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媒時代媒介教育改革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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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新技術的發(fā)展加快了智媒時代的到來，傳媒生態(tài)的變革給傳播學學科學術乃至媒介教育的發(fā)展改革帶來了新的啟示。本文認為媒介教育改革的先決條件是樹立媒介生態(tài)觀念，改革的原動力不僅源于外部環(huán)境變化，更是其自身發(fā)展的必然結果。在此基礎上，智媒時代的媒介教育改革應當超越經驗，既要把握宏觀，也需加快研究推進跨域交叉融合的改革思路與策略。

關鍵詞：智媒時代；媒介生態(tài)；媒介教育；超越經驗

一、改革的前提條件：增強教育觀念中的媒介生態(tài)意識

媒介教育改革的前提是在媒介教育中培養(yǎng)出一種深刻的媒介生態(tài)意識，但目前而言，無論是在傳播學學科建設中，還是在媒介教育改革的理念中，此類觀點仍未受到普遍重視?！吧鷳B(tài)”的概念由來已久，并且媒介環(huán)境的研究視角也早已存在于傳播學研究視野中。德國生物學家恩斯特•?？藸栐?866年最早提出“生態(tài)學”的概念，起初其研究對象主要在生物領域，后來環(huán)境問題日益嚴重，逐漸有了“探討自然、技術和社會之間關聯”［1］的研究轉向。在媒介研究領域，加拿大學者馬歇爾•麥克盧漢在20世紀60年代最早提出了與生態(tài)相關的概念“媒介環(huán)境”。1968年，尼爾•波茲曼認為要“將媒介作為環(huán)境來研究”［2］之后，環(huán)境研究就正式成為媒介學術研究中的重要組成部分。媒介生態(tài)學并沒有把傳播媒介僅看作是一種價值中立的手段或工具，相反，它認為即便是從客觀上，傳播媒介也扮演了解釋和塑造者的角色。任何媒介都可以被視為一種結構或系統(tǒng)，而這種結構或系統(tǒng)通常是由符號按照一定規(guī)則和秩序組建起來的。我們在通過一種媒介進行傳播與表達時，就必然要遵循其既定規(guī)則秩序所帶來的內部邏輯與傳播偏向，而媒介特征內在偏向引發(fā)的對媒介技術與政治、經濟、文化、教育等要素間因果關系的探究，便成為了媒介生態(tài)學視域下關注的重點，“一種新媒介的長處，將導致一種新文明的產生”，［3］媒介生態(tài)學關注的就是媒介技術帶來的自然生態(tài)環(huán)境。近年來，網絡科學技術在經濟增長中貢獻明顯，社會政治、經濟、文化、教育等各個方面都被放在“互聯網+”環(huán)境中加以培育。高速率、延時低、大容量、高效率的5G、云計算、大數據等技術，在機器語言規(guī)則秩序主導的媒介生態(tài)變革中，不僅給媒介帶來了巨大變革，為全社會發(fā)展的天平增添了技術砝碼，更重要的是使我們關注環(huán)境中的技術，使關于媒介技術的許多學術研究探討重新繁榮起來。在媒介生態(tài)視域下，如何理解媒介與技術的基本內涵，關乎媒介教育觀念中的生態(tài)意識水平。這種觀念告訴我們，媒介已在社會中變成像空氣和水一樣普遍存在的自然元素，我們對媒介的考察其實更多是在考察環(huán)境對人們生存和發(fā)展的影響。而且，在生態(tài)觀念中，主體性從人轉向了自然，對于這種轉變，學者彼得斯認為我們“不應該害怕偏離人類的尺度……自然主義能給我們人文主義已經做過的一切，也能讓我們在運行有序的萬事萬物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同時又不會讓我們充滿傲慢和自滿”。［4］對技術的討論則是將其作為人類存在和發(fā)展的必要條件或手段，人類無法避免受到其影響，想要擺脫技術的束縛顯然毫無意義。因此，“專業(yè)主義”等原始純潔的概念本身就具有很大問題，面對技術我們根本毫無選擇，而且“免于被技術控制的承諾通常只是另一種尚未被認可的技術而已”。［5］

二、關于改革的思考與建議

在傳媒教育改革的趨勢下，我們需要重新思考改革的必然性，以證明其必然性不僅來源于外部條件，還有其自身的探索與追求。

（一）重新思考媒介教育改革的合法性從“綠眼罩人”和“卡方人”的爭論開始直至今日，傳播學教育和人才培養(yǎng)的社會科學方向就一直從未改變。1955—1956年，施拉姆在斯坦福建立傳播研究院時就將傳播學定位為“針對社會問題的社會科學”，而且研究方法也完全是實證主義取向的。［6］這無疑為后續(xù)社會科學方向在傳媒教育中被逐漸固定下來提供了有力的依據，但這種依據可能是靠不住的。一方面，隨著互聯網科技的迅猛發(fā)展，傳播學學科邊界被不斷延展，所涉及的研究對象愈發(fā)復雜。如果在新的傳媒生態(tài)下，依然固守社會科學的學科邊界，對涉及其他學科內容的相關問題視而不見，顯然不是一種合適的態(tài)度。另一方面，在未明確傳播學學術核心問題的情況下，預設一個發(fā)展方向的做法本身也值得懷疑。學者彼得斯在分析該問題時就認為“傳播學研究一直受到社會問題而不是學術問題的驅動”，［6］況且早期的學科設立可能急切于向世人證明其合法性，“為了爭奪學科地盤，學術性和理論嚴謹性”可能因“主觀隨意、相機而動的行政行為”而受到損失。因此，認識到“傳播學學術體制建設的封閉性”與“傳播學學術研究范圍的廣闊性”兩者之間的沖突，重新思考傳播學學術研究范圍，對傳播學學科建設和媒介教育進行改革，既是媒介生態(tài)變革的客觀結果，也是傳播學學術傳統(tǒng)發(fā)展的自身追求。

（二）媒介教育改革應超越經驗既然無法通過自身經驗擺脫媒介技術的影響，那么就必須采取一種超越經驗的方式重新審視我們周圍的“自然”。顯然，通過一種新技術來限制舊技術，就必然會被新技術影響。傳媒教育和學術發(fā)展的歷史經驗告訴我們，應當使對教育改革的思考深入到超越經驗的程度。媒介教育改革首先可能著眼于對學科基礎框架的重構，意在擺脫學科建設社科為主的局限性。學者喻國明認為，5G技術的特點會使傳播中“媒介”“傳播者”“內容”與“受眾”4個基本要素發(fā)生變革，而學科的發(fā)展需要與社會實踐相統(tǒng)一，主動將傳播學的基本學術架構建成一個“人機傳播學、人際傳播學、符號傳播學、電信傳播學”自上而下的模型，并希望能使傳播學學科邊界清晰起來。［5］此舉雖在一定程度上可能彌補學科建設存在的不足，但仍未從根本上解決主觀預設、各自為政的尷尬，也實現明晰邊界的初衷。因此，我們仍需破除成見，如學者彼得斯從根本上將傳播作為領域而非學科，把媒介看作是“必需品、環(huán)境和各種數據處理器，是一種處于其他要素中間的元素”，那時“研究者將不再強調人文與科學領域間的邊界，并采用任何有益的形式探尋知識”。換句話說，當媒介成為必要的環(huán)境元素，邊界被環(huán)境替代，對媒介問題的探索自然也就消除了學科的界限，學科的基礎框架才能從真正意義上得到重構和發(fā)展。但堅持人文傳統(tǒng)并不代表放棄涉及其他學科范圍內的知識。純粹性超越經驗演繹推理式的學術和教育，其結果可能是缺乏實質性內容。因此，對傳媒教育在新時代的改革而言，在繼續(xù)堅守人文主義傳統(tǒng)視野的基礎上，既要把握宏觀視角，也要努力推進跨域交叉融合的教改思路。

三、結語

智媒時代的媒介教育改革，相比在課程內容與學科邊界上的拓展，更需要有人文主義媒介哲學的視野，對改革有更全面、歷史和深刻的認識，只有這樣才能更好地深化改革、科學發(fā)展。

參考文獻：

［1］漢斯•薩克塞（德）.生態(tài)哲學［M］.文韜，佩云，譯.北京：東方出版社，1991：3.

［2］林文剛.媒介生態(tài)學在北美之學術起源簡史［J］.中國傳媒報告，2003，2（2）：4-16.

［3］哈羅德•伊尼斯（加）.傳播的偏向［M］.何道寬，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9：8.

［5］喻國明，曲慧.邊界、要素與結構：論5G時代新聞傳播學科的系統(tǒng)重構［J］.新聞與傳播研究，2019，26（08）：62-70+127.

［6］約翰•杜翰姆•彼得斯（美）.對空言說［M］.鄧建國，譯.上海譯文出版社，2017：13+17.

作者：劉振宇 單位：三亞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