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堂茗香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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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草堂茗香范文
關(guān)鍵詞：紅樓夢；茶文化；美
中國分類號：I106.4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2095-4115（2014）05-229-1
《紅樓夢》中關(guān)于茶文化的描繪主要集中在前八十回，這些生動的記敘極大地豐富和充實了我國茶文化的內(nèi)容，篇中人物喝茶品茶覆蓋全篇，深得中華茶文化之精妙。
一、好水
水，“茶之司命者也”。（《十六湯品》）
在明代茶文化復興中具有代表性的作品《茶疏》稱：“精茗蘊香，借水而發(fā)，無水不可與論茶也?！泵魅藦埓髲驮凇睹坊?a href="http://saumg.com/haowen/26212.html" target="_blank">草堂筆談》中也說：“茶性必發(fā)于水。有十分之水，方可得十分之茶?！惫湃苏撍拇碜魈锼囖康摹吨笕∑贰氛撍仍敗２苎┣弁ㄟ^先賢之論，在小說中作了極為豐富而生動的藝術(shù)描寫。
第41回妙玉煎茶用水的情節(jié)是這么說的：
賈母接了，問是什么水。妙玉笑回：“是舊年蠲的雨水。”賈母便吃了半盞，便笑著遞與劉姥姥說：“你嘗嘗這個茶?！眲⒗牙驯阋豢诔员M，笑道：“好是好，就是淡些，再熬濃些更好了?！辟Z母眾人都笑起來。
陸羽《茶經(jīng)》中尚未論及雨水，明人尤精此道，文震亨在《長物志》分別論述了四季雨水之優(yōu)劣。而緊接著賈母飲茶之后的著力描寫：“那妙玉便把寶釵和黛玉的衣襟一拉，二人隨他出去?！钣褡韵蝻L爐上扇滾了水，另泡一壺茶?！蔽覀冏⒁獾矫钣翊藭r用的水已然不是“舊年蠲的雨水”，而是“珍藏了五年的玄墓蟠香寺前，梅花上的雪水”，確實有充分的茶道依據(jù)。白居易《晚起》等詩中已有“融雪煎香茗”“閑嘗雪水茶”之句，可見晚唐人已知雪水煎茶之妙。辛棄疾也有“細寫茶經(jīng)煮香雪”句，陶轂還有命姬掬雪烹茶的故事流傳下來，發(fā)展至明清，雪水身價愈高。文震亨《長物志》稱：“雪為五谷之精，取之烹茶，是為幽況。”熊明遇更有：“雪水，天地之精也。”賈寶玉有“卻喜侍兒知試茗，掃將新雪及時烹”便不足為奇。
二、名茶
茶生于靈山妙峰，承甘露之芳澤，蘊天地之精氣。而秉清靈、玄幽之秉性。中國茶類繁多，品種千姿百態(tài)，在《紅樓夢》中出現(xiàn)的有：賈母不愛吃的“六安茶”，妙玉為賈母特備的“老君眉”，寶玉所鐘愛的“楓露茶”“普洱茶”，黛玉房中的“龍井茶”等。
六安茶為安徽名茶?！对囂秒S筆》載：“六安茶產(chǎn)自霍山，舊例于四月初八進貢以后，始得發(fā)售。茶山周圍八百里，而以仙人街、黃溪澗、烏梅尖、佛寺等處尤佳。茶葉有蕊尖、貢尖、皇尖等名目，分白茶與明茶，有毛者不論粗細皆曰白茶，無毛者曰明茶，皆老葉也?！泵?、銀針等都為六安茶著名白茶，香氣高爽，其葉甘醇，比一般茶略淡，也難怪劉姥姥嫌其味淡。此茶針長如眉，故曰老君眉，為六安所產(chǎn)，故而賈母又誤以為是一般六安茶。
三、良器
公欲善茶道，必先精茶具。受“美食不如美器”思想的影響，我國自古無論是飲還是食，都極看重器具美。在傳統(tǒng)茶文化中，器與道是相通的，因此歷代的茶人對茶具都有很高的要求。第41回“品茶櫳翠庵”對茶具的描寫尤為詳細，妙玉一口氣拿出數(shù)種并不常見的珍貴茶具，有“成窯五彩小蓋鐘”、“官窯脫胎填白蓋碗”、“綠玉斗”、“蟠虬整雕竹根的大?！保约啊八卧S四月眉山蘇軾見于秘府”的“晉王愷珍玩”的“”和鐫著三個垂珠篆字的“點犀”。翻遍古今中外茶具譜，我們還找不到一件茶具可與妙玉所用的茶具媲美。
四、烹茶
名茶好水良器之外，烹茶的藝術(shù)也是必需的?！都t樓夢》對此多有詳述。
如賈寶玉為茗煙改名為焙茗，便是紅樓茶藝精神適例。據(jù)茗煙說：“我們寶二爺嫌煙字不好，改了，叫焙茗了。”“煙”字為什么不好？其實并非因茗煙與鋤藥、引泉等眾小廝的命名方法不一，而是因為茶極忌煙。宋人在《十六湯品魔湯》、《北苑別錄過黃》等中已指出：“而湯最惡煙?！惫史Q煙為“大魔”。蘇軾在《汲江煎茶》中寫道：“活水仍需活火煎?！被罨鹫?，無煙之火也。清代無名氏《樂水清話》還具體談到煎茶水以三年陳樟樹炭或橄欖果核做燃料最佳。據(jù)說這些燃料點燃后“只有藍色火焰，絕無一點火氣”。此便為賈寶玉為茗煙改名的原因。
五、品茶
古人講品茗，總是把飲茶提高到一種典雅清和的意境中，展現(xiàn)出生活的享受、情趣和藝術(shù)化。馮正卿在《芥茶箋?茶宜》中有提到適宜品茶的十三條件，如：無事，俗務去身，悠閑自得；嘉客，志趣相投，主客兩洽；幽坐，心地安逸，環(huán)境幽雅等。茶人品茶，最好是山堂夜坐，親自動手，觀水火相戰(zhàn)之狀，聽壺中沸水發(fā)出松濤般的聲音，香茗入杯，茶煙裊裊，恍若置身云光縹緲之仙境。一如妙玉所言：“一杯為品，二杯即是解渴的蠢物，三杯便是飲牛飲騾了。”品茶人先灌漱口幾下，再慢慢下咽，讓舌上的味蕾充分接觸茶湯，感受茶中的各種滋味，滿口生津，齒頰生香，才算嘗到茶的真味。
六、結(jié)語
曹雪芹的描寫從不同側(cè)面反映了清人茶文化的主要特征，文人茶雖說在審美上達到了極致，但也正因此，中國傳統(tǒng)茶文化發(fā)展到清代，已現(xiàn)頹勢。茶文化只有走向民間，才是其發(fā)展的新路。
參考文獻：
[1]何哲群.從“妙玉論茶”看清代文人茶文化[J].時代文學，2008，（02）.
[2]周健.紅樓茶文化小識[J].華夏文化，2001，（04）.
第2篇：草堂茗香范文
夜讀不宜在書房，太正襟危坐。選擇客廳沙發(fā)，或陽臺的一隅，甚至臥室的床頭，或靠或躺，讓身體得到最大限度的放松。書也不一定是刻意找來的，而是順手在茶幾或枕邊拾得的，可以是紀昀的《閱微草堂筆記》，也可以是梁實秋的《雅舍談吃》，或者梭羅的《瓦爾登湖》，打開書卷，聞著書香，進入文字構(gòu)筑的奇妙世界：或是短小精悍的狐鬼神怪故事，或是精致閑淡的美文，或是氣勢恢宏的宏大敘事，或是娓娓道來，或是崎嶇險峻，或于平淡中暗藏風光無限。
四季變幻，不同季節(jié)的夜讀，各有各的滋味。春有花香作伴，夏有蛙鼓蟲鳴，秋季靜謐空寂，冬季風雪聲急。
最喜春夜讀書，花香融進月色，溶溶月色在房間里洇開，打開書卷，脈脈書香又浸染著月光。春風沉醉的晚上，閑來無事，信手拈來閑書一本，落花簌簌，月色空茫，花落的聲音與翻動書頁的沙沙聲相交織，如同天籟。
冬季的風雪夜也正是讀書的好時節(jié)。天寒地凍，不宜出門，不如早早洗漱，燙暖手腳，靠在床頭，擁著厚厚的棉被，細細品讀那些平常想讀卻沒有時間讀的書。這樣的夜晚，少不了紅泥火爐，青梅煮酒?！熬G蟻新醅酒，紅泥小火爐，晚來天欲雪，能飲一杯無？”火光溫暖亮堂，爐上煮著酒，發(fā)出咕嚕咕嚕的聲音，四溢的酒香浸染著書香，窗外寒風凜冽，雨雪紛飛，獨守著這方靜謐溫暖的小天地，全然忘了今夕何夕。
夜讀若輔之以茶，或者酒，更使讀書平添了許多滋味。
清茶一盞，適宜春日夜讀，月色花香書香已經(jīng)醉人，一盞香茗用以清心醒腦。茶湯淡綠清亮，適合梁實秋、周作人那樣閑適散淡的文字，或者汪曾祺寧靜恬淡的雜記偶感。上一口熱茶，茶香彌漫在齒頰間，滌蕩了心魂，所有雜念皆沉淀，正好翻到周作人寫喝茶的散文：“喝茶當于瓦屋紙窗之下，清泉綠茶，用素雅的陶瓷茶具，同二三人共飲，得半日之閑，可抵十年的塵夢?！辈唤麜囊恍Α：炔?，不必二三人同飲，伴著好書一本，一人獨飲，那滋味也是妙哉！
美酒一杯，則適宜冬日夜讀。《紅樓夢》中有一段寫到賈寶玉去薛姨媽家做客，薛姨媽命丫鬟將酒溫過，再拿給寶玉吃，怕寶玉的胃受寒。冬日夜讀之酒，自然也是溫過或者煮過，熱熱的，滌蕩肺腑，熱氣在身體里升騰，慢慢轉(zhuǎn)為豪氣。此時宜讀氣勢恢宏的宏大敘事，或者英雄俠客的人生傳奇。比如金庸小說，或者《水滸傳》，看武松酒后徒手打死猛虎，魯提轄三拳打死惡霸鄭關(guān)西。英雄豪杰，行俠仗義，文字濃烈，情節(jié)陡峭，酒壯英雄膽，善解愁悶腸，男兒未遂平生志，且樂高歌入醉場。溫一壺絕美的文字下酒，好一個扣人心弦，酣暢淋漓。
第3篇：草堂茗香范文
現(xiàn)在人們泡普洱茶，不必像古人那樣大費周章“其江水，取去人遠者?！备魉畯S商提供的水經(jīng)過人工凈化、消毒處理過，這到我國衛(wèi)生部制訂的飲用水衛(wèi)生標準的如瓶(桶)裝純凈水、礦泉水均適宜用來泡普洱茶。平時，可以從水質(zhì)：清、活、輕，水味：甘、洌這五個標準來選擇水。
純凈水：采用現(xiàn)代多層過濾和超濾、反滲透技術(shù)等多道工序提出純凈水，并使水的酸堿度達到中性。用純凈水泡茶，凈度好、透明度高，沏出的茶湯晶瑩透澈，而且香氣滋味純正，無異雜味，甘醇可口。
礦泉水：含有適量礦物質(zhì)和負離子易于飲用，但市面上礦泉水的品牌各異，水中含有的其所含微量元素和礦物質(zhì)成分也不同，口感的差別會影響茶湯的醇正。因此需謹慎選擇。
家中自來水：安裝自來水過濾器則適宜泡茶。在沒有條件的情況下，也可選擇自來水泡茶。自來水中有氯化物氣味，需經(jīng)過煮沸去味等工序，可將自來水煮沸貯存在干凈的容器中，靜置一晝夜，待氯氣自然揮發(fā)后，再煮沸泡茶，這樣則不會影響普洱茶的口感。
另外，在選擇泡茶用水時，還需關(guān)注水的硬度與茶湯品質(zhì)。天然水可分硬水和軟水兩種：含有較多量的鈣、鎂離子的水稱為硬水；不溶或只含少量鈣、鎂離子的水稱為軟水。如果水的硬性是由含有碳酸氫鈣或碳酸氫鎂引起的，這種水稱暫時硬水；如果水的硬性是由含有鈣和鎂的硫酸鹽或氯化物引起的，這種水叫永久硬水。暫時硬水通過煮沸，所含碳酸氫鹽分解，生成不溶性的碳酸鹽而沉淀。這樣硬水就變?yōu)檐浰恕?/p>
水的硬度影響水的pH值(酸堿度)，而pH值又影響普洱茶湯色澤。當pH大于S時，湯色加深；PH達到7時，茶黃素就傾向于自動氧化而損失。另外，水的硬度還影響茶葉有效成分的溶解度。軟水中含其他溶質(zhì)少，茶葉有效成分的溶解度高，茶味濃；而硬水含有較多的鈣、鎂離子和礦物質(zhì)，茶葉有效成分的溶解度低，故茶味淡。如水中鐵離子含量過高，茶湯就會變成黑褐色，甚至浮起一層“銹油”，這是茶葉中多酚類物質(zhì)與鐵作用的結(jié)果。如水中鉛的含量達0.2ppm時，茶味變苦；鎂的含量大于2ppm時，茶味變淡，鈣的含量大于2ppm時，茶味變澀，若達到4ppm，則茶味變苦。由此可見，泡茶用水以選擇軟水或暫時硬水為宜。
總而言之，泡茶用水應以懸浮物含量低、不含有肉眼所能見到的懸浮微粒、總硬度不超過25°、PH值小于5，以及非鹽堿地區(qū)的地表水為好。泡普洱茶用水，生活中，就是以桶裝純凈水、桶裝礦泉水為首選。綜合坊間意見，本刊認為最適宜泡普洱茶的水目前有四種：
1、寒玉秋泉：源自云南玉溪
2、巴馬山泉：源自廣西巴馬
第4篇：草堂茗香范文
關(guān)鍵詞：《紅樓夢》；茶；制作過程；精致化；雅化
在《紅樓夢》[1]第十七回《會芳園試才題對額 賈寶玉機敏動諸賓》中，賈寶玉曾作了一副對聯(lián)，即“寶鼎茶閑煙尚綠，幽窗棋罷指猶涼”，在這里，寶玉是將茶與名列秀才四藝之一的棋相提并論的。可見，在雅士文人的筆下心中，茶與琴棋書畫一樣，是“雅”的一種，其文化內(nèi)涵早已超脫于日常功用，具備了更為深刻的文化寓意，以至于從制作到入口，每一個環(huán)節(jié)都浸染上了文化的色彩。這在它制作過程的精致化與雅化中有著鮮明的體現(xiàn)。
一、點茶之物
《紅樓夢》第五十六回《敏探春興利除弊 時寶釵小惠全大體》中有這么一段話：“單只說春夏天一季玫瑰花，共下多少花？還有一帶籬笆上薔薇、月季、寶相、金銀藤，單這沒要緊的草花干了，賣到茶葉鋪藥鋪去……”將花賣到藥鋪去，很顯然是提煉作藥材的。那么，賣到茶葉鋪子去干什么呢？這就牽涉到了茶的一種泡制方法，即“以花點茶”。
什么叫以花點茶？《清稗類鈔》中有相當詳細的說明：“花點茶之法，以錫瓶置茗，雜花其中，隔水煮之。一沸即起，令干。將此點茶，則皆作花香。梅、蘭、桂、菊、蓮、茉莉、玫瑰、薔薇、木樨、橘諸花皆可。諸花開時，摘其半含半放之態(tài)，其香氣全者，量茶葉之多少以加之?；ǘ?，則太香而分茶韻；花少，則不香而不盡其美，必三分茶葉一分花而始稱也?！盵2]P6308還有具體講述玫瑰花入茶的：“玫瑰花點茶者，取未化之燥石灰，研碎鋪底，隔以兩層竹紙，置花于紙，封固，候花間濕氣盡收，極燥，取出花，置之凈壇，以點茶，香色絕美?！盵2]P6309
以花入茶，其原意是將花香融入茶香之中，使茶更可口，更沁心，即增加感官上的享受，又增加茶水本身的美感。然而，對此種泡茶方法，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贊同的，蔡君謨就深以其為弊病，他認為“蓮花、木樨、茉莉、玫瑰、薔薇、惠蘭、梅花，種種皆可拌茶。且云重湯煮焙收用，似于茶理不甚曉暢。至倪云林點茶用糖，則猶為可笑。”[3]P194田藝蘅顯然也是同意此觀點的，他說：“人有以梅花、、茉莉花薦茶者，雖風韻可賞，亦損茶味。如有佳茶，亦無事此?！盵3]P223
至于以花點茶到底是可行還是不可行，是增茶之味還是損茶之味，顯然是件見仁見智的事，不在本文所探討范圍之內(nèi)。我們可以從中看到的就是，這種爭執(zhí)恰恰反映了茶制作過程中對“精致”與“雅”的追求。
二、沏茶之水
茶作為飲料，包含了“茶葉”與“水”兩個基本要素，故“水”之如何便成了斷言茶之優(yōu)劣所必不可少的一環(huán)，所謂“茶者水之神，水者茶之體。非真水莫顯其神，非精茶曷窺其體，”[3]P138制茶時“尤貴擇水，”[3]P182關(guān)于此，古書上有很多有趣的記載。據(jù)傳，坡曾與蔡君謨斗茶，坡的茶原不如蔡君謨，蔡君謨用上品好茶配惠山泉水，而坡深諳“若不得佳茗即中品而得好水亦能發(fā)香”之茶理，選用竹瀝水，勝于惠山泉水一籌，終于贏了蔡君謨，且不說這則軼聞的真實程度如何，但水對茶的重要性則是不容忽視的，明代張大夏對此有一段十分精辟的論述：“茶性必發(fā)于水，茶亦十分矣；八分之水，誠十分之茶，茶只八分耳。”[4]P79
《紅樓夢》中有許多對沏茶之水講究的例子。此點在第四十一回《賈寶玉品茶櫳翠庵 劉姥姥醉臥怡紅院》中表現(xiàn)得最為充分。在妙玉將茶捧與賈母時，“賈母接了，又問是什么水。妙玉笑說：‘是舊年蠲的雨水?！Z母便吃了半盞，”當妙玉拉寶釵黛玉吃“體已茶”時，寶玉亦跟了過去，其間有這么一段話：“黛玉因問：‘這也是舊年的雨水？’妙玉冷笑道：‘你這么個人，竟是大俗人，連水也嘗不出來。這是五年前我在玄墓蟠香寺住著，收的梅花上的雪，統(tǒng)共得了那一鬼臉青的花甕一甕，總舍不得吃，埋在地下，今年夏天才開了，我只吃過一回，這是第二回了。你怎么嘗不出來？隔年蠲的雨水那有這樣輕淳，如何吃得！’”黛玉未能品辨出烹茶之水為雪水即被妙玉嘲為“大俗人”，可見“水”之于對“茶”的重要性。
《紅樓夢》所言及的泡茶之水，以雨水雪水為多，除了在櫳翠庵外，第一一一回《鴛鴦女殉主登太虛 狗彘欺天招伙盜》中有“惜春欣幸異常，便命彩屏去開上年蠲的雨水，”之句，第二十三回《西廂記妙詞通戲語 牡丹亭艷曲警芳心》中賈寶玉的“四時即事詩”之《冬夜即事》末聯(lián)云：“卻喜侍兒知試茗，掃將新雪及時烹。”這兩處的“開上年蠲的雨水”用以“預備好茶”和“掃”“新雪”用以“烹”茶所反映的都是對泡茶之水的講究。
《紅樓夢》中所提及的烹茶之水除了雨水和雪水外，尚有露水和泉水。第五回《游幻境指迷十二釵 飲仙醪曲演紅樓夢》中有這么一段描寫：“寶玉自覺清香異味，純美非常，因又問何名。警幻道：‘此茶出在放春山遣香洞，又以仙花靈葉上所帶之宿露而烹，此茶名曰“千紅一窟”。’寶玉聽了，點頭稱賞?！钡谄呤嘶亍独蠈W士閑征詞 癡公子杜撰芙蓉誄》中，寶玉祭文《芙蓉女兒誄》中的“沁芳之泉，楓露之茗”即是以泉水泡茶。關(guān)于泉水和露水泡茶，前人也有不少相關(guān)記述。乾隆有詩云：“秋荷葉上露珠流，柄柄傾來盎盎收。白帝精靈青女氣，惠山竹鼎越窯甌。”泉水泡茶，則由來亦久，白居易曾作有《山泉煎茶有懷》詩，云：“坐酌泠泠水，看煎瑟瑟塵，無由持一，寄與愛茶人?！边@里的“泠泠水”，即是指山泉。
三、用茶之器
茶在入口之前，除了講究制法、用水、火候之外，還有一道重要的工序，即用茶之器。讓我們重新回到《賈寶玉品茶櫳翠庵 劉姥姥醉臥怡紅院》這一回，看一看妙玉對“用茶之器”的講究。賈母一行到了櫳翠庵，“妙玉笑往里讓，賈母道：‘我們才都吃了酒肉，你這里頭有菩薩，沖了罪過。我們這里坐坐，把你的好茶拿來，我們吃一杯就去了?！瘜氂窳羯窨此窃趺葱惺隆Ｖ灰娒钣裼H自捧了一個海棠花式雕漆填金云龍獻壽的小茶盤，里面放一個成窖五彩小蓋鐘，捧于賈母?！缓蟊娙硕际且簧俑G脫胎填白蓋碗?！?/p>
這里就寫到了對“用茶之器”的講究。但是更講究的還是以下這段：
“又見妙玉另拿出兩只杯來，一個旁邊有一耳，杯上鐫著‘分瓜’三個隸字，后有一行小真字是‘王愷珍玩’，又有‘宋元豐五年四月眉山蘇軾見于秘府’一行小字。妙玉斟了一遞與寶釵。那一只形似缽而小，也有三個垂珠篆字，鐫著‘點犀喬皿’。妙玉斟了一喬皿與黛玉，仍將前番自己常日吃茶的那只綠玉斗來斟與寶玉。……（妙玉）遂又尋出一只九曲十環(huán)一百二十節(jié)蟠虬整雕竹根的一個大盞出來，……”
由上述描寫可以看到，有好茶好水還是不夠的，就連用以飲茶之器具，都是要有講究的。品茶時要用好器具，制茶過程中同樣也要用到。第二十二回《聽曲文寶玉悟禪機 制燈謎賈政悲讖語》中提到的元春賞賜之物中，便有茶筅。茶筅是古時烹茶時的一種調(diào)茶工具，“以筋竹老者為之，身欲厚重，筅欲疏勁，本必壯而末必眇當如劍脊之狀。蓋身厚重，則操之有力而易于運用，筅疏勁如劍脊則去拂雖過而泡沫不生?！盵5]P317
茶具之考究，亦是自陸羽起成為習尚的。唐之前，茶具與食具并無什么分別，到了陸羽，既是品茗，那么除了要求好茶好水，還得有不串味、能煮出最佳茶湯的茶具，而且既是高雅致情的事，茶具自然也應賞心悅目，正所謂“器具精潔，茶愈為之生色。”[3]P205
由上文分析可見，茶的制作隨著歷史的發(fā)展，已經(jīng)演變成了一個非常講究的、充溢著文化韻味的過程，單單從《紅樓夢》中所涉及的點茶之物、沏茶之水、用茶之器這三個方面，我們即可以窺斑見豹，從中略見中國博大精深的茶文化之一斑。
參考文獻：
[1]（清）曹雪芹、高鶚.紅樓夢[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2
[2]（清）徐珂.清稗類鈔[M].北京：中華書局.1986
[3]龔建華.中國茶典[M].南昌：山西古籍出版社.2004.
[4]（明）張大夏.梅花草堂筆談[M].長沙：岳麓出版社.1991.
第5篇：草堂茗香范文
關(guān)鍵詞:《花間集》;詞學;寄托
詞學中“寄托”理論在 什 么時代真正形成，學界存在兩種說法?其一認為成熟于“清代”，以朱自清為代表，其《詩 言 志辨》云:“宋人已有‘比興’論詞的?到了張(惠言)氏，才更發(fā)揚光大，詞體于是乎‘尊 ’起來了?”①(P82)因清代出現(xiàn)的常州詞派直接以 “寄托”言詞，但將清人的觀點遙接宋人，宋?清之間這么長的歷史時段，詞學觀念難道真 的 靜如止水?恐怕難以認可?其二認為成熟于宋代，以張惠民為代表，其《宋代詞學審美理想 》中說:“宋代詞學自北宋起即有寄托觀念產(chǎn)生，而至南宋，自覺的寄托說已基本成型，雖 尚欠周全，但規(guī)模已具，且已經(jīng)相當深刻?”②(P234)這種觀點的說服力也不是很大，詹安泰先生說:“《詞源》不著寄托之條，殆亦諱莫如深 者”③(P234)，張炎不著寄托之條，恐非諱莫如深， 倒可能是理論意識未達之故，因此南宋有自覺的寄托說實屬可疑?對宋代比興寄托有過全面 考察的段學儉，在其文《比興寄托說在宋代詞論中的生成與演化》中認為:“在絕大多數(shù)詞 人和相當多的詞評家的頭腦里，比興寄托的觀念是模糊的而非清晰的，自發(fā)的而非自覺的? ”④其評價是相當有說服力的，但其略于考察元明二 代，將問題遙接清代，其思維模式和結(jié)論仍舊逃不出朱自清的宿命?
上述代表性的詞學“寄托”理論，在思維模式上存在著如下問題:其一，忽視對成熟形態(tài)特 別是常州詞派“寄托”理論具體而辯證地分析，從而認為宋代所產(chǎn)生的“寄托”意識與后來 的“寄托”理論具有相同的生成機制;其二，專以前人論述為是，疏于考察明代詞學的發(fā)展 ;其三，專從詩學背景下的寄托觀念審視詞學的“寄托”理論，忽視對詞學中“寄托”理論 獨特構(gòu)型的關(guān)注，因而造成對詞學別是張惠言“寄托”理論的重大誤解?本文從歷史角 度具體考察宋?清二代“寄托”產(chǎn)生機制的不同，認為宋是“以詩為詞”的詩位觀念的產(chǎn)物 ，而清則是建立在以《花間集》為經(jīng)典詞學范本基礎(chǔ)上的詩詞文體互融的結(jié)果，正是后者建 立了完美的理論形式?因此本文以《花間集》何時參與建構(gòu)“寄托”理念為標本，認為詞學 的“寄托”理論建構(gòu)開始于明代中后期，正在此基礎(chǔ)上形成了清人完整的“寄托”理論?
宋?清“寄托”形成機制比較
宋?清兩代“寄托”理論的形成機制具有顯著不同，前者直接將詞與 詩騷相連，是宋代“以詩為詞”思維的產(chǎn)物;后者則是通過建立《花間集》與《詩經(jīng)》特別 是屈騷的關(guān)系，以詞學經(jīng)典的確立來建構(gòu)理論?從產(chǎn)生的效果看，前者鑒賞性多于理論的體 系性，呈散漫無依狀態(tài);后者則企望建立一套嚴密理論，有創(chuàng)作導向之用?
宋代的“寄托”意識與《花間集》無涉?《花間集》在宋代是人們學習模仿的對象，但未用 以參與“寄托”理論建構(gòu)?宋陳善《捫虱新話》下集卷三:“唐末詩 格 卑鄙，而小詞最為奇絕?今世人盡力追之，有不能及者，予故嘗以唐《花間集》當為長短句 之宗?”⑤《花間集》實為奇絕，可堪學習?但參與 “寄托”理論建構(gòu)是需要合法性的，宋人眼里的《花間集》是“天下岌岌，生民救死不暇， 士大夫乃流宕如此，可嘆也哉!或者出于無聊故也?”⑥，而“寄托”理論作為中國以來一以貫之的詩學傳統(tǒng)，“無聊”之作的《花間 集》當然不具備“寄托”的神圣資格?宋代確有以“比興”言詞，也有以“寄托”賞詞，但 此時的“寄托”意識與《花間集》無涉，只與蘇軾詩化的詞學理念相關(guān)?蘇軾提出:“微詞 宛轉(zhuǎn)，蓋詩之裔”⑦，倡導詩詞同源的觀念?其后出 現(xiàn)的以詩解詞的趨向，無不與蘇軾有牽連?“蘇門四學士”之一的黃庭堅為晏幾道詞作序說 :“乃獨嬉弄于樂府之余，而寓以詩人之句法……其合者，高唐?洛神之流;其下者，豈減 桃 葉?團扇哉!”⑧，認為晏幾道詞中寓有詩人的句法 ，為此高者可入“高唐?洛神之流”?南宋的“寄托”意識仍舊沿著蘇軾的道路發(fā)展，代表 者如鎢陽居士將蘇軾《卜算子》“缺月掛疏桐”進行了類《詩經(jīng)》的解釋，并得出結(jié)論:“ 此詞與考?詩極相似”?⑨ 林景熙《胡汲古樂府序》:“由此觀之，二公(指王安石?蘇軾)樂府，根性情而作者， 初不異詩也?……觀其樂府，詩之法度在焉?……所謂樂而不，哀而不傷，一出于詩人禮 義之正?然則先王遺澤，其獨寄于變風者，獨詩也哉!” [10] 曾豐《知稼翁詞集序》云:“文忠蘇公，文章妙天下，長短句特緒余耳，猶有與道德合 者?‘缺月’‘疏桐’一章，觸興于驚鴻，發(fā)乎情也;收思于冷洲，歸乎禮義也?” [11]他們解詞的方式以及“寄托”意識的形成 ，無非是以詩位解讀詞，把詞當作詩，詞于是具備了詩所具備的寄托功能?
言比興?言寄托是詩學傳統(tǒng)，以詩為詞無疑改變了詞學發(fā)展路徑?從大的歷史視域看，詞最 終走向詩，言比興?寄托是必然趨勢?但中國詞學發(fā)展的實際時時提醒人們，詞要如詩，但 詞終究不是詩，因此直接運用詩學理論建構(gòu)詞學注定是有問題的?對此，宋人已有警覺，如 李清照就直接批評為“句讀不葺之計?” [12]雖然劉克莊提出“借花卉以發(fā)騷人墨客之 豪，托閨怨以寓放臣逐子之感” [13]之特別符合“寄托”的言論，仔細考察其 里仍然是詩學語言的套話，沒有專屬詞學理論建構(gòu)的獨特性?
表面上，清代的詞學理論建構(gòu)似乎繼承宋人，其實不然?之所以如此，是因為宋人敏銳地預 期到詞最終會被詩化，其由此產(chǎn)生的一些意識與清代以來的詞學發(fā)展要求相一致，清人面對 詞學發(fā)展實際不得不將宋人提出的一些話題重新提起?如果僅僅從話題入手，不考究其中的 實質(zhì)，就很容易掩蓋二者之間的理論鴻溝?清人在建構(gòu)其詞學“寄托”理論的時候，有兩條 線索交織，其一是中國古老的詩學理論，其二則貫穿著對《花間集》的觀照，正是第二點形 成了宋?清“寄托”理論的差別?“強調(diào)詞的比興寄托，這可以說是清初詞論家一種普遍認 識”[14]，不僅清初甚至可以說是有清一代多 數(shù)詞論家的普遍認識?清代的主要詞派如浙西?陽羨?常州，不僅浙西?陽羨也講“寄托” ，常州更是“寄托”理論的集大成者?清初朱彝尊認為:“倚聲雖小道，當其為之，必崇爾 雅，斥哇，極其能事，則亦足以宣昭六義，鼓吹元音?”[15] “必崇爾雅”“斥哇”，態(tài)度如此分明的朱彝尊似乎對宋人斥為“無聊”之《花間集 》卻青眼有加，對造成明代香弱詞風的《花間集》?《草堂詩余》，只反《草堂》?不反《 花間》?他稱贊陳緯云的詞:“原本《花間》，一洗《草堂》之習”，且其詞“假閨房兒女 子之言，通之于《離騷》?變《雅》之義?”[16]無疑在朱彝尊看來，《花間集》是“宣昭 六義，鼓吹元音”?“假閨房兒女子之言，通之于《離騷》?變《雅》之義”的經(jīng)典作品? 同 時代的陽羨詞派代表陳維崧也不例外，認為《樂府補題》:“此則飛卿麗句，不過開元宮女 之閑談;至于崇祚新編，大都才老夢華之軼事也?”[17]《樂府補題》是宋末遺民的詠物詞集，歷 來認為其中寄托了宋末沉重的遺民心理;而《花間集》多寫“”，將以詠物來寄托的《 樂府補題》與寫“”的《花間集》相比附，無非是說明《花間集》在“寄托”中的顯要 地 位?其后常州詞派建構(gòu)“寄托”理論沿襲同樣思路，張惠言《詞選序》開頭提出了一大套詞 近“詩之比興，變風之義，騷人之歌”的理論，如果僅就此而言，張惠言與宋人相比沒 什么特別之處，然而其突出點在于從詩歌理論回歸到詞學傳統(tǒng)，提出唐宋詞的源流正變，其 中“溫庭筠最高，其言深美閎約”[18](P1617)，特別具有意味地是，張惠言在詞 史上第一次明確地用溫庭筠詞建構(gòu)詞學的“寄托”理論，其解溫庭筠《菩薩蠻》“小山重疊 金明滅”:“‘照花’四句，離騷初服之意”[19](P1609)，即以騷體精神釋“花間”詞?張 惠言《詞選》非常苛嚴，選詞116首，范圍從晚唐五代到南宋末期，“具體地說，是多采唐 五代詞，而南宋詞少?……從作家上看，唐溫庭筠的作品是十八首(全體的15%)，最多?”[20](P388)從選錄范圍以及選錄數(shù)量來看，不 難推斷出張惠言認為以溫庭筠為首的《花間集》與其所持“意內(nèi)而言外，變?nèi)酥z”[21](P1637) 的主旨相契?其后的常州詞家如“非寄托不入，專寄托不出”的周濟雖然在學詞途徑上 沒有給“花間詞人”一席，但在具體的評述中仍可以看出“花間”詞體現(xiàn)其“渾化無跡”“ 寄 托”理論的極致，如:“皋文曰:‘飛卿之詞，深美閎約?’信然?飛卿醞釀最深，故其言 不怒不懾，備剛?cè)嶂畾?……花間極有渾厚氣象，如飛卿則神理超越，不復可以跡象求矣? 然細繹之，正字字有脈絡(luò)?” [22](P1631)發(fā)展到陳廷焯，將“寄托”說演化 為“沉郁頓挫”，他說:“所謂沉郁者，意在筆先，神余言外，寫怨夫思婦之懷，寓孽子孤 臣之感?凡交情之冷淡，身世之飄零，皆可于一草一木發(fā)之?……飛卿詞如‘懶起畫蛾眉， 弄妝梳洗遲?’無限傷心，溢于言表?又‘正關(guān)情，鏡中蟬鬢輕?’凄涼哀怨，真有欲 言難言之苦?又‘花落子規(guī)啼，綠窗殘夢迷?’又‘鸞鏡與花枝，此情誰得知’，皆含深意 ?”[23](P3777)又說:“飛卿短古，深得屈子 之妙;詞亦從《楚辭》中來，所以獨絕千古，難乎為繼?”[24](P3903)歷史線索考察證明，清代在構(gòu) 建詞學“寄托”理論的進程中，《花間集》始終是一條不能被忽視的紅線?
本文原文
明代中后期的“花間”詞統(tǒng)與詞學之“寄托”然而，以《花間集》構(gòu)建詞學“寄托”理論是清人的首創(chuàng)嗎?考察詞 學發(fā)展史，結(jié)論是創(chuàng)自于明代中后期?之所以如此，當?shù)靡嬗谄鋾r詞壇形成的“花間”詞統(tǒng) ?明代詞壇上勁吹《花》?《草》香風，明末詞人徐士俊曾非常形象地說:“《草堂》之草 ，歲歲吹青;《花間》之花，年年逞艷?”[25] 這句形象的描述如果理解為明代詞學資源的大較，非常準確?但明代中后期由于受到當時盛 行六朝文風的影響，類如六朝文風的《花間集》進入了詞人以及詞學家的視野，一方面雖則 《草堂詩余》依舊于世流傳，但一方面反思《草堂詩余》的聲音已經(jīng)出現(xiàn)，如吳承恩《花草 新編序》:“然近代流傳，草堂大行，而花間不顯，豈非宣情易惑而含思難諧乎?”[26]還有如顧梧芳《尊前集引》:“余素愛《花 間集》勝《草堂詩余》”[27]等等?同時在創(chuàng)作 領(lǐng)域也出現(xiàn)仿《花間集》現(xiàn)象，如《古今詞話詞品上卷》:“沈際飛曰:‘張杞和《花間 集》，凡四百八十篇，篇篇押韻……字字求新……’”[28];《詞苑叢談品藻三》:“范文光《續(xù)花 間集》皆畫船歌席題贈之作?” [29]無論從理論意識還是創(chuàng)作實踐，明代中后期 儼然已經(jīng)形成“花間”詞統(tǒng)，正如清人謝章鋌所謂:“升庵?? 州 力挽之，于是始知有李唐?五代?宋初諸作者?其后耳食之徒，又專奉《花間》為準的?”[30](P3433) 即使是影響清代詞學甚巨的云間詞派，無一不是宗“花間”的，如鄭方坤《論詞絕句》 曰:“云間設(shè)色學花間，汴宋余波著意刪?和者國中二三子，笙趝未 覺寂塵寰?”絕句下有 小注:“明季陳大樽偕同里李舍人?宋征士唱倚聲之學于江左，一以 《花間》為宗，不涉宋人一筆?”[31]正因為宗“花間”，詞學“寄托”理論借機 發(fā)展?
現(xiàn)代詞學家詹安泰有文《論寄托》，說到寄托必須問途于比興，“比興途徑，亦各不同:或 取資閨幃之內(nèi)，羈旅之中，柔情綺思，憶別傷離，而身世家國之懷寓焉(如韋端己《菩薩蠻》之類)?或取資于自然風景，無知物類，聽睹所及，曲寫毫芥，而身世 家國之懷亦寓焉(如姜堯章《暗香》《疏影》之類)?寓諸閨幃羈旅之中者，欲人即小以見大 也;寓諸風景物類中者，欲人觸類以引伸也?……北宋有寄托之詞，多屬抒寫私情，南宋有 寄托之詞，多屬描摹物類，非無故也?”[32](P226)詹氏通過寄托象體的不同，將寄托分為兩類，甚符合詞學發(fā)展的實際?明代中后期以“ 花間”為詞統(tǒng)，在詞學“寄托”建構(gòu)過程中偏取第一種途徑:“取資閨幃之內(nèi)，羈旅之中， 柔情綺思，憶別傷離，而身世家國之懷寓焉”，在效果上趨向“ 多抒寫私情”的寄托之詞?宋代是傳統(tǒng)雅文化發(fā)展到頂峰的時代，私情在社會中是得不到正 面承認的，而《花間集》多寫?閨情，因而《花間集》不可能進入到雅文化的大殿?明 代中后期重“情”的社會思潮選擇了“花間”詞統(tǒng)，為《花間集》建構(gòu)詞學“寄托”理論掃 清障礙?在詞學理論表述中，明人公然兜售著“情”字，論證著詞中寫情的合法性與合理性 ?明周永年《艷雪集原序》:“蓋舉樂府方俗之詞?玉壺(按:陳良運主編《中國歷代詞學 論著選》頁261以為:“玉壺”，疑為“玉臺”之誤?指《玉臺新詠》?今從之?)工艷之語 ，香蘞纖媚之調(diào)，一一寄之于詞?”[33] 難能可貴的是，周永年緊接著提出:“士不深于比興之義，音律之用，而但長短其詩句 ，以命之曰詞，徒見其不知變耳”[34]，將私情 與比興聯(lián)系起來，從而實現(xiàn)詞的寄托功能?如果說以艷詞寄托情懷詩歌中古已有之，那么周 永 年的序中加入詞特別是以溫詞為代表的考量要素，如“供奉之清平?助教之金荃，皆詞傳于 詩者也”[35]，將李白的《清平樂》與飛卿的《金荃》， 視為以詞的體裁傳詩歌精神的典范?為了明晰明代中后期“花間”詞統(tǒng)與詞學“寄托”理論 的關(guān)系，再舉幾種有代表性的說法證明之:
予初讀詩至小詞，嘗廢卷嘆曰:嗟哉，靡靡乎，豈風會之使然耶?即師涓所弗道者?已而， 睹范希文《蘇幕遮》?司馬君實《西江月》?朱晦翁《水調(diào)歌頭》等篇，始知大儒故所不廢 ?何者?眾女蛾眉?芳蘭杜若，騷人之意，各有所托也?[36]
王介人曰:吾老于詩，思索情竭，多作綺思以發(fā)之?聞此十五年久矣?因思屈子江潭幽 放，托詞于香草美人? [37]
每當春日駘宕，秋氣明瑟，則寄情于思士怨女，以陶詠物色，祛遣伊郁?示予 詞一編，婉弱倩艷，俊辭絡(luò)繹，纏綿氵奇娜，逸態(tài)橫生，真宋人之流亞也?或曰:“是無傷大 雅乎?”予曰:“不然，夫并刀吳鹽，美成所以被貶;瓊樓玉宇，子瞻遂稱愛君，端人麗而 不，荒才刺而實諛，其旨殊也?三子者，托貞心于妍貌，隱摯念于佻言，則元亮閑情不能 與總持賡和于嶺春結(jié)綺之間矣?[38]
所舉范仲淹的《蘇幕遮》詞“前段多入麗語，后段純寫柔情”(清彭孫?《金粟詞話》)，司 馬光?朱熹的詞作同樣是柔情麗語?溫博認為:“眾女蛾眉?芳蘭杜若，騷人之意，各有所 托也”，雖然所引用的詞來自非“花間”，其實是以端正大儒為類如“花間”之詞張本?溫 博的感慨系由編輯《花間集補》而發(fā)，不難推測，溫博一方面為類如“花間”的詞找到大儒 的例子，另一方面將其并入騷人寄托之列，同時引用茅貞叔氏告訴他的一段話:“昔人稱長 短句情真而調(diào)逸?思深而言婉者，莫過《花間》”，認為《花間集》最具寄托之意，因此《 花間集》成為構(gòu)筑詞之寄托理論的經(jīng)典范本?陳子龍是受到《花間集》影響的典型詞人，而 王介人是陳子龍好友，可算作云間詞派中人，因此他們的觀點無一例外地受到“花間”詞統(tǒng) 的影響?他們認為“綺思”等同于屈原的“香草美人”，將“真心”“摯念”隱托于“ 妍貌”“佻言”，從此類如“花間”的詞獲得了“寄托”情懷?以《花間集》的主要藝術(shù)特 征為本，進而闡述詞的寄托精神，并將其與屈原開創(chuàng)的香草美人的意趣相連是明人的創(chuàng)見? 它是明代的產(chǎn)物，相比較宋代，其更具有理論自覺性?正是在此影響之下，清代人繼續(xù)以《 花間集》構(gòu)建寄托理論?于此王國維有一段話:“雖止庵(周濟)詞頗淺薄，潘(潘德輿)?劉 (劉熙載)尤甚?然其推尊北宋，則與明季云間諸公，同一卓識也?”[39] 如果認為他們僅僅“推尊北宋”則值得商榷，但王氏實道出了常州詞派詞學理論與明代 中后期詞學之間的精神意脈?
以詞為本位的“寄托”理論與詞體文學清謝章鋌對張惠言詞的“意內(nèi)言外”說提出了異議:“夫‘意內(nèi)言外 ’，何文不然，不能專屬之長短句?”[40](P3569)的確，“意內(nèi)言外”是一非常大而 化之的概念形式，可用之語言?詩歌?文章等等，因此將此概念形式用于詞這種文學文體的 解釋，恐怕是小頭頂大帽子，寬綽過余?謝章鋌的質(zhì)疑值得深思:“意內(nèi)言外”不專屬長短 句，屬于傳統(tǒng)詩學的理念難道可以專屬于長短句嗎?這里必須面對詞學“寄托”理論的獨特 性問題?
其實，明代中后期以來的“寄托”理論已經(jīng)對專屬于詞的“寄托”理論作出了回答?明代周 永年《艷雪集原序》:
文賦有之曰:詩緣情而綺靡?夫情則上溯風雅，下沿詞曲?莫 不緣以為準?若綺 靡兩字，用以為詩法，則其病必至巧累于理，僭以為詩余法，則其妙更在情生于文，故詩余 之為物，本緣情之旨而極綺靡之變者也?從來詩與詩余，亦時離時合，供奉之清平?助教之 金荃，皆詞傳于詩者也?玉局之以快爽致勝，屯田之以柔婉取妍，皆詞奪其詩者也?大都唐 之詞則詩之裔，而宋之詞則曲之祖?唐詩主情興，故詞與詩合;宋詩主事理，故詞與詩離? 士不深于比興之義，音律之用，而但長短其詩句，以命之曰詞，徒見其不知變耳?[41]
這段話提出“唐之詞則詩之裔，而宋之詞則曲之祖”，承認唐詞繼承了詩的精神，宋詞則排 出在外，所以說“供奉之清平?助教之金荃，皆詞傳于詩者也?玉局之以快爽致勝，屯田之 以柔婉取妍，皆詞奪其詩者也”，李白的《清平樂》與溫庭筠的《金荃》既得詞之綺靡，又 傳詩歌的比興之義;而蘇軾?柳永的詞則淹沒了詩?其在序言中提出了詞的源流正變，將唐 詞作為正，宋詞視為變，只有唐詞才是詩之苗裔，這是中國詞學史中較早地以詞作為本位探 討詞學寄托理論的文字，姑且稱之為以詞為本位的“寄托”理論?云間詞派的蔣平階也持相 同觀念:“詞雖小道，亦風人余事?……五季猶有唐風，入宋便開元曲，故專意小令，冀復 古音，屏去宋調(diào)，庶防流失?”[42]認為詞如詩，五代時詞才保持著詩的風采? 張惠言同樣繼承了這種思維，其《詞選序》 :
傳曰:意內(nèi)而言外謂之詞?其緣情造端，興于微言，以相感動?極命風 謠里巷男 女哀樂，以道賢人君子幽約怨悱不能自言之情?低徊要眇以喻其致?蓋詩之比興，變風之義 ，騷人之歌，則近之矣?[43]
這段常見的詩學語言，若果單單就此而言詞之“寄托”，的確顯得理由不 充足?一 般只是注意張惠言關(guān)于“意內(nèi)言外謂之詞”，而不注意該序開頭的一句話:“詞者，蓋出于 唐之詩人，采樂府之音以制新律，因系其詞，故曰詞”，詞出于唐之詩人，唐之詩人寫詞， 將詩的精神入詞中，所以他在該序中也梳理了詞發(fā)展的源流正變，說:
自唐之詞人李白為首，其后韋應物?王建?韓 罖?白居易?劉禹錫?皇甫松 ?司空圖?韓翭并有述造，而溫庭筠最高，其言深美閎約?五代之 際，孟氏?李氏君臣為謔 ，競作新調(diào)，詞之雜流，由此起矣?至其工者，往往絕倫?亦如齊梁王言，依托魏晉，近古 然也?宋之詞家，號為極盛，然張先?蘇軾?秦觀?周邦彥?辛棄疾?姜夔?王 沂孫?張炎 淵淵乎文有其質(zhì)焉?其蕩而不反，傲而不理，枝而不物?柳永?黃庭堅?劉過?之倫 ，亦各引一端，以取重于當世?而前數(shù)者，又不免有一時放浪通脫之言出于其間?后進彌以 馳逐，不務原其指意，破析乖刺，壞亂而不可紀?故自宋之亡而正聲絕，元之末而規(guī)矩隳? 以至于今，四百余年，作者十數(shù)，諒其所是，互有繁變，皆可謂安蔽乖方，迷不知門戶者也 ?[44]
認為溫庭筠詞是最上品:既有詞之韻味，又有詩之精神，在張惠言看來，五代之后的詞學發(fā) 展?jié)u漸進入迷途:要么失去詞的文體特征，要么忘卻詞應具有詩的旨意，正所謂“安蔽乖方 ，迷不知門戶?”透過上面分析:明清人關(guān)于詞之“寄托”理論的建構(gòu)均是以源流正變?yōu)榛?礎(chǔ)樹立唐詞特別是溫庭筠詞的地位，將詞之“寄托”理論從先前的以詩建構(gòu)的外在模式回到 以詞為本位的建構(gòu)模式?
詞之“寄托”理論相當重要，決定著什么是詞體文學的重大問題?以詞為本位的“寄托”理 論回答了這個問題，那就是詞從抒情的本質(zhì)講，詞是詩;如果從文體美學風格看，詞不是詩 ?明代中后期，關(guān)于詞應具備什么樣的美學風格帶來詩詞曲體式之辨，因此回歸到以詞為本 位的“寄托”理論當是必然結(jié)果?早在宋代已經(jīng)存在著李清照“詞別是一家”和蘇軾“詞自 是一家”的言說，前者以詞為本位，后者以詩為本位，雖然在創(chuàng)作中存在越位的情況，但在 理論意識上，兩派一直處于分離狀態(tài)?元明以來的詞學實踐，無疑強化了詞如詩的理念，互 相分離的理論意識開始互融，如明朱承爵所言:“詩詞雖同一機杼，而詞家意向與詩略有不 同?”[45]但詞從此成為詩，會不會從此取消詞 的獨立性呢?明人在此問題上論述頗多且?guī)缀跣纬闪舜笾孪嗤囊庖?，即“大約詞體以婉約 為正”[46]?“詞須宛轉(zhuǎn)帛系麗，淺至儇俏，挾春 月煙花于閨辤內(nèi)奏之，一語之艷，令人魂絕，一字之工，令人色飛， 乃為貴耳?”[47](P385)在此種詞體風格指導之下展開了和詩之間的辨 析，如“之詩而詞，非詞也?之詞而詩，非詩也”[48](P385)，到清代李東琪仍總結(jié)道“詩莊詞媚，其體元別”?[49 ](P606)如此執(zhí)著地辨析，無非是說明詩詞有相通之地，且應有相別之 處，相通在于詞應有詩的寄托精神，相別在于詞具有不同于詩的美學風格，所以李冬琪認為 寫詞“不得因媚寫入一路?媚中仍存莊意，風雅庶幾不墜?”[50 ](P606)以溫庭筠為代表的《花間集》，在反復的詩詞之辨中得到張揚 成為了詞學正典，成為詩詞二者中途的理想地帶:既得詩之菁華，又存詞之美媚?
以寄托言詞本非首開于清代常州詞派，但由此引發(fā)的得失無不集矢于此?宋代已有用詩學觀 念言詞的先例，但其言說方式無不是就事論事，自發(fā)的詩詞比附并未引起后人多大爭議?清 代常州詞派引發(fā)后人爭議的無非是其將溫庭筠的詞解釋為“離騷初服”，而史書記載溫庭筠 “士行塵雜”“逐弦吹之音，為側(cè)艷之辭”[51] ，如此人品怎可產(chǎn)生如此詞品?后人的爭議其實引發(fā)了一個問題，那就是以詞學為本位的“ 寄托”何以可能?其實張惠言的詞論可以從兩方面看，其一是言詞，其二是作詞，二者實為 二而一的關(guān)系，言詞是為了指導作詞，而這正是今文經(jīng)學典型的做法?張惠言說:“以其文 小，其聲哀，放者為之，或跌蕩靡麗，難以昌狂俳優(yōu)?然要其至者，莫不惻隱盱愉，感物而 發(fā)，觸類條鬯，各有所歸，非茍為雕琢曼辭而已?”[52](P1617) 提醒作詞者:詞雖文小卻有至者存焉，不可因其小而“茍為雕琢曼辭?” 此點常州后學周濟領(lǐng)會最深，張惠言編輯《茗柯詞選》，以“國風?離騷之旨趣鑄溫?韋? 周? 秦之面目?”[53]一“鑄”字大可考究?道光時 潘曾瑋也說張惠言《詞選》:“大要懲昌狂雕琢之流弊，而思遵之于風雅之歸”，周濟《詞 辨》:“固深惡夫昌狂雕琢之習而不反，而亟思有以厘定之”，無不是在說明他們的詞學理 論以說詞來指導作詞，那就是所作之詞“非茍為雕琢曼辭而已”，其中當有至大至剛的詩魂 存焉，言下之意則是詞既有詞本有的雕琢曼辭，又存詩的寄托理想?
總之，明代中后期開始的以溫庭筠詞為代表的《花間集》介入詞之“寄托”理論建構(gòu)，改變 了先前詩詞比附方式，回歸到詞的本位，理論效果是建立了詞體文學的認識，并由此指導新 一輪的創(chuàng)作實踐，正如周濟所言:“詩有史，詞亦有史”，影響之下，清代后期詞創(chuàng)作回應 了明代中后期以來的理論呼聲，自覺地創(chuàng)作了既有詩魂?又有詞心的詞學作品?
①朱自清《詩言志辨》，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
②張惠民《宋代詞學審美理想》，人民文學出版社1995年
③[32]詹安泰《論寄托》，《詹安泰詞學論集》，汕頭大學出版社1997年
④段學儉《比興寄托說在宋代詞論中的生成與演化》，《中國韻文學刊》1998年第1期
⑤[宋]陳善《捫虱新話》下集卷三，《叢書集成初編》本
⑥陸游《花間集跋》，陸游《渭南文集》卷三十，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⑦蘇軾《祭張子野文》，蘇軾《蘇軾文集》(五)，中華書局1986年版
⑧黃庭堅《小山詞序》，轉(zhuǎn)引自張惠民《宋代詞學資料匯編》頁194，汕頭大學出版社1993 年版
⑨[宋]鎢陽居士《復雅歌詞》，唐圭璋編《詞話叢編》(一)頁60， 中華書局1986年
[10][宋]林景熙《胡汲古樂府序》，見其撰《霽山文集》卷五，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11][宋]曾豐《知稼翁詞序》，見其撰《緣督集》卷十七，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12]李清照《詞論》，王仲聞校注《李清照集校注》頁195，人民文學出版社1979年 版
[13][宋]劉克莊《跋劉叔安感秋八詞》，《后村題跋》卷二，《叢書集成初編》本
[14]王運熙?顧易生主編《中國文學批評通史》(清代)頁691，上海古籍出版社1 996年
[15][清]朱彝尊《靜惕堂詞序》，轉(zhuǎn)引自施蟄存主編《詞籍序跋萃編》頁543，中 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4年
[16][清]朱彝尊《陳緯云序》，朱彝尊《曝書亭集》卷四十，文淵閣四 庫全書本
[17]陳維崧《樂府補題序》，轉(zhuǎn)引自施蟄存主編《詞籍序跋萃編》頁689，中國社會 科學出版社1994年
[18][19][43][44][52]張惠言《張惠言論詞》，唐圭璋編 《詞話叢編》[二]，中華書局1986年
[20]伊藤虎丸《張惠言的以“雅俗”觀念為中心的詞論》，王水照?保佳昭編選《日本學者中國詞學論文集》，上海古籍 出版社1991年版
[21][22]周濟《介存齋論詞雜著》，唐圭璋編《詞話叢編》(二)，中華書局19 86年版
[23][24]陳廷焯《白雨齋詞話》，唐圭璋編《詞話叢編》(四)，中華書局1986 年版
[25]引自清馮金伯輯《詞苑萃編》卷八，唐圭璋編《詞話叢編》(二)，中華書局1986 年版
[26]吳承恩《花草新編序》，轉(zhuǎn)引自蔡景康編《明代文論選》，錄自劉修業(yè)輯校本《 吳承恩詩文集》卷之二，人民文學出版社1993年版
[27]顧梧芳《尊前集引》，轉(zhuǎn)引自施蟄存主編《詞籍序跋萃編》頁643，中國社會科 學出版社1994年
[28]沈雄《古今詞話》，唐圭璋編《詞話叢編》[一]，中華書局1986年版
[29]《詞苑叢談品藻三》，[清]徐?編著，王百里校箋《 詞苑叢談校箋》，人民文學出版社1998年
[30][40]謝章鋌《賭棋山莊詞話》，唐圭璋編《詞話叢編》(四)，中華書局1986 年版
[31]《蔗尾詩集》卷五，轉(zhuǎn)引自孫克強《清代詞學》頁119，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4 年版
[33][34][35][41]周永年《艷雪集原序》，趙尊岳《明詞匯刊》，上 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
[36]明溫博《花間集補序》，轉(zhuǎn)引自施蟄存主編《詞籍序跋萃編》頁634，中國社會科 學出版社1994年
[37][明]朱一是《梅里詞自序》，朱一是撰《梅里詞》，清遠堂刻本，《續(xù)修四 庫全書》1734冊
[38][明]陳子龍《三子詩余序》，陳子龍撰《安雅堂稿》卷三，明末刻本
[39]王國維《人間詞話刪稿》，唐圭璋編《詞話叢編》，中華書局1986年版
[42]蔣平階《支機集凡例》，趙尊岳《明詞匯刊》，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
[45]朱承爵《存余堂詩話》，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417冊
[46][明]張謌《詩余圖譜凡例》，明刻本，《續(xù)修四庫全書 》1735冊
[47][48][明]王世貞《藝苑卮言》，唐圭璋編《詞話叢編》[一]，中華書局19 86版
[49][50][清]王又華輯《古今詞論》，唐圭璋編《詞話叢編》[一]，中華書局 1986版
第6篇：草堂茗香范文
明代茶人張大復在《梅花草堂筆談》中講茶與水的關(guān)系說：“茶性必發(fā)于水，八分之茶，遇十分之水，茶亦十分矣；八分之水，試十分之茶，茶只八分耳?！辈枧c水親密難分，更是互助互長的。紅樓夢中妙玉的“看人奉茶，選人擇水”的舉動可能與這檻外人的身份不那么相稱，但是也叫人對那份講究驚嘆，對那杯香茗神往……一盞由茶至水都經(jīng)過細細斟酌的茶湯又會使多少愛茶之人醉忘時光。
卦卦：歡迎三位光臨，本期還有來自東岸的茶友，真是榮幸之至。三位都是好茶之人，在多年的飲茶之中一定積累了不少心得，特別是泡茶的水一定嘗試過不少，那么泡茶用的水真有那么多講究嗎?
天上客：這所謂的“講究”，要看這位品茶之人的心境了，如果他只是覺得飲茶似喝水，一切自然就好。那當然會覺得這么做未免矯情。但是如果真的喜歡一道茶，自然會用很多方法去體驗這道茶，選擇最適合它的水和沖泡手法。最大程度地展現(xiàn)茶的魅力。
莉森：很多人都會覺得像古人一般“道法自然”應該才是茶道的境界之一，但是生活在現(xiàn)代社會的我們是很難的，都市里的快節(jié)奏，日常生活中的化學“侵入”。我們很難體會他們那種閑適的感覺。這也是現(xiàn)在越來越多的人喜歡茶的原因，那把喜歡發(fā)揮到極致也是一種享受啊。
流韻：“龍井茶，虎跑水”被稱為杭州的“雙絕”?？梢娪檬裁此莶?。對茶的沖泡及效果起著十分重要的作用。歷代茶人對煮茶、泡茶用水十分講究。陸羽在《茶經(jīng)》中說：“山水上，江水中，井水下。其山水揀乳泉、石池漫流者上?！彼位兆谮w佶在《大觀茶論》中提出宜茶水品“以清輕甘潔為美，清甘乃水之自然，獨為難得”。歷代文人騷客對茶贊譽不絕的時候，都不忘提到水，茶、水自然是不可分割的，茶有那么多道道，水又怎么會簡單?
自然之水都好嗎?
卦卦：剛剛流韻、莉森都提到了，尊古尚茶，那么效法古人選用自然環(huán)境里的水來泡茶，是不是能體會到不一樣的茶韻，是不是就是所謂的好茶配好水了呢?
流的：天然水包括江、河、湖、泉、井及雨水。用這些天然水泡茶應注意水源、環(huán)境、氣候等因素，判斷其潔凈程度。對取自天然的水經(jīng)過濾、臭氧化或其它消毒過程的簡單凈化處理，既保持了天然又達到潔凈，也屬天然水之列。
在天然水中，泉水是泡茶最理想的水，泉水雜質(zhì)少、透明度高、污染少，雖屬暫時硬水，加熱后，呈酸性碳酸鹽狀態(tài)的礦物質(zhì)被分解，釋放出碳酸氣，口感特別微妙，泉水煮茶，甘洌清芬俱備。然而，由于各種泉水的含鹽量及硬度有較大的差異，也并不是所有泉水都是優(yōu)質(zhì)的，有些泉水含有硫磺，不能飲用。至于深井水泡茶，效果如何，主要取決于水的硬度，不少深井水為永久性硬水，用于泡茶，茶湯品質(zhì)、口味很不理想。
天上客：自然界中存在的水，由于其形成的方式不同、產(chǎn)出的方式不同，水中所含的物質(zhì)也不同。我們先從水在自然界中蒸發(fā)之后形成水蒸汽。然后形成的降水說起。降水，主要有兩種形式，南方地暖為雨，北地天寒為雪。在過去沒有工業(yè)化污染的年代，自然降水就與現(xiàn)在瓶裝桶裝蒸餾水類似。但是現(xiàn)代社會，效法古人去收集一些“無根之水”來泡茶當然是不明智的，搞不好收來一桶“酸雨”怎么配好茶?
莉森：所以在自然郊外收集“山泉”、“清流”的水也是要有所講究的。一來是要熟悉環(huán)境，盡管周圍沒有工業(yè)污染源，也要觀察它是不是和人的生活圈相近，有沒有果園、農(nóng)地，以免收集到一些已經(jīng)被化肥、農(nóng)藥污染過的水；二來確定了水源的安全，并對水的PH值等做了簡單的檢測后，要盡可能在源頭采集，這樣才能最大程度地保證水的純凈。回家后也別忘了將采集的水做靜置沉淀處理。
卦卦：看來，要想從自然界采集一些純凈甘甜的好水很不容易呢!不過可以想象，這樣的一次旅程也一定非常有趣，不僅鍛煉了身體，還能和大自然有親密的接觸，在尋水、采集、運輸、沉淀的過程中，心靈也能得到一次凈化之旅。
自家也能DIY好水來嗎?
卦卦：那么除了在自然界采集無污染的純凈水源，我們平時在家里要怎么選擇水來泡茶呢?有沒有什么小竅門和大家分享一下呢?
流韻：從泡茶角度來說，影響茶湯品質(zhì)的主要因素是水的硬度。含有較多量的鈣、鎂離子的水稱為硬水：反之。含有少量的鈣、鎂離子的水稱為軟水。具體標準以鈣、鎂離子含量超過8mg/L的水為硬水，少于8mg/L的水為軟水。水的硬度和pH值關(guān)系密切，而pH值又影響茶湯色澤及口味。當pH值大于5時，湯色加深，pH值達到7時茶黃素就傾向自動氧化而損失。其次，水的硬度還影響茶葉中有效成分的溶解，軟水中含有其它溶質(zhì)少，茶葉中有效成分的溶解度就高，口味較濃，而硬水中含有較多的鈣鎂離子和礦物質(zhì)，茶葉中有效成分的溶解度就低。故茶味較淡。泡茶用水。選擇軟水或暫時軟水為宜。
天上客：人造水中，應該以蒸餾水和高度過濾凈化的純凈水為好。經(jīng)過家庭凈水器凈化并且晾曬的自來水次之。家用凈水器以多種過濾介質(zhì)多重過濾的為好。其中至少要有一種是活性炭過濾(竹炭也可以)，并且活性炭要定期更換。礦泉水(富含礦物質(zhì)的礦泉水，不包括俗稱為礦泉水的純凈水和蒸餾水)不適合泡茶。推薦使用竹炭產(chǎn)品。方便簡單，因為在水中放入竹炭，它的超強吸附能力可以吸附水中殘余的氯，從而凈化水質(zhì)。同時，竹炭具有良好的導電性，又能夠縮小水分子集團，進一步地優(yōu)化水質(zhì)。以及竹炭本身具有的導電性，還可以對人體發(fā)揮保健作用。但是要注意購買專業(yè)濾水的產(chǎn)品，而不是隨意的使用同類產(chǎn)品替代。
第7篇：草堂茗香范文
關(guān)鍵詞：曾燠幕府；揚州；戲曲活動
作者簡介： 楊飛，男，山西師范大學戲曲文物研究所副教授，從事戲曲史研究。
基金項目：國家社科藝術(shù)學基金項目“清代揚州劇壇研究”，項目編號：07CB58；山西省青年學術(shù)帶頭人支持項目“清代幕府與戲曲”
中圖分類號：I207.3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0-7504（2011）06-0104-08 收稿日期：2010-11-12
士人游幕在清代極為盛行，出現(xiàn)了許多重要的幕府團體，他們或以學術(shù)為長，或以文事為盛。據(jù)尚小明《清代士人游幕表》的考察，清代士人游幕出現(xiàn)了三次，其中乾隆四十九年（1784）至道光三年（1823）間是清代士人游幕的第二個高峰時期［1］（P6），亦是文人幕府發(fā)展的最盛時期，其中尤以揚州地區(qū)的曾燠幕府最具代表性。乾嘉時期的揚州是南方戲曲活動的中心之一，戲曲班社林立，昆亂藝人薈萃，曲家文人蜂擁而至。素有風雅之稱的曾燠周圍積聚了大量的文人墨客，公事余暇唱酬宴飲中往往伴有戲曲活動。目前學界對曾燠幕府的關(guān)注大多是從文學的角度，特別是對駢體文中興的影響來分析討論，鮮有學者關(guān)注曾燠幕府在戲曲領(lǐng)域的貢獻和影響。由此，對曾燠幕府戲曲活動的深入考察，可以彌補對這一重要幕府團體研究的不足，亦可為揚州劇壇的興盛提供史料支撐。
曾燠（1760―1831），字庶蕃，號賓谷，晚號西溪漁隱。江西南城人。清代著名詩人、駢文名家、書畫家。乾隆四十六年（1781）進士，改庶吉士，散館授戶部主事、補軍機章京，升員外郎、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等職。朝廷考核其為官政績，名列一等，被任命為欽差大臣，出使江南一帶，后升兩淮都轉(zhuǎn)鹽運使。嘉慶十二年（1807），曾燠由兩淮鹽運使升湖南按察使，后任廣東布政使，貴州巡撫兼署學政，道光二年復至揚州任兩淮鹽政。曾燠喜好雅集交游，為官之所多招募賓客，甚而專辟題襟館，“公余之暇與賓從琴歌酒宴，無間寒暑”［2］（P248），“投轄題襟賓從極一時之選，海內(nèi)人士交推為藝林壇坫”［3］（《跋》），與盧見曾運使后先輝映邗上，其風流余韻令人仰慕。曾燠一生宦跡以揚州為最久，其幕府規(guī)模和盛大也以揚州為最，可分為前后兩個時期：前期為任兩淮鹽運使的十余年，從乾隆五十八年（1793）至嘉慶十一年（1806），是其幕府最盛時期；后期則是指以巡撫銜巡視兩淮鹽政再次來揚州后的四年間，即道光二年（1822）至道光六年（1826），這個時期的曾燠幕府已經(jīng)沒有昔日之盛，揚州“以鹺務積疲，非曩日殷賑可比”，曾燠“幕中僅三五舊雨”［4］（卷8），不復有昔日盛況。我們這里討論的曾燠幕府的戲曲活動主要發(fā)生在前期。
曾燠幕府雖有一些論者稱其為詩人幕府，但詩酒唱酬往往伴以戲曲活動，則是一個普遍的現(xiàn)象。與曾燠曾先后輝映邗上的盧見曾曾主持紅橋修禊，文人除賦詩之外，還賞戲聽曲，“合有管弦頻入夜，那教士女不空城。冶春舊調(diào)歌殘后，獨立詩壇試一更”［5］（P120）。文人吟詩作賦、切磋時藝之余，聽曲觀劇是其重要的娛樂方式。“嘉、道之際，海內(nèi)宴安，士紳燕會，非音不樽。而郡邑城鄉(xiāng)，歲時祭賽，亦無不有劇?！保?］（P5014）“官府公事張筵陳列方丈，山海珍錯之味羅致遠方，伶優(yōu)雜劇、歌舞、吹彈，各獻伎于堂廡之下。事屬偶數(shù)，猶嫌太盛。若士庶尋常聚會，亦必征歌演劇，卜夜燒燈?！保?］（卷60）就目前資料而言，曾燠幕府的戲曲活動異常豐富和頻繁，是濃縮了的揚州劇壇，這主要體現(xiàn)在以下三個方面。
（一）評點、題詞：文人幕僚賞鑒戲曲的詩性表述
無論是詩文還是戲曲小說，評點和題詞是古代文人表達見解、進行批評的重要形式，也是后世研究者的重要材料。戲曲中的評點和題詞，又與詩文有所差異。詩文的評點更多的是就詩作本身的藝術(shù)價值和創(chuàng)作風格的評價，相對而言，內(nèi)容比較單一；而戲曲劇本的評點和題詞承載的信息更為廣泛：有對關(guān)目、結(jié)構(gòu)、人物形象的評點，有對題材流變的梳理，還有對劇曲的演出、藝人的表現(xiàn)，甚而是觀眾的情感都有所關(guān)注和涉獵。因而，戲曲的評點題詞對于戲曲史的研究及戲曲理論的總結(jié)具有重要的學術(shù)意義。
乾嘉時期的揚州是新劇不斷創(chuàng)作、不斷上演的地域，匯聚大量幕賓的曾燠幕府對于新劇給予了極大的關(guān)注，積極進行品評和題詞，這以仲振奎的《紅樓夢傳奇》和潘的《烏闌誓》傳奇為最集中。
仲振奎（1749―1811），字春龍，號云澗，又號花史氏，別署紅豆村樵。江蘇泰州人。撰有傳奇十六種，現(xiàn)僅存《憐春閣傳奇》、《紅樓夢傳奇》二種。乾隆五十七年（1792），仲振奎寓跡北京，得閱《紅樓夢》，據(jù)此而撰《葬花》折，這也是將紅樓夢故事譜為戲曲的最早作品。此后，仲振奎又撰寫《紅樓夢傳奇》。《紅樓夢傳奇•自序》稱：“丙辰客揚州司馬李春舟先生幕中，更得《后紅樓夢》而讀之，大可為黛玉、晴雯吐氣，因有合兩書度曲之意，亦未暇為也。丁巳秋病，百余日始能扶杖而起，珠編玉籍，概封塵網(wǎng)，而又孤悶無聊，遂以歌曲自娛，凡四十日而成此。成之日，挑燈漉灑，呼短童吹玉笛調(diào)之，幽怨鳴咽，座客有潸然沾襟者?！保?］由此見出，仲振奎于丙辰（即嘉慶元年，1796）即寓居揚州李春舟幕府，并于嘉慶二年年底始撰《紅樓夢傳奇》，“凡四十日而成”。《紅樓夢傳奇》產(chǎn)生之后即顧曲當筵，奏之歌場，受到文人的普遍關(guān)注，出現(xiàn)了眾多題詞。
在現(xiàn)存的嘉慶己未年（四年，1799）綠云紅雨山房初刻本《紅樓夢傳奇》中附有多首題詞，作者大多寓居揚州，為曾燠幕府的幕賓。如鉛山蔣知讓藕船、清江黃郁章賁生、丹徒郭厚庵、儀征詹肇堂石琴、吳州俞國鑒夫、吳州陳燮澧塘、甘泉張彭年涵齋等均對于《紅樓夢傳奇》的出現(xiàn)，表達了自己的價值評價和藝術(shù)欣賞。如鉛山蔣知讓:“傳奇演義競排場，瑣碎荒唐兩不妨。十斛珠穿絲一縷，難將此事付高王”。曾受知于曾燠的俞國鑒題詞曰：“讀罷新編已惘然，那堪顧曲更當筵。愿將結(jié)習消除盡，復解《南華》第二篇。”清江黃郁章賁生曰：“歌喉一串淚珠成，關(guān)馬清辭此繼聲。唱出相思滿南國，故應紅豆擅村名?！睂⒅僬窨摹都t樓夢傳奇》比之于關(guān)漢卿、馬致遠劇作的清辭本色，評價甚高。
曾燠亦撰有題詞，云：
夢中死去夢中生，生固茫然死不醒。試看還魂人樣子，古今何獨《牡丹亭》？
不解冥冥主者誰，好為兒女注相思。許多離恨何嘗補，姑聽文人強托辭。
底事仙山有放春，爭妍逐艷最傷神。真靈亦怕情顛倒，人世蛾眉不讓人。
櫳翠怡紅得幾時，葬花心事果然癡。一園盡作埋香冢，不獨芙蓉豎小碑。
有情爭欲吊瀟湘，說夢人都墮夢鄉(xiāng)。與奏《玉圓》辭一闋，免教辛苦續(xù)《西廂》。［8］（卷首）
《紅樓夢傳奇》后二十四出安排黛玉與晴雯復活，重與寶玉喜結(jié)良緣，超越了生死界限，是至情的實現(xiàn)。而對這樣的安排，曾燠發(fā)出“古今何獨《牡丹亭》”的感嘆?！赌档ねぁ芬蚨披惸锏囊煌樯?，死而復生，成為后世至情的典范之作。而仲振奎的《紅樓夢傳奇》正是沿用了這樣的范式，“大可為黛玉、晴雯吐氣”，有情人終成眷屬。如此眾多的曾燠幕賓品題《紅樓夢傳奇》，兼之“讀罷新編已惘然，那堪顧曲更當筵”的記述，《紅樓夢傳奇》很可能在曾燠幕府演出，仲振奎亦有可能為曾燠的座上賓客。
潘的《烏闌誓》傳奇亦成為曾燠幕賓品題的對象。潘號鸞坡，別號桃源漁者，江蘇吳江人。少負才名，然蹭蹬場屋幾三十年，遍游海內(nèi)，與名大夫交。著有《鸞坡居士紅樓夢詞》、《小百尺樓小品》。除傳奇《烏闌誓》外，尚撰有雜劇《夢花影》、《陽關(guān)折柳》（已佚）。
《烏闌誓》傳奇，凡二卷三十六出，本事見蔣防《霍小玉傳》，作于乾隆五十九年（1794）。兩年后的嘉慶丙辰，潘僑寓廣陵，亦有可能寄寓于曾燠幕府，與“畏友”袁枚相逢。［9］（P1973-1974）袁枚《烏闌誓》題詞云：
彩毫夫擅作非難，紅豆妻拈課且寬。料得曲終雙叫絕，烏絲闌下并肩看。
醉月騷人能慕色，簪花美女會憐才。若非割愛成長夢，那得傳情到劫灰。
詩下小注云：“嘉慶丙辰夏五，隨園老人袁枚于廣陵鹺署，借讀一過并題，為詩友鸞坡主人翻曲弁首也?！保?］（P1973）嘉慶丙辰，即嘉慶元年（1796），廣陵鹺署即兩淮鹽運使府署，當時為曾燠所執(zhí)掌。隨園老人于廣陵鹺署“借讀一過并題”，可見該劇作是在曾燠幕府中保存和傳閱，甚而是排練演出。曾燠對此亦有題詞：“鈞天樂豈伶人奏？午夢新回玉茗堂。只道曲中來顧誤，那知曲外有宮商”［9］（P1977）。
曾燠的幕賓吳也對《烏闌誓》傳奇進行了品題。吳（1755―1781），字山尊、及之，號抑庵，安徽全椒人。嘉慶二年（1797）至嘉慶三年（1798）假館于曾燠幕府，《西園十一詠并序》稱：“往者嘉慶丁巳、戊午間，余奉母從南城曾大夫于揚州，大夫為假館于西園，有湖山之美，亭臺之勝，老母樂之?！保?0］（卷1）在吳詩集《吳學士詩集》中有多首與曾燠的唱酬詩，如《寄呈都轉(zhuǎn)賓谷先生十三用前韻》、《客揚州以素冊十幅寫賓谷先生集中詩意自跋一首》、《題賓谷先生西溪漁隱圖》、《題賓谷先生賞雨茅屋圖》等。唱酬之余，吳也很有可能觀看了曾燠幕府的戲曲演出，只是未見文獻記述。但吳在這期間閱讀了潘《烏闌誓》傳奇，作跋并題詞，其題詞云：“陽關(guān)柳色近如何？記折臨岐歲屢過。不是青青當日眼，春風羌笛怨空多。”［9］（P1977）
（二）敘事詩詞：考察幕府戲曲活動的直接史料
幕賓們還直接用詩詞的形式記錄下曾燠幕府中的戲曲演出活動，為我們了解和研究當時的戲曲演出提供了真實的史料，其價值不言而喻。
乾隆六十年（1795），王文治在揚州曾燠幕府觀看了戲曲演出，作有記事詩《賓谷都轉(zhuǎn)招，同袁簡齋前輩、張警堂同年、謝薌泉漕使清燕堂觀劇，歸途大雪，有作》：
自古文章號有神，一時賓主盡才人。已酬東野云龍愿，況有南皮絲管陳。雪與梅花鏖白戰(zhàn)，燈連酒海照紅春。夜深扶醉群仙散，萬道瑤光引路塵。［11］（卷24）
清燕堂為兩淮都轉(zhuǎn)鹽運使司衙署內(nèi)建筑。一同觀劇的有袁簡齋、張警堂、謝薌泉。謝薌泉，即謝振定（1753―1809），字一之，號薌泉，湖南湘鄉(xiāng)人，有“燒車御史”之稱，時任漕使，亦有和詩《清燕堂雪夜觀劇和夢樓前輩韻》，云：“客來不速會如神，婪尾分陪一酒人。每向騷壇矜翦牧，恰占星氣聚荀陳。書傳藍本翻新曲（是日演劇即簡齋《子不語》中事），句乞紅兒隔座春。正好雪飛慚賦手，玉山高朗仰前塵?！保?2］（卷1）
嘉慶三年（戊午，1798）八月，吳崇梁撰詩《戊午八月度揚子江望金山、焦山寄賓谷運使》，記述對曾燠的欣羨與相互間的交往，云：“……題襟主人抱幽賞，渡江履約尋焦仙。名山有愿久始償，別后寄我詩六篇?！魅招斗珡V陵驛，公應失喜招梅顛。早晚揮手謝公事，俊游再辦雙行纏。銀槎不辭盡日醉，冰鏡更比今宵圓。晉卿家樂甲天下（為王夢樓太守），請攜小部雙峰顛。公倚鐵簫我能和，江山妙絕同千年?！保?3］（卷3）吳嵩梁（1766―1834）字子山，號蘭雪，晚號澈翁，別號蓮花博士、石溪老漁，江西東鄉(xiāng)新田（今屬紅光墾殖場）人，為曾燠揚州幕府的座上客。這里記述其與曾燠一同觀看王文治家樂演劇的情形，亦可見二人交誼之深，“我與使君交十年，文字骨肉心纏綿”。［13］（卷5，《書曾賓谷都轉(zhuǎn)賞雨茅屋詩后》）
嘉慶九年（1804），曾燠幕府的演劇在文人的詩文中記述較多。
彭兆蓀（1769―1821），字湘涵，一字甘亭，晚號懺摩居士，江蘇鎮(zhèn)洋（今太倉）人。1804年至1807年客于曾燠幕府［1］（P148），協(xié)助曾燠編選《國朝駢體正宗》，“風行海內(nèi)”,與他一同在曾燠幕府的尚有吳照和樂鈞，《邗上即事柬贈曾賓谷都轉(zhuǎn)燠》二首，其中第二首注曰：“予初至邗上，以病懶未遑修謁，而吳白庵廣文照、樂蓮裳孝廉鈞數(shù)道公延之雅，予滋愧也！”［14］（卷8）嘉慶九年（1804），彭兆蓀在曾燠幕府觀看金德輝演出《牡丹亭》，作有《揚州郡齋雜詩》二十五首，其中之一便是“臨川曲子金生擅，絕調(diào)何戡嗣響難。也抵貞元朝士看，班行耆舊漸闌珊”。詩下注曰：“都轉(zhuǎn)廨中觀劇，時吳伶金德輝演《牡丹亭》，為南部絕調(diào)，年已老矣?！保?4］（卷8）
郭（1763―1808），字厚庵，江蘇丹徒人。1793年后居兩淮鹽運使曾燠幕五載，1802年前后復居兩淮鹽運使曾燠幕數(shù)載［1］（P136）?！斗N蕉館詩集》卷一有詩《賓谷先生蒞揚州以來，一時名流倡和成帙，先生擇其尤者鏤板以行，題曰〈邗上題襟集〉。茲復于衙齋西北隅筑題襟館，爰賦詩紀事》記述曾燠新辟題襟館的雅韻，其一便云：“文燕偶然集，朋來盡盍簪。新成數(shù)椽屋，官閣似山林。廊曲依修竹，墻低見遠岑。丹黃紛滿案，閑與客題襟?！保?5］當然在曾燠的文人雅集中，文必有酒，筵必有戲，所謂“西江傳樂府（時演玉茗堂?。?，東閣肆賓筵”［15］（卷1）是也。
幕賓詹肇堂的《曾賓谷先生座上觀劇小樂府》則更詳細地記錄了曾燠幕府戲曲演出規(guī)模和花雅兼?zhèn)涞难莩鍪r。詹肇堂，江蘇儀征人。據(jù)同治《續(xù)纂揚州府志》卷十三《人物•文苑》載：“詹肇堂，字南有，號石琴。乾隆六十年（1795）舉人。早歲博洽經(jīng)史詩學，晚唐詞，以玉田、白石為宗。運使曾燠聞其名延入幕，與題襟館諸詩人共樹旗鼓詩，載《邗上題襟集》。著有《心安隱室詩》十一卷，詞四卷?！闭舱靥眉s于嘉慶九年（1804）前后在曾燠署中觀劇，作有《曾賓谷先生座上觀劇小樂府》組詩九首［16］（卷四）。這些詩作描述了曾燠署中宴會演出的熱鬧場面，“麒麟之脯云霞漿，厭厭夜飲蓮漏長”，絲竹奏樂，排列兩廂，演出了“會真之記傳其神”的《西廂記》，“妻不下機嫂不炊，人間豈獨朱翁子”的《爛柯山》以及“西游戲”等常見劇目，同時還演出了以一位少數(shù)民族女英雄奢香夫人的故事為題材的戲曲作品，“宮宴三百年宣慰，也有奢香一婦人”。在曾燠幕府中演出“奢香夫人”這樣的劇作，所唱為何種聲腔，是當時在揚州仍還盛行的雅部昆曲，還是風起云涌的花部戲曲，我們已難以確定，但無疑是我們認識乾嘉時期揚州戲曲演出的最為可靠的史料。
（三）戲曲經(jīng)歷：推測幕僚參與戲曲活動的參照系
曾燠幕府的幕賓眾多，除了上述有直接的材料記述了他們在曾燠幕府期間參與觀演戲劇活動的過程和感受，也有一些幕賓沒有見到在曾燠幕府從事戲曲活動的明確文獻記載，但他們對于戲曲的熱衷，甚或參與戲曲的賞鑒和品評，他們對于戲曲參與度使我們有理由相信他們在曾燠幕府期間一定有參與戲曲活動的經(jīng)歷，茲列舉數(shù)人。
黃文（1736―？），字時若，號秋平、煥亭，貢生，江蘇甘泉人。素通聲律之學，“善詞曲，入東籬、漢卿之室”［17］（卷首）。黃文曾游歷齊魯吳越，嘉慶十年（1805）還揚州后兩淮鹽運使曾燠招入題襟館［1］（P110），與時流相唱和，所作益多，著有《掃垢山房詩鈔》十二卷。黃文曾參與揚州校曲館事宜，并編撰曲海，李斗《揚州畫舫錄》卷五載：“黃文著有《曲?！范?，今錄其序云：乾隆辛丑間，奉旨修改古今詞曲。予受鹽使者聘，得與修改之列，兼總校蘇州織造進呈詞曲，因得盡閱古今雜劇傳奇。閱一年事竣?！保?］（P59）
吳錫麒（1746―1818），字圣徵，號谷人，別署東皋生。浙江錢塘人，乾隆四十年（1775）進士。曾主講揚州東儀、梅花、安定、樂儀書院講席，時時注意提拔有才之士，亦為曾燠幕賓?！短倩ㄇ挕酚泤清a麒所作南北曲，“亦復妙墨淋漓”。吳錫麒著有《漁家傲》傳奇，演漢代嚴子陵故事，已佚。另據(jù)陸繼輅《自題〈洞庭緣〉院本，即呈味莊先生》詩中記述，吳錫麒還與李廷敬、許寶善等撰寫《海上謠》樂府，流播一時。其詩云：“豪絲激竹動春潮，樂府新傳海上謠（味莊觀察及谷人祭酒、穆堂侍御所作）。我亦歌聲出金石，樽前吹裂小紅簫?！保?］（P2099）
劉嗣綰（1762―1820），字醇甫，又字簡之，號芙初，江蘇陽湖人。少穎異，識量過人。早游京師，知名于時。所著《尚堂集》行于世。1803年至1805年客兩淮鹽運使曾燠題襟館［1］（P136）?！渡刑眉?#8226;竹西集上（癸亥）》其下小注云：“是年，賓谷曾都轉(zhuǎn)招寓邗上之題襟館，琴尊繁會，歌吹迭興?！保?8］（卷34）是年，即嘉慶八年（1803）。《尚堂集》中存有多首詠劇詩作：《簡李味莊觀察上洋時將報最入都即以贈別》（“著書齊祭酒［謂谷人先生］，協(xié)律漢中郎［時演廉山所著劇］?！保?8］（卷34））、《洞庭龍女曲題祁生傳奇》、《水龍吟•題亦齋丈環(huán)影祠樂府》等。這些詩作或以贈別，記述當時的演劇狀況；或評論劇作內(nèi)容，對劇中人物的浮沉感慨，盡管不是劉嗣綰在曾燠幕府期間所作，但無疑說明，他是一位樂于參與戲曲活動的文人，由此亦可推測劉嗣綰參與了曾燠幕府中的觀演劇活動。
陸繼輅（1772―1834，一作1835）［19］（P176），字祁生，號霍莊，別署小元池居士、修平居士。江蘇陽湖（今武進）人。嘉慶五年（1800）舉人，嘉慶五年（1800）至嘉慶六年（1801）客兩淮鹽運使曾燠幕［1］（P152），《崇百藥齋文集》卷二十載：“六年辛酉，赴禮部試下第歸，仍客賓谷先生題襟館，日與主人及劉嗣綰芙初、吳嵩梁蘭雪、樂鈞蓮裳、彭兆蓀甘亭、郭麟迦、金學蓮手山、郭琦龍輔讀書屬文，所業(yè)頗進?！保?0］（卷20）按：陸繼輅《崇百藥齋文集》卷十四有《與方少君書》，其中記述他為生活所迫，四處游幕，其中在兩淮鹽運使曾燠幕中最久，“二十六歲始出游，依阮蕓臺宮保于浙江學署者二年，依李寧圃兵備于松太道署者三年。中間曾賓谷撫部轉(zhuǎn)運兩淮，客揚州最久”。陸繼輅依附曾燠幕府的時間，似又不止此兩年。另據(jù)陸繼輅《萬刺史丈（廷蘭）林下二髯圖》尾注中所云：“八月中，偕公及賓谷先生、借庵上人、魯思獻之子厚元淑游焦山，余至焦仙洞即止。”［20］（卷4）這里的“八月”指離開李廷敬幕府后，又回到揚州?？梢?，陸繼輅依附曾燠幕府的時間并不完全連續(xù)，而是有所間隔。
陸繼輅自幼喜好戲曲，因私閱元人曲，曾為其太孺人怒責［21］。戲劇作品有《洞庭緣》、《碧桃記》，另有與莊逵吉合作之《秣陵秋》傳奇，為吳階續(xù)成之《護花幡》傳奇，后二種未見傳本。據(jù)車錫倫先生的考察，《洞庭緣》傳奇是應松太道署李廷敬之請而作，并在李入覲送別的宴會上演出了，當作于嘉慶八年（1803）初［21］。陸繼輅與莊逵吉合作之《秣陵秋》傳奇的創(chuàng)作要早于《洞庭緣》傳奇，陸繼輅《自題〈洞庭緣〉院本，即呈味莊先生》其一：“重翻舊曲觸閑愁（向偕莊君伯鴻譜《秣陵秋》三十六折，味莊觀察命家伶習之），同把青樽話昔游。恨我識公遲十載，一簾秋影獨登樓。”［9］（P2099）張慧劍《明清江蘇文人年表》系年為嘉慶七年。盡管這些傳奇作品并不是在曾燠幕府中完成的，但曾燠幕府的生活無疑為他的創(chuàng)作提供了良好的滋養(yǎng)和優(yōu)游的空間。何兆瀛《洞庭緣敘》傳奇的創(chuàng)作是：“當幕府優(yōu)游之日，文余慧業(yè)，詩雜仙心，綴《聊齋》志怪之書，翻湖上傳奇之譜，為《洞庭緣》院本十六折?！保?］（P2098）無論是《洞庭緣》傳奇，還是與莊逵吉合作之《秣陵秋》，都曾為李廷敬的家伶所搬演。此外，姚燮《今樂考證》“國朝院本”內(nèi)著錄陸繼輅作傳奇尚有《碧桃記》一種，題下注云：“《碧桃記》為吳蘭雪姬人岳綠春作?！保?2］（P307）據(jù)車錫倫先生的推測，陸繼輅與吳崇梁在曾賓谷幕中的幕僚，他們經(jīng)常在一起“讀書屬文”，或者陸曾為岳綠春所作《碧桃記》訂正潤色，因訛為陸作［21］。按：此處車錫倫先生理解有誤，《香蘇山館全集》卷二收有《雨畫》一折，可見《碧桃記》是以吳崇梁和姬人岳綠春的經(jīng)歷撰寫的，而非岳綠春曾撰有《碧桃記》。吳嵩梁曾撰有《綠春詞》，有序云：“筠姬姓岳氏，字曰綠春，山西文水人，隨母僑寓京師，姿性慧麗，能左手書。授以詩，輒倚聲誦之，妙合音節(jié)。余初詣姬居，值曉妝，貽碧桃一枝，姬受而簪于髻。俄有奪以重聘者，姬恚甚，謂其母曰：兒已簪吳氏花矣。遂于嘉慶十一年四月八日歸余，年甫十五。余得惠風閣書，因持示姬，姬曰：妾年小不能持家，累君有內(nèi)顧憂，愿宜人早來，妾亦有所恃也。余嘉其意，遂寵以詩?！保?3］（卷5）可見其經(jīng)歷的傳奇性，也正是《碧桃記》所闡發(fā)的。然綠春依附吳崇梁僅五年，即一病而逝?！袄渑嘁纼H五年，不應草草賦游仙。早知一病無醫(yī)法，何苦三生種夙緣。嫁日歡娛如夢里，殮時明麗倍生前。定情詩扇教隨殉，誰誦新詞遍九泉。（姬來歸，余為賦綠春詞十五首書扇，今以為殉）”［13］（卷7，《聽香館悼亡詩為岳姬綠春作》）
上述曾燠幕府中的賓客的戲曲活動，雖不見載于他們寓居曾燠幕府期間，但眾多的戲曲活動的經(jīng)歷，透視出他們對于戲曲活動的娛樂性的認可。他們極有可能參與了曾燠幕府的戲曲活動，豐富了幕府的戲曲演出。
曾燠幕府戲曲活動的豐富性、頻繁性以及文人品評新劇的集中性，離不開如下的幾方面因素。
第一，鹽業(yè)經(jīng)濟的支持。揚州的發(fā)展依賴于鹽業(yè)經(jīng)濟的發(fā)展，鹽商們的生活帶動了城市各行各業(yè)的發(fā)展，促進了揚州城市文化的繁盛。談蓉舫《夢仙游》云：“揚州好，鹽莢甲寰區(qū)。金穴銅山夸敵國，富商大賈集成都。奢靡世間無?！保?3］（P450）兩淮鹽業(yè)的突出發(fā)展，使得整個國家獲得了極大的財政支持，兩淮鹽商的駐地揚州及其周圍區(qū)域也獲益良多。當時的揚州鹽商“其上焉者，在揚則盛館舍，招賓客，修飾文采；在歙則擴祠宇，置義田，敬宗睦族，收恤貧乏。下焉者，則但侈服，御居處，聲色玩好之奉，窮奢極靡，以相矜炫已耳，奢靡風習創(chuàng)于鹽商，而操他業(yè)以致富者，群慕效之”［24］（卷1）。自然掌管兩淮鹽政的鹽運使，同樣會獲得更多的經(jīng)濟支持和收益，他們有能力招募更多的賓客，同時也為戲曲活動的翻身奠定了基礎(chǔ)。對于揚州鹽業(yè)經(jīng)濟對于曾燠幕府的影響，同樣也可以從曾燠后期幕府的衰落中得到印證。當然，鹽業(yè)經(jīng)濟的發(fā)展也積累了一些弊端，道光年間鹽政制度的改革，鹽商的利潤空間被壓縮。當曾燠于道光二年（1822）至道光六年（1826），以巡撫銜巡視兩淮鹽政再次來揚，此時的揚州“以鹺務積疲，非曩日殷賑可比”，曾燠“幕中僅三五舊雨”［4］（卷8，《王井傳》），不復有昔日盛況。李兆洛《跋儲玉琴遺詩后》曰：“邗上當雍正乾隆間，業(yè)鹺者大抵操奇贏，擁厚資，矜飾風雅以市重，一時操竽挾瑟名一藝者寄食門下，無不乘車揭劍，各得其意以去。至嘉慶時，而鹺賈亟亟自顧不暇，無復能留意翰墨?！保?5］（卷7）
第二，與揚州為南方戲曲活動的中心、花雅爭勝的前沿陣地有關(guān)。揚州在乾嘉時期成為南方戲曲演出的中心，一是賴以昆曲在揚州得到了充分的發(fā)展，仍然保持了其繁盛的演出景象；二是揚州薈萃了全國各地較為優(yōu)秀的聲腔劇種，其中以“安慶色藝為最優(yōu)”?；ú繎蚯谇『笃诓辉偈切凶咚泥l(xiāng)的“趕火班”，已經(jīng)成為揚州城內(nèi)的重要演出團體。隨著魏長生由京師而南下?lián)P州，城內(nèi)盡唱魏三之句，原先馳名的安慶藝人郝天秀也開始吸收魏長生所唱秦腔，合京秦二腔，劇目上則進一步融合了京腔、秦腔的劇目，出現(xiàn)了一些比較受時人歡迎的花部戲目，花部演出一時成為時尚。著名學者焦循曾由衷地發(fā)出贊嘆：“世尚吳音，而余獨好花部?！薄稉P州畫舫錄》所記劇目中，花部戲目雖然甚少，但《綴白裘》第六集和第十二集收有花部劇本七十出，《納書楹曲譜》“外集”和“補遺”中也收錄了“時劇”十四出，這些劇目大多是當時劇壇盛演的劇目，由此也不難看出揚州花部演出的盛況。揚州花雅兩部演出的盛況，為曾燠幕府戲曲活動提供了更多的可資演出的內(nèi)容和豐富的聲腔選擇。
第三，曾燠本人的號召力和影響力。揚州自古為文人淵藪之地，其地居水陸之沖，四方名流所積聚，“自趙宋時，韓歐劉蘇相繼守土，賓宴之盛，輝映古今閱數(shù)百年。至國初周園侍郎監(jiān)督鈔關(guān)，遠紹逸響。而王阮亭尚書繼以司理揚州，誠心求士，士歸之如流水之赴壑，二公皆履卿貳立治績，而世人之艷稱者乃在鈔關(guān)司理時，誠哉，其難之也。后又百年，盧雅雨、朱子穎為都轉(zhuǎn)，稍續(xù)前緒”［26］。這種之傳統(tǒng)，在曾燠時期更為大盛，甚而被揚州士人認為曾燠對風雅的推崇和倡導可媲美于王漁洋。
曾燠喜好雅集交游，為官之所多招募幕賓，其一生宦跡以揚州為最久，其幕府規(guī)模和盛大也以揚州為最。“惟當日任鹺政時，投轄題襟賓從極一時之選，海內(nèi)人士交推為藝林壇坫，與盧雅雨后先輝映邗上，風流余韻尚令人景慕?！保ɡ钪Α顿p雨茅屋集•跋》）［3］錢泳《履園叢話》卷八亦云：
南城曾賓谷中丞以名翰林出為兩淮轉(zhuǎn)運使者十三年。揚州當東南之沖，其時川、楚未平，羽書狎至，冠蓋交馳，日不暇給，而中丞則旦接賓客，晝理簡牘，夜誦文史，自若也。署中辟題襟館，與一時賢士大夫相唱和，如袁簡齋、王夢樓、王蘭泉、吳谷人、張警堂、陳東浦、謝薌泉、王葑町、錢裴山、周載軒、陳桂堂、李嗇生、楊西禾、吳山尊、伊耐園及公子述之、蒲快亭、黃賁生、王惕甫、宋芝山、吳蘭雪、胡香海、胡黃海、吳退庵、吳白庵、詹石琴、儲玉琴、陳理堂、郭厚庵、蔣伯生、蔣藕船、何豈匏、錢玉魚、樂蓮裳、劉霞裳諸君時相往來，較之西昆酬唱，殆有過之。［27］（P215-216）
賓客記錄了在題襟館內(nèi)風雅唱和的情形，據(jù)王芑孫《題襟館記》曰：“君為人敏達而聰強，沛然無所不辨，然故自喜文字之間。其于詩尤性能而好之；于凡客之以來者，莫不延問迓勞，論其同異，指畫是非，因以其間，選辰命酒，脫履高談。春秋佳日，杯觴流行，紙墨橫飛，人人滿其意以去。而君之學亦由是大進?！保?8］（卷6）吳《題襟館銷寒聯(lián)句詩后序》曰：“賓客之盛，不減聚星之堂；湖海之士，并有登龍之愿。”［29］（卷3）正是曾燠本人的這種凝聚力與向心力，系聯(lián)了揚州的眾多文人和曲家，也包括一些演出藝人，才出現(xiàn)了曾燠幕府的濟濟人才和戲曲活動的繁盛。
通過對史料的鉤稽和爬梳，曾燠幕 府呈現(xiàn)出一幅異彩紛呈的戲曲活動圖 卷，具備了一些獨有的特征，這對清代戲曲，包括聲腔劇目等的研究都具有重要的意義。
首先，曾燠幕府幕賓眾多，而且有很大一部分都有觀演戲曲、甚至有創(chuàng)作或評點的經(jīng)歷。尚小明《學人游幕與清代學術(shù)》一書附表所記，當時曾燠幕府的幕賓有47位［30］（P279-283）。按：曾燠因其宦跡較多，故其幕府幕賓也包括了不同時期不同地域。其中既有曾燠在兩淮鹽運使期間的幕賓，也有在廣東任上的幕賓，如何元是嘉慶十九年（1814）在其廣東的幕府。因此除去其在其他地區(qū)任上的少數(shù)新結(jié)識的幕賓，大部分還是揚州幕府的幕賓。且除少數(shù)漢學家外，大部分為詩人，且有為數(shù)不少的喜好戲曲者。從事戲曲創(chuàng)作，或有品評戲曲經(jīng)歷的至少18位之多，如黃文、吳錫麒、吳、劉嗣綰、吳嵩梁、樂鈞、郭、彭兆蓀、陸繼輅、蔣知讓、蔣征蔚、黃郁章、詹肇堂、陳燮、張彭年、俞宗泰、俞國鑒、郭等，占幕賓總數(shù)將近一半。如此眾多的幕賓參與戲曲活動，在清代幕府中獨具一格，這為戲曲的發(fā)展、交流、衍變提供了平臺。同時，通過他們品評戲曲的經(jīng)歷，也可以看出幕府中戲曲活動的一些特性。張維屏《國朝詩人征略二編》卷四十一“曾燠”條引《有正味齋文集》，云：“賓谷都轉(zhuǎn)處淮揚靡麗之區(qū)，而澹于嗜欲，公事余閑時與賓從賦詩為樂，辟題襟館于署后，周植花木為唱和之所。屈指官斯土者，國朝以來無慮數(shù)十輩，而若風吹網(wǎng)，所過無聞。獨賓谷挾其縱橫跌宕之才，以雄視乎當世，令人愛慕，比于香山、六一、玉局諸老，不其偉與？”［31］（卷41）嘉慶學者郭在其《靈芬館詩話》卷六中亦云其幕府振興風雅，賓客如云：“揚州自雅雨以后數(shù)十年來，金銀氣多，風雅道廢，曾賓谷都轉(zhuǎn)起而振之，筑題襟館于署中，四方賓客，其從如云。今所傳《邗上題襟集》是已?！?/p>
其次，曾燠幕府的戲曲演出活動頻繁，劇目既有傳統(tǒng)劇目，又有新戲的上演；就其演出聲腔而言，由昆腔獨擅而變?yōu)榛ㄑ偶鎮(zhèn)?。由前文所述，曾燠幕府的演出劇目也是豐富多彩的，傳統(tǒng)劇目如《爛柯山》、“臨川四夢”、《西廂記》等，亦有新劇《紅樓夢傳奇》和《烏闌誓》。新劇的演出是清代揚州戲曲活動興盛的重要表征之一，新劇亦是清代文人品評的對象。乾嘉劇壇的一個變化，是由劇本創(chuàng)作為中心讓位于以表演為中心。在全國新劇創(chuàng)作萎縮的時代，揚州的新劇創(chuàng)作和演出，仍然有一定的規(guī)模和市場。陸萼庭稱“乾隆年間，文人創(chuàng)作的新劇仍在不斷涌現(xiàn)。新劇實踐的機會，揚州多于蘇州。四方戲曲家流寓揚州，往往靠編寫新戲以糊口。新戲獲得成功后，也以揚州為中心傳播出去”［32］（P238）。仲振奎的《紅樓夢傳奇》是在揚州寫就之后流行于大江南北劇壇的，道光時期更流傳到北京。楊掌生在《長安看花記》中記述：“眉仙嘗演《紅樓夢•葬花》為瀟湘妃子……嘗論紅豆村樵《紅樓夢傳奇》盛傳于世……歌樓惟仲云澗本傳習最多?！保?3］（P311）
此外，曾燠幕府幕賓的詩文中還為我們記述了在其他戲曲目錄文獻中難以見到的劇目。清燕堂演出袁枚《子不語》故事的劇作，這一作品在后世的文獻中未見著錄，而以奢香夫人為演出對象的劇作，亦成為當時非常有影響力的作品。奢香，彝名舍茲，生于元順帝至正二十一年（1361），系（四川藺州）宣撫使、彝族恒部扯勒君長奢氏之女。明洪武八年（1375），年方十四，嫁與貴州彝族默部水西（今大方）君長、貴州宣慰使靄翠為妻。奢香自幼聰明能干，好學深思，婚后成為靄翠的內(nèi)助，經(jīng)常輔佐丈夫處理宣慰司的許多政事。洪武十四年（1381），靄翠病逝，奢香代襲貴州省宣慰使職。奢香襲職攝政后，以國家統(tǒng)一為重。洪武二十九年（公元1396年），年僅38歲的奢香不幸病逝。明太祖朱元璋特派使臣到水西參加奢香的葬禮，加謚奢香為“大明順德夫人”。以奢香夫人的故事為題材的劇作在現(xiàn)存的劇目中未見記載。
曾燠雖以文雅見稱，然而鹽運署中演劇已不單單是演出“玉茗堂劇”一類的“文部”昆曲，更有以歌舞表演擅場的“武部”亂彈，以及熱鬧的百戲表演。隨著花部戲曲的蓬勃發(fā)展，雅部昆曲在這種競勝中逐漸讓出了地盤，官署演劇由昆曲獨擅的局面變成了花雅并奏的場面。前引王文治詩“已酬東野云龍愿，況有南皮絲管陳”，其“南皮絲管”當是指今河北滄州的南皮戲曲，與昆曲的演出風格迥異，當屬風起云涌的地方戲之一。
第三，演出團體既有新人，也有馳騁劇壇多年的老藝人。金德輝是乾隆時期的著名藝人，演《牡丹亭•尋夢》、《療妒羹•題曲》，表演精湛，如春蠶欲死。曾為供奉乾隆南巡，組織集秀班。嘉慶九年（1804），彭兆蓀在曾燠幕府觀看金德輝演出《牡丹亭》，作有《揚州郡齋雜詩》二十五首，其中之一便是“臨川曲子金生擅，絕調(diào)何戡嗣響難。也抵貞元朝士看，班行耆舊漸闌珊”。詩下注曰：“都轉(zhuǎn)廨中觀劇，時吳伶金德輝演《牡丹亭》，為南部絕調(diào)，年已老矣。”［14］（卷8）
除了金德輝這樣的老藝人而外，當時曾燠幕府中演出的還有一些新人，甚至是家伎。夢樓居士王文治，蓄有家樂，嘗“買僮教之度曲，行無遠近，必以歌伶一部自隨”［34］。如前文所述，乾隆六十年在曾燠鹽署清燕堂觀劇，其家樂亦有可能在曾燠署中演劇。
此外，在鹽署演出的團體很大一部分是來源于當時的內(nèi)班演出。揚州內(nèi)班規(guī)模龐大，往往是由當時的著名鹽商組建，腳色齊全，名優(yōu)薈萃，人才濟濟。就其目的而言是為了迎駕，備演大戲。但由于皇帝南巡的偶然性和短暫性特點，使得內(nèi)班在間歇期除了滿足商人自娛和娛賓的需求，還需要承應兩淮鹽務的征召演出。［5］（卷5）
綰結(jié)而論，曾燠揚州幕府的戲曲活動乃嘉慶時期文人觀劇活動的縮影，從一個側(cè)面反映了揚州劇壇中昆曲演出在興盛之后的逐漸乏力。同時曾燠幕府的戲曲活動與此前鹽商江春康山草堂戲曲活動相比遜色許多［35］，盡管兩者相隔的時間不久。這固然與大鹽商江春的雄厚財力有關(guān)，同時也與康山草堂的戲曲演出活動是清代揚州劇壇的鼎盛時期相關(guān)，無論是文人對于戲曲的關(guān)注，還是當時帝王的歷次南巡、鹽商對戲曲的準備活動，以及戲曲藝人們的表演技藝都是曾燠時期所無法比擬的。但曾燠幕府的戲曲活動卻以其獨特的地位和對于新劇的品題演出而具有了重要戲曲史價值，是我們深入認識嘉慶時期文人視野中的揚州戲曲的一把鑰匙。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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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ANG Fei
（Institute of Opera and Historical Relic, Shanxi Normal University, Linfen, Shanxi 041004, China）
第8篇：草堂茗香范文
但是也有人能夠找到證據(jù)指出，飲茶的習慣不僅僅是中國人發(fā)明的，在世界上的其他一些地方也是飲茶的發(fā)明地，例如印度、非洲等。1823年，一個英國侵略軍的少校在印度發(fā)現(xiàn)了野生的大茶樹，從而有人開始認定茶的發(fā)源地在印度，至少是也在印度。中國當然也有野生大茶樹的記載，都集中在西南地區(qū)，記載中也包含了甘肅、湖南的個別地區(qū)。茶樹是一種很古老的雙子葉植物，與人們的生活密切相關(guān)。 在國內(nèi)，也有關(guān)于茶樹的最早原產(chǎn)地的爭論，有好幾種說法。今人不少人認定在云南，有一學者在認真研究考證以后斷言，云南的西雙版納是茶樹的原產(chǎn)地。人工栽培茶樹的最早文字記載始于西漢的蒙山茶。這在《四川通志》中有載。
其實到底在哪里現(xiàn)在對我們飲茶者來說并不重要。也許具有文化意義。我們可以先來看看學術(shù)界的一些說法：
飲茶的發(fā)源時間：
1．神農(nóng)時期：唐·陸羽《茶經(jīng)》：“茶之為飲，發(fā)乎神農(nóng)氏?！痹谥袊奈幕l(fā)展史上，往往是把一切與農(nóng)業(yè)、與植物相關(guān)的事物起源最終都歸結(jié)于神農(nóng)氏。歸到這里以后就再也不能向上推了。也正因為如此，神農(nóng)才成為農(nóng)之神。
2．西周時期：晉·常璩《華陽國志·巴志》：“周武王伐紂，實得巴蜀之師，......茶蜜......皆納貢之。”這一記載表明在周朝的武王伐紂時，巴國就已經(jīng)以茶與其他珍貴產(chǎn)品納貢與周武王了?！度A陽國志》中還記載，那時并且就有了人工栽培的茶園了。 3．秦漢時期：西漢。王褒《僮約》：“烹荼盡具”，“武陽買荼”，經(jīng)考該荼即今茶。近年長沙馬王堆西漢墓中，發(fā)現(xiàn)陪葬清冊中有"一笥"和“一笥"竹簡文和木刻文，經(jīng)查證""即"槚"的異體字，說明當時湖南飲茶頗廣。
我們現(xiàn)在還飲用著與很古老的祖先如姜太公之流相同的飲料，確實是很使人心潮澎湃的事情。能夠給我們很多的遐想。
飲茶發(fā)源的地點考證：
對這一點的探求往往集中在茶樹的發(fā)源地的研究上來。關(guān)于茶樹的發(fā)源地，有這么幾種說法：
1．西南說：“我國西南部是茶樹的原產(chǎn)地和茶葉發(fā)源地?！边@一說法所指的范圍很大，所以正確性就較高了。
2．四川說：清·顧炎武《日知錄》：“自秦人取蜀以后，始有茗飲之事?！毖韵轮?，秦人入蜀前，今四川一帶已知飲茶。其實四川就在西南，四川說成立，那么西南說就成立了。四川說要比西南說“精密”一些，但是正確的風險性會大些。
3．云南說：認為云南的西雙版納一代是茶樹的發(fā)源地，這一帶是植物的王國，有原生的茶樹種類存在完全是可能的，但是這一說法具有“人文”方面的風險，因為茶樹是可以原生的，而茶則是活化勞動的成果。
4．川東鄂西說：陸羽《茶經(jīng)》：“其巴山峽川，有兩人合抱者?！卑蜕綅{川即今川東鄂西。該地有如此出眾的茶樹，是否就有人將其利用成為了茶葉，沒有見到證據(jù)。
5．江浙說：最近有人提出始于以河姆渡文化為代表的古越族文化。江浙一帶目前是我國茶葉行業(yè)最為發(fā)達的地區(qū)，歷史若能夠在此生根，倒是很有意義的話題。其實我認為在遠古時期肯定不只一個地方有自然起源的茶樹存在。有茶樹的地方也不一定就能夠發(fā)展出飲茶的習俗來。前面說到茶是神農(nóng)發(fā)明的，那么它在哪一帶活動？如果我們求得“茶樹原生地”與“神農(nóng)活動地”的交集，也許就有答案了，至少是縮小了答案的“值域”。
發(fā)明飲茶的方式：
人類是怎樣發(fā)明飲茶習慣的？或者說茶是怎樣起源的？對這個問題的研究始終是茶學的一個“基本問題”。因為做為任何一個茶學學者或茶學工作者，如果連“茶是怎樣來的”都不能解釋的話，那就太不夠了。 而現(xiàn)在對這一問題的回答有多種答案：
1．祭品說：這一說法認為茶與一些其他的植物最早是做為祭品用的，后來有人償食之發(fā)現(xiàn)食而無害，便“由祭品，而菜食，而藥用”，最終成為飲料。
2．藥物說：這一說法認為茶“最初是作為藥用進入人類社會的?！薄渡褶r(nóng)百草經(jīng)》中寫到：“神農(nóng)嘗百草，日遇七十二毒，得茶而解之”。
3．食物說：“古者民茹草飲水”，“民以食為天”，食在先符合人類社會的進化規(guī)律。
4．同步說：“最初利用茶的方式方法，可能是作為口嚼的食料，也可能作為烤煮的食物，同時也逐漸為藥料飲用?！边@幾種方式的比較和積累最終就發(fā)展成為“飲茶”是最好的方式。
以上這幾種說法中最無用的就是第四種，它把前面的三種說法加在一起，就成為了自己“萬無一失”的解釋了。也許這種解釋就是最恰當?shù)牧恕?/p>
現(xiàn)在我們可以論證茶在中國被很早就有認識和利用，也很早就有茶樹的種植和茶葉的采制。但是也可以考證，茶在社會中各階層被廣泛普及品飲，大致還是在唐代陸羽的《茶經(jīng)》傳世以后。所以宋代有詩云“自從陸羽生人間，人間相學事春茶”。也就是說，茶發(fā)明以后，有一千年以上的時間并不為大眾所熟知。
茶樹的起源：
中國是最早發(fā)現(xiàn)和利用茶樹的國家，被稱為茶的祖國，文字記載表明，我們祖先在3000多年前已經(jīng)開始栽培和利用茶樹。然而，同任何物種的起源一樣，茶的起源和存在，必然是在人類發(fā)現(xiàn)茶樹和利用茶樹之前，直到相隔很久很久以后，才為人們發(fā)現(xiàn)和利用。人類的用茶經(jīng)驗，也是經(jīng)過代代相傳，從局部地區(qū)慢慢擴大開了，又隔了很久很久，才逐漸見諸文字記載。
茶樹的起源問題，歷來爭論較多，隨著考證技術(shù)的發(fā)展和新發(fā)現(xiàn)，才逐漸達成共識，即中國是茶樹的原產(chǎn)地，并確認中國西南地區(qū)，包括云南、貴州、四川是茶樹原產(chǎn)地的中心。由于地質(zhì)變遷及人為栽培，茶樹開始由此普及全國，并逐漸傳播至世界各地。
（一）起源及原產(chǎn)地
茶樹起源于何時？必是遠遠早于有文字記載的3000多年前。歷史學家無從考證的問題，最后由植物學家解決了。他們按植物分類學方法來追根溯源，經(jīng)一系列分析研究，認為茶樹起源至今已有6000萬年至7000萬年歷史了。
茶樹原產(chǎn)于中國，自古以來，一向為世界所公認。只是在1824年之后，印度發(fā)現(xiàn)有野生茶樹，國外學者中有人對中國是茶樹原產(chǎn)地提出異議，在國際學術(shù)界引發(fā)了爭論。這些持異議者，均以印度野生茶樹為依據(jù)，同時認為中國沒有野生茶樹。其實中國在公元200年左右，《爾雅》中就提到有野生大茶樹，且現(xiàn)今的資料表明，全國有10個省區(qū)198處發(fā)現(xiàn)野生大茶樹，其中云南的一株，樹齡已達1700年左右，僅是云南省內(nèi)樹干直徑在一米以上的就有10多株。有的地區(qū)，甚至野生茶樹群落大至數(shù)千畝。所以自古至今，我國已發(fā)現(xiàn)的野生大茶樹，時間之早，樹體之大，數(shù)量之多，分布之廣，性狀之異，堪稱世界之最。此外，又經(jīng)考證，印度發(fā)現(xiàn)的野生茶樹與從中國引入印度的茶樹同屬中國茶樹之變種。由此，中國是茶樹的原產(chǎn)地遂成定論。
近幾十年來，茶學和植物學研究相結(jié)合，從樹種及地質(zhì)變遷氣候變化等不同角度出發(fā)，對茶樹原產(chǎn)地作了更加細致深入的分析和論證，進一步證明我國西南地區(qū)是茶樹原產(chǎn)地。主要論據(jù)，簡單地講，有三個方面：
1.從茶樹的自然分布來看
目前所發(fā)現(xiàn)的山茶科植物共有23屬，380余種，而我國就有15屬，260余種，且大部分分布在云南、貴州和四川一帶。已發(fā)現(xiàn)的山茶屬有100多種，云貴高原就有60多種，其中以茶樹種占最重要的地位。從植物學的角度，許多屬的起源中心在某一個地區(qū)集中，即表明該地區(qū)是這一植物區(qū)系的發(fā)源中心。山茶科、山茶屬植物在我國西南地區(qū)的高度集中，說明了我國西南地區(qū)就是山茶屬植物的發(fā)源中心，當屬茶的發(fā)源地。
2.從地質(zhì)變遷來看
西南地區(qū)群山起伏，河谷縱橫交錯，地形變化多端，以致形成許許多多的小地貌區(qū)和小氣候區(qū)，在低緯度和海拔高低相差懸殊的情況下，導致氣候差異大，使原來生長在這里的茶樹，慢慢分置在熱帶、亞熱帶和溫帶不同的氣候中，從而導致茶樹種內(nèi)變異，發(fā)展成了熱帶型和亞熱帶型的大葉種和中葉種茶樹，以及溫帶的中葉種及小葉種茶樹。植物學家認為，某種物種變異最多的地方，就是該物種起源的中心地。我國西南三省，是我國茶樹變異最多、資源最豐富的地方，當是茶樹起源的中心地。 3.從茶樹的進化類型來看
茶樹在其系統(tǒng)發(fā)育的歷史長河中，總是趨于不斷進化之中。因此，凡是原始型茶樹比較集中的地區(qū)，當屬茶樹的原產(chǎn)地。我國西南三省及其毗鄰地區(qū)的野生大茶樹，具有原始茶樹的形態(tài)特征和生化特性，也證明了我國的西南地區(qū)是茶樹原產(chǎn)地的中心地帶。 二、茶的發(fā)展 隨著茶葉的傳播，目前茶葉的生產(chǎn)和消費幾乎遍及全國和世界五大洲的國家和地區(qū)。
我國是茶葉的故鄉(xiāng)，加之人口眾多，幅員遼闊，因此茶葉的生產(chǎn)和消費居世界之首。我國地跨六個氣候帶，地理區(qū)域東起臺灣基隆，南沿海南瓊崖，西至藏南察隅河谷，北達山東半島，絕大部分地區(qū)均可生產(chǎn)茶葉，全國大致可分為四大茶區(qū)，包括江南茶區(qū)、江北茶區(qū)、華南茶區(qū)、西南茶區(qū)。全國茶葉產(chǎn)區(qū)的分布，主要集中在江南地區(qū)，尤以浙江和湖南產(chǎn)量最多，其次為四川和安徽。甘肅、西藏和山東是新發(fā)展的茶區(qū)，年產(chǎn)量還不太多。近年來，我國茶園面積已達1600多萬畝，年產(chǎn)茶葉40萬噸左右，茶葉出口量達13.5萬噸左右。與此同時，隨著我國茶葉生產(chǎn)的發(fā)展，全國茶葉科研機構(gòu)和教育機構(gòu)也得到了較大發(fā)展，已建立健全了科研和教育網(wǎng)絡(luò)，大量的研究成果已推廣應用，科學種茶、科學制茶和茶業(yè)管理的水平正在不斷提高，這為我國茶葉生產(chǎn)的發(fā)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chǔ)。
由于茶葉受到世界人民的歡迎，并成為三大飲料之一，所以世界茶業(yè)的發(fā)展速度也很快。目前，世界五大洲中已有50個國家種植茶葉，茶區(qū)主要集中在亞洲，茶葉產(chǎn)量約占世界茶葉產(chǎn)量的80％以上。
茶葉生產(chǎn)和飲用已經(jīng)歷了幾千年的歷史過程，人們對茶葉的需求也出現(xiàn)新的要求。這是因為，在社會發(fā)展中，一旦人們對衣、食、住、行的要求得到了滿足，就特別注重保健和文化生活方面的需求。茶，這種天然保健飲料必將愈來愈受到人們的青睞。與此同時，由于它含有大量的對人體起著一定的保健和防病的成分，更會吸引大量消費者去飲用它。茶葉，已成為人們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伴侶。
中國古代重要茶事進程錄：
原始社會神農(nóng)時代傳說茶葉被人類發(fā)現(xiàn)是在公元前28世紀的神農(nóng)時代，《神農(nóng)百草經(jīng)》有“神農(nóng)嘗百草，日遇七十二毒，得荼而解之?！敝f，當為茶葉藥用之始。
西周
據(jù)《華陽國志》載：約公元前一千年周武王伐紂時，巴蜀一帶已用所產(chǎn)的茶葉作為“納貢”珍品，是茶作為貢品得最早記述。
東周
春秋時期嬰相齊竟公時（公元前547---公園前490年）“食脫粟之飯，炙三弋五卵，茗茶而已”。表明茶葉已作為菜肴湯料，供人食用。（據(jù)《晏子春秋》）
西漢（公元前206--24年）
公元前59年，已有“烹茶盡具”，“武陽買茶”的記載，這表明四川一帶已有茶葉作為商品出現(xiàn)，是茶葉進行商貿(mào)的最早記載?！顿准s》
東漢（公元25--220年）
東漢末年、三國時代的醫(yī)學家華佗《食論》中提出了“苦荼久食，益意思”，是茶葉藥理功效的第一次記述。
三國（公園220 265）
史書《三國志》述吳國君主孫皓（孫權(quán)的后代）有“密賜茶荼以代酒”，是“以茶代酒”最早的記載。
隋（公元581--618年）茶的飲用逐漸開始普及，隋文帝患病，遇俗人告以烹茗草服之，果然見效。于是人們競相采之，并逐漸由藥用演變成社交飲料，但主要還是在社會的上層。
唐（公元618--907年）
唐代是茶作為飲料擴大普及的時期，并從社會的上層走向全民。
唐太宗大歷五年（公元770年）開始在顧渚山（今浙江長興）建貢茶院，每年清明前興師動眾督制“顧渚紫筍”餅茶，進貢皇朝。
唐德宗建中元年（公元780年）納趙贊議，開始征收茶稅。
公元8世紀后陸羽《茶經(jīng)》問世。
唐順宗永貞元年（公元805年）日本僧人最澄大師從中國帶茶籽茶樹回國。是茶葉傳入日本最早的記載。
唐懿宗咸通15年（公元874年）出現(xiàn)專用的茶具。
宋（公元960--1279年）
宋太宗太平興國年間（公元976年）開始在建安（今福建建甌）設(shè)宮焙，專造北苑貢茶，從此龍鳳團茶有了很大發(fā)展。
宋徽宗趙佶在大觀元年間（公元1107年）親著《大觀茶開》一書，以帝王之尊，倡導茶學，弘揚茶文化。
明（公元1368--1644年）
明太祖洪武六年（公元1373年），設(shè)茶司馬，專門司茶貿(mào)易事。
明太祖朱元璋與洪武24年（公元1391年）9月詔令，廢團茶，興葉茶。從此貢茶由團餅茶改為芽茶（散葉茶），對炒青葉茶的發(fā)展起了積極作用。
1610年荷蘭人自澳門販茶，并轉(zhuǎn)運入歐。1916年，中國茶葉運銷丹麥。1618年，皇朝派欽差大臣入俄，并向俄皇饋贈茶葉。
清（公元1644--1911年）
1657年中國茶葉在法國市場銷售。
康熙8年（1669年）印數(shù)東印度公司開始直接從萬丹運華茶入英。
康熙28年（1689年）福建廈門出口茶葉150擔，開中國內(nèi)地茶葉直接銷往英國市場之先聲。
1690年中國茶葉獲得美國波士頓出售特許執(zhí)照。光緒31年（1905年）中國首次組織茶葉考察團赴印度、錫蘭（今斯里蘭卡）考察茶葉產(chǎn)制，并購得部分制茶機械，宣傳茶葉機械制作技術(shù)和方法。
1896年福州市成立機械制茶公司，是中國最早的機械制茶業(yè)。 三、茶的傳播 中國是茶樹的原產(chǎn)地，然而，中國在茶業(yè)上對人類的貢獻，主要在于最早發(fā)現(xiàn)并利用茶這種植物，并把它發(fā)展形成為我國和東方乃至整個世界的一種燦爛獨特的茶文化。
中國茶業(yè)，最初興于巴蜀，其后向東部和南部逐次傳播開來，以致遍及全國。到了唐代，又傳至日本和朝鮮，16世紀后被西方引進。所以，茶的傳播史，分為國內(nèi)及國外兩條線路。
1.茶在國內(nèi)的傳播
茶樹是中國南方的一種“嘉木”，所以，中國的茶業(yè)，最初孕育、發(fā)生和發(fā)展于南方。
（1）巴蜀是中國茶業(yè)的搖籃（先秦兩漢）
顧炎武曾經(jīng)指出，“自秦人取蜀而后，始有茗飲之事”，即認為中國的飲茶，是秦統(tǒng)一巴蜀之后才慢慢傳播開來，也就是說，中國和世界的茶葉文化，最初是在巴蜀發(fā)展為業(yè)的。這一說法，已為現(xiàn)在絕大多數(shù)學者認同。
巴蜀產(chǎn)茶，據(jù)文字記載和考證，至少可追溯到戰(zhàn)國時期，此時巴蜀已形成一定規(guī)模的茶區(qū)，并以茶為貢品之一。
關(guān)于巴蜀茶業(yè)在我國早期茶業(yè)史上的突出地位，直到西漢成帝時王褒的《童約》，才始見諸記載，內(nèi)有“烹荼盡具”及“武陽買茶”兩句。前者反映成都一帶，西漢時不僅飲茶成風，而且出現(xiàn)了專門用具；從后一句可以看出，茶葉已經(jīng)商品化，出現(xiàn)了如“武陽”一類的茶葉市場。
西漢時，成都不但已形成為我國茶葉的一個消費中心，由后來的文獻記載看，很可能也已形成了最早的茶葉集散中心。不僅僅是在秦之前，秦漢乃至西晉，巴蜀仍是我國茶葉生產(chǎn)和技術(shù)的重要中心。
（2）長江中游或華中地區(qū)成為茶業(yè)中心（三國西晉）
秦漢統(tǒng)一中國后，茶業(yè)隨巴蜀與各地經(jīng)濟文化交流而增強。尤其是茶的加工、種植，首先向東部南部傳播。如湖南茶陵的命名，就很能說明問題。茶陵是西漢時設(shè)的一個縣，以其地出茶而名。茶陵鄰近江西、廣東邊界，表明西漢時期茶的生產(chǎn)已經(jīng)傳到了湘、粵、贛毗鄰地區(qū)。
三國、西晉階段，隨荊楚茶業(yè)和茶葉文化在全國傳播的日益發(fā)展，也由于地理上的有利條件，長江中游或華中地區(qū)，在中國茶文化傳播上的地位，逐漸取代巴蜀而明顯重要起來。
三國時，孫吳據(jù)有現(xiàn)在蘇、皖、贛、鄂、湘、桂一部分和廣東、福建、浙江全部陸地的東南半壁江山，這一地區(qū)，也是這時我國茶業(yè)傳播和發(fā)展的主要區(qū)域。此時，南方栽種茶樹的規(guī)模和范圍有很大的發(fā)展，而已茶的飲用，也流傳到了北方高門豪族。
西晉時長江中游茶業(yè)的發(fā)展，還可從西晉時期《荊州土記》得到佐證。其載曰“武陵七縣通出茶，最好”，說明荊漢地區(qū)茶業(yè)的明顯發(fā)展，巴蜀獨冠全國的優(yōu)勢，似已不復存在。
（3）長江下游和東南沿海茶業(yè)的發(fā)展（東晉南朝）
西晉南渡之后，北方豪門過江僑居，建康（南京）成為我國南方的政治中心。這一時期，由于上層社會崇茶之風盛行，使得南方尤其是江東飲茶和茶葉文化有了較大的發(fā)展，也進一步促進了我國茶業(yè)向東南推進。這一時期，我國東南植茶，由浙西進而擴展到了現(xiàn)今溫州、寧波沿海一線。不僅如此，如《桐君錄》所載，“西陽、武昌、晉陵皆出好茗”，晉陵即常州，其茶出宜興。表明東晉和南朝時，長江下游宜興一帶的茶業(yè)，也著名起來。
三國兩晉之后，茶業(yè)重心東移的趨勢，更加明顯化了。
（4）長江中下游地區(qū)成為中國茶葉生產(chǎn)和技術(shù)中心（唐代）
如前所言，六朝以前，茶在南方的生產(chǎn)和飲用，已有一定發(fā)展，但北方飲者還不多。及至唐朝中期后，如《膳夫經(jīng)手錄》所載“今關(guān)西、山東，閭閻村落皆吃之，累日不食猶得，不得一日無茶”。中原和西北少數(shù)民族地區(qū)，都嗜茶成俗，于是南方茶的生產(chǎn)，隨之空前蓬勃發(fā)展了起來。尤其是與北方交通便利的江南、淮南茶區(qū)，茶的生產(chǎn)更是得到了格外發(fā)展。
唐代中葉后，長江中下游茶區(qū)，不僅茶產(chǎn)量大幅度提高，就是制茶技術(shù)，也達到了當時的最高水平。這種高水準的結(jié)果，就是湖州紫筍和常州陽羨茶成為了貢茶。茶葉生產(chǎn)和技術(shù)的中心，正式轉(zhuǎn)移到了長江中游和下游。
江南茶葉生產(chǎn)，集一時之盛。當時史料記載，安徽祁門周圍，千里之內(nèi)，各地種茶，山無遺土，業(yè)于茶者七八。現(xiàn)在贛東北、浙西和皖南一帶，在唐代時，其茶業(yè)確實有一個特大的發(fā)展。同時由于貢茶設(shè)置在江南，大大促進了江南制茶技術(shù)的提高，也帶動了全國各茶區(qū)的生產(chǎn)和發(fā)展。
由《茶經(jīng)》和唐代其它文獻記載來看，這時期茶葉產(chǎn)區(qū)已遍及今之四川、陜西、湖北、云南、廣西、貴州、湖南、廣東、福建、江西、浙江、江蘇、安徽、河南等十四個省區(qū)，幾乎達到了與我國近代茶區(qū)約略相當?shù)木置妗?/p>
（5）茶業(yè)重心由東向南移（宋代）
從五代和宋朝初年起，全國氣候由暖轉(zhuǎn)寒，致使中國南方南部的茶業(yè)，較北部更加迅速發(fā)展了起來，并逐漸取代長江中下游茶區(qū)，成為宋朝茶業(yè)的重心。主要表現(xiàn)在貢茶從顧渚紫筍改為福建建安茶，唐時還不曾形成氣候的閔南和嶺南一帶的茶業(yè)，明顯地活躍和發(fā)展起來。
宋朝茶業(yè)重心南移的主要原因是氣候的變化，江南早春茶樹因氣溫降低，發(fā)芽推遲，不能保證茶葉在清明前貢到京都。福建氣候較暖，如歐陽修所說“建安三千里，京師三月嘗新茶”。作為貢茶，建安茶的采制，必然精益求精，名聲也愈來愈大，成為中國團茶、餅茶制作的主要技術(shù)中心，帶動了閔南和嶺南茶區(qū)的崛起和發(fā)展。
由此可見，到了宋代，茶已傳播到全國各地。宋朝的茶區(qū)，基本上已與現(xiàn)代茶區(qū)范圍相符。明清以后，只是茶葉制法和各茶類興衰的演變問題了。
2.茶在國外的傳播
由于我國茶葉生產(chǎn)及人們飲茶風尚的發(fā)展，還對外國產(chǎn)生了巨大的影響。一方面，朝廷在沿海的一些港口專門設(shè)立市舶司管理海上貿(mào)易，包括茶葉貿(mào)易，準許外商購買茶葉，運回自己的國土。唐順宗永貞元年，日本最澄禪師從我國研究佛學回國，把帶回的茶種種在近江（滋賀縣）。815年，日本嵯峨天皇到滋賀縣梵釋寺，寺僧便獻上香噴噴的茶水。天皇飲后非常高興，遂大力推廣飲茶，于是茶葉在日本得到大面積栽培。在宋代，日本榮西禪師來我國學習佛經(jīng)，歸國時不僅帶回茶籽播種，并根據(jù)我國寺院的飲茶方法，制訂了自己的飲茶儀式。他晚年著的《吃茶養(yǎng)生記》一書，被稱為日本第一部茶書。書中稱茶是“圣藥”、“萬靈長壽劑”，這對推動日本社會飲茶風尚的發(fā)展起了重大作用。
宋、元期間，我國對外貿(mào)易的港口增加到八九處，這時的陶瓷和茶葉已成為我國的主要出口商品。尤其明代，政府采取積極的對外政策，曾七次派遣鄭和下西洋，他游遍東南亞、阿拉伯半島，直達非洲東岸，加強了與這些地區(qū)的經(jīng)濟聯(lián)系與貿(mào)易，使茶葉輸出量大量增加。 在此期間，西歐各國的商人先后東來，從這些地區(qū)轉(zhuǎn)運中國茶葉，并在本國上層社會推廣飲茶。明神宗萬歷三十五年（1607年），荷蘭海船自爪哇來我國澳門販茶轉(zhuǎn)運歐洲，這是我國茶葉直接銷往歐洲的最早紀錄。以后，茶葉成為荷蘭人最時髦的飲料。由于荷蘭人的宣傳與影響，飲茶之風迅速波及英、法等國。
1631年，英國一個名叫威忒的船長專程率船隊東行，首次從中國直接運去大量茶葉。
清朝之后，飲茶之風逐漸波及歐洲一些國家，當茶葉最初傳到歐洲時，價格昂貴，荷蘭人和英國人都將其視為“貢品”和奢侈品。后來，隨著茶葉輸入量的不斷增加，價格逐漸降下來，成為民間的日常飲料。此后，英國人成了世界上最大的茶客。
印度是紅碎茶生產(chǎn)和出口最多的國家，其茶種源于中國。印度雖也有野生茶樹，但是印度人不知種茶和飲茶，只有到了1780年，英國和荷蘭人才開始從中國輸入茶籽在印度種茶。現(xiàn)今，最有名的紅碎茶產(chǎn)地阿薩姆。即是1835年由中國引進茶種開始種茶的。中國專家曾前往指導種茶制茶方法，其中包括小種紅茶的生產(chǎn)技術(shù)。后發(fā)明了切茶機，紅碎茶才開始出現(xiàn)，成了全球性的大宗飲料。
到了19世紀，我國茶葉的傳播幾乎遍及全球，1886年，茶葉出口量達268萬擔。西方各國語言種“茶”一詞，大多源于當時海上貿(mào)易港口福建廈門及廣東方言中“茶”的讀音。可以說，中國給了世界茶的名字，茶的知識，茶的栽培加工技術(shù)，世界各國的茶葉，直接或間接，與我國茶葉有千絲萬縷的聯(lián)系?？傊?，我國是茶葉的故鄉(xiāng)，我國勤勞智慧的人民給世界人民創(chuàng)造了茶葉這一香美的飲料，這是值得我們后人引以自豪的。 四、制茶史 中國制茶歷史悠久，自發(fā)現(xiàn)野生茶樹，從生煮羹飲，到餅茶散茶，從綠茶到多茶類，從手工操作到機械化制茶，期間經(jīng)歷了復雜的變革。各種茶類的品質(zhì)特征形成，除了茶樹品種和鮮葉原料的影響外，加工條件和制造方法是重要的決定因素。本文就制茶歷史做簡單介紹。
（一）從生煮羹飲到曬干收藏
茶之為用，最早從咀嚼茶樹的鮮葉開始，發(fā)展到生煮羹飲。生煮者，類似現(xiàn)代的煮菜湯。如云南基諾族至今仍有吃“涼拌茶”習俗，鮮葉揉碎放碗中，加入少許黃果葉，大蒜，辣椒和鹽等作配料，再加入泉水拌勻；茶作羹飲，有《晉書》記“吳人采茶煮之，曰茗粥”，甚至到了唐代，仍有吃茗粥的習慣。
三國時，魏朝已出現(xiàn)了茶葉的簡單加工，采來的葉子先做成餅，曬干或烘干，這是制茶工藝的萌芽。
（二）從蒸青造形到龍團鳳餅
初步加工的餅茶仍有很濃的青草味，經(jīng)反復實踐，發(fā)明了蒸青制茶。即將茶的鮮葉蒸后碎制，餅茶穿孔，貫串烘干，去其青氣。但仍苦澀味，于是又通過洗滌鮮葉，蒸青壓榨，去汁制餅，使茶葉苦澀味大大降低。
自唐至宋，貢茶興起，成立了貢茶院，即制茶廠，組織官員研究制茶技術(shù)，從而促使茶葉生產(chǎn)不斷改革。
唐代蒸青作餅已經(jīng)逐漸完善，陸羽《茶經(jīng).之造》記述：“晴，采之。蒸之，搗之，拍之，焙之，穿之，封之，茶之干矣?！?，即此時完整的蒸青茶餅制作工序為：蒸茶、解塊、搗茶、裝模、拍壓、出模、列茶晾干、穿孔、烘焙、成穿、封茶。
宋代，制茶技術(shù)發(fā)展很快。新品不斷涌現(xiàn)。北宋年間，做成團片狀的龍鳳團茶盛行。宋代《宣和北苑貢茶錄》記述“宋太平興國初，特置龍鳳模，遣使即北苑造團茶，以別庶飲，龍鳳茶蓋始于此”。
龍鳳團茶的制造工藝，據(jù)宋代趙汝勵《北苑別錄》記述，有六道工序：蒸茶、榨茶、研茶、造茶、過黃、烘茶。茶芽采回后，先浸泡水中，挑選勻整芽葉進行蒸青，蒸后冷水清洗，然后小榨去水，大榨去茶汁，去汁后置瓦盆內(nèi)兌水研細，再入龍鳳模壓餅、烘干。
龍鳳團茶的工序中，冷水快沖可保持綠色，提高了茶葉質(zhì)量，而水浸和榨汁的做法，由于奪走真味，使茶香極大損失，且整個制作過程耗時費工，這些均促使了蒸青散茶的出現(xiàn)。
（三）從團餅茶到散葉茶
在蒸青團茶的生產(chǎn)中，為了改善苦味難除、香味不正的缺點，逐漸采取蒸后不揉不壓，直接烘干的做法，將蒸青團茶改造為蒸青散茶，保持茶的香味，同時還出現(xiàn)了對散茶的鑒賞方法和品質(zhì)要求。
這種改革出現(xiàn)在宋代?！端问?食貨志》載：“茶有兩類，曰片茶，曰散茶”，片茶即餅茶。元代王楨在《農(nóng)書.卷十.百谷譜》中，對當時制蒸青散茶工序有詳細記載“采訖，一甑微蒸，生熟得所。蒸已，用筐箔薄攤，乘濕揉之，入焙，勻布火，烘令干，勿使焦”。
由宋至元，餅茶、龍鳳團茶和散茶同時并存，到了明代，由于明太祖朱元璋于1391年下詔，廢龍團興散茶。使得蒸青散茶大為盛行。
（四）從蒸青到炒青
相比于餅茶和團茶，茶葉的香味在蒸青散茶得到了更好的保留，然而，使用蒸青方法，依然存在香味不夠濃郁的缺點。于是出現(xiàn)了利用干熱發(fā)揮茶葉優(yōu)良香氣的炒青技術(shù)。
炒青綠茶自唐代已始而有之。唐劉禹錫《西山蘭若試茶歌》中言道：“山僧后檐茶數(shù)叢……斯須炒成滿室香”，又有“自摘至煎俄頃余”之句，說明嫩葉經(jīng)過炒制而滿室生香，有炒制時間不常，這是至今發(fā)現(xiàn)的關(guān)于炒青綠茶最早的文字記載。
經(jīng)唐、宋、元代的進一步發(fā)展，炒青茶逐漸增多，到了明代，炒青制法日趨完善，在《茶錄》、《茶疏》、《茶解》中均有詳細記載。其制法大體為：高溫殺青、揉捻、復炒、烘焙至干，這種工藝與現(xiàn)代炒青綠茶制法非常相似，參看附錄中綠茶制造工藝。
（五）從綠茶發(fā)展至其它茶類
在制茶的過程中，由于注重確保茶葉香氣和滋味的探討，通過不同加工方法，從不發(fā)酵、半發(fā)酵到全發(fā)酵一系列不同發(fā)酵程序所引起茶葉內(nèi)質(zhì)的變化，探索到了一些規(guī)律，從而使茶葉從鮮葉到原料，通過不同的制造工藝，制成各類色、香、味、形品質(zhì)特征不同的六大茶類，即綠茶、黃茶、黑茶、白茶、紅茶、青茶。
（1）黃茶的產(chǎn)生
綠茶的基本工藝是殺青、揉捻、干燥，當綠茶炒制工藝掌握不當，如炒青殺青溫度低，蒸青殺青時間長，或殺青后未及時攤涼及時揉捻，或揉捻后未及時烘干炒干，堆積過久，使葉子變黃，產(chǎn)生黃葉黃湯，類似后來出現(xiàn)的黃茶。因此，黃茶的產(chǎn)生可能是從綠茶制法不當演變而來。明代許次紓《茶疏》（1597年）記載了這種演變歷史。
（2）黑茶的出現(xiàn)
綠茶殺青時葉量過多火溫低，使葉色變?yōu)榻坪谏纳詈志G色，或以綠毛茶堆積后發(fā)酵，渥成黑色，這是產(chǎn)生黑茶的過程。黑茶的制造始于明代中葉。明御史陳講疏記載了黑茶的生產(chǎn)（1524年）：“商茶低仍，悉征黑茶，產(chǎn)地有限……"。
（3）白茶的由來和演變
唐、宋時所謂的白茶，是指偶然發(fā)現(xiàn)的白葉茶樹采摘而成的茶，與后來發(fā)展起來的不炒不揉而成的白茶不同。而到了明代，出現(xiàn)了類似現(xiàn)在的白茶。田藝蘅《煮泉小品》記載：“茶者以火作者為次，生曬者為上，亦近自然……清翠鮮明，尤為可愛”。現(xiàn)代白茶是從宋代綠茶三色細芽、銀絲水芽開始逐漸演變而來的。最初是指干茶表面密布白色茸毫、色澤銀白的“白毫銀針”，后來經(jīng)發(fā)展又產(chǎn)生了白牡丹、貢眉、壽眉等其它花色。
（4）紅茶的產(chǎn)生和發(fā)展
紅茶起源于十六世紀。在茶葉制造發(fā)展過程中，發(fā)現(xiàn)日曬代替殺青，揉捻后葉色紅變而產(chǎn)生了紅茶。最早的紅茶生產(chǎn)從福建崇安的小種紅茶開始。清代劉靖《片刻余閑集》中記述“山之第九曲處有星村鎮(zhèn)，為行家萃聚。外有本省邵武、江西廣信等處所產(chǎn)之茶，黑色紅湯，土名江西烏，皆私售于星村各行”。自星村小種紅茶出現(xiàn)后，逐漸演變產(chǎn)生了工夫紅茶。后20世紀20年代，印度發(fā)展將茶葉切碎加工的紅碎茶，我國于20世紀50年代也開始試制紅碎茶。
（5）青茶的起源
青茶介于綠茶、紅茶之間，先綠茶制法，再紅茶制法，從而悟出了青茶制法。青茶的起源，學術(shù)界尚有爭議，有的推論出現(xiàn)在北宋，有的推定于清咸豐年間，但都認為最早在福建創(chuàng)制。清初王草堂《茶說》：“武夷茶...茶采后，以竹筐勻鋪，架于風日中，名曰曬青，俟其青色漸收，然后再加炒焙……烹出之時，半青半紅，青者乃炒色，紅者乃焙色也”?，F(xiàn)福建武夷巖茶的制法仍保留了這種傳統(tǒng)工藝的特點。
（六）從素茶到花香茶
茶加香料或香花的做法已有很久的歷史。宋代蔡襄《茶錄》提到加香料茶“茶有真香，而入貢者微以龍腦和膏，欲助其香”。南宋已有茉莉花焙茶的記載，施岳《步月.茉莉》詞注：“茉莉嶺表所產(chǎn)……古人用此花焙茶”。
到了明代，窨花制茶技術(shù)日益完善，且可用于制茶的花品種繁多，據(jù)《茶譜》記載，有桂花、茉莉、玫瑰、薔薇、蘭蕙、桔花、梔子、木香、梅花九種之多?，F(xiàn)代窨制花茶，除了上述花種外，還有白蘭、玳瑁、珠蘭等。
由于制茶技術(shù)不斷改革，各類制茶機械相繼出現(xiàn)，先是小規(guī)模手工作業(yè)，接著出現(xiàn)各道工序機械化。除了少數(shù)名貴茶仍由手工加工外，絕大多數(shù)茶葉的加工均采用了機械化生產(chǎn)。 五、飲茶史 中國飲茶歷史最早，陸羽《茶經(jīng)》云：“茶之為飲，發(fā)乎神農(nóng)氏，聞于魯周公”。早在神農(nóng)時期，茶及其藥用價值已被發(fā)現(xiàn)，并由藥用逐漸演變成日常生活飲料。我國歷來對選茗、取水、備具、佐料、烹茶、奉茶以及品嘗方法都頗為講究，因而逐漸形成豐富多采、雅俗共賞的飲茶習俗和品茶技藝。本文旨在簡單敘述飲茶方式和習俗的發(fā)展和演變，其大體可分為幾個階段：
春秋以前，最初茶葉作為藥用而受到關(guān)注。古代人類直接含嚼茶樹鮮葉汲取茶汁而感到芬芳、清口并富有收斂性，久而久之，茶的含嚼成為人們的一種嗜好。該階段，可說是茶之為飲的前奏。
隨著人類生活的進化，生嚼茶葉的習慣轉(zhuǎn)變?yōu)榧宸?。即鮮葉洗凈后，置陶罐中加水煮熟，連湯帶葉服用。煎煮而成的茶，雖苦澀，然而滋味濃郁，風味與功效均勝幾籌，日久，自然養(yǎng)成煮煎品飲的習慣，這是茶作為飲料的開端。
然而，茶由藥用發(fā)展為日常飲料，經(jīng)過了食用階段作為中間過渡。即以茶當菜，煮作羹飲。茶葉煮熟后，與飯菜調(diào)和一起食用。此時，用茶的目的，一是增加營養(yǎng)，一是作為食物解毒?！蛾套哟呵铩酚涊d，“晏子相景公，食脫粟之飯，炙三弋五卵茗菜而已”；又《爾雅》中，“苦荼”一詞注釋云“葉可炙作羹飲”；《桐君錄》等古籍中，則有茶與桂姜及一些香料同煮食用的記載。此時，茶葉利用方法前進了一步，運用了當時的烹煮技術(shù)，并已注意到茶湯的調(diào)味。
秦漢時期，茶葉的簡單加工已經(jīng)開始出現(xiàn)。鮮葉用木棒搗成餅狀茶團，再曬干或烘干以存放，飲用時，先將茶團搗碎放入壺中，注入開水并加上蔥姜和桔子調(diào)味。此時茶葉不僅是日常生活之解毒藥品，且成為待客之食品。另，由于秦統(tǒng)一了巴蜀（我國較早傳播飲茶的地區(qū)），促進了飲茶知識與風俗向東延伸。西漢時，茶已是宮廷及官宦人家的一種高雅消遣，王褒《童約》已有“武陽買茶”的記載。三國時期，崇茶之風進一步發(fā)展，開始注意到茶的烹煮方法，此時出現(xiàn)“以茶當酒”的習俗（見《三國志.吳志》），說明華中地區(qū)當時飲茶已比較普遍。到了兩晉、南北朝，茶葉從原來珍貴的奢侈品逐漸成為普通飲料。 隋唐時，茶葉多加工成餅茶。飲用時，加調(diào)味品烹煮湯飲。隨著茶事的興旺，貢茶的出現(xiàn)加速了茶葉栽培和加工技術(shù)的發(fā)展，涌現(xiàn)了許多名茶，品飲之法也有較大的改進。尤其到了唐代，飲茶蔚然成風，飲茶方式有較大之進步。此時，為改善茶葉苦澀味，開始加入薄荷、鹽、紅棗調(diào)味。此外，已使用專門烹茶器具，論茶之專著已出現(xiàn)。陸羽《茶經(jīng)》三篇，備言茶事，更對茶之飲之煮有詳細的論述。此時，對茶和水的選擇、烹煮方式以及飲茶環(huán)境和茶的質(zhì)量也越來越講究，逐漸形成了茶道。由唐前之“吃茗粥”到唐時人視茶為“越眾而獨高”，是我國茶葉文化的一大飛躍。
“茶興于唐而盛于宋”，在宋代，制茶方法出現(xiàn)改變，給飲茶方式帶來深遠的影響。宋初茶葉多制成團茶、餅茶，飲用時碾碎，加調(diào)味品烹煮，也有不加的。隨茶品的日益豐富與品茶的日益考究，逐漸重視茶葉原有的色香味，調(diào)味品逐漸減少。同時，出現(xiàn)了用蒸青法制成的散茶，且不斷增多，茶類生產(chǎn)由團餅為主趨向以散茶為主。此時烹飲手續(xù)逐漸簡化，傳統(tǒng)的烹飲習慣，正是由宋開始而至明清，出現(xiàn)了巨大變更。
明代后，由于制茶工藝的革新，團茶、餅茶已較多改為散茶，烹茶方法由原來的煎煮為主逐漸向沖泡為主發(fā)展。茶葉沖以開水，然后細品緩啜，清正、襲人的茶香，甘冽、釅醇的茶味以及清澈的茶湯，更能領(lǐng)略茶天然之色香味品性。
明清之后，隨茶類的不斷增加，飲茶方式出現(xiàn)兩大特點：一，品茶方法日臻完善而講究。茶壺茶杯要用開水先洗滌，干布擦干，茶渣先倒掉，再斟。器皿也“以紫砂為上，蓋不奪香，又無熟湯氣”。二，出現(xiàn)了六大茶類，品飲方式也隨茶類不同而有很大變化。同時，各地區(qū)由于不同風俗，開始選用不同茶類。如兩廣喜好紅茶，福建多飲烏龍，江浙則好綠茶，北方人喜花茶或綠茶，邊疆少數(shù)民族多用黑茶、茶磚。縱觀飲茶風習的演變，盡管千姿百態(tài)，但是若以茶與佐料、飲茶環(huán)境等為基點，則當今茶之飲主要可區(qū)分為三種類型：
一是講究清雅怡和的飲茶習俗：茶葉沖以煮沸的水（或沸水稍涼后），順乎自然，清飲雅嘗，尋求茶之原味，重在意境，與我國古老的“清凈”傳統(tǒng)思想相吻，這是茶的清飲之特點。
我國江南的綠茶、北方花茶、西南普洱茶、閩粵一帶的烏龍茶以及日本的蒸青茶均屬此列。
二是講求兼有佐料風味的飲茶習俗：其特點是烹茶時添加各種佐料。如邊陲的酥油茶、鹽巴茶、奶茶以及侗族的打油茶、土家族的擂茶，又如歐美的牛乳紅茶、檸檬紅茶、多味茶、香料茶等等，均兼有佐料的特殊風味。
三是講求多種享受的飲茶風俗：即指飲茶者除品茶外，還備以美點，伴以歌舞、音樂、書畫、戲曲等。如北京的“老舍茶館”。
第9篇：草堂茗香范文
關(guān)鍵詞：宋代；田園詩；田園詞；破體
中圖分類號：i20722；i20723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02575833(2012)07017509
作者簡介：劉 蔚，江蘇省社會科學院《江海學刊》雜志社副研究員 （江蘇 南京 210013）
在中國古代文學史上，“破體”現(xiàn)象屢見不鮮，“凡是打破各種文體的疆界，超越比較材料的局限，移花接木，相資為用，造成滲透交融，蔚為新奇鮮活之美學效果者，皆謂之‘破體’”①。文體之間的相互滲透交融在宋代格外突出，王水照先生就曾經(jīng)指出：“在兩宋文壇上，‘破體為文’的種種嘗試，如以文為詩、以賦為詩、以古入律、以詩為詞、以文為詞、以賦為文、以文為賦、以文為四六等，令人目不暇接，其風氣日益熾盛”②。而各種文體的互動中，詩和詞的溝通又是最顯著的，“詩與詞是關(guān)系最密切、溝通渠道最多的兩種文體。詩詞之間的相互影響與生發(fā)，是中國韻文文體關(guān)系中的最突出現(xiàn)象”③。宋代文學創(chuàng)作中詩體和詞體相互借鑒、滲透、融通的現(xiàn)象已引起不少關(guān)注，既有著眼于一代詞作的“以詩為詞”或詩作的“以詞為詩”，也有注目于個別作者的詩詞破體或互滲④，但詩與詞這兩類不同的文體在表現(xiàn)同一題材時，是如何移花接木，相資為用的，迄今卻鮮有人論及。應該說相同題材的詩和詞更值得我們具體地比勘和對照，本文即以田園題材為例，考察宋代田園詩詞創(chuàng)作中的“以詩為詞”和“以詞為詩”，以期深化宋代詩詞破體現(xiàn)象的研究。
一
北宋時期，田園詩詞的破體主要出現(xiàn)在詞的創(chuàng)作中。田園本是詩歌的傳統(tǒng)題材，其濫觴于《詩經(jīng)》，到東晉陶淵明正式開宗立派，經(jīng)盛唐王維、儲光羲等踵事增華，至中晚唐田家詩又別具一格，形成了較為完備的藝術(shù)傳統(tǒng)，北宋的田園詩創(chuàng)作正是承歷代余緒而有所發(fā)展。而詞作為一種娛賓遣興、助酒佐歡的游戲筆墨，本為艷科，在唐五代時很少涉獵田園題材，現(xiàn)存僅有歐陽炯、李珣的《南鄉(xiāng)子》偶爾寫到一些南粵風土和女子的勞動生活，但未脫妍麗風調(diào)，孫光憲《風流子》（茅舍槿籬溪曲）一首稍清新自然，被贊為：“《花間集》中忽有此淡樸詠田家耕織之詞，誠為異采”《栩莊漫記》，載張璋、黃畬編《全唐五代詞》，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819頁。。但全唐五代詞中也僅此一首。應該說宋詞開始正式引入田園題材，計有約四十位作者，近百首田園詞作。這種對詩歌傳統(tǒng)題材的借鑒，本身就是一種破體的表現(xiàn)。在具體的寫作中，早期的田園詞也表現(xiàn)出鮮明的“以詩為詞”的特色。
第一，北宋出現(xiàn)的田園詞多檃栝詩句而成，或受詩歌的感發(fā)而作，在某種程度上堪稱詩之苗裔和附庸。
北宋人創(chuàng)作的田園詞有完全集詩句而成。如黃庭堅曾戲效王安石創(chuàng)作一首《菩薩蠻》：
王荊公新筑草堂于半山，引入功德水作小港，其上壘石作橋。為集句云：“數(shù)間茅屋閑臨水，窄衫短帽垂楊里?；ㄊ侨ツ昙t，吹開一夜風。 梢梢新月偃，午醉醒來晚。何物最關(guān)情？黃鸝三兩聲?！睉蛐G公作。
半煙半雨溪橋畔。漁翁醉著無人喚。疏懶意何長。春風花草香。 江山如有待。此意陶潛解。問我去何之。君行到自知。
王安石的《菩薩蠻》描寫退居半山的閑逸生活，詞中各句分別集自劉禹錫《送曹璩歸越中舊隱詩》“數(shù)間茅屋閑臨水，一盞秋燈夜讀書”。王維《寒食城東即事》：“蹴踘屢過飛鳥上，秋千競出垂楊里。” 殷益《看牡丹》：“發(fā)從今日白，花是去年紅。”王維《游春曲》：“萬樹江邊杏，新開一夜風?！?韓愈《南溪始泛》：“點點暮雨飄，梢梢新月偃。”方棫《失題》：“午醉醒來晚，
無人夢自驚?！保ㄒ蛔麝愂鍖氃姡├畎住稐钆褍焊琛罚骸昂卧S最關(guān)情，烏啼白門柳?！薄稐钌滞饧酚涊d：“古樂府‘暫出白門前，楊柳可蔵烏，歡作沉水香，儂作博山爐?！畎子闷湟庋転椤稐钆褍焊琛吩唬骸钘钆褍海獎裥仑S酒。何許最關(guān)情，烏啼白門柳?！眳⒁娗逋蹒独钐准ⅰ肪砣?，《文淵閣四庫全書》本。郭祥正《題人山居》：“謝家莊上無多景，只有黃鸝三兩聲?！彼闻沓俗赌蛽]犀》卷十：“郭祥正，字功甫。有逸才，詩多新意。又曾題人山居一聯(lián)云：謝家莊上無多景，只有黃鸝三兩聲。公（按：王安石）乃命工繪為圖，自題其上，云此是功甫題山居詩處。即遣人以金酒鐘并圖遺之。”《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偶有一二字不同。黃庭堅的詞則分別集自鄭谷《柳》：“半煙半雨江橋畔，映杏映桃山路中?！表n偓《醉著》：“漁翁醉著無人喚，過午醒來雪滿船?！倍鸥Α段鹘肌罚骸盁o人覺來往，踈懶意何長。”杜甫《絕句二首》：“遲日江山麗，春風花草香。”杜甫《后游》：“江山如有待，花柳更無私?！倍鸥Α犊上А罚骸按艘馓諠摻?，吾生后汝期。”孟郊《怨別》：“君問去何之，賤身難自保。”其中也僅數(shù)字略有不同。王安石的另外一首描寫閑居環(huán)境的《浣溪沙》“百畝庭中半是苔，門前古道水縈回，愛閑能有幾人來”，黃昇《花庵詞選》也標明為“集句”。可以看出，前人和時人的詩句是北宋人寫作田園詞的重要資源。
北宋的田園詞還有受詩意感發(fā)而作。如蘇軾《江神子》，其序云：“陶淵明以正月五日游斜川，臨流班坐，顧瞻南阜，愛曾城之獨秀，乃作斜川詩，至今使人想見其處。元豐壬戍之春，余躬耕于東坡，筑雪堂居之。南挹四望亭之后丘，西控北山之微泉，慨然而嘆，此亦斜川之游也”。詞云： 中醒 。只淵明。是前生。走遍人間，依舊卻躬耕。昨夜東坡春雨足，烏鵲喜，報新晴。
雪堂西畔暗泉鳴 。北山傾。小溪橫。南望亭丘，孤秀聳曾城。都是斜川當日境，吾老矣，寄馀齡。
詞中以淵明自比抒發(fā)了歸隱之志，情愫淡泊，景致清麗，與陶淵明眾多田園詩意趣相通。
第二，北宋田園詞在詞牌的選擇上，比較側(cè)重齊言體式，接近于五七言律絕和六言絕句，在體制形式上保留著較為濃重的詩體特點羅漫在《詞體出現(xiàn)與發(fā)展的詞史意義》（《中華詞學》第二輯，東南大學出版社1995年版）一文中指出中晚唐、五代與北宋初期的詞，在體制上接近詩體，這一特點同樣適用于早期田園詞。。
如王安石有5首田園詞，分別采用《菩薩蠻》、《漁家傲》、《浣溪沙》和《清平樂》4種詞牌。上文所引的《菩薩蠻》上闋前兩句為七言，后兩句為五言，下闋四句均為五言，分別從五七言律絕詩中集句而成；被黃昇《花庵詞選》譽為“極能道閑居之趣”的《漁家傲》“平岸小橋千嶂抱，揉藍一水縈花草。茅屋數(shù)間窗窈窕，塵不到，時時自有清風掃”，上下闋句式相同，若各去掉其中的3個字，儼然是兩首七絕；《清平樂》的下闋為四句六言，“丈夫運用堂堂 。且莫五角六張。若有一卮芳酒， 逍遙自在無妨”，和王維《田園樂》“出入千門萬戶，經(jīng)過北里南鄰。蹀躞鳴珂有底，崆峒散發(fā)何人”形式上幾乎無異；《浣溪沙》則上下闋均為三句整齊的七言，更接近于詩體。蘇軾11首田園詞中《徐門石潭謝雨道上作五首》也采用的是《浣溪沙》詞牌，上下闋均為七言三句；他在貶謫黃州期間則用《鷓鴣天》的詞牌寫了一首詞：“林斷山明竹隱墻。亂蟬衰草小池塘。翻空白鳥時時見，照水紅蕖細細香。 村舍外，古城旁。杖藜徐步轉(zhuǎn)斜陽。殷勤昨夜三更雨，又得浮生一日涼”。體式比較接近于七律。
二
毫無疑問，北宋田園詞的發(fā)展得到了詩歌的助力。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蘇軾是宋代田園詩詞創(chuàng)作從“以詩為詞”向“以詞為詩”轉(zhuǎn)換的關(guān)鍵人物。他的《如夢令》（為向東坡傳語）以及《浣溪沙?徐門石潭謝雨道上作五首》等田園詞，在以詩為詞的基礎(chǔ)上，脫胎換骨，點鐵成金，成功地開創(chuàng)了新的經(jīng)典，被其后的田園詩詞共同追摹，既促進了宋代田園詩詞的初度融合，又拉開了田園詞對田園詩發(fā)生影響的序幕。
一、經(jīng)典詞匯的鍛造
俞成元《螢雪叢說》卷上曰：“詩隨景物下語……于漁父則曰一蓑煙雨，于農(nóng)夫則曰一犁春雨，于舟子則曰一篙春水，皆曲盡形容之妙也?！薄墩f郛》卷十五上，《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其中“一犁春雨”這個語匯貼切地狀出春耕時節(jié)最典型的景物——春雨和犁，使人聯(lián)想到細雨蒙蒙
中或雨后初晴農(nóng)人扶犁耕作于春野的情境，既有春意萌動的美感，又蘊含著恬淡質(zhì)樸的農(nóng)耕意趣，的確堪稱“曲盡形容之妙”。這個形容農(nóng)夫生涯的經(jīng)典語匯最早出自蘇軾《如夢令?有寄》詞：
為向東坡傳語。人在玉堂深處。別后有誰來，雪壓小橋無路。歸去。歸去。江上一犁春雨。
但是“一犁春雨”并非蘇詞憑空創(chuàng)造，而是借鑒了眾多詩句而成?！度鐗袅睢返哪┚渚陀袕脑姼柚醒芑暮圹E，“歸去。歸去。江上一犁春雨”。實則糅合了晚唐薛能《伏牛山》“不為時危耕不得，一犁風雨便歸休”和五代蜀徐光溥《留侯受南唐節(jié)度使知郡事辟予為屬以詩謝之》：“晉江江畔趁春風，耕破云山幾萬重。雨足一犁無外事，使君何啻五侯封”的詩意，在上兩首詩中，“歸”、“江”、“一犁”和“雨”的字眼均具備。而宋初詩人王禹偁《寄鄆城蕭處士》“夜踏月華三徑小，曉耕秋色一犁深”，以及林逋《雜興四首》：“拂水遠天孤榜晚，夾村微雨一犁春”。成為“一犁春雨”更直接的語匯源頭。顯然，蘇軾借鑒了若干詩歌語匯的精髓，經(jīng)過錘煉鍛造，定型為一個經(jīng)典語匯，用于詞的寫作中。這個詞匯以其新奇優(yōu)美的藝術(shù)效果，受到其后詞人們的擁躉，在田園詞中反復地被采用。如毛滂《浣溪沙》：“本是青門學灌園。生涯渾在亂山前。一犁春雨種瓜田?！蓖跹住肚迤綐贰罚骸皟翰芏Z。借問何處去。家在翠微深處住。生計一犁春雨。”
同時，這一語匯又跨越了詩詞的界限，受到詩人們的青睞，被借入田園詩的創(chuàng)作中。最早是蘇轍《同外孫文九新春五絕句》詩云：“雪覆西山三頃麥，一犁春雨祝天工。”南宋田園詩也多翻之入詩，如范成大《致一齋述事》：“今朝麥粒黃堪麫，幾日秧田綠似針。除卻一犁春雨足，眼前無物可關(guān)心”。盧儔《石照勸農(nóng)晚歸有雨》：“十里好山供客醉，一犁春雨勸農(nóng)歸?！辈剃洞航技词隆罚骸耙焕绱河暧诫螅A卜今年穡事成?！壁w葵《豐年》：“一犁春雨足生涯，黍稷桑麻已滿略。”方岳《聞罷》：“一犁春雨平生事，莫與諸公作話頭?！钡鹊?，直至宋末元初，月泉吟社以《春日田園雜興》命題征詩，第一名羅公福詩中有句：“一犁好雨秧初種，幾道寒泉藥旋澆”。也是“一犁春雨”語匯的簡單變體。
二、經(jīng)典句法的定型
蘇詞《浣溪沙》中有“村南村北響繅車”一句，曾被《高齋詩話》譽為“奇句”《高齋詩話》：“東坡長短句云‘村南村北響繅車?！瘏⒉钤娫啤袅址麦懧剻C杼，知有人家在翠微。’秦少游云‘菇蒲深處疑無地，忽有人家笑語聲?！姶笸‘悾砸财婢湟?。”載（宋）魏慶之編《詩人玉屑》卷二十，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445頁。。它從聽覺的角度側(cè)面渲染出家家戶戶繅絲時的忙碌熱烈氣氛，以聲寫景，構(gòu)思新警奇拔；“村南村北”即滿村、遍村之意，以一個坐標性的名詞“村”重復出現(xiàn)，用兩個相反的方位詞“南”、“北”連貫起來，句式簡單而不失奇趣，節(jié)奏感和音律感很強，具有一種民歌的風味。
縱覽文學史，應該說蘇詞“村南村北”之句式是受杜甫和白居易田園詩的影響。杜甫《客至》一詩中有“舍南舍北皆春水”一句，描寫了村居周圍春水上漲的盎然景象，明陸時雍《唐詩鏡》卷二十六評曰：“村樸趣，村樸語”陸時雍：《唐詩鏡》，《文淵閣四庫全書》本。。而它的句法獨特，《千家注杜工部詩集》卷七注曰：“又是一體”。白居易的田園詩也借用這種句式，將字眼改換成“村南村北”，如《村夜》一詩：“霜草蒼蒼情切切，村南村北行人絕。獨出門前望野田，月明蕎麥花如雪”。
這個句式引起了一向講究句法的宋代詩人的關(guān)注和效仿，王安石《臨河道中》詩即有：“村南村北禾黍黃，穿林入塢岐路長”。黃庭堅《從人求花》詩中有：“舍南舍北勃姑啼?！薄渡焦韧饧娮ⅰ纷⒋司鋾r即列出兩句唐詩，“柳子厚《聞黃鸝詩》‘此時晴煙最深處，舍南巷北遙相語’，杜詩‘舍南舍北皆春水’”《山谷外集詩注》卷十五，《四部叢刊續(xù)編》本。。顯然已經(jīng)點出黃庭堅詩句和杜詩、柳詩的淵源關(guān)系。而蘇軾首次將“村南村北”的句法闌入詞中，用于描寫鄉(xiāng)村的聲響，這一句法和立意由此而定型，對宋代的田園詩產(chǎn)生了重大的影響。 蘇軾以后的田園詩中有24首采用了“村南村北”句式，多數(shù)用來表現(xiàn)鄉(xiāng)村的鳥鳴聲、勞作聲等。如范?！洞貉┩砬绯鑫鞔濉罚骸皻i屐尋春犯雪泥，村南村北鵓鳩啼?！标懹巍缎@四首》：“村南村北鵓鴣聲，水刺新秧漫漫平?！薄抖缗c子垣子聿游湖
》：“村南村北紡車鳴，打豆家家趁快晴。”《秋思》：“村南村北鵓鴣鳴，小雨霏霏又作晴?！贝鲝凸拧稙觖}角行》：“村南村北聲相續(xù)，青郊雨后耕黃犢?！贝鲿m《五禽言》：“麥熟鍛磨，麥熟鍛磨，村南村北聲相和?！狈皆馈掇r(nóng)謠》：“春雨初晴水拍堤，村南村北鵓鴣啼?！钡鹊?。另有27首將南、北二字調(diào)換位置，形成了“村北村南”的句式，始自南宋，如吳可《荒陂》：“荒陂終日水車鳴，村北村南共一聲?！狈冻纱蟆渡仙成嶂邸罚骸按灞贝迥洗虻韭暎褫涬S處款柴荊。”陸游《秋詞》：“村北村南喧地碓，大牲如阜酒如江。”何子舉《桐畈犁耕》：“村北村南布谷聲，豳風歌罷足關(guān)情?！钡鹊取Ｓ纱丝梢?，宋代田園詩對“村南村北”句法頗為偏愛，應當說，蘇詞對這種句法的定型以及在田園詩中的推廣和運用功莫大焉。
三、經(jīng)典主題的締造
《浣溪沙?徐門石潭謝雨道上作五首》是蘇軾最出色的田園詞。這組詞從某種角度來說也是“以詩為詞”，既汲取了中晚唐王建《雨過山村》、王駕《社日》等田園詩的傳統(tǒng)，著力刻畫田園清麗的風光和歡樂的生活；同時也沿用了韋應物《觀田家》、白居易《觀刈麥》等田園詩的寫作視角，抒發(fā)官員深入農(nóng)村的觀感。但這組詞超越同期作品之處在于，它們并沒有拘泥于對詩歌一味的模仿，字句上沒有明顯沿襲詩歌的痕跡，藝術(shù)構(gòu)思也不純粹受到詩歌的影響或啟發(fā)，最為重要的是，這組詞的主題富有原創(chuàng)的意義和價值。在唐代的田園詩中，詩人以官員身份深入鄉(xiāng)間者，往往懷有慚愧的心理和憫農(nóng)的情懷，如韋詩末云“方慚不耕者，祿食出閭里”，白詩末云“今我何功德，曾不事農(nóng)桑。吏祿三百石，歲晏有余糧。念此私自愧，盡日不能忘”。與之不同的是，蘇詞確立的是全新的主題。其一是與民同樂的主題。目睹農(nóng)村雨后種種歡樂場景，詞人也完全陶醉其中，“旋抹紅妝看使君”、“敲門試問野人家”等情節(jié)反映出官與民的融洽關(guān)系，“使君元是此中人”更是點明了官員生長于斯故能與農(nóng)家心脈相通的基礎(chǔ)。其二是經(jīng)歷宦海沉浮后思歸田園故里的主題，這在末詞中有所表現(xiàn)，“何時收拾耦耕身”的喟嘆是其最直白的表達。莫礪鋒先生曾經(jīng)評論蘇軾《浣溪沙》：“這組詞最著力之處是在于抒寫自己作為地方長官下鄉(xiāng)勸農(nóng)的所見所感，從而以充滿泥土氣息而在詞苑別開生面?！蹦Z鋒：《從蘇詞蘇詩之異同看蘇軾“以詩為詞”》，《中國文化研究》2002年夏之卷，第11頁。莫先生點出“地方長官下鄉(xiāng)勸農(nóng)”的寫作背景可謂獨具慧眼，蘇軾這組田園詞不僅因此在詞苑別開生面，更是對南宋時期大量涌現(xiàn)的圍繞勸農(nóng)而作的田園詩產(chǎn)生重要影響。
自北宋后期始，朝廷命州縣各級地方長官均兼一地勸農(nóng)官，除歲時以勸課農(nóng)桑為考課內(nèi)容外，還特別要求守令在春耕時節(jié)必須深入鄉(xiāng)間進行勸課。出郊勸農(nóng)不僅加強了宋代州縣長官對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的實質(zhì)性關(guān)注，也為他們創(chuàng)作田園詩提供了契機，圍繞著勸農(nóng)而作的田園詩數(shù)量激增劉蔚：《宋代田園詩的政治因緣》，《文學評論》2011年第6期。。綜觀這些作品，往往有一些固定的套數(shù)，即從官員的視角觀察田園風物和農(nóng)家生活，或抒發(fā)與民同樂的感受，或抒發(fā)思歸之情，其中往往能看出蘇詞的影子。如張嵲《勸農(nóng)》：“皇恩力本勸農(nóng)耕，老稚爭隨刺史行。楊柳垂村麯塵色，殊鄉(xiāng)時節(jié)近清明?！币蚱南拗?，這首絕句無法像蘇詞那樣緩緩展開農(nóng)村生活的一副副畫卷，但是其中所描寫的老幼爭隨刺史的場景，以及楊柳成蔭、村酒漸熟等風物，仿佛是蘇詞的微縮，官民的和諧同樂之情更是與蘇詞一脈相承。再如樓鑰《勸農(nóng)》：“一番好雨潤桑麻，和氣歡聲十萬家。太守勸農(nóng)才出郭，老農(nóng)含哺競隨車?！毙炻骨洹蹲o法寺勸農(nóng)呈秘丞》：“犬吠柴門曉，牛肥草徑鮮。殷勤觴父老，和氣釀豐年?！倍际且慌晒倜裢瑯?，歡洽融和的景象。此外王炎《勸農(nóng)出郊三絕》其二、陳著《嵊縣勸農(nóng)途中示同寮二首》其一、江萬里《勸農(nóng)》、孟點《勸農(nóng)即事》等作品都在描寫桃紅柳綠、桑麻沃若、人歡犬吠的田園景色后，不忘抒寫仁政愛民、與民同樂的心意，如江萬里詩“欲知太守樂其樂，樂在田家歡笑中”，孟點詩“長官元是扶犁手，樂與耕夫笑語同”，儼然是蘇詞“使君元是此中人”的翻版。而蘇詞中“何時收拾耦耕身”的感慨也總在南宋田園詩中回蕩。如虞儔《石照勸農(nóng)晚歸有雨》、王十朋《芝山勸農(nóng)》、范成大《四月十日出郊》、留碩《陽江勸農(nóng)》、曾豐《假守晉康出郊勸農(nóng)》、方岳《勸耕》其二等均表達了類似的思歸主題
，尤其是詩末的嘆歸之情，分明是肇自蘇詞。如范成大詩云：“吏卒遠時閑信馬，田園佳處忽思鄉(xiāng)。鄰翁萬里應相念，春晚不歸同插秧?！狈皆涝娫疲骸皻w歟我亦耦耕人，麥隴桑畦意自親?！币虼?，蘇軾《浣溪沙》雖然在南宋詞壇鮮有繼響，但是卻影響了田園詩的一種新的類型，尤其是主題堪稱宋代勸農(nóng)類田園詩的鼻祖。
蘇詞為宋代田園詩的破體提供了可資借鑒的藝術(shù)元素，除上文所述的從語匯、句法到主題的廣泛影響之外，還有詩人甚至直接翻詞句入詩，如南宋時期王之道《夏日雨霽郊行次韻劉春卿》描寫初夏久旱逢雨后的田園風光和耕作場景，其中“桑麻光似潑”、“簌簌花褪棗”等句很明顯從蘇詞中《浣溪沙》化用?！栋贷溞泻臀憾ǜ疙崱分小皢栄远谷~何時黃”也是從蘇詞化出。利登《田家》：“小雨初晴歲事新，一犂江上趁初春。豆畦種罷無人守，縛得黃茅更似人?！鼻皟删浼词恰敖弦焕绱河辍钡臄U版，足見蘇軾詞對田園詩的影響之大。
三
南宋時期，在“詩詞深度融合”的大背景下王兆鵬：《從詩詞的離合看唐宋詞的演進》，《中國社會科學》2005年第1期。，田園詩詞的互動也有了更為積極和多元的表現(xiàn)，一方面田園詞仍然受著詩的影響，延續(xù)著北宋以來以詩為詞的傳統(tǒng)；另一方面田園詩也開始破體，以詞為詩成為一種必然的創(chuàng)作趨勢。 田園詞的以詩為詞在辛棄疾的創(chuàng)作中表現(xiàn)得比較明顯。辛棄疾是南宋最杰出的詞人，他有十余首描寫田園生活的詞作，這些作品也代表了南宋田園詞的最高成就。仔細考察，其中滲透著不少詩歌的因子。辛詞曾受陶淵明詩歌的影響，夏承燾先生早已指出這一點，他說：“他（辛棄疾）的農(nóng)村詞無疑受了陶淵明田園詩的影響和啟發(fā)”夏承燾：《辛稼軒的農(nóng)村詞》，《光明日報》1958年5月18日。。袁行霈先生在總結(jié)辛詞與陶詩的關(guān)系時則更明確地指出：“（辛詞）有的是全詞隱括陶的某一作品；有的是明引陶的詩句、文句；有的詩暗用陶的典故；有的是借用陶的意境”袁行霈：《陶淵明與辛棄疾》，載《陶淵明研究》，北京大學出版社1997年版，第184頁。，并列舉出《賀新郎》（題傅巖叟悠然閣）等數(shù)詞，茲不贅述。 辛棄疾的田園詞還受到了從漢樂府至北宋時期眾多詩歌的影響。例如其頗富盛名的《清平樂》（茅檐低?。拙溧噺V銘《稼軒詞編年箋注》引杜甫《絕句漫興》“熟知茅檐絕低小，江上燕子故來頻”鄧廣銘：《稼軒詞編年箋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191頁。，實已點出了與杜詩的淵源關(guān)系。下闋“大兒鋤豆溪東。中兒正織雞籠。最喜小兒無賴，溪頭臥剝蓮蓬”，我們認為是參照了漢樂府詩的句式。樂府古辭《長安有狹斜行》中云：“大子二千石，中子孝廉郎，小子無官職，衣冠仕洛陽?！眳⒁姽弧稑犯娂肪砣濉跋嗪颓o?清調(diào)曲”，《文淵閣四庫全書》本。這成為同題樂府的一個固定格式，如荀昶同題詩寫到“大兄珥金珰，中兄振纓緌，伏臘一來歸，鄰里生光輝。小弟無所為，斗雞東陌逵”，梁武帝同題詩寫到“大息組絪缊，中息佩陸離，小息尚青綺，總角游南皮”。 杜詩也部分繼承了這種句式，如《 最能行》“小兒學問止論語，大兒結(jié)束隨商旅”。較之杜詩，辛詞句式模仿得更為接近，并把農(nóng)家三子動作情態(tài)刻畫得活靈活現(xiàn)，故張侃《拙軒集》卷五《跋揀詞》曾評：“古樂府有三息詩，杜工部用于詩，辛待制用于詞，各臻其妙”。辛棄疾另一首《西江月?夜行黃沙道中》，首句“明月別枝驚鵲”，即化用蘇軾《次韻蔣景叔》詩“月明驚鵲未安枝”，下闋“七八個”兩句化用唐盧延讓《松寺》“兩三條電欲為雨，七八個星猶在天”，更富妙趣?！稒z校山園書所見》下闋“西風梨棗山園。兒童偷把長竿。莫遣旁人驚去，老夫靜處閑看”，也是演繹杜甫《秋野五首》“棗熟從人打”、《暫往白帝復還東屯》“拾穗許村童”等詩意。
關(guān)注家庭生活是晉唐以來田園詩的一個傳統(tǒng)。陶淵明《歸園田居》其四“試攜子侄輩，披榛步荒墟”，《和郭主簿二首》“弱子戲我側(cè)，學語未成音”，具體生動地描寫了自己家庭的天倫之樂。到了唐代，王維《渭川田家》“斜陽照墟落，窮巷牛羊歸。野老念牧童，倚杖候荊扉”，描寫了傍晚時分老人盼著放牧的孩子早點回家的細節(jié)，家人間互相關(guān)愛的親情真切感人。儲光羲《同王十三維偶然作十首》其三“野老本貧賤，冒暑鋤瓜田?！箣D提蠶筐，呼兒傍漁船”，也以家庭為單位，寫到了一家人的勞動分工?！短锛译s興八首》其一“不能自力作，黽勉娶鄰
女。既念生子孫，方思廣田圃”，則涉及農(nóng)村家庭的婚嫁生活。杜甫《進艇》“晝引老妻乘小艇，晴看稚子浴清江”、《江村》“老妻畫紙為棋局，稚子敲針作釣鉤”等都興趣盎然地描寫村居期間家人自在的生活。這一脈傳統(tǒng)一直延伸到宋代田園詩的寫作中。如范成大《四時田園雜興》“晝出耘田夜績麻，村莊兒女各當家。童孫未解供耕織，也傍桑陰學種瓜”，旨在表現(xiàn)每個家庭成員的勤勞。陸游《豐歲》“羊腔酒擔爭迎婦，鼉鼓龍船共賽神”、《雜詠》“陵邊人家叢竹里，燈火喧呼迎婦歸”則反映出農(nóng)村家庭娶親的熱鬧場景。但是在田園詞的寫作中，很少有人承續(xù)此一傳統(tǒng)，即便蘇軾也沒有對之深入發(fā)掘，辛棄疾首次把它引入田園詞的創(chuàng)作中，成為其作品的重要題材。如《清平樂》（茅檐低?。┲兄攸c刻畫了一家五口的勞動生活畫面，其樂融融，富有濃郁的鄉(xiāng)村生活氣息?！耳p鴣天?鵝湖歸病起作》“誰家寒食歸寧女，笑語柔桑陌上來”，寫到鄉(xiāng)間女子開開心心回娘家的情景，桑間小路上灑滿了歡聲笑語?！队矽Z湖醉書酒家壁》“青裙編袂誰家女，去趁蠶生看外家”，則寫到農(nóng)家女趁農(nóng)閑時去外婆家走親戚的情形?！儿o橋仙?山行書所見》“東家娶婦。西家歸女。燈火門前笑語”、《鷓鴣天?戲題村舍》“自言此地生兒女，不嫁金家即聘周”也是描寫了農(nóng)村家庭的婚嫁、省親之事，這些側(cè)重家庭生活、天倫之樂的內(nèi)容都是辛棄疾以前田園詞中所未見的，應當說是借鑒了詩歌的藝術(shù)傳統(tǒng)。
南宋田園詞的以詩為詞還體現(xiàn)在詩詞兼善者的創(chuàng)作中。南宋出現(xiàn)不少既寫有田園詩也寫有田園詞的作者，如劉子翚、馮時行、王炎、范成大、陸游、楊萬里、韓淲、劉克莊、吳潛等。但是，應當看到，他們田園詩的數(shù)量遠超過田園詞，也就是說他們主要的精力多是寫詩，偶爾作些詞，因此詩的內(nèi)容、風格、意象、表現(xiàn)手法等不自覺地蔓延到詞的創(chuàng)作中來，所作之詞“與其詩不甚相遠也”況周頤：《蕙風詞話》卷二，載《詞話叢編》，中華書局1986年版，第4423頁。。如著名的田園詩人范成大有《蝶戀花》和《浣溪沙》兩首田園詞?！兜麘倩ā访鑼懘喝仗飯@景象，“芳草鵝兒，綠滿微風岸”，“江國多寒農(nóng)事晚，村北村南，谷雨才耕遍。秀麥連岡桑葉賤”，與其田園詩《自閶門騎馬入越城》“雪白鵝兒綠楊柳”、“村前村后東風滿”，《四時田園雜興》“五月江吳麥秀寒”、“谷雨如絲復似塵”等取景、措辭如出一轍?！朵较?江村道中》描寫秋日田園景象：“十里西疇熟稻香，槿花籬落竹絲長，垂垂山果掛青黃?！蔽覀儗φ掌涮飯@詩，可以發(fā)現(xiàn)飽滿的稻穗、槿花、籬落、青黃的果實等意象與《竹下》詩中“稻穗黃欲臥，槿花紅未落”，《 清江道中橘園甚伙》詩中“秋日籬落明青黃”高度重合，而首句句式與《髙景庵泉亭》詩中“萬里西風熟秔稻”也頗為接近。
我們再以陸游的田園詩詞為例說明。陸游晚年退居三山，創(chuàng)作過近千首田園詩，也寫了《鷓鴣天》（家住蒼煙落照間）、《破陣子》（看破空花塵世）、《太平時》（竹里房櫳一徑深）、《戀繡衾》（不惜貂裘換釣篷）、《采桑子》（三山山下閑居士）等7首反映田園生活的詞。這些詞儼然是詩歌的翻版。比如《鷓鴣天》上闋：“家住蒼煙落照間，絲毫塵事不相關(guān)。斟殘玉瀣行穿竹，卷罷黃庭臥看山?！辈华氃娨夂推渌嗍妆憩F(xiàn)淡泊情志的詩歌雷同，字句上也頗多相似。首句與卷三六《水村》首句“家住煙波似畫圖”詩意相近，末兩句更是將卷八二《 夏日》“行穿密竹臥看山”中的兩個動作拆開而成?！短綍r》下闋：“臨罷蘭亭無一事，自修琴。銅爐裊裊海南沉，洗塵襟。”描寫閑居清靜無為的生活和心境，臨帖、燃香的情景與卷十三《北窗》詩末：“破羌臨罷榰頤久，又破銅匜半篆香”完全一致，“自修琴”和“洗塵襟”則截取自卷二一《到家旬余意味甚適戱書》“玉徽零落自修琴”和卷四四《開東園路北至山腳因治路傍隙地雜植花草》“金沙泉冷洗塵襟”。正如有的學者所說：“在陸游筆下，其詩詞在句法思想上都沒有太大的差別，甚至連齊言體與長短句的形式都沒有明顯的區(qū)分，詩句與詞句已完全趨于一致，表現(xiàn)出‘詩人作詞，往往不能脫盡詩腔的創(chuàng)作現(xiàn)象’。”許芳紅：《宋代詩詞互滲現(xiàn)象鳥瞰》，載《唐圭璋先生誕辰110周年紀念暨詞學研究國際學術(shù)研討會論文集》下冊，第717頁。 的是，詞作為一種新興的文體，經(jīng)過了兩百余年的發(fā)展，越來越表現(xiàn)出它的藝術(shù)特質(zhì)，逐步自立于詩歌，并反過來對詩歌創(chuàng)作產(chǎn)生了一定的影響。學者
張春義指出：“宋詩中確存在著一種不為人所注意的普泛現(xiàn)象，即在題材接近的領(lǐng)域內(nèi)，宋詩往往凸露出某種‘詞化’的痕跡?！睆埓毫x：《從“詩似小詞”看詞對宋詩的影響》，《宜春學院學報》2002年第1期。這比較符合田園題材創(chuàng)作的實際情況，至南宋時期，田園詩也開始破體，出現(xiàn)了以詞為詩的現(xiàn)象。
南宋勸農(nóng)類田園詩大量借鑒了蘇軾詞的藝術(shù)元素，這是一個很突出的現(xiàn)象，也是以詞為詩的一個特例，上文已有所述，茲不重復。還有一種更為普遍的情況是，詞的一些特質(zhì)如寫景細膩、設(shè)色妍麗、情致婉轉(zhuǎn)、風調(diào)柔弱、境界纖巧等，也在一定程度上滲入南宋田園詩的創(chuàng)作中。相對而言，宋以前的田園詩一般寫景疏朗、設(shè)色清淡、抒情直白、風格古樸自然，境界渾成，如清人楊雍建評陶淵明《歸園田居》其一曰：“‘曖曖’四語極村樸，是田家野老景色”楊雍建評選《詩鏡》十《晉第三》，載《陶淵明資料匯編》，中華書局1962年版，第52頁。。日本近藤元粹評之曰：“直吐露真情來，無一修飾語，而其間有無窮妙味?！苯僭庠u訂《陶淵明集》卷二，載《陶淵明資料匯編》，中華書局1962年版，第54頁。明人王鏊評王維《輞川集》曰：“摩詰以淳古淡泊之音，寫山林閑適之趣，如輞川諸詩，真一片水墨不著色畫?！蓖貊耍骸墩饾砷L語》卷下，載陳鐵民校注《王維集校注》第四冊，中華書局1997年版，第1263頁。方回《瀛奎律髓》卷二十三評孟浩然《過故人莊》：“此詩句句自然，無刻畫之跡?！崩顟c甲集評校點：《瀛奎律髓匯評》，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935頁。但宋代的田園詩尤其是南宋的作品，隨著詩詞之間的互滲，逐漸沾染上一些詞的風味。如范成大，清人潘德輿就指出他有些詩作“生情婉轉(zhuǎn)，微嫌近于詞耳”潘德輿：《養(yǎng)一齋詩話》卷九，載《清詩話續(xù)編》下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2148頁。。試看其《春晚即事》：“屋頭清樾暗荊扉，紫葚斕斑翠莢肥。春晚軒窗人獨困，日長籬落燕雙飛?！边@首詩描寫村居的晚春景致和人的閑適感受，柴門、桑葚、皂莢、籬笆、燕子等都是田園中普通景物，但是刻畫細膩精巧，設(shè)色妍麗；后兩句所寫人之情緒慵懶，意趣清雅，也分明富有詞的韻味。陳造《村居二首》其二：“卷書揩目小披襟，睡起初便茗椀深。一縷碧檀無與語，坐窗閑看竹移陰?！边@首詩旨在描摹出村居時百無聊賴的心緒，蘊含著些許惆悵苦悶的深意，但詩中始終未點透一字，而是通過一系列消磨光陰的動作，曲折回環(huán)地表達出來，文心細膩，筆力纖弱，有如易安閨閣筆墨。陸游的田園詩風格頗為多樣，既有古淡、平遠、自然之作，也不乏婉曲、秾麗、精工之作。如《自詒》“高枕時時聞解籜，卷簾片片數(shù)飛花”，《村居書喜》“花氣襲人知晝暖，鵲聲穿樹喜新晴”，《西村勞農(nóng)》“片片飛花隨步遠，離離芳草上墻生”，《夏初湖村雜題》“嫩日輕風夏未深，曲廊倚杖得閑吟”等。賀裳《載酒園詩話》評陸游詩“惟善寫眼前景物而音節(jié)瑯然可聽。一詩中必有一聯(lián)致語，如雨中草色，蔥翠欲滴。間出新脆之句，猶十月海棠，枯條特發(fā)數(shù)蕊，嬌艷撩人”賀裳：《載酒園詩話》，載《清詩話續(xù)編》上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451頁。。我們看“音節(jié)瑯然可聽”、“新脆之句”、“嬌艷撩人”等評語多是用來評價詞作的，賀裳用其評陸游詩，可見其詩所具有的詞之要素。至于一些詞人的田園詩更是明顯帶有詞的痕跡，如姜夔《次韻德久》：“籬落青青花倒垂，避人黃鳥雨中飛。西郊寂寞無車馬，時有溪童賣菜歸”?；h笆、草花本是田園詩常見意象，但姜夔獨用詞人手法寫出“花倒垂”，憑添了幾分柔弱之氣；第三句化用陶詩“結(jié)廬在人境，而無車馬喧”，但“寂寞”二字改變了平淡直白的風味，意境益顯幽深靜謐。張宏生先生曾評價姜夔“有意識地將詞法引入詩中，使他的某些作品顯得風姿秀逸，頗為別致”張宏生：《江湖詩派研究》，中華書局1995年版，第212頁。，我們從這首田園詩的寫作中的確可見一斑。再如高翥《首夏》：“漾漾池塘碧染衣，陰陰草樹綠成圍。江村寂寞春歸后，一點楊花不見飛?！痹姼鑼懡宄跸牡木吧?，首句即有詞意，將池塘碧波貽蕩之態(tài)刻畫得細膩入微；詩中字里行間透露的淡淡傷春情懷，也為詞中所常見，而非田園詩的傳統(tǒng)格調(diào)。
余 論
綜觀宋代田園詩詞創(chuàng)作的破體現(xiàn)象，北宋時期主要是詞的破體，即田園這一傳統(tǒng)的詩歌題材引入詞的創(chuàng)作領(lǐng)域，或化用其字句，或融其詩意，體式上也接近于齊言。但蘇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