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學視角下民國時女教師角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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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民國時期大學女教師的出現(xiàn)和發(fā)展，極大地推動了婦女解放運動的進程。但由于傳統(tǒng)性別觀念的固化、國家政策的介入和女性觀念的異化，高校女教師面臨著身為妻母與身為教師的角色間沖突，以及無法兼顧教學、科研與管理的角色內沖突。身為“新女性”，她們主要采取“獨身主義”、“回歸家庭”和“協(xié)調兼顧”三種方式加以調適。鑒古知今，當代女性若要獲得真正的獨立與解放，離不開自身、家庭和社會的共同努力。

關鍵詞：民國時期；大學女教師；角色沖突；調適

民國時期，大學女教師群體開始形成并不斷擴展。她們不僅要完成學術科研、教育管理等工作任務，而且要承擔起相夫教子、料理家事的責任，扮演著妻子、母親、教師等多重角色。然而，處在多重角色規(guī)范之中，大學女教師在有限的時間精力下，內心難免會產生緊張和焦慮，陷入角色沖突。

一、民國時期大學女教師角色沖突的二重表現(xiàn)

根據社會學相關理論，“角色沖突”是指“當個體不能滿足某一角色的多重期望，或個體因同時扮演若干個在義務、權利和規(guī)范之間相矛盾角色時，內心和情感產生的矛盾與沖突”[1]。民國時期，大學女教師常常游弋于不同角色間，因而往往面臨角色間沖突和角色內沖突。

（一）角色間沖突

面對著社會對“賢妻良母”的推崇與對“職業(yè)女性”的質疑，才華橫溢的大學女教師，既希望沖破傳統(tǒng)性別觀念的屏障，承擔起獨立的職業(yè)角色，追求與男性平等的社會地位；又無法擺脫內心深處對賢妻良母的認同，力圖扮演好家庭角色。然而，時間緊迫、壓力巨大，多數女教師常常難以協(xié)調身為妻母和身為教師之間的關系，在家庭和學校間奔波勞碌。一方面，繁雜的家務瑣事亟需她們去處理。身為主婦，她們需要恪守操持家事的本分；身為母親，她們需要肩負撫育子女的重任；身為妻子，她們需要完成照料丈夫的使命。另一方面，繁重的授課、科研任務亟待她們去承擔。大學女教員不僅要編纂教案、精心備課，更要花費大量的時間投身于學術研究。因此，民國時期的大學女教師，縱然博學多能，卻也終日在家庭和學校之間辛勞地奔波。程俊英在回憶自己大學畢業(yè)后的生活情景時，也感慨道，“我每一個白天都是在課堂上和撫養(yǎng)五個孩子的家事中度過，每一個夜晚都是在埋頭批改學生的作業(yè)中溜走”[2]。袁昌英在回憶寫作《法國文學》期間的生活時，用一個“忙”字精確地概括了大學女教員既要為生計奔波，又要勤于兼顧家事的真實狀態(tài)。鑒于女性有限的時間和精力，大學女教師常常需要在家庭和事業(yè)間做出艱難的選擇。她們渴求經濟的獨立，也看似脫離了腐舊的寄生生活，但家務勞動和撫育子女的重擔卻絲毫未減，毫無任何休息時間可言。作為“新女性”的代表，她們必然要承受著在家庭和職業(yè)間周璇應對的疲憊與無奈。

（二）角色內沖突

身處高等教育領域的大學女教師，不僅要承擔繁重的課業(yè)任務，而且擔任著校內一些瑣碎的職務。教學與管理的雙重壓力，使得女教師面臨著教學、科研與管理的角色內沖突。一方面，身為女教師，她們必須承擔教書育人的職責。師者，須時常自省、自律、自居，方可獲取學生的尊崇和擁護。民國時期的大學女教師，只有憑借其嚴謹的治學作風和豐碩的研究成果，才能在人才輩出的學術領域奪得一席之地。另一方面，鑒于生理和心理等先天優(yōu)勢，她們又被賦予管理者的角色。受“開女禁”的影響，民國時期女大學生的入學人數日益增加，高校女師被迫分擔一些與母性天職相關的管理工作。華南女大的陳淑圭，早年留美，師從杜威，學成歸國后成為福建省政府唯一的女教員。當她踏上教師崗位時，校務、教務、宗教、圖書館等后勤和管理上的瑣碎工作，卻花費了她相當多的時間和精力，以致這樣一位才華出眾的學者，除了博士論文外，尚無其它論文、專著傳世，令人嘆惜。金陵女大的吳貽芳，臨危受命，肩負重任，為繁雜的管理工作而忙碌，為學校的發(fā)展前景而操勞，但是她卻不得不割舍心中對講臺的那份牽掛。她雖有著豐厚的教育經歷和雙博士學位背景，卻因偏重管理而錯失科研良機，實乃憾事。

二、民國時期大學女教師角色沖突的影響因素分析

（一）傳統(tǒng)性別觀念的固化

在被綱常倫理束縛的封建社會中，受儒家禮教的影響，“三綱五?！?、“三從四德”的傳統(tǒng)道德規(guī)范為民眾所認同，“男尊女卑”、“男外女內”的家庭角色分工為男性所期待。民國初期，職業(yè)女性作為促進經濟社會發(fā)展的主力軍，得到男權統(tǒng)治階級的推崇和溢美。然而，隨著“新女性”隊伍的不斷壯大和權力的逐漸延伸，其發(fā)展軌跡背離了傳統(tǒng)觀念下培養(yǎng)“賢妻良母”的終極目標，男性意識到原本屬于自己的利益即將被侵犯，繼而內心便產生焦慮感，并對職業(yè)女性的看法有所改變。受固化的傳統(tǒng)性別觀念的影響，上至統(tǒng)治階級、知識分子，下至普通民眾、尋常百姓，對于職業(yè)女性均頗有微詞，甚至是奚落、質疑。蘇雪林在安徽大學任教時，也曾受到來自男教師的冷嘲熱諷。某次學校想派馮沅君和蘇雪林以及另外兩名教員一起到省政府請求撥發(fā)積欠經費，隨即，便有一男性教師嬉笑著大聲說道：“請女同事去當代表，我極贊成。這樣經費一定下來的快些?！盵3]盡管接受過高等教育，接觸過西方文明，但根深蒂固的文化觀念使得這些大學男教師在潛意識中，將對職業(yè)女性的偏見和歧視暴露無遺?！靶屡浴笨释匦芦@得人格和精神的自立，但在艱苦斗爭的過程中卻因為得不到社會認同，而滿負傷痕。民國時期的高等院校，在一定程度上可被視為社會的縮影。在普通民眾看來，女性應修習女紅、女德，重視婦言、婦容，尚無獨立的工作能力，根本無法承擔教學、科研的重任。社會對女教師群體的性別歧視猶如一把把利刃，直刺她們希望實現(xiàn)自我價值的心房，慷慨激昂的教學熱情被冷酷無情的社會現(xiàn)實澆滅，她們心中該有多么酸楚與不安。

（二）國家政策的介入

相較于傳統(tǒng)女性，民國時期的大學女教師更渴望獲得精神與人格的雙重獨立。盡管婦女職業(yè)思潮從清末就已經出現(xiàn)，但因為國家政策的介入與導向，而致使她們在竭力追求獨立的過程中，艱難前行。民國時期，統(tǒng)治階級的價值取向常常在“職業(yè)女性”與“賢妻良母”之間徘徊不定。大學女教師作為職業(yè)女性的典型代表，其發(fā)展趨勢亦受到國家政策的影響。民國初期《女子高等學校規(guī)程》的頒布，給渴求邁入高等教育的女性帶來了希望。而后，隨著婦女解放運動的不斷深入，“男女平等”再次被提上議事日程。1924年國民黨一大宣言中將男女經濟平等作為黨綱，“在政治上、經濟上、教育上依男女平等的原則，助進女權之發(fā)展”[4]。1926年國民黨二大婦女運動決議，將男女平等的政策落實到具體措施中：“根據同工同酬，保護母性和童工的原則，制定婦女勞動法；提出‘男女職業(yè)平等’、‘男女工資平等’的口號”[5]。在這一時期，大學女教師的數量有所增加。她們不僅肩負教書育人的要職，而且承擔起瑣碎的管理事務。但是，受男權統(tǒng)治的影響，1931年國民黨四大重申，“女子教育必須重陶冶健全之德性，保持母性之特質，并建設良好之家庭生活和社會生活”[6]。這也就意味著，職業(yè)女性看似得到法律的庇護，事實上統(tǒng)治階級卻從未摒棄“賢妻良母”的政策取向，社會上引發(fā)了關于“母性主義”、“婦女回家”的激烈討論，高校女教師的也成為輿論攻擊的對象之一。國家政策是男權統(tǒng)治的象征，搖擺不定的政策取向，實則體現(xiàn)為兩性之間利益分配的沖突。最初，政策制定者希望通過喚醒女性的職業(yè)意識，來促進社會的解放，增進生產力的發(fā)展，但當兩性“角色叢”有所交叉，“新女性”的作用對父權的統(tǒng)治地位產生威脅后，他們又竭盡全力加以遏制，以確保原有統(tǒng)治地位不受侵犯。國民政府在制定政策時的猶豫不決，不僅消解了職業(yè)女性所追求的獨立精神，而且使她們面臨著職業(yè)與家事的兩難選擇。

（三）女性觀念的異化

民國時期，女性的職業(yè)觀念與價值認同發(fā)生了較大的變化。然而由于大學女教師自主意識的薄弱，以及對“新女性”認同的匱乏，她們的自我觀念出現(xiàn)異化，難以完成新舊角色間的轉變。生活于男權社會的大學女教師，在有限的話語體系之中，其自我觀念極易發(fā)生異化。民國時期，堅持自我中心、追求正義和權利的新潮流，讓女教師獲得了意識形態(tài)認同。但是由于她們無法擺脫三綱五常的束縛，無法突破三從四德的枷鎖，反而使其加深了對“舊道德”下的女性的同情與認可。身為“新女性”，她們主張“自由、平等、服務社會”，渴望獲得精神和經濟上的獨立。然而，大學女教師的拼搏努力依舊無法得到整個社會的認可與支持，卻被迫承受著來自社會各界的輿論壓力。長此以往，她們不免會產生對自我的懷疑，甚至分裂出對“新女性”價值定位的對立面。于是多數女師哀嘆道“女人永遠只是女人，除了作為人的玩具似的妻，和努力似的管家婆以外，沒有其它的職業(yè)和地位”[7]。在職業(yè)角色的扮演過程中，女教師自主意識薄弱，極易受到父權統(tǒng)治思想變更的影響，進而對自己的角色定位產生異化。她們的觀念也就從“職業(yè)女性”退回到“賢妻良母”，從憤世嫉俗、不朽抗爭到無奈接受、消極頹喪，脆弱的心靈早就不足以支撐那歷經磨難后傷痕累累的軀體。民國時期大學女教師異化的自我觀念，使其不僅無法徹底打破“舊女性”的枷鎖，而且難以適應“新女性”的形象。于是，她們在家庭角色與社會角色之間游移不定，在教學、管理和科研之間猶豫不決。雖然女教師作為新文化共同體中的一員，認同自由、平等的正義倫理，肯定個人的價值和權利；但作為女性，她們的性別意識和倫理觀念，卻使之無法真正沖突舊道德的牢籠，并且在爭取自由解放的過程中做出妥協(xié)。

三、民國時期大學女教師角色沖突的調適

（一）獨身主義

民國時期隨著女權運動的興起與女子高等教育的發(fā)展，婦女竭力追求經濟上的獨立和職業(yè)上的平等。在相對開化的社會風氣下，獨身主義被視為人格獨立的體現(xiàn)，在女教員和女學生中盛行。堅持獨身主義的大學女教師，一則為了促進院校的復蘇和發(fā)展，鞠躬盡瘁，終身不婚，將自己奉獻給教育事業(yè)。身為金陵女大首位中國女校長的吳貽芳，臨危受命，擔負起治校重任。吳先生終身未嫁，用她自己的話說“在等一個合適的人”，而在學生們的眼中，她卻早已成為“嫁給”教育事業(yè)的“智慧女神”。華南女子文理學院院長王世靜亦堅持獨身主義，將自己奉獻給華南，奉獻給社會。在困難重重的社會背景下，她懷著對女子教育最赤誠的堅守，為華南籌資，爭取特許狀，實現(xiàn)了新舊華南的更替。二則因身負學校管理要職，且渴望逃避家事紛爭，有限的時間精力和高標準的擇偶要求，使她們只得面對孑身一人的結果。曾任北師大校長的楊蔭榆，對愛情的憧憬卻由于早年不幸的婚姻而化為泡影，以致最終被迫選擇余生不婚，來化解家庭與事業(yè)之間的矛盾。受宗教性別觀念的影響，教會大學中的女教師視“獨身”為常態(tài)。在基督教新教看來，男女之間的關系應該是平等和諧，而非控制壓迫。作為民國時期女子教育史上承前啟后的重要人物，麥美德女士始終認為，婚姻意味著必須承擔瑣碎的家務勞動，繼而也就失去自己的職業(yè)和獨立的生活，因此，不婚就是對自由最后的堅守。在學生的眼中，麥美德就是一位堅定無畏的女性，甚至可稱之為“女丈夫”。諸如此類的教會女教師仍不下少數，她們用堅毅的外殼緊緊地保護著自己，跨越荊棘、不懼犧牲，追求成功和自我實現(xiàn)。奉行獨身主義的大學女教師，始終堅信“女子應該是社會的母親，女子不僅是家庭的母親”[8]。更有甚者，雖走入婚姻殿堂，但為效忠科研，只能犧牲為人母的權利，終生不育。她們雖然否定婦女的家庭角色，卻力圖通過扮演管理者、教育者和研究者的職業(yè)角色來重塑“新女性”的形象，并實現(xiàn)自身的社會價值。

（二）回歸家庭

選擇獻身家庭的大學女教師可以分兩類，一是出于對傳統(tǒng)道德禮教的堅守，通過處理家務和照料子女來實現(xiàn)自身價值，從而間接實現(xiàn)社會價值。二是出于對婚姻、名譽的無奈，不得不離開教學崗位，退隱幕后，通過犧牲自己成就另一半的職業(yè)光環(huán)。留學歸國的陳衡哲曾在胡適的力薦下，成為北大第一位女教授。她才華橫溢、叱咤講壇，本處在事業(yè)的上升期卻因為生育而主動中斷教學生涯。在她的心中，“家庭的事業(yè)是一件神圣可敬的事業(yè)，家庭是一個女性實現(xiàn)自我價值和社會價值的場所”[9]。她肯定女性的家庭角色，認為女性靠自己的家庭勞動和撫育兒女，可以成為“孩子人格培養(yǎng)、智力增進、體格鍛煉的操持者”[10]，所以，為了全身心照顧親人，她放棄了在學校教書的工作，回歸到家庭中，一邊養(yǎng)育三個孩子，一邊抽空寫作。甘愿做出這種選擇的女教師，往往能夠通過在家庭中的付出和所得來彌補內心的遺憾。無獨有偶，“珞珈三女杰”之一的凌叔華也做出過同樣的選擇，但她更多的是出于一種辛酸與無奈。凌叔華自幼擅長中西繪畫，喜愛文學研究，也曾辛勤耕耘于武大的三尺講臺，卻因為婚嫁文學院院長陳源而被迫辭職，只得以院長夫人的身份出入社交界。從她的文學作品集《女人》中可以看出，雖然她自己選擇獻身家庭，但她卻號召女性擁有獨立的經濟地位。來自家庭和事業(yè)的雙重精神壓力，常常使部分大學女教師不堪重負，為了家庭的和諧美滿，她們也只能被迫離開自己的職業(yè)，默默隱藏起心中的不甘。鑒于婦女的“天職”，無論是職業(yè)女性，還是傳統(tǒng)婦女，“家事”始終在她們心中占據著重要位置。當面對角色沖突時，部分大學女教師認為應先做好家事，再外出就業(yè)，“女子最好先將家政料理完美，為社會建筑一個堅固美好的基礎，然后再出其所學，從事其它服務社會的工作”[11]。民國時期，女性的職業(yè)生涯往往走入一個怪圈，她們經過堅韌不屈的奮斗，從家庭走向社會，最終又從社會回歸家庭。

（三）協(xié)調兼顧

部分大學女教師既渴求扮演好家庭角色，又希望在職業(yè)上有所作為，為應對角色沖突，她們采取協(xié)調兼顧的調適措施，其中主要包括“超賢妻良母”和“夫妻配合”兩種方式?！俺t妻良母”的推崇者認為，“‘賢妻’并不是指服從丈夫，而是要與丈夫共建美滿的家庭，扶助丈夫的事業(yè)。‘良母’更無服從兒子的意思，而是要教育兒子，使之成為有用的國民”[12]。她們希望借助自身的能力、憑借自身的努力，順利實現(xiàn)家庭和職業(yè)間身份的不斷轉換。時任清華大學建筑系教授的才女林徽因，雖然自幼接受西方教育，但面對著傳統(tǒng)文化中女性須承擔全部家事的原則，雖無可奈何卻也無力更改，只能欣然接受。像林徽因一樣，選擇成為“超賢妻良母”的大學女教師，既有相夫教子的責任，又超越了女性困守家庭的限制；既反對女性對男性的依賴與無知，又主張擁有先進的知識和自強的能力；既擔負起為妻、為母的家庭角色，又扮演好為人師表的職業(yè)角色。民國時期杰出的大學女教師在處理角色沖突時，自然也離不開丈夫的理解與支持。袁昌英和楊瑞六，俞慶棠和唐慶詒，馮沅君和陸侃如，他們憑借夫妻之間的同心協(xié)力，理解配合，著書立說，在學術界堪稱佳話。男性主動分家務勞動，不僅能夠清除女教師的后顧之憂，減輕女教師的心理負擔，而且能夠讓她們以更加飽滿的熱情和昂揚的斗志投入到教育教學中去。但在家庭和職業(yè)之間協(xié)調兼顧實屬不易，選擇此種方式的女教師更是鳳毛麟角，“大抵都個性甚強，責任心甚重，天才又是比較高明的。因為她們不肯犧牲任何一方面，所以她們的內心沖突是特別強烈與深刻”[13]。她們既要付出千百倍的艱辛，又要承受巨大的負擔和壓力，但她們同樣渴望在緊張的日程中獲得片刻的休憩。除上述調適方法外，當時的學者還為職業(yè)女性提出晚婚少育、階段性就業(yè)、勞動社會化、聯(lián)家自治、興辦幼兒園、建設公共食堂等舉措，希望通過緩解民國時期的大學女教師的工作和家務壓力，使其既能保持“新女性”的精神狀態(tài)，又能成為社會新潮流的掌舵者和引路人。

四、民國時期大學女教師角色沖突與調適的當代啟示

（一）淡化傳統(tǒng)性別觀念，減輕女教師兩難的心理負擔

自古以來，“男尊女卑”、“男外女內”的傳統(tǒng)觀念根深蒂固，以致無論女性如何努力、如何優(yōu)異，社會依舊按照“三從四德”、“三綱五?！钡臉藴蕘碓u判女性。作為高級知識分子的大學女教師，依然在被綱常倫理所束縛的社會中艱難生存，承受著巨大的社會壓力。因此，淡化傳統(tǒng)性別觀念，摒棄性別歧視，甚至是重建文化心理，對于實現(xiàn)男女平等至關重要。根據社會學家齊美爾所提出的“安全閥”理論，社會只有提供給成員宣泄不滿情緒和敵對怨恨的制度，才能維持既定的社會關系。因而，不僅要實現(xiàn)兩性在經濟上的平等，更要尊重兩性在精神上的平等，對兩性施以同等的人性關懷，給予女性舒緩心理壓力的空間。在當今社會，隨著男女平等思想逐漸地深入人心，越來越多的民眾已經看到數以萬計的職業(yè)女性，為行業(yè)的發(fā)展和社會的進步做出了難以替代的杰出貢獻。營造寬容、和諧、積極的社會氛圍，給予女教師更大的自由發(fā)展空間，更有利于發(fā)揮她們的潛力，展現(xiàn)她們的魅力。因此，只有整個社會對進入職業(yè)領域的女性予以包容，大學女教師的角色沖突才能得到有效調適，她們才會獲得職業(yè)歸屬感，才能在適合自己的職業(yè)領域發(fā)光發(fā)熱。

（二）穩(wěn)定國家政策取向，給予女教師必要的社會支持

在傳統(tǒng)社會性別觀念影響下，男性早已習慣以有利于自身的評價標準作為政策制定的唯一根據。從民國時期女子教育宗旨可以窺知，無論是效忠國家的“女國民”，還是溫婉勤勞的“賢妻良母”，他們都將女性視為被動接受、缺乏主體意識的客體。及至南京國民政府在政策制定時，依舊一味地搖擺不定、猶豫不決，進而使得“男女平等”的法案難以真正落實，以致引發(fā)“婦女回家”、“母性主義”的論爭，職業(yè)女性難以教師成長在社會環(huán)境和職業(yè)環(huán)境中獲得必要的政策支持。因此，將性別意識納入到國家決策過程中，對于實現(xiàn)男女兩性平等刻不容緩。鑒于兩性在生理和心理方面存在先天的差異，所以決策者在將“男女平等”的原則落實到具體的法律法規(guī)中的時候，應當具備性別敏感和性別自覺，為女性弱勢群體提供相關的政策優(yōu)惠，促進兩性在職業(yè)上的協(xié)調發(fā)展，以避免兩性差距的擴大與加深。此外，國家還可以通過出臺相應的政策，優(yōu)化幼兒園、小學、中學等公共機構的建設，為女教師的子女提供安全優(yōu)質的照料與教育，以減輕她們的后顧之憂。國家政策的穩(wěn)定和完善，不僅可以讓大學女教師擁有安心工作的保障，更賦予她們奮斗在教育一線的決心和信心。同工同酬、晉升平等、待遇優(yōu)厚等系列相關方案措施的出臺，更可以使大學女教師以平等的身份參與到高深的學術科研領域。

（三）增強自我價值認知，提高女教師自身的承受能力

民國時期大學女教師群體的出現(xiàn)與發(fā)展，沖破“男尊女卑”的藩籬，實現(xiàn)了女性的經濟獨立，展現(xiàn)了職業(yè)女性獨有的魅力。但由于自我觀念的異化，她們陷入角色沖突的困境之中，難以真正扮演好新女性的角色。因此，增強自我價值認知無疑是職業(yè)女性調適角色沖突的內在要求。獻身家庭也好，獨身主義也罷，職業(yè)女性只有清楚對自己的角色定位，明確實現(xiàn)人生價值的途徑之后，才能在適合自己的工作崗位上獲得職業(yè)幸福感。民國大學女教師矢志教育、效忠國家，篳路藍縷、銳意進取，不斷重獲迎難而上的勇氣，努力完成在不同角色之間的轉換與調適?？v然在爭取女性解放的道路上遇到諸多的波折與坎坷，但只要擁有了強大的心理承受力，才會笑對風雨、無畏荊棘。高校女教師也只有在清楚自我定位，選擇合適的發(fā)展路徑之后，才能在身為人母與學為人師、教育者與管理者、研究者與作家之間有所側重。反觀當下，大學女教師也只有確定了自己的奮斗目標，才能憑借飽滿的熱情和昂揚的斗志，在工作中實現(xiàn)自我價值，獲得自我效能感。大學女教師在應對角色沖突時，勢必要提高對自我定位的要求，增強獨立自主的精神意識，以更加坦然的心態(tài)和更加開闊的眼界，在不同角色間靈活轉換，妥善處理矛盾和沖突。

（四）獲得家庭理解幫助，舒緩女教師面臨的角色壓力

根據馬斯洛需要層次理論，家庭能夠給予女教師愛與歸屬的需要，因此家庭對她們的理解和幫助，成為女教師在面對角色沖突時最有利的后備力量。大學女教師只有在基本需求獲得滿足之后，方有條件追求更高層次的需要，所以來自于家庭的溫暖，將會成為她們心中那一抹明媚的陽光，為迷途的女教師照亮前進的方向。在民國時期大學女教師所面臨雙重角色沖突中，家庭與職業(yè)的角色間沖突成為困擾她們的主要因素。一方面，女教師想要憑借其深厚的學養(yǎng)和豐富的知識儲備，在職業(yè)崗位上占有一席之地，擺脫對男性的依賴，獲得真正的獨立；另一方面，女教師受性別分工的影響，在生育之后，不得不承擔起撫養(yǎng)子女的職責，難以將全部精力投入到科學研究?？v觀民國時期學術成果頗豐且家庭幸福美滿的大學女師，她們的成功都離不開家庭的理解與幫助。夫妻之間不僅要在研究領域中產生共鳴，更要相互理解，家務合理分工，共同照料子女。只有大學女教員在家庭中的壓力有所減輕，并且自身又具有在家庭與教學之間協(xié)調兼顧的能力，才能以更加輕松的狀態(tài)投入到教育教學實踐之中，投入到自己所熱衷的研究領域。當然，這并不意味著已經身為人母的女教師可以完全將子女棄之不顧，女教師想要在學術與家庭中都有所成就，還需要她們不斷提升自身的協(xié)調能力，合理分配花費在二者之間的時間，進而才能在兩種不同的角色之間游刃轉圜。

參考文獻：

[1]董澤芳.論教師的角色沖突與調適[J].湖北社會科學，2010，（1）:167.

[2]郭汾陽.女界舊蹤[M].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2000:68.

[3]蘇雪林.蘇雪林自傳[M].南京:江蘇文藝出版社，1997:355.

[4]鮑羅廷等.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Z].1924.

[5]國民黨“二大”會議關于婦女運動決議案記錄（1926年1月16日）[A].中華民國史檔案資料匯編•第四輯（上）[C].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1:471.

[6]杜學元.中國女子教育通史[M].貴陽:貴州教育出版社，1995:494.

[7]廬隱.廬隱小說全集•（下）[M].長春:時代文藝出版社，1997:784.

[8]潘麗珍.伊人宛在———守護精神[D].福州:福建師范大學，2008:26.

[9]眭淺予，羅宣.陳衡哲的母職觀及其中西文化溯源[J].文史博覽，2009，（8）:25.

[10]陳衡哲.陳衡哲散文集[M].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1994:115.

[11]宋孝璠.妻的責任[J].婦女雜志，1929，15（10）:27.

[12]屠哲隱.賢妻良母的正義———為“賢妻良母”四字辯護[J].婦女雜志，1924，10（2）:64.

[13]夏一雪.現(xiàn)代知識女性的角色困境與突圍策略———以陳衡哲、袁昌英、林徽因為例[J].婦女研究論叢，2010，7（4）:83.

作者：孫秀玲 韓雪童 單位：山東師范大學教育學部 華中師范大學教育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