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姬與唐代酒文化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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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唐代酒文化略述

在唐代，尤其是唐代中后期，飲酒之風盛極一時，人們不僅一家一戶釀酒，自產(chǎn)自銷，置肆沽酒更是愈來愈多，劉禹錫就曾作詩，“長安百花時，風景宜輕薄，無人不沽酒，何處不聞樂”來贊美這一現(xiàn)象。唐以長安城中的酒業(yè)為最盛。據(jù)《開元天寶遺事》卷下“歇馬杯”條所載:“長安自昭應縣至都門，官道左右村店之民，當大路市酒，量錢數(shù)多少飲之?！痹陂L安城外尚且如此，在東、西兩市的商業(yè)區(qū)中，就不僅有大量的賣酒鋪面，還有許多酒樓。在《太平廣記》卷四四《穆將符》中，就有“長安東市酒肆姚生，與其友善”的記載;而在《太平廣記》卷一五七《李君》中，亦有“可西市鞦轡行頭坐”登樓飲酒的記載;類似記載在《太平廣記》一書中，還可見于衛(wèi)庭訓、虬髯等人的傳記中。種種傳記足以表明，東、西兩市的酒肆已經(jīng)成為唐人日常生活中的一部分。但當時的酒肆并非純粹賣酒，亦兼營其他行當，也有部分商鋪兼營賣酒。在《太平廣記》卷三九《劉晏》中就有記載藥鋪中販酒的事例，劉晏“遂至一藥鋪，偶問，云:常有三四老人，紗帽拄杖來取酒，飲訖即去，或兼覓藥看，亦不多買，其亦非凡俗者”。藥鋪等其他商鋪亦沽酒，由此也可見唐代從事與酒有關工作的人員之多。除卻東、西市的商業(yè)區(qū)，外郭城中的一些里坊也分布著一些酒肆，其中以常樂坊蝦蟆陵為最盛，“翠樓春酒蝦蟆陵，長安少年皆共矜”就是唐代僧人皎然對其的贊美。自城門去曲江的道路旁，亦是酒販云集之所，李白有詩曰:“何處可為別，長安青綺門。胡姬招素手，延客醉金樽。”在《資治通鑒》中也有記載:順宗永貞元年，求當權者王叔文、王伾辦事的人極多，“于是叔文及其黨十余家之門，晝夜車馬如市?？秃蛞娛逦?、伾者，至宿其坊中餅肆、酒壚下，一人得千錢，乃容之”。而在貞元二年(786)，長安缺糧，軍心不穩(wěn)，“上憂之甚，會韓滉運米三萬斛至陜”，皇帝大喜，命太子“時禁中不釀，命于坊市取酒為樂”，可見酒肆在市坊之中亦有分布，且釀酒量較大。唐代幾乎各個階層的人都喜愛飲酒，無論是達官貴人還是平民百姓，甚至包括僧人和尼姑，人們非常熱衷在節(jié)日或是一些特殊時節(jié)飲酒。說到唐代愛飲酒者，必提李白，余光中先生就稱贊其為“酒入豪腸，七分釀成了月光，還有三分嘯成劍氣，秀口一吐，就是半個盛唐”。李白也以《答湖州迦葉司馬問白是何人》直言不諱地評價自己為“青蓮居士謫仙人，酒肆藏名三十春”。除了李白，白居易作詩也是離不開酒的，他在親友相聚吟詩作賦之前，“必為之先拂酒罍，次開詩篋”(《醉吟先生傳》，載董誥等:《全唐文》，中華書局1983年影印本，第6955頁)。唐代著名畫家王洽也是如此，性情豪放豁達，作畫之前必飲酒，“興酣之后，先已潑墨”(《太平廣記》卷二一三《王墨》)。唐人不僅好飲酒，而且酒資花費也極大。曾有一唐人名陽城，“每約二弟:‘吾所俸入，而可度月食米幾何，薪菜鹽幾錢，先具之，余送酒家，無留也?！鼻宜抑衅蛷脑诩抑袛嗉Z時，“以米易酒，醉臥于路”《新唐書•陽城傳》。李白在《自漢陽病酒歸寄王明府》中，亦寫道“莫惜連船沽美酒，千金一擲買春芳”。在唐代人看來，飲酒不僅是一種風尚，也是一種治病的良方。白居易曾將酒與藥材相媲美，在《對酒》中寫下了“唯將綠醅酒，且替紫河車”。王轂在其《贈蒼溪王明府有文在手曰長生》中也寫道，“但以酒養(yǎng)氣，何言命在天”?？梢娫谔拼丝磥恚m量飲酒是有助于身體健康的。但同樣，唐代人也認識到了飲酒過量會導致“中酒毒”，白居易就曾認為自己“眼昏久被書料理，肺渴多因酒損傷”(《對鏡偶吟贈張道士抱元》)。而要解酒毒，就要如唐人李建勛一般，“方為醫(yī)者勸，斷酒已經(jīng)旬”(《春日病中》)。飲酒之風的盛行，極大地推動了釀酒業(yè)的發(fā)展。在當時，一年四季均是釀酒時節(jié)，人們通常以麥、黍、稻等作為原材料，輔之以酒曲釀造，一些西域美酒則以葡萄釀造。自周代起就有記載稱，人們用黑黍子和郁金香草釀造一種名為秬鬯的美酒，由于黑黍子為黍中上品，材料珍貴，主要供皇宮貴族飲用。以糧食釀的酒中以糯米酒為最特殊，白居易在等好友贈糯米酒后，寫下了《劉蘇州寄釀酒糯米……》這固然與白居易生活艱苦有關，但當時糯米難得，糯米酒的制作工序要求精良，用水考究，糯米酒自然也較為珍貴。但以麥、黍、稻釀的糧食酒雖珍貴，卻不易保存，這類酒大多質(zhì)地粘稠，“綠餳粘盞杓”、“醅濃盞底黏”，且若是擱的久了，難免如白居易般“酒甕全生醭，歌筵半委塵”(《臥疾來早晚》)。甚至如陸龜蒙一般“良常應不動移文，金醴從酸亦自醺”，直接變了味。

二、胡姬酒肆

唐代的酒肆繁盛，其中不免有來自西域的胡商所開的售賣西域美酒的酒肆，這些酒肆多是由來自西亞各國和波斯的胡人開設，主要分布在西市以及春明門到曲江的道路兩旁，售賣的有高昌(吐魯番)的葡萄酒，大食(波斯)的龍膏酒以及三勒漿。這些酒唐人的仿制并不成功，胡商主要還是要依靠進口以保持酒原汁原味，因而其價錢也遠高于本土的酒。胡商們還采取了與唐人不同的經(jīng)營方式，不是將酒肆設于鬧市之中，而是將酒肆設于城門口，方便送別的親友以酒訴情，離別餞行。除了酒與經(jīng)營方式和中原酒肆不同，這些胡商還會利用胡姬的異域風情幫助招攬客人，“胡姬春酒店，弦管夜鏘鏘”(賀朝:《贈酒店胡姬》)成為長安一道亮麗的風景線，胡姬因而也就有了“酒家胡”的別稱。但“酒家胡”這一別稱不僅寓意與漢人“酒家女”相對，也寓意著唐代飲酒時的一種助興工具———“酒胡子”，它類似于現(xiàn)在的不倒翁，在行酒令之前，轉(zhuǎn)動酒胡子，停止時指向誰則誰飲酒。唐人將其人格化為一勸酒之人，正符合胡姬在酒肆中的作用?！昂А钡姆Q謂最早見于古詩《羽林郎》中，“昔有霍家奴，姓馮名子都。依倚將軍勢，調(diào)笑酒家胡。胡姬年十五，春日獨當壚。”這些與中原人不同的西域女子，穿著傳統(tǒng)服飾，彈奏異域音樂，跳著曼妙舞蹈，無疑會吸引大批長安人為之駐13足，從而“為底胡姬酒，長來白鼻騧”(張祜:《白鼻騧》)。通過數(shù)量較多的唐代詩詞，我們可以大略勾勒出這些胡姬的面貌，她們“碧玉炅炅雙目瞳，黃金拳拳兩鬢紅”(李白:《上云樂》)。在酒肆門前，“胡姬招素手，延客醉金樽”(李白:《送裴十八圖南歸嵩山》)。她們或許還會舞上一曲胡旋，“蓬斷霜根羊角疾，竿戴朱盤火輪炫。驪珠迸珥逐飛星，虹暈輕巾掣流電。潛鯨暗噏笡波海，回風亂舞當空霰?！?元稹:《胡旋女》)“胡旋女，胡旋女。心應弦，手應鼓。弦鼓一聲雙袖舉，回雪飄飖轉(zhuǎn)蓬舞。左旋右轉(zhuǎn)不知疲，千匝萬周無已時?！?白居易:《胡旋女》)相比于中原傳統(tǒng)的婉約型舞蹈與音樂，西域爽朗豪放的歡歌熱舞更能營造出一種熱鬧的飲酒氛圍，使飲酒者情緒高昂而熱烈，酒興大漲，賦予詩人創(chuàng)作的靈感。當時的豪門公子和達官貴人自是經(jīng)常光顧胡姬酒肆，“五陵年少金市東，銀鞍白馬度春風。落花踏盡游何處，笑入胡姬酒肆中?！?李白:《少年行》)但據(jù)目前的考古發(fā)現(xiàn)，有學者大膽猜測，這些異域少女其實并不真正受長安人喜愛。目前關于胡姬形象的考古發(fā)現(xiàn)數(shù)量非常少，孫機先生就認為女子本身在西域文化中大多不受重視，而胡姬在唐人的眼中，可能不被視為是“良家婦女”，且根據(jù)男性胡人的面相判斷，胡姬的長相可能也并不符合唐人審美，如李賀就將她們描述為“鬈發(fā)胡兒眼睛綠”(《龍夜吟》)。因此，人們在社會心理上將她們定位為風塵冶艷之尤，遂使之難以在正式場合拋頭露面。(孫機:《絲路胡人外來風》序言，文物出版社2008年版)在這些胡人酒肆中胡酒雖多，胡姬仍多以葡萄酒招攬顧客。葡萄酒在中國的出現(xiàn)與盛行主要始于唐代，一直被視為是極其珍貴的酒。唐前期滅掉的東、西突厥的領土中，包含著廣闊的盛產(chǎn)葡萄及葡萄酒的西域地區(qū)，隨后通過擴大疆域和絲綢之路上的交往，葡萄酒在中國迎來了第一個發(fā)展的高峰時期。在唐代詩詞中，最為人所熟知的關于葡萄酒的詩詞，就是王翰的《涼州詞》:“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飲琵琶馬上催”。葡萄酒自西域傳入，邊疆的將士們自然能更早更多地接觸到這種西域美酒。在當時，也有不少將軍將這味美多產(chǎn)的葡萄酒作為論功行賞的飲品。唐邊塞詩人們多以葡萄酒勾勒出守衛(wèi)邊疆的男兒慷慨激昂，欲啖胡虜肉，欲飲匈奴血的豪情。除了邊塞之人，長安城中的文人墨客、達官貴人都喜飲葡萄酒，葡萄酒也是唐代女子常飲之酒，且由于唐人仿制葡萄酒并不成功，人們熱切地追捧產(chǎn)自西域的優(yōu)質(zhì)葡萄酒。不少文獻都記載了唐明皇、楊貴妃、李白等人飲用葡萄酒的軼事，李白在吟詩時，須得“蒲萄酒，金叵羅，吳姬十五細馬馱”(《對酒》)。唐明皇最喜玉環(huán)醉韻殘妝之美，“唐明皇登沉香亭，召太真妃，于時卯醉未醒，命高力士使侍兒扶掖而至。妃子醉顏殘妝，鬢亂釵橫，不能再拜。明皇笑曰:“豈妃子醉，直海棠睡未足耳!”“太真妃持頗黎七寶杯，酌西涼州蒲萄酒，笑領意甚厚。”這也引發(fā)了唐代女子紛紛在臉頰上涂兩塊如酒暈一般的紅胭脂，仿作暈醉。與胡姬、胡酒相配套的還有盛酒用的胡瓶。“胡瓶”，顧名思義就是從西亞中亞傳來的一種盛水器，早在三國時期就已經(jīng)傳入中原地區(qū)，并逐漸被本土化，在唐代，胡瓶大為盛行，取代了尊勺，成為酒具中較為重要的一種。胡瓶原本在西域主要是盛放飲料、乳品，并作為一種汲水器使用，在唐代，它之所以會成為酒具，楊瑾認為，是因為胡瓶造型上“大口，鴨嘴式流，細長頸，橢圓形腹，長曲柄，圈足或無足”(楊瑾:《說唐墓壁畫中的胡瓶》)。趙晶也認為這些胡瓶應是“鳥嘴狀口，鼓腹，單柄，圈足”(趙晶:《唐代胡瓶的考古發(fā)23現(xiàn)與綜合研究》)。這樣的造型，既有利于手執(zhí)，又方便傾倒，足圓而穩(wěn)定，瓶身上的裝飾還具有濃厚的西域色彩，最適合由胡姬手執(zhí)，盛放胡酒。(圖片來源:高啟安，《胡瓶傳入和唐人注酒方式的改變》，《絲綢之路研究輯刊》，第一輯，第83－84頁)這些胡姬酒肆多出現(xiàn)于盛唐、中唐及晚唐初期，在晚唐后期逐漸減少甚至消失，與唐代的中西交通形勢大致吻合。唐建國一直到657年滅西突厥，中西矛盾較大，唐疆域內(nèi)的胡商較少。開元盛世前后，中西溝通增多，中原地區(qū)“胡化”成為一種風尚，“酒家胡”開始大量進入中原。安史之亂后，由于唐王朝向回紇借兵，疆域內(nèi)回紇及“九姓胡”(多為粟特人)來往頻繁，“胡音胡騎與胡妝，五十年來競紛泊”。這一時期的胡商勢力極大，“酒家胡”進入了全盛時期。9世紀下半葉，回紇解體，唐末經(jīng)濟、政治每況愈下，“酒家胡”也因此在中原地區(qū)逐漸銷聲匿跡。

作者:王婧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