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層閱讀與文學批評的革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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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癥候閱讀的問題
阿爾都塞在《閱讀〈資本論〉》中首創(chuàng)的癥候閱讀模式因杰姆遜（FredricJameson）的《政治無意識》一書而在美國學界產(chǎn)生了深遠的影響。癥候閱讀模式認為，批評家必須將文本中在場的元素當作某些潛在或隱藏之物的象征，并探究導致文本的缺席、空白和省略的原因。闡釋（interpretation）就意味著杰姆遜所說的“尋找顯表意義背后的潛在意義”。這種“懷疑詮釋學”（hermeneuticsofsuspicion）現(xiàn)已成為許多批評家的第二天性。然而，癥候閱讀所假設的表層/深層的二元對立以及它對刺破意識形態(tài)幻象的激情，在邏輯、認識論和政治方面都存在諸多問題。美國研究（AmericanStudies）專家弗拉克（WinfriedFluck）指出，癥候閱讀就如同一個作弊的偵探，把自己的觀點呈現(xiàn)為小心謹慎的偵查工作的結果，并為之賦予權威性，但其實這個偵探在著手調查之前就已經(jīng)知道兇手是誰。因此，癥候閱讀經(jīng)常以重言的方式（tautologically）運作：閱讀者把癥候當作某種潛在真相的表達，然后又用潛在的真相來解釋他們所選取的用于代表這種真相的癥候。闡釋的目的不僅僅是恢復已知的事物，更重要的是要去發(fā)現(xiàn)未知的事物。但由于癥候閱讀是一種“完全可預測”的闡釋模式，它并不適合對于未知的探索。波士頓學院的克萊恩（MaryThomasCrane）從認知理論的角度認為，杰姆遜對無意識的定義過于狹隘，他關于癥候的論述也頗成問題。從認知科學的角度看，我們之所以意識不到絕大部分心智過程，乃是因為這些過程太繁復、發(fā)生的速度太快。壓抑導致的無意識只占我們意識不到的心智過程的極少部分。即便是著名的弗洛伊德式口誤，也早就被認知語言學家證明與壓抑無關，而是和大腦中詞語的存儲和檢索機制有關。在癥候閱讀理論中，癥候表征著被壓抑驅逐到無意識的矛盾，閱讀就是去診斷癥候背后的被壓抑的內(nèi)容。一旦壓抑不存在了，那么癥候也就不再指涉潛在的矛盾，癥候閱讀也就喪失了其邏輯和意義。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的尼爾倫（ChristopherNealon）對癥候閱讀的文化政治進行了詳盡分析。在他看來，對癥候的詮釋與左翼學院批評家尋找一種可以替代工人階級的革命行動或戰(zhàn)斗行為模式有關。癥候閱讀模式的出現(xiàn)與歐美20世紀60到70年代的社會現(xiàn)實密不可分。彼時工人階級已經(jīng)不再能扮演馬克思所想象的革命引擎的角色，在這種語境下，癥候閱讀就意味著以一種更靈活的方式去尋找文本中的歷史性行動。除了革命行動，其他行動也可以有歷史意義或美學重要性。除了這些直接針對癥候閱讀的發(fā)難，一些理論家也從不同的角度充當了瓦解癥候閱讀可信度的“神助攻”。酷兒理論的奠基人之一塞吉維克（EveKosofskySedgwick）曾將人文學科盛行的懷疑闡釋學命名為“妄想狂式閱讀”（paranoidreading）。此類批評以揭露（exposure）為信仰，以為將某些東西揭示為問題，就離問題的解決倘若不是只有一步之遙的話，也至少是在解決的路上了。對揭露的執(zhí)迷還依賴于將那些觀看“真相”的人設想為天真無知的大眾。法國哲學家、人類學家拉圖爾（BrunoLatour）也在一篇廣為流傳的文章中，對由懷疑詮釋學所驅動的意識形態(tài)批判提出了質疑。拉圖爾認為，批判理論的解釋結構已經(jīng)和陰謀理論（conspiracytheories）越來越像，只不過前者會使用更“高大上”的原因，如社會、話語、知識/權力、力量場、帝國、資本主義，而后者總是將問題歸結于人性的貪婪和邪惡。目前的批判工具只是在將批評家塑造為洞察真相的精英，而“把世界上的其他人都轉變?yōu)樘煺娴妮p信者、戀物者、宰制的不幸受害者”。
二、表層閱讀的操演
2009年，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的貝斯特（StephenBest）和哥倫比亞大學的馬庫斯（SharonMarcus）在《表征》（Representations）雜志上發(fā)表了《表層閱讀導論》一文，針對美國文學批評界長期以來占據(jù)主導地位的癥候閱讀，正式提出了與之相反的“表層閱讀”概念。貝斯特和馬庫斯指出，表層閱讀中的表層并不是字面意義上的文本表層，如紙張、裝訂、印刷樣式、詞語念出來的聲音，也不是癥候式閱讀所設想的一個如衣服包裹皮膚那樣的具有隱藏功能的層面（layer）。表層是“文本中顯而易見的、可感知的、可理解的東西；那些既沒有被隱藏也沒有主動隱藏的東西；那些從幾何學意義上說有長度和寬度，但沒有厚度，因此也不涵蓋深度的東西”。表層是“要求被看著（lookedat），而不是我們必須通過自我訓練才能看穿（seethrough）的東西”。二人認為，許多閱讀方式都可以歸入表層閱讀。比如，以物質性（materiality）為表層的圖書史研究和認知性閱讀，以文學語言的復雜結構為表層的新舊形式主義，以及將擁抱表層當作一種情感和倫理立場的閱讀。圖書史審視書籍的閱讀、出版和流通，把書籍當作聯(lián)結生產(chǎn)者、銷售者和使用者的物品。文學的認知性研究關注大腦在閱讀過程中的物質性運作。新舊形式主義堅稱理解文本的關鍵在于文本本身，特別是其形式特征。擁抱表層意味著接受、遵從文本，而不是懷疑和攻擊文本，拒絕把文本的表層當作欺騙性的偽裝。馬庫斯本人2007年出版的專著《女人之間：維多利亞時代英國的友誼、欲望與婚姻》就是表層閱讀的一次有益實踐。該書通過對1830—1880年間的日記、書信、回憶錄、傳記、小說、行為指南（conductbooks）、時尚雜志、兒童文學、法律論爭、人類學研究等各類文本的歷史性考察，詳細分析了維多利亞時代英國女性中復雜多樣的社會關系，論證了女性之間的關系對于我們理解性別、性態(tài)（sexuality）、婚姻和家庭的歷史的重要性。為了取代癥候閱讀，馬庫斯提出了“只是閱讀”（justreading）的闡釋方法。在解讀文本時，她關注的不是文本深處隱藏的東西，而是那些在表層就呈現(xiàn)出來的、卻被批評家所忽略的東西。馬庫斯發(fā)現(xiàn)維多利亞小說中的婚姻情節(jié)（marriageplot）實際上依賴于“女性和睦情節(jié)”（theplotoffemaleamity）。在這類故事情節(jié)中，女主人公通常很早就確定了與其他女性的友誼，但她在男女戀愛關系中卻遭遇到各種誤會和障礙，多虧女友的幫助和成全，才最終實現(xiàn)其結婚的夢想。馬庫斯認為，女性和睦情節(jié)是維多利亞小說中“失竊的信”，正是因為它就藏在光天化日之下，反而被批評家們視而不見。斯坦福大學的柯恩（MargaretCohen）關于海洋冒險小說（seaadventurefiction）的研究可說是表層閱讀的另一個范例?？露髡J為，一種批評方法總是從一套特定的研究對象中衍生出來的。杰姆遜及其后繼者的癥候閱讀主要針對的是現(xiàn)實主義和現(xiàn)代主義敘事，對于不符合上述兩種范式的小說，如她所關注的海洋冒險小說，這種閱讀模式就會無的放矢。柯恩通過閱讀大量海洋冒險小說以及同時代的有關航海的非虛構文本，提煉出這一文類所特有的信息操演（informationperformance）的美學模式。她注意到海洋冒險小說的情節(jié)主要是通過一系列行動的操演展開的，這種操演要求小說中的主人公，也就是水手/航海者，具備一種利用高超的技術和精細的實用理性來應對險境的能力。讀者與小說人物的互動多為分享人物所遇到的困難，并依靠小說和周遭世界所提供的信息在想象的層面解決這些問題?？露鬟€從海洋冒險小說的視角出發(fā)，對文學現(xiàn)代主義的發(fā)生進行了饒有趣味的重新闡釋，得出了與馬克思主義文學史和癥候閱讀頗為不同的結論。杰姆遜等馬克思主義批評家普遍認為，現(xiàn)代主義小說表達了文學的危機，引發(fā)這一危機的是晚期資本主義現(xiàn)代性的抽象、碎片化和勞動的降格。由于這一危機，現(xiàn)實主義的總體性立場不再可能，因此從19世紀中葉開始，小說家逐漸放棄了用鏡子映射世界的計劃，從現(xiàn)實主義撤回到審美主義?？露髦赋觯@種常規(guī)的看法沒有指出勞動的特定性，把勞動當成了一種“去語境的抽象”。她通過考察海洋冒險小說的演變提出，麥爾維爾、康拉德等早期現(xiàn)代主義作家的審美轉向是在回應一種具體的被貶低的勞作，即因蒸汽輪船代替帆船而導致的航海技藝的衰落。那些從海洋冒險小說中發(fā)明出現(xiàn)代主義的作家其實是在探索現(xiàn)代性的邊緣，為小說尋找新的冒險地帶。換言之，文學現(xiàn)代主義代表的不是一種后撤，而是對現(xiàn)代性的未知邊疆的探索。
三、爭議與發(fā)展
羅格斯大學的維多利亞文學和文化研究專家考齊（JohnKucich）認為，對懷疑闡釋學的攻擊主要有兩種形式：一是呼吁“常識性的”研究路徑和純粹探究文學的美學價值，二是試圖效仿社會科學的嚴密性。前者有可能導致文學研究在學院體制中進一步被邊緣化，后者則瓦解了人文學者獨特的闡釋技能。貝斯特和馬庫斯對杰姆遜的“永遠歷史化”的信念的否定，也讓考齊感到不安，稱他們“與懷疑闡釋學的論戰(zhàn)因此滑入了對政治導向的拒絕”。普林斯頓大學博士生萊利（ArianaReilly）同樣對表層閱讀背后的政治態(tài)度深感焦慮。在她看來，表層閱讀的擁護者并非是對現(xiàn)有的批評方法感到不滿，而是對批判理論的許諾與當代世界現(xiàn)實之間的落差感到失望。表層閱讀會培養(yǎng)一種隨遇而安的態(tài)度，將導致政治靜默主義（politicalquietism）。雪城大學的馬克思主義學者巴特羅維奇（CrystalBartolovich）也對表層閱讀所隱含的失敗主義政治提出了異議。她認為，表層閱讀轉向“文本自身”的訴求標志著文學批評從政治和理論領域的撤退。在世界經(jīng)濟陷入困境的時刻，人文學者更有責任回應主流經(jīng)濟學家忽視的大問題，以此來重申人文學科的價值。普林斯頓大學的中世紀研究專家普爾（SaraS.Poor）則從學科差異的角度提出，對于英語文學研究來說，“返回表層閱讀或許是必要的”，但這種回歸對于拒絕精神分析和女性主義等深層閱讀，很少涉及歷史語境的德國中世紀研究來說卻是“無稽之談”。面對表層閱讀所引發(fā)的爭議，貝斯特和馬庫斯選擇了繼續(xù)探索。2016年，他們與賓夕法尼亞大學的性別研究教授海瑟愛（HeatherLove）聯(lián)手又為《表征》雜志主編了一期名為“跨學科的描述”的特刊。在導言《建構更好的描述》中，三人圍繞描述（description）這一橫跨多個學科的學術實踐，提出了一些區(qū)分描述好壞的標準。比如，不再假設描述者能夠輕易地用詞語來描述世界，而是意識到這種描述的困難，以此來重新構想世界與詞語之間的關系。其次，通過給予描述者與被描述對象同樣多的關注，來回應描述的客觀性問題。三位作者稱，“當我們擺脫了任何東西都必須和宏大的理論聯(lián)系起來或是生產(chǎn)出剩余知識的要求”，就能更好地理解描述，哪怕是重言式的描述。這樣的描述行為不太可能生產(chǎn)出學院體制所熟悉的學術文類，卻可以產(chǎn)生“對于世界和工作的鮮活性（liveliness）而言至關重要的形式、數(shù)據(jù)和洞見”。
結語
表層閱讀的提出與當下美國文學研究所遭遇的各種外部和內(nèi)部危機密切相關。和國內(nèi)中文系一樣，美國英文系向來是人文學科的大系。然而，過去十年間，美國英文系的畢業(yè)生數(shù)量正在明顯減少。生源的減少不僅直接導致了辦學經(jīng)費和教師編制的壓縮，也為學科的發(fā)展埋下了隱患。鑒于整個人文學科都在高校體制內(nèi)逐漸被邊緣化，美國學界對癥候閱讀和批判理論的清理，無疑有重塑學院批評與大眾閱讀的關系、重新恢復文學對年輕世代讀者的吸引力的目的。其次，批判理論30多年來在學院的慣例化操作，不可避免地導致了部分活力的喪失。畢竟，如賽義德（EdwardSaid）所言，“即便是最激進的理論和批判動作在無休止的、空洞的重復之后，也會變成陷阱”。隨著美國右翼保守勢力的東山再起，信奉自由、解放的左翼知識分子不得不重新思考批判理論在當下語境中的有效性。而表層閱讀的提出恰好順應了這一政治潮流的變化。另外，表層閱讀理論也是對數(shù)字人文大潮的回應。如馬庫斯指出的，隨著量化和計算方法在文學研究中的應用，美國文學批評正在從緩慢的細讀轉向高速的遠讀，從對隱含意義的挖掘轉向對顯表意義的解讀，從少量代表性文本轉向大型語料庫。在大數(shù)據(jù)時代，以文本細讀為基礎的癥候閱讀顯然不再可能繼續(xù)維持其主導地位。自張江教授在2014年提出“強制闡釋論”以來，中國學界正在展開對當代西方文論的全面反思。不過，表層閱讀及其他非批判性閱讀理論在美國的興起似乎表明，西方學者也已經(jīng)意識到當代文學理論和批評所面臨的困局，并正在積極探索新的研究路徑。或許，中國學者更需要做的是反省本土文學研究中存在的問題。比如，癥候閱讀、意識形態(tài)批判是否也是中國文學批評的主導模式？這種深層閱讀模式是否也對我們的文學研究帶來了一定的負面影響？我們是否也需要尋找新的閱讀方法，以適應當下不斷變化的文學圖景和閱讀公眾？我們中的很多人所秉持的批判立場，是否也是因為批判能夠喚起權力和能動性的幻象？在學院批評日益圈子化、邊緣化的今天，這種指點江山、俯瞰眾生的快感是否依然值得迷戀？為什么學院批評家對流行文本的解讀總是與粉絲讀者的解讀大相徑庭，仿佛二者閱讀的不是同一個文本？我們是否有責任對這種差異做出解釋，與閱讀公眾進行更平等的溝通？我們可否暫時擯棄以“仇恨、嫉妒和焦慮”為標志的妄想狂式的閱讀立場，用更謙遜的態(tài)度對待文本，尤其是我們知識結構之外的大眾流行文本？在熱切地趕制有中國特色的文學理論之前，我們是否可以拿出一些耐心和專注來描述本土紛繁復雜的文學現(xiàn)象？為什么我們總是推崇大而泛之的理論推演，而對具體的、細致的現(xiàn)象描述不屑一顧，仿佛只有理論的建構才是最高等的智識活動？在《小說的準備》中，羅蘭•巴特花費了大量篇幅來討論日本俳句。他認為這種短小的形式能夠“讓世界、文字和體驗精巧地并存”。在解釋俳句的缺乏闡釋性（或對闡釋的挑戰(zhàn)）時，巴特引用了著名的禪宗公案“看山是山，看山不是山，看山還是山”。在他看來，第一階段是愚蠢的階段，傲慢、反智的重言；第二階段是闡釋的階段；第三階段是自然性，也就是俳句的階段。俳句反復告訴我們的是：“‘真理’存在于差異中，而非化約（reduction）中”，“不存在普遍的真理”。假如我們也可以用這樁公案來類比文學研究的發(fā)展進程，那么文學闡釋，特別是“看山不是山”的癥候閱讀似乎只是一個中間過渡階段，而抽象、化約性的理論似乎也并非最高境界。那么，文學研究的終極目標究竟為何？
作者：楊玲 單位：廈門大學中文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