認知語言學文化差異推理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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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語義聯(lián)想的文化差異

如:hebecameengagedtoIsabel.ThiswasnosurprisetoMrs.Bradeley,sincetheyhadbeeninseparableforyearsandoneknewthatIs-abelwasinlovewithhim.譯成:他和伊沙貝爾訂了婚,這件事布萊德蕾太太倒不詫異,因為兩人耳鬢廝磨已有許多年,而且人們都知道伊沙貝爾愛他。(原文、譯文引自張今的《文學翻譯原理》P161)。文中inseparable譯成“耳鬢廝磨”,首先是由主體認知的結構詞匯部分提供inseparable的語義內涵:不可分離的。然后再由主體認知的結構邏輯部分按照原文(1)他已同伊沙貝爾訂婚,(2)他們倆在一起已多年,(3)人們知道伊沙貝爾愛他,這些前提來確定inseparable的語義引申和外延所指,從而達到對inseparable的正確的、透徹的理解:兩人關系已達到親密無間的地步,并將之作為推論漢譯表達的前提,再由主體認知結構的百科知識:漢文化所描繪的“兩人之耳與鬢互相接觸比喻相愛之久”,如《紅樓夢》第七十二回:“咱們從小兒耳鬢廝磨……”推論出inseparable的漢譯表達為“耳鬢廝磨”比較傳神。對于同一詞匯的理解,不同民族的人都會產(chǎn)生不同的反應和語義聯(lián)想與推理,這種跨文化交際和語言翻譯中的障礙可以借助認知理論得以解決。

二、詞匯空缺的英漢差異

這里談的空缺是指原語詞匯所載的文化信息在譯語中沒有其“對等語”或“對應語”。如:hip-pie一詞的翻譯吧,因文化差異,漢語中無與之對等的詞語,后定譯為“嬉皮士”,其實是因為hippie是60年代美國獨特產(chǎn)物,是指這樣一群人:他們大多對當時社會現(xiàn)實不滿,生活方式與眾不同,頭蓄披肩長發(fā),身著奇裝異服,沉湎于酗酒吸毒,根據(jù)這一文化語境,漢譯時聯(lián)系到漢語中的“嬉皮笑臉”,推論到“嬉皮”,然后產(chǎn)生“嬉皮士”。

三、詞義沖突的文化差異

這里的沖突是指原語詞語所的文化信息,與譯語的對應詞語所載的文化信息是相互矛盾的,也就是說,詞語的表層指稱意義相同,但詞義深層所承載的文化涵義卻不盡相同或相反。如“資產(chǎn)階級自由化”這一短語的英譯,就不能簡單地譯為“bourgeoisliberalization”這樣一個對等語,而應先由主體認知的結構詞匯部分提供“資產(chǎn)階級自由化”的語義內涵:“bourgeoisliberalization”,然后由主體認知的結構邏輯部分來確定它的語義引申和外延,再由主體認知結構的百科知識部分,即:在我國的政治生活中,“資產(chǎn)階級自由化”是指一種背離正確思想的行為,有貶義;而西方文化中,“bourgeoisliberalization”是在反封建斗爭起過積極作用的一種政治主張,是褒義的,由此推論出這一短語的英譯表達應為“bourgeoisliberal-izationaimingatcapitalistrestoration”,這也是一個認知主體推理的過程。

四、語用涵義的文化差異

詞匯的涵義是指詞語所蘊涵的民族文化涵義。文化的淵源不同,詞語所承載的文化涵義也必然有所不同。在特定的語境中,詞語表層的指稱意義與深層的言內意義“表里不一”或同一事物在不同文化背景中所引起的語義聯(lián)想不一。如在譯Johncanbereliedon.Heeatsnofishandplaysthegame.時,有人將之譯為“約翰為人可靠,他不吃魚,還玩游戲?！睆淖置嫔峡?譯句與原文形式對應,詞義貼切,似乎無可挑剔,但由于譯者沒有從認知角度來進行思考推理,這種譯法僅譯出了句子的表層語義。其實根據(jù)主體認知的結構詞匯部分和邏輯部分應推理出eatnofish和playsthegame應有更豐富的語義引申和外延所指,這是進一步推論漢譯表達的前提,而后由主體結構的百科知識部分:“英國歷史上新就宗教派別之間斗爭十分激烈,舊教規(guī)定在齋日只許吃魚,新教推翻了舊教后,新教徒拒絕在齋日吃魚,以表示皈依新教,忠與新政?！笨赏评沓鰁atnofish表示“忠誠”之意,而playsthegame漢譯應為“為人正直”,所以此句的漢譯該是:約翰為人可靠,他既忠誠又正直。

五、民族心理差異

民族心理是指一個民族在漫長的衍變發(fā)展過程中,在一定的民族文化背景下產(chǎn)生的性格、情感、價值觀念和宗教信仰等心理模式和心理特征。不同的民族文化必然導致不同的民族心理,這種差異會產(chǎn)生跨文化交際和語言翻譯的障礙。認知理論可以解決這方面的問題。如有一例句:一見面是寒暄,寒暄之后說我“胖了”,說我“胖了”之后即大罵其新黨。(魯迅《祝?！?,如何翻譯該句中的“胖了”是關鍵,依據(jù)認知理論和方法,當然可以如下推論得出最佳譯文。首先由主題認知的結構詞匯部分提供“胖了”的英文語義內涵“fatter”然后再由主體認知結構邏輯部分和百科知識部分的結合來確定:如果將此直譯“fatter”,容易引起西方讀者的誤會和不解。中國人對于“說我胖了”容易理解因為這是中國人重逢時常用的寒暄語之一,“胖了”意思是“發(fā)福了”。而美國人不僅無此禮儀習慣,更擔心害怕或是非常忌諱肥胖,很自然會把“說我胖了”誤解為一方對另一方的一種提醒或告誡,由此推論出在英譯時應增加一些釋語,以求準確向西方人傳達原句語義:Afterexchangingafewpoliteremarkswhenwemet,heobservedthatIlooked“fat”,andhavingmadethatcom-plimentaryremark,hestartedaviolentattackontherevolutionaries.由此可見,針對跨文化交際中詞匯的空白、沖突、寓意和聯(lián)想的不一致以及民族心理差異給語言翻譯帶來的種種困難和障礙,正確應用認知語言學的推理理論和方法,可以起到事半功倍之效,從而幫助實現(xiàn)文化與文化之間的準確正常的交流溝通和語言移植活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