癸卯學制與古代文學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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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傳統(tǒng)的文學教育與癸卯學制頒布的背景

中國傳統(tǒng)的文學教育，歷代有不同的特點。先秦諸子的學術傳授中蘊涵著文學教育的成分。兩漢時期，太學的教學中文學教育作為經學教育的附屬物而存在。魏晉六朝，文學教育存在于貴族文學團體內部以及家族成員的創(chuàng)作、品賞、評論中，文學的審美教育功能受到重視。唐宋時期，科舉制度促進了文學的興盛，文學教育得以發(fā)展。元明清時期，不管是各級官學、書院，還是民間的義學、私塾，文學教育大都服從科舉考試的需要。雖然中央與地方、都邑與鄉(xiāng)村、廟堂與民間各有不同，地域的發(fā)展也具有不均衡性。但是，從總體上看，政治倫理色彩與大的文化教育理念、教學內容上的經學中心與廣義的文學觀念相關聯，是傳統(tǒng)文學教育的主要特色。

到了清代，科舉制度的弊端越來越凸顯。王士禎曾記載進士不讀《史記》的怪事:某一前輩老甲科見一孩童讀《史記》，問知作者是司馬遷，竟問“渠是某科進士”。事或夸大，但是也能說明問題。科舉考試講求以八股文體作文章，文章題目從四書中來，因此文學教育的功利色彩極強，一些讀書人甚至缺乏基本的文化常識。清末，從鴉片戰(zhàn)爭開始，經歷太平天國運動、第二次鴉片戰(zhàn)爭、中法戰(zhàn)爭、甲午中日戰(zhàn)爭、義和團運動、八國聯軍侵華，可謂內憂外患。面臨這一“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有識之士進行了洋務運動、等尋找出路的努力，促成了教育方面的變革。為培養(yǎng)操辦實際事務所需要的人才，洋務派開辦了新式學堂，特別注重外語、軍事和專業(yè)技能教育。1862年創(chuàng)辦的京師同文館，主要開設外語、天文、科技等課程。維新運動時期，康有為、梁啟超等對八股取士制度進行了激烈的批判。1898年梁啟超草擬的《京師大學堂章程》得到光緒皇帝的批準，這一章程初步建立了分科教學的體系。1901年，清政府頒布詔書，鼓勵各地設立學堂。1902年由管學大臣張百熙擬定的《欽定學堂章程》(即壬寅學制)頒布，對學堂的目標、年限、課程設置等制定了規(guī)范。1903年，張之洞、袁世凱上書，提出廢除科舉制。張之洞會同張百熙、榮慶等人，在壬寅學制的基礎上進行修訂，形成《奏定學堂章程》，亦稱癸卯學制，這一學制得到光緒皇帝批準并在全國推行。隨著各地學堂的開辦，1905年清政府最終廢除了科舉制。

二、古代文學教育的轉型

(一)古代文學教育地位的變化

癸卯學制對學堂的招生、課程設置、考試等都進行了詳盡的規(guī)定，將教育分為普通教育、師范教育、實業(yè)教育三類，又按程度高低將整個教育過程分為三段七級:一是初等教育(含蒙養(yǎng)院、初等小學堂、高等小學堂)，二是中等教育(中學堂)，三是高等教育(高等學堂、分科大學及大學選科、通儒院)。蒙養(yǎng)院教學內容中的“歌謠”一條，初等小學堂教授科目中的“中國文字”，高等小學堂、中學堂及高等學堂教授科目中的“中國文學”，均與文學教育有關。高等學堂按照學生日后預備入學的方向，將學科分為三類，中國文學屬于三類共有的必修內容。大學堂中，文學科大學分為9門，其中“中國文學門”的主課有理論性質的“文學研究法”，還有“說文學”“音韻學”等專門學問，另有“歷代文章流別”“古人論文要言”，相當于文學史和文學批評史課程，還有“周秦至今文章名家”“周秦傳記雜史周秦諸子補助課”“四庫集部提要”，以及中國及西方的歷史、外國科學史、外語等相關內容?！把芯课膶W之要義”共41則，對授課內容作出了細致規(guī)定。由于中國古代傳統(tǒng)中沒有純文學的觀念，文學教育往往附屬于經學、史學等，明清時期更成為科舉考試的工具。癸卯學制第一次從制度上將“中國文學”與“讀經講經”并列，作為初等教育、中等教育中一門獨立的學科，大學文學科還設立了“中國文學門”，這是我國中小學開設“國語”“國文”“語文”課、大學開設“中國語言文學系”的開端。然而，古代文學教育獲得地位并非順理成章，而是來之不易的。癸卯學制的主要起草者張之洞是洋務派的代表人物，本就以提倡實學著稱。加上清末強烈的憂患意識和迫切的富國強民愿望彌漫朝野，在這種救亡壓倒一切的語境下，出于經世致用的需求，科學被賦予崇高的地位，文學則無容身之處。但是癸卯學制參照日本學制，而日本又是學習西方的，不管西方還是日本，學制中都存在文學這一學科。

也許正是基于此，中國文學終于擠進了新教育體系中。在這種功利主義的傾向下，傳統(tǒng)文學教育必須證明自己“有用”，才能被社會接納。癸卯學制的綱領性文件《學務綱要》中專門有一條指導意見:“學堂不得廢棄中國文辭，煞費苦心地為中國文辭找出了存在的合理性。首先，中國的經書，“即是中國之宗教”，如果不讀經書，那么就失去立國之本，“安有富強之望乎?”這樣的解釋巧妙地將儒家經典與外國的宗教比較，又將讀經與民眾追求國家富強的訴求聯系在一起，賦予了讀經令人信服的意義。這樣一來，學習中國文辭自然也就有了價值與意義。按照“中小學堂，宜注重讀經，以存圣教”的精神，“讀經講經”一科在初等小學堂、高等小學堂和中學堂的課時設置中，分別占周課時的五分之二、三分之一、四分之三。其次，中國文辭還有一個重要的現實作用，那就是寫奏議、書札等實用文章。與之相應，在各級學堂具體的授課內容中，也一再強調學習中國文辭“以備應世達意之用”“適于實用”。這里并沒有提到對科舉的作用，應該是廢除科舉制醞釀已久，因為第二年也就是1905年就正式下詔實施了。這樣古代文學教育實際上陷入了某種尷尬的處境中。文學被正式立為一科，第二年科舉制又被廢除了，擺脫了桎梏的文學教育本該獲得自由。但其賴以論證自身存在合理性的理由，恰恰是對經學的助益。也就是說，古代文學教育以喪失獨立性為代價，得到了獨立的地位。而廢除科舉制，固然打碎了文學教育的桎梏，卻也部分消除了文學教育存在的依據。實用的文體，雖然是傳統(tǒng)文學教育的一部分，但是往往缺乏文學性。一味追求實用，文學教育將走向偏狹。等到十余年后文化精英大力推行言文一致的白話文，連“奏議、公牘、書札、記事”也開始使用現代漢語，慢慢和古代文學脫離了關系。這時候連實用性的理由也變得不能服人了。再后來“人格教育”“美育”等教育思想興起，由于古代文學被視為舊思想的載體，這些任務自然又落在了白話新文學上了。概言之，中國文學自癸卯學制以來，固然得以被專門列為一門學科，但是中國古代文學教育由于長期受制于實用主義的功利化思想，教育的審美功能未能得到充分發(fā)揮，這一問題一直延續(xù)至今。

(二)古代文學教育的目的、內容和方式的根本變革

培養(yǎng)寫作者是傳統(tǒng)文學教育訓練的主要目的之一，也就是說訓練的內容除了閱讀，還有實踐性創(chuàng)作。授受的雙方一般都參與文學的創(chuàng)作，所以文學是動態(tài)的，作品是不斷累積的，既包括過去的文學，也包括現在的文學。癸卯學制中雖然有寫作一項，但是已經不再那么強調了。大學堂的課上也不進行傳統(tǒng)的詩賦訓練，中小學堂更是有“學堂內萬不宜作詩，以免多占時刻”的規(guī)定。1905年為保證學堂的發(fā)展而廢除科舉制后，以文言文或古白話為創(chuàng)作語言的傳統(tǒng)寫作方式失去地位，隨著白話文運動興起，逐漸被現代白話文寫作取代。這意味著，古代文學教育不再是從古至今的文學教育，而是“古代的文學”的教育?！艾F代文學教育”“當代文學教育”等也先后從文學教育中分離出來，成為與古代文學教育并立的門類。古代文學教育的目的發(fā)生了根本的變化，培養(yǎng)寫作者已不再是主要目的，培養(yǎng)學術研究者以及提升普通接受者的文學素養(yǎng)成為最重要的任務。這樣一來，授受雙方往往缺乏相關的寫作經驗，并且隨著古今語言文字的演變，普通民眾與古代文學作品之間的隔閡越來越嚴重。因此，古代文學研究和教育也面臨脫離現實需求、成為少數研究者群體內部的話語游戲的危險。

從內容看，古代文學教育也有重大變化。癸卯學制中大學堂“中國文學門”的“中國文學研究法”稱“務當于有關今日實用之文學加意考求”，對“歷代文章流別”指出以仿照日本的《中國文學史》，編纂講義授課。1904年，時任京師大學堂國文教習的林傳甲，將為授課需要而編寫的講義以“中國文學史”為題刊行，這是“第一本中國文學史”。林傳甲在卷首題記中表示“將仿日本笹川種郎《中國文學史》之意以成書”，又說“查《大學堂章程》中國文學專門科目所列研究文學眾義，大端畢備，即取以為講義目次”?？梢?，此書一則受國外文學史編寫的啟發(fā)，二則忠實貫徹了癸卯學制的要求。林著文學史分16篇，目次與癸卯學制的“研究文學之要義”的前16條完全一致。此后出現的一系列文學史教材，大抵也都是基于高等學府中的教學需要而編寫。這意味著從傳統(tǒng)的文學選本到系統(tǒng)的文學史著作，教材也發(fā)生了根本的變化。與以前強調實踐的教學方法不同，新的教學方法似乎更側重知識的系統(tǒng)傳授，這也適合現代學校的課堂教學。雖然初等和高等教育不以系統(tǒng)的文學史為授課內容，而是選擇“雅正鏗鏘”“有益風化”的詩歌等。但是，癸卯學制規(guī)定中小學堂教學方法“以講解為最要”，特別提出對記性太差無法背誦的學生，“若強責背誦，必傷腦力，不可不慎”，又規(guī)定中小學堂讀古詩歌“遇閑暇放學時，即令其吟誦，以養(yǎng)其性情，且舒其肺氣”。這實際上也就規(guī)定了課堂教學以講解為主的方式，明顯不同于傳統(tǒng)官學和書院“執(zhí)經叩問”的發(fā)問答疑式、私塾的誦讀玩味式、家庭教育的互相啟發(fā)式這些非系統(tǒng)性的教學方式。

三、癸卯學制對古代文學教育的影響

(一)古代文學教育的西化與現代性問題

癸卯學制從一開始就帶有強烈的中體西用色彩，是中國儒家思想和外國教育制度的結合體。這一學制是學習日本的結果。日本學習西學大有成就，其文化又與中國接近，加上路途不遠，往來相對容易，所以考察日本成為當時的潮流。張百熙擬定壬寅學制前曾派京師大學堂總教習吳汝綸前往日本考察，張之洞也在1901年12月派羅振玉等人去日本考察。這些人的調查訪問及對日本學制相關資料的編譯，為后來癸卯學制的擬定打下了基礎。日本學習西方思想的同時能保存自己的思想傳統(tǒng)，這一點正符合中體西用的觀念，是理想的學習對象。學習的結果是癸卯學制以儒家思想為不可變的根本，其中又特別重視宋儒理學。另外，只設外國文學，不設外國哲學。王國維1906年在《奏定經學科大學文學科大學章程書后》中對此提出批評:“其根本之誤何在?曰在缺哲學一科而已?！彼鲝垙恼軐W意義上而非僅從道德倫理方面研究理學，指出哲學、美學與文學的關聯，并且主張開設印度哲學和西洋哲學課程。癸卯學制在學習西方的過程中，也遇到了對自己本民族文化作何處理的問題。無疑，制定者對于西方思想帶有某種疑慮，竭力維護傳統(tǒng)思想的統(tǒng)治地位。但是從學習西方的技術，到學習西方的制度，再到利用西方的思想否定自我的傳統(tǒng)，近現代文化史上的這一出戲已經拉開序幕。對于中西文化的爭辯及文化認同的問題，余英時在《越過文化認同的危機》中指出，現代西方已經成為“普遍的現代性”的象征，于是現代化往往也就意味著西化。在古代文學教育中，采用的教材、使用的研究理論，乃至教學方法都曾有過西化的傾向。

時至今日，在中國古代文學的研究和教育中，如何做到既吸納其他民族優(yōu)秀文化又不失落本民族文化傳統(tǒng)，仍舊是我們需要思考的問題。與中西學術思想沖突問題同時浮現的還有傳統(tǒng)教育與現代教育思想沖突的問題，只不過在癸卯學制頒布之時，還沒有發(fā)展到后來尖銳對立的程度。所以這一學制規(guī)定僅限于“習通行之官話”，練習寫作時“愿習散體、駢體，可聽其自便”，不過“不宜太數”，詩賦“聽學者自為之，學堂勿庸課習”。當然，這里的寫作指的是文言文寫作。后來，隨著白話文運動興起，中國文學科目中，文言文和現代文的沖突日益激烈。以1906年籌建的浙江兩級師范學堂(即后來的浙江省立第一師范學校)為例，一開始的中國文學課是按照癸卯學制的要求。1915年，校長經亨頤實行改革，推行白話文教育，編寫國文課本，收入大量時文，以白話文承載現代社會倫理與經世致用之說，以貫徹他的“人格教育”理論。這種現象是普遍的。文學教育的內部，現在我們稱之為古代文學和現代文學的兩部分力量的消長，以及古代文學教育內部，傳統(tǒng)思維和現代思維之間的沖突，也一直都存在。

(二)古代文學教育的均衡發(fā)展問題

傳統(tǒng)的文學教育中，資源的配置相對均衡。特別是科舉制度完善以后，從蒙學到太學，講授的內容是相通的。鄉(xiāng)村的社學、義學、私塾起著輔助各級官學的作用。在士大夫家庭內部互相切磋的文學活動中，文學的審美教育得以進行。像《紅樓夢》中所寫的結詩社的情形，以及香菱學詩的經歷，是有現實基礎的。這樣，各個層次的文學教育形成穩(wěn)定的結構，締造了一個延續(xù)不斷的文學教育傳統(tǒng)。癸卯學制的頒布以及繼而廢科舉的舉措，打破了這種相對均衡的狀態(tài)。首先，新式學堂雖然大量涌現，但是這些新式學堂往往在都市，加上學費昂貴，鄉(xiāng)村的大批寒門弟子實際上失去了受教育的機會。文學教育在鄉(xiāng)村自然也面臨著這樣的斷層，詩書傳家的家庭教育傳統(tǒng)，以及苦讀詩書博取功名的文學教育模式，都在新的歷史時期難以為繼。其次，癸卯學制對高等教育、中等教育和初等教育中的“中國文學”一科的教學，有較明確的分工規(guī)定。這開啟了后世語言、文學分科的論爭，也開啟了“工具性”和“人文性”之爭。癸卯學制規(guī)定初等小學堂教授科目有8種，第三種為“中國文字”。“中國文字”一科的“教育要義”是識字以利于讀書，能夠用“俗語”表達自己的意思，能夠寫“日用簡短書信”，其最終指向是“供謀生應世之要需”。而高等小學堂的“中國文學”一科內容是“讀古文，使以俗話翻文話”“習楷書”“習官話”。對照可知，這其實是“中國文字”科的延續(xù)。中學堂雖也有講授“文章流別、文風盛衰之要略”的要求，但僅僅是出于作文的需要，重點還在于識字、寫字等語言文字的訓練。從癸卯學制對中小學堂“中國文學”的學科描述來看，顯然是側重語言知識。

這樣一來，語文就變成了實用的工具，其人文價值沒有得到應有的重視。這對大學的古代文學教育并沒有產生很大影響，大學可以通過語言和文學的分學科教學，使兩者各司其責。實際上中學也曾經做過類似的嘗試。20世紀50年代，關于語言與文學關系的討論成為語文教育的熱點問題。討論的結果是模仿蘇聯教育，實行漢語和文學分科。1956年4月2日，教育部發(fā)出通知，將中學、中等師范學校的語文分漢語、文學兩科教學，于1957年秋季統(tǒng)一實施。然而僅僅半年后，1958年3月，中央宣傳部宣布取消分科教學，將漢語、文學合并，成為語文科。這樣一來，語文就必須要面臨語言與文學兩方面的問題。語言教學側重于工具性，文學教學側重于人文性。20世紀八九十年代，中學語文教學界進行了激烈的人文性與工具性之爭，其開端其實在于癸卯學制最初的分工，是50年代分科討論的進一步深化。這一論爭的結果是，教育部于2001年出版的《全日制義務教育語文課程標準(實驗稿)》規(guī)定:“語文是最重要的交際工具，是人類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工具性與人文性的統(tǒng)一，是語文課程的基本特點。”《義務教育語文課程標準(2011年版)》延續(xù)了這一說法。對比1986年版《全日制中學語文教學大綱》中“語文是從事學習和工作的基礎工具”的說法，“人文性”顯然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視。

對于語文教學中與古代文學教育相關的文言文教學來說，這一問題尤為突出。文言文在語言層面上的要求高、難度大，導致實際教學中往往以語言教育為核心，文學教育難以落實。如何在中小學文言文教學中做到工具性和人文性的統(tǒng)一，還需要進一步探索和實踐。再次，除了資源配置的平衡、語言教育與文學教育的平衡，還存在古代文學教育與其他文學教育的平衡問題。大學中可以通過古代文學、現代文學、當代文學、外國文學的分科來規(guī)避中外、古今的沖突，但是中小學只有一門語文課。因此，教材中現代文、文言文、翻譯的外國文學作品的比例安排，也成為一個難題。時至今日，中小學語文教學與大學的古代文學教育相脫節(jié)的問題，不但沒有解決，反而呈現愈演愈烈的趨勢。綜上所述，癸卯學制的頒布直接指導了各級官學的古代文學教育，也對民間古代文學教育的方式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可以看作古代文學教育轉型的標志。傳統(tǒng)文學教育的政治倫理色彩，被一種新的實用主義取代。大的文化教育理念也有向純文學教育發(fā)展的趨勢。今天大學古代文學教育、中學文言文教學中反復討論的一些話題，如中西話語沖突的問題、工具性與人文性的問題等，都可以在其中找到端倪。仔細考察與之相關的一段歷史，對我們解決當前的問題具有重要的意義。

作者：王希明 單位：復旦大學中國古代文學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