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聯(lián)書店對進步文化與科學理念的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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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盧岳 單位：生活·讀書·新知三聯(lián)書店

2011年第13期的《中國出版》雜志發(fā)表了三聯(lián)書店總經理樊希安紀念建黨90周年的文章《從紅色出版中心到學術文化出版重鎮(zhèn)》，文章著重“回顧在黨領導下三聯(lián)書店革命、戰(zhàn)斗的歷史，回顧三聯(lián)書店在追求真理、傳播馬克思主義方面作出的貢獻，回顧三聯(lián)書店在歷史上曾經作為一家堅定的、進步的、革命的出版機構，為黨的進步出版事業(yè)，為開啟民智、播撒光明所付出的努力”。文章還對在1986年三聯(lián)書店恢復獨立建制后成功轉型的一些內因及史實進行了分析。對此作為一個在三聯(lián)工作經年、對三聯(lián)有著深厚感情的出版人，也想就三聯(lián)書店淵源有自的學術與人文基因、歷史上三聯(lián)書店對進步文化與啟蒙思想的不懈追求等方面做一些補充和論述。

的確，三聯(lián)書店的前身生活書店誕生于20世紀30年代初民族危難之時，面臨的是國土淪喪、民生凋敝的局面，因此生活書店從事的絕不是一般的文化出版事業(yè)，而是一方面要團結進步的作家、翻譯家，向廣大讀者傳播抗日救國思想，另一方面是秉承“竭誠為讀者服務”的宗旨，以啟蒙為號召，影響廣大的民眾，特別是青年讀者走上革命和進步的道路。對于三聯(lián)書店的影響力和感召力，一些資深革命家和老前輩都有過真切的回憶與評價，如王震同志曾說：在中國黎明前的黑暗里，這幾家書店像幾盞明燈出現(xiàn)了。她們傳播馬列主義、思想，傳播、劉少奇、朱總司令等中央領導同志關于建立抗日統(tǒng)一戰(zhàn)線，打敗日本帝國主義、建立新中國的言論。

她們出版的書刊，給我們這些拿槍桿子的人提供了精神食糧和精神武裝。（見宋木文《親歷出版30年》上卷“關于三聯(lián)書店撥亂反正的歷史回顧”，商務印書館2007）鄧力群同志也曾說過：像我這樣一個人走上革命道路，應該歸功于或者首先歸功于三家書店，以及三家書店的編輯人員、出版工作人員……三家書店出版的刊物、出版的書籍給了我很大的教益，使我能夠從中得到啟發(fā)，使我能夠從這里逐步逐步地加強自己愛國的覺悟，然后走向共產主義。（所引同上）1949年7月18日，《中共中央關于三聯(lián)書店今后工作方針的指示》明確指出：“三聯(lián)書店（生活、新知、讀書出版社），過去在國民黨統(tǒng)治區(qū)及香港起過巨大的革命出版事業(yè)主要負責者的作用，在黨的領導之下，該書店向國民黨統(tǒng)治區(qū)及香港的讀者，宣傳了馬列主義、思想和黨在各個時期的主張，這個書店的工作人員，如鄒韜奮同志（已故）等，做了很寶貴的工作?！钡拇_，歷史上的三聯(lián)書店實際上起到了黨在國統(tǒng)區(qū)的出版發(fā)行機關的作用，稱其為“紅色出版中心”是恰如其分的。

今天的三聯(lián)書店，自1986年恢復獨立建制后，由于關于馬列主義著作及各類政治書籍的出版分工主要是在人民出版社，因此一直偏重于人文學術、思想社科類讀物的出版，也因此奠定了它在這方面的全國學術出版重鎮(zhèn)的地位。但這樣一個地位的取得，固然與20世紀80年代以來三聯(lián)書店開風氣之先所出版的一批暢銷書，如《傅雷家書》、《情愛論》、《寬容》等密不可分，事實上從歷史追溯，這種對進步文化與科學理念的追求、對民眾的啟蒙與先導從三聯(lián)書店的前身生活書店始即已存在。

一、傳播先進的思想體系，介紹文明的社會范式，求索救國的革命道路

在20世紀30年代初，日寇入侵、軍閥混戰(zhàn)、民不聊生，面對這樣的國內現(xiàn)實，求索救亡圖存的道路，思考什么樣的思想體系是先進的且能夠為更廣大的知識分子所接受，什么樣的體制模式能夠適合于中國，二者又如何和諧地統(tǒng)一，這是每一個不甘于現(xiàn)狀的中國知識分子都在苦苦探索的問題。而對于國外先進理論與社會模式的介紹是探索中國道路必不可少的前提。1931年春胡愈之同志在回國途中曾于莫斯科逗留一星期進行參觀訪問，回國后即寫下《莫斯科印象記》一書，出版后一印再印，生活書店的創(chuàng)始人鄒韜奮先生讀后即思考這樣一個問題：蘇聯(lián)能辦得這樣好，為什么中國不能？于是不但主動約請胡愈之為《生活周刊》寫稿，而且開始了兩人長期的密切的出版事業(yè)合作。韜奮先生自己也身體力行，于1932年7月在《生活周刊》社書刊代辦部的基礎上成立生活書店后，韜奮先生分別于1934年6月、9月與1935年6月出版其《萍蹤寄語》的初集、二集、三集，內容主要為游歷英國、法國、德國、比利時、荷蘭與蘇聯(lián)的通訊。在1937年5月出版的《萍蹤憶語》追憶他1935年夏在美國考察的見聞，據(jù)韜奮先生記述，同志看了此書后評價說：“關于美國的全貌，從來不曾看到過有比這本書搜集資料之親切有味和內容豐富的。”此外還有像由生活書店編譯所編的《海外的感受》、莊澤宣著的《游歐通訊》等，都以客觀的角度、廣闊的視野、細致的眼光記錄別國的社會風貌與政治變革，為當時中國的革命實踐提供了參照和借鑒。即使在“二戰(zhàn)”后，這樣的對社會理想模式的探索也沒有停止，比如1948年大連大眾書店引進翻譯出版的由蘇聯(lián)著名作家、國際和平主義戰(zhàn)士愛倫堡等著的《戰(zhàn)后美國與日本游記》、《戰(zhàn)后歐游錄》等，就對戰(zhàn)后美國、日本及歐洲各國普通平民的生活現(xiàn)狀、存在的嚴重的社會問題等做了真實的披露。除了這些屬于親身所感所歷的見聞游記，生活書店在當時還譯介出版了大量世界文學名著與社會科學著作，比如在文藝方面有鄭振鐸主編的《世界文庫》，收入了像托爾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哈代的《玖德》、塞萬提斯的《吉訶德先生傳》等；時事政治方面有英國杜德著的《世界政治》、歐脫萊著的《日本的透視》、美國賽爾特斯著的《戰(zhàn)爭•軍火•利潤》等。此外，還有中國學者分析國際時事與形勢的著作，如錢亦石著的《戰(zhàn)神翼下的歐洲問題》，金仲華、張仲實等著的《現(xiàn)代十國論》等。這些圖書不但為國人汲取西方文明的質素提供了范本，同時也借此具備了放眼世界、觀察世界的基點和參照體系。這在某種意義上也可看作是后來三聯(lián)書店的《文化生活譯叢》、《西學經典文庫》等叢書的發(fā)端和緣起。

二、深入認識國情，啟迪啟蒙大眾，積極服務抗戰(zhàn)

抗戰(zhàn)救亡是當時中國壓倒一切的主題，選擇什么樣的道路能夠救中國也是和抗戰(zhàn)救亡的主題緊密相連的。雖然當時國民黨政府消極抗戰(zhàn)，對于救亡理論讀物的出版、對于馬列經典的出版經常采取文化封鎖與鎮(zhèn)壓政策，但生活書店仍然在1938年出版新書200余種，重版書近200種，1939年在抗日的艱難階段及與國民黨政府封鎖取締進步文化的艱苦斗爭中又奮力出書240余種。這些圖書注重以馬列主義觀點闡釋和分析中國的問題，積極為抗戰(zhàn)服務。比如由周揚、艾思奇主編的《中國文化叢書》，執(zhí)筆者均為中共高級干部，像洛甫的《中國革命史》、李富春的《抗日軍隊中的政治工作》、艾思奇的《中國化的辯證法》等。值得關注的是，在1938年至1940年抗日戰(zhàn)爭最為艱難和激烈的階段，生活書店仍有計劃地策劃出版了《新中國學術叢書》（后改為《新中國大學叢書》或《理論與現(xiàn)實叢書》），作者大多為大學教授或有成就的理論家，如沈志遠的《近代經濟學說史綱》、鄧初民的《新政治學大綱》、葛名中的《科學的哲學》等，都是立足國情，從現(xiàn)實出發(fā)啟迪民眾的力作，出版后影響很大。為了幫助讀者學習馬列主義原理，生活書店編輯出版了一套《青年自學叢書》，如胡繩著的《新哲學的人生觀》、錢亦石著的《中國怎樣降到半殖民地》、柳湜著的《怎樣研究政治經濟學》、茅盾著的《創(chuàng)作的準備》等，這些著作深入淺出，既是對馬列主義原理的科學運用，也是對一般讀者在思想文化上的一種啟蒙。今天三聯(lián)書店的《三聯(lián)精選》、《新知文庫》等叢書在學術界一向享有盛譽，叢書所體現(xiàn)出的對現(xiàn)實問題的敏銳透視能力與對學術前沿的把握能力，我們似乎都可以從這些半個多世紀以前的出版物里找到端倪。

三、突出文化本位，不斷擴大影響

重視文化本位、學術品格，特別注重出版工作對讀者的引領與影響，是以韜奮先生為首的生活書店領導集體一貫的宗旨。出版物能否吸引讀者，僅僅片面地高呼革命口號、機械地甚至斷章取義地宣導一些空頭理論是不會受到讀者歡迎的。因此韜奮先生說過，“我們要極力使我們的文化工作能影響大多數(shù)人，影響的范圍越廣大，文化的功效也越大”。而要做到這一點，一個基本的條件就是“大眾化”，要讓人們都能“看懂”。為此生活書店在各類出版物的編輯方針上就有意識地按初、中級劃分，同時在學術出版上注重啟蒙與對現(xiàn)實問題的關注?！巴钅鲜伦儭卑l(fā)生后，國民黨政府加劇了對進步文化事業(yè)的迫害，韜奮先生與生活書店總經理徐伯昕都到香港暫避風頭。針對這種情況，同志在1942年8月明確做出指示“：在投資合營與化名自營的出版機構中，務必要區(qū)分一、二、三條戰(zhàn)線，以利于戰(zhàn)斗，免于遭受更加嚴重的損失。”所謂“三線”，對于生活書店而言即政治上沖鋒陷陣、時刻準備犧牲的為第一線；偏重于出版學術理論著作、和現(xiàn)實政治接觸較少的出版機構則為第二線；第三線則以出版中外文藝讀物、知識性讀物和工具書為主。事實上，據(jù)資料統(tǒng)計，僅在1937～1940年生活書店出版的書籍中被國民黨中央或地方圖書雜志審查委員會禁止的圖書就有203種，其中哲學社會科學類達53種，這里包括像潘梓年《邏輯學與邏輯術》、童振華《中國文字的演變》之類的純學術著作。因此，即使是淡化政治傾向與減少對政治問題的介入，在一個文化專制的社會也是沒有學術與學術出版正常生存與發(fā)展的空間的。

生活書店的圖書廣受讀者歡迎，在1938、1939兩年內即在全國建立了龐大的發(fā)行網(wǎng)，除新疆、西藏、青海、寧夏外各省都設立了生活書店分支店或辦事處。徐伯昕同志在《國統(tǒng)區(qū)革命出版工作》一文中曾回憶道：“當時，各地進步書店的門市部，尤其是三店（指生活、讀書、新知三店）的門市部，讀者都是擁擠得只見人頭攢動，搶購他們熱愛的、對他們增進知識有幫助的、對他們政治認識和思想上能獲得指導的（書刊）”，而國民黨政府所辦的書店，像正中書局、中國文化服務社、青年書店等，雖然“位置好、地方寬、裝潢漂亮，但是門市部經常是門可羅雀”。讀者的歡迎，正表明除卻生活書店的出版物體現(xiàn)了大眾的呼聲、反映了社會進步的力量與前進的方向外，出版物自身在文化本位與學術品格上的追求，使讀者能從中受到教益與啟迪應當也是一個重要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