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教士來華對書籍插圖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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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明末天主教傳教士來華，帶來了大量宗教畫和書籍，他們以知識傳教的思想，掀起了一場中西文化的交流活動。在大量復制宗教畫作和出版書籍的過程中，傳播了西方科技文化和西方繪畫技術，形成了中西合璧的插圖風格。本文從當時書籍插畫的題材、繪畫風格等角度分析了西畫的影響。

[關鍵詞］傳教士；木刻版畫；插圖

由于海運艱難，明末天主教傳教士初來中國時，并未帶來西方印刷設備，傳教所需大量宗教宣傳品的復制和刊行，使用的是中國傳統(tǒng)的雕版印刷技術。在復制宗教畫、刊印宗教書籍、譯著科技書籍的過程中，將西洋繪畫的方法在國內(nèi)傳播，與中國傳統(tǒng)繪畫相融合，形成了西洋風繪畫這一特殊的現(xiàn)象，改變了插圖的風格，豐富了明末插圖的題材。

一、插圖風格的改變

明清來華的傳教士，大都具有繪畫修養(yǎng)，不僅具有繪畫的技巧，還有繪畫的理論，例如在透視學、光影、色彩原理等方面的知識。隨著他們在國內(nèi)傳教的足跡，也將西方繪畫知識傳播到中國各地，與中國傳統(tǒng)繪畫產(chǎn)生碰撞，促使中國畫家接受西方繪畫的部分觀念或元素，在傳統(tǒng)國畫的基礎上產(chǎn)生中西結合的新風格。在與傳教士一起合作復制西方宗教畫的過程中，中國畫家們學會了使用焦點透視，改變過去中國畫散點透視視平線在畫面之外的傳統(tǒng)，將視覺中心點移至畫面之內(nèi)，使遠中近三個空間層次分明，從而使景物與人物的空間比例關系恰當，復雜構圖的人物、景物的關系井然有序，開始注意光線和投影。明萬歷年之前，中國的木版畫并不講究光源和明暗變化，到了明末艾儒略刊行《出像經(jīng)解》時，書中不少插圖已經(jīng)有了光源和投影，并且改變了傳統(tǒng)單線白描的勾線法，使用一組組平行或者交叉的排線來表現(xiàn)面的轉(zhuǎn)折和體積感。盡管中國的宗教版畫是對西方銅版畫技巧的借鑒和創(chuàng)新性的吸收，它在透視、明暗陰影、構圖、人物比例等方面的局部變化，還是將西洋繪畫與中國傳統(tǒng)繪畫有機地結合在了一起，對入清以后中國繪畫技法的豐富和西洋風格木版畫的發(fā)展起到了促進作用。萬歷崇禎年間是中國木版畫插圖的繁盛時期，在空間、構圖、人物動態(tài)等表達方面都能找到西方繪畫技法的影響。例如，與《出像經(jīng)解》同時期（1637）刊印的《天工開物》一書，是明代科學家宋應星所著，書中總結了明代以前有關農(nóng)業(yè)、工業(yè)、礦業(yè)、制造業(yè)的生產(chǎn)經(jīng)驗，記載了紡織、制糖、冶煉、造船、采礦、燒瓷、火藥、兵器、紙墨等工藝的源流和方法，一一繪圖說明。插圖的透視關系準確，人物有近大遠小的比例關系，是西畫的構圖方式。這種西畫風格的插圖繪制方法，還被晚明的書商采用刊刻書籍以增加競爭力，在客觀上幫助了西畫在民間的傳播,金陵派、武林派、徽派刊刻都有佳作產(chǎn)生?！董h(huán)翠堂園景圖》（萬歷年間出版），是金陵木刻版畫代表作品，由畫家錢貢根據(jù)實景繪制的長卷，徽州名刻工黃應組鐫刻，畫作全長1486厘米，高24厘米，是我國最長的版刻作品。其構圖繁密，圖中園林山水、建筑人物安排得疏密有致，顯示出空間遠近的變化，畫中有人物三百多人，還有飛禽走獸、舟車道具等，以寫實手法顯示了園中復雜的建筑群和優(yōu)美的環(huán)境。萬歷、崇禎時期的《西廂記》《金瓶梅》《隋煬帝艷史》等文藝小說、戲劇插圖，人物姿態(tài)生動、比例結構準確，室內(nèi)外景物、家具與人物的關系、比例等都能看見透視手法的運用。這種“仿泰西筆法”的繪畫技法，在民間木版年畫中也頗受歡迎，西洋畫風成為人們競相模仿的潮流。雍正、乾隆年間蘇州木版年畫出現(xiàn)了“洋風姑蘇版畫”，畫面繪制技法明顯受到西方造型因素的影響，使用西洋構圖和明暗透視法，具有透視、陰影和排線三要素。郭味蕖在《中國版畫史略》中說：“運用了西洋繪畫中焦點透視法，并且利用細線分出印象濃淡，并顯著地描繪陰影?！雹?/p>

二、插圖題材的豐富

1．宗教畫的改作由于信徒人數(shù)增長，從歐洲帶來的宗教畫不夠分發(fā)，那些帶有插圖的圣經(jīng)書籍也大受信眾歡迎，于是教會利用中國的雕版技術翻印宗教畫和書籍，印制了大量的圣像和紀念張在領洗時分發(fā)。最早在國內(nèi)流傳的宗教畫是《程氏墨苑》中的四幅圣經(jīng)教義的插圖。編撰者程大約是明代著名出版商和制墨家，他將利瑪竇贈送給他的四幅銅版畫《耶穌涉?！贰妒ツ副в字鳌返仁珍涍M了《程氏墨苑》第六卷中，成為此書的一大特色。程大約因此書獲得了商業(yè)競爭的成功，利瑪竇也因此書獲得了傳教的成功，將《程氏墨苑》中圣像插圖及文字解說作為最好的圣經(jīng)教科書，其中刊刻精美的《圣母子像》滿足了日益增長的信徒對圣像的需求。之后，傳教士們進一步刻印出版插圖本圣經(jīng)教義書籍，帶有插圖的圣經(jīng)書籍非常實用，可以看圖理解教義，所以插圖書的需求量增大。江浙閩一帶精湛成熟的圖書刊刻技術，為已經(jīng)熟練掌握漢語的傳教士們提供了有力的技術支持。目前發(fā)現(xiàn)最早的漢文天主教插圖書籍是《誦念珠規(guī)程》，是利瑪竇之徒羅儒望在南京工作期間于1619年出版的。書中有插圖15幅，由歐洲銅版畫改作而成。17年后，另一位傳教士艾儒略在福建再次使用雕版印刷出版了《天主出像經(jīng)解》（又名《天主降生紀略》）。書名中“出像”兩字，顯然是受到當時金陵小說“出像插圖”的影響。書中有圖57幅，將銅版畫精細的網(wǎng)狀線蝕刻線條，轉(zhuǎn)化成細膩流暢的木板陽刻線條，既保持了原作的風貌，又有木版畫的特色。

2.宮廷戰(zhàn)圖和園林插圖入清后很多傳教士供職宮廷畫師，南懷仁、馬國賢、王致誠、郎世寧等人在宮中傳授西洋畫技法，并帶領中國弟子們制作了大量的戰(zhàn)爭題材和園林題材的銅版畫插圖，其中著名的有《熱河三十六景圖》《圓明園圖》《乾隆平定西域得勝圖》等百余幅，深得皇帝喜歡。

3.譯著科技書籍傳教士們與中國學者合作翻譯了很多自然科學和人文科學的著述，包括天文、歷算、地理、美術、音樂等知識。被稱為開教“三大柱石”的徐光啟、李之藻、楊廷筠三人，他們與傳教士合作翻譯、著述了很多自然科學著作，代表了當時世界先進水平。1628年（崇禎元年），李之藻編印出版了《天學初函》叢書，“這是一部天主教義和科學技術的綜合性叢書，共52卷，教義8種，各科學術20種”。②這些書中的插圖，帶來了很多西方的圖像信息，例如熊三拔、徐光啟合作的《泰西水法》，是第一部介紹西方農(nóng)田水利的專著，書中介紹各種水利機械的構造和原理；第六卷是圖冊，其中繪制抽水機的圖紙，北京以南的良鄉(xiāng)地區(qū)種水稻時，按圖制造了恒升車、玉衡車、龍尾車三種取水工具，效果很好，可見插圖繪制的精準。另一部《崇禎歷書》，是明朝崇禎年間為修改歷法而編的一部叢書。1629年徐光啟奉命用西法改歷，推舉傳教士龐迪我、熊三拔、龍華民、鄧玉函、羅雅谷、湯若望等人成立“西局”，先后參與的有李之藻、王應麟、李天經(jīng)等人，至崇禎七年（1634）成書，共137卷，書中配有各種天文測量儀器的插圖和歐洲新的恒星圖。初名《崇禎歷書》，因明亡書未能刊行，清初更名為《新法歷書》，后又改為《新法算書》，至1645年湯若望呈上《時憲歷》才被頒行天下。1626年湯若望撰寫的《遠鏡說》出刻，書中繪有望遠鏡插圖，詳細介紹望遠鏡的制造和功用。1643年與焦勖合作寫成《火攻挈要》一書，專述西洋銃炮的制作方法，書中附有插圖40幅。到康熙時期，為鎮(zhèn)壓“三藩之亂”，南懷仁又奉命鑄造大炮百尊，并著書《神武圖說》，以指導“神武炮”的用法。天啟七年（1627），北京刊印了《遠西奇器圖說》一書，由傳教士鄧玉函口述，王徵筆述并繪圖，是一部以圖為主的科技工具書，全書共有復雜的機械操作插圖60多幅，圖有明顯的西方繪畫技法的影響。有些是自己創(chuàng)作，有些是臨摹，臨摹的部分也做了調(diào)整，人物的造型、俯視、道具等都換成了中國的，但是透視及動態(tài)還保留西方原著的特點。插圖的繪制采用白描手法，比西方原著中的明暗畫法插圖顯得簡潔。有些插圖沒有配文字說明，但可以做到“覽圖自明”。在此書的基礎上，王徵又和鄧玉函、金尼閣、孫元化等一起編成了《新制諸器說》，書中繪制插圖11幅，王徵加入自己發(fā)明創(chuàng)造的9種奇器：自行車、虹吸、連弩等。后來，王徵又著《額辣濟亞牖造諸器圖說》（“額辣濟亞”即天主圣寵的意思），書中增加新器24種，如活臺炮架、水輪自汲等。再后，他又寫了《忠統(tǒng)目錄》《兩理略》，又增加新器24種。

4.輿圖的繪制世界地圖的傳入，也是這次中西文化交融的重要內(nèi)容之一。利瑪竇是最早把世界地圖知識介紹到中國的人。1583年，萬歷十二年，利瑪竇將一幅世界地圖用中文圖注刊刻發(fā)行，題名《山海輿地圖》，1602年利瑪竇繪制的《坤輿萬國全圖》被全國各地翻刻了33次。利氏版的地圖將福島子午線左移170度，使中國位于地圖的中心位置，還介紹了地心學說，改變了中國人“天圓地方”的觀念。利瑪竇之后，傳教士們繼續(xù)繪制世界地圖，艾儒略刻印《萬國全圖》及其他7幅外國地圖，1623年與楊廷筠合作，刊印了介紹地理知識的《職方外紀》；1674年，南懷仁撰寫了《坤輿圖說》，這是為了繪制《坤輿全圖》而寫的書籍，書有上下兩卷，介紹西方科學知識和海外諸國的山川、風光、物產(chǎn)，書中《西洋七器圖說》部分尤其精彩，介紹了西方古代文明，配有七大古代奇跡的插圖。入清后畢方濟、蔣友仁等也都刻印過《坤輿地圖》，1760年，蔣友仁將《坤輿地圖》進獻給乾隆皇帝。除世界地圖之外，傳教士們還繪制中國地圖。1655年意大利神父衛(wèi)匡國所著《中國新地圖集》出版，全集有地圖17幅，包括中國全圖和15省地圖，書中還注明了剛由鄭成功收復的臺灣是福建省管轄。1701年，安多、白晉、雷孝思、巴多明等向康熙帝獻上他們所繪制的北京附近地區(qū)地圖。1708年，雷孝思、白晉和杜德美開始繪測全國地圖，至1717年，他們向康熙帝呈獻《皇輿全圖》，原本共計120幅，后來由馬國賢雕刻成44塊銅板，成為日后繪制中國地圖的基礎。直到1842年，中國人刊刻了首部自己編撰的世界地理著作《海國圖志》，是魏源受林則徐之托寫成，書中配有大量世界地圖和各國地圖，插圖數(shù)量遠遠超過了《職方外紀》，還配有介紹西方科技的各種插圖，圖文并茂，進一步拓展了中國人的世界觀。1848年出版了徐繼畬所著《灜環(huán)志略》，介紹世界地郡。結語明末清初耶穌會傳教士來華，由于海運艱難，并未帶來西方印刷技術，他們在中國翻刻書籍主要使用的是木刻雕版技術。入清后馬國賢入職宮廷畫師，受命于康熙皇帝，研制銅版畫技術，然后在宮廷傳播，至道光前創(chuàng)作了大量的銅版畫插圖，但是此技術并未在民間普及。因此，在明末清初，天主教的來華傳播主要是在書籍內(nèi)容和插畫題材，以及插畫風格上有所影響，西方印刷技術并未對插圖的出版起到普及的影響作品。直至鴉片戰(zhàn)爭之后，基督教新教來華，才帶來了西方的現(xiàn)代印刷機，從而徹底改變了插圖的印制方式，并導致了傳統(tǒng)木版印刷退出了歷史舞臺。

作者：馮曉娟 連凱 單位： 南京林業(yè)大學藝術設計學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