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漢翻譯中可譯與不可譯現(xiàn)象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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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譯是一項極其古老的活動。翻譯以準確、流利和優(yōu)雅為基礎，是將一種語言信息轉化為另一種語言信息的過程，從而達到交流思想感情、傳播文化知識、促進社會文明，特別是促進文化繁榮的目的。翻譯繼承了所消亡文明的遺產(chǎn)和精華，即用不同的語言把它們傳續(xù)下來。

1翻譯的可譯性與不可譯性

通常情況下，譯者認為具有認知表達功能的語言在翻譯實踐過程中是可譯的。原因在于它指的是人類社會的共同事物和人類共有情感，并且不同民族之間有著相同的對應關系。人在情感、歷史、社會經(jīng)濟等方面具有相同的對等性，由于這些相似性的共同存在，才能使得不同民族之間的文化交流得以順利進行。與認知表達功能不同，譯者認為具有文化功能的語言在翻譯實踐過程中是不完全可譯的，即部分可譯。其主要原因在于文化是包羅萬象、錯綜復雜的，它不僅包括信仰、法律、道德、習俗等，更涵蓋了與人相關的方方面面。因此，在這些文本的翻譯過程中會存在一些障礙。最后，譯者認為具有美學功能的語言在翻譯實踐過程中往往是不可譯的，甚至諸多知名學者稱之為這是“遙不可及的境界”。譯者不可能完全地理解原文，所有的翻譯都是建立在自己對原文的理解之上的。

2翻譯中的可譯現(xiàn)象與不可譯現(xiàn)象分析

2.1翻譯中的可譯現(xiàn)象分析

可譯性的原因在于，首先，通過原文的可譯性，使原文與譯文緊密相連。事實上，由于譯文對原文來說不再彰顯其自身的重要性，這種關聯(lián)顯得更加密切。有些學者把它稱為一種自然的關聯(lián)，更明確地說，它是一種不可或缺的關聯(lián)。正如生命的各種表示形式與生命現(xiàn)象緊密相關而未暴露其重要性一樣，譯文源自原文，與其說譯文的生命源自它，不如說它是原文的再生。其次，原型理論作為認知語言學的基本理論，這是一個分類模型。在此模型中，某些項目比同一類別中的其他項目更為核心。國內外學者們普遍認同并將該理論應用于翻譯研究之中，由于其對可譯性具有很強的說服力，所以這一理論在翻譯研究中得到了廣泛的應用。國內學者在此基礎上對翻譯文本進行分類，大致分為科技文本、政治文本、影視文本、哲學文本、廣告文本等。從這些分類順序中可以看出，翻譯文本的可譯性越來越低。不同文本類型的詞句容易產(chǎn)生不同程度的歧義，不同文本類型所傳達的情感也不盡相同，文本甚至存在意義的模糊性。總體而言，科技文本的含義清晰明了，政治和法律文本準確、客觀、普適，影視文本、文學文本、廣告文本則更傾向于文學創(chuàng)作，語言的表達技巧可以得到充分的發(fā)揮，尤其是原文中一些韻律、修辭的使用等，這就使得對譯文的押韻、修辭手法、意象表達等各方面的要求高于一般文本，因此更加突出了不可譯性的矛盾。最后，在原文中，語言和內容構成了一個有機的整體，如同內核和果皮。那么，語言的翻譯就像皇帝的龍袍一樣，有層層的內容。這個比喻的解釋就是，果實需要移植，原文也需要移植，通過移植能延續(xù)植物的生命，但原文的生命是長在故土之上的，所移植的充其量是他者的生命。原文的內核通過翻譯是永遠不可觸摸、不可企及的，這種不可觸摸的部分是神圣的部分，它仿佛在說“別碰我”。但是，翻譯又必須進行，即翻譯是翻譯成他者的思想，讓他者被遺忘的思想進入，這種思想就是原文的合理的、沒有損壞的內核。這就是內核不能觸摸的悖論，一方面它需要移植，另一方面，它希望保存完整的內核。這就是翻譯的宿命。因此，綜上所述，翻譯是可譯的。

2.2翻譯中的不可譯現(xiàn)象分析

翻譯史上長期備受爭論的問題之一就是不可譯現(xiàn)象。歷史上，不少文學家如但丁、塞萬提斯、雪萊等在意識到文學表達的特殊性、深刻性之后，他們都認為文學翻譯，尤其是詩歌翻譯是不可譯的。例如，雪萊在《詩歌之爭》中就提出了以下觀點:翻譯詩歌是徒勞的。譯者把詩人的作品翻譯成另一種語言版本，該過程就像把一株紫羅蘭扔進化學實驗器皿中，并試圖辨別它的顏色、香味和結構。在翻譯學家們看來，這種做法并不能稱得上是翻譯的智慧。不可譯的理由有三:(1)兩種語言和文化的差異造成了文本的不可譯性。世界上沒有兩種語言從詞匯、語法、句法，甚至到修辭是完全一模一樣的。(2)某些作家的特殊風格和特殊表現(xiàn)手法造成了不可譯，如喬伊斯(JamesJoyce)的意識流作品，不管作品翻譯得多么好，但是與原作同等的藝術效果還是有距離的。翻譯過程中必定有某些成分要遺失掉。例如，詩歌的形式或音韻節(jié)奏也不可能完全達到對等。(3)此外，由于語言的完全“混亂”，不可能進行完美的翻譯，只能做到象征性的完整，“翻譯導致了源語與譯入語之間的一種失衡。即使譯入語保留了源語的交際意義，也很難反映出更重要的細微差別或“純語言”，因此，翻譯是不可譯的。在此列舉兩個著名翻譯家的觀點。第一位翻譯家是美國詩人弗羅斯特(RobertFrost)所說:“詩者，譯之所失也(Poetryiswhatgetslostintranslation)?！盵1]這句話說明了詩歌翻譯極具挑戰(zhàn)性，且存在某種程度的不可譯性。隨后，第二位是英國詩人雪萊，他曾把詩歌翻譯過程比喻為種下種子卻不能開花的現(xiàn)象。的確，中國詩歌博大精深，寓意豐富，翻譯起來要做到完全對等卻是不容易的。如《詩經(jīng)》中的頭四句：例1：關關雎鳩，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譯：Fromtheisletinthesteam,Thejujiucallscoo,coo.Asweetretiringgirl,Theprincelymanwillwoo.(陸志韋譯，《中國詩五講》)原文朗朗上口，充滿節(jié)奏感和音樂美，但翻譯后，這些都消失了。因此，在人們看來，語言既是一種交際工具，也是文化編碼的一種手段，更是文化的體現(xiàn)。綜上所述，這些都十分有效地證實了翻譯的可譯和不可譯現(xiàn)象。因此，辯證地看待可譯與不可譯就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可譯的是語言的本質特征，不可譯的是源語與譯入語之間不能完全對應的某些部分[2]。

3翻譯中不可譯現(xiàn)象的解決策略

由于人類所具有的社會共性，不同語言和文化的人需要不同的交流方式。雖然在翻譯中的確存在一些不可譯的因素，但文化的不可譯性要求譯者對語境進行分析，而不是將其孤立起來，以盡可能減少英漢翻譯中語言和文化信息的損失。因此，對譯者來說，無論何種類型的文本，都是可譯的。在實踐中，譯者可以采取以下策略:

3.1音譯法

音譯法是指在翻譯過程中用源語發(fā)音代替翻譯文本意義的方法，即以聲代義。在譯入語中，單詞和意象都是空白的，因此很難用一個或兩個單詞來替換它們，因此準確地翻譯出其含義更是一種譯入語文化。這時，往往需要把源語的發(fā)音直接翻譯成譯入語即可。在翻譯實踐中，譯者必須理解每種語言中相同或相似的語音。例如餃子(Jiaozi)、麻辣燙(Malatang)等，因此，中國小吃不必采用直譯或意譯，這是一種典型的具有中國特色的詞匯翻譯，我們可以嘗試尋找其英語對應物。通過音譯的形式，可以展示我們的文化自信，展示我們的文化軟實力。

3.2意譯法

在劉軍平的《西方翻譯理論通史》一書中，賀拉斯和德萊頓的著名翻譯原則都提到過此方法，令我記憶最深的是德萊頓原則，他認為這種翻譯既給予譯者一定的自由度，又可使原作者在場。譯者追求的不能是簡單的詞匯對應，而應是文本意義上的對等。意義可以擴展，但不應該改變[3]。例2:“Ilovethreethingsinthisworld,sun,moon,andyou.Sunformorning,moonfornight,andyouforever.”如果我們采取直譯的方法，翻譯過來是這樣的:“在這個世界上，我愛三樣東西:太陽、月亮和你。太陽是早晨的，月亮是夜晚的，而你是永遠的。”很明顯，直譯并不能表達這首情詩所包含的誠摯情感。所以在這種情境下我們需要采取意譯的方法，即“天地之間，三事吾之所欣:晝則樂日，夜則借月，一世則戀君。”只有通過采取意譯的方法翻譯表達出來，譯入語才能更體現(xiàn)出古代詩歌的優(yōu)美與韻律。

3.3異化加注法

例3：HaveyouvisitedtheofficialwebsiteoftheBigApple?(紐約的別稱)譯文：你查看過紐約的官方網(wǎng)站嗎？(注BigApple紐約的別稱，譯為紐約。)此句中涉及BigApple的翻譯，在不了解西方文化的人看來，BigApple只指大蘋果，但在西方文化中，BigApple是紐約的別稱，因此我們在這里采取了異化的翻譯方法來告訴讀者，即異化加注法，這樣的處理方式便于讀者更加直觀地理解原文含義。

4結束語

本文從中西翻譯文化史的角度出發(fā)，認識到了語言不僅是文化的一部分，而且也是文化的繼承者。翻譯不僅僅是在不同語言之間簡單地替換詞語和句子的過程，更是源語和譯入語所代表的兩種不同文化之間的交流互動。翻譯不僅是一種跨學科的空間運動，同時更繼承了所消亡文明的遺產(chǎn)和精華，即用不同的語言把它們傳續(xù)下來。本文通過實例分析了可譯現(xiàn)象和不可譯現(xiàn)象產(chǎn)生的原因及相應的解決策略。實際上，在英漢的翻譯過程中可譯和不可譯只是相對而言的，二者之間沒有絕對的界限。此外，翻譯可以彌補不同文化背景和語言差異下所造成的不足，然而這就要求譯者需要承擔更多的責任和義務。

參考文獻：

[1]劉軍平.西方翻譯理論通史[M].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2009:23.

[2]譚載喜.西方翻譯簡史[M].北京:商務印書館,2004.

[3]陳永國.翻譯的不確定性問題[J].中國翻譯,2003,24(4):9-14.

作者:王翔嶼 陳萬會 單位:聊城大學外國語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