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銀投資論文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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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白銀投資論文范文

一、茶葉：18世紀中西貿易的核心商品

在20世紀以前西人所尋求的中國商品中，唯有茶葉在中西貿易中長期居于支配地位。茶葉為西方貿易商帶來了巨額利潤，使他們認為：“茶葉是上帝，在它面前其他東西都可以犧牲?！薄?〕雖然早在公元前2世紀中國人就開始種植茶樹，但直到16世紀中葉才為西方人所知。1559年，威尼斯商人拉莫修（Giambattista ramusio）在其出版的《航海記》（Navigationeet Viaggis）才首次提到茶葉?！?〕1606年，荷蘭人首次從萬丹將茶葉輸往歐洲?！?〕在此后一百余年間， 茶葉并未成為輸往歐洲的重要商品。1704年英船“根特”號（Kent）在廣州購買470 擔茶葉，價值14000兩白銀，只占其船貨價值的11 ％， 而所載絲綢則價值80000兩?！?〕1715年，英船“達特莫斯”號（Dartmonth）前往廣州，所攜資本52069鎊，僅5000鎊用于茶葉投資。〔5〕1716年，茶葉開始成為中英貿易的重要商品。兩艘英船從廣州攜回3000擔茶葉，價值 35085鎊，占總貨值的80％?！?〕18世紀20年代后，北歐的茶葉消費迅速增長，茶葉貿易成為所有歐洲東方貿易公司最重要的、盈利最大的貿易，當時活躍在廣州的法國商人Robert Constant 說：“茶葉是驅使他們前往中國的主要動力，其他的商品只是為了點綴商品種類?！薄?〕

表1 茶葉在英國東印度公司從中國進口總貨值中的比例（1722-1833）

年份

總貨值（兩）

茶葉

占總貨值%

數量

貨值

1722

211850

4500

119750

56

1723

271340

6900

182500

67

1730

469879

13583

374311

73

1733

294025

5459

141934

48

1736

121152

3307

87079

71

1740

186214

6646

132960

71

1750

507102

21543

366231

72

1761

707000

30000

653000

92

1766

1587266

69531

1370818

86

1770

1413816

671128

1323849

94

1775

1045433

22574

498644

48

1780

2026043

61200

1125983

55

1785

2942069

103865

2564701

87

1790

4669811

159595

4103828

88

1795

3521171

112840

3126198

89

1799

4091892

157526

2545624

62

1817

4411340

160692

4110924

93

1819

5786222

213882

5317488

92

1822

6154652

218372

5846014

95

1825

5913462

209780

5913462

100

1833

5521043

229270

5521043

100

*1英鎊＝3兩，1兩＝1.388銀元（西班牙銀元）

資料來源：Chaudhuri,P.538.Pritchard P.395-396.Morse,Vol.2-Vol.4.

從17世紀20年代起，英國東印度公司（EIC ）在絕大部分年份中，所購買的茶葉都占其從中國總進口值的一半以上。在1765—1774年十年平均每年從中國進口的總貨值中，茶葉占71％。在1785—1794年中，這一比例提高到85％。〔8〕雖然瓷器、漆器、 絲綢和其他中國商品的需求由于歐洲“中國風格”（Chinoseries）的流行仍在增長， 但公司寧可讓這類商品的貿易由其船長和船員利用他們的“優(yōu)待噸位”（Privilegetonnage）去經營，本身則集中全力經營茶葉貿易?！? 〕19世紀以后，英國東印度公司每年從中國進口的茶葉都占其總貨值的90％以上，在其壟斷中國貿易的最后幾年中，茶葉成為其唯一的進口商品。

茶葉貿易不但對英國東印度公司的存在生死攸關，而且對英國財政也至關重要。從1815年起，公司每年在茶葉貿易中獲利都在一百萬鎊以上，占其商業(yè)總利潤的90％，〔10〕提供了英國國庫全部收入的10％。〔11〕

荷蘭是18世紀西方各國中僅次于英國的最重要的對華貿易國。荷蘭人對中國商品的需求主要有五類：茶、瓷器、粗絲、紡織品（包括絲綢、南京布等）、藥材雜貨等?！?2〕雖然荷屬東印度公司（VOC ）最早將茶葉從中國運往歐洲，但直到18世紀40年代初，其輸往歐洲的茶葉主要購自來到巴達維亞的中國帆船。在18世紀最初的十年間，荷印公司在與巴城中國帆船的易貨交易中每年尚有10—50萬盾的盈余?！?3〕隨著歐洲對茶葉需求的迅速增長，荷印公司已不滿足于中國帆船運往巴城的茶葉數量。1728—1734年，在巴城茶葉貿易繼續(xù)進行的同時，荷印公司從荷蘭派出11艘船，直接前往廣州購買茶葉。其中兩艘船中途遇難，另外9艘船運回總共1350000荷磅（1擔＝125荷磅）的茶葉， 價值1743945荷盾，占全部貨值的73.9％，獲純利2334459荷盾。〔14 〕由于用來購買茶葉的白銀短缺，1734年以后，荷印公司董事會放棄從荷蘭直接派船到中國的努力，改為每年從巴城派兩艘船到廣州購買茶葉，同時仍鼓勵中國帆船在巴城的茶葉貿易。1740年，荷蘭殖民者盡屠巴城華人，巴城華商貿易網絡破壞無殆，〔15〕茶葉貿易隨之衰落。到18世紀50年代，巴城茶葉貿易停止?！?6〕1757年以后，荷印公司重開對華直接貿易，直至1795年荷人因拿破侖戰(zhàn)爭而退出對華直接貿易。從18世紀20年代到90年代，茶葉均是荷人從中國輸出的最重要的商品。在這一時期的大部份年代中，茶葉占荷人輸出的中國商品總值的70—80％，有些年份甚至超過85％。

表2 茶葉在荷蘭在華輸出貨值中的比重(1729－1793)

年份

總貨值(荷盾)

茶葉貨值(荷盾)

比重(%)

1729

284902

242420

85.1

1730

234932

203603

86.7

1736

365036

201584

55.3

1740

1075001

590328

54.9

1746

1228130

875529

71.3

1750

1366760

960403

70.3

1756

2067312

1351450

64.5

1760

1803274

1614841

89.6

1766

2584402

2087036

80.8

1770

2405232

1777256

73.9

1776

2451597

1723870

70.3

1980

2471829

1738936

70.4

1786

4538034

3342391

73.7

1790

683971

367316

53.7

1793

2714789

2150192

79.2

資料來源：Jorg,Prcelain,P.217-220.

從第一艘美國船到達中國起，茶葉就是其尋求的最重要的商品。1784年，美船“中國皇后”（Empress of China）號首航廣州， 帶回3002擔茶葉，價值66100兩白銀，占該船總貨值的92％〔17〕然而， 美船并不象同期的歐洲船只那樣幾乎主要從事茶葉貿易。1792年，6 艘從廣州回航的美國船的總貨值為317270兩白銀，其中茶葉11538擔， 價值為165440兩，略高于總貨值的一半。〔18〕1840年，美船在廣州購買貨物總值2766240兩白銀，茶葉價值1411391兩，仍是略高于總貨值的一半?！?9〕在19世紀初到30年代的大部分年份，美船在華出口貨物中，茶葉價值約占30—40％。至1837年，美船的茶葉貨值首次超過60％， 達到65％?！?0〕1840年，美船購買19333579磅茶葉， 占其在華購貨總值的81％?！?1〕

在18世紀其他歐洲大陸國家，如法國、瑞典、丹麥、美國的對華貿易中，茶葉所占的中國貨值比率也高達65—75％不等?！?2〕由于英國茶葉進口稅高達100％， 歐洲大陸國家購買的茶葉歷來靠走私進入英國獲利。1784年英國國會通過抵代稅條例（Commutation Act ），英國本土茶葉消費稅由100％降至12.5％?！?3 〕歐洲大陸國家的白銀來源逐漸枯竭，加上走私茶葉入英國已無利可圖，他們在1885年以后逐漸退出茶葉貿易。廣州的茶葉貿易為英人所支配，小部分為美國商人分享。前幾年，廣州每年出口茶葉350000擔，價值94450000銀元，占中國出口貨值的70％?！?4〕

二、白銀：西方購買茶葉的主要支付手段

當18世紀20年代以后歐洲各東方貿易公司競相從事對華貿易時，他們均面臨同樣的問題，如何來支付購買茶葉的費用？歐洲產品幾乎在中國找不到銷售市場！18世紀的中國經濟建立在手工業(yè)的農業(yè)緊密結合的基礎上，發(fā)達的手工業(yè)和國內市場使中國在經濟上高度自給自足。一百多年以后主持中國海關總稅務司的英人赫德（Robert Hart ）在其《中國見聞錄》（The sefrom the Land of Sinim）中仍寫道：“中國有世界最好的糧食——大米；最好的飲料——茶：最好的衣物——棉、絲和皮毛。他們無需從別處購買一文錢的東西。”〔25〕經濟上高度自給自足和相對較低的購買力使歐洲產品的中國市場非常狹小。然而，唯一例外的是中國對白銀的需求。亞當·斯密（Adam Smith）說過，當社會財富增長時，對白銀的需求有兩個層面的動力，一是作為貨幣促進商品的流通，二是作為奢侈品的標志?！?6〕在當時的中國，對白銀的需求主要源于第一種動力，商品經濟的發(fā)展使作為主要通貨的銅錢越來越不能適應市場交易，世界上尚無第二個國家象中國這樣如此迫切地需要白銀。而歐洲人對茶葉的需求僅能用白銀支付。大規(guī)模的中西貿易由此找到的支點：西人用白銀交換中國的茶葉！

甚至早在古羅馬時期，西方已需要用貴金屬購買絲、絲綢與香料。〔27〕16世紀末以后，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從日本、歐洲和美洲運來大量白銀購買中國絲綢?！?8〕18世紀60年代以后，英國成為最大的茶葉買主，18世紀末，美國成為第二大茶葉買主。從18世紀20年代至前，流入中國的白銀絕大多數由英、美人輸入，主要用于購買茶葉。

17世紀中葉以后直到18世紀末，銀元一直是英國東印度公司輸華的主要商品。也如其他西方國家一樣。英人的銀元源自西班牙的美洲屬地。銀元通常被裝箱輸往中國。每箱一般裝4000個銀元，1637年英船首航廣州，就攜帶62000西班牙銀元（reals of eight）〔29〕在18世紀初，中國貿易規(guī)模尚小，英人對華輸出只相當于對印度輸出的十二分之一。〔30〕1674年，英國東印度公司及其官員在和印度的貿易中投資430000鎊，其中實物部分為111 000鎊，白銀320 000鎊，其投資的利潤率為100％?！?1〕在1708－1712年間，英人每年對華出口商品值僅5 000鎊，而出口白銀則高達50 000鎊?！?2〕從18世紀中葉，白銀占英國東印度公司對華輸出貨值的90％。

表3

東印度公司對華輸出貨值比例(單位:兩)

年份

貨物

白銀

白銀所占比例(%)

1677

2110

4778

65

1681

31350

37500

54

1682

43797

84000

66

1698

75000

60000

44

1699

16425

79833

82

1704

14898

139452

90

1707

8343

63000

88

1709

7905

93000

92

1717

9636

99000

91

1719

8064

96000

92

1721

5439

132000

96

1723

8664

102000

92

1729

12951

480000

97

1731

12747

657000

98

1733

30000

105000

78

1735

2568

144000

98

1738

3360

120000

97

1747

7407

105000

93

1749

1845

90000

97

1951

70476

412800

85

資源來源：Morse,"Chronicles",vol.1.p.307-313.

表4

1760-1823年英國東印度公司對華白銀輸出

年份

兩

年份

兩

1760

765414

1787

1912320

1761

216000

1788

2094878

1762

322410

1789

1321920

1763

528690

1790

2106041

1764

338781

1791

172800

1765

1690479

1792

518400

1766

1930593

1796

120960

1767

620040

1797

626965

1768

521427

1798

1326830

1769

489186

1799

1623171

1770

822044

1800

421442

1771

879630

1801

7792

1772

574872

1803

1376886

1773

81452

1804

795062

1776

394016

1815

1048272

1777

230400

1816

2452511

1778

90720

1820

1898863

1783

8460

1823

659998

1876

2062082

總計　33121032

資料來源：1760-1799年的數字見：Pritchard,P.399;1800-1823年的數字見：W.E Cheong,"Mandarins and Merchants,Jardine Mastheson & Co.a China Agency of the　Early　Nineteenth　Century", p. 19,Bangkok,1979.

1700—1753年間，英國東印度公司共有178艘船前往中國貿易。 我們已知其中的65艘船共載7099068兩白銀或每船平均攜帶白銀109226兩?！?3〕若以109226作為178艘英船每船攜銀的平均數，則在1700 —1753年，英船共運19440000兩白銀到中國。

18世紀中葉以后，英國東印度公司擴大對華的貨物出口，主要是鉛、錫和棉花，白銀在總貨值中的比例有所下降。然而，由于對華貿易，特別是茶葉貿易迅速增長， 白銀輸華的絕對量仍持續(xù)增加。　1758 —1762年，公司每年對華輸出貨物值174000兩，白銀219 000兩?！?4〕1760—1770年，公司對華輸出總值中，白銀約占50％。到1795-1799年， 這一比例下降到13％。〔35〕但由于每年對華輸出總值高達5373015兩， 白銀輸出每年平均仍有739994兩。

如果1754—1759年英人平均每年輸華白銀與1758-1762年相當。即每年219000兩，則在1754-1759年間，英人共輸1314000兩白銀到中國。通過以上推算，我們可估計，1700—1823年，英國東印度公司共輸53875032兩白銀到中國。1823年以后，英人已無需再運白銀前往中國了。荷蘭人在18世紀也輸出大量白銀到中國。但在18世紀50年代以前，相對于其他西方人，荷人是唯一無需主要依靠白銀來購買茶葉的。雖然荷印公司也曾從事過荷蘭與廣州的直接貿易。由于荷蘭開拓了大片東方殖民地，擁有在中國市場上暢銷的熱帶產品，如胡椒、錫、香料等。荷蘭人堅持對華易貨貿易的戰(zhàn)略，以熱帶產品與中國帆船交換茶葉，這一戰(zhàn)略在巴城中國帆船貿易時期似乎實行得相當成功。隨著歐洲市場對茶葉需求迅速擴大，荷人擁有的胡椒之類熱帶產品在中國市場之外也相當暢銷，因此，荷人不得不從歐洲或亞洲其他地方商館調運白銀到巴城，其中一部分用來購買茶葉?！?6〕從18世紀初到19世紀30年代，每年從荷蘭運往巴城的白銀多達6800000—7900000荷盾?！?7〕1728—1734年，有9艘荷船從荷蘭直接駛往廣州，其總貨值為2533359荷盾，白銀占96％?！?8〕1735年后，荷印公司決定放棄荷蘭與中國間的直接貿易，改為每年從巴城派兩艘船到廣州，購貨資本為每船30萬荷盾，〔39〕其中部分資本用來在巴城購買胡椒等產品以便銷入中國，換取茶葉。在18世紀30年代后期，荷人每年在廣州銷售胡椒約50萬荷磅，在40年代，每年在廣州銷售胡椒達150—200萬荷磅。在50年代的某些年份，胡椒銷售額高達300萬荷鎊?！?0〕300萬荷鎊胡椒約值180000兩，相當于荷人在廣州購買的茶葉價值。由于三角貿易使荷人在巴城購買的茶葉費時較長，茶質也差，難以在歐洲市場上與其他西方公司競爭。1757年以后，荷印公司重開荷蘭與中國之間的直航貿易。然而，正如其他西方公司一樣，荷蘭產品也無力在中國打開銷路，因此公司決定，從荷蘭出發(fā)的船只每艘攜帶30萬荷盾的銀元前往中國?！?1〕從此以后，荷人也象其他西方人一樣，主要以白銀購買中國茶葉。

表5

1776－1788年間荷印公司運至廣州的白銀

(單位:兩)

year

ship

amount

year

ship

amount

1776

4

444000

1780

4

183000

1777

4

153000

1786

5

410000

1778

4

393000

1787

4

480000

1779

4

348000

1788

4

318000

按1兩白銀＝3.47荷盾換算

資料來源：莊國土“18世紀中荷海上茶葉貿易”?！逗＝皇费芯俊?992年第一56頁。

從表5可見，每艘到華荷船所攜白銀平均為82697兩或286959荷盾，與公司董事會所決定的每船30萬荷盾白銀基本相當。1757—94年，共有135艘荷船到達廣州，如每船平均攜銀82697兩，共攜銀11164095 兩。1735—1756年，從巴城共派到廣州85艘船，如各船的30萬荷盾投資中貨物與白銀各占一半，則這85艘荷船共帶3674380兩白銀到中國。 若以上推算成立，加上1728—1794年9艘荷船從荷蘭攜帶702855兩白銀到中國，1728—1794年，荷船可能攜帶15541330 兩白銀前往中國。 在1720 —1795年間，荷船從歐洲運送63442651兩白銀到亞洲，其中四分之一流入中國。同期購買的中國商品價值33717549兩，近一半中國商品的貨值是以白銀支付。

表6　1720-1795年荷船從中國購買商品貨值及從歐洲運往

亞洲的白銀數量(單位:千荷盾)

年份

中國貨值

運往亞洲白銀

1720-1730

300

8000

1730-1740

4800

16800

1740-1750

11500

13900

1750-1760

18300

23600

1760-1770

24800

37900

1770-1780

24400

35900

1780-1790

26300

40000

1790-1795

6600

13400

總計

117000=33717549 (兩)

220146=63442651(兩)

資料來源：Gaastra,p.135.147。

表7　歐洲船只所攜帶白銀與茶葉數量比較（單位：茶：擔，銀：箱）

英國

法國

丹麥

瑞典

年份　船　茶葉　銀　 船　茶葉　銀　船　茶葉　銀　船 茶葉　銀

1776　8　41820　150　5　42893　132　3　18730 80　2　22868 70

1777　9　49962　77　 7　27332　128　2　15737 31　2　21387 65

1780　12 69445

3　17560 96　3　30817 2

1781

3　30889 90　2　30100 55

1782　13 92130　3

8　31735　195　3　24030 94　3　36592 218

1786　29 157116 716

2　15190 59

1787　29 82150　664　3　12967　238　2　19980 149 2　21682 129

1788　26 141218 728

總計 126 6338392338 23 114926 693 18 142116 599 16 82853 616

資料來源：Morse,vol,2.

其他歐洲對華貿易公司，如法國、丹麥、瑞典等公司，并未象英人、荷人那樣擁有熱帶產品的來源地，他們的對華貿易自始自終建立在輸出白銀的基礎上。此外，他們的對華貿易船舶比英船更大，每船攜入中國的白銀和運出的中國貨物更多。

由上表可見，在1776—78年期間，法國船每艘平均攜銀90000兩，運出茶葉4997擔。丹麥船每艘攜銀100000兩，運出茶葉7895擔。瑞典船每艘攜銀約110000兩，運出茶葉11428擔。英國船所攜白銀55500兩，運出茶葉5030 擔。 以法船所運的中國貨物中茶葉數量較少。 在1719-1799年間，除荷船之外，其他歐洲大陸國家共派船466艘到中國，〔42〕歐洲大陸國家船只與荷蘭船噸位相當，如果我們估計，其他歐洲大陸國家的船只所攜白銀數量與荷蘭船只相當，即每船載82697兩白銀到中國，〔43〕466艘歐洲大陸國家船只運到中國的白銀達38536802兩。19世紀以后，這些歐洲大陸船多利用英人的期票匯兌機構，在廣州以倫敦匯票結算，基本上不再運白銀到中國。

表8

美船輸入中國貨值與白銀數量（千銀元）

年份 總貨值 白銀數 白銀所占比例年份 總貨值 白銀數　白銀所占比

例

1805 3842　 2902

76

1824　5301　 4464

84

1806 5127　 4176

81

1825　5570　 4523

81

1807 4294　 2895

67

1826　2567　 1653

64

1808 3476　 3032

87

1827　3864　 2525

65

1809 808

70

0.8

1828　4481　 456

10

1810 5715　 4723

83

1829　1355　 602

44

1811 2973　 2330

78

1829　1355　 602

44

1812 2771　 1875

68

1830　742

80

11

1813 1453　 616

42

1831　1291　 367

28

1815 572

-

-

1832　1261　 452

36

1816 4220　 1922

46

1833　1434　 290

20

1817 5703　 4545

80

1834　1010　 376

38

1818 6777　 5601

83

1835　1869　 1392

74

1819 9057　 7414

82

1836　1194　 414

35

1820 8173　 6297

77

1837　631

155

25

1821 4291　 3391

79

1838　1517　 729

48

1822 5935　 5075

86

1839　1534　 993

65

1823 4636　 3584

77

1840　1010　 477

47

總計 80395

資料來源：1805-1815年的總貨值數字見：Dulles,p.210;1805-1815 年的白銀數字見：Morse,vol,4,p.386:1816-1840年的數字見：Yan-Ping Hao,p.23〔44〕.

表9　西屬美洲白銀經歐洲流到東方的白銀(單位:百萬銀元)

年份　西屬美洲白銀產量

運抵歐洲數量

經歐洲運到東方數量

1550

3

3

(2-3)

1600

11-14

10

4.4

1650

10-13

8-9

6

1700

12

10-12

8.5

1750

18-20

18-25

12.2

1780

22

18-20

14.7

1800

30

23-25

18

資料來源：Artur Attman,"America Bullion in the European W orld Ttrade,1600-1800",p.33.Goteborg,1986.

雖然美國商船遲至1784年才到中國，但不久之后，他們已成為中國第二大茶葉買主和最大的白銀供應者。在中美貿易初期，美商提供的大量洋參與皮毛在中國銷路頗佳，其貨值足以支付所購買的中國商品的貨值，19世紀初以后，美商的皮毛來源逐漸枯竭，其在廣州的皮毛市場也受到英人的激烈競爭，白銀成為美國支撐對華貿易主要手段。美船在歐洲購買制成品銷往拉丁美洲，換取白銀后，繞南美合恩角前往廣州購買茶葉、絲綢和瓷器。在1805—1840年間，美商共運61484400兩白銀到廣州，每年平均1607899兩。

根據以上估算，在1700—1840年間，從歐洲運往中國和美國人運往中國的白銀約17000萬兩。〔45〕

歐人和美人輸華的白銀都來自西屬美洲。美洲白銀生產集中于兩個地區(qū)，即上秘魯（Upper Peru，現玻利維亞）和新西班牙（現墨西哥）。從16世紀70年代到17世紀30年代，秘魯所產白銀占西班牙屬美洲輸出白銀總量的65％。〔46 〕1581 —1600 年， 僅是上秘魯的波多士銀礦（Potosi）每年就生產白銀254噸，約占全世界產量的60％。18 世紀初以后，黑西哥成為世界最大的白銀產地。1803年，黑西哥所產白銀占全美洲的67％?！?7〕從18世紀以后，80—90％的美洲白銀都由西班牙的“銀船”運往歐洲。由于歐亞貿易的迅速擴大，從美洲輸往歐洲的白銀大部分又轉輸到東方。研究美洲白銀流通史的著名學家威爾遜教授（Charl es Wilson）指出，“毫無疑問，在相當長的歷史時期，歐洲出口的白銀至少與其接受的白銀一樣多?！薄?8〕

歐洲對華貿易，特別是茶葉貿易的迅速發(fā)展導致西班牙銀元大量持續(xù)流入中國，銀元在中國，特別是在沿海地區(qū)，越來越多地取代銀塊作為通貨使用。廣州的商務交易主要用西班牙銀元結算。美洲白銀持續(xù)流入歐洲成為歐人對華貿易的基礎。然而，西屬美洲的白銀產量與迅速增長的西方對華貿易所需的銀元數量并不同步增長。由于很多銀礦枯竭，從1790年以后，美洲白銀產量開始下降。1811年，西屬美洲爆發(fā)獨立革命戰(zhàn)爭。這場持續(xù)15年的革命戰(zhàn)爭摧毀了很多銀礦，美洲的白銀產量大為減少。

表10

1650-1829年美洲白銀產量

年份

產銀量(銀元)

1650

10-13000000

1700

12000000

1750

18-20000000

1780

22000000

1790-99(平均每年)

23716784

1800-09

22147572

1810-19

11981312

1820-29

9683792

資料來源：Attman,P.33:W,E. Choeng,"Trade and Finance in China:1784-1834",p.49.

另一方面，歐人的殖民擴張活動的費用也增加了白銀的消耗。1784年以后的20年間，英人在印度擴張直接統(tǒng)治地盤，在美索爾（Mysore）以及和馬哈拉特（Maharattes）的戰(zhàn)爭使英屬印度政府財政支出，對現金需求愈為迫切?！?9〕1805年，英國東印度公司停止從倫敦運送白銀到廣州。白銀的短缺使其他歐洲國家逐漸退出對華貿易，將地盤留給英國人和美國人。因為前者在19世紀初以后找到了以鴉片取代白銀作為對華貿易的支柱，而后者除部份鴉片貿易外，依靠他們與西屬美洲革命者的友誼，在西屬美洲獨立戰(zhàn)爭期間及以后仍可獲得白銀。

三、鴉片：取代白銀交換茶葉

就如其他麻醉品如嗎啡、海洛因一樣，鴉片也是罌粟屬植物果實（Papaver Somniferum）的制成品。鴉片種植的起源時間和地區(qū)尚未確定，但在歐洲出現之前很久，就已在中東種植。古埃及人保存了最早有關鴉片的記載：6000多年以前中東的蘇美爾人（Sumerian）就已種植罌粟花作為觀賞之用。公元一世紀，鴉片經希臘傳入歐洲大陸。在小亞細亞，種植鴉片已成為一種行業(yè)?！?0〕在中世紀，作為東西方貿易中介的阿拉伯商人將鴉片種植及其功能的知識傳遍東方各個角落。鴉片于唐代經阿拉伯商人傳入中國。中文“阿芙蓉”，“鴉片”，“芙蓉”等名稱即源于阿拉伯語“Afyun”。在西方向中國的商務擴張過程中， 葡萄牙人最先將鴉片作為商品輸入中國。葡人以澳門為基地，將印度麻洼產的鴉片運入廣州，葡人對華鴉片輸出規(guī)模尚小，在1767年以前，每年輸入中國約200箱?！?1〕可以說在英人于18世紀60年代開始其鴉片貿易之前，中國稍具規(guī)模的鴉片貿易尚不存在。

18世紀60年代以后，英國對華進出口貿易迅速擴大，貿易逆差也日趨嚴重。1765—1766年度。英國東印度公司從中國輸入的商品是對華出口商品值的302％。在1775—1776年間，這一比值是256％。英國國會通過替代稅法后的1785—1786年度，從中國進口的商品值（主要是茶葉）比對華出口的商品多328％?！?2〕盡管其間英人不斷輸入白銀， 但仍不足以彌補迅速擴大的中國商品進口造成的貿易逆差，導致公司在廣州資金周轉屢屢發(fā)生困難。1784年公司在廣州的財庫尚有214121兩白銀的盈余， 到第二年， 就出現了222766 兩的赤字。 1786 年， 赤字高達864307兩。1787年，更達904308兩。〔53〕為了平衡茶葉貿易造成的巨額逆差，公司不惜采取任何手段，無論其合乎道德與否。從英屬孟加拉運送鴉片到中國的計劃最先由英國東印度公司的高級職員華生上校（Col onel Watson）提交給公司的加爾各答董事會，并得到該董事會成員，公司重要官員惠勒（Wheeler）的支持。 該計劃的初衷原為增加稅收以彌補英屬印度政府的財政。〔54〕由于公司的廣州財庫日益支拙，公司駐廣州監(jiān)理委員會（Supercargos）要求英屬印度總督給予財政援助。其具體作法是：英屬印度政府鴉片批發(fā)給有鴉片特許經營權的散商，這些散商在廣州出售鴉片后將收入納入公司的廣州財庫，廣州財庫支付散商倫敦匯票，后者可于英國將匯票兌換成現金?！?5〕英屬印度總督和公司董事會接受了這個計劃，東印度公司專門成立鴉片事務局（OpiumCorporation），壟斷印度鴉片生產和出口。

麻洼（Malwa），比哈爾（Behar）和比納萊斯（Benares ）是印度主要的鴉片產地。比哈爾和比納萊斯處于英國印度政府的直接管轄地，因此英人較容易地建立起一套鴉片強迫種植制度。公司每年丈量種植鴉片的土地，確定其地界，再通過中介人和居住在鴉片種植區(qū)域的農民簽訂合同。根據合同，鴉片種植者可得到公司的預付款，收成時再將產品以合同確定的價格賣給公司。如當地農民未和公司簽訂合同就擅自種植和出售鴉片，其財產就立即被沒收。〔56〕農民交付公司的粗鴉片尚需在公司專設的鴉片工廠里精煉、干燥、稱重、裝箱，每箱約重140英磅。〔57〕強迫種植制度使公司僅以每箱300盧比的價格得到鴉片?！?8 〕這兩個地區(qū)所產的絕大部分鴉片都沿岡吉斯河（Ganges）運到加爾各答港，以便出口到中國。1779年，鴉片在廣州的售價每箱為500—600銀元，三倍于其最初的價格?！?9〕鴉片運銷中國原由公司船只進行。由于中國政府于1800年明令公司的廣州監(jiān)理會，禁止他們輸入鴉片，公司船只進行。由于中國政府于1800年明令公司的廣州監(jiān)理會，禁止他們輸入鴉片，公司船只遂不再直接經營鴉片在中國的運銷。轉而在加爾各答拍賣給向公司申請到鴉片經營特許權的散商，由他們具體經營運銷鴉片往中國?！?0〕麻洼則在印度土邦政府的管轄下，在其境內，鴉片就如稻米和棉花一樣，可以隨意種植與買賣。麻洼鴉片少部份由葡人運至葡屬狄莫恩（Demaun）港出口中國，大部份由當地人運至孟買出口。孟買為麻洼鴉片的主要集散地，距麻洼約400—500英里，從麻洼到孟買須經過英屬政府的直接管轄地。公司在其管轄地實行一種“鴉片轉運稅”缺席制度（Transitaduty），每箱鴉片過境需付200—400盧比。通過強迫種植和“轉運稅”制度，英國東印度公司不但基本上壟斷了印度的鴉片生產和運銷，而且也解決了在廣州的金融問題：印度鴉片在中國銷售的收入用于代替白銀，支付購買茶葉的款項。

在18世紀最后十年中，每年從印度銷往中國的鴉片約為2000箱?！?1〕1800年以后，每年輸入中國約4000箱。1822年以后，英人加速對華鴉片輸出，當年輸華鴉片7773箱。1832年達21605箱，到1838 年更高達到40000箱。

美國商人也不擇手段地為彌補其對華貿易逆差及與英國人競爭而努力，雖然美船在世界各個角落尋求能在中國銷售的產品以便購買高利潤的中國商品，但仍無法獲得足夠的商品來代替白銀以平衡對華貿易。當美國商人獲悉可帶來巨額利潤的鴉片后，也毫不猶豫地加入對華鴉片輸出。印度是鴉片的主要產地，但卻被其對手英國人牢牢控制，美國人因此轉向土耳其的士麥那（Smyrna）——其地所產鴉片雖質量稍次，但仍為中國癮君子所接受。在英國東印度公司于1834年解除對鴉片運銷的壟斷之前，是美國人獲得鴉片的唯一地方。美人何時開始對華輸出鴉片尚不清楚，但至少不遲于1805年。當年三艘美船從士麥那攜帶120 箱鴉片前往中國?！?2〕兩年以后，英國東印度公司已警覺美國人在鴉片貿易上的競爭?！?3〕1805—1808年，　美船每年從土耳其運出的鴉片不少于 200箱。1816年，美船“獅子號”（Lion）攜帶11萬銀元和60箱鴉片來到廣州?！?4〕1817年，土耳其出口的鴉片高達1900箱，次年的數量更多，主要為美人販運?！?5〕由于英人壟斷了鴉片主要產地，美人輸華鴉片數量遠遠落在英人之后。1818—1833年，美人總共輸入中國的鴉片價值4925997銀元，平均每年307875元，只相當于對華出口的10％，而同期英人輸入中國的鴉片價值104302948銀元，平均每年6518934元，〔66 〕等于東印度公司從中國的全部出口商品總值?！?7〕

表11 1817-1833年英國東印度公司每年平均輸華商品總值（單位：兩）

年份

毛織品

金屬

棉花

總計

1717-19

1951267

110805

4527211

6589283

1720-24

2042102

134156

2958249

5134507

1825-29

1903266

202091

4307677

6413034

1830-33

1584940

109255

4097030

5791228

資料來源：Morse,vol.2-4； 嚴仲平《中國近代經濟史統(tǒng)計資料》第11頁，北京，1955年版。

1800—1810年間，英人和美人運往中國的鴉片平均每年4016箱。在1810—1820年間，平?磕晡?494箱，比上一個十年略有增長。1824年輸入中國的鴉片第一次超過了一萬箱，達12434箱。1832年以后， 每年超過2萬箱，到1838年，更高達40200箱。

表12

1795-1840年輸入中國的鴉片數量

年份

印度鴉片

土耳其鴉片

總計

1800

4570

4570

1801

3947

3974

1802

3292

3292

1803

2840

2840

1804

3159

3159

1805

3836

102

3908

1806

4126

180

4306

1807

4208

150

4359

1808

4208

4208

1809

4191

32

4593

1810

4968

4968

1811

4891

200

5091

1812

4966

100

5066

1813

4769

4769

1814

3673

3673

1815

4230

4310

1816

4616

488

5106

1817

3692

488

4140

1818

3552

807

4359

1819

4006

180

4186

1820

4244

4244

1821

557

388

5959

1822

7743

7743

1823

8875

140

9035

1824

12023

411

12434

1825

9373

9373

1826

12175

56

12231

1827

11154

11154

1828

12612

1256

13868

1829

15542

715

16257

1830

18528

1428

19956

1831

16148

402

16550

1832

21605

380

21985

1833

19523

963

20486

1834

21885

21885

1835

30202

30202

1836

34033

743

34776

1837

34373

34373

1838

40200

40200

資料來源：More,"Th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e　Chinese Empire",vol,1.p.238-240

表13

英國東印度公司從廣州運出白銀數量

年份

白銀數量

運抵地

1807

2431000

加爾各答

1808

1342600

孟加拉

1809

1126553

孟加拉·馬達拉斯

1810

926976

英國

1811

834253

英國

1818

288000

加爾各答

1830

1375874

英國

1831

845249

英國

1832

976362

歐洲

資料來源：Morse,Vol,3.p.54.100-101,131,157,331,vol.4.p.233,153,324.

表14

1817-1834年英國散商從廣州輸出白銀數量（單位：兩）

年份

白銀數量

年份

白銀數量

1817

2822400

1826

2939760

1818

1936080

1827

4388400

1819

619920

1828

3386160

1820

356400

1829

4792320

1821

346320

1830

3372480

1822

168480

1831

2048400

1823

1885680

1832

2761200

1824

1254960

1833

4735440

1825 3125520

1826

資料來源：Morse,Vol.3-4:Greenberg.p.218。

根據馬士的統(tǒng)計，1800—1838年，輸入中國的鴉片達422676箱，每箱平均價約750銀元?！?8〕18世紀最后十年共有20000箱鴉片輸入中國。因此，從1790—1838年，輸入中國的鴉片價值239045040兩。

對于美國人，鴉片貿易收入可部份取代用于購買中國商品的白銀。1827年以后，美人加緊對華輸出鴉片。輸華的白銀隨之劇減。1821-1830年十年中盡管中美貿易有所擴大，輸華白銀則僅有4064400兩，只相當于，前十年的21.5％。

對于英國人，對華鴉片輸出使他們平衡了50多年以來持續(xù)的對華貿易逆差，再也無需運送白銀到中國。相反的是鴉片貿易的收入不但扭轉了對華商品貿易逆差，還有大量盈余可換成白銀運出中國，正如當時一位美國商人抱怨：“鴉片貿易不但使英人有足夠的錢購買茶葉，而且使他們能把美國人運到中國的白銀運回英國?！薄?9〕1807年，英屬印度總督指示孟買、馬德拉斯檳榔的英國殖民地首腦，原先各地準備運往中國的白銀都改運加爾各答，因為公司廣州監(jiān)委會已有足夠財力應付交易。當年，從廣州運抵加爾各答的白銀有2431000兩。〔70〕此后公司不斷從廣州運出白銀。

從1812年以后，公司為英國散商提供匯票服務，以轉移其鴉片利潤，運送盈余白銀的事務主要由散商進行。

對于中國、鴉片非法輸入導致嚴重的后果。首先是對人民身心、財產和社會安全的損害。19世紀初以后的30年間，吸食鴉片惡習從沿海迅速擴展到內地，從城鎮(zhèn)到鄉(xiāng)村，從士農工商到達官貴人，無處不在?！耙唤浭葻煟滩豢呻x，中人之家往往破產?！薄?1〕由此激發(fā)的罪案更不可勝數。其次，導致白銀外流。這又引起銀貴錢賤。19世紀初銀一兩約合銅錢1000文，到前夕，銀兩竟達錢1600文。農工、手工業(yè)者和高人平時所得為銅錢，交付各種賦稅則需折成白銀，負擔大為加重，各省拖欠賦稅日多，造成清政府財政危機。第三，破壞工商業(yè)的正常發(fā)展。吸食鴉片使社會購買力降低，白銀外流引起金融混亂，這些都直接影響了市場交易。1838年林則徐在調查蘇州、漢口等商埠后上疏，“近來各種貨物銷路皆疲，凡二三十年以前，某貨約有萬金交易者，今只剩得半數。問其一半售于何貨，則一言以蔽之曰：鴉片煙而已矣?！薄?2〕鴉片對中國的危害深為朝廷有識之士所悉，他們激烈主張朝廷應嚴禁鴉片。 1839年道光皇帝派湖廣總督林則徐為欽差大臣，往廣州禁煙。既然鴉片貿易提供了英屬印度政府七分之一的財政收入，既然鴉片能代替白銀，維持每年給英國政府提供了300—400萬英磅財政收入的茶葉貿易，既然鴉片是英印中三角貿易的基石，英國總理鮑美斯頓爵士（LordPalmerston）對中國政府禁煙的反應是毫不遲疑地訴諸武力。

結論

在工業(yè)革命以前，西方人不能為其東方貿易提供除白銀之外的任何有較大市場的產品。直到18世紀后期，英國人運往中國的印度棉花才在中國市場上有一定銷路，然而，銷售印度的產品收入遠不足以購買中國商品。為了購買以茶葉為主的中國商品，從事對華貿易的西方國家都在18世紀運大量的白銀前來中國。當西屬美洲白銀產量下降以及西方的殖民擴張費用增加時，歐洲大陸國家難以維繼貿易平衡，紛紛退出對華貿易行列。只有英國人依靠印度的鴉片重建其對華貿易結構，在對華貿易中獲取巨大利潤。當中國政府厲行禁煙的措施使以鴉片為中心的中英貿易結構面臨崩潰危險時，英國政府立即訴諸于戰(zhàn)爭。并非象西方的中國學權威費正清所說的“是一場根源于中西方間不同的經濟形態(tài)、政治制度與國際秩序觀念的文化沖突”，〔73〕而是英國追求經濟利益而強加給中國的戰(zhàn)爭，與西方在殖民擴張時期于印度、美洲、非洲發(fā)動的戰(zhàn)爭在性質上并無任何不同：從商務擴張到武力征服。當時的一位善品中國茶葉的英國人是這樣評述這場用武力強迫中國接受鴉片交換茶葉的戰(zhàn)爭的：“一場從一開始就是非正義的、不擇手段的，使英國人蒙受長久恥辱的戰(zhàn)爭……。不列顛的旗幟從此成為保護交通的海盜旗幟。”〔74〕

注釋：

〔1〕Earl H.Pritchard,"The Crucial Years of Early Anglo-C hinese Relations,1750-1800",p.163,Washigton 1963.

〔2〕這位威尼斯人所知的“茶葉”并非目睹， 而是從一位到過中國的威尼斯人處得知?！癟hema Thee"p.13.museum boymans-van beun ingen Rotterdam,1978.

〔3〕烏克斯（Ukers）則認為荷人在1610年從日本和中國輸入茶葉。William Ukers,"All about Tea",vol,1.p. 23, p28,New York 1935.

〔4〕H.B.Morse,"The Chronicles of the East India　Company Trading to China 1635-1834",vol,1.p.144.Oxford,1926.

〔5〕Morse,"Chronicles",vol.1.p.148.

〔6〕其中“蘇珊那”號（Susanna）所載貨值54000兩白銀， 茶葉1565擔，價值45000兩，見：Morse,vol,1,p.157,K.N.Chaudhuri,"The Trading World of Asin and the English East India Company", P.538,Cambridge,1978.

〔7〕Louis Dermigny,"La Chine et l'Occident.Le Commerce a Canton au XVIIIe Siecle,1732-1833",3 vols,vol,2.p.545,Paris,S.E.V.P.E.N.1964.

〔8〕Pritchard,"Crucial Years"p.395-396.

〔9〕Michael Greenberg,"British Trade and the Opening　of China,1800-1842",p.3.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51.

〔10〕A.J.Sargent,"Anglo-China Commerce and Diplomacy,P.5 1,Oxford,1907;Prichard,"Grucial Years",p.163.

〔11〕Greenberg,"British Trade",p.3.

〔12〕C.J.A.Jorg,"Porcelain and the Dutch China Trade",p.217,The Hage 1982.

〔13〕Kristof Glamann,"Dutch-Asiatic Trade",p.215,The Hag e 1958.

〔14〕De Hullu,"Over den Chinaschen handel der Oostindisc he Companie in de dertig jaar van de 18e eeuw",in "Bijdragen tot de Taal-,Land-en Volkenunde van Nederlandsch Indie(BTLV),v ol,73,P.42-43,The Hage 1917.

〔15〕如：巴城華人甲必丹，大茶商連富光即在1740年被荷人逮捕流放。見：B.Hoetink,"Ni　Hoekong, Kapitein　der　Chinezen　te Batavia in 1740",in BTLV,vol,74,1918.

〔16〕Leonard Blusse,"Strange Company:Chinese Settlers,Me sizo Women and the Dutch in VOC Batavia",p.137-138,Leiden 1986.

〔17〕Morse,"Chronicles",vol,2.p.95.

〔18〕Morse,Chronicles",vol,2.p.204.

〔19〕茶葉的數量與美國船貨總值數字引自：Foster Rher　Dulles,"The Old China Trade",p.210,New York 1970,　 茶葉貨值系推算而出，從19世紀初到30年代，廣州茶葉價值每擔在23-26兩之間， 在此以中章價245兩計算。

〔20〕Yen-ping Hao,"The Commercial Revolution in Nineteen th-century china:The Rise of Sino-Western Mercantile Capitalism",p.16,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Berkeley 1986.

〔21〕Timothy Pitkin,"A Statistical Ciew of the　Vommerce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Harford 1816,Reprinted in 1835,New Haven,P.301.

〔22〕Zhuang Guotu,"International Trade in Chinese Tea in 18th Century",p.30-33,A Paper Presented to the 34th Internat ional Congress on the Asian and North Africa Studies,Hong Kong,1993.

〔23〕該條款同時也規(guī)定，英國東印度公司必須供應本土足夠的茶葉，并以不超過成本加法定利潤的價值出售見：Hohcheung and lorna H.Mui,"The Management of Monopoly;a Study of the East Indies Company's Conduct its Tea Trade,1784-1833",p.xi,University o f British Columbia Press,Vancouver 1984.

〔24〕姚賢鎬《中國近代對外貿易史資料：1870－1875》，卷1， 第258頁，北京，1962年。

〔25〕Greenberg,"British Trade",p.5.

〔26〕Adam Smith ,"An Inquairy into the Nature and the Ca 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p.188,New York 1937。

〔27〕H.A.Crosby Forbes,John Devereux Kernan and Ruth S.W ilkins,"Chinese Export Silver 1785 to 1885".p.22.Museum of the American China Trade Massachusettes,1975.

〔28〕參見：莊國土《明季中國絲綢的海外貿易》，聯(lián)合國科教文組織《中國和海上絲路國際討論會論文集》，1991年，福建人民出版社。

〔29〕Morse,"Chronicles",vol,1.p.21.p.307.

〔30〕Sargent,"Commerce and Diplomacy",p.49.

〔31〕Morse,"Chronicles",vol,1.p.71.

〔32〕Sargent,"Commerce and Diplomacy",p.49.

〔33〕Morse,"Chronicles",vol,1.p.307-313.

〔34〕Sargent,"Commerce and Diplomacy",p.49.

〔35〕Prtichard,"Crucial years",p.394,396,399.

〔36〕C.C.F.Simkin,"The Traditional Trade of Asia",p. 231,New York 1968.

〔37〕Glamann,"Dutch Asiatic trade",p.243.

〔38〕ibid,p.69.

〔39〕Jorg,"Porcelain",p.27.

〔40〕Glamann,"Dutch Asiatic trade",p.243.

〔41〕Jorg,"porcelain",P.35.

〔42〕Dermigny,"Canton",P.521-524.

〔43〕18世紀下半葉歐洲商船較以前大，但所攜白銀在輸華貨值中的比例也稍低，這兩方面出入可能大體互相抵消。

〔44〕在對美國1805-1944年對華商品和白銀輸出額估算時， 各家所據資料不同，其結果也稍不同，Yen-Ping Hao引用的是參議院檔案（U.S.Senate Executive Document 31.19th Congress,lst Session）以及Homans所著《歷史統(tǒng)計資料》（Historicaland Statistical Accou nt）。Morse引用的是K.S.Latourette所著的《1784-1844 年美中早期關系史》（The History of Early Relations between the U.S. and China 1784- 1844 ）載于 "Translations　of　the　Connecticut Academy of Arts and Science",vol,28,New Haven 1927,Cheong 在其所著的“Mandarins and Merchants”（P.54 ）也引用相同資料。

〔45〕這個數量不包括西班牙人經馬尼拉輸入中國的白銀。

〔46〕D.A,Brading,"Mexican Silver-Mining in the Eighteent h Century:The Revival of Zacatecas".Latin American series,No.277.University of California,Berkeley,Reprinted from"The　Ame rican history Review,vol,L.No.4.Nov..p.666.1970.

〔47〕A.Kobata,"The Production and Used of Gold and Silve r in Sixteenth-Seventeenth Century Japan",in"Economic History Review,"Secong Series,vol,18.No,2.p.247.August,1965.

〔48〕Charles Wilson,"Trade,Society and the State",in E.E.Rich and C.H.Wilson,eds,"The Economy of Expanding Europe　in the Sixteenth and Seventeenth Centuries",p.511,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67.

〔49〕W.E.Cheong,"Trade and Finance in China:1784-1834",i n "Business History',p.40,January,1965.

〔50〕J.m.Scott."The White Poppy:A History of Opium",p. 5,London 1969.

〔51〕"Chinese Repository",vol,5.p.546,April, 1837, Morse,"Th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e Chinese Empire",vol,1. p.173,Shanghai 1910.

〔52〕Prichard,"Crucial Years",p.143.

〔53〕Morse,"Chronicles",vol,2,p.95,100,118,135.

〔54〕M.D.Nathan Allen,"Opium Trade",p.12,reprinted in Bo ston 1973.

〔55〕Prichard,"Crucial Years,"p.217-218.

〔56〕"Chinese Repository,"vol,3.p.238,Feb,1837.

〔57〕Carl A.Traocki,"Opium and Empire:Chinese Society in Colonial Singapore,1800-1910',p.53-55,Cornell University Pre ss 1990.

〔58〕Allen,"Opium Trade",p.10.

〔59〕"Chinese Repository",vol,5.p.546-547,April,1837.

〔60〕Dulles,"Old,China Trade",p.115.

〔61〕〔62〕Morse,"International Relation",vol 1.p.238.

〔63〕Tyler Dennette,"Americans in Eastern Asia:ACritical Study of United States'Policy in the Far East in the ninetee nth Century',New York 1992,reprinted in 1963 p.115.

〔64〕Dulles,"Old,China Trade",p.147.

〔65〕Dennette,"Americans in Eastern Asia",p.115,120.

〔66〕Dulles,"Old,China Trade",p.147.

〔67〕Dulles,"Old,China Trade",p.148.

〔68〕嚴中平編《中國近代經濟史統(tǒng)計資料》，第11頁，北京，1 955年版。

〔69〕Morse,"Iteratioal Relatios",vol,1.p.238-240.

〔70〕Dulles,"Old,China Trade",p.147.

〔71〕Morse,"Chronicles",vol,3,p.54-56.

〔72〕御使章沅奏折，《史料旬刊》第9期，天字第311頁。

〔73〕《林文忠公政書》，《湖廣奏稿》卷5，第11頁。

第2篇：白銀投資論文范文

關鍵詞：融資方式；華誼集團；中影集團；金融貸款

一、電影融資渠道介紹

我國電影業(yè)主要使用的電影融資方式有八種：金融貸款、版權預售、政府出資、電影基金、間接贊助、個人融資、廣告投入、風險投資、以及海內外企業(yè)投資等。隨著電影投資環(huán)境的進一步改善，香港、美國、日本、韓國、英國、荷蘭、加拿大地區(qū)的資金也逐步進入中國制片領域。而隨著這些資金的逐步進入，單一的資金制作的影片比例已經越來越小，混合資金運作已經成為目前我國電影融資的主要形式。

二、案例分析

（一）廣告投入的代表——華誼集團。

華誼公司與馮小剛合作的多部電影，如《手機》、《大腕》、《天下無賊》等將廣告投入這一融資渠道的作用發(fā)揮到最大。以新片《非誠勿擾》為例，影片5000萬投資里有一大半是來源于廣告收入。（另有招行的獨家貸款。）在過去的幾年中，華誼兄弟保持100%增長率，占據了國內制片市場40%的份額、電影發(fā)行市場30%的份額。從2000年至今，華誼兄弟先后獲得來自太合集團、TOM集團、雅虎中國、分眾傳媒等機構的資金總計4億多元，這些資金保證了華誼兄弟能夠持續(xù)不斷地投入到擴大再生產中。2009年，華誼兄弟正式上市成為華誼兄弟傳媒股份有限公司。北京電影學院院長張會軍認為，“華誼”兄弟的上市將為國有公司的新一輪發(fā)展帶來契機。

（二）海內外企業(yè)投資代表——中影集團。

由韓三平領導的中影集團把我國的國營制片廠的優(yōu)勢發(fā)揮得淋漓盡致。僅08年一年，中影集團發(fā)行的影片票房總收入高達27億元，占全國票房總產值67%。中影集團以獨家、聯(lián)合、、協(xié)助等不同形式發(fā)行了國產影片150部，共產出票房19.5億元，比07年狂增10億元，全年8部過億影片中影集團參與。從08年的《赤壁》到09年的《建國大業(yè)》，有了中影集團在背后做力盾，影片吸引到許多國內外的影視公司融資。拿《赤壁》為例，總投資額8000萬美元的影片投資方包括中國電影集團、美國獅門山制作公司、北京保利博納電影發(fā)行有限公司、北京紫禁城影業(yè)有限責任公司、橙天智鴻影視制作有限公司、北大春秋鴻文化投資有限公司、日本AVEX、韓國Show-box等11家單位。該片采取“主打中國文化、集合亞洲資源、全球營銷”的制作模式，涵蓋了國有、民營、社會、境外等多種渠道的資金，影片上映不到一周內地票房即突破1.5億元，創(chuàng)造了新的記錄，同時在中國香港、中國臺灣、韓國等地上映后均位居首周票房榜之首。

此外，以《建國大業(yè)》、《長江七號》、《寶葫蘆的秘密》、《投名狀》、《面紗》、《玉戰(zhàn)士》、《風云2》為代表的一批影片，就吸引了美國、芬蘭、日本、韓國、臺灣、香港等國家和地區(qū)的一批具有國際聲譽的著名制片公司。中國電影的發(fā)展，離不開世界，打好全球營銷的王牌，中影集團自然穩(wěn)坐我國電影業(yè)的龍頭寶座。

（三）銀行金融貸款。

在金融貸款這一融資渠道方面，目前已有招行、交行、北京銀行等多家銀行介入文化產業(yè)融資市場。北京地區(qū)文化產業(yè)融資氣氛活躍主要與大環(huán)境有關，目前北京市對已經形成一定規(guī)模、獲得商業(yè)銀行文化創(chuàng)意產業(yè)項目貸款的企業(yè)，按照項目貸款利息總額的50%---100%給予貸款貼息支持，這減輕了企業(yè)的負擔。

北京銀行以版權質押方式為華誼兄弟提供一億元的電視劇打包貸款，共14部456集電視劇，包括張紀中的《兵圣》、胡玫的《望族》、康洪雷的《我的團長我的團》等。為控制風險，北京銀行與華誼兄弟約定，銀行貸款不能超過其投資總額50%。08年，北京銀行還為《畫皮》提供了1000萬元版權質押貸款。在這個項目上，北京銀行不僅在貸前對借款人提出嚴格的用款計劃、還款措施，采取了個人無限連帶責任等有效的擔保措施，貸中、貸后還采取了十分嚴格的監(jiān)管措施。截至2008年9月末，北京銀行累計審批通過文化創(chuàng)意企業(yè)貸款46筆，8.53億元?！堕L江七號》、《赤壁》、《深海尋人》、《白銀帝國》、《愛情呼叫轉移》等影片都獲得了北京銀行的融資支持。

據第一財經日報的消息，一些新的融資模式也正在進入我們的視野。香港國際影視展及HAF（香港亞洲電影投資會）已經成為亞洲最重要的影視展以及電影投資會，以外，亞洲電影節(jié)及韓國釜山PPP計劃、東京影展及東京國際映畫節(jié)、中國臺北金馬影展等也具有一定的融資功能。

三、發(fā)展中國電影投融資體系的建議

客觀上說，我國電影水平與發(fā)達國家相比還有很大的距離。國家已經明文提出一定要發(fā)展好中國電影。這也給中國電影的良性發(fā)展帶來了很好的政治氣候。

因此，在后金融危機時代，我國電影業(yè)應繼續(xù)在投融資的體系上投入更多的注意力，進一步完善政策，推動我國的電影投融資模式的建立。在借鑒國內外的成功經驗的同時，要對它們的經典案例進行分析，以此來完善我國投融資體系。

隨著數字化時代的到來，成本昂貴的膠片電影已經滿足不了觀眾日益增長的對電影的需求量，發(fā)展好數字化電影已經成為必然的趨勢，也是我國電影業(yè)要繼續(xù)努力的方向之一。此外，我國農村人口占全國人口的百分之六十左右，如果能開發(fā)好農村電影市場，吸引7億的農村觀影群，這將大大加速中國電影業(yè)的發(fā)展。

第3篇：白銀投資論文范文

【關鍵詞】公允價值 投資性房地產 應用

一、公允價值理論的主要內容

在國際會計準則將公允價值計量做為重點研究的一項會計計量方式后，各個國家也紛紛制定了相應的公允價值會計準則，亦或將公允價值計量引入到現有的會計準則內容中去。2009年金融危機爆發(fā)后，眾多人士將矛頭指向公允價值準則。國際會計準則委員會最終認為：公允價值不是金融危機的罪魁禍首，現有公允價值準則有其不完善之處需要改進，但公允價值的計量方式仍然是符合當今世界經濟發(fā)展趨勢的。

FASB在各個階段中對公允價值的下定義是不盡相同的，2006年FASB將公允價值定義為“在有序交易中出售一項資產或轉移一項負債時市場參與者在計量日支付的價格”。

IASB從上世紀80年代就開始使用公允價值的概念，它對公允價值的定義為“在公平交易中，熟悉情況的當事人自愿據以進行資產交換或負債清償的金額”。由此可得出，所謂公允價值實際上就是現時的市場交易價格。

我國在2006年新頒布的會計準則中對公允價值的定義為：在公允價值計量下，資產和負債按照在公平交易中，熟悉情況的交易雙方自愿進行資產交換或者債務清償的金額計量。

從以上各個對公允價值給出的定義中不難看出，公允價值是一個比較寬泛的概念，與其他計量屬性相比，公允價值計量能夠更真實的反映出企業(yè)資產負債的價值、市場的需求，更符合當代信息使用者對信息質量的要求。但公允價值計量的合理運用也依賴于一個有序的市場經濟環(huán)境、公平的交易以及公開透明的信息交換空間。

二、公允價值理論在投資性房地產中的應用

（一）投資性房地產的定義與范圍

我國《企業(yè)會計準則第3號――投資性房地產》中指出：投資性房地產，是指為賺取租金收入或資本增值，或者兩者兼而有之而持有的資產。在我國，土地歸國家或集體所有，企業(yè)只能取得土地的使用權，因此，投資性房地產中的地是指的土地的使用權，房是指土地上的房屋等建筑物及構筑物。作為投資性房地產的土地使用權與房屋、建筑物應當能夠單獨計量和出售。

根據投資性房地產的定義，可以得出投資性房地產的范圍包括：已出租的土地使用權；

持有并準備增值后轉讓的土地使用權；已經出租的建筑物。

（二）投資性房地產的計量

1。投資性房地產的初始計量

一項投資性房地產只有在符合定義的前提下，同時滿足下列條件才能予以確認：與該投資性房地產有關的經濟利益很可能流入企業(yè)；該投資性房地產的成本能夠可靠地計量。對已出租的土地使用權、已出租的建筑物，其作為投資性房地產的確認時點一般為租賃期開始日，即土地使用權、建筑物進入出租狀態(tài)、開始賺取租金的日期。對持有并準備增值后轉讓的土地使用權，其作為投資性房地產的確認時為企業(yè)將自用土地使用權停止自用，準備增值后轉讓的日期。投資性房地產應當按照成本進行初始計量。

2.投資性房地產的后續(xù)計量

投資性房地產后續(xù)計量，通常采用成本模式，只有滿足特定條件的情況下才可以采用公允價值模式。采用公允價值模式計量的投資性房地產，應當同時滿足下列條件：①投資性房地產所在地有活躍的房地產交易市場。②企業(yè)能夠從活躍的房地產交易市場上取得同類或類似房地產的市場價格及其他相關信息，從而對投資性房地產的公允價值作出合理的估計。但是，同一企業(yè)只能采用一種模式對所有投資性房地產進行后續(xù)計量，不得同時采用兩種計量模式。只有在房地產市場比較成熟、能夠滿足采用公允價值計量模式的條件下，才允許企業(yè)對投資性房地產從成本模式計量變更為公允價值模式計量，對已采用公允價值模式計量的投資性房地產，不得從公允價值模式轉變?yōu)槌杀灸Ｊ健?/p>

采用成本模式進行后續(xù)計量的投資性房地產，按月計提折舊或攤銷；存在減值跡象的，經減值測試后確定發(fā)生減值的，應當計提減值準備。如果已經計提減值準備的投資性房地產的價值又得以恢復，不得轉回。投資性房地產采用公允價值模式進行后續(xù)計量的，不計提折舊或攤銷，應當以資產負債表日的公允價值計量，同時不再對投資性房地產計提減值準備。

（三）公允價值在投資性房地產中的應用

根據現行企業(yè)會計準則規(guī)定，公允價值在投資性房地產中的應用主要在兩部分：一是后續(xù)計量中，滿足條件的投資性房地產可以采用公允價值計量；二是投資性房地產可以在公允價值模式下進行轉換。

1.采用公允價值模式進行后續(xù)計量的投資性房地產

采用公允價值模式進行后續(xù)計量的投資性房地產的核算與交易性金融資產的核算有相似之處，也是按資產負債表日的公允價值計量，公允價值與賬面價值之間的差額記入“公允價值變動損益”。

例如：一從事房地產經營開發(fā)的A企業(yè)，2010年3月與B公司簽訂租賃協(xié)議，約定將其開發(fā)的一棟寫字樓于開發(fā)完成時租賃給B公司使用，租賃期10年。當年6月1日該寫字樓開發(fā)完工開始起租，寫字樓的總成本為9000萬元。至2010年12月31日，有數據表明該寫字樓的公允價值為9200萬元。

若A公司對這棟寫字樓采用公允價值進行計量，則在2010年6月1日開發(fā)完成起租時確認投資性房地產的成本9000萬元，而至2010年12月31日資產負債表日，應按照公允價值調整其賬面成本，借記投資性房地產――公允價值變動200萬元，借記公允價值變動損益200萬元。至此完成了投資房地產按公允價值計量的要求，同時A公司當期損益中也增加了200萬元。

對已采用成本模式講量的投資性房地產變更為公允價值模式講量時，以變更時的公允價值調整投資性房地產的初始成本，并按公允價值與賬面價值的差額調整期初留存收益。

例如：2008年A公司將自行開發(fā)的一棟寫字樓出租，采用成本模式計量。2010年1月1日，假定A公司持有的投資性房地產滿足條件，公司決定采用公允價值模式計量，該寫字樓的成本是9000萬元，已提折舊270萬元，未提取減值。當日，該字寫樓的公允價值為9500萬元，A公司按凈利潤的10%提取盈余公積。假定不考慮所得稅，則該投資性房地產在2010年1月1日，按公允價值借記投資性房地產――成本9500萬元，按已提折舊借記投資性房地產累計折舊270萬元，按原成本貸記投資性房地產9000萬元，將公允價值與原賬面價值之間的差額770萬元作留存收益處理，其中按10%貸記盈余公積77萬元，剩余693萬元貸記利潤分配――未分配利潤。

2.在公允價值模式下的投資性房地產的轉換

以成本計量的非投資性房地產轉換為以公允價值計量的投資性房地產時，根據謹慎性原則的要求，應按賬面價值與公允價值之間的差額進行處理。如果是借方差，計入公允價值變動損益，將公允價值小于賬面價值的損失反映到當期損益中去；如果是貸方差，應計入資本公積――其他資本公積，將公允價值大于賬面價值的收益不反映到當期損益，而是反映到所有者權益中，待該項投資性房地產處置時，再將已經計入資本公積中的部分轉入當期損益。

例如：A公司是從事房地產開發(fā)業(yè)務的企業(yè)，2010年3月10日，A公司與B公司簽訂租賃協(xié)議，將其開發(fā)的一寫字樓出租給B公司使用，租賃期開始日為2010年4月15日，該日寫字樓的賬面價值是6000萬元，未計提減值，公允價值是7000萬元，A公司對投資性房地產采用公允價值計量，則應按照公允價值借記投資性房房地產――成本7000萬元，貸記開發(fā)產品6000萬元，差額1000萬元記入資本公積――其他資本公積。

又如：A公司將一租賃期滿的寫字樓收回，作辦公樓使用。2010年5月1日該辦公樓正式自用，相應由投資性房地產轉換為自用房地產，當天的公允價值為8000萬元。該投資性房地產轉換前采用公允價值計量，成本為7000萬元，公允價值變動為增值200萬元，則需借記固定資產8000萬元，貸記投資性房地產――成本7000萬元，公允價值變動200萬元，差額800萬元記入公允價值變動損益。

在我國當前房地產交易價格持續(xù)上漲的情況下，通常賬面價值與公允價值之間的差額會反映到資本公積中，等到處置投資性房地產時再穩(wěn)妥的轉入當期損益。如直接反映到當期損益中，會過激的增加企業(yè)當期利潤水平，成為某些企業(yè)調整利潤的工具，而反映到當期的所有者權益中還有利于增加企業(yè)的規(guī)模。

三、公允價值理論對投資性房地產準則的影響

（一）能更好的反映投資性房地產的價值

投資性房地產按公允價值進行計量能更真實的反映出投資性房地產的價值，近年來我們國家的房地產市場發(fā)展的很快，近五年來有數據表明，投資性房地產的價值往往都要高于其賬面價值，因此，采用公允價值模式對投資性房地產進行核算，更符合投資性房地產的特征，更好的反映出投資性房地產的市場價值、增值潛力和盈利能力。

（二）使“隱性”的所有者權益變?yōu)椤帮@性”

在目前房地產價格普遍高于其歷史成本的情況下，將按成本模式計量的投資性房地產轉換為按公允價值模式計量的投資性房地產，使得企業(yè)的所有者權益大大增加，這使得企業(yè)的所有者權益由“隱性”轉變?yōu)椤帮@性”，大大提高了企業(yè)的規(guī)模。

（三）公允價值對企業(yè)利潤的調控

企業(yè)在采用公允價值對投資性房地產進行計量時，能真實的反映出投資性房地產的價值，更好的體現出其增值與盈利的能力，同時會使企業(yè)的利潤產生較大的波動，增大企業(yè)的風險。從長遠來看，若今后投資性房地產減值，前期確認的大量收益需要后期確認大量的減值損失，這使得企業(yè)的經營業(yè)績處于極不平穩(wěn)的狀態(tài)。我國的房地產市場還不夠成熟，信息的公開透明度還遠遠不夠，也很容易使得公允價值變得人為化，成為企業(yè)修飾業(yè)績的工具。

參考文獻

[1] 中國注冊會計師協(xié)會，《注冊會計師――會計》，2010年.

[2] 張興，《公允價值計量模式在投資性房地產中的應用――以房地產類上市公司為例》，碩士學位論文，2009年.

[3]王春霞，《公允價值在我國會計中的應用》，碩士學位論文，2010年.

[4]任晶，《公允價值計量在投資性房地產中的應用》，碩士學位論文，2010年.

第4篇：白銀投資論文范文

關鍵詞：雙城；系統(tǒng)動力學；交通；經濟

中圖分類號：F570 文獻標識碼：A

Abstract： According to the“two cities”pattern of mainly downtown for major city and new district for vice city came up by Lanzhou city， this article studied the influence on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Lanzhou by the traffic on macro-level between two cities， on the basis of the analysis of society economy， employed population， traffic， we established system dynamics model of the road accessibility's impact tendency on the economics of Lanzhou city between two cities， we collected the data extensively， ensured the parameters of each subsystem model， made the in linear analysis of total output value and investment in the fixed assets by using of SPSS. Based on the forecast of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trend in Lanzhou city， the policy scenario adjustment simulation is carried out. Simulation result showed that increase traffic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ratio， establish convenient and high-capacity road between new district and major district in Lanzhou， shorten the distance economic region between two cities， improve the accessibility between two cities has little influence on the production value of the first industry but has a great promotion on the production of the third industry.

Key words： two cities； system dynamics； transportation； economy

0 引 言

目前，我國正在不斷強調并重點部署城鎮(zhèn)化建設，新型城鎮(zhèn)化將成為我國擴大內需和實現經濟結構戰(zhàn)略性調整的重要推進器，新型城鎮(zhèn)化建設也必然對作為重要先導的交通運輸提出新的時代要求。在城市發(fā)展中，交通運輸是區(qū)域經濟發(fā)展的重要影響因素，也是區(qū)域經濟良好運行和不斷發(fā)展的先決條件。交通運輸與區(qū)域經濟之間具有很強的關聯(lián)性，某地區(qū)的交通運輸發(fā)展水平在某種程度上代表了該地區(qū)的經濟發(fā)展水平。交通運輸與區(qū)域經濟在多方位、多層次上逐漸發(fā)展成為一個有機的整體，形成了一個復雜的系統(tǒng)。而系統(tǒng)動力學更為適合研究經濟模型，它從宏觀的角度來思考、分析、解決問題，這樣就避免了微觀層面上的局限性。

近日，國務院批復了《蘭州市城市總體規(guī)劃（2011-2020）》，根據這一規(guī)劃，蘭州市定位為甘肅省省會，西部地區(qū)重要的中心城市之一，國家重要的工業(yè)基地和綜合交通樞紐。由此確定到2020年，蘭州市將建設形成“雙城”格局：主城為蘭州中心城區(qū)，副城為蘭州新區(qū)。在此背景下，采用定性分析與定量計算相結合的方法，分析蘭州市新城區(qū)與主城區(qū)的交通通達性與蘭州市經濟之間的關系，并對其中各個反饋機制建立交通通達程度與經濟的系統(tǒng)動力學模型，通過政策情景調整仿真，助力蘭州市“雙城”經濟社會發(fā)展，具有一定的實際價值和意義。

1 國內外研究現狀

系統(tǒng)動力學的研究是在20世紀70年代末開始引入我國的。在近四十年里系統(tǒng)動力學在區(qū)域經濟與交通的相互關系研究方面，F.W.C.J. van de Vooren[1]（2004），在分析經濟與交通之間的關系基礎上，建立了一個宏觀經濟模型，分別對增大道路通行能力、增加交通運輸費用、發(fā)展公共交通這三個情景展開分析，論文認為投資和技術進步是經濟增長的根本驅動力，在經濟的增長過程中，地區(qū)之間存在相互影響，交通基礎設施的超負荷運行將會造成出行時間和出行費用的增加，同時也會對經濟增長造成負面影響。王利芳[2]（2005），運用系統(tǒng)動力學方法進行道路客貨運輸需求供給與國民經濟相互作用的系統(tǒng)模擬研究，從而定量研究道路運輸與國民經濟相互作用變化規(guī)律。趙旭[3]（2007），以交通運輸系統(tǒng)與區(qū)域經濟之間的相互作用關系分析了交通運輸系統(tǒng)資源整合基礎，以環(huán)渤海地區(qū)為例建立了系統(tǒng)動力學模型，從增加交通運輸投資比例、調節(jié)產業(yè)結構、增加投資貢獻率等方面進行了政策模擬。吳群琪[4]（2010）、李婧[5]（2007）都在研究中引入了“運輸通道”這一概念，但具體的研究對象不同。前者以高速鐵路對綜合運輸通道的作用為研究對象，研究得出高速鐵路不僅加快了多種交通方式之間相互銜接，而且可以使各交通方式在結構上達到最優(yōu)；后者主要利用空間經濟學引力理論，通過建立經濟影響模型來定量估算運輸通道對區(qū)域經濟的影響程度。張敏[6]（2010），以經濟圈交通系統(tǒng)為研究對象，分析了經濟圈交通系統(tǒng)的演化規(guī)律，以關中―天水經濟圈為例建立系統(tǒng)模型，論文認為增加交通基礎設施投資比例對增加國內生產總值的貢獻最大，而提高公路投資比例對GDP的推動作用最明顯。Edward Calthrop等[7]（2011）對交通運輸投資的成本效益分析進行了研究，論文認為僅局限在交通運輸系統(tǒng)內進行投入產出具有極大的局限性，投資方式和勞動力市場都將對交通運輸投資的凈收益產生巨大影響，建立了一個一般均衡模型來研究在稅收和其他外界因素影響下，交通基礎設施投資對經濟的影響。謝偉杰[8]（2011），充分分析交通運輸系統(tǒng)與區(qū)域經濟之間的關系，以珠三角區(qū)域經濟與交通運輸為研究對象，建立了系統(tǒng)動力學模型，得出珠江三角州的交通運輸體系的不斷完善，對珠江三角洲的經濟發(fā)展具有非常大的貢獻。龐金燕[9]（2014），探究了同城化交通與區(qū)域經濟的相互影響關系，以X區(qū)域為模型的研究對象，建立同城化交通對X區(qū)域經濟影響的系統(tǒng)動力學模型，論文認為建設同城化城市間的交通干線，將會加速X區(qū)域的第二產業(yè)和第三產業(yè)的增長。

國內外學者對于區(qū)域經濟與交通運輸的關系從不同角度和不同層次進行了研究，不論是從定性方面還是從定量方面，不論是從理論還是實踐方面都取得了豐碩的成果，但是基于“雙城”的背景定量研究“雙城”的連通程度對經濟的影響還鮮有人涉足。

2 系統(tǒng)動力學模型的構建

系統(tǒng)要素的確定是建立模型的前提與基礎條件。從宏觀上確定蘭州新區(qū)至蘭州主城區(qū)交通通達程度對蘭州市經濟的影響因素，建立社會經濟、就業(yè)人口與交通投資政策等要素之間的因果關系，在此基礎上構建系統(tǒng)動力學模型。而確定該系統(tǒng)的邊界時，由于城際鐵路剛開通，還沒有相關的數據供參考，所以只考慮了蘭州新區(qū)至蘭州主城區(qū)的主要運輸載體―公路的連通情況。各要素之間因果關系如圖1所示。

相比上面的因果關系圖，系統(tǒng)流圖是一個包含多因素、多層次的復雜運動系統(tǒng)。蘭州市新區(qū)至蘭州主城區(qū)的交通通達程度和蘭州市經濟兩者間相輔相成的關系影響著社會經濟系統(tǒng)的變化過程和演進發(fā)展方向。如圖2所示。

3 參數的確定

在確定參數時，通過回歸分析、表函數等方法來確定，如表1所示為各參數之間的方程關系式。

除了表內的參數外還有交通影響因子1、2、3，而這三個因子均使用表函數（公里里程）。

3.1 社會經濟參數

所謂模型參數估計，就是調試模型的過程，不斷改變模型中的參數，觀察模型的行為隨時間是否發(fā)生變化。如果變化，則說明仍然需要繼續(xù)調試參數；當模型參數繼續(xù)增大或減小，模型的行為都不隨著改變時，認為這個臨界值就是模型的參數值。

（1）初始值的確定。根據《蘭州市2014年統(tǒng)計年鑒》確定模型初始值，以2011年統(tǒng)計的數據為例，其生產總值與固定資產投資量如表2所示。

（2）選取《蘭州市2014年統(tǒng)計年鑒》中2009～2014年GDP和固定資產投資總額的時間序列數據如表3所示。

為了得到生產總值與固定資產投資的線性關系，設GDP為自變量，固定投資總額為因變量，利用SPSS軟件進行一元回歸分析。得到方程式Y=1.081X-509.214，R2=0.982。說明該回歸分析有效。如圖3所示。

根據國家經濟轉型發(fā)展政策和表4、表5可知，第一產業(yè)生產總值和第三產業(yè)生產總值的增長率在近幾年變化幅度很小，因此各取2014年的增長率0.09和0.14，第二產業(yè)生產總值增長率變化異常，但還是取2014年的增長率0.01。

3.2 就業(yè)人口參數

本文中的系統(tǒng)動力學模型需要蘭州市三產就業(yè)人口的比例以及就業(yè)人口數量。下面根據《蘭州市2014年統(tǒng)計年鑒》來估計就業(yè)子系統(tǒng)所需參數。

由表6和表7可知蘭州市2008～2013年蘭州市一產就業(yè)比例逐年下降，二產就業(yè)比例在26%左右徘徊，三產就業(yè)比例穩(wěn)步上升。因此在模型中假設三產就業(yè)比例在短期內增長幅度不大，取二產就業(yè)比例為26.75%和三產就業(yè)比例為53.05%。

3.3 交通子系統(tǒng)參數

蘭州新區(qū)至蘭州主城區(qū)的道路建設有蘭秦快速通道，全長51公里，投資為51.1億元，2013年5月開建。白銀至蘭州新區(qū)至永登公路，全長83.1公里，投資69億元，2014年開建。中通路，全長84.25公里，投資170.55億元，2015年開建。

蘭州新區(qū)至蘭州市主城區(qū)的道路里程在2011年已有的道路為中川機場至西固快速路、省道201線、中川機場至城關快速路等三條，總里程為157公里（此數據是從谷歌地圖中測量所得）。

4 歷史檢驗

為檢驗模型的合理性，對該模型進行歷史檢驗。本文對2011～2014年三大產業(yè)生產總值進行歷史檢驗。檢驗結果如表8所示：

對2011～2014年三大產業(yè)GDP的仿真結果進行相對誤差分析，相對誤差均小于5%，符合歷史檢驗的要求，因此該模型可以代表系統(tǒng)運行的情況。

5 模型的仿真模擬

正如MATLAB被稱為矩陣實驗室一樣，系統(tǒng)動力學也被稱為政策仿真實驗室。通過變動模型中的交通投Y政策因子，來觀察結果的輸出并與基礎情景進行比較，分析政策實施的效果。

5.1 基礎情景

根據蘭州市基礎數據標定的參數值、初始值等參數輸入模型，運行本模型。其仿真年限設定為2011～2025年，輸出結果如圖4所示。因為GDP1的曲線變化在圖4里不是很明顯，所以把GDP1的輸出結果單獨顯示，如圖5所示。

由模型輸出結果分析可知，蘭州市三大產業(yè)年生產總值在未來將保持迅猛增長，由表9可知2018年的生產總值比2011年翻一番，到2025年，生產總值相比2018年又翻一番。而第三產業(yè)生產總值到2020年占全市的比重達到64.9%，這與蘭州市人民政府報告里的發(fā)展目標一致，這一結果再次證明了此模型的有效性。如圖6所示。

5.2 基礎情景與情景一的對比分析

為了仿真加強“雙城”交通連通程度對蘭州市經濟帶來的影響，加大固定資產投資中的交通投資比例，在基礎模型中的交通基礎設施投資比例上增加0.1，將輸出結果與基礎情景的結果進行對比分析，情景一的結果如表10所示。

第5篇：白銀投資論文范文

關鍵詞：博弈論；納什均衡；帕累托最優(yōu)；囚徒困境

中圖分類號：F224.32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1-828X（2011）12-0309-01

當今社會，信息與經濟高速發(fā)展，各界的投資精英在這世界經濟浪潮中脫穎而出。一批又一批商人，本著金錢至上的原則，努力奮斗。他們所看重的只有最大的自身利益，而并不關心其他參與者的利益，這體現出了當代的競爭的殘酷，可是，這種個人理性與集體理性的沖突，各人追求利己行為而導致的最終結局是一個“納什均衡”的現象會直接導致團體的利益永遠無法達到最大，即無法達到帕累托最優(yōu)。

博弈論(Game Theory)又稱對策論，起源于上世紀初，最初是微觀經濟學的重要組成部分。它是研究決策主體在給定信息結構下如何決策以使自己的效用最大化，以及不同的決策主體之間決策的均衡。也就是說，當一個主體的選擇受到其他主體的選擇的影響，而且反過來影響到其他的主體選擇時的決策問題和效用問題。

博弈論盡管不是起源于中國，但在我國古代的一些對策中也包含了博弈論的樸素原理。最有代表性的莫過于春秋時代的“田忌賽馬”。這個故事告訴我們運用策略的重要，在實力、條件均等的情況下，對己方力量和有利條件的巧妙運用常常會得到出人意料的效果。而且，在博弈中，千萬要隱藏住自己的底牌，因為一旦被對方猜中己方的策略，那是必輸無疑，這也包含了信息經濟學的原理。

而在一個博弈過程中，無論對方的策略選擇如何，給定其他人策略的條件下，每個局中人選擇自己的最優(yōu)策略，從而使自己效用最大化。所有局中人策略構成一個策略組合。納什均衡(或非合作博弈均衡)指的是這樣一種策略組合，這種組合由所有參與人最優(yōu)策略組成。在這一均衡中，每個博弈參與人都確信，在給定其他參與人策略決定的情況下，他選擇了最優(yōu)戰(zhàn)略以回應對手的戰(zhàn)略?！币簿褪钦f，所有人的策略都是最優(yōu)的。

這個世界上有一種人，他們非常崇尚人與人之間和各種關系中的真實和正直，容易將別人理想化。他們本能地喜歡幫助別人成長和進步。他們是很好的傳播者，被人們認為是促進積極變化的催化劑。他們就是――理想主義者。

“無論何時我寧愿犯一個前進中的錯誤，只要它充滿不斷自我改正的種子。而你就抱著看你的僵化的真理去吧！”

――維弗雷多?帕累托(Vilfredo Pareto)

帕累托最優(yōu)就是由這位提出這個概念的意大利經濟學家維弗雷多?帕雷托的名字命名的。

帕累托最優(yōu)(Pareto Optimality)是博弈論中的重要概念，并且在經濟學，工程學和社會科學中有著廣泛的應用。它是指資源分配的一種狀態(tài)，在不使任何人境況變壞的情況下，而不可能再使某些人的處境變好。帕累托改進是指一種變化，在沒有使任何人境況變壞的前提下，使得至少一個人變得更好。一方面，帕累托最優(yōu)是指沒有進行帕累托改進的余地的狀態(tài)；另一方面，帕累托改進是達到帕累托最優(yōu)的路徑和方法。帕累托最優(yōu)是公平與效率的“理想王國”。 假定由于市場變化而境況變好的人能夠補償境況變差的人，帕累托最優(yōu)或者產出的經濟效率水平將是總剩余最大化時的生產和消費水平，這時消費者的收益和生產者的成本之差最大，即凈收益最大。在福利經濟學中，生產資源的配置達到的最大效率或最適度(或稱最優(yōu))的經濟狀態(tài)。

帕累托最優(yōu)所描述的是這樣一種狀態(tài)，即社會無法進一步組織生產或消費，以增進某人的滿足程度，而同時卻不會減少其他人的福利。即沒有一個人的境遇能在不使別人的境遇變得更糟的情況下變得更好。

達到帕累托最優(yōu)時，會同時滿足以下3個條件：

交換最優(yōu)：即使再交易，個人也不能從中得到更大的利益。此時對任意兩個消費者，任意兩種商品的邊際替代率是相同的，且兩個消費者的效用同時得到最大化。

生產最優(yōu)：這個經濟體必須在自己的生產可能性邊界上。此時對任意兩個生產不同產品的生產者，需要投入的兩種生產要素的邊際技術替代率是相同的，且兩個消費者的產量同時得到最大化。

產品混合最優(yōu)：經濟體產出產品的組合必須反映消費者的偏好。此時任意兩種商品之間的邊際替代率必須與任何生產者在這兩種商品之間的邊際產品轉換率相同。

從市場的角度來看，一家生產企業(yè)，如果能夠做到不損害對手的利益的情況下又為自己爭取到利益，就算是帕累托最優(yōu)，換而言之，如果是雙方交易，這就意味著雙贏的局面。

這是多么美好的狀態(tài)啊！可是理想的美麗恐怕沒有辦法帶到現實中來：如果一個經濟體不是帕累托最優(yōu)，則存在一些人可以在使其他人的境況變壞的情況下使自己的境況變好的情形。普遍認為這樣低效的產出的情況是需要避免的，因此帕累托最優(yōu)是評價一個經濟體和政治方針的非常重要的標準。

2008年金融危機來襲，各國都蒙受了不小的損失。全球金融危機把各國陷入囚徒困境，如果追求全球利益最大化，傾力合作化解全球的同步降息以及近期可能的再次同步降息外，尚未看到全球合作狙擊危機的實質性的舉措。看來，涉及真金白銀的利益得失，各國都如被分開關押的囚徒各打各的算盤。綜合實力最強大的歐美拿處于危機中心說事，四處求援，而高外匯儲備的亞洲國家面對漸行漸近的危機沖擊，則更關注自保。

通過這次論文的寫作，筆者查找了很多資料，并且對老師上課講解內容有了更好的、更深刻的理解。在研究學習過程中，不僅填補了曾經的遺漏，而且對經濟學產生了興趣。如果以后真的有機會的話，筆者會考慮在這一領域繼續(xù)深造。

參考文獻：

[1]中國經濟學教育科研網論壇(bbs.省略.cn).

[2]MBTI性格理論.

[3]理想主義者=直覺+情感.

[4]《經濟學林論劍》連載之五.

[5]百度百科.

第6篇：白銀投資論文范文

［摘要］文章以風險最小化套期保值模型為理論基礎，從Wind咨詢提取了2016年7月1日至2017年6月30日的滬銅期貨數據和上海金屬網銅現貨數據借鑒前人研究成果，運用Eviews軟件估計了OLS、B-VAR、VECM和ECM-CCC-GARCH模型下的滬銅期貨最優(yōu)套期保值比率，并比較了不同模型下的套期保值績效。實證結果表明：相比簡單模型，在OLS、B-VAR、VECM和ECM-CCC-GARCH模型下滬銅期貨保值績效明顯提高。其中，在靜態(tài)模型中，VECM模型的保值效果最好，OLS模型和B-VAR模型保值效果相當；而動態(tài)模型（ECM-CCC-GARCH）套期保值比率取平均值測算的保值績效也明顯優(yōu)于簡單模型。最后根據實證分析結果為銅相關生產企業(yè)和貿易企業(yè)的套期保值策略提供了建議。

［關鍵詞］套期保值;套保模型;保值績效

［DOI］10．13939/j．cnki．zgsc．2017．29．059

［作者簡介］王東寧（1984—），男，甘肅西和人，助理經濟師，蘭州大學金融碩士，現供職于中國人民銀行皋蘭縣支行，研究方向：金融市場管理及金融衍生工具；王學晉（1982—），男，甘肅會寧人，中央財經大學管理學學士，現供職于浙江鼎譽投資管理有限公司，研究方向：期貨投資、期貨套期保值。

1 引言

我國是世界上第一大銅消費國，消費量占據全球總消費量的50%以上；我們也是世界第三大銅生產國，其中甘肅省是我國六大產銅基地之一，年產量維持在50萬噸以上根據上海期貨交易所和中國有色金屬工業(yè)協(xié)會2016年公開數據整理。，與此同時，甘肅省的知名銅生產企業(yè)如金川公司、白銀公司等具有多年的期貨市場套期保值經歷，是國內較早探索利用期貨市場管理價格風險的有色金屬企業(yè)。事實上，滬銅期貨自1993年3月上市以來，就頗受市場青睞，吸引了大量投機者和企業(yè)參與其中，運用期貨套期保值管理價格風險已經成為現代有色金屬企業(yè)必然的選擇。隨著期貨市場的發(fā)展，學術界對金融衍生品的研究日益增多，而套期保值理論自始至終都是學者們研究的核心問題。

傳統(tǒng)套期保值指的是在期貨市場和現貨市場進行數量相等、方向相反的買賣活動，即采用1∶1簡單模型做反向交易，用一個市場的盈利（虧損）彌補另一個市場的虧損（盈利），以此對沖企業(yè)面臨的價格風險。隨著期貨市場的發(fā)展，金融經濟學家對套期保值理論的研究逐步深入，Holbrook Working（1952）首次提出了“基差”的概念，認為套期保值的本質是一種基差投機行為；Johnson（1960）提出了收益方差最小化的“最優(yōu)套期保值比率”概念；Ederington（1979）將Markowitz的投資組合思想引入套期保值理論,將套期保值行為看作一個由現貨和期貨兩種資產構成的投資組合，最佳的套期保值比率就是使組合在風險最小時實現收益最大的期貨與現貨投資比例，并給出了最佳套期保值比例的計算公式，通過OLS法可計算出最優(yōu)套保比率；Myers和Thompson（1989）指出OLS模型沒有考慮變量殘差序列的自相關性，應該選擇雙變量向量自回歸(B-VAR)模型估計最優(yōu)套期保值比率，以彌補OLS模型的不足；Ghosh（1993）指出在運用OLS法計算最優(yōu)套期保值比率時忽略了期貨與現貨價格之間的協(xié)整關系，同時也沒有充分考慮歷史數據，不利于提高保值效果?；谶@個原因提出了利用向量誤差修正模型(VECM)計算最佳套期保值比率；1986年Bollerslev提出了廣義自回歸條件異方差模型，即所謂GARCH模型；Baillie和Myers(1991)在計算最佳動態(tài)套期保值比率時采用了兩參數的GARCH模型，將套期保值模型推廣到動態(tài)化；Kroner和Sultan(1993)提出運用雙變量ECM-CCC-GARCH模型估算最優(yōu)套期保值比率，該模型的優(yōu)點是假定殘差相關系數不隨時間變化，因此減少了模型所需要估計的參數。

本文以上海期貨交易所銅期貨為研究對象，借鑒前人研究成果，采用OLS、B-VAR、VECM和ECM-CCC-GARCH模型估算滬銅期貨最優(yōu)套期保值比率，并對各模型的保值績效進行了比較，為參與滬銅期貨交易的生產企業(yè)和貿易企業(yè)在套保模型的選擇上提供了參考依據。

2 理論模型

Markowitz于1952年發(fā)表了著名的論文《投資組合的選擇》，對現資理論產生了深遠的影響。Markowitz因為在投資理論方面做出的開創(chuàng)性貢獻，于1990年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20世紀60年代以后,Johnson、Stein、Ederington等人在Markowitz投資組合理論基礎上提出了收益方差最小化套期保值模型，以下簡要推導該模型。

第一步：構建一個由期貨收益和現貨收益構成的投資組合：

V=ΔS+hΔF(1）

其中：ΔS為現貨收益波動率、ΔF為期貨收益波動率、h為對沖比率（套期保值比率）。

第二步：根據投資學理論，以方差表示該模型風險

Var(V)=Var(ΔS+hΔF)(2）

第三步：以Markowitz投資組合理論為約束條件，即實現風險（方差）最小化，對式（2）求一階導數并令其為0，整理得：

h*=σΔSΔF/σ2ΔF

根據統(tǒng)計學知識可知，以上公式還可以進一步改寫為

h*=ρσΔS/σΔF根據統(tǒng)計學知識，ρXY=Cov(X,Y)/D(X)D(Y)。

現今依賴計量經濟學方法發(fā)展起來的套期保值模型基本都是以此為理論基礎的。

3 套期保值模型比較

3．1選取樣本數據

本文選取滬銅做實證分析，從Wind資訊提取了2016年7月1日至2017年6月30日滬銅期貨價格和相應現貨價格數據，共計243個樣本數據。其中銅現貨價取自上海金屬網，期貨選取了滬銅指數價格，并對所選數據進行了對數變換。

3．2檢驗樣本數據

3．2．1ADF檢驗

ADF檢驗是為了檢驗樣本序列的平穩(wěn)性。這里采用ADF(Augmented Dickey-Fuller Test)方法對銅現貨和期貨對數價格以及它們的一階差分序列分別進行單位根檢驗，檢驗結果見表1。

3．2．2協(xié)整檢驗

鑒于滬銅期貨與現貨價格一階差分序列是平穩(wěn)的，下面運用基于向量自回歸(VAR)模型的Johansen檢驗方法對滬銅期貨和相應的現貨價格序列進行協(xié)整檢驗。

由表2可知，以5%檢驗水平判斷，根據Trace統(tǒng)計檢驗有：38．1263>15．4947,1．67343<3．84146。

根據Max-Eigen統(tǒng)計檢驗有：36．4528>14．2646,1．67343<3．8415；所以lns、lnf序列存在協(xié)整關系。

3．3套期保值模型比較

3．3．1OLS模型

Ederington（1979）提出對現貨和期貨的一階差分用OLS法進行線性回歸，線性方程的斜率即為所要估計的最優(yōu)套期保值比率。線性回歸方程可以用以下公式來表示:

Δlnst=ɑ+h*Δlnft+μt

其中，Δlnst、Δlnft分別表示t時刻銅現貨和期貨的收益率，ɑ和μt分別為線性方程的截距項和隨機誤差項，h*為線性方程的斜率。通過Eviews軟件對樣本數據回歸得以下方程：

Δlnst=0．000354+0．607192×Δlnft

t(0．5996)(14．044)R2=0．451

p（0．5493）(0．000）

由以上分析可知，OLS模型下的最優(yōu)套期保值比率為0．607192，即對1噸銅現貨進行保值，大約需要反向交易0．6噸銅期貨。

3．3．2B-VAR模型

Myers和Thompson（1989）指出OLS模型沒有考慮變量殘差序列的自相關性，應該選擇雙變量向量自回歸(B-VAR)模型估計最優(yōu)套期保值比率，以改進OLS模型的不足，B-VAR模型可由以下公式表示：

Δlnst=cs+?li=1αsiΔlnst-i+?lj=1βsjΔlnft-j+μst

Δlnft=cf+?li=1αfiΔlnst-i+?lj=1βfjΔlnft-j+μft

用cs、cf為方程的截距，用αsi、αfi、βsj和βfj表示方程的回歸系數，用μst和μft來表示獨立同分布的隨機誤差項,用ι來表示消除殘差自相關的最佳滯后值。令var(μst)=σss、var(μft)=σff、cov(μst,μft)=σsf,風險最小套期保值比率表達式為：h*=σsf/σff。

VAR模型較OLS模型最大的改進是考慮了歷史信息，而VAR模型解決這個問題只需要選取最優(yōu)滯后階數（p,q）,根據AIC、SC、HQ等原則確定的最優(yōu)階數為p=q=4,回歸殘差的協(xié)方差矩陣，將相關數值其代入風險最小套期保值比率公式得最佳套保比率為0．6875。

3．3．3VECM模型

B-VAR模型雖然改進了OLS模型的不足，但忽略了現貨和期貨價格之間的協(xié)整關系，而根據經驗，現貨和期貨長期來說存在著長期穩(wěn)定的均衡關系，盡管在短期內可能會發(fā)生偏離，但在長期內這種均衡關系很穩(wěn)定。Ghosh考慮到這個現象，根據格蘭杰和恩格爾的協(xié)整理論，發(fā)展了B-VAR模型，提出了向量誤差修正模型（VECM），其表達式如下：

Δlnst=cs+?li=1αsiΔlnst-i+?lj=1βsjΔlnft-j+γsζt-1+μst

Δlnft=cf+?li=1αfiΔlnst-i+?lj=1βfjΔlnft-j+γfζt-1+μft

其中，ζt-1=lnst-1-λlnft-1為誤差修正項，γs、γf不同時為0，最優(yōu)套期保值比率可用公式表示為：h*=σsf/σff。向量誤差修正模型（VECM）考慮了殘差序列的自相關性，同時考慮了期貨價格和現貨價格的協(xié)整關系，經回歸殘差的協(xié)方差矩陣,代入相關數值得最佳套保比率為0．7611。

3．3．4ECM-CCC-GARCH模型

上文介紹的套期保值模型均假定序列條件方差為常數，所有模型均為靜態(tài)模型，但實踐表明這個假設過于嚴格，現在我們放棄序列方差為常數的假設，考慮建立Bollerslev（1986）提出的廣義自回歸條件異方差模型（GARCH模型）來估計最優(yōu)套期保值比率，套期保值比率將隨時間變化，模型擴展到動態(tài)化。

第一步，進行ARCH效應檢驗。如果金融資產收益序列的條件方差不是常數，隨時間而改變，一般就認為存在ARCH效應，應考慮建立ARCH模型。用Eviews軟件對滬銅期貨與相應現貨回歸殘差進行ARCH-LM檢驗，檢驗結果見表3。

由于F統(tǒng)計量，LM統(tǒng)計量對應的概率小于0．05，可知模型誤差序列存在自回歸條件異方差，可建立GARCH模型對滬銅期貨套期保值比率進行估計。

第二步，建立ECM-CCC-GARCH模型。上述套期保值模型都假定期貨和現貨的方差為常數，不隨時間變化而變化，但金融時間序列有一個顯著的特征就是，它們通常會表現出群集波動——即在一段時間內，它的價格大幅搖擺，而在另一段時間又相對穩(wěn)定,結果是隨著時間變化殘差方差就表現出自相關性?？紤]到這種自相關性，我們用GARCH模型來估計期貨、現貨方差，同時考慮期貨和現貨之間的協(xié)整關系，為了減少參數估計，簡化運算，本文建立常數相關系數二元GARCH模型估算滬銅動態(tài)套期保值比率，即殘差相關系數不隨時間變化，僅考慮殘差隨時間變化而變化，建立如下模型。

Δlnst

Δlnft=μs

μf+δszt-1

δfzt-1+ξs,t－1

ξf,t－1

ξ=ξs,t

ξf,t∣Ωt-1～BN(0,Ht)

其中zt-1=lnst-1-λlnft-1為誤差修正項，Ht為正定條件方差矩陣。

Ht=hss,thsf,t

hfs,thff,t=hss,t0

0hff,t1ρsf

ρsf1hss,t0

0hff,t

其中hss,t、hsf,t以及hff,t由以下式子給出：

hss,t=c1+a1ξ2s,t-1+b1hss,t

hff,t=c2+a2ξ2f,t-1+b2hff,t

hsf,t=ρsfhss,t－1hff,t－1

此時，最優(yōu)套保比率為h*=hsf,t/hff,t

第三步，套期保值比率計算。本文采用Engle（2002）提出的兩階段估計法，首先，逐一估計GARCH模型的條件方差，接著利用第一階段估計的標準化殘差估計相關矩陣，由于殘差方差與時間相關，估算的相關矩陣為動態(tài)，因此，計算的最佳套期保值比率隨時間變化，平均值為0．5875，以下給出滬銅期貨套期保值比率動態(tài)變化圖。

3．4套期保值績效評價

3．4．1績效評價模型

Ederington從組合資產風險最小化的角度給出了套期保值績效評價方法。即將參與套期保值資產的收益方差與未參與套期保值資產的收益方差進行比較，測算收益方差的減小程度。具體公式如下：

he=［var(ut)-var(ht)］/var(ut)

其中，ut、ht表示未參與套保和參與套保的收益，ut=Δlnst，ht=Δlnst-h*Δlnft(h*為最小風險套期保值比率，靜態(tài)時為常數，僅在ECM-CCC-GARCH模型中不為常數）。

3．4．2不同模型績效比較

將不同套期保值模型下的最優(yōu)套期保值比率代入保值績效評價公式，分別計算出各自的組合收益方差和保值績效，比較不同套期保值模型下的保值效果。

由表4可以看出，滬銅期貨具有較強的套期保值功能，所有套期保值模型都降低了組合收益的方差。其中，VECM模型的保值績效最好，ECM-CCC-GARCH模型保值績效（套保比率取平均值）次之，OLS模型和B-VAR模保值績效相當?？傊?，OLS、B-VAR、VECM和ECM-CCC-GARCH模型保值績效明顯優(yōu)于簡單模型。

4 結論

本文分別用OLS、B-VAR、VECM和ECM-CCC-GARCH模型估計了滬銅期貨最優(yōu)套期保值比率，并對保值績效進行了比較，得出以下一些結論。

第一，基于收益方差最小化基礎的套期保值模型均能有效對沖銅現貨價格風險，滬銅期貨具有較強的套期保值功能。

第二，在靜態(tài)套保模型中，VECM模型保值效果明顯優(yōu)于其他模型，銅現貨生產企業(yè)和貿易企業(yè)可優(yōu)先考慮借助VECM模型估算套期保值比率，以此設計企業(yè)的套期保值策略。

第三，現代套期保值理論發(fā)展方向是模型動態(tài)化，本文實證結果表明ECM-CCC-GARCH模型保值效果良好，但鑒于實際操作中頻繁調整保值頭寸會產生較高的交易成本，企業(yè)應該認真權衡調整保值頭寸帶來的收益與交易成本，做出合理決策。

第四，從金融投資的角度來看，企業(yè)、專業(yè)機構更多的是通過構建期貨與現貨的投資組合，利用期貨市場的對沖功能實現對價格的風險管理，而非利用期貨的交割功能，銅現貨生產企業(yè)和貿易企業(yè)的套期保值理念應該由交割理念轉向風險管理理念，加大力度探索現代套期保值模型的應用。

參考文獻：

［1］Johnson L L．The Theory of Hedging and Speculation in Commodity Futures［J］.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1960（27）:139-151．

［2］Ederington L H．The Hedging Performance of the New Futures Markets［J］.Journal of Finance,1979(34):157-170．

［3］Myers R J,Thompson S R．Generalized Optimal Hedge Ratio Estimation ［J］.American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Economics,1989,71(4):858-868．

［4］Chosh A．Hedging with stock Index Futures:Estimation and Forecasting With Error Correction Model［J］.The Journal of Futures Markets,1993(13):743-752．

［5］Bollerslev T P．Generalized Autoregressive Conditional Heteroskedasticity with Applications in Finance［J］.General Information,1986,31(3):307-327．

第7篇：白銀投資論文范文

關鍵詞:醫(yī)藥行業(yè);上市公司;并購績效;事件研究法

一、引言

醫(yī)藥行業(yè)不僅承擔著經濟職能,更承擔了關系人民健康和社會穩(wěn)定的社會職能,這一特點決定了醫(yī)藥行業(yè)不論是在經濟地位、社會地位、市場環(huán)境和政策環(huán)境等方面都有別于我國其他行業(yè)。醫(yī)藥行業(yè)是國民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是事關人民群眾切身利益的大事,更是構建和諧社會的重要內容。隨著國家政策的大力支持和政府資金的逐步投入,尤其是“新醫(yī)改”政策的逐步落實,醫(yī)藥行業(yè)將迎來史無前例的發(fā)展機遇。但長期以來我國醫(yī)藥行業(yè)創(chuàng)新能力弱,重復建設,環(huán)保問題,產業(yè)結構失衡等問題還未根治,而入世后競爭的加劇和金融危機給我國醫(yī)藥行業(yè)帶來了巨大沖擊。在機遇和挑戰(zhàn)面前我國醫(yī)藥行業(yè)迫切需要借助資本市場的強大力量,通過并購來整合具有優(yōu)秀產品或資源互補的企業(yè),通過資本運作來整合研發(fā)、生產、流通等價值鏈環(huán)節(jié),加大品牌投入、渠道投入和研發(fā)投入,促進份額分割、市場擴容、以及產業(yè)集中度的提高。并購重組作為聯(lián)系醫(yī)藥產業(yè)與資本市場的橋梁必將發(fā)揮著無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由于我國醫(yī)藥類上市公司數量多,規(guī)模小,且普遍具有流通市值小,主要股東持股分散,現金流充沛,財務狀況佳等特點,醫(yī)藥上市公司的并購活動歷來十分活躍,且并購類型多樣,方式豐富,為并購績效的研究提供了肥沃的土壤。因此對我國醫(yī)藥上市公司的并購績效研究對提高我國醫(yī)藥行業(yè)的核心競爭力和抵御風險的能力,完善我國并購重組理論,促進證券市場健康穩(wěn)定發(fā)展有著十分重要的戰(zhàn)略和現實指導意義。

二、國內外研究現狀

Patricia M. Danzon (2007)使用SDC數據考察了1988年到2001年間的383起醫(yī)藥行業(yè)并購事件,指出大型企業(yè)并購后企業(yè)價值通常得到明顯改善,但是運營利潤增速卻較未進行并購的同規(guī)模企業(yè)有所放緩。Carmine Ornaghi(2008)采用傾向性評分法研究了1988-2004年間醫(yī)藥上市公司的績效,發(fā)現并購活動給企業(yè)的研發(fā)投入、產出及生產帶來統(tǒng)計上顯著的負影響,并在事件期內持續(xù)不斷地損害并購公司股東的財富。雷奕敏(2005)運用EVA法對58個樣本公司連續(xù)5年并購績效的實證研究發(fā)現并購績效呈逐年下降趨勢,短期績效雖然較好,但長期績效并不顯著。胡怡(2006)運用超常收益法和財務分析法對2002年間醫(yī)藥并購樣本進行分析,認為收購公司在特定區(qū)間里可獲得一定的累積超常收益,而目標公司在這個區(qū)間里沒能獲得累積超常收益。

三、醫(yī)藥上市公司并購績效實證研究

(一)樣本選擇

截至2008年底,我國醫(yī)藥行業(yè)共有126家上市公司,在03-08年這五年間共發(fā)生并購事件約500起。并購數據來源于巨潮資訊網,銳思數據庫,大智慧行情軟件等,在對各個并購事件細致分析的基礎上,依據如下標準,篩選出其中的342起并購事件組成樣本作為研究對象:

1.并購事件在窗口期內的數據連續(xù)完整,規(guī)定短期窗口期為[-15,15]共31天,長期窗口期為[0,12]共13個月。

2.在并購事件公告日前后15個交易日內沒有其他可能影響股價變動的重大事件(如分紅、配股、送股、公布年報)發(fā)生。

3.在檢驗區(qū)間內同一公司發(fā)生兩次或以上的并購事件,將并購金額最大的一起事件納入樣本,并規(guī)定并購金額必須大于500萬元。

(二)基于事件研究法的實證分析

本文擬采用累計超額收益法CAR和買入并持有超額收益法BHAR分別對醫(yī)藥行業(yè)上市公司的短期(31天)和長期(13個月)績效進行實證分析。

1.選取樣本并購事件,確定各個并購事件的事件日,事件期和估計期。選取2003-2008年間了符合標準的342家上市公司的并購事件作為樣本研究對象。然后選取并購公告當日及前后15天作為事件期進行短期績效考察,再對并購事件當月起和之后12個月的超額收益率進行長期績效分析。

2.對樣本并購事件進行劃分。依照公司類型(其中化學制藥業(yè)發(fā)生并購122起,生物制藥業(yè)56起,中藥行業(yè)84起,醫(yī)藥流通業(yè)56起),并購類型(橫向并購124起,縱向并購52起,混合并購142起),以及支付手段(股權支付18起,置換重組64起,現金支付260起)對樣本事件進行劃分,分別研究對比不同類型的并購對并購績效的影響。

3.估計正常收益率。以上證綜指和深證綜指收益率作為考察對象,計算并購事件期內市場指數的短期和長期收益率。

4.估計異常收益。計算并購公司在并購期內的股價收益率,通過與市場指數和行業(yè)指數在同期內的正常收益率進行綜合比較分析,得出異常收益率。具體計算公式分別為:

CARt=∑Tt=0Rit

其中Rit表示t日樣本公司的股票收益率,E(Rit)表示t日樣本公司的股票期望收益率,ARit表示t日樣本公司的股票超額收益率,T表示窗口期。

BHARit=∏Ti=n(1+Rit)-∏Ti=n[1+E(Rit)]

其中,Rit表示t月樣本公司的股票收益率,E(Rit)表示t月樣本公司的股票期望收益率,T表示考察的事件窗口期。

5. 顯著性檢驗。分別構造統(tǒng)計量tCAR=CARtS(CARt)/n,tBHAR=BHARtS(BHARt)/n,對異常收益率進行顯著性檢驗。

(三)實證結果

1.按公司類型分類的績效實證分析

下圖是不同公司類型分類的并購樣本對大盤指數的短期CAR和長期BHAR走勢變化圖:

圖1不同公司類型CAR走勢圖

圖2 不同公司類型BHAR走勢圖

從圖中可知在公告日前3日至公告后首日不同公司類型樣本的CAR值都有明顯上揚。醫(yī)藥流通業(yè)的CAR值在短暫上升后,又回落到0軸以下。其中醫(yī)藥行業(yè)中的中藥子行業(yè)的短期并購績效最佳,在短期內取得了最大的CAR值。樣本的中藥和化學制藥行業(yè)的CAR值也都通過了同一t檢驗。從長期BHAR走勢來看,醫(yī)藥流通業(yè)和生物制藥業(yè)除了各有一個月取得了正的超額收益率外,其余12個月的BHAR值大部分在0軸以下,甚至取得顯著的負超額收益率。綜合來看,中藥行業(yè)及化學制藥行業(yè)的超額收益率較高,且大部分月份通過了顯著性檢驗,而生物制藥業(yè)和醫(yī)藥流通業(yè)的超額收益率較低,甚至顯著為負。

2.按并購類型分類的績效實證分析

下圖分別是按并購類型分類的樣本相對大盤指數的短期CAR和長期BHAR走勢變化圖:

圖3 不同并購類型CAR走勢圖

圖4 不同并購類型BHAR走勢圖

橫向并購的CAR值雖在公告日后基本取得了顯著的正CAR值,但是在三種并購類型中回報最差。從長期看,其BHAR的值從并購公告后第2個月開始就跌破0軸,在其后的11個月內一直擴大負值,并且都取得了顯著的負收益率,表現最差。

縱向并購在短期內取得了最高的CAR值和顯著的正累計超額收益率;而長期來看,縱向并購的BHAR表現一般,介于混合并購和橫向并購之間?？v向并購的BHAR值脈沖式地取得了大半時期的顯著正收益率。

混合并購的CAR值在并購公告日前幾個交易日都迅速由負轉正,且經過短時間的下滑后,又震蕩上升,取得了最高的回報。CAR值始終保持在0軸上方,并都通過了顯著性檢驗。從長期來看,混合并購的BHAR都遠高于縱向和橫向并購,并且取得了顯著的正回報,績效表現大大優(yōu)于其余兩種并購類型。究其原因,是因為近幾年來眾多醫(yī)藥行業(yè)上市公司紛紛將資金投向房地產和金融行業(yè),隨著通貨膨脹和證券市場的長期走牛,這些公司的投資回報非常客觀。市場也十分認可這些混合并購。

3.按支付手段分類的績效實證分析

下圖是分別按支付手段分類的并購樣本相對大盤指數的短期CAR和長期BHAR走勢變化圖:

圖5 不同支付手段的CAR走勢圖

圖6 不同支付手段的BHAR走勢圖

公司采取股權支付的方式,不必負擔債務,不會影響公司的日常運作,財務風險極低。市場也給出了合理的回應,從公告日起樣本的CAR值大幅上揚,大部分取得了顯著的正超額累計收益率。但是從長期來看,買入并持有超額收益率BHAR值都是先揚后抑的趨勢,盡管如此,所取得的正超額收益率還是通過了顯著性檢驗。這一趨勢變化的原因可能在于大股東掏空上市公司資產的行為普遍,許多上市公司利用增發(fā)股份高溢價購買一些對本公司發(fā)展無實質幫助的資產甚至是問題資產,在市場炒作后回歸理性,因此這一方式只能在短期內產生顯著正回報,長期并不能給股東帶來穩(wěn)定的正回報。

現金流是公司運營的血液,上市公司以現金支付手段收購資產,需要拿出真金白銀,這對公司的日常運營和治理提出了極大的挑戰(zhàn)。因此在短期來看,相對大盤指數的CAR值只有少部分取得的累計超額收益率為正且通過顯著性檢驗,在三種支付手段中的短期績效表現是最差的。從長遠看來,樣本的BHAR值在公告日后還是獲得了顯著的正超額回報的,但是表現依舊是最落后的。畢竟公司肯花血本收購的資產,一定是對公司的發(fā)展有較大推動的。從長期來看,對公司的發(fā)展還是產生了比較積極的影響的。

置換重組方式是市場最追捧的一種支付手段。從短期來看,CAR值在公告日前幾個交易日開始迅速上揚,并且在之后的交易日中穩(wěn)步上升,取得了顯著的正回報。從長期來看,BHAR值始終運行在0軸上方,都取得了正回報并通過了顯著性檢驗。BHAR在經歷2個月左右的下滑期之后,開始正當回升,并不斷創(chuàng)出新高。不論在短期還是長期,置換重組這一手段在三種支付手段中績效表現最為突出。這一支付手段為公司注入新鮮活力,極大的改善了上市公司質量,也給予投資者滿意的投資回報。

四、提高我國醫(yī)藥行業(yè)上市公司并購績效的措施

1.鼓勵技術引進,加強渠道整合,合理開發(fā)資源

我國生物制藥業(yè)的并購還處于原始階段,僅僅停留在資產的積累層面上,為技術的積累還剛剛開始。政府應該加大對醫(yī)藥科技創(chuàng)新方面的投入,推進建立以企業(yè)為主體、科研院所為支撐、市場為導向、產品為核心、產學研相結合的醫(yī)藥科技創(chuàng)新體系,加速科技成果的轉化。相關上市公司應該充分利用并購手段,抓住金融危機的有利時機,到海外積極尋求新技術、新產品的整合機會,迅速提升自身的科研實,實現新藥研制從仿制為主向創(chuàng)新為主、仿創(chuàng)結合發(fā)展,打造屬于自己的核心競爭力,更為充分的迎接國內外的競爭。我國醫(yī)藥流通行業(yè)上市公司在擴張時只看重營銷渠道的整合,忽略了無形資產的整合,尤其是并購后的品牌建設和商譽的樹立方面顯得更為迫切。相關上市公司應該嘗試以商業(yè)品牌為核心的醫(yī)藥連鎖經營,鼓勵營銷團隊取長補短,為連鎖藥店設立的統(tǒng)購配送中心將徹底整合網絡資源,客戶資源和渠道資源,有利于產生規(guī)模效應和組合效益,降低費用,樹立良好的品牌信譽,提高品牌忠誠度,促進藥品銷售。

2.努力實現橫向并購規(guī)模效應,謹慎選擇多元化并購

企業(yè)在施行橫向并購時應有步驟有計劃的實現規(guī)模化的目標,通過實質性的產業(yè)化,集約化來實現規(guī)模效應。我國醫(yī)藥行業(yè)本身數量多,規(guī)模小,集中度不高的特點為并購提供了良好的環(huán)境,經濟危機對中小企業(yè)的沖擊以及入世后國外企業(yè)的競爭壓力又為國內醫(yī)藥行業(yè)的整合提供了巨大的動力,醫(yī)療改革的實施為有實力的企業(yè)搶占市場份額,兼并收購同行業(yè)企業(yè)提供了歷史性的機遇。醫(yī)藥行業(yè)應該充分發(fā)揮橫向并購的作用,提高資產質量,降低生產成本,優(yōu)化產品結構,增強整體盈利能力,實現規(guī)模經濟,擴大市場優(yōu)勢。企業(yè)實施多元化并購前應該仔細、客觀分析市場、本行業(yè)的特點及自身條件,再考慮擴大。在實施多元化并購前要審慎決策,不能盲目進行多元化擴張,一味進軍所謂的新興行業(yè)。從單一產品經營到實施多元化是一個量變到質變的過程,需要循序漸進,不可能一蹴而就,要先規(guī)?；?再考慮多元化,循序漸進地發(fā)展,并購后企業(yè)要充分利用資源,加強企業(yè)管理,重視整合,才能保持企業(yè)的生命力和競爭力。

3.加大金融創(chuàng)新力度,鼓勵多種支付手段綜合運用

在我國醫(yī)藥行業(yè)并購的支付手段比較

單一,現金收購仍然是最主要的收購方式,這說明我國證券市場還不成熟。國內的并購活動絕大部分是依賴于借貸資金和自由資金,市場的融資功能沒有得到充分發(fā)揮。以前為數百萬千萬的并購活動用現金支付來完成沒有什么問題,但隨著我國經濟的穩(wěn)步發(fā)展,企業(yè)的規(guī)模不斷擴大,并購金額動輒數億乃至數十億,現金支付已遠不能滿足并購的要求。為促進相關行業(yè)公司的并購活動,充分調動被并購方的積極性,加快行業(yè)資源的整合,政府應該大力發(fā)展資本市場,通過制定相關法律法規(guī)來逐步強化資本市場的融資功能,拓寬融資渠道,簡化審批程序,加強事前調查和事后監(jiān)管,降低并購交易成本,鼓勵符合條件的企業(yè)做大做強,提高綜合競爭力,優(yōu)化行業(yè)資源配置,促進行業(yè)發(fā)展。同時還可以借鑒國外的成功經驗,引入可轉換優(yōu)先股,可轉換債券,認股權證,期權等創(chuàng)新型支付手段和方案,為并購方提供更為科學和靈活多樣的支付選擇,提高并購的成功率。

參考文獻:

[1]Patricia M. Danzon,Andrew Epstein, Sean Nicholson. “Mergers and acquisitions in the pharmaceutical and biotech industries”. Managerial and Decision Economics, 2007(8):307~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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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篇：白銀投資論文范文

北京長風2009春季拍賣李W《富貴多壽圖》紙本立軸189X101.5cm,560萬元成交

李W《富貴多壽圖》局部

名家精品必獲高價

在揚州八怪中,李W是一位非常突出的畫家,他的繪畫造型能力強,表現題材廣,繪畫手段多,筆墨變化豐富。以這幅《富貴多壽》立軸而言,奇松參天,松枝龍麟上有明珠藤蔓纏繞,松柏下為巖石,上有四色牡丹爭艷,粉態(tài)含露,嬌姿解語。巖石背陰處有蘭草幾叢,幽貞王種,翠佩送香?；ㄏ掠徐`芝獻瑞,呈現出意趣橫生的和諧景象。

談到這幅畫為何能夠拍出高價,張蔚星認為,這幅畫是集名家、名作、名著錄于一身的佳作,拍出高價不足為奇,并且仍有升值空間。首先,從中國繪畫史的角度來看,李W是清代畫史上公認的花鳥畫大家,對后世的影響非常大,趙之謙、吳昌碩,以及近現代的潘天壽,劉海粟等都深受其影響,作品自然價值不菲。

其次,這幅畫在李W的作品中,堪稱精品。作為一名以賣畫為生的職業(yè)畫家,李W的存世作品數量很多。據上世紀80年代出版的《揚州八怪繪畫傳世目錄》中統(tǒng)計,李W的存世畫作有5000張左右,這還不包括國家、私人收藏的畫作和流失海外的畫作。隨著近些年收藏市場的發(fā)展,李W畫作不斷浮出水面,張蔚星保守認為,目前存世的李W畫作應當在一萬張左右,但這些畫作中僅有三分之一堪稱精品。

張蔚星說,不同于工筆畫創(chuàng)作能夠有效地確保繪畫水平的穩(wěn)定,大寫意畫創(chuàng)作常有意外產生,因為水墨在宣紙上的變化是畫家完全難以掌控的,因此傳世的大寫意畫家的作品大多水平參差不齊,十張中能有兩張是精品就不錯了,李W的傳世作品就屬于這樣的情況。這幅《福貴多壽》之所以在李W的畫作中堪稱精品,在于以下幾點。

一是它尺幅巨大,不同于李W其它大尺幅畫作簡單的構圖,此畫構圖嚴謹、飽滿,用色艷麗繽紛。二是此幅《富貴多壽圖》是李W糅合各家畫法參入己意畫成的。畫中牡丹的雙鉤填色是王忘庵法;長松行筆粗獷壯闊,松針彌堅乃高南園法;紫藤則以惲南田沒骨法將色點染沖積而成;蘭草以陳白陽法撇出,巖石勾勒則以陸包山法。種種技法的運用不但體現了李W繪畫能力的高超,還展現了他作為一代大家兼容并包、推陳出新的創(chuàng)造精神。

南京博物院藏李W《牡丹圖》

品相對賣價影響很大

張蔚星說,這幅畫不但畫得好,而且品相非常好。目前存世的揚州八怪畫作絕大多數品相不佳,這是因為當時購畫者的目的是為了裝飾居室,大都將它常期懸掛展示,而不是秘藏保存。因此在長久的煙熏火燎中,畫的表面形成了一種醬油色,造成品相的低劣。而這張《富貴多壽》則沒有人們在拍場常見的李W畫作所具有的醬油色,紙張保存得非常完好,這也是它能夠拍出高價的重要原因。據了解,目前市場上同樣尺寸,但畫得較差、品相不行的畫,成交價不過三四十萬元,稍好些的也就六七十萬元,不會超過百萬元。

名著錄是畫作身份高貴的保證

最后,這幅畫曾被名家收藏并多次著錄,可謂流傳有緒。

張蔚星說,從畫作上的題簽和鑒藏印看,此畫曾被擔任過上海國畫院院長的程十發(fā)先生和原上海民航局局長汪振華先生所收藏,并且程十發(fā)先生給予此畫很高的評價:"李W復堂富貴多壽圖。木頭老子七十后大作所見皆無此幅之精到,人云畫法青藤而此圖開合有宋人遺法。戊戌

(1958年)獲自海上,庚子(1960年)七夕展圖后又題,十發(fā)。"(題簽條)。曾被名家收藏的經歷確認了此畫的真跡身份和貴為精品的地位。

除此之外,更為重要的是在上世紀60年代,上海的朵云軒曾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財力,用木刻水印的方式對此畫進行原大的復制,并向海外公開出版發(fā)行。這樣的一個舉動不但在中國版畫史上具有重要的意義,而且通過這一次的宣傳提升了此畫在海內外的影響力。同時選取此畫進行復制,也說明這幅《富貴多壽》在李W 存世作品中,占有極其重要的地位,堪稱精品中的精品。

古代書畫蘊含撿漏機會

通過對李W這幅《富貴多壽》方方面面的分析,不但能獲知該畫為何能拍出高價,還能夠從中了解一些中國古代書畫在拍賣市場中潛藏的奧秘。

張蔚星認為,雖然目前人們能夠通過雅昌網提供的數據,獲知拍賣市場上眾多名家畫作每平尺均價等信息,但實際上,這些數據僅在藏家對范曾、白雪石等現代名家的畫作收藏時,有參考意義。在面對王原祁、李W等中國古代名家的時候,準確性會大打折扣。因為古代書畫作品的價格受到了諸如流傳經歷、著錄情況、品相等多方面因素的影響,簡單地計算方式,并不能得出畫家某件畫作某一時段的真正價格。李W《富貴多壽圖》畫價的暴漲,就是古代書畫價格不能盲目估算的例證。

這幅畫在五年的時間內,畫價由94.6萬元上漲到560萬元,超出畫價排名第二位《秋園雙禽圖》209萬元成交價一倍多。一方面說明這幅精品的價值不可與李W其它作品相提并論,具有特殊性。另一方面也說明它的價值經歷了一個被人們不斷認知,不斷發(fā)掘的過程。同時體現出古代書畫是一個蘊含撿漏機會和運作可能性的投資板塊,只要有眼力、財力和投資技巧就能夠在這里發(fā)掘出真金白銀。

張蔚星說,除此之外,《富貴多壽》由上海初登拍場,在北京創(chuàng)出最終高價的歷程。也可以看出,經過十幾年的發(fā)展,北京已經成為中國拍賣市場的終極市場,一件作品要想體現他的最終價格只能在北京上拍。可以斷定,如果這張《富貴多壽》被長風拍賣拿到香港上拍,是難以在原有470萬元的基礎上,再創(chuàng)新高的。

李W和鄭板橋是親家

南京博物院藏李W《蕉石萱花圖》

李W的繪畫雅中帶俗,在《富貴多壽》中,他以參天的奇松,纏繞的藤蔓,粉艷牡丹,以及獻瑞靈芝,營造出了一派富貴祥和的和諧景象。張蔚星介紹,李W的畫作多以描繪富貴吉祥圖案為主,這一方面說明作為職業(yè)畫家,他在一定程度上不得不滿足購畫者的需要,另一方面,李W也通過對這些寓意吉祥之物的描繪,展現了自己積極入世,渴望有所成就的抱負,而他的一生也實踐了自己對理想的追求。

李W自小才華橫溢,起初他向同鄉(xiāng)魏凌蒼學畫山水,但不久便超越老師的水平。其后,他轉向兄嫂王瑗學習花鳥畫?？滴跷迨?公元1711年),時年二十五歲的李W通過科舉考試成為舉人,為了尋求更大的發(fā)展,他毛遂自薦在1714年將自己的畫作和詩作,呈送康熙皇帝?？滴鹾芨吲d,并安排李W跟隨當時的大臣蔣廷錫學畫,成為一名宮廷畫家。

可惜好景不長,由于他在康熙晚年立廢儲君的宮廷斗爭中,站錯了隊伍,沒有支持后來成為皇帝的胤,政治生涯乃至生命受到了威脅。為了躲避禍端,他果斷地在1718年離開京城,回到民間,以賣畫為生。并在此期間,拜高其佩為師學習作畫。

1735年,在乾隆即位的當年,隨著當年禍端的消散,李W再度復出,在山東的滕縣出任縣官。但在任期間,他沒有處理好與上級官員的關系。在1740年便被辭退了,但他沒有立刻回到家鄉(xiāng),而是留在了山東當地賣畫。后來在1758年,年事已高的他曾給侄子寫了一封信,明確表示要再度進京做官,做復出之計,可惜在之后不久的1760年他便去世了。

實際上,李W的一生在為官上可謂是"兩進兩退",而且他不僅是個畫家,也是具有趨利避害能力的政治家。同時,李W 交游很廣,他和鄭板橋的友誼在畫史上廣為流傳,他們二人不但在藝術上互相學習,相互推崇。不但是同鄉(xiāng),而且還是兒女親家,李W的兒子娶的鄭板橋的女兒。甚至二人曾經同住一處,相互間的親密程度遠超普通朋友。

南京博物院藏李W《喜上眉梢圖》

南京博物院藏李W《松石牡丹圖》

偽作印章常露馬腳

如今但凡有點名氣的古代畫家,就會有他的偽作出現在拍賣市場上,李W自然也不例外。對此,張蔚星認為,李W畫作的鑒定在揚州八怪中是比較容易的,因為他不像金農等人那樣有那么多的現象,贗品的特點較明顯。

張蔚星說,目前市場上李W的偽作可以分為三種,一是同時期仿造的偽作。這部分的仿品數量很多,但往往在細節(jié)和題款上露出馬腳。李W 早年曾經學習過工筆畫,雖然最后他以大寫意畫出名,但在他的畫作中依然可以看到工筆的痕跡,特別是對細節(jié)的把握很準確,如梅花的花瓣,鳥的眼睛等畫得都非常精到。李W 的繪畫歷程有從細到粗的過程,而仿者由于沒有這樣的過程,只能粗而不能細,因此往往在細節(jié)的部分給后世的鑒定者留下破綻。吳湖帆先生在談到鑒定書畫的經驗時,特別強調對書畫細節(jié)把握的重要,細節(jié)決定著成敗。

另一方面,受到書畫制版印刷技術的限制,這些仿作者見到原作的機會不多,沒法一比一的仿刻印章。所以仿作的印章與真品在尺寸上大多不符,在印文上不是粗,就是細,不是大了,就是小了,沒有一個是完全一致的。如果用文物出版社出版的《中國古代書畫家印鑒款識》中的李W印章相比對,就會準確地判斷某一幅畫作中印章的真?zhèn)?。這也就是書畫鑒定中的"對印章"。

張蔚星說,李W偽作的另一個類別就是在同時或略晚期出現的揚州皮匠刀,也就是揚州的大路貨。與上述偽作不同,這些贗品與真品差距非常大,完全不用思考和細致觀察就可辨別。另外,解放以后依然有一小部分的揚州人在仿制李W的畫作,這些贗品雖然解決了印章的問題,但所用的紙張和工具都達不到乾隆時期的水準,并且繪畫水平的問題更加嚴重了,大都比較粗糙。

總之,以上三種偽作在目前的拍賣會上都有出現,以第一種為多,而且能夠拍出高價的都是這一種。因為很多人在看圖章的能力上有欠缺,而且這些偽作也有二百多年的歷史,不仔細觀察很容易上當。

張蔚星說,除上述的鑒定要點外,看李W的畫作還要關注以下幾點。在落款上,李W早年用魚字旁加一個單的字,60歲以后,除了用字,他還多用了一個角字旁加一個單的觶字。在書法上,李W早年曾向蔣廷錫學畫,蔣在書法上學的是王羲之。其后他向高其佩學畫,而高其佩的書法學的是米芾。到了第三個時期,李W的書法形成了一種比較厚重,元氣淋漓,以顏真卿為主的風貌。因此,如果早年畫作上的書法有晚年書法的風格自然必假無疑,但晚年的提款中偶爾流露些早年的風格也有可能是對的。

仿造李W畫的人在書法上下的功夫大都不深,徒有其表。或者是一味粗拙沒有細節(jié)變化,肥厚如墨豬,或者是纖細滑弱氣若游絲?？纯钍菚嬭b定中最重要的一個環(huán)節(jié),很多書畫鑒定大家所謂看半尺,有的甚至是還沒有看畫,只看到幾個款字就可以判斷出畫的真假。張蔚星舉例說:"十年前,我的一個朋友給我看一張也是揚州八怪之一黃慎的畫,我認為是民國年間的仿品。朋友不死心,讓我陪他找當時客居南京的一位老先生看看。老先生打開畫只有一尺多,看了一個款字笑說:'假的。要練出這樣一雙慧眼,只有平時多看反復地看。最好是自己也能夠寫寫字,對書法有點切身的體會為好。很多搞書畫鑒定的人,之所以搞了很多年沒有提高,就是沒有實踐經驗,完全是從理論到理論?，F代的書畫鑒定大家張珩、啟功、徐邦達、謝稚柳無一不是書畫兼工,學養(yǎng)高深的。"

第9篇：白銀投資論文范文

關鍵詞：資本主義萌芽，資本流通，法人，合伙

科大衛(wèi)先生最近發(fā)表的大作[1]對中國經濟史上的關鍵問題之一——資本主義萌芽問題作了新的探討，筆者由此所得教益極多，因近年一直從事典當業(yè)、高利貸資本、合伙制方面的研究，與大作內容聯(lián)系頗為密切，一些問題我也進行了長期的思考，觀點雖稍有不同，卻似有所補充。本文意欲就以下幾個問題略述拙見如下，以就教于科大衛(wèi)先生及其他學界大雅。這些問題包括：第一，中國資本主義萌芽問題研究的主題問題；第二，合伙組織與法人問題；第三，15－18世紀中國資金市場[1]發(fā)育程度的估計問題。

（一）“作坊資本主義”、“期貨市場的資本主義” ：與中國資本主義萌芽研究主題有關的幾個問題

關于這一問題，科大衛(wèi)先生在文中將中國學術界所研究的資本主義萌芽的實體稱之為“作坊資本主義”,認為手工作坊既非資本主義的制度，亦不構成引致資本主義原因，所以“作坊中雇傭關系的性質，只不過是一個側面的問題”?！澳敲从嘘P資本流通的制度，在中國是否已經充分發(fā)展，是否足以提供大規(guī)模使用新技術的必需的投資”，才是“資本主義萌芽”討論的核心部分。既然如此，他主張改弦易轍，到“祀產的發(fā)展和交易過程證券的應用中尋找資本主義制度的興起”。［1］（p59.61.67）那么中國資本主義萌芽問題的研究究竟是“作坊資本主義”呢？還是明代以后的“祀產發(fā)展和交易過程證券的應用”即“期貨市場的資本主義”：呢？也就是說，我們是應該從資本生產即生產方式的角度還是資本流通的角度來研究明清資本主義萌芽問題[1](P67.P64)呢？這涉及到資本主義萌芽的實體及研究的主題問題，值得我們首先為之置辯。

在開始本文的討論時，亦欲仿科大衛(wèi)先生文之順序，先對“資本主義”這個名詞予以適當的認識和界定。

應該說資本主義首先是一種生產方式或生產組織。馬克思的定義是“較多的工人在同一時間、同一空間（或者說同一勞動場所），為了生產同種商品，在同一資本家的指揮下工作，這在歷史上和邏輯上都是資本主義生產的起點?！?[2]( P358)這一起點的外在組織形式便是工場手工業(yè)，它存在于16世紀中葉到18世紀末葉。 [2]( P373)工場手工業(yè)最初是自發(fā)形成的，而“一旦它得到一定的鞏固和發(fā)展，它就成為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有意識的、有計劃的和系統(tǒng)的形式?！?[2]( P402)這一定義20世初的法國經濟史專家保爾·芒圖是基本同意的、他首先指出：“所謂大工業(yè)，首先必須將其理解為一種組織、一種生產制度?！彼J為馬克思在《資本論》的某些篇幅中，完成了歷史學家的工作。[4](P9.P20)重視精神因素的W·桑巴特（1863-1942）、馬克斯·韋伯（1864——1920）也是如此。桑巴特雖然認為“那由企業(yè)的精神和市民的精神組成一個統(tǒng)一的整體的心情稱為資本主義精神，這種精神創(chuàng)造了資本主義?！钡瑫r指出：“資本主義是一種交通經濟的組織，在此項組織中通常有兩個不同的人口集團對峙著：即生產手段的所有人和無產的純粹工人?！麄兘涍^市場，互相結合，共同活動，此項組織并且受營利原則與經濟的合理主義的支配?！?[5](P215.205)韋伯同樣認為：資本主義的西方近代形態(tài)是一種“自由勞動之理性的資本主義組織方式?！被蛘哒f是一種“個人創(chuàng)辦的、具有固定資本和確定核算的理性企業(yè)?！盵6](P11)

在《世界經濟通史》第22章中他還指出：這種“理性的工業(yè)組織”須具有六個先決條件方能成立，即企業(yè)家占有生產手段、市場的自由、合理的技術、合理的法律、自由勞動、經濟生活的商業(yè)化。[7]而其中最核心的因素則是自由勞動，因為合理的核算也好、合理的法律也好，“只有在自由勞動的基礎上才是可能的”。[6](P12)最近的羅伯特·杜普萊西斯“則將資本主義視作物質財富生產的一種特殊的組織方式。在資本主義經濟制度下，個人和群眾以貨幣、信用、土地、生產性設備和原材料庫存等形式擁有資產。他們用這些資源雇傭工資勞動者，依靠他們的勞動生產出農業(yè)和工業(yè)產品（商品），然后將他們在市場上銷售，以實現利潤?！倍@種制度的核心，即“使資本主義制度區(qū)別于其他經濟制度的是企業(yè)主和工人之間形成的關系”。[8](P5)

總而言之，資本主義首先是一種生產方式，或者說是一種“生產制度”、“交通經濟的組織”、一種“理性的工業(yè)組織”、“物質生產的一種特殊的組織方式”。而“自由勞動”或者說“企業(yè)主和工人之間形成的關系”則是其中的核心因素。其他的因素都只有在自由雇傭勞動的基礎上才是有意義的，誠如恩格斯所言：在雇傭勞動中“包含著全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萌芽”。［9］（p296）既然如此，以雇傭勞動為核心，探討明清手工業(yè)、農業(yè)、礦治、航運等行業(yè)資本主義生產的萌芽及發(fā)展應該說是基本正確的了。

那么，馬克思在《資本論》中又是如何研究資本主義的呢？是否如科大衛(wèi)先生所言“整部《資本論》都在討論資本流通過程”呢？[1](P57)答案顯然是否定的。首先，《資本論》研究的是資本流通、生產的全過程，或者說《資本論》研究的是資本依次經過三個階段，變換形式再回到原有形式的整個的循環(huán)運動。以圖示則大體如下：

資本循環(huán)總過程

第一階段：資本家在市場上以貨幣購買勞動力、生產資料，貨幣資本變成生產資本。

第二階段：資本家監(jiān)督雇傭工人進行生產，創(chuàng)造出大于預付資本價值的商品，生產資本變?yōu)樯唐焚Y本。

第三階段：資本家出賣商品，商品的資本再轉化為貨幣資本。收回預付資本并實現剩余價值。

。

其中第一、第三階段是資本的流通過程；第二階段是資本的生產過程。其次，馬克思一生學術研究的目的，也是寫作《資本論》的目的，是要揭示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存在、發(fā)展，及資本家剝削工人階級的秘密——剩余價值的生產，如果只研究資本的流通過程，是不可能達到這一目的的，因為資本的流通過程是不創(chuàng)造剩余價值的。此外馬克思還指出，只有在重商主義時期——對現代生產方式進行最早理論探討的時期——因為商業(yè)資本是資本本身的最早的自由存在方式，并且曾產生過壓倒一切的影響，經濟學才從流通過程出發(fā)。馬克思認為這只抓住了假象。因為這實際上這是從流通過程獨立化為商業(yè)資本時所呈現的表面現象出發(fā)，而真正的現代經濟學是從理論研究轉向生產過程的時候才開始的。[3](P376)既然這樣，馬克思怎么會在《資本論》中通篇都去研究資本的流通過程呢？

那么，資本主義萌芽的研究與資本流通的制度的關系又如何呢？我覺得必須重視資本流通制度即資金市場的研究并將它與資本主義萌芽的研究結合起來。但是否中國資本主義萌芽研究必須完全轉向資本流通制度的研究，是否在研究后者的同時必須否定前者，是否必須到資本流通制度的發(fā)展中去尋找資本主義，而不理會生產方式的變革，則還須進一步商榷。也就是說對于資本主義萌芽與資本流通暨資金市場（金融信用）的關系還必須重新加以探討。才能確定生產方式變革與資本流通兩個因素孰輕孰重。[2]

從中外學術界對資本主義起源研究的整體狀況看，除史學之外，較早的有以馬克斯·韋伯及W·桑巴特為代表的定性學派，本世紀2、30年代以著名經濟史專家H·皮雷納為代表的商業(yè)學派等[10]，比較近期的研究則有法國史學家費爾南·布羅代爾、陶蒲（Maurice Dabb）[11](P89)、羅伯特·杜普萊西斯等。

這些作者時代不同，觀點各異，從其所提出的資本主義起源的核心因素看，如史學側重生產方式的變革，關注新經濟因素在封建社會經濟內部的成長；如W·桑巴特與馬克斯·韋伯注重某種精神因素的作用；H·皮雷納注重商業(yè)的作用；[10]布羅代爾注重高層商業(yè)及信用制度的作用，即集市、交易所、長途販運貿易及其相適應的金融信用。[12](P87-93)黃仁宇總結意大利、尼德蘭、英國的經驗，概括出信用、專業(yè)經理、及經商技能三個因素，并指出重點是信用及法律對信用的支持[11](P57.P70.P95-96)等等。

由以上所引各家之說看，資金市場（金融信用）因素越來越得到學術界的重視。實際上馬克思對資本主義起源的研究，也十分重視信用因素，馬克思認為，中世紀小生產者的資本積累是非常微小的，因為手工業(yè)、小農業(yè)等“只容許有少量剩余產品，而且其中很大一部分要被消費掉?！盵15](P509注1)但是從流通領域中，很早便積累起了貨幣財富，這便是商業(yè)資本和高利貸資本。高利貸資本是同小生產，尤其是小農占優(yōu)勢的情況相適應的，它主要對小生產者放貸，也對那些顯貴主要是地主放貸，這是高利貸資本的“具有特征的形式”[3](P672)。但是高利貸資本也有其他的“從屬的形式”，如商人借貸貨幣作為資本去牟取利潤的形式[3](P671)。至12世紀以后，作為高利貸資本的對立因素，信用制度發(fā)展起來了，在12和14世紀的威尼斯和熱那亞，由于海外貿易及建立在這貿易基礎之上的批發(fā)商業(yè)及國家擺脫舊式高利貸和貨幣經營者的需要，設立起了“信用組合”，在17世紀的荷蘭，雖然阿姆斯特丹銀行（1609）與后來的漢堡銀行（1619）一樣，并不標志著現代信用制度發(fā)展中的一個時代，它純粹是一個存款銀行，但商業(yè)信用和貨幣經營業(yè)已隨著商業(yè)和工場手工業(yè)的發(fā)展而發(fā)展，使高利貸資本開始從屬于工業(yè)資本與商業(yè)資本，舊式高利貸的壟斷自然地被了。在17世紀后30年及18世紀初，整個英國都有一種反對高利貸、使工商業(yè)和國家擺脫高利貸的要求，在英格蘭銀行創(chuàng)立之前（1694以前），1683年即有設立國家信用銀行的計劃，而且不久確實設立起來了。現代銀行制度，一方面把一切閑置的貨幣準備金集中起來，投入貨幣市場，另一方面建立信用貨幣，限制貴金屬的流通[3](P680-683)。這樣銀行制度便造成了社會范圍的公共簿記和生產資料的公共的分配形式，從私人高利貸者手中奪取了資本分配的權力，從而將社會上可用的、可能的資本交給產業(yè)、商業(yè)資本家分配，這使資本揚棄了它的私人性質。

綜合以上所述來看，適應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萌芽和發(fā)展，在反對高利貸資本的過程中，銀行及其他信用組合發(fā)展起來了，高利貸資本開始從屬于產業(yè)資本和商業(yè)資本，隨著中央銀行的建立，信用貨幣發(fā)行，貴金屬流通受到限制，銀行制度便奪取高利貸資本掌握的分配社會資本的權力?？偠灾?，信用這一因素在資本主義生產關系萌生及走向社會化的過程中，是發(fā)揮了相當大的作用的。

但是信用因素在資本主義萌生階段的作用不能隨意夸大。 14、15世紀歐洲呢絨工業(yè)紛紛從行會控制的城市遷往鄉(xiāng)村，“外包工制”受到商業(yè)資本的控制，[12](P18)資本主義生產開始萌芽。然這種初興的資本主義企業(yè)規(guī)模很小，主要是利用現有的家庭紡織工人和他的工具，誠如布羅代爾所言“除了個別例外，資本家并不關心大生產系統(tǒng)，滿足于通過家庭勞動控制手工業(yè)生產，以便更好地保證生產的商業(yè)化。由于手工業(yè)方式的家庭勞動的存在，制造廠直到19世紀還只占生產中的小部分。” [12](P92)故而資本主義生產初起時顯然不需要那么大的資本或那么復雜的資本制度。即使后來英國工業(yè)革命初期還是如此，例如“英國的棉紡業(yè)革命是在普通生活的土壤中萌芽的，多數發(fā)明由工匠做出，工業(yè)家往往出身低下。投資最初數額較小，也容易借到?！?[12](P115-116)不但英國，工業(yè)革命時期的歐洲其他各國“大多數企業(yè)的開業(yè)資本是以很不正式的方式籌自個人及其家庭、朋友、鄰居……廠房通常是租的，而且往往由原來別的用途——如寺院等——改建而成。需要量大的是周轉資本，而這往往是通過賒帳買進、現金賣出擠出來的?！盵14](P264-265)正因為如此，馬克思深刻地指出：并不是中世紀從流通領域積累起來的資本，事先購買了原料、材料、工具等，以之與雇傭勞動工人結合進行資本主義的生產，“資本只不過是把它找到的大批人手和大量工具結合起來。資本只是把它們聚集在自己的統(tǒng)治之下。”這便是資本的真正的積累過程。[15](P511)

總而言之，在資本主義萌芽階段，生產并不需要太大規(guī)模的資金，因而對金融信用暨資金市場的要求也不是那么高的。故而對資本主義萌芽過程中金融信用因素作用的估價似不宜過度。

當然這里也絕對不是否定工業(yè)革命與金融信用（資金市場）的關系。而只是對資本主義萌芽階段（15-18世紀）與工業(yè)革命發(fā)生之后即近代工業(yè)資本主義階段對金融信用暨資金市場的需求之間的區(qū)別稍加強調而已。到了19世紀以后，隨著近代機器工業(yè)的建立和發(fā)展，它與資金市場（金融信用）的關系便發(fā)生了本質的關系。依約翰·希克斯所論，由于商業(yè)貿易的推動，歐洲18世紀手工業(yè)得到發(fā)展，在科學尤其自然科學的推動下，機器工具及動力發(fā)明，引起投資擴張及形式變化，機器的應用使手工業(yè)企業(yè)中固定資金開始代替流動資金取得中心地位，固定資本貨物種類增加。以機器為中心的固定資本有一個特點：就是其價值只能逐漸釋放，這樣就對取得流動資金的取得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主要適應海上及陸上長途販運貿易、批發(fā)貿易之需求而成長起來的西方資金市場（金融信用）在十八世紀得到發(fā)展，各種債券很容易地在市場上出售，流動資金比較容易取得，[16]（p130-136）再加上十八世紀的歐洲利率水平已經下降， [17]P413)于是乎工業(yè)革命便得資金市場（金融信用）之助而更快地向前推進。

就中國16-19世紀上半葉的情況看，以高利貸、商業(yè)信用、各種形式合伙制為代表的資金市場（金融信用）在這一時期也得到較大的發(fā)展，高利貸中生產性、資本性放貸比例增加，且在一些地區(qū)、行業(yè)中與經濟運行形成穩(wěn)定的資金供求關系，利率表現出穩(wěn)定和下降；錢鋪、錢莊在進行貨幣兌換的同時，開始發(fā)行信用貨幣，清代以后帳局、票號興起，在進行京債放貸及貨幣匯兌業(yè)務的同時，也多對商人放貸。再加上自古以來便已存在的當鋪資本性放貸加強，各種形式合伙走向普遍化，一些合伙尤其是長途販運貿易中的合伙資本規(guī)模大為擴展。各種金融機構、經營信譽較好的商業(yè)店鋪乃至富豪殷商都接受私人款項存儲，一些金融機構因此大大加強了作為信用中介機構的功能。商人尤其是鋪店零售商人還通過“賒”的手段獲得信用。所有這些使工商業(yè)者能夠較快地籌集資本或獲得流動資金，從而較好地適應了16世紀以后長途販運的發(fā)展、經濟作物種植和農業(yè)手工業(yè)的地區(qū)分工、手工作坊和手工工場經營發(fā)展的需要。亦基本上適應了當時資本主義萌芽發(fā)展的需要。這種關系在以下將詳細論之。至于19世紀后半期及二十世紀初工商業(yè)企業(yè)與資金市場關系問題，不屬本文范圍，此不具論?？蓞⒁姾檩绻躘18]、李一翔[19]等人的大作。

最后還須指出的是，為了否認所謂的“作坊資本主義”，科大衛(wèi)先生極力否認工廠制度與作坊的關系，認為“手工作坊既非資本主義的制度，亦不構成資本主義的原因；工廠是資本主義的制度，但是它并非由手工作坊演變而來，而是19世紀西方工業(yè)革命的產物。它包涵了如同在作坊中使用的雇傭勞動，還把會計的方法用于生產的管理?！盵1](P59)這一觀點指出了二者的區(qū)別，是有道理的，但是完全否認二者之間的聯(lián)系，則又有不妥。理由是：第一、工廠制度既是19世紀上半葉工業(yè)革命的產物，同時也是手工業(yè)生產方式，尤其是手工作坊乃至與之相適應的整個社會關系長期演變的一個結果。作為一種生產方式（或“生產關系”或“制度”）絕對不是在19世紀上半葉一僦而就的，從西方經濟史看，至少經歷了獨立手工作坊——手工工場——工廠這樣的演變過程。中國雖未經歷獨立的手工工場階段，但后世大機器工廠與手工作坊及手工工場生產關系的繼承性也是非常明顯的。而且這種繼承，不僅表現在“包涵了雇傭勞動”，而且表現在包涵了與工廠制度有關的另一極即有關資本的一系列制度，如資本組織方式、企業(yè)經營方式等。也就是說，如果沒有在手工作坊及手工工場階段積累的生產關系的基礎，即使發(fā)生類似工業(yè)革命的技術變革，工廠制度的產生恐怕也只能是一種幻想。工廠制度既建立在大機器工業(yè)的技術基礎之上，也建立于手工作坊、手工工場以來不斷積累的生產關系（或曰制度）基礎之上。就中國的情況看，近代工業(yè)雖由國外移植，但不少工廠即建立于手工工場的基礎之上，而且不少傳統(tǒng)的工場手工業(yè)轉化成了近代化工廠[25]（P 77-78）第二、生產關系確實是適應于與特定技術相適應的生產力的變化的，但生產關系也不是完全被動的，它也有自己的發(fā)展規(guī)律、自己的獨立性和連續(xù)性，否認這種獨立性、完全割斷這種連續(xù)性是不準確的。

總而言之，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中國學術界對貨幣、借貸、合伙、典當等與資本流通有關的制度進行了相當深入的研究，這一研究擴展了我們對資本主義萌芽問題的認識，促使我們對資金市場（金融信用）因素的作用作出新的評價，但既然是資本主義萌芽問題，其主題仍只能是對生產方式變革的研究，資金市場即資本流通方式只是與之相適應的環(huán)境問題、條件問題。

[1] “資金市場”系方行先生談到封建社會要素市場時所使用的概念，參見方行《清代前期農村市場的發(fā)展》,《歷史研究》，1987年第6期。

收稿日期：

作者簡介：劉秋根，男，1963年生，河北大學宋史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導師。

[2]應該指出的是：科大衛(wèi)先生之文尋找的是19世紀下半葉以后，即近代機器工業(yè)傳入中國、中國開始興修鐵路、開發(fā)礦山時，中國本土為什么沒有出現可以提供大額工業(yè)貸款的資本家，以致只有官督商辦、由國家出資或向外國銀行借款的原因。與這里提出的資本主義萌芽與資本流通制度的關系問題有聯(lián)系，但更重要的是區(qū)別。

（二）合伙組織與法人問題

科大衛(wèi)先生談到宗族財產的合股占有時指出：“祀產可以比生意的合伙關系維持更長的時間……因此有名義擁有財產的祖先或神明，就具有了法人的特性……也許可以說，祀產是傳統(tǒng)中國對沒有皇帝特許的情況下，如何合股問題的一個答案……祖先和神明成為唯一有可能維持永恒不變的組織。在這種情形之下，不能期待會有長期存在的以個人名義擁有的資本性組織。如果說明清時期有長期存在的資本主義的組織，那么它們就是嘗產和廟產?！薄霸S多祀產都表現了企業(yè)性的目標?！鄙倘速Q易是用號的名義做的，而卻用堂的名義擁有房地產?！斑@些生意和財產，或者其中的股份，就會成為以堂名義設立的嘗產，傳給子孫，而子孫不能將其瓜分掉。相反，合伙和其他名目的生意維持的時間要短暫得多”。[1](P62-63)

故而，科大衛(wèi)先生認為：以合股形式占有的嘗產和廟產，雖無皇帝特許，但卻是一種長期存在的資本組織，“具有了法人的特性”；相反“合伙和其他名目的生意維持的時間要短暫得多。”因而不具有法人特性。那么“合伙和其他名目的生意”究竟是否法人？在什么條件下才能具有法人特性呢？究竟應該怎樣看待廟產、祀產具有法人特性的問題呢?

應該說，完整意義上的、近代的法人制度首先是從西方成長起來的，所以我們首先必須從西方中世紀及近代早期經濟、法律發(fā)展的歷史來考察這一問題。從這一角度看，我們發(fā)現在西方中世紀及近代早期存在多種多樣的商業(yè)社團組織，如行會、合伙等，而這些社團是在從自由設立到特許設立的過程中轉變?yōu)榉ㄈ?，而后又由特許設立轉變?yōu)樽杂勺栽O立并進一步向大眾開放的。方流芳以西方行會的轉變?yōu)槔?，認為：“導致這種轉變的原動力是對行政性壟斷的追求?！薄罢乔笾趪覚嗔Φ募尤?，以形成私人力量難以單獨實現的行業(yè)壟斷?！倍鴩抑源_認商業(yè)社團的法人地位，“正是將商業(yè)社團改造成推行公共政策的工具?！币虼朔ㄈ顺跏夹螒B(tài)的最本質的特征即是“政企合一”，“法人社團被視為是國家權力的延伸?！?[21](P157)

從西方法人制度發(fā)展的一般進程看，它經歷了從特許設立到準則設立的發(fā)展過程。早在13至15世紀的英國,大部分行會通過受領皇家特許狀或經國會法令特準成為法人社團。16世紀以后，由于海外貿易的擴大，此類特許公司普遍起來，此后，歷經三個世紀的發(fā)展，直至19世紀中葉，伴隨著特許制向準則設立的過渡，特許公司才逐漸消退。 [21](P158)、 [22]（P55-56）早期特許公司主要是一種管理性質的公司，資合不是必要條件，隨著貿易尤其是海外貿易的發(fā)展，從16世紀開始，從特許公司衍生出一種叫做合股公司的海外貿易組織。（joint stock company），這是一種行政壟斷權與資本相結合的公司形式，或又稱特許合股公司（chartered joint－stock company），隨著特許合股公司的形成，獨立法人人格的特征也就完全成型。與此同時，在特許公司出現很久以前便已出現的各類合伙企業(yè)，即非特許企業(yè)也在不斷申請而成為特許公司；特許公司最初只不過是行會即基爾特組織的海外貿易延伸而已，后來隨著它的發(fā)展，它才向國內各行業(yè)延伸。

隨著特許合股公司的成立及壯大，在原有合伙股份已經大量被轉讓的基礎上，向社會募集股份資本及合股股份的轉讓隨之興旺，17世紀末在阿姆斯特丹、倫敦已經有較固定的股票交易場所。但股份交易引發(fā)社會投機，發(fā)行可轉讓股票成了一種無本取利的特權，大量商人假冒特許公司參與股票的投機，引起股票泡沫化，為了打擊投機，扭轉這種股票泡沫化趨勢，以1719年英國泡沫法案為代表，各國頒布了一系列法案。但這一法案亦嚴重傷害了股票投資者，至1825年，英國泡沫法案廢除，1844年英國合股公司法出臺，規(guī)定廢除特許法人，人們可以通過自由注冊的方式，獲得組建企業(yè)的法人資格，無論是特許法人還是自由注冊的法人，其股份均可自由地轉讓。從此法人失去了受領壟斷權及分擔國家職能的特殊地位，這樣政企分開、政府職能在私法領域受到極大限制。[22](P59.P62) 、[21]（P162-163）

綜合以上所述可見：第一、無論特許設立還是依法自由注冊設立，法人資格都是國家給予的。[23](P31)第二、法人的出現是國家對營利性商業(yè)社團追求行政性壟斷的結果，一方面國家力圖通過這種手段推行它的某些公共政策，而另一方面，這些接受法人地位的社團則力圖通過公法權力的干預，達到取得壟斷某些行業(yè)經營權的目的。既然如此，我們可以從這兩個角度看看中國古代是不是也存在類似的歷史過程？

據筆者所見，目前學術界談到合伙與法人問題最早的當推日本學者今堀誠二先生，他將中國古代合伙分為三種形態(tài)，認為即使是均等出資、平均分配的古典合伙，合伙也可以對抗合伙的出資者，“具備了作為第三者的團體性”；[24](P622)而合伙分化第一類型的合伙，“帶有對抗于無機能資本家的獨立性”及“獨立于機能資本家的團體性”，這種團體性是一種“具備了相當接近于法人資格的團體性?！?[24]( P718)而對鋪東型合伙卻認為“合伙的獨立性并不十分充分，未達到所謂法人格的地步”。 [24]( P758.) [1]可見今堀先生是從團體性角度探討法人問題的。吳承明先生論及明代晉商資本合伙制時認為，明代徽商中的合伙，“可能還不是組成一個法人”。 [25]彭久松、陳然認為四川自貢鹽場的契約股份制極類似于近代的有限責任公司，是一種“由不同的財產主體按一定章程組建的以營利為目的并承擔民事責任的經濟聯(lián)合體”。[26]曹樹基認為：清代臺灣墾號是股份制企業(yè)，“類似于現代的法人，它擁有獨立的資產，具有法人資格，承擔民事責任?！薄熬邆淞祟愃片F代企業(yè)法人的基本功能?！盵27]《中國民法史》則認為：中國古代的各種民事權利主體包括合伙并不是法人，因為“中國法人組織是從清末開始的”，即在清末第一次民法草案頒布之后才存在法人制度。[28]（589）

應該說，就中國古代的整體情況看，手工業(yè)、礦冶業(yè)、商業(yè)中的合伙制店鋪、作坊、工場或一次性的合伙販賣的結成，均是依事實設立，而不是依法設立。除了要遵守官府維持政治社會秩序的一般法律之外，其成立及經營并不依據特定的法律規(guī)范，不但國家成文法中沒有相關內容，封建地方政府及有關城市對工商業(yè)的一般政策中也缺乏相關規(guī)定。但是如上所述，官府處理與合伙組織有關的問題時又確實是將它作為團體來處理的，以區(qū)別于參加合伙的各股東個人。這一事實表明合伙作為一種營利性社團已經成為當時的民事法律主體之一，其財產的占有及經營活動的開展，是以團體的名義進行的，也就是說，其權利義務與合伙各股東個人的權利義務是有區(qū)別的?？偠灾?，合伙即使不象有些學者所主張的那樣：“企業(yè)是不是具有法律地位，歸根到底是由國家頒行的有關法律條文，如公司法所賦予的，即是國家法律給定的，”[23](P31)也就是說必須有明確的公司法，依此成立的合伙組織或公司組織等營利性社團才是法人，因為如上所述，在公司特許設立階段是談不上公司法的。但是像以上幾位學者那樣從合伙的團體性、合伙組織的內部特征、設立及存在的時間長短等法人的非本質特征來確定合伙是不是一個法人團體，似乎也是不準確的。這樣看來，將廟產、祀產看成具有法人特性也就不怎么正確了。

那么我們從什么角度來考察中國法人制度的形成和演變，或者說從什么角度來考察中國營利性商業(yè)社團（合伙、公司）是怎樣被賦予法人地位的呢？

與西方中世紀經濟史類似，中國歷史上也存在著“行”的組織，唐宋時代“行”的組織，除了同行業(yè)集會、平常經營聚集在一起以外，主要功能是官府向工商業(yè)者進行征斂。宋人記載言：“市肆謂之行者，因官府科索而得此名?！盵29](卷13《團行》)明中葉以后，會館出現；清代中期之后，公所、公會出現，這些類似于西方基爾特的組織才具有了管理壟斷工商業(yè)的某些功能。

但是因為中國古代歷史與西方古代中世紀史發(fā)展的差異，“行”也好、“會館”也好、“公所”也好，不但中國封建國家沒有明確地以某種形式賦予它以法人的資格，而且最終“行”、“會館”、“公所”等組織也未演變成實際上的營利性社團組織。

與西方特許設立形式上有些類似的事件是明清時代牙行的憑帖設立。明清牙行均需由朝廷批準，給予官帖，才能設立。從官帖所登記的內容看，大致相當于營業(yè)許可證。由官府查選地方殷實可靠的人戶充當。雍正十一年以后，整理牙帖，規(guī)定各省牙帖定數，從此以后，牙行設立不許隨意增加。而牙行的主要職能，一是替商人服務，即在商品交易中發(fā)揮居間、中介的作用；二是替官府執(zhí)行某種市場管理的職能，如平準物價、監(jiān)督度量衡、維護地方治安等 [30]（P1311-1332）。這樣看來，雍正十一年以后牙行雖不是被特許經營，但確實具有一定程度的行業(yè)壟斷的意義，因為牙帖數量有限，故在一定地段市場中，一家或幾家牙行是有一定壟斷專利的意義的。而且政府也通過牙行執(zhí)行了部分公共功能。所以牙行的憑帖設立及所具有的功能確與西方公司的特許設立有某些相似的外部特征，但是因為兩項本質特征的區(qū)別，使我們還不能斷定二者之間就是完全相同的，第一、憑帖對牙行是否專享其特定名稱、統(tǒng)一印章，其成員是否可以利用其名稱發(fā)訟或應訴等即關于牙行主體特征缺乏規(guī)定。第二、對于牙行的機構、合股原則、成員責任、牙行擔任的政府職能等也無明確的規(guī)定。因而牙行雖憑帖設立，但也很難說他已經具有了法人的特征。

前引方流芳的論文還提到一個有趣的歷史事實，那就是，中國于康熙五十九年（1720年）設立了專司對外貿易的行商（洋行、十三行），而與洋行打交道的主要外商，即是由英王特許設立、壟斷遠東海外貿易和殖民事業(yè)的東印度公司。方流芳認為，二者頗為相似：（1）同是權力當局特許設立；（2）同樣分擔政府職能，行使公共權力；（3）同樣從政府處獲得壟斷特權。作為分擔公共職能的補償；（4）同是若干商人的集合體，且與官方有千絲萬縷的聯(lián)系。那么這些洋行是否就是某種與東印度公司類似的特許法人社團呢？方流芳認為是肯定的，因為，“在這種歷史的巧合背后隱含著法人社團的共同源頭——公共權利與私法權利的混合?！盵21]（P164-165）但是這種觀點理由似乎也不充足，雖然洋行特許專營的色彩比之一般牙行更濃一些，但與以上所述牙行的一般特征一樣，同樣缺少法人特許設立所應該具有的本質特征，故而也不能說清代洋行己經是一個類似于東印度公司的法人社團。

綜上所述可見，法人制度的確立暨合伙、公司等營利性社團組織被賦予法人資格，在中國已經錯過了特許設立的階段，而直接要到清末《公司律》等法律的制訂，他們才真正取得這一資格，[2]當然，誠如方流芳所論，西方近代商業(yè)公司（非行政壟斷性的營利性社團法人）制度雖然引入中國似乎毫無障礙。但是中國境內實際存在的公司真正轉變成近代商業(yè)公司卻步履維艱。從推行的過程看：中國近代公司制度的首先是在通商口岸的一些外資企業(yè)中推行，華人投資多于此附股，然后是由中國自己創(chuàng)辦的所謂“官督商辦”的工礦企業(yè)，最后才是民間資本成立的一些家族企業(yè)。[23]（P103-173）還值得注意的是：1949年以后大陸公司企業(yè)之被賦予法人地位，大體也遵循了這樣一個發(fā)展的軌跡：即先是因外國獨資及中外合資企業(yè)的發(fā)展而制定《中外合資經營企業(yè)法》、《外資企業(yè)法》（1980）、《中外合作經營企業(yè)法》（1988年），然后在《民法通則》公布（1986年）以后，國內全民所有制企業(yè)、集體所有制企業(yè)等也與外資、中外合資企業(yè)一樣獲得了法人地位。至1988年《私營企業(yè)暫行條例》頒布，規(guī)定私人企業(yè)中的有限責任公司形態(tài)為法人。[31]中國的法人制度才算是大體建立起來了，當然還需進一步完善。

[1] 原文最早發(fā)表于1957－1959年。

[2] 當然從近代營利性法人社團的公司的建立到清政府頒布《公司律》，中間有一段真空時間，此時的公司實體是否法人呢？還可進一步研究。

(三)關于15－18世紀中國資金市場發(fā)育程度的估計

對于這一問題，科大衛(wèi)先生在中西對比的背景下，指出：“在15－18世紀的歐洲，從高層的金融界（high finance）到零售業(yè)的運作，發(fā)生過一場商業(yè)革命，接踵而來的，包括保險業(yè)、銀行、有限公司、股票交易、商業(yè)融資（business financing）、債券（interest-bearing instruments）等一系列制度被創(chuàng)造出來?，F在，西方的歷史學家把這些制度視為工業(yè)革命前資本主義的建筑構件，在工業(yè)融資的增長中發(fā)揮了巨大作用。同樣的情況在中國沒有出現，那么，為什么會這樣？”。[1](P64)那么，此時的中國資金市場（金融信用）究竟發(fā)展到一個什么水平了呢？應該說，確實有些近代工業(yè)革命必需的金融信用制度在中國沒有形成，如保險業(yè)、股票交易所等。但整體上估計，適應15－18世紀經濟的發(fā)展、變化，中國資金市場發(fā)育也得到了相當大的發(fā)展，隨著專業(yè)性地區(qū)集團商人活動的加強，資本的流動性已經達到相當高的水平。其中像所謂銀行、商業(yè)融資等在當時已經形成，并且成為當時工商業(yè)運行不可或缺的前提條件，而股份公司、股票交易、債券等也有了一定程度上的萌芽。以下便逐一對有關事實稍加申述。

關于近代銀行制度的起源，是中國經濟史界的一個老問題。日本學者加藤繁、日野?三郎曾對唐宋時期專營存款的機構——柜坊進行了深入細致的考證論述，認為是中國早期金融業(yè)者，中國早期銀行制度即源于此，但因材料缺乏，以下兩點尚不能完全證實：一是柜坊的存款是否有息？二是柜坊是否利用商人、居民的存款進行放貸等經營？故而柜坊是否作為信用中介的銀行這一點也不能完全確定。實際上循著這一思路，我覺得宋元以后的質庫、典當鋪在更大程度上具有了早期銀行機構的特色，這不但因為它有悠久的歷史、固定的經營機構、地點、資本核算等，更重要的它具有了信用中介的功能，因為宋元以后它既進行固有的動產抵押放貸，而且還經營了有息存款，清代以后的當鋪還根據本鋪資本及信用狀況，發(fā)行錢票，這樣它作為近代金融機構的特色就更濃厚了。如果專論15－18世紀，則除了當鋪之外，錢鋪及帳局也具有了早期銀行機構的性質。至少從16世紀開始，錢鋪在進行錢銀兌換業(yè)務的同時，也進行各種放款；早期的帳局以放京債為主，逐漸也對商人放款，并接受商人、官僚、地主、農民等城鄉(xiāng)居民家庭及店鋪存款。

至于商業(yè)融資，如果是指對商人的經營性資本放貸的話，那么中國15至18世紀這種資本性放貸是相當普遍的。除典當、錢鋪、銀號、帳局等銀行業(yè)機構對工商業(yè)者進行經常性資金放貸外，一般商鋪如布鋪、綢鍛鋪、雜貨鋪、鹽鋪等及一般商人、地主、貴族、官僚家庭也常以閑置資金及家財對商人放貸。這種放貸包括開辦資本及流動資金放貸。在一些商業(yè)發(fā)達的城市，主要是同城的金融機構、店鋪及私人放貸者與商人之間結成了比較穩(wěn)定的資金供求關系。[32]、 [13]( P28-72、P265-313)

以上所述似乎都是一種直接的貨幣存貸，實際上，除此之外工商業(yè)者還常得到其他多種形式的信用。主要包括以下幾種：

一是合伙。商人除借貸外，還常通過與人合伙獲得足夠的資本。15－18世紀的合伙一般分為三種類型，第一種類型是資本與資本合伙；第二種類型是資本與勞動合伙；第三種類型是介于二者之間，即以勞動參加合伙者除以經營勞動及能力參加利潤分配外，自己還出一部分貨幣或實物資本。除了這種以資本或勞動臨時組成的合伙組織外，合會、宗族財產共有等社會固有的組織形式也常向合伙組織形式轉化。這一時期合伙的股份化已經非常普遍，股份轉讓也已比較常見。

二是商業(yè)信用。這里且不論政府與商人之間的商業(yè)信用關系，只將民間商人與商人之間發(fā)生的商業(yè)信用關系做一個簡要的概括。從這一角度看，15－18世紀商業(yè)信用主要有三種形式：第一是賒，如販商通過牙行對鋪店商人乃至直接對手工作坊和個體手工業(yè)者提供商業(yè)信用，這種商業(yè)信用從牙商角度看也是販商給予自已的信用。第二，匯兌，貨幣從一個地方匯到另一個地方。既可以是一次性地由會票所記目的地的家庭或商號兌現，也可在有人愿意最終承兌的情況下零星支用，不過在零星支用時，須每次填寫支票存照，[33]、[34]、 [35]( P 7-13)如果延期或改變承兌人，則須另外背書承兌之人。匯兌之事多由商鋪、金融性店鋪如銀號乃至殷實之家兼營，清代中期以后，又有專營匯兌的票號。在所匯貨幣兌現之前，等于是承兌之家（及后來的票號）為出票之人及其他開具支票零星支用之人提供了延期的信用。第三“期票”、“兌票”等。這與借貸、合伙或其他經濟行為（如雇傭等）尤其是借貸有關。商人A欠了商人B的錢，不能按原有慣例或約定及時償還，這時商人A便可以開出一紙票據，承諾將在未來某個地點、時間里償還所欠金額；這種票據便被稱之為“期票”。這種期票等于是延長了原有的直接貨幣借貸信用時間，在一定程度上也可視為提供了某種新的信用；所謂“兌票”，不是指上面匯兌的票據。為說明其含義，假定有商人A、商人B、商人C三人，如果商人B因商品交易等欠了商人A銀錢，至期償還貨價，稱之為兌還。如果商人B一時資金緊張，則由與商人B關系密切的商人C開具票據給商人A，承諾在某個約定的時刻兌還該欠商人A的銀子；或個人承諾某個時間之后予以清償，這種票據清人稱之為兌票。顯然這種票據是商人C延長了商人A與商人B的信用關系，擴大了金融信用規(guī)模。

關于股份公司的起源問題。一般認為，中國近代股份公司制度是從西方引進的。但中國古代合伙組織經過長期的發(fā)展演變，至15－18世紀時，已經具備諸多近代股份公司制度的因素：如有限責任制度的萌芽、經營權和資本所有權分離等，已經接近于兩合公司，并向股份公司的萌芽期邁進。

關于股票交易起源問題。在15至18世紀時期，合伙制的股份化已經相當普遍，尤其資本規(guī)模擴大的一些企業(yè)。股份的買賣、轉讓也還比較常見。當然尚未見有固定的交易場所，也就是說，正規(guī)的股票交易所尚未形成。

關于債券起源問題。明清時期的存款、委托生息、領本經營、合伙之間有時并無明確界限，從存款與委托生息看，如果從存款者和委托者角度而言，二者目的都是使資金生出一定的利息，區(qū)別可能在于，存款可以小額、零星進行，委托生息則較大額地、一次性進行；而領本經營與合伙則是領取他人資本、外出經營，以后或按固定息率向資本主納利，或與資本主依一定比率分取所得利潤，前者為領本經營，后者為合伙。其中委托生息即帶有一定意義上的企業(yè)債券的意義，然尚未能向社會公開發(fā)行，局限于親朋好友等人的關系之中。

綜合以上所述可見，15至18世紀的中國，作為早期銀行機構的典當鋪、錢鋪、銀號、帳局已經形成并對工商業(yè)的運行產生了巨大影響。所謂的商業(yè)融資在這一時期也比較普遍和常見，不僅上述金融店鋪對工商業(yè)者進行各種資本性放貸、一般商業(yè)鋪店及地主、商人及其他富豪之家也對商人放貸，同城商人經營資金常形成某種固定的供求關系。除了這種直接的貨幣供應以外，商人還通過種種形式獲得商業(yè)信用，從而有效地擴展信用圈子、擴大資本規(guī)模。

但是相對于同時期的西歐先進各國，中國古代資金市場在十七世紀后在走向近代化方面顯得有些滯后,如當時錢鋪雖然也發(fā)行錢票，但限于個別錢莊個別使用；銀行業(yè)仍然還是其初創(chuàng)形態(tài)——當鋪、帳局、錢鋪等，未創(chuàng)立類似近代銀行的全國性的金融機構；雖然也有類似北京、蘇州這樣的金融中心，但缺少沖帳、拆借等業(yè)務；合伙雖然也有了長期的發(fā)展，但相對英、荷等國卻顯得落后，如缺乏股東大會等固定的權力機關和經營機關；股票雖也有轉讓、買賣，但缺乏集中統(tǒng)一的、社會化的、價格可預測的股票交易場所；財政仍是依靠直接的實物、貨幣、勞役征收，信用化的趨勢仍不明顯。

究其原因，我覺得其中之一可能與中國特定的比較成熟的資金市場結構有關系。一方面這一時期新的生產方式雖有了一定的發(fā)展，但仍以手工業(yè)、農業(yè)結合的小生產方式為主；相應地商品市場方面雖然日常用品（糧、棉、布）的長途販運為標志的全國性市場得到發(fā)展，但仍以地方性小市場、區(qū)域性市場及城市市場為主。與這種特定的生產方式或商品市場相適應，中國古代資金市場經過長期的發(fā)展和整合，到15至18世紀已經相當成熟，形成了一種靈活的、以直接的金屬貨幣存貸為主、高中低層配套的、能滿足各種各樣的社會金融需求的資金市場。[40]這一資金市場被整合得非常好，徽商、晉商等的放貸資本規(guī)模較大、所跨地域較廣、資本自由流動程度較大、供求相對穩(wěn)定、與經營者和生產者（主要是商人、手工業(yè)者）有著密切的聯(lián)系，從而滿足了大部分資本性、經營性資金的需求，這可以說是一種“高層的金融”；除此之外還有滿足小農、小手工業(yè)者乃至小商小販的那種數額較小、主要在本地農村或集市、市鎮(zhèn)上便能滿足的資金放貸，或各種因日常生活、侯選求學、喪葬嫁娶、溺佛求神及其他一般人情來往而引起的生活性借貸。這些大概都可以說是一種低層金融了。另一方面，與西方社會不同，中國的倫理宗教對有息借貸是不加譴責和禁止的，政府不但不加禁止，有時自身還經營多種有息放貸。因此商人、地主個人或組織和團體一方面可毫無障礙進行直接的有息放貸而不必擔心被禁止，也就沒有必要采取與人合伙或將借貸隱藏于匯兌之中的辦法以躲避政府或教會的禁制。從而減緩了走向票據化的壓力。

此外封建國家的影響也不能忽視。中國封建政府在經濟方面最重要的控制干預之一便是將貨幣的鑄造、供應的大權緊緊地抓在自己手里，直至宋元明初等錢與楮幣并用的時代還是如此。當國內銀銅產量不足，白銀自美洲傳入中國、這種控制有所減輕時，政府仍有較強的控制干預力量。整體上說，這種控制干預表現在：打擊假劣貨幣、盜鑄等；通過購買實物收回貨幣或投入貨幣增加市場貨幣供應；或作好金銀、銅錢等實物貨幣的儲備以穩(wěn)定紙幣之價；或收回舊紙幣，換回新紙幣等。國家至少從秦開始便建當了龐大而完備的文官系統(tǒng)和常備軍隊，盡管政府為財政需要常濫發(fā)貨幣，尤其是濫發(fā)紙幣。但另一方面也應看到，國家畢竟較好地供應了貨幣；通過這個完備的文官系統(tǒng)及相應的吏役系統(tǒng)征斂到了足夠的貨幣、實物及人力；通過對流通過程的壟斷控制，獲取禁榷專利收入；建立起屬于國家及皇帝本人的產業(yè)，直接獲得地租、利潤、利息收入；利用商人完成了國家所不能完成、或作起來成本太高的、與政治軍事密切相關的一些事務，如軍糧、官物的購買、運輸等，這樣封建國家財政便無需走國債信用化的途徑。

總而言之，中國社會、文化思想環(huán)境允許直接的有息貨幣放貸，封建國家又有較好的供應貨幣、維持相對較為穩(wěn)定的社會政治秩序，通過龐大的文官系統(tǒng)又征斂到了足夠的實物或貨幣，以直接的貨幣借貸為主的資金市場己經比較好地適應了當時經濟的運行和發(fā)展，因而缺乏使這種直接的貨幣借貸走向票據化的動力。而這種以直接的貨幣存貸為主體的資金市場（金融信用）容易被狹隘的人的關系所束縛，因而是不利于走向社會化、近代化的。

結語

綜合本文所述可見：

（1）完全否認或貶低從生產方式角度探討資本主萌芽的觀點是錯誤的。我們既要探討“資本流通”等與資本主義萌芽相關的種種制度性因素，也要從資本主義生產方式角度繼續(xù)進行深入研究。不能將這一重大課題單純地歸結為其中的任何一個方面。

（2）基于中國特定的歷史環(huán)境，中國沒有經歷特許設立的歷史階段，故而中國的贏利性商業(yè)社團（合伙乃至公司）雖在古代有了區(qū)別于自然個人的團體性，某些類型合伙也有了某些類似法人的因素。但法人的正式形成還是要到清末《公司律》頒布之后。

（3）15－18世紀中國金融信用發(fā)展相對于同時期西方一些先進國家，表現出了發(fā)展遲滯的特點，新的信用工具有的缺乏、有的進展緩慢，但仍較好地適應了當時經濟的發(fā)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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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me Questions on Chinese Capitalism Sprout and Capital Market

----Discussion and Supplement with Mr. David’s artic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