽在《滄浪詩話》中指出“大抵禪道惟在妙悟，詩道亦在妙悟”［6］，揭示了禪道與茶詩在“悟”方面的異曲同工之妙。另一位茶詩大家吳海在《藏海詩話》中亦表明了這一態(tài)度：“凡作詩如參禪，須有悟門?！辈柙娕c禪文化具有可通約性，在唐代，一些有識之士常用茶詩來表達自己的那種安閑自然、淡泊寧靜的心境。通過對茶詩的體悟，了解到人之生命與宇宙之諧和一致，使人獲得一種超然的人生態(tài)度，不為外物所累，不為外物所遷，進而獲得禪悅旨趣。在中國哲學史上，隋唐時期主要是佛學之時代，也正因為如此，文人與僧人的交往在人之心性修養(yǎng)層面有著共同的話語體系。文人墨客與僧人在交往中，或多或少受到僧人的影響，他們在僧人身上尋找到生活的樂趣、人存在的意義和人生的真諦。文人墨客向往僧人的悠閑自在、清心寡欲和無牽無掛，艷羨僧人“共水將山過一生”（杜荀鶴《題道林寺》）的虛靜生活，并由此獲得人生的樂趣。唐代諸多茶詩均反映了詩人這種對禪悅生活的向往。如劉禹錫的詩歌《病中一二禪客見問，因以謝之》：“勞動諸賢者，同來問病夫。添爐烹雀舌，灑水凈龍須。身是芭蕉喻，行須筇竹扶。醫(yī)王有妙藥，能乞一丸無?！保?］4028劉禹錫這首詩作于被貶之后，本來心情郁悶，又逢身體有恙，心情無疑是雪上加霜，但此時有遠方禪客來探望他，受寵若驚中又感到極大安慰，于是煮茶待客，以上等茶招待客人，以表敬謝之意。作者在詩歌中盛贊這些禪客身心俱空，無憂無慮，手持筇竹，美若芭蕉，云游天下，真是神仙福氣。此詩充分展示了唐代茶詩中的禪悅旨趣。再如唐代詩人李中的詩歌《寄廬山白大師》：“一秋同看月，無夜不論詩。泉美茶香異，堂深磬韻遲?！保?］4027詩人與僧人之間的那種和諧溢于詩中，展現(xiàn)了詩人和僧人以茶論詩、吟詩品茶，并在幽靜的環(huán)境中獲得精神上的滿足與享受，最終達至天人合一的至高、至美境界。在品茶吟詩、吟詩品茶之時，詩人、僧人的心靈得到凈化，人生境界在茶飲中得到升華，雙方都在彼此的交流與溝通中獲得人生的禪悅，所謂“世途煩囂，詩人士大夫久處期間，則又不耐其擾，遂亦不得不往游禪林，借茶求靜，暫解塵網(wǎng)”［7］。由品茶、喝茶而獲得人生樂趣，稱之為茶文化之禪悅，這即是唐代茶詩中所彰顯的禪悅之旨趣。李澤厚說：“禪宗渲染的宗教神秘感受，更少具有刺激性的狂熱，更少激動昂揚的歡樂，而毋寧更為平寧安靜。它不是追求在急劇的情感沖突中，在嚴重的罪感痛苦中獲得解脫和超升，而毋寧更著重在平靜如常的一般世俗生活中，特別是在與大自然的交往欣賞中，獲得這種感受。比起那強烈刺激的痛苦與歡樂的交響樂，它更能似乎長久地保持某種詩意的溫柔、牧歌的韻味。而它所達到的最高境界的愉悅也是一種似乎包括愉悅本身在內(nèi)都消失融化了的那種異常淡遠的心境?！保?］飲茶談詩，以詩寄情，禪茶一味，唐代茶詩凸顯了此種禪悅旨趣。詩人與僧人在交往的過程中，一方面是僧人對詩人的影響，這使得詩人在飲茶、品茶的過程中所創(chuàng)作的詩歌具有禪的屬性與特征，使唐代詩人體會、享受到了禪悅的樂趣；另一方面，僧人也頗受詩人和詩歌意境的影響，使唐代僧人身上也有著詩人的氣質(zhì)與情操，因而更增添了唐代茶詩中的禪悅旨趣。

唐代茶詩中的道家隱逸旨趣

唐代茶詩不但盡顯儒釋的禮儀與禪悅旨趣，還彰顯道家的隱逸旨趣。唐代茶詩中的道家隱逸旨趣也別有韻味。如果對中唐以后的詩歌進行發(fā)掘與整理，可以發(fā)現(xiàn)這一時期的部分唐詩彰顯了文人的隱逸旨趣，這與當時特殊的歷史條件息息相關。中唐以后，唐朝由盛轉(zhuǎn)衰，各種矛盾與沖突日漸凸顯，朝廷內(nèi)部紛爭不斷，爭權奪利，黨羽斗爭，弒父、弒君現(xiàn)象日益嚴重，這種社會現(xiàn)實使一些有識之士的入世情懷遭受打擊，“遁世”之念不時涌現(xiàn)。詩以言志，詩人在創(chuàng)作過程中，將自己對現(xiàn)實的不滿寄托于茶詩中。整體看來，中唐以后飲茶之風盛行，反襯出當時文人墨客消極遁世的思想。中唐以后的詩人，在茶詩中明確提出“中隱”這個概念，如白居易的《中隱》：“大隱住朝市，小隱入丘樊。丘樊太冷落，朝市太囂喧。不如作中隱，隱在留司官。似出復似處，非忙亦非閑。不勞心與力，又免饑與寒。終歲無公事，隨月有俸錢……人生處一世，其道難兩全。賤即苦凍餒，貴則多憂患。唯此中隱士，致身吉且安。窮通與豐約，正在四者間?！保?］4032白居易的這首詩，明確表達了文人的隱遁情懷。這首詩歌雖然不是茶詩，卻表明了文人墨客對當時社會現(xiàn)狀的不滿與感傷，以致想要隱遁起來，逃避現(xiàn)實之難。顯然，在當時環(huán)境下，文人還不能完全將自己對現(xiàn)實生活的不滿表達出來，只能以詩言志，茶詩正反映了文人墨客的這一思想情懷?！爸须[”是介于“大隱”與“小隱”之間的一種歸隱，中隱能有效逃避現(xiàn)實間的混戰(zhàn)與紛爭，逃避對現(xiàn)實的不滿。與儒家的入世情懷相反，“中隱”更多的是一種出世隱逸情懷。“中隱”之價值功用，可從茶葉本身獲得，因為茶本身的諸多特點與“隱”息息相關。首先從茶之色來看。茶之色為綠色，與自然之色一樣，動物也常以綠色逃避天敵。由茶之色，唐代文人墨客浮想聯(lián)翩，創(chuàng)作了不少詩歌，因為綠色能讓人放松身心，平復心情，拋下煩惱，怡心養(yǎng)情，并讓人進入到逍遙自在的境界之中。如詩人盧仝《玉川茶歌》中的“碧云引風吹不斷，白花浮云凝碗面”［2］4066，即凸顯了茶之色。此詩中，作者對茶的顏色、形狀作了生動的描繪。詩人面對碧綠的茶園，回想起現(xiàn)實生活中的喧囂，不禁產(chǎn)生暫時逃離現(xiàn)實、躲避現(xiàn)實之念頭，渴望彼岸世界的幽靜與安寧。再從茶之生長地域來看。茶樹一般生活在幽靜的高山坡地之中，且喜溫好濕。文人墨客一般喜歡游山玩水，享受山水所帶來的寧靜與逍遙，如此才能激發(fā)自己的創(chuàng)作激情和靈感。文人的這一喜好與茶樹的生長環(huán)境正好契合，同時也符合道家遁世的超然情懷。最后從茶之香來看。茶有淡淡的清香，甘甜中略帶苦。一些文人在品味茶之“疏香”之時，能體會到君子之間淡如水的感覺，從而祛除自身張揚、狂躁之性情，在淡淡的人情中體悟出超然忘機和高雅脫俗，使人達到“疏”之境地。另外，茶之香甜中還帶微苦，使人在成功之時不忘奮斗之苦，在享受之時不忘勞碌之苦。唐代詩人在品茶之時創(chuàng)作的一些茶詩，常常借茶之性隱喻自己所向往的生活：幽靜、清雅、恬淡，超然于世。如詩人韋應物在《喜園中茶生》曰：“潔性不可污，為飲滌塵煩。此物信靈味，本自出山原。聊因理郡馀，率爾植荒園。喜隨眾草長，得與幽人言?！保?］4132韋應物系隱逸詩人，此詩通過描繪茶的習性反映了他隱逸田園的情懷和不染塵俗的、恬靜的生活態(tài)度。白居易在其詩歌《題施山人野居》中也借茶表達了自己隱遁的思想：“得道應無著，謀生亦不妨。春泥秧稻暖，夜火焙茶香。水巷風塵少，松齋日月長。高閑真是貴，何處覓侯王?！保?］4029在這首茶詩中，作者描繪了道家閑適的隱遁生活：白天插秧種田，晚上品味茶香，并借茶以明志，表明了文人墨客在亂世時所向往的生活，反映了道家的隱逸旨歸。再如白居易的茶詩《食后》“食罷一覺睡，起來兩甌茶。舉頭望日影，已復西南斜。樂人惜日促，憂人厭年賒。無憂無樂者，長短任生涯。”［2］4037這是一首典型的茶詩。在詩中，作者借茶描繪了他所向往的隱逸生活：吃完飯后，小睡起床，手持茶碗，悠然自得。再如唐代詩僧皎然的詩歌《飲茶歌誚崔石使君》：“越人遺我剡溪茗，采得金牙爨金鼎。素瓷雪色縹沫香，何似諸仙瓊蕊漿。一飲滌昏寐，情來朗爽滿天地。再飲清我神，忽如飛雨灑輕塵。三飲便得道，何須苦心破煩惱。此物清高世莫知，世人飲酒多自欺。愁看畢卓甕間夜，笑向陶潛籬下時。崔侯啜之意不已，狂歌一曲驚人耳。孰知茶道全爾真，唯有丹丘得如此?！保?］4033作者皎然既是僧人，同時也是詩人。詩中，好友送來了剡溪名茶，白色瓷盞里的茶湯如瓊漿玉液，清香四溢，作者一飲二飲再飲后，仿佛進入了道家物我兩忘的仙境，妙不可言。茶后仙境正是作者所說的仙人丹丘所追求的那種境界，在此神仙境界中，作者獲得了心靈的超脫。唐代像白居易、皎然等借詩以言志的茶園詩人較多，通過茶詩，反映了這些文人恬靜、淡雅的生活方式，以及道家的隱逸旨歸。

結語

在中國歷史上，隋唐時期在茶文化和詩歌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詩人創(chuàng)作了許多茶詩，在這些茶詩中蘊含著儒釋道三教的價值旨歸。研究唐代茶詩中所蘊含的儒釋道價值旨趣，有助于弘揚中華傳統(tǒng)茶文化，尤其是唐代的茶文化。探討唐詩中的儒釋道旨趣，也有利于提高人之身心修養(yǎng)，提升人之道德境界。（本文作者：陳力祥 單位：中南大學公共管理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