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殖民文學批評歷史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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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阿里夫•德里克從歷史的角度考察后殖民文學批評，他在后殖民文學批評中提出了一個重要的觀點，即后殖民文學批評歷史化。德里克的這個觀點為研究后殖民文學批評提供了新的視域，這是值得思考的問題。本文整理了德里克在他的幾篇論文中提到的有關(guān)后殖民文學批評歷史化的相關(guān)內(nèi)容，探討了他提到的文學語境、文化身份、本土主義和身份認同四個方面和歷史化的關(guān)系，并對這四個方面與歷史化的關(guān)系作出了一些思考。

關(guān)鍵詞:德里克;歷史化;后殖民批評

1文學語境與歷史化

德里克認為，文學語境的書寫不應該簡單地從當下的文學語境和環(huán)境出發(fā)，而是要回到真實的歷史語境下，根據(jù)殖民地真實的發(fā)生進行創(chuàng)作，不帶有任何第三方的偏見與誤解。這個第三方指的是以薩義德為代表建構(gòu)出來的東方主義，在下文會具體展開。談到后殖民文學就必定和殖民歷史聯(lián)系在一起，殖民的歷史環(huán)境為后殖民文學提供了文學背景和語境。殖民地的作家們以本土的殖民歷史為背景，創(chuàng)作了許多文學作品，在這些文學作品中有著他們獨特的文學語境。德里克重新審視殖民地作家的作品，他把文學語境還原到其作品創(chuàng)作生發(fā)的歷史語境中。他認為，早期的殖民文學批評以法農(nóng)為代表的那些人，是在以一種殖民者和被殖民者二元對立中運作解放話語，這具有針對殖民者和資本主義的強烈批判性和反抗性［4］。從今天后殖民文學批評的角度重新審視并獲得過諾貝爾文學獎的英國作家魯?shù)聛喌?#8226;吉卜林的作品，有一個很大的矛盾，即他筆下的土著居民總是比白人顯得更加懶惰無知，惡習滿滿，而白人卻是殖民地的開拓者和天生的歷史創(chuàng)造者，他們有著無比優(yōu)越的舉止［5］。土著居民和白人形成了鮮明的對比，前者處于落后蠻荒的殖民地，而后者卻是文明中心的代表。這種創(chuàng)作傾向顯然是受薩義德東方主義的影響，白人總是比土著居民更加聰明和先進。解讀文學作品中的殖民史可以看出，殖民者與被殖民者所書寫的帝國殖民過程是不一樣的。西方敘事大多在文學作品中刻意隱藏殖民地的早期文明事實，在這些作品中，殖民地總是落后且與野蠻、殺戮聯(lián)系在一起。在殖民地作家創(chuàng)作的文學作品中，講述的多是殖民者殘忍地剝奪殖民地的一切，屠殺和奴役被殖民者。這兩種不同的現(xiàn)象恰好就說明了殖民者與被殖民者在書寫殖民史或創(chuàng)作文學作品時采用的不同文學語境，他們都是從自身的角度出發(fā)，帶有偏見性。德里克從歷史的角度考察后殖民文學批評時當然也注意到了這一問題，他沒有去評判到底哪一種文學語境有意義，而是提出了從歷史化的角度書寫文學語境。他認為，“如何解釋后殖民主義升溫的現(xiàn)象首先取決于對這一術(shù)語作如何理解。如果后殖民主義僅僅是英語系修訂系列經(jīng)典、解讀文本的方法，那么它不過標志著后殖民性淪為了一種狀況，后殖民主義的歷史內(nèi)涵被剝奪了?！保?］德里克所說的從歷史的角度書寫文學語境，不是指以歷史的真實發(fā)生作為文學作品的原材料，而是站在全球化和資本主義的立場上，以資本主義和全球話語重新考察殖民地的歷史，再以此作為文學語境重新書寫文學作品?？梢哉f，這里的歷史化是和全球話語聯(lián)系在一起的。當代后殖民主義理論是全球資本主義的集中體現(xiàn)，也是全球資本主義的霸權(quán)獻祭和一種意識形態(tài)［7］。德里克說過，“后殖民理論中所謂的后殖民性問題，滿足了全球資本主義對概念的需求，完成了全球資本主義的概念的更新，建構(gòu)了全球資本主義的概念體系?！保?］資本主義全球化導致了全球話語的誕生，全球話語要求殖民地作家在創(chuàng)作文學作品或者書寫殖民史時將其代入其中。不過在這種文學語境下創(chuàng)作出來的文學作品，是否會使得殖民地作家喪失本土的文學語境?殖民地作家創(chuàng)作文學作品時，將全球話語帶入其中，從全球化的角度書寫殖民史以及文學作品，很容易忽視殖民地作家在遭受殖民時所產(chǎn)生的特有的感受。德里克強調(diào)的是文學語境的歷史化，但在他的敘述中，他又明顯地偏向于全球話語的書寫。這看起來似乎是前后矛盾的:一方面要求將文學語境代入到真實發(fā)生的歷史語境中;另一方面又要求從全球化的角度出發(fā)，以全球話語書寫文學作品。其實并不然。馬克思的觀點是，歷史造就了全球化。以往人們往往忽略歷史與全球化的關(guān)系，但把兩種理論加以比較不難發(fā)現(xiàn)，二者都秉承線性歷史觀，都堅持普世價值觀，不同之處只是在于主體和制度方面的不同。這就說明，德里克提出的文學語境歷史化并不是前后矛盾，“因為當今的全球化本質(zhì)上是世界歷史發(fā)展的一個新階段，大體還是站在歷史的角度上，只不過是從一個新階段出發(fā)審視和書寫文學作品”。

2文化身份與歷史化

文化身份問題是每個知識分子都會遇到的問題。在德里克看來，文化身份多是生活在異國他鄉(xiāng)的知識分子在飽受異國和本國知識分子欺凌時產(chǎn)生的對于不公平待遇的一種反抗。這些知識分子既沒有接受本國土生土長文化的熏陶，又被異國的文化所排擠，所以在他們集中的地方就產(chǎn)生了一種介于異國文化和本土文化之間的第三種文化。他們想要通過斗爭獲得的文化身份，不是本土文化身份的認同，而是這種他們從小就耳濡目染的文化的認同。德里克在他的一篇名為《本土歷史主義視角中的后殖民批評》的論文中提到了近幾年美國知識界一場很有名的爭論。這場爭論是在華裔美國作家趙健秀和湯婷婷之間展開的。趙健秀抨擊湯婷婷的《女勇士》一書嚴重歪曲了“中國性”，認為這本書在觀察中國社會時采用了“傳教士”的看法，將中國文化納入了文化定見并歪曲其真實性。德里克在論文中發(fā)表了他的看法，認為趙健秀主要批判的是《女勇士》中描述與歷史的關(guān)系時的失實。一種描述對中國的原本形象加以盜用，另一種描述對這種描述加以抵制。德里克在此指出了問題的關(guān)鍵所在，即華裔美國作家與中國的關(guān)系。華裔美國作家作為在美國長大的中國人，他們不了解中國過去的文化，他們所了解的只是他們父輩口中的中國形象。這些華裔作家在作品中用華裔美國文化取代中國文化已經(jīng)成為了常事，他們不自覺地用所了解到和掌握到的中國文化去詮釋華裔美國人身份，這其實還是帶有一種“美國性”。這些華裔美國作家，在美國人看來，不是具有美國身份的美國人，在中國人看來，也不是具有中國身份的中國人。華裔美國作家就在尋找文化身份的認同中進行文學創(chuàng)作，他們有些人想要尋求美國身份的認同，有些人又企圖得到中國本土文化的承認。在德里克看來，“唐人街的文化才是華裔美國人的文化”。華裔美國作家在尋找文化身份的認同時，歷史扮演了一個重要的角色，他們從小耳濡目染的就是唐人街那些中國人所帶來的中國文化。這種中國文化才是那些華裔美國作家所要追求的，他們努力想要得到的文化身份認同，實際上是被這種文化所認可和承認。塑造歷史的時候，身份的歷史性不會破壞整個歷史的完整性，過去那些被建構(gòu)出來的歷史也不會削弱整個歷史的重要性。這是因為每一代人都能塑造歷史和改寫歷史，他們接受了前一代人的歷史財富而對歷史進行新的建構(gòu)。那些把文化身份當作畢生追求的人，可能在他們發(fā)現(xiàn)經(jīng)過努力終于在歷史舞臺上占據(jù)一席之地時，重新回顧過去的歷史就顯得極其重要，他們不甘心被歷史遺忘，想要永遠被記住。因為他們知道，只有擁有了歷史身份才能算是真正擁有了歷史的一席之地，他們的斗爭才沒有白費。文化身份本身就成為了這種斗爭的場所。文化身份的建構(gòu)是一個歷史的過程，過去的歷史和現(xiàn)在的碰撞產(chǎn)生的相互作用，就產(chǎn)生出了種種文化身份。德里克所說的從歷史的角度建構(gòu)文化身份，這對于那些處在異國他鄉(xiāng)的作家們來說，是一個很好的選擇，這樣就能避免在文學作品中出現(xiàn)歪曲本土文化身份的事實了。

3本土主義與歷史化

德里克所謂的本土主義，是指伴隨著文化民族主義、種族認同出現(xiàn)的全球文化政治的一個標志，探討的是本土文化本真性的問題。用他的話來說，“本土主義是指本土人民對民族解放的渴求在意識形態(tài)上的系統(tǒng)表達，尤其指那些在世界所有被壓迫和排斥的民族中受到最極端排斥、被迫處于社會邊緣的民族”。他認為，“在全球化的時代，后殖民文學批評總是在強調(diào)他們擁有的文化本真性的聲明，在他們看來，這種文化本真性不會行將消失，而且會伴隨著后現(xiàn)代狀態(tài)的全球化進程而急劇擴散”。從本土歷史主義視角出發(fā)，德里克在后殖民文學批評中提出了一些重要的觀點。其一，本土主義要求恢復民族文化本真性。民族文化本真性是固守一個民族獨立的底線，它將不同的種族區(qū)別開來。那些堅持民族獨立的作家會在創(chuàng)作的文學作品中大量代入這種文化本真性，即本民族獨特的語言和文化。德里克要求本土歷史主義視角下的文化本真性，要堅持通過事實、經(jīng)驗、常識等文化現(xiàn)象，呈現(xiàn)出一種歷史的真實性。文化本真性中的歷史必須是真實可靠的，而不是那些民族主義者的胡亂捏造和改編。其二，本土主義是和文化身份的建構(gòu)聯(lián)系在一起的。土生于一個國家的土著人想要恢復自己民族的身份，他們會不約而同地在他們創(chuàng)作的文學作品中極力描寫土著人的生活特點和生活方式，以此和殖民者帶來的生活方式區(qū)別開來。德里克認為，本土主義不僅肯定了真正的土著人身份的可能性，而且還堅決維護作為該身份基礎(chǔ)的一種土著主體性，這種主體性存在于對殖民統(tǒng)治和文化失落中。本土主義下的文化身份建構(gòu)是土著人的一種生存條件，它力圖在全球政治和經(jīng)濟權(quán)利中為土著人爭得一席之地。本土主義身份作為社會和文化身份，其最基本的要求是生存。在德里克強調(diào)的本土主義歷史化中，后殖民文學批評著眼于歷史，這實際上掩蓋了一種非歷史化的傾向。后殖民批評的非歷史化傾向模糊了后殖民批評理論本身，并且掩蓋了其本應具有的批判鋒芒。德里克雖然沒有明確提到這種非歷史化傾向，但在他的一些論文中，也流露出他對這種本土主義的懷疑。

4身份認同與歷史化

殖民地的作家們在尋求文化身份認同的時候，另外一些民族主義者卻在尋找他們追求的民族身份認同。身份認同不等同于文化身份的認同。德里克的文化身份認同指的是，那些生活在異國的知識分子想要得到本國知識分子和異國知識分子的雙重認可所做的努力。而他的身份認同指的是，本國的那些民族主義者為了擺脫殖民國的控制恢復本國獨立的一種斗爭。于是，文學成為了這種斗爭的表達形式，民族主義者渴望得到身份認同，這種“身份”不是被殖民者個體的身份，而是一種民族身份。民族國家與殖民主義并不獨立，前者是后者的產(chǎn)物。一些第三世界早期的反殖民主義斗爭都是以反對宗主國的控制、恢復民族國家的獨立為目的。這看起來似乎是在只求民族身份的認同和國家的獨立，但實際上卻是在模仿歐洲殖民者對于民族國家的概念，因為這個概念起源于歐洲，是外來物。斯皮瓦克的很多觀點就佐證了這一點，他認為民族主義是帝國主義的產(chǎn)物，所以民族主義下的敘事也是帝國文化的產(chǎn)物。德里克在論述民族身份認同歷史化的時候，提到了革命的問題。因為德里克是研究中國近代史的學者，所以他以中國革命為例闡述了民族身份認同歷史化的觀點。中國革命的經(jīng)歷如同社會主義革命一般，社會主義革命被貶低為過去的歷史，甚至革命也被當成是過去的歷史。這是德里克不贊同的。他認為，“雖然后殖民批評不能闡明它與從前的革命意識形態(tài)的關(guān)系，但是后殖民批評認識論的矛盾所向，就是為了超越從前的革命意識形態(tài)中的對立與認同”。從前的革命歷史形態(tài)，如馬克思主義、無政府主義、民族解放運動等，其根據(jù)無非是有可能理性地把握歷史，并以此為基礎(chǔ)建構(gòu)主體性和社會身份以促進轉(zhuǎn)化。后殖民文學批評中的民族身份認同對這種革命意識形態(tài)發(fā)起了挑戰(zhàn)，它顛覆了其預設(shè)，因為它認為這種革命意識形態(tài)不會解放那些被壓迫的民族和人民，反而會對他們造成新的強制和壓迫。在德里克看來，“過去的革命意識形態(tài)不足以把握當前的形勢”。那么，是不是就意味著民族主義者在追求民族身份認同的時候，他們不會把過去的革命意識形態(tài)納入到當前的社會革命形勢中?當然不是，這里又要把前面所提到的全球話語拿過來探討了。德里克強調(diào)的民族身份認同是站在全球化的角度來談的，他認為，“在當今時代，論民族離不開跨國機構(gòu)，論階級離不開性別、種族和種族主義，最重要的是，論全球化離不開地方差異”。身份認同不再只是簡單的民族主義者所追求的本民族身份的認可，而是適應全球化需要的文化現(xiàn)象。這就要求從全球話語的語境下審視過去的歷史，把民族身份認同納入到全球化視野中。隨著全球化的加快，人不再擁有單一的身份，“身份認同”就成為了一個流動、可變、可塑的概念。德里克提出的身份認同的歷史化，顯然和他在其他論文中提出的身份認同的全球化有些矛盾。但是這并不意味著身份認同的歷史化和全球化是矛盾的，這恰恰說明為了順應當今的時代形勢，民族身份認同已經(jīng)從一個單一的概念變成了一個多元的、可流動的概念。民族主義者在追求身份認同的時候，既要考慮到歷史的因素，又要考慮到全球化的背景。

5結(jié)語

到這里，德里克所說的后殖民文學批評歷史化的觀點，已經(jīng)全部闡述完畢。雖然本文在將德里克提到的后殖民文學批評中四個方面與歷史化的關(guān)系進行了總結(jié)和評論，也提出了一些思考，但仍難免存在很多問題。德里克把后殖民文學批評中的文學語境、文化身份、本土主義和身份認同四個方面和歷史化聯(lián)系到一起，這是一個很新穎的觀點。用德里克自己的話來說，歷史告訴我們的是要超越我們自己的無中生有。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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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譚舒文 單位：重慶師范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