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一篇好文章的誕生，需要你不斷地搜集資料、整理思路，本站小編為你收集了豐富的閏九月主題范文，僅供參考，歡迎閱讀并收藏。
委托人：鄭榮業(yè)，佛山市第二律師事務所律師。
委托人：劉財英，佛山市第二律師事務所律師。
原告：岑潤明，男，5歲。
法定人：莫美歡，岑潤明的母親。
被告：岑榮安，男，35歲，個體勞動者。
被告：岑卓，男，59歲，農(nóng)民。
被告：林月弟，女，56歲，農(nóng)民。
上列被告人現(xiàn)均住廣東省順德縣桂洲鎮(zhèn)和平村。
第三人：方常光，男，34歲，順德縣桂洲鎮(zhèn)幸福五金廠職工。
原告莫美歡、岑潤明訴被告岑榮安、岑卓、林月弟繼承糾紛案，廣東省順德縣人民法院依法組成合議庭，公開進行了審理。
原告莫美歡訴稱，她丈夫岑華安生前承包的五金木器店、安裝的電話機和修建的二層樓房，是她與丈夫婚姻關系存續(xù)期間的財產(chǎn)，依法享有分割夫妻共同財產(chǎn)的權利和繼承丈夫財產(chǎn)的權利。岑潤明是岑華安的法定繼承人。現(xiàn)被告想將這些財產(chǎn)占為已有。請求依法保護她和岑潤明的合法繼承權。
被告岑榮安答辯稱，五金木器店是岑卓出資，方常光出店鋪，岑華安負責管理，他負責組織貨源，是4人合股經(jīng)營的，不是岑華安1人獨自經(jīng)營。電話機是他申請安裝的，岑華安代付了款，代付款他已還了。原告現(xiàn)住的兩層樓房，岑華安只出了1000元，大部分資金是岑卓和岑榮安等人出的。故請求保護其合法權益。
毋于判決后的執(zhí)行，順德縣人民法院根據(jù)原告莫美歡的申請，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試行）》第九十二條第一款的規(guī)定，于1987年2月11日對訴訟請求范圍內(nèi)的財產(chǎn)作出訴訟保全的裁定。
順德縣人民法院審理查明：原告莫美歡是被告岑榮安的弟媳，被告岑卓、林月弟的兒媳。莫美歡與岑卓之子岑華安1981年結婚，1982年生一子岑潤明。1983年4月，岑華安通過岑榮安與其妻舅—「案第三人方常光協(xié)商，經(jīng)當時生產(chǎn)隊的同意，將原由方常光承包并已停業(yè)的木器店轉(zhuǎn)由岑華安承包。該木器店后更名為幸福鄉(xiāng)十隊五金木器店，由岑華安獨資經(jīng)營，帳戶、貸款、交納管理費、稅款等經(jīng)濟活動，均以岑華安名義進行。開業(yè)初期，岑榮安曾在短時間內(nèi)協(xié)助岑華安組織過貨源，后即由岑華安自行購銷。在此期間，由于五金木器店生意興隆，盈利較多，岑華安和莫美歡在和平村建二層樓房一幢，購買了電視機、洗衣機等電器和125C摩托車1輛，并用1900元安裝電話機1部于岑榮安家。莫美歡承包的商店存有貨底款1000元。1986年3月，岑華安患病，委托岑榮安代管五金木器店。同年4月30日，岑華安病故。同年5月，莫美歡要求接管丈夫遺下的五金木器店，被告岑榮安不愿交出，引起糾紛。同年6月，莫美歡向順德縣人民法院起訴，要求保護她和岑潤明繼承岑華安遺產(chǎn)的權利。
關于五金木器店是岑華安一人承包獨自經(jīng)營，還是合伙經(jīng)營的問題。經(jīng)查：1986年6月間，岑榮安串通第三人方常光，偽造了假承包合同，以證明原承包木器店即由岑卓出資、方常光出鋪面、岑榮安組織貨源、岑華安管理鋪面的合伙經(jīng)營事實。岑榮安等人還串通知情人，“不要理他們家里的事”。被告所舉之證據(jù)既是偽造的，自不能否定五金木器店是岑華安獨自經(jīng)營的事實。
原告在起訴中要求取回岑華安于1985年放在其弟岑南安家中的杉木15根，要求繼承岑華安婚前與家庭共同購置的190根杉木中的份額，以及被告岑榮安提出電話機是他出資安裝的，均證據(jù)不足，不予認定。
在案件審理期間，被告岑榮安和第三人方常光偽造證據(jù)，制作假合同，依照民事訴訟法（試行）第七十七條的規(guī)定，決定分別處以200元罰款，并予以訓誡教育。
訴訟期間，順德縣人民法院委托該縣木材公司等單位派員，對訴爭的五金木器店的財產(chǎn)和原告現(xiàn)住樓房等財產(chǎn)，進行了核價。其中：五金木器店現(xiàn)存木材核價2.8萬元，杉棚上蓋7030元，店內(nèi)機械、設備800元，摩托車1輛3815元，電話機1臺1900元，原告現(xiàn)住的樓房33392元，原告室內(nèi)的電視機、洗衣機等核價1900元，莫美歡承包的商店貨底核價1000元，以上共計77837元。
順德縣人民法院在查明事實，分清是非的基礎上，經(jīng)調(diào)解未能達成協(xié)議。順德縣人民法院認為：原告莫美歡與被告岑榮安、岑卓、林月弟訴爭的五金木器店、電話機和莫美歡現(xiàn)住的二層樓房等財產(chǎn)，系莫美歡與丈夫岑華安生前婚姻關系存續(xù)期間所得的財產(chǎn)，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婚姻法》第十三條第一款的規(guī)定，歸夫妻共同所有。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繼承法》第二十六條第一款關于夫妻在婚姻關系存續(xù)期間所得的共同所有的財產(chǎn)，如果分割遺產(chǎn)，應當先將共同所有的財產(chǎn)的一半分出為配偶所有，其余的位繼承人的遺產(chǎn)的規(guī)定，屬于莫美歡和岑華安夫妻婚姻關系存續(xù)期的共有財產(chǎn)77837元，分出38918.5元為莫美歡所有，其余38918.5元為岑華安的遺產(chǎn)。依照繼承法第十條第一款規(guī)定的繼承順序，莫美歡，岑潤明，岑卓，林月弟為第一順序繼承人。依照繼承法第十三條第二款規(guī)定，對生活有特殊困難的缺乏勞動能力的繼承人，分配遺產(chǎn)時，應當予以照顧。繼承人岑卓、林月弟目前承包幾十畝魚塘，家庭較為富裕；莫美歡年富力強，有勞動能力，3人可共繼承岑華安遺產(chǎn)的四分之一；岑潤明年僅5歲，尚無勞動能力，可繼承四分之三。
據(jù)此，順德縣人民法院于1987年5月19日判決：
一、五金木器店、莫美歡現(xiàn)住二層樓房、安裝在岑榮安家的電話機1部、125C摩托車1輛、莫美歡承包商店的貨底款、電視機、洗衣機等，核價77837元，均由原告莫美歡和岑華安共同所有，各分一半。
二、岑華安的遺產(chǎn)38918.5元，莫美歡、岑卓、林月弟各繼承3243.21元；岑潤明繼承29188.87元。岑潤明所繼承的份額，由法定人莫美歡代管。
三、岑卓、林月弟2人所繼承的6486.42元，其中1900元由岑榮安支付（岑華安的電話機歸岑榮安所有），其余部分自本判決發(fā)生法律效力后30日內(nèi)，由莫美歡付清。
關鍵詞：肩水金關漢簡；中國歷法；紀年簡；年代考釋
中圖分類號：K877.5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0-4106（2013）05-0099-06
A Chronological Study on the Date of 26 Wooden Slips
among the Han Dynasty Wooden Slips from Jianshuijinguannguan （Ⅰ）
LUO Jianjin GUAN Shouyi
（Institute for the Histor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ner Mongolia Normal University， Huhhot， Inner Mongolia 010022）
Abstract： The Han Dynasty Wooden Slips from Jianshuijinguan（Ⅰ） was published in 2011. On the basis of the cycles of the Chinese calendar and the period from which the unearthed wooden slips date，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dates of 26 slips through a textual study and suggests a possible error according to 73EJT9：10.
Keywords： Wooden slips from Jianshuijinguan； Chinese calendar； Dated wooden slips； Chronological study
收稿日期：2012-10-18
作者簡介：羅見今（1942- ），男，河南省新野縣人，內(nèi)蒙古師范大學科技史研究院教授，西北大學兼職教授，博士生導師。
關守義（1949- ），男，蒙古族，內(nèi)蒙古呼和浩特市人，內(nèi)蒙古師范大學科技史研究院兼職研究人員。
《肩水金關漢簡（壹）》[1]（下簡稱《肩水簡》）2011年出版，作者曾在《敦煌研究》2012年第5期考釋了其中歷譜散簡的年代[2]。本文繼續(xù)考釋該書所載的26枚紀年簡的年代，并且在文中附有26枚簡的兩個考釋表。
《肩水簡》共收錄漢簡2351枚，其中，紀年簡140枚。在這批紀年簡中26枚簡所記時間或部分殘失，或存在疑問。筆者將討論這26枚簡。不過，前8枚簡的問題較簡單，僅列表1如下，不詳論；重點討論后18枚簡。
第9枚 簡號73EJT9：10
七年閏月甲辰金關塞
第一至千左居官右移金
探方T9共出土395枚，其中紀年簡26枚，上限太始二年（前95，227號簡），下限鴻嘉四年（前17，177A號簡）。在考察時限（前100—公元12年）內(nèi)，具備“七年”且同時又是閏年的只有漢昭帝始元七年（前80），該簡年代由此考定。這一結果與探方T9上下時限不悖。當年八月改號“元鳳”，閏月在始元內(nèi)。
本文作者將歷次發(fā)表敦煌（疏勒河流域）、居延、甲渠候官、懸泉、肩水金關等紀年簡與紀年出土文物編制成《太初歷應用實例數(shù)據(jù)庫》，始元簡《居延漢簡釋文合?！穂3]有6枚，其中地灣、大灣各3枚：
①A33地灣65.7號：
始元七年閏月甲辰居延與金關為出入六寸符券齒百從第一至千左居
官右移金關符合以從事 第八
②A33地灣65.9號？譹？訛：
始元七年閏月甲辰居延與金關為出入六寸符券齒百從第一至千左居
官右移金關符合以從事 第十八
③A33地灣65.10號②：
始元七年閏月甲辰居延與金關為出入六寸符券齒百從第一至千
此3簡勞榦列入“符券類”[4]，“出入符券”即出入證，可知殘斷的73EJT9：10號簡亦出入證，并可推知它的基本內(nèi)容。
④A35大灣511.8號：
肩水始元七年閏月出入簿
⑤A35大灣19.34號：
元鳳元年十一月己巳朔乙未……
⑥A35大灣③498.8號：
……元鳳元年六月辛丑除……
另外還有：
⑦懸泉Ⅰ0112④：1號：
元鳳元年九月己巳……[5]
73EJT9：10號簡圖版“七年閏月甲辰”清晰可辨。地灣3簡皆有“閏月甲辰”，但據(jù)陳垣《二十史朔閏表》（簡稱陳表），該年閏三月壬申（09）朔，不得有甲辰（41）。此4簡強烈表明，當時的實用歷譜非閏三月，陳表沿用劉羲叟之說，此處存疑。閏在始元，經(jīng)計算，“閏月甲辰”有可能是閏二月初二或閏四月初三，但在歷法上費解，謹錄以備考。
第10枚 簡號73EJT10：203A：
元鳳五年十二月乙巳朔癸卯乘敢言
謹移谷出入薄一編敢言之
元鳳五年（前76）十二月乙巳（42）朔，不得有癸卯（40）。紅外線圖版“癸卯”二字較難辨認。比較73EJT10：200號簡“元鳳五年十二月乙巳朔癸亥（60，十九日）”，圖版極清晰，兩簡書法類似，有可能為同人所書。其“亥”字的寫法與前者被釋為“卯”字類似，故前者釋文應改為“癸亥”。
第11枚 簡號73EJT1：156：
本始六年二月乙卯府
匈奴虜入河泉
本始只有四年，無“六年”。細察彩色圖版和紅外線圖版，所釋“六”字原簡狀如“之”字，所釋當不誤。而本始元年（前73）二月壬戌（59）朔、二年二月丁巳（54）朔、三年二月辛巳（18）朔、四年二月乙亥（12）朔，二月均不得有乙卯（52）。但此簡記錄匈奴軍情，絕非向壁虛構，發(fā)生時間須有一合理解釋。邊塞距離皇城較遠，改年號后戍軍一時不能得到信息，延續(xù)原年號作記錄，在居延漢簡中亦有所見。若此，本始六年即地節(jié)二年（前68），二月癸巳（30）朔，乙卯廿三日，此簡記錄本自洽。地節(jié)元年閏元月，即書簡人延后至第15個月尚不知年號改為地節(jié)。無獨有偶，注意到73EJT2：56A號簡：
本始五年十二月甲午朔己亥西鄉(xiāng)守有秩千
毋獄事當為傳移過所縣邑毋苛留取
此簡本始五年即地節(jié)元年（前69），十二月甲午（31）朔，己亥（36）初六日，確證書簡人延后至第13個月尚不知年號改為地節(jié)?？勺?3EJT1：156號簡為地節(jié)二年簡之旁證。
第12枚 簡號73EJT4：98A：
和宜便里年卅三歲姓吳氏故驪靬苑斗食嗇夫廼神爵二年三月庚寅以功次遷為
據(jù)陳表，神爵二年（前60）三月丙午（43）朔，不得有庚寅（27）。
我們編的《太初歷應用實例數(shù)據(jù)庫》中，神爵二年簡有16枚，而正、二、三、五、六、十一、十二月皆記朔干支，可獨立編出當年使用歷譜，皆與陳表不悖。其中懸泉Ⅰ0309③：236號簡記“神爵二年三月丙午朔甲戌（11）”[5]80，可與此簡相對照。
73EJT4：98A號簡并非在前60年書寫，而是多年后追述神爵二年升遷往事。簡牘所見，漢代官員履歷皆有檔案，凡涉及補發(fā)薪俸等事均須寫明該官升任本職的時間，精確至日。書簡人根據(jù)官員回憶做記錄，這里的時間差錯由記憶引起。
第13枚 簡號73EJT9：162A：
黑色正福占五鳳四年七月己未……
徴事當為傳謁言廷移過所縣道敢告尉……
……
據(jù)陳表，五鳳四年（前54）七月庚午（07）朔，無己未（56）。查紅外線圖版，“七月己未”中“未”字難辨。因當月為小月，講得通的釋文只能從以下兩者之一中選擇：己卯（16，十日）和己丑（26，廿日）。但圖版所見，“未”字處既非“卯”，亦非“丑”，確實為“己未”，因而屬原簡書誤。
第14枚 簡號73EJT10：210A：
四年九月己巳朔己巳佐壽敢言之遣守尉使彊上計大守
謁移過所河津關勿苛留止如律令敢言之
巳居延令守丞江移過所如律令/掾安世佐壽府案所占用馬一匹
探方T10共出土550枚簡，其中紀年簡33枚，上限元鳳四年（前77，311號簡），下限河平二年（前27，125號簡）。據(jù)陳表，在《肩水簡》紀年參照期內(nèi)，惟有漢宣帝五鳳四年（前54）九月己巳朔。另，按同月同朔干支重現(xiàn)的性質(zhì)，查出是“九月己巳朔”的還有31年后的陽朔二年（前23），因是“二年”，被排除。確認73EJT10：210A號簡屬五鳳四年，與T10探方時限不悖。簡首剝落兩字應是“五鳳”。
第15枚 簡號73EJT7：208：
甘露元年七月戊朔
據(jù)陳表，甘露元年（前53）閏，13個月中無一朔含“戊”?！都缢啞分杏杏涗洝案事对昃旁鹿锼龋?0）朔癸丑”（73EJT10：441號），由此推得七月當為甲午（31）朔，不可能出現(xiàn)“戊”的朔日。
而甘露二年七月戊子朔。查紅外線圖版，原簡殘失左半大部，辯讀不易。本文認為，釋文“元”字處出現(xiàn)的橫道似為“二”字的下橫，此字當釋為“二”，該簡所記實為漢宣帝甘露二年（前52）七月戊子朔，“戊”當為“戊子”。
第16枚 簡號73EJT9：4：
三年二月己卯朔癸亥
簡文殘斷，二月己卯（16）朔不得有癸亥（60），因而“己卯”、“癸亥”其中之一必有誤。在《肩水簡》紀年參照期內(nèi)，雖然許多年號皆有“三年”，卻無任何“三年二月”為“己卯朔”。而漢宣帝甘露三年（前51）二月為乙卯（52）朔。細察紅外線圖版，此處“己”、“乙”并不難辨，“己卯”當釋為“乙卯”。
于是，轉(zhuǎn)而考察“三年二月乙卯朔”在《肩水簡》紀年參照期內(nèi)是否惟一。據(jù)同月朔干支出現(xiàn)的周期性，具備“二月乙卯朔”的，在甘露三年之前26年有元鳳四年（前77），之后31年有鴻嘉元年（前20），因皆非“三年”，均應排除。至此，73EJT9：4號簡屬甘露三年的惟一性得到確認，癸亥當為九日。此簡前段殘失“甘露”，釋文“己卯”當為“乙卯”之誤。
第17枚 簡號73EJT10：355：
甘露二年月甲辰朔戊午尉史慶敢言（A面）
正月丁卯殄北候從史彊以來
（B面）
查紅外線圖版，該簡殘失左半。“甘露二年”和“甲辰朔戊午”皆清晰可辨，釋文無誤；甲辰朔則戊午（55）十五日，亦無問題。惟據(jù)陳表甘露二年（前52）12個月皆無甲辰（41）朔。在“甘露”中只有四年十一月甲辰朔。
據(jù)我們所編《太初歷應用實例數(shù)據(jù)庫》（在完善中），宣帝甘露二年簡牘至少24枚，僅將月朔簡排起來，就可構成該年的實用歷譜：正月辛卯朔（37.51號）、二月庚申朔（334.24號等4簡）、四月庚申朔（EPT56.6A等2簡）……十二月丙辰朔（73EJT10：313A等2簡），皆與陳表不悖，其中皆無“甲辰朔”。
本文認為，原簡所書“二年”當為“四年”（前50）之誤。圖版上“月”所空缺的應是兩字，當為“十一月”。此說看似勉強，實為僅供選擇的合理解釋，在未見新解前，這一結果姑錄以備考。
第18枚 簡號73EJT T7：67：
黃龍元年九月丙子朔
據(jù)陳表，黃龍元年（前49）九月庚子（37）朔，九月無丙子（13）。黃龍僅有元年，朔日皆無丙子。據(jù)紅外線圖版，原簡右部斷失，但字跡可辨，釋文無誤。
出土簡牘中黃龍元年的較少，現(xiàn)知懸泉簡Ⅱ0114③447號“黃龍元年四月壬申（09）”[5]35為朔日，排出八月應庚午（07）朔，無論如何，九月不可能丙子朔。由此本文認為，如無其他解釋，“丙”當為“庚”，為原簡書誤。
第19枚 簡號73EJT4：179：
初元年十月甲午朔庚午尉卿
……
探方T4共出土214枚簡，其中紀年簡15枚，除此簡外上下時限為本始元年（簡號73EJT4：207，73EJT4：212）至元始五年（簡號73EJT4：120），即公元前73年至公元5年。
此簡釋文存在疑問，甲午（31）朔不得有庚午（07）。在《肩水簡》紀年參照期和探方T4的時限內(nèi)，惟有漢元帝初元元年（前48）十月甲子（01）朔。細查紅外線圖版，“午”當釋為“子”，“甲午朔”為“甲子朔”之誤，修改后，庚午為初七。另，釋文在“元”字之后訛奪重復號“=”，當釋為“初元=年十月甲子朔庚午尉卿”。
第20枚 簡號73EJT9：17：
二年八月己未朔觻
該簡上下均已斷缺，文字較模糊。在《肩水簡》考釋時限內(nèi)，大多年號都有“二年”，但同時具備“二年”、“八月”、“己未朔”的，僅有漢元帝永光二年（前42）。據(jù)同月朔干支重現(xiàn)的周期性質(zhì)，此前26、31、36年皆無“八月己未朔”；此后26年的永始元年（前16）雖具備“八月己未朔”，卻非“二年”，應予排除。故此簡確認為永光二年簡，考釋結果惟一，簡首斷失的兩字當為“永光”。
第21枚 簡號73EJT T6：113：
陽朔四年八月丙子 （A面）
陽朔四年十月 （B面）
據(jù)陳表，漢成帝陽朔四年（前21）八月戊子（25）朔，不得有丙子（13）。查彩色和紅外線圖版，字跡清晰，釋文正確。據(jù)甲渠EPT52.264號簡“陽朔四年四月庚寅（27）朔”[6]，推知八月當為戊子朔，亦與陳表一致?？纱_認原簡干支書誤。
第22枚 簡號73EJT7：115：
閏月丙辰朔戊子
入襄豐車兩載谷石斗
據(jù)閏月朔干支重現(xiàn)的周期性[7]，閏月同朔干支會在51、52或57年后重現(xiàn)？譹？訛。在《肩水簡》紀年參照時限內(nèi)，據(jù)陳表易知“閏月丙辰朔”為漢成帝陽朔四年（前21）閏十二月丙辰（53）朔。前此51、52或57年即前72、前73或前78年均在考察時限內(nèi)，但前者閏五月乙卯朔，后者閏十一月丁亥朔，而前73年無閏，故皆可排除；在陽朔四年后的51、52或57年，皆已超出《肩水簡》紀年下限，故可無顧慮地認定73EJT7：115號簡為陽朔四年。
其實，擴大考釋的時間范圍，自漢武帝建元元年（前140）至漢末建安廿五年（220），惟有陽朔四年閏月丙辰朔，足見其獨特性。但此閏月不得有戊子（25）。查紅外線圖版，“閏月丙辰朔”除閏字殘失右半外，字跡清晰；而“戊”字模糊，似應釋為“丙子”（13），則為閏月廿一日。姑存疑。
第23枚 簡號73EJT T7：92：
鴻嘉二年六月丁丑
家屬俱客
鴻嘉二年（前19）六月丁未（44）朔，不得有丁丑（14），丁丑為七月朔。原簡下部成楔狀，干支殘失右半，查紅外線圖版，原簡清晰，本為“丁未”，釋文誤為“丁丑”。
第24枚 簡號73EJT6：74：
二年十月壬午朔庚寅尉史世使移郡大守屬國都尉農(nóng)
黨及胡虜?shù)?/p>
出驚昭武備跡候望守摸集所主羌胡為務
該簡剝蝕較多。壬午朔則庚寅初九日。探方T6共出土198枚簡，其中紀年簡13枚，上限五鳳三年（前55，17號簡），下限建平元年（前6，42號簡）。在《肩水簡》紀年參照期內(nèi)，據(jù)陳表，惟有漢成帝永始二年（前15）十月壬午朔。按照同月同朔干支重現(xiàn)的性質(zhì)，31年前的初元三年（前46）十月壬午朔，卻非“二年”，應予排除。由此考定73EJT6：74號簡簡首兩字當為“永始”。
此前發(fā)表的永始二年的簡屈指可數(shù)，《肩水簡》中也只有73EJ7：98A號，記正月居延都尉夫人事。
第25枚 簡號73EJT3：58A：
綏和六年三月己巳朔癸酉肩水候憲
探方T3共出土118枚，其中紀年簡17枚，上限本始四年（前70，90號簡），下限建平三年（前4，89號簡）。
漢成帝綏和只有二年（前7），并無“六年”。反復對照紅外線圖版，原簡各字除“六”字外備極清晰；“六年”系“二年”之訛釋。三月己巳（06）朔，五日癸酉（10），與諸表不悖。
第26枚 簡號73EJT T7：50：
始建國年正月癸亥執(zhí) 東望隧卒成
這是《肩水簡》中紀年最晚的1枚簡。據(jù)陳表，始建國四年（公元12）正月丙戌（23）朔，不得有癸亥（60）。二月乙卯（52）朔，癸亥初九日。新莽改國號始建國，改“寅正”為“丑正”？譹？訛，即以十二月為歲首。此簡表明，改歷第4年，還有戍邊軍旅一仍舊習，將本應改為二月的日期，仍然寫成正月，即所用歷譜仍拒不以丑為正。
第9枚到第26枚共18枚簡考釋結果另附表2。
參考文獻
[1]甘肅簡牘保護研究中心，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甘肅省博物館，中國文化遺產(chǎn)研究院古文獻研究室和中國社科院簡帛研究中心.肩水金關漢簡（壹）[M].上海：中西書局，2011.
[2]羅見今，關守義.《肩水金關漢簡（壹）》八枚歷譜散簡年代考釋[J].敦煌研究，2012（5）：113-118.
[3]謝桂華，李均明，朱國炤.居延漢簡釋文合校（上）[M].北京：文物出版社，1987.
[4]勞榦.居延漢簡考釋[M].上海：商務印書館，1949：167.
[5]生，張德芳.敦煌懸泉漢簡釋粹[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35.
[6]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甘肅省博物館，中國文物研究所，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居延新簡——甲渠候官（上）[M].北京：中華書局，1994：105.
[7] 羅見今.中國歷法的五個周期性質(zhì)及其在考古年代學中的應用[M]//黃留珠，魏全瑞.周秦漢唐文化研究：第3輯.西安：三秦出版社，2004：6-18.
① 文獻[5]第167頁原文為：甲辰與金關為出入六寸符券齒百從第一至千左居 從事 第十八
② 文獻[5]第167頁原文為：（始）元七年閏月甲辰居延與金關符券齒百從第一至 。
③ 大灣498.8號在文獻[3]下冊第862頁的表格中被列入A8（破城子），A8系A35之誤。
早餐罷，欲開門通風，迎面一人，敲門。吾定睛一看，此人慈眉善目，乃和尚裝扮。吾大驚，未曾信佛，哪來僧人友？
和尚拱手道：“阿彌陀佛！”
“阿彌陀佛！”慌忙拱手還禮。
僧人道“施主安好！貧僧，路過此地，見此宅佛光普照，想必汝與佛祖有緣.``
吾心中大喜：“阿彌陀佛！”
"貧僧，來自觀音寺，是年閏九月，年頭不吉。我佛普度眾生，於九月十九上午十時，行放生法會。屆時恭請光臨，功德無量！”
和尚遞與請柬。
吾為難樣，示意無暇前去。
“施主去或不去，佛祖都將保佑施主全家平安！施主與佛有緣，送施主一開光觀音像，掛與門頭，保全家安康！“語罷遞上掛件。
吾雙手接，還禮！
“請施主此薄留下姓名,佛祖保佑愿望實現(xiàn)！”和尚遞薄。
薄上已有眾人姓名與愿望。見有保平安，保錢財......遂寫下“平安”二字。
落筆，和尚便呈一卡。卡列明細：保錢財壹佰...健康貳佰...平安五百......
吾訝然！......半晌，摸出五十大洋與和尚。
關于中秋節(jié)祝福詩句一
1、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時。
2、春江潮水連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
3、江畔何人初見月?江月何年初照人?
4、又聞子規(guī)啼夜月，愁空山。
5、青天明月來幾時?我今停杯一問之。
6、同來望月人何處?風景依稀似去年。
7、來是空言去絕蹤，月斜樓上五更鐘。
8、弓如滿月，西北望，射天狼。
9、秦時明月漢時關，萬里人未還。
10、共看明月應垂淚，一夜鄉(xiāng)心五處同。
11、春風又綠江南岸，明月何時照我還。
12、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
13、曉鏡但愁云鬢改,夜吟應覺月光寒。
14、俱懷逸興壯思飛，欲上青天攬明月。
15、煙攏寒水月攏沙，夜泊秦淮近酒家。
16、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
17、舉頭望明月，低頭思故鄉(xiāng)。
18、月下飛天鏡，云生結海樓。
19、舉杯邀明月，對影成三人。
20、長安一片月，萬戶搗衣聲。
21、明月出天山，蒼茫云海間。
22、醉月頻中圣，迷花不事君。
23、卻下水晶簾，玲瓏望秋月。
24、我寄愁心與明月，隨風直到夜郎西。
25、俱懷逸興壯思飛，欲上青天覽明月。
26、峨嵋山月半輪秋，影入平羌江水流。
27、松風吹解帶，山月照彈琴。
28、深林人不知，明月來相照。
29、明月松間照，清泉石上流。
30、廣澤生明月，蒼山夾亂流。
31、月黑雁飛高，單于夜遁逃。
32、露從今夜白，月是故鄉(xiāng)明。
33、星臨萬戶動，月傍九霄多。
34、晨興理荒穢，帶月荷鋤歸。
35、無言獨上西樓，月如鉤。
36、明月別枝驚鵲，清風半夜鳴蟬。
37、可憐九月初三夜，露似珍珠月似弓。
38、一彈流水一彈月，半入江風半入云。
39、更深月色半人家，北斗闌干南斗斜。
40、曉鏡但愁云鬢改，夜吟應覺月光寒
41、會挽雕弓如滿月，西北望射天狼。
42、庭下如積水空明，水中藻荇交橫，蓋竹柏影也。
43、明月皎夜光，促織鳴東壁。
44、明月何皎皎，照我羅床幃。
45、裁為合歡扇，團團似明月。
46、秋空明月懸，光彩露沾濕。
47、中庭地白樹棲鴉，冷露無聲濕桂花。
48、聽月樓頭接太清，依樓聽月最分明。
49、更深月色半人家，北斗闌干南斗斜。
50、青女素娥俱耐冷，月中霜里斗嬋娟。
關于中秋節(jié)祝福詩句二
1. 謂洋海底問無由。 —— 辛棄疾《木慢·中秋飲酒將旦客...》
2. 天應有意故遮闌。 —— 陳著《江城子·中秋早雨晚晴》
3. 被白發(fā)、欺人奈何。 —— 辛棄疾《太常引·建康中秋夜為呂叔潛賦》
4. 影留人去，忍向夜深，簾戶照陳跡。 —— 《尾犯·甲辰中秋》
5. 一輪飛鏡誰磨?照徹乾坤，印透山河。 —— 張養(yǎng)浩《折桂令·中秋》
6. 寄言儔侶，莫負廣寒沈醉。 —— 文征明《念奴嬌·中秋對月》
7. 從今三夜看嬋娟。 —— 張孝祥《浣溪沙·中秋坐上十八客》
8. 問深宮，姮娥正在，妒第幾。 —— 《永遇樂·乙巳中秋雨》
9. 偏只到、涼秋半破，斗成雙絕。 —— 史達祖《滿江紅·中秋夜潮》
10. 禪邊風味客邊愁，饋清光又滿樓。 —— 慧霖《閏中秋玩月》
11. 斟酌嫦娥，九秋宮殿冷。 —— 史達祖《齊天樂·中秋宿真定驛》
12. 凈洗浮空片玉，勝影、春燈相亂。 —— 《玉漏遲·瓜涇度中秋夕賦》
13. 素娥無賴，西去曾不為人留。 —— 蘇轍《調(diào)歌頭·徐州中秋》
14. 華滄海，愁霾重嶂，燕北雁南天外。 —— 《永遇樂·乙巳中秋風雨》
15. 人間寶鏡離仍合，海上仙槎去復還。 —— 《思佳客·閏中秋》
16. 今宵樓上一尊同。 —— 辛棄疾《一剪梅·中秋元月》
17. 東籬展卻宴期寬。 —— 《思佳客·閏中秋》
18. 好處時光，須用著些難。 —— 陳著《江城子·中秋早雨晚晴》
19. 陰晴圓缺都休說，且喜人間好時節(jié)。 —— 徐有貞《中秋月·中秋月》
20. 中秋作本名小秦王，入腔即陽關曲 暮云收盡溢清寒。 —— 蘇軾《陽關曲 》
21. 青煙冪處，碧海飛金鏡。 —— 晁補之《洞仙歌·泗州中秋作》
22. 白凝虛曉，香吹輕燼，倚窗小瓶疏桂。 —— 《永遇樂·乙巳中秋風雨》
1、蕭綽，小字燕燕，原姓拔里氏，拔里氏被耶律阿保機賜姓蕭氏，契丹族，遼朝著名的政治家、軍事家和改革家，她攝政期間，遼朝進入了歷史上統(tǒng)治中原二百年間最為鼎盛的輝煌時期。
2、遼景宗繼位后，選為貴妃。969年(保寧元年)，被冊封為皇后。971年(保寧三年)，生遼圣宗耶律隆緒，后又生三子三女。982年(乾亨四年)，遼景宗崩，遼圣宗繼位，尊蕭綽為皇太后，攝政。983年(統(tǒng)和元年)，圣宗率群臣給蕭綽上尊號承天皇太后。986年(統(tǒng)和四年)，宋太宗認為遼圣宗年幼而母后攝政，大舉北伐，以收復石敬瑭獻給契丹的燕云十六州。正月，宋軍兵分三路，東路攻幽州，中路攻蔚州，西路攻云州朔州，失敗，宋太宗下令全線撤退。在撤退途中，遼軍俘宋將楊業(yè)，后者不降絕食而死。1004年(統(tǒng)和二十二年)閏九月，蕭綽以索要周世宗收復的關南地為名，大舉伐宋。除了在瀛州遭到抵抗外，遼軍勢如破竹，十一月就至宋都開封的門戶澶淵。遼大將先鋒官南京統(tǒng)軍使蕭撻凜在前線察看地形督戰(zhàn)時被射中頭部，當晚死去。遼軍士氣受挫，又孤軍深入，十分疲憊，加之后方宋軍襲擊其后路。蕭綽利用宋真宗急于求和的心態(tài)，與宋朝談判，達成澶淵之盟。1006年(統(tǒng)和二十四年)，遼圣宗率群臣給蕭綽上尊號睿德神略應運啟化法道洪仁圣武開統(tǒng)承天皇太后。1009年(統(tǒng)和二十七年)，蕭綽歸政于遼圣宗，不再攝政。同年十二月，病逝于行宮，享年五十七歲。次年，葬乾陵。
（來源：文章屋網(wǎng) ）
冰雹的破壞力主要取決于冰雹的形狀、大小、重量。在相關材料中，可以發(fā)現(xiàn)清代關于冰雹的形狀、大小、重量以及破壞力方面的記載。關于形狀，較多的記載是如卵、鴨卵、鵝卵、雞卵、雞子、盤、拳、杯、李子、桃李、杏仁、核桃、龍眼、棋子等，較為少見的則是如細米、碗口、茶碗、簋碗、壺、杯、酒杯、盞、盎、菱角、晶棗、栗、棗栗、缽、檳榔、豆、彈丸、彈子、菩提子、榴、拇指、指頭、馬蹄、胡桃、兔、茄、珠、冰糖、鴿卵、犁嘴、瓜、黃豆，綠豆、蠶繭、如錢有眼不等。以上所記形狀總體較小，發(fā)生較大的冰雹，則記載為或長如枕，或方正如磚、如峻巖石，如斗、如磨石、如碌碡、如杵、如牛、如臼、如林、如拳如臂如首、如頭、如人首、如地缶、如石塊、如磂等。這些冰雹的破壞力都比較驚人，道光二年夏，四川酉陽縣雨雹，“小者如杯、如碗，大者如磚，且多飽尖不圓，屋瓦當之皆粉碎，禾稼盡損，樹木枝葉悉摧折，禽獸擊斃無數(shù)”[2]。清代亦出現(xiàn)了以標尺來計量冰雹的記載，將其形容為或長或短，或方或圓，有的記載是徑尺、三角、六七寸、一尺等?？滴趿晡逶?，山東東平縣冰雹，“冰塊有大徑尺者”[3]。雍正十二年四月十三，江蘇靖江大雨雹，“大者圓徑三、四尺，小者徑尺，樹木毀折，屋瓦皆碎，行人途斃者甚眾”[4]。在相關史料中，筆者還發(fā)現(xiàn)了冰雹長達“一丈一尺有奇”的記載[5]。出現(xiàn)冰雹重量記載的，一般都是比較重型的災害。在史料中可以發(fā)現(xiàn)這樣的資料：重約八九兩、重斤余、重二三斤、重數(shù)斤、五斤、五六斤、七斤，不過，以上都還是較為普通的冰雹災害。道光二年，四川酉陽縣雨雹，“有人自彼拾一大雹，持至州，已五十余里，尤重九斤有奇，亦未有之異也”[6]。有的則記載為十一斤、十七斤、二十二斤、二三十斤、三十七斤[7]。一旦冰雹重量達到30斤，其破壞力就相當驚人了。康熙三十七年，江蘇冰雹“重或逾三十斤，近鄰某民染坊，巨塊剚屋而下”[8]。道光二十三年五月二十二日，陜西柞水縣雨雹，“大如磚，有重數(shù)十斤者，房瓦皆碎，禾苗一枝無存，人物觸之幾死。三日猶未消盡，消后青野變?yōu)槌嗟亍盵9]。清代巨型冰雹的記載還有更甚者，雍正元年四月初八日，江蘇南匯縣冰雹，“大者四五十斤”，擊死一人，傷者無數(shù)[10]。在清代200余年的歷史中，筆者還發(fā)現(xiàn)了有超過百斤的冰雹記載：乾隆三十五年五月初一，山東莒縣雨雹，“一畝之中有巨雹十三，大者高與人齊，小者亦重百斤。破之，中包小無數(shù)”[11]。小的冰雹亦重百斤，大的可想而知。不過，縱觀所掌握的資料，可知清代冰雹重量記載之最，當系嘉慶十一年二月二十二發(fā)生于廣東新會縣的災害，據(jù)記載此次冰雹大者“重數(shù)百斤，落處地為之震”[12]。為何會在廣東出現(xiàn)如此巨雹，尚須進一步分析。
在眾多的冰雹災害記載中，還可以發(fā)現(xiàn)很多諸如顏色、特殊形質(zhì)等內(nèi)容的記載。順治五年四月初三日，江蘇上?？h大風雨冰雹，“地上遍生白毛，雹中有一黑圈，如人眼珠”[13]。順治八年七月二十三日，山西榆次縣雨雹“，雹大如拳，內(nèi)有螞蟻草木”[14]。順治十年三月二十三日，福建惠來縣雨雹，“潔白晶瑩，大如菩提子”[15]。順治十三年四月，江西新昌縣雨雹，“大者如巨，外白內(nèi)黑”[16]。順治十五年二月初六夜，湖南益陽縣，“雨雹如卵，雪黑”[17]。同日寧鄉(xiāng)縣的記載則是“雨雹如卵，其雪玄”[18]?？滴蹙拍炅鲁趿眨髹蛾柨h“黃塵蔽天三里許，大雨雹，色甚黃”[19]。康熙二十六年六月二十四間，甘肅文縣冰雹，“大如雞子，城濠俱滿，兩月未消。人有擊破者，見內(nèi)有小魚松苔”[20]?？滴跞迥?，江西吉安縣雨雹，“大如碗，內(nèi)有魚蝦草藻”[21]。乾隆十一年閏三月，江西新建縣雨雹，“小如豆，大如拳，各有孔……俗傳有孔者為豐雹”[22]。乾隆二十八年十月十一日，江蘇寶山縣大雨雹，“中有紅星一點”[23]。乾隆五十年三月，廣東金川縣冰雹，“中有雀毛一片”[24]。乾隆五十一年二月，廣東英德縣雨雹，“大如指頭，有仁”[25]。嘉慶九年正月二十二日，湖南宜章縣之雨雹，大小不一“，碎之，中皆碧色”[26]。嘉慶十八年五月十九日，江蘇宿遷縣“大風雨雹，黑白參錯”[27]。道光二十六年三月十九日，湖南靖縣大雨雹，“大者如卵，內(nèi)有水草”[28]。冰雹中出現(xiàn)雜色、雜質(zhì)，當系特殊的氣候現(xiàn)象造成。冰雹的厚度和硬度，亦有相關記載。關于厚度，順治九年四月，山西岳陽縣冰雹，“薄厚一尺五寸，將二麥打傷，根楂不留”；樂平縣冰雹“冰厚二尺，三日尚未消盡”[29]?？滴跛氖耆拢瑥V西宜山縣大雨雹“，積深二、三尺，壞民居無數(shù)，擊斃禽獸無算”[30]。康熙四十九年六月，山西武鄉(xiāng)縣大雨雹，“長百余里，寬二十余里”[31]。雍正十一年八月十六日未時，山東陽信縣雹冰驟至，“深三尺許”[32]。乾隆二年閏九月初六日午刻，貴州普定縣冰雹，大者如核桃，小者如蠶豆，“積厚三、四寸至五、六寸不等”[33]。道光十四年二月十九日，福建建陽縣大雨雹，“平地積厚五六寸”[34]。還有硬度的記載：康熙三年三月，湖北安陸縣雨雹如塊，“好事者抬之，不數(shù)十已盈缶，中空一隙，槌之不及碎，亦莫動分毫，入水輒化”[35]。道光二十三年七月二十五日，陜西子長縣雹雨大作，“大如鵝卵，山上有徑尺者，數(shù)日不化”[36]。乾隆三十八年六月，甘肅靖遠縣雨雹“如核桃大，落地尺余，經(jīng)數(shù)日不消”[37]。厚度與硬度的結合，導致冰雹無法在短時間內(nèi)融化，必然會加大冰雹對農(nóng)作物的破壞。冰雹的頻次，一般是一年發(fā)生一次，但清代亦有重復爆發(fā)的記載，或一年兩次，或一年三次四次，甚至更多。順治十三年，甘肅蘭州、固原“不幸本年五月二十日夏禾將熟，偶遭冰雹，十留二三，猶望秋成輸納樂業(yè)，昨七月初八日復遭冰雹，根苗無存，山川盡打赤地，老幼嗷嗷”[38]。這是一年兩次冰雹的情況?？滴醢四?，山東冠縣“五月初日下冰雹，傷麥。八月十七日、九月十二日連下冰雹，傷蕎豆，城東更甚”[39]。嘉慶十八年，江蘇宿遷縣“五月十九日大風雨雹，黑白參錯；次日，又雨雹；二十一日，又雨雹”[40]，這兩條史料都是關于一年三次冰雹的記載。順治九年四月二十日前后，山西樂平縣則連續(xù)發(fā)生了四次冰雹：“天降烈風雷雨冰雹，連傷四次，冰厚二尺，三日尚未消盡，打死牛羊三百余只，樹木拔去四十余株，遍野涕泣?！盵41]康熙十六年山西武鄉(xiāng)縣雨雹，“四月至六月凡六次”[42]，一年之中發(fā)生六次冰雹，當為清代記載冰雹重復發(fā)生之最。
受災面積的大小，是判斷冰雹所造成災害后果的重要指標。“雹打一條線”，一般而言，冰雹的雹擊路線呈帶狀、塊狀和跳躍狀，受災面積一般而言并不大。但清代的冰雹，亦有獨特之處。順治九年四月十八日午時，沁州冰雹陡降，自伏牛山起一股經(jīng)往正東由馬跑泉起至馬步莊與襄垣縣接境約闊“二、三、四、五里不等，約長十八里許”，又一股往東北自馬跑泉起由牛侍村至磐石溝與武鄉(xiāng)縣接境約闊“六、七、八、九里不一，約長七十余里”[43]。順治十六年四月十一日未時，河南湯陰縣大雨雹，“廣數(shù)里，長數(shù)十里，麥與秋禾無遺者”[44]。康熙五十年四月，安徽盱眙縣，冰雹“傷南鄉(xiāng)六十里”[45]?？滴趿昶咴露呷?，直隸永年縣大雨雹，自閻村西南至邯鄲，北至洺關，“傷稼五十余里，秋無寸粒”[46]?？滴趿荒甓露湃找?，浙江衢州西安縣屬烏石山對面風雪交加，大雨冰雹傾灌，雹擊“帶寬二、三里不等”，復向東北方延伸，處州屬松陽縣、紹興屬上虞縣；余姚縣、寧波屬慈溪縣、鎮(zhèn)?？h、定?？h一帶皆受雹擊，“寬皆二、三里不等”[47]。乾隆二年閏九月初六日午刻，貴州安順府冰雹“約長二十余里，寬三、四里”。郎岱冰雹“約長二、三十里，寬五、六里”。普定縣冰雹，“約長三、四十里，寬七、八里”[48]。咸豐七年四月二十八日，陜西蒲城縣西南鄉(xiāng)大雨雹，“橫五十里，縱百余里，厚數(shù)寸”[49]。這些都是發(fā)生范圍較大的冰雹災害記載。冰雹的發(fā)生，有時還會跨越州縣的范圍，在更大區(qū)域內(nèi)肆虐。順治七年，山西靈石、長治、長子、屯留、襄垣、壺關、平順、陵川、榆社、和順、沁州、武鄉(xiāng)等十二州縣皆遭冰雹襲擊，各縣分別奏稱“一概田禾盡行打毀”，“不惟苗稼成泥，即房屋皆打毀，遍野啼號，秋成無收”，“樹枝盡落，禽鳥皆斃，舉目全是赤地，四郊盡作冰山，一莖不存，寸粒不收”。經(jīng)統(tǒng)計，最終的受災面積是一萬二百八十八頃三十四畝七分六厘五毫二絲二忽，共糧七千九百三十二石二斗八升一勺七抄八撮，共糧銀三萬九千一百三十一兩八錢九分三厘二毫九絲三忽四塵八沙[50]。乾隆十六年，甘肅、寧夏和青海三省相交地區(qū)，更是發(fā)生涉及27州縣的大面積冰雹[51]。冰雹的破壞力，亦有相當明確的記載。順治十五年三月，浙江鄞縣大雨雹，“擊死牛羊，桑葉盡折，蠶多餓死”[52]。順治十五年五月十八日，五臺縣冰雹忽作，“於雹堆中發(fā)一牧童之尸，此亙古所未見之災，視牛驢擊死之地又尋常耳”[53]?？滴踉晡逶鲁跛?，直隸任丘縣雨冰雹，“大如人首，擊死二百余人，牛羊不計其數(shù)，田禾盡壞”[54]。康熙三十七年六月初二日，云南尋甸疾風自東過西，雷雹隨之，“所經(jīng)處蟲鳥花蔬皆死”[55]。乾隆五十九年四月初一日，貴州貴陽市，冰雹大至，禽獸人畜多有擊斃，“雹如碗如盎至，小者亦如盂，或二三至四五六塊不等，皆如膠粘，連續(xù)而下，頃時屋瓦盡碎，雨水潑流”；越一日“視山中樹無皮，草無根，禽鳥無噍類。訪聞周遭三十里同日被雹，傷人畜不知其數(shù)，亦非常災異也?！盵56]道光十四年二月十九日，福建建陽縣大雨雹，“如萬炮齊發(fā)，聲勢洶涌，大皆如拳、如盎、如峻巖石。……自縣坊三桂里、考亭、溪南、水東、洋源等處，下至槎鋪計十里許，數(shù)十村屋瓦碎成齏粉，而西向棟宇尤甚，其衣衾什物皆淋漓如覆舟后得之撈取者，然西向壁暨檐前石板點點有痕，深二三分。山上大木皆枝折葉飛，宿鳥盡死。修屋時，屋上瓦碎用鐵鋤由檐推下，如陡然坍塌，聞之無不震慄，東門、南門、小東門、小西門、登高山下兩荒坪積破瓦皆高大如阜，洵千百年未有之異也。建陽雹災唯此為最?！盵57]同治十年三月十八日，湖北萬年北鄉(xiāng)與鄱邑連界一帶，約二十里大雨雹，大如雞卵，極大者重十二兩，損壞民房無數(shù)，田間菜麥無收，“淺水內(nèi)魚蝦俱被擊死”[58]。冰雹往往會伴隨著其他災種（諸如水旱、雷電、地震、瘟疫等）同時發(fā)生，尤其是冰雹與地震同時發(fā)生的記載極為值得重視。筆者已經(jīng)在很多史料中發(fā)現(xiàn)了冰雹之后再現(xiàn)地震的記載，但兩者是否存在一定的征兆性關聯(lián)，尚須進一步挖掘史料，以便為當今社會提供更多的借鑒。至于清代冰雹的救災辦法，因與水旱、蝗災等災害類似，照例是按照勘災———賑濟，或者邊救濟邊奏聞的方式進行，并無不同，相關的研究成果已經(jīng)極為宏富，這里不再贅述。另外，通過對冰雹資料的分析還可以發(fā)現(xiàn)，無論是方志碑刻，還是檔案實錄，均有一定的片面性，研究者切不可片面地過分依賴一種史料而否定另一種史料。對于目前學術界的某些傾向，這應該是很好的警示。
蔡伯`是福建福清人，平民出身，聰穎早慧，在家人的嚴格教育下，三歲時便滿腹文章，被層層舉薦到京城參加童子科。在此次童子科中，蔡伯`表現(xiàn)不俗，一舉奪魁。
國家出了如此神童，一貫好大喜功的真宗很滿意，也很高興。興奮之余，真宗很慷慨地賜蔡伯`進士出身，授職秘書省正字。這個官職，為正九品下，主要負責校對典籍，刊正文章，官雖低微，但蔡伯`由此步入仕途，時年三歲。當然，蔡伯`不可能去做具體工作，他的主要任務是留在秘閣繼續(xù)讀書深造。
神童現(xiàn)世，真宗意猶未盡。閏六月十五日，真宗又專門作御制詩一首，并派人賜給蔡伯`，詩云：“七閩山水多靈秀，三歲奇童出盛時。家世應傳青白訓，嬰孩自有老成資。才當學步來朝謁，方漸能言便賦詩。更勵孜孜圖進益，青云萬里有前期?！弊掷镄虚g，有贊美，有期望，可見真宗對神童蔡伯`的青睞。
三年后，機遇再次垂青于蔡伯`。天禧二年（1018年）九月，真宗立皇子趙禎為太子。當時，趙禎年方九歲，正是讀書的年紀，真宗便命蔡伯`做了太子伴讀，同時做伴讀的還有晏殊。晏殊也是神童出身，其學識不在蔡伯`之下，步入宮廷更早一些。相比于蔡伯`，晏殊更厚道，更誠實，品操也更高尚。
蔡伯`是個人精，很會獻媚，真宗問他是否思念父母，蔡伯`回答說皇上如同我父母。太子趙禎喜歡玩，不喜歡讀書，晏殊苦口規(guī)勸，而蔡伯`卻處處迎合趙禎，時時討趙禎的歡心。宮中門檻高，趙禎跨越不方便，蔡伯`便伏在地上給趙禎墊腳。真宗不時地檢查趙禎的學業(yè)，趙禎畏難，便讓晏殊，晏殊死活不干，而蔡伯`卻主動幫了趙禎的忙。真宗知道后，對蔡伯`有了看法。
乾興元年（1022年），真宗駕崩，趙禎即位，是為仁宗。此時，仁宗十三歲，不能理政，由劉太后垂簾聽政。仁宗的主要任務還是讀書學習，蔡伯`繼續(xù)為仁宗服務。仁宗親政后，不少近臣得到了提拔重用，唯獨沒有蔡伯`什么事兒。天圣七年（1029年），十七歲的蔡伯`“以家貧陳乞差遣，想到地方上任職，仁宗仁厚，不好意思拒絕，便讓他到外郡當差。
明道元年（1032年），晏殊升任參知政事加尚書左丞，相當于副宰相。這下，蔡伯`吃醋了，心里很不服氣，便找仁宗討個說法。仁宗明白他的意思，說宰相身負國家重任，晏殊這樣德才兼?zhèn)涞娜瞬拍軇偃?，你雖然很有才華，但為人柔媚，不夠誠實，也不夠正派，我年輕時不懂事，現(xiàn)在必須以國事為重。仁宗一席話，說得蔡伯`灰溜溜地出宮。當然，仁宗也沒虧待蔡伯`，讓他做了郡守。
[關鍵詞]嘉峪關；“天下雄關”碑；位置變遷
[中圖分類號]K928.77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5-3115（2014）10-0031-02
嘉峪關因“天下雄關”的美稱而名聲顯赫。被譽稱“天下雄關”，一是因關城雄踞萬里長城西端終點，峭立于嘉峪山之麓，巍峨宏偉，險峻天成，是萬里長城防線上的重要軍事要塞、河西第一隘口；二是因嘉峪關西門外的“天下雄關”碑立于幾百年前，書寫氣勢，流傳于人們的口碑之中，使得“天下雄關”廣傳于世。
一、“天下雄關”嘉峪關
嘉峪關選址于嘉峪山西麓，居高臨下，占據(jù)得天獨厚的地理位置，關城四周依山傍水，關城南、北兩翼長城扼守著寬約15公里的峽谷地帶，南部的討賴河谷和北部的黑山山脈與關相連，構成關防的天然屏障。
嘉峪關是明代萬里長城的西端起點，是明代長城沿線建造規(guī)模最為壯觀、保存程度最為完好的一座古代軍事城堡，附近烽燧、墩臺縱橫交錯，與長城、城臺、城壕、烽燧等設施構成了嚴密的軍事防御體系，是萬里長城防線上的重要軍事要塞、河西第一隘口。
中國名關險隘稱為“天下雄關”的有許多，這些稱譽只在口碑中流傳或刻在碑文中或?qū)懺谪翌~楹聯(lián)之上，官方記載并不多。如著名的劍門關，原古關城樓是三層翹角式箭樓，閣樓正中懸一橫匾，書“天下雄關”?？上В@座歷經(jīng)千余年的雄偉古關樓，在1935年修筑川陜公路時被全部拆毀，僅存一塊長方形劍門關石碑。現(xiàn)關樓是1992年在原關樓舊址上重新修建的一座更為壯觀的仿古式關樓。再如著名的山海關“天下第一關”匾額，既不知是誰作出這贊譽之詞，對書法作者也眾說紛紜。然而嘉峪關在清朝仍被視為軍事重地，多次維修并駐兵防守，為人們所重視。關城內(nèi)的碑、匾較好地保存下來，文人墨客也經(jīng)常光顧，使它們的譽稱得到持久流傳。近年來，隨著旅游事業(yè)的發(fā)展，它們的名聲更加顯赫，這些譽稱幾乎無人不知無人不曉。因此嘉峪關稱為“天下雄關”名副其實。
二、“天下雄關”碑的來歷
“天下雄關”碑，碑體通高3米、寬1.05米、厚0.78米，為青石質(zhì)地，碑基下寬1.56米、上寬1.36米、高0.4米。碑正中刻有“天下雄關”四字，字高0.59米、寬0.45米，右刻落款為 “嘉慶十四年孟春，肅鎮(zhèn)總兵官李廷臣書” 小字一行。為保護此碑，于1987年9月修建六角六柱碑亭一座，坐南向北，碑亭柱距2.3米、柱高3.45米。上蓋灰瓦頂，裝龍首獸形瓦。
“天下雄關”碑的來歷，據(jù)《嘉峪關市文物志》記載：“清嘉慶十四年（1809）甘肅鎮(zhèn)總兵李廷臣視察防務至嘉峪關，見關勢雄偉，便寫下‘天下雄關’四字，后來鐫刻成碑，立于嘉峪關東坊一里道左。后又移至關城西165.7米處，坐南向北?！崩钔⒊籍敃r是肅州鎮(zhèn)總兵，嘉峪關營是他管轄之內(nèi)。肅州鎮(zhèn)總兵官職，是清王朝設在河西走廊中西部地區(qū)的綠營兵司令官，駐肅州城（今酒泉市）。順治四年（1647），設肅州協(xié)?？滴跞?（1691），升置總兵。統(tǒng)轄金塔寺協(xié)、嘉峪關營、肅州城守營等，統(tǒng)兵員額，康熙時為9788名，乾隆時為10610名，嘉慶時為8674名。
三、“天下雄關”碑位置變遷
“天下雄關”碑原位于關城西門外165米處的戈壁灘上。碑曾斷為兩節(jié)，經(jīng)修復后粘連在一起。2002年，搬入關城東閘門內(nèi)碑廊東端，保存較好?，F(xiàn)在原址樹立的碑為近年所建仿品。1989年1月17日，“天下雄關”碑被嘉峪關市公布為市級文物保護單位。
《嘉峪關市文物志》中記載，“天下雄關”碑最初并不在西門外，而是在“嘉峪關東坊”?！凹斡P東坊”在《辛卯侍行記》里有記載，作者陶保廉1891年隨其父由西安到新疆迪化赴任，當時他從酒泉向西途經(jīng)嘉峪關，“自肅州試院啟行”，過北大河、丁家壩、安遠寨等地向西行進，未到關城時在路途中看到 “四里有木坊，題‘嘉峪東關’（近處多溝，皆沙河支流，石磧分隔。想夏間必漲闊，每溝下流得土壤，乃有小村）。二里過沙河（關南校場，又南為仁壽山，有九眼泉，東北流為沙河，溉田數(shù)頃。經(jīng)關之東，又東北潛于沙漠），循關北長墻行，向西南上坡，入嘉峪關外城東門”。從這些地貌的描述中可推斷，“嘉峪關東坊”在關城以東，現(xiàn)嘉峪關村一組和文物景區(qū)所處位置?！都斡P市文物志》中的“嘉峪關東坊”和“南校場東二里有東關坊一座”記載一致。由此看出當時碑的位置在現(xiàn)在的東閘門以外處。
“天下雄關”碑立于32年后，林則徐途經(jīng)嘉峪關時有記載：清道光二十一年五月二十六日（1841年7月13日），林則徐在浙江鎮(zhèn)海前線接到遣戍的命令，次日便踏上漫漫戍途。他到達嘉峪關的時間是1842年10月10日，《嘉峪訪古探幽》中寫道：“道光二十二年陰歷九月初七日，即公元1842年10月10日，林則徐一行由肅州出發(fā)到嘉峪關，他將沿途日記整理為《荷戈紀程》一書?！睍杏浭鼍旁鲁醢巳粘黾斡P：“今晨起行，余策馬出嘉峪關，先入關城。城內(nèi)有游擊、巡檢駐扎。城樓三座，皆三層，巍然拱峙。出關外，見西面樓上有額曰‘天下第一雄關’，又路旁一碑亦然。近關多土坡，一望皆沙漠，無水草樹木?！绷謩t徐在當時不僅看到了“天下第一雄關”匾額，也看到路旁的石碑。“又路旁一碑亦然”由此說明石碑的內(nèi)容也同匾額之意，是李廷臣所書“天下雄關”之碑。依此可知，這時的“天下雄關”碑已移至西門外。
1891年，《辛卯侍行記》作者陶保廉住嘉峪關行館，起行出嘉峪關時也看到“天下雄關”碑，書中有記載：“初四日，發(fā)嘉峪關行館，由內(nèi)城東垣外繞南垣而西，出外城西門（青石額‘嘉峪關’三字，系重修改題者，今復裂）。石磧橫阻城根（于門旁取小石擲之，有聲唧唧如雞雛，稍遠則否）。一里道左石碑題‘天下雄關’（嘉慶十四年立）迤西磧阜更多，忽起忽伏，雖高不逾丈，而疲于升降?！边@里記述了“天下雄關”碑的詳細位置。
光緒十二年（1886）進士裴景福， 在光緒二十九年（1903）閏五月，被謫戍伊犁。光緒三十一年（1905）三月二十七日，裴景福由廣州啟程，到伊犁經(jīng)370余天，他將沿途記錄合成《河海昆侖錄》：“二十六日，晴，稍冷。午后入內(nèi)城，出西門，登嘉峪關樓……俯視城方如斗，周圍不及一里。西三門第一門門樓三層，東亦三門，外為月城，門南向，出門北行數(shù)武，始折相西。關樓聳峙，門洞深四十步，門外土阜還之，車道在左，西北隅多碎石，取石向城擲之，落地作唧唧聲，他處則否，不能解也。距關門二百余步，道左碑矗立，書‘天下雄關，嘉慶十四年十月肅州總兵官廷臣書’。前明弘治七年，閉關絕西域，以此為塞?！?/p>
1925春天，中國現(xiàn)代陶瓷學家陳萬里（1892～1969）隨美國哈佛大學考古隊華爾納等赴敦煌考察，2月16日從北京出發(fā)，7月31日回到北京，共歷時五個半月?；氐奖本┖?，他把沿途記錄下來的所見所聞所感整理成日記體的游記《西行日記》，其中有記：“九日，早起進嘉峪關內(nèi)城。內(nèi)城甚小，除游擊公署及巡防營哨部外，僅破屋十余家而已。外城居民、鋪戶亦僅二三十家，荒涼已極。關之北為嘉峪山，長城環(huán)抱之，南則祁連逶迤數(shù)百里，形勢頗為險要。關城東、西各三門，城樓三層，望之儼然，雄壯過潼關也。西門外道左有《天下雄關碑》石，一望沙阜累累，渺無涯際，遂繞城北進東門回店?！?/p>
從這些史料的記載中可以看出，清嘉慶十四年（1809）甘肅鎮(zhèn)總兵李廷臣書“天下雄關”，后鐫刻成碑立于“嘉峪關東坊”，后遷至嘉峪關西門之外，即現(xiàn)在實地測量的西門外道左165米處。其遷址的原因及具體時間已無文獻可考，但從林則徐的日記中可知1842年10月10日之前，“天下雄關”已立于嘉峪關西門之外。
[參考文獻]
[1]嘉峪關市市志辦公室.嘉峪關市文物志[M].嘉峪關：嘉峪關市志辦，1985.
[2]陶保廉.辛卯侍行記[M].蘭州：甘肅人民出版社，2002.
[3]陳秉剛.嘉峪訪古探幽[M].蘭州：甘肅人民出版社，2005.
關鍵詞：曹廷杰；東北史地；清末邊防
中圖分類號：K29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002-2589（2012）29-0170-02
19世紀后半期，中國遭受西方列強的侵略，東北、西北大片領土被沙俄侵占，邊疆形勢嚴峻。在這種形勢下，邊疆史地之學興起，其中又以東北、西北為重。清末研究東北史地的學者眾多，曹廷杰無疑是其中的佼佼者，他為東北史地的研究作出了很大的貢獻。
一、曹廷杰的生平及思想
曹廷杰，字彝卿，湖北枝江人，清道光三十年（1850年）生，同治十三年（1874年）以廩貢生的身份考取漢謄錄，進入在北京的國史館當差，時年二十五歲。光緒九年（1883年），三十四歲的曹廷杰投筆從戎，來到吉林，以候選州判資格被吉林將軍派往駐三姓（今黑龍江依蘭）的靖邊軍后路營中，辦理邊務文案。此時正值沙俄步步緊逼，邊防日益緊張，同當時許多愛國知識分子一樣，曹廷杰也開始從事東北歷史與地理的研究，以期對抗擊沙俄侵略有所助益。他到吉林后的次年冬開始搜集、整理相關資料，著手研究和著述。曹廷杰在東北史地方面的才識得到靖邊后路馬步全軍副將葛勝林的賞識，葛勝林認為他“品行端方，手不釋卷，于兵法輿地甚為熟習”[1]。
光緒十一年（1885年）三月，清政府為在抗俄斗爭中做到知己知彼，決定派人前往黑龍江中下游和烏蘇里江以東的俄羅斯境內(nèi)進行調(diào)查。曹廷杰受葛勝林推薦擔當此任，他四月十三日從三姓啟程，“嗣于四月二十七日入俄界，即順松花江至東北?？?，復由海口溯流入黑河，至海蘭泡地方，仍順黑河返伯力，溯烏蘇里江過興凱湖，經(jīng)紅土崖由旱道至海參崴，坐海舟入巖楚河?？?，于九月初八入琿春界，九月三十日抵省，共在俄界一百二十九日”[2]。是年十月，曹廷杰根據(jù)游俄期間的筆記寫成《西伯利東偏紀要》一書。1886年六月，曹廷杰由吉林將軍希元等保奏入京引見，后以知縣資格回吉林辦差。1887年七月，曹廷杰離開東北進京，并于次年九月出任山西和順知縣，后歷任山西寧武知縣、崞縣知縣等職。1895年，吉林將軍恩銘奏請調(diào)曹廷杰回吉協(xié)助辦理邊務獲準，曹廷杰遂于是年九月返回吉林辦差。1896年五月任呼蘭木稅總局總理，一年后赴呼蘭都魯河辦金礦。此后十余年間一直辦理各種與俄相關事務，期間曾于1907-0908年一月任吉林知府。
清亡后，曹廷杰繼續(xù)居于吉林，從事著述。1920年，七十一歲的曹廷杰離開吉林，在沈陽暫居一段時間后，返回湖北故鄉(xiāng)。1926年夏，曹廷杰擬再返東北，途經(jīng)上海時病故，終年七十七歲。
曹廷杰的思想以中日為界，可以分為兩個階段：前期積極進取，后期則趨于消極。19世紀80年代，身處抗俄邊防重鎮(zhèn)三姓的曹廷杰，在公務之余積極進行東北史地研究，重點在邊疆山川地理形勢險要和古今地名考據(jù)方面，以配合東北邊防的需要，其成果是寫成《東北邊防輯要》一書。他更受命進入俄境實地調(diào)查，寫出《西伯利東偏紀要》，為清政府的邊防政策提供了很大幫助。特別是書中最后一條提出了武力恢復被沙俄侵占領土的具體方案，更顯示了其積極的抗俄態(tài)度。
然而，清政府在中的失敗讓曹廷杰感到通過武力來抗擊帝國主義的侵略是很難成功的。“于是他便陷入了這樣一種矛盾的思想狀態(tài)：一方面痛感國家處于帝國主義瓜分豆剖的危亡之秋，一方面又幻想取得某些帝國主義的同情和幫助。”[3]因此，他對帝國主義的態(tài)度逐漸變?yōu)橥讌f(xié)退讓。1901年，曹廷杰寫成《萬國公法釋義》，試圖通過國際公法來約束沙俄的侵略。甲午戰(zhàn)后，曹廷杰很少再進行東北史地的研究，轉(zhuǎn)而關注國內(nèi)政治問題，思想日趨保守，晚年只出版了《論語類纂》、《孟子類纂》一類著作。
二、曹廷杰東北史地研究的著作
曹廷杰研究東北史地的著作主要有三部：、《東北邊防輯要》、《西伯利東偏紀要》和《東三省輿地圖說》，它們都具有很高的學術價值。
《東北邊防輯要》一書的寫作時間，據(jù)曹氏自述為“始于光緒十年冬月，成于十一年三月”[4]。其實，這只是初稿的完成時間。因為曹廷杰隨后奉命前往俄羅斯調(diào)查，全書到光緒十二年才最終整理完成。曹氏自稱此書“多取材于《開國方略》、《大清一統(tǒng)志》、《皇朝通典》、《圣武記》及《方輿紀要》、《朔方備乘》、《登壇必究》諸書”[4]60，實際上受何秋濤《朔方備乘》的影響最大。何書是研究東北史地的佳作，但成書于沙俄侵占我國領土之前，與光緒年間的邊防形勢已不完全相同。曹廷杰希望在《朔方備乘》的基礎上，結合新形勢，對東北的邊疆與邊防重新作深入的研究，以適應抗俄斗爭的需要?！稏|北邊防輯要》共十九篇，其中“征索倫”和“征羅剎”兩篇寫于調(diào)查俄境返回后。全書主體是對有關東北地區(qū)地理形勢、軍事險要及古人用兵事跡等資料的匯編和整理，曹氏自己的研究與考證成果以按語的形式寫出。這部著作不僅為加強抗俄邊防提供了一些很有價值的參考資料，同時也是今天研究東北歷史、地理不可缺少的重要著作。
《西伯利東偏紀要》是曹廷杰深入俄境考察回國后寫成的一部重要著作。全書近4萬字，共118條，記述了作者在俄境內(nèi)一百二十多天的經(jīng)歷和見聞。“凡彼東海濱省所占吉江二省地界，兵數(shù)多寡，地理險要，道路出入，屯站人民總數(shù)，土產(chǎn)賦稅大概，各國在彼貿(mào)易，各種土人數(shù)目、風俗及古人用兵成跡，有關于今日邊防與夫今日吉江二省邊防可以酌量變通，或證據(jù)往事堪補史書之闕者，皆匯入其中”[2]62-63。由于該書所采用的均為實地調(diào)查的第一手資料，因而價值極高。書成后，吉林將軍希元從中摘出85條送軍機處備查，又摘出最重要的35條呈光緒帝御覽。清政府在處理此后的對俄邊防事務中多以該書為依據(jù)并采納了其部分主張。除軍事內(nèi)容外，《西伯利東偏紀要》還對作者所經(jīng)地區(qū)的地理、人口、風俗、宗教等作了豐富而生動的記述，這些對今天的研究也有重要的參考價值。
《東三省輿地圖說》成書于光緒十三年（1887年），本為受吉林將軍希元所命為繪制東三省地圖而作的注釋說明。今本《東三省輿地圖說》除這一部分外，還包括其它內(nèi)容。一是對古今地名沿革的考證，曹廷杰自述曾作有《古跡考》一卷，但其書未見傳世，應該是編入了《東三省輿地圖說》中。還有一部分是光緒十五年（1889年）后零星寫成的學術札記，由后人編入書中。該書主要是對東北地區(qū)地理、考古、民族等內(nèi)容的一些考證，其中對一些問題的研究多有可取之處。著名史學家金毓黻認為“此書精于考證，為講遼東輿地必讀之作?！渌甲C，多發(fā)前人所未發(fā)，宜全看”[5]。
三、曹廷杰對東北史地研究的貢獻
曹廷杰在東北史地研究領域只能算是后起之秀，然而他所取得的成就卻很大，對東北史地研究的貢獻良多，其中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將歷史文獻與實地考察相結合的方法應用到東北史地研究中。曹廷杰之前的東北史地研究者，治學方式是純粹的對歷史文獻的考據(jù)。曹廷杰的研究中雖然也有大量考據(jù)，但是由于有機會游歷東北各地，便于對各處的文物、古跡、風土人情作詳細的考察，他的許多考證文章都是以實際情況與歷史文獻相印證，得出令人信服的結論。他用這種方法準確地考證出金會寧府的位置，又根據(jù)被人遺棄的得勝陀碑考證出黃龍府的所在。這種治學方法已類似于現(xiàn)代的科學方法，在當時是非常先進的。
第二，將地圖學引入東北史地研究中，文圖結合。曹廷杰精通輿地之學，并因此得到上司葛勝林的賞識，被其舉薦于吉林將軍希元，參與東三省地圖的繪制工作。曹廷杰認為“輿地之學，非圖不明，非說不顯，非準之經(jīng)緯度數(shù)，則方隅里到必多不合”[6]147。他的《東三省輿地圖說》本是東三省地圖所附說明，現(xiàn)在地圖已佚失，僅存圖說了。雖然曹廷杰所繪地圖多已不存，但他的著作中每于考證某地時必先標出經(jīng)緯度，行文中也詳細注明里程，足以顯示出他對地圖學的重視程度。
第三，最早進行了永寧寺碑和奴兒干都司的研究。奴兒干都司的位置一直是歷史研究中的懸案。曹廷杰在國內(nèi)時就敏感地意識到特林石碑的重要性，后在俄境游歷時克服各種困難親自實地考察。他確認此碑是明代的永寧寺碑，并最早對碑文進行了考釋，由此確定特林一帶就是明奴兒干都司的所在地。這一成果填補了學術史上的空白，更吸引了眾多學者對永寧寺碑和奴兒干都司進行深入的研究。
曹廷杰是東北史地領域中一位重要的學者，他的著作在今天的研究中仍然是重要的參考資料。以往學術界對其關注不夠，只在近三十年來才有對他及其著作的并不充分的研究。今天研究東北歷史地理的學者更應該對曹廷杰的著作進行仔細的解讀和分析。
參考文獻：
[1]吉林省歷史檔案：光緒二十九年閏五月十三日吉林分巡道詳咨“特用知府曹廷杰稟報到省日期并繳部寺執(zhí)照及前領起復部照書冊”.轉(zhuǎn)引自叢佩遠、趙鳴岐.曹廷杰生平活動年表[J].歷史檔案，1985，（4）.
[2][清]曹廷杰.西伯利東偏紀要[C]//叢佩遠，趙鳴岐.曹廷杰集.北京：中華書局，1985：62.
[3]叢佩遠，趙鳴岐.曹廷杰集[M].北京：中華中局，1985：前言，7.
[4][清]曹廷杰.東北邊防輯要[C]//叢佩遠，趙鳴岐.曹廷杰集.北京：中華書局，1985：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