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魚米之鄉(xiāng)，并不是指某一個省，而是指中國長江三峽以東的中下游沿岸帶狀平原。
中國長江三峽以東的中下游沿岸帶狀平原。北接淮陽山，南接江南丘陵。地勢不低平，地面高度大部在50米以下。中游平原包括湖北江漢平原、湖南洞庭湖平原(合稱兩湖平原)和江西鄱陽湖平原。下游平原包括安徽長江沿岸平原和巢湖平原以及江蘇、浙江、上海間的長江三角洲，其中長江三角洲地面高度已在10米以下。平原上河汊縱橫交錯，湖蕩星羅棋布。著名的洞庭湖、鄱陽湖、太湖、高郵湖、巢湖、洪澤湖等大淡水湖都分布在這一狹長地帶。向有“水鄉(xiāng)澤國”之稱，盛產(chǎn)魚、蝦、蟹、菱、蓮、葦。氣候溫和，無霜期240~280天，江南可種植雙季稻，糧、棉、水產(chǎn)在全國占重要地位，素稱“魚米之鄉(xiā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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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guān)鍵詞]洞庭湖 變遷 歷史過程
關(guān)于洞庭湖的歷史變遷過程問題，目前學術(shù)界還存在較嚴重的分歧，遠沒有形成一致的意見。代表性的意見有二，一是張修桂先生的觀點，一是卞鴻翔先生的觀點。張修桂先生認為，從全新世初到公元3世紀，今洞庭湖地區(qū)屬于河網(wǎng)交錯的平原；4世紀至19世紀中葉，洞庭湖處于沉降擴展之中；19世紀中葉以來，洞庭湖則處于不斷的淤塞萎縮之中①。張修桂的觀點得到學術(shù)界大部分人的認同。而卞鴻翔經(jīng)過研究，對洞庭湖的歷史變遷過程提出了很不相同的看法．他認為，全新世初期，洞庭湖區(qū)屬于平原水網(wǎng)景觀；全新世中期，洞庭湖重新擴大；先秦兩漢時期(距今約4000年至公元3世紀)，洞庭湖已形成江湖連通的浩淼大湖；魏晉南朝時期(公元3世紀初至6世紀)，洞庭湖開始受到分割與縮??；唐宋時期(公元7世紀至13世紀)，洞庭湖水面積進一步縮小；元明時期(公元13世紀至17世紀中葉)，洞庭湖水面積不斷擴大而湖盆日益淤淺；清代初、中期(17世紀中葉至19世紀中葉)，洞庭湖處于一個由大到小的逐漸萎縮階段；晚清、民國時期(19世紀中葉至1949年)，洞庭湖有過多次縮小與短暫擴大；1949年以來，洞庭湖面進一步縮小②。卞鴻翔的觀點也得到一部分人的認同。筆者以為，張、卞二人對洞庭湖的開始階段(全新世初)和最近階段(19世紀中葉以來)的看法基本上接近，分歧主要產(chǎn)生在全新世中期至19世紀中葉的5000—6000年中。因此，筆者這里只就張、卞二人的分歧時段在二人的研究基礎之上通過分析有關(guān)文獻資料提出一些個人看法，以使洞庭湖歷史時期的變遷過程能有一個較為明晰的輪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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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張修桂：《洞庭湖演變的歷史過程》，載《歷史地理》創(chuàng)刊號，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按：下引張修桂觀點皆出此文。不另注。
②卞鴻翔等：《洞庭湖的變遷》，湖南科技出版社，1993年，第43—93頁。按：下引卞鴻翔觀點皆出此書，除少數(shù)必須注明處，不另注。
一 先秦兩漢時期(距今6000年—公元2世紀)：河網(wǎng)沼澤平原階段
建國以來，洞庭湖區(qū)范圍內(nèi)各縣，尤其是位于湖區(qū)中心的沅江、南縣、安鄉(xiāng)等市、縣的漉湖、錢糧湖、大通湖一帶，有不少新石器時代遺址發(fā)現(xiàn)①。例如，沅江市漉湖西面的南金山遺址位于一片地勢稍高的湖洲上，其新石器時代文化層距地表2米，厚0．3米左右；而大通湖農(nóng)場的各個分場的新石器時代文化層多在地表以下5—7米。我們知道，新石器時代的人們在選擇居住地的時候有個重要特點，就是喜歡選擇在河流旁邊的二級階地上居住，這樣既利于生產(chǎn)、生活用水，又可以避免遭受洪水的襲擊，還能夠方便交通往來。因此，單從今洞庭湖區(qū)中心地帶分布有眾多的新石器文化遺址這一點，我們就大體可以知道當時的洞庭湖地區(qū)應當不存在一個浩淼的巨大水體。因為，新石器時代的人們尚不知道建造堤防設施防洪，如果當時真存在一個多條大河交匯形成的浩淼的巨大水體，那么，靠近這個巨大水體的邊緣居住將是很不安全的，而選擇其中心地帶居住，更是不可想象的。事實上，通過對先秦兩漢時期的一些文獻資料的綜合分析也可以證實這一點。
關(guān)于可能的平原景觀文獻材料：
《莊子·天運》：
帝張咸池之樂于洞庭之野。
《莊子·至樂》：
咸池九韶之樂，張之洞庭之野。
“野”(古文本作“埜”)在先秦時代，既可指郊外②，也可指偏鄙之區(qū)③。因此，莊子(約前369年一前280年)所謂“洞庭之野”者，有可能是指今洞庭湖一帶的平野景象，也有可能是指當時位置偏遠的洞庭地區(qū)。
關(guān)于湘資沅澧諸水交匯分流入江的文獻材料：
戰(zhàn)國楚懷王六年(前323年)所制《鄂君啟節(jié)》銘文：
自鄂往：逾沽(湖)，……上江，內(nèi)(入)湘，……內(nèi)(入)資、沅、澧、(油)[澹]。④
東漢班固《漢書·地理志》：
湘水……北至(酃)[下雋]⑤入江；資水……東北至益陽入沅；沅水東南至益陽入江；澧水……東至下雋入沅。⑥
東漢桑欽(?)《水經(jīng)》：
湘水……又北過下雋縣西，………又北至巴丘山，入于江；資水……又東北過益陽縣北，又東與沅水合于湖中，東北入于江也；沅水……又東至長沙下雋縣西北，入于江；澧水……又東至長沙下雋縣西北，東入于江。⑦
上引文中，“鄂”指今湖北鄂城，“下雋”縣治在今湖北通城縣西，“益陽”縣治在今湖南益陽市東80里⑧?？梢姡N文獻關(guān)于湘、資、沅、澧四水下游河道走向情況的記載基本上是一致的。
關(guān)于與湖沼相關(guān)的文獻資料：
《山海經(jīng)·中山經(jīng)》(戰(zhàn)國作品)：
又東南一百二十里曰洞庭之山，帝之二女居之，是常游于江淵，澧沅之風，交瀟湘之淵。
《楚辭·九歌》：
裊裊兮秋風，洞庭波兮木葉下。《山海經(jīng)·海內(nèi)東經(jīng)》(漢初作品)：沅水……入下雋西，合洞庭中；湘水……入洞庭下，一曰東南西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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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據(jù)鄧企華、肖皓夫編著《沅江風情畫》(廣州出版社，2000年)及湖南省博物館提供的有關(guān)資料。
②按：《說文》：“野，郊外也。從里，予聲。塋，古文野，從里省，從林。”
③按；《公羊傳·桓公十一年》何休注：“野，鄙也?！?/p>
④轉(zhuǎn)引自譚其驤《鄂君啟節(jié)銘文釋地》，見氏著《長水集》(下)第193頁，人民出版社，1987年。按：譚文從羅長銘先生釋“ ”作“油”當誤，應依商承祚先生作“澹”(參見《長水集》(下)第201頁引)，即后引《水經(jīng)·澧水注》中的“澹水”，該水上中游段為今澧陽平原北側(cè)的涔水、澹水，下游段已為今松滋河襲奪。因為，一則油水是長江支流，無須“入湘”后再入之；二則油水不像澹水一樣因溝通新石器時代以來經(jīng)濟文化發(fā)達的澧陽平原而具有較高的航運價值。
⑤據(jù)下文引《水經(jīng)》改。按：漢酃縣在今湖南衡陽市南，不在湘江下游。此“酃”當為“下雋”之誤，當因古時直書“下雋”與“酃”字形狀相近所致。
⑥分別見《漢書·地理志》零陵郡、武陵郡、長沙國條。
⑦分別見《水經(jīng)》湘水、資水、沅水、澧水篇。
⑧《太平寰宇記》卷114“益陽縣”。
《水經(jīng)》：
資水……又東與沅水合于湖中，東北入于江也。
綜合上引文獻來看，早期洞庭湖大體有一個從“淵”到“澤”再到“湖”的發(fā)展過程。在上古文獻中，“淵”、“澤”、“湖”三者在表現(xiàn)水體概念時，含義是有很大區(qū)別的?！墩f文》：“淵，回水也。從水，象形，左右岸也，中象水貌。”也就是說，“淵”是河流中的回水處，后引申為河流中深潭?！夺屆め尩亍罚骸跋露兴粷伞?；《風俗通·山澤》：“水草交厝，名之為澤?！边@是說“澤”為地勢低平而水草豐茂的地區(qū)?！墩f文》：“湖，大陂也”；《風俗通·山澤》：“湖者，都也，言流瀆四面所隈都也?！本褪钦f“湖”為四周被陸地包圍著的巨大水體，與今之湖泊概念略同。因此，筆者以為，其一，戰(zhàn)國時期，在湘水下游，存在二個較龐大的河流回水區(qū)，即所謂“瀟湘之淵”和“江淵”。在河流交匯處形成較寬廣的回水區(qū)，這是一種很自然的水文現(xiàn)象?！盀t湘之淵”、“江淵”還不能完全解釋為湖泊，盡管后來它發(fā)展成為了青草湖和洞庭湖。其二，秦漢時期，今洞庭湖地區(qū)存在面積較大的沼澤區(qū)，即所謂“東南西澤”。“東南西澤”，是指洞庭地區(qū)當時形成的東、南、西三澤。前引卞鴻翔書標點為“東南‘西澤”’，是不正確的，上古文獻中沒有這樣的稱呼習慣。東、南、西三澤大約分別為后來洞庭湖、青草湖、赤沙湖的前身。其三，到漢代，今岳陽西面的東洞庭湖一帶，在“東澤”的基礎上毫無疑問已形成為文獻中的“洞庭(湖)”。
那么，應該如何來解釋上述文獻中的湘、沅、澧“入江”和“入湘”后再入資、沅、澧、澹的矛盾問題?筆者以為，由于其時“洞庭(湖)”有“江淵”之稱，所以，前引文獻中有湘、沅、澧皆“入江”之說；又由于其時人們可能最熟悉湘江，所以“洞庭(湖)”中的“洞庭之山”、“巴丘山”很早以來就有“湘山”①之名，甚至洞庭(湖)也被作為湘江的一段，于是，由長江進入洞庭自然就可稱之為“入湘”了。應該指出的是，今洞庭湖地區(qū)此間雖然已經(jīng)開始有湖泊景觀出現(xiàn)，但顯然還沒有形成大型而統(tǒng)一的湖泊水體，總體上是屬于河網(wǎng)沼澤平原景觀。(參見圖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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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史記》卷1《五帝本紀》：黃帝“南至于江，登熊、湘”；卷6《秦始皇本紀》：秦始皇“浮江，至湘山祠”。《漢書》卷28下《地理志》“益陽”條：“湘山在北”。
順便說，卞鴻翔根據(jù)有關(guān)戰(zhàn)國的文獻中有“洞庭五渚江南”一說①，而認為“五渚江”即先秦兩漢時期荊江分洪入洞庭的虎渡河，也是不能成立的。因為，一則先秦時期單獨一條河流沒有“××江”這樣的說法；二則更重要的是，此所謂“五渚”者是地域名，而不是河流名。這從《戰(zhàn)國策》的最早作注者東漢高誘“洞庭、五都、江南，皆楚邑也”之注，以及現(xiàn)存戰(zhàn)國官印中有“五渚正鉨”一?、诰涂傻玫綀詮姸鞔_的證明。“洞庭五渚江南”是指的“洞庭”、“五渚”、“江南”三個區(qū)域，大約分別為今洞庭湖地區(qū)在內(nèi)的湖南省北部區(qū)域、湖北省武漢東南地區(qū)③和漢江以南的江漢平原地區(qū)?！岸赐ァ?、“五渚”、“江南”連在一起大體是指當時楚國的整個漢水、長江以南區(qū)域。
二 魏晉南朝隋唐時期(3世紀—9世紀初)：湖泊迅速擴展階段
關(guān)于魏晉南朝時期洞庭湖區(qū)的情況，由于有酈道元《水經(jīng)注》一書的存在，我們今天能夠有較多的了解。
首先，看看《水經(jīng)注》中關(guān)于四水下游的有關(guān)記載：
《水經(jīng)·湘水注》：
湘水自汨羅口，西北徑磊石山西，而北對青草湖，亦或謂之為青草山也?！嫠謻|北，為青草湖口?！嫠髸逅?，資水也，世謂之益陽江?！嫠髣t沅水注之，謂之橫房口，東對微湖，世或謂之麋湖也?！嫠髣t澧水注之，世謂之武陵江：凡此四水，同注洞庭，北會大江。……湖水廣圓五百余里，日月若出沒于其中。
《水經(jīng)·資水注》：
(東與沅水合于湖中)：湖即洞庭湖也，所入之處，謂之益陽江口。
《水經(jīng)·沅水注》：
沅水又東歷龍陽縣之氾洲，洲長二十里，吳丹楊太守李衡植柑其上。……沅水又東徑龍陽縣北，城側(cè)沅水?！渌伦⒍赐ズ?，方會于江。
《水經(jīng)·澧水注》：
澧水又東徑南安縣南，……澹水注之。水上承澧水于作唐縣，東徑其縣北，又東注于澧，謂之?？凇！⑺謻|，與赤沙湖水會，湖水北通江而南注澧，謂之沙口。澧水又東南注于沅水，曰澧口，蓋其枝瀆耳?！⑺髯⒂诙赐ズ?，俗謂之澧江口也。
《水經(jīng)·江水注》：
(江水)又東，又合油口，又東徑公安縣北?！h有油水，水東有景口，口即武陵郡界。景口東有淪口，淪水南與景水合，又東通澧水及諸陂湖?！蠼业谬堁ㄋ?，江浦右迤也?！蠼覐绞咨奖保野秳t清水口，……北對清水洲，洲下接生江洲，南即生江口，水南通澧浦。
《水經(jīng)·江水注》：
凡此諸水(指澧水、沅水、資水)，皆注于洞庭之陂，是乃湘水，非江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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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戰(zhàn)國策》卷3《秦一》：張儀說秦王，“秦與荊人戰(zhàn)，大破荊，襲郢，取洞庭、五渚、江南，荊王亡奔走。東伏于陳”。《史記·蘇秦傳》：蘇代約燕王曰：“……告楚曰：‘蜀地之甲。乘船浮于汶，乘夏水而下江，五日而至郢；漢中之甲，乘船出于巴，乘夏水而下漢，四日而至五渚。寡人積甲宛東下隨?！边@兩段話較利于我們研究“五渚”的位置。
②見羅福頤編《古璽匯編》第60頁0343號，文物出版社，1981年。按：“渚”字古印文字形作“ ”，編者未能識出。
③按：“五渚”一名，《水經(jīng)·湘水注》以為乃因湘、資、沅、澧四水“同注洞庭，北會大江，名之五渚”。酈注之說，實屬附會。如依此說，則“洞庭”被包括在“五渚”之中，這明顯與“洞庭”、“五渚”、“江南”三者的并列關(guān)系不合。其實，“五渚”就是《楚辭》中的“鄂渚”，因為，上古“五”、“鄂”二字，韻部分別為相鄰的魚部、鐸部，聲部皆為疑母，可以假借?！岸蹁尽?，準確地說，指今湖北武漢東南的古長江江段。先秦時期，這一江段兩岸低平，容易泛濫成湖。定“五渚”在此，與注12所引《史記·蘇秦傳》正合。
上引文中，“汨羅口”在今汨羅江口之南，“磊石山”在今湖南汨羅市西屈原農(nóng)場一帶，青草山無疑指今湖南湘陰縣北青漂鄉(xiāng)嚴家山(海拔51米)，“微湖”當在今汨羅江口、新墻河口之間；“龍陽縣”治即今湖南漢壽縣城；今之涔水、澹水即古“澹水”西段，“南安縣”即隋唐華容縣前身，治所約在今湖南華容縣西鲇魚須鎮(zhèn)一帶；“作唐縣”治約當今湖南澧縣西新安鎮(zhèn)左近；“赤沙湖”大約即今大通湖及其附近地區(qū)；“公安縣”治即今湖北公安縣城西南20千米的舊公安(今名南平鎮(zhèn))，“石首山”即指今湖北石首市城區(qū)附近的南岳山，而“油水”、“景水”、“淪水”、“龍穴水”四水依次在今公安縣城左近至石首市城區(qū)之間溝通長江。此“油水”與先秦時期的“油水”相比，下游河道因受江水壅堵影響，可能開始有支汊南流．“景水”、“淪水”南走今荊江分洪區(qū)、虎渡河一段后，東注赤沙湖；“龍穴水”在戰(zhàn)國時期就可能已經(jīng)存在①，也就是后來的宋穴水，大體相當于今藕池河中支河道?！吧北臼情L江南岸的一條小支流，應有今華容河之一段。生江水與澧浦雖相距甚近但原不相連，由于晉太康元年(280年)杜預“內(nèi)瀉長江之險，外通零(陵)、桂(林)之漕”的開鑿之功②，才使二水溝通起來。
由此可見，魏晉南朝時期今洞庭湖區(qū)的情況出現(xiàn)了兩大變化：其一是在湘、資、沅、澧四水下游地區(qū)形成了不少湖泊。最大的為“廣圓五百余里”的洞庭湖。按南朝時“五百余里”，約當今220千米以上③。因為這里的洞庭湖應包括青草湖的面積在內(nèi)(參下文)，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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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按：《楚辭·哀郢》記郢都(今湖北荊州市)入東遷時有云：“將運舟而下浮兮，上洞庭而下江?！贝嘶蚩勺鹘贤ǖ淖钤缬涊d。
②《晉書·杜預傳》，并參《讀史方輿紀要》卷77《湖廣三》岳州府華容縣“澧水”條。
③按：此據(jù)南朝劉宋現(xiàn)存骨尺長度(1尺=0．247米)計算。參見梁方仲編著《中國歷代戶口、田地、田賦統(tǒng)計》附錄二《中國歷代度量衡變遷表》，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
從上引《水經(jīng)注》所載洞庭湖地區(qū)當時的水道走向情況分析，洞庭湖連青草湖為長形的可能性較大，若設長80千米，寬30千米，則面積當在2400平方千米左右。據(jù)盛弘之說，當時的青草湖“周回數(shù)百里，日月出沒其中”①。酈道元并沒有來過南方，上引《水經(jīng)·湘水注》所謂“(洞庭)湖水廣圓五百余里，日月若出沒于其中”，顯然是對盛弘之關(guān)于青草湖的記載以及他人關(guān)于洞庭湖的記載的綜合改寫。青草湖既稱“周回數(shù)百里”，至少應不會小于二百里，至多又當不會超過五百里，估計在三百里左右較為可信。因此，若以三百里估計，依前例則青草湖的面積當在1000平方千米左右．赤沙湖的具體情況文獻中沒有記載，估計其面積已有不小。洞庭湖、青草湖、赤沙湖應該分別就是在漢初的東、南、西三澤的基礎上發(fā)展而成的。其他像“微湖”等相對較小的湖還有一些。把當時洞庭湖區(qū)的湖泊水體面積加起來，估計約在3000平方千米左右。其二是荊江開始有多口與四水中的澧水溝通。上荊江段有景水、淪水、龍穴水經(jīng)赤沙湖南流進入澧水，下荊江段亦有生江水經(jīng)生江湖、赤沙湖南流進入澧水。上荊江段江流經(jīng)景口、淪口、龍進赤沙湖轉(zhuǎn)入澧水河道的出現(xiàn)時間不得而知，但應在280年杜預開鑿運河之后，因為，如果當時江、澧之間已有通道，杜預大可不必興開鑿之功了。景口、淪口大于今湖北公安縣斗湖堤鎮(zhèn)、楊家廠鎮(zhèn)一帶，龍即后來宋穴、藕池口的前身。下荊江段的生江口也可以分流一部分江流入澧水。不過，由于今華容、石首二縣之間地勢略高，當時江水由該口南入澧水的流量可能還很有限。生江口即清近以來湖北石首縣(市)調(diào)弦口的前身。
進入唐代，盡管洞庭湖區(qū)地面仍處于沉降狀態(tài)，但是由于洞庭湖地區(qū)的泥沙沉積量并沒有明顯增加，洞庭湖、青草湖的面積較南朝時的“廣圓五百余里”變化不大，可能只是略有增加。到8世紀的唐中期時，據(jù)《元和郡縣圖志》說，洞庭湖為“周回二百六十里”②，而青草湖也不過“周回二百六十五里”③．按唐1尺約等于今0．31米，則洞庭湖的“周回二百六十里”約為121千米，青草湖的“周回二百六十五里”約為123千米：二湖相加周回達244千米。至于赤沙湖，唐時又稱“赤亭湖”，其周回里數(shù)文獻中仍然沒有記載，故無從估算其面積，不過，從其仍在“(華容)縣南八十里”④來看，唐中期時其面積較南朝時似乎沒有明顯地增加：這應當是因該湖接納含沙量較高的江水(所謂“沙口”)而
為泥沙淤淺所導致的結(jié)果。所以，如果把洞庭湖、青草湖以及赤沙湖等邊緣小湖的面積加在一起，唐中期今洞庭湖的水體面積估計在3500平方千米左右。(參見圖2)
三 唐后期至清前期(9世紀中—17世紀末)：湖泊的全盛階段
大約從唐末五代開始，今洞庭湖區(qū)的沉降速度似乎在加快。沉降速度加快的具體表現(xiàn)是當時長江水可以從岳陽江口向南倒灌進洞庭湖，甚至于遠達青草湖．這方面的材料可以舉出不少。五代人孫光憲(?—968年)《北夢瑣言》：
湘江北流至岳陽，達蜀江。夏潦后，蜀漲勢高，遏住湘波，讓而退溢為洞庭湖，凡闊數(shù)百里，而君山宛在水中。⑤
北宋人馬子嚴《岳陽甲志》：
荊江六七月間，其水暴漲，逆泛洞庭，瀟湘清流，為之改色，南至青草，旬日乃復，亦謂之西水。
北宋人范致明《岳陽風土記》[約成書于崇寧四年(1105年)左右]：
荊江出巴蜀，自高注下，濁流洶涌，夏秋暴漲，則逆泛洞庭，瀟湘清流，為之改色，岳人謂之翻流水，南至青草湖，或三五日乃還，俗云水神朝君山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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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劉宋)盛弘之《荊州記》，見《初學記》卷7引、《太平御覽》卷66引。
②《元和郡縣圖志》卷27《江南道三》。
③《元和郡縣圖志》卷27《江南道三》。
④《元和郡縣圖志》卷27《江南道三》。按：由于江湖水害的影響，歷史時期華容縣治數(shù)有遷徙。隋華容縣即吳南安縣(或作安南，治今華容縣城，見《岳陽風土記》)，約于唐神龍二年(705年)遷于岳州西160里(見《元和郡縣圖志》卷27，《太平寰宇記》卷113作166里)。其地當今華容縣西鲇魚須鎮(zhèn)一帶；宋至和年間(1054—1056年)因水害而復遷今治(隆慶《岳州府志》卷12《水利考》附陳仕元論)，東距岳州125里(《元豐九域志》卷6)。故705年—1054年間(唐中期至宋前期)華容縣治當在今華容縣西鲇魚須鎮(zhèn)一帶。張修桂、卞鴻翔等以今華容縣治當唐宋華容縣治，有誤。
⑤《方輿勝覽》卷29“岳州”引。
約從11世紀中期開始，由于江水變得相當渾濁，含沙量明顯加大①，于是由荊江帶入洞庭湖的泥沙急劇增加，又造成洞庭湖湖底不斷淤淺，湖水水深逐漸變小。這種情況從下面的材料中可以得到反映：
北宋人張舜民(?—1100年)《郴行錄》：
(洞庭湖)每歲十月以后、四月以前，水落洲生，四江可辨。
《岳陽風土記》：
君山在洞庭湖中?！甓钏?，渡江肩輿以行。
(洞庭湖)冬春水落，往往淺澀，江道回曲，或遠或近，雖無風濤之患而?？繑R。
湖上漁人有善沒者云：洞庭湘湖，夏秋水漲不過數(shù)十尺，而荊口水深一、二百尺。
南宋人岳珂《鄂國金佗續(xù)編》卷28，孫迪《百氏昭忠錄》卷12：
洞庭湖水舊不及丈，(楊)么置堰閘，十余年間，所以彌漫。
由于湖區(qū)陸地沉降、湖水水深變淺，汛期湖水水面較前大為擴展。
證據(jù)之一是，洞庭、青草、赤沙、生江、赤鼻(一作赤陂)等湖終于有可能連成為一個周回“七八百里”的浩瀚水體了。
《資治通鑒》卷164大寶二年胡注引《巴陵志》：
洞庭湖在巴丘西，西吞赤沙，南連青草，橫亙七八百里。
《太平寰宇記》卷113“岳陽縣”：
生江湖與青草湖相連，大小與太湖相似。②
《太平寰宇記》卷u3“橋江縣”：
赤鼻湖，半入朗州龍陽縣界。湖中有赤鼻山(今赤山島)，因以為名。
《郴行錄》：
(洞庭湖)余時(指4—9月)彌漫，云涯相浹，日月出沒皆在其中。
《輿地紀勝》卷69“岳州”引南宋人范子長《皇朝郡縣志》：
洞庭湖在巴陵縣西，南連青草，亙赤沙，七八百里。
洞庭湖“七八百里”的說法大約是從晚唐時開始的，如最早在唐末五代人僧可朋《賦洞庭》詩③中即見?！捌甙税倮铩惫倘皇且粋€約略之數(shù)，但應非空穴來風。所以，筆者以為取其中數(shù)七百五十里來進行湖泊面積計算是有依據(jù)的。按宋時1尺約等于0．3l米，七百五十里約當今350千米左右，而從當時洞庭湖“西吞赤沙，南連青草”的情形看，如果截彎取直，其形狀大體接近臥鉆石狀的五邊形；為計算的方便，可設洞庭湖的五邊長各為85千米、85千米、35千米、35千米、95千米，則其面積在6000平方千米左右(參見圖3)。
證據(jù)之二是，宋初華容縣城南距赤沙湖的距離較唐中葉時縮短了近二十里。前引《元和郡縣圖志》稱赤沙湖在“(華容)縣南八十里”，而到宋初則已稱“赤沙湖在(華容)縣南六十里”④。
元至大元年(1308年)，由于荊江南岸重開石首楊林、宋穴、調(diào)弦等三⑤，渾濁江流大量灌入洞庭湖內(nèi)。進入明代以后，雖然楊林、宋穴二口淤塞，但調(diào)弦口一直存在，而且從枝江到石首的上荊江段還時常決口，使得灌入洞庭湖的渾濁江流較前并沒有怎么減少，加之四水含沙量較前明顯增加，這樣，洞庭湖的淤淺速度并沒有減慢，湖區(qū)淤出的陸地越來越多，圍垸造田也就成為可能。洞庭湖區(qū)開始圍垸造田的時間早至12世紀初的北宋⑥，但大規(guī)模的圍垸造田行為出現(xiàn)于明代⑦。圍垸造田的大規(guī)模開展，使湖泊汛期的洪水容蓄量減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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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參見拙文《歷史時期長江清濁變化的初步研究》，載《中國歷史地理論叢》1999年第4輯。下文提到江水含沙量的變化問題，皆參拙文，不另注。
②按：今太湖面積2425平方千米。宋初太湖面積較今為大，可能在2500—3000平方千米之間。
③《全唐詩》卷849。詩有云：“周極八百里，凝眉望則勞；水涵天影闊，山拔地形高?！卑矗嚎膳蟮拿璁嬇c前引五代孫光憲《北夢瑣言》的說法不矛盾，應可信。
④《太平寰宇記》卷113“華容縣”。
⑤(元)林元：《重開古穴記》，收入(同治)《石首縣志》卷7《藝文志》。
⑥按：據(jù)(隆慶)《岳州府志》卷12《水利考》，時人陳仕元明確說：“圩田、湖田起于宋政和(1111—1118年)以來”；又(明)養(yǎng)晦齋主人《鐘相楊么佚事》云，鐘相、楊么起事(1130—1135年)的背景即是當時(12世紀初)官豪地主在湖區(qū)“侵占湖沼淤地，筑垸圍田，廣袤百里”。因此，石泉、張國雄等認為兩湖平原的垸田興起于南宋晚期(13世紀30年代)，失之于過晚。其說見石泉、張國雄《江漢平原的垸田興起于何時?》，載《中國歷史地理論叢》1988年1期，梅莉、張國雄等《兩湖平原開發(fā)探源》第87—134頁，江西教育出版社，1995年。
⑦按：這從現(xiàn)存明清湖區(qū)府、縣地方志中所載絕大多數(shù)堤垸的興筑時間為明代，即可得到證明。
自然洪水位抬升，因此，明中晚期，洞庭湖區(qū)水災幾乎無年無之，可以說湖區(qū)開始形成了這樣一個惡性循環(huán)：湖泊淤淺圍垸造田水位抬升垮垸還湖湖泊淤淺。這可以以沅江縣作為例證。明初，沅江縣本有11都，而到明中期嘉靖、隆慶年間，則只有5里了①。迄明末，沅江以及益陽、湘陰的湖濱地帶，已是“堤圩不修，民皆轉(zhuǎn)徙，棄為狐貍之場”②，一派荒涼景象。洞庭湖北岸的華容又是一個例子。華容縣在明朝初年有76里，永樂年間并為35里，宣德年間并為25里，正統(tǒng)并為22里，景泰年間并為19里，成化年間增為20坊里，到萬歷年間又并為15里③。其他濱湖縣的田土大致也有一個類似的盈縮過程④。
明中期，洞庭湖區(qū)的圍垸造田活動雖然很盛，但洞庭湖的汛期水面較宋代并未因此縮小多少，相反，某些時候似還有一定程度的擴大。有文獻資料為證：
(嘉靖)《常德府志》卷2《地理志》：
每歲夏秋之交，(洞庭)湖水泛濫，方八九百里，沅江、龍陽則西南之一隅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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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嘉慶)《沅江縣志》卷3《沿革》引舊志。按：“里”是明代鄉(xiāng)村的基層行政單位，一般轄110戶；“都”是“里”的上一級行政單位。明代沅江鄉(xiāng)村政權(quán)大約是實行鄉(xiāng)都里三級制。
②(清)孫良貴：《九江新收茈水說》，收入(嘉慶)《沅江縣志》卷29《藝文志》。
③(萬歷)《華容縣志》卷1《輿封》。
④按：關(guān)于此，可參見上揭卞鴻翔著作中的有關(guān)論述。
(隆慶)《岳州府志》卷7《職方考》：
(洞庭湖)南連青草，西亙赤沙，七八百里。
《讀史方輿紀要》卷75《湖廣一》“洞庭湖”條(所記為嘉靖、隆慶時情況)：
今道出湖湘間者，必問津于洞庭。……渡湖而南，則由長沙而之嶺海，湖闊二百里；渡湖而西，則由常德而道滇黔，湖闊二百五十里；渡湖而西北，則入澧州，而取徑于荊州、常德之間，湖闊亦二百里。
按明1尺(量地尺)等于0．3265米，“二百里”約為98千米，“二百五十里”約為122千米，以不規(guī)則長方形計算(設長122千米，寬98千米、22千米)，則可得面積為7300平方千米。這與從嘉靖年間羅洪先《廣輿圖》上所量算的洞庭湖面積“7000平方公里以上”①是很接近的。因此，明中期洞庭湖“方八九百里”的說法是可信的。洞庭湖汛期水面最寬闊的時期可能就在16世紀的明中期。明末清初，洞庭湖面積雖有明顯萎縮，但據(jù)估計仍有6000平方千米左右②。造成這個結(jié)果的原因主要可能是因為元至明前期(14、15世紀)江水含沙量較小，洞庭湖區(qū)的地面沉降速度略快于泥沙在湖底的淤積速度。明中期嘉、隆以后，隨著江水含沙量的再次加大，洞庭湖底泥沙的淤積速度可能快于地面的沉降速度，于是，洞庭湖的水深較前變淺，面積較前略小。明后期人王士性就說：“洞庭水淺，止是面闊。”③明末清初時，江水又變得清澈，含沙量的降低使得洞庭湖水淺面闊的局面大約保持到17世紀末。
四 清中期以來(18世紀初至今)：湖泊的明顯萎縮階段
大約從17世紀晚期起，江水的含沙量越來越高，洞庭湖的淤淺速度逐漸加快．道光十二年舉人巴陵吳敏樹說：“往聞故老言湖身淤淺，如艑山取魚處，漁人言，較往時深減丈許，他處可知?！雹芏S著清前中期人口的急劇增加，淤淺的肥沃湖土不可避免成為圍墾對象。乾隆時，嚴有禧說：“數(shù)年以來，民圍之多，視官圍不止加倍?！雹莨誀c所記父老之言也說，“乾嘉盛時，瀕湖開墾無虛土”⑥。道光年間，魏源說：“自江至澧數(shù)百里，公安、石首、華容諸縣，盡占為湖田?！雹哂捎谟贉\、圍墾，到道光年間，洞庭湖的面積、容積大為縮小。魏源又說洞庭湖“向日受水之區(qū)”，因圍墾“使去其七八矣”。道光中，俞昌烈說：“今之洞庭，非三十年前之洞庭也，是以容納無地，故近年江水之為患也甚矣?！雹嗟拦饽?，湖北監(jiān)利人王柏心說“今之洞庭，非昔之洞庭也，闊不及向者之半”⑨。這些說法中，有的雖不免夸大，但清康熙以降，洞庭湖總的趨勢是因淤淺、圍墾而致容積、面積明顯變小，則為不爭的事實。18世紀初的康熙末年，《大清一統(tǒng)輿圖》上的洞庭湖，其天然水面積只有約4300平方千米了⑩，而到19世紀中的道光年間，洞庭湖的天然水面積應該更小。
由于洞庭湖容積、面積的萎縮，導致調(diào)蓄洪水的能力減小，堤垸越修越高，江堤湖垸大規(guī)?？逅臐撛谖ｋU越來越大，這從上述道光年間諸人的言論中就可以看得出來。到咸豐、同治年間，隨著荊江南大堤分別于1852年、1870年在藕池、松滋相繼潰口，潛在的危險終于開始變?yōu)楝F(xiàn)實：太平、松滋、藕池、調(diào)弦四口分流入湖局面的出現(xiàn)，洞庭湖區(qū)堤垸大規(guī)模垮塌，造成了洞庭湖天然水面積的一度短暫擴大至5400平方千米⑾，但此景不長，洞庭湖很快又延續(xù)著淤淺、萎縮的過程，直至一個多世紀后的今天，湖泊面積只有2740平方千米了(參見圖4)。關(guān)于近幾十年洞庭湖變遷的相關(guān)論述很多，筆者于此不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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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據(jù)上揭卞鴻翔著作第67頁．按：卞鴻翔認為《廣輿圖》可用于量算面積，但又對量算出的結(jié)果不相信。
②參見(道光)《洞庭湖志》卷1《輿圖一》之“洞庭湖三府二州八縣四大水入湖全圖”。張修桂據(jù)此圖并參以現(xiàn)代地圖估算其面積為6000平方千米，當可信。
③(明)王士性《廣志繹》卷4《江南諸省》。
④(光緒)《巴陵縣志》卷11《建置志四》引。
⑤(清)嚴有禧：《查墾濱湖荒土移詳》，收入(光緒)《湘陰縣圖志》。
⑥(光緒)《湘陰縣圖志》卷25《物產(chǎn)志》。
⑦(清)魏源：《湖廣水利論》，見《魏源集》，中華書局，1976年。
⑧(清)俞昌烈：《楚北水利堤防紀要》卷1《洞庭湖記》，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
⑨(清)王柏心：《導江三議》，收入所纂(同治)《監(jiān)利縣志》。
⑩據(jù)卞鴻翔上揭書第72頁。
⑾據(jù)卞鴻翔上揭書第75頁。
五 余
論
綜上所論，筆者以為，歷史時期洞庭湖的形成與變遷過程主要有兩大控制性因素，一是洞庭湖區(qū)的沉降速度，一是長江干流的來沙量．前者是內(nèi)因，后者是外因。洞庭湖的早期之所以擴展很快，是因為受長江干流的泥沙影響很小。唐后期以至清初洞庭湖之所以能保持長時期的巨大水面，是因為此間洞庭湖地區(qū)的沉降速度與長江干流來沙的淤積速度大致處于平衡狀態(tài)。清中期以來，洞庭湖萎縮速度之所以明顯加快，則是因為長江干流來沙的淤積速度已快于洞庭湖地區(qū)的沉降速度，原有的平衡狀態(tài)被打破。隨著三峽大壩工程竣工蓄水，長江干流的來沙量已經(jīng)大幅度減少，這樣，未來洞庭湖的盈縮變化主要取決于洞庭湖區(qū)的沉降速度。①至于湘、資、沅、澧四水的來沙以及圍湖造田對洞庭湖的盈縮變化雖然也有一定的影響，但無論過去還是將來，都不是決定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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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按：本文基本觀點及初稿形成于2001年上半年。最近，據(jù)新華網(wǎng)(http：／／www．xinhuanet．corn)2004年11月29日的報道：“有關(guān)(地質(zhì))專家稱。洞庭湖地殼總體呈沉降趨勢。沉降特征表明，如果不再大規(guī)模圍湖造田，并能有效減少泥沙淤積，洞庭湖面積將進一步擴大。”“對定量數(shù)據(jù)的研究表明，洞庭湖區(qū)地殼總體呈沉降趨勢，但不同地域有不同沉降速度。湖區(qū)中心區(qū)的沉降速度大于周邊區(qū)，平均每年達10毫米左右。沉降速度最大地帶集中于湖區(qū)北部偏東方向的華容磚橋—沅江漉湖斷裂帶與岳陽一湘陰斷裂帶之間，沉降速度每年可達10至25毫米?！边@在很大程度上支持并證實了筆者的觀點。
②采自《瀟湘晨報》網(wǎng)(http：／／www．xxcb．corn．cn)2004年11月26日《浩蕩大湖》報道。
The Further Study on the Historical Progress of the Evolution of Dongting Lak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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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火車站坐公交去到提前預定好的客棧。公交車上蘇州話的報站一下子就讓人掉進了蘇州的時空中。當我從公交車上下來，看到粉墻黛瓦花格窗的站臺時，確定自己實實在在是來到了蘇州，這次不是在夢里。
蘇州園林就是蘇州的名片，從小學課本上看到那篇《蘇州園林》起，就對蘇州園林充滿了無限遐想和向往，所以在蘇州的幾天里，就去了拙政園、獅子林、滄浪亭。在這些園林中徜徉的時候，總是禁不住感嘆當年這些園子的主人都是頂有錢的人，有這么大的地兒供自己種樹、挖湖來折騰。園子里曲折迂回、移步換景的精妙設計，讓你不得不贊嘆這是些有品位而且懂得享受生活的人。像拙政園的的原主人王獻臣就是請了江南四大才子的文征明設計的，而園子到底有多美也就不用一一贅述了。
除了園林，蘇州第二個值得去看的景點就是博物館了。因為我也去過很多地方的博物館，所以各種秦磚漢瓦、青銅器兵馬傭，早就見多了，單純從藏品來說，蘇州博物館的那些藏品實在算不了什么，最起碼沒有驚艷之感，不過對于一個游客來說，從中也足已了解吳地歷史文化了。蘇州博物館最值得看的還是出自貝聿銘貝大師之手的展館設計，西方現(xiàn)代的簡約之風，配以蘇州園林的古典之美，用美不勝收來形容雖俗卻很恰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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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覺得旅行不是一件著急的事情，不需要風風火火地去干，然后風殘云卷地收工，所以我可以在蘇州坐上最慢、最慢的船到寒山寺，不去燒香拜佛，只為感受一下唐朝那個叫張繼的人，在夜晚時抒寫下的孤獨詩句；所以我會走進蘇州一家最普通的面館，和老蘇州一樣細細品味一碗爆魚蘇面，然后心滿意足地踱步而出。喜歡蘇州，因為古城的房子總也高不過北寺塔的高度，那才是屬于柴米油鹽的當?shù)厝搜壑械奶K州模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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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乘坐【小火車】，參觀【李公堤】。
在行程中，還可以乘坐景區(qū)觀光小火車，游覽那粉墻黛瓦、赤桃綠柳、碧水白浪的李公堤Ⅰ、Ⅱ期，讓人仿若置身于一幅寫意的江南水墨畫之中。
4、在李公堤碼頭登船，赴【蘇州文化藝術(shù)中心】。
乘坐景區(qū)水上巴士，沿途可以欣賞桃花島、湖濱大道、玲瓏島、摩天輪、月光碼頭等風光，幾絲迷離，幾許鮮活，湖面360度無敵美景盡收眼底，讓您既能領略水鄉(xiāng)風情，又能感受時尚大氣，“古韻今風”融于一體。
孟浩然是盛唐山水田園詩人的代表，他“未祿于代”，終身布衣，而史載其事也較少。后世的論者，對其思想的仕隱問題爭論最劇。各家之說，異彩紛呈，互有軒輊，蔚為大觀。筆者查閱了相關(guān)的論文，又檢核《孟浩然集》中的詩篇，加以排比考證，以為前人之論雖不乏真知灼見，但也存在著各種問題，例如，對一些重要材料的分析，往往忽略了時間、空間及文人之間的關(guān)系；或是泛泛而論，止步于一鱗半爪的窺探；或是曲解詩意，以徇一家之言；而對孟浩然思想形成的原因，各家更是惜墨如金，涉筆絕少。筆者有感于此，乃撰本文，但求澄清一段史實，既以彌補前輩學者之缺憾，亦欲使賢者免受曲解唐突于將來而已。請從王維四首送別詩談起——
（一）由王維詩略窺浩然的思想
《全唐詩》卷一二五載王維《送綦毋潛落第還鄉(xiāng)》云：“圣代無隱者，英靈盡來歸。遂令東山客，不得顧采薇。既至君（一作金）門遠，孰云吾道非？江淮度寒食，京洛（一作兆）縫春衣。置酒臨長道（一作長安道，一作長亭送），同心與我違。行當浮桂棹，未幾拂荊扉。遠樹帶行客，孤村（一作城）當落暉。吾謀適不用，勿謂知音稀。”按陳鐵民《王維年譜》以為潛開元十四年登進士第，維開元十年至十三年在濟州，“故此詩當作于開元九年以前，姑系于開元九年”。(1)于是知此詩應早于《送孟六歸襄陽》詩。
又《全唐詩》卷一二六載王維《送丘為落第歸江東》詩云：“憐君不得意，況復柳條春。為客黃金盡，還家白發(fā)新。五湖三畝宅（一作地），萬里一歸人。知爾不能薦，羞稱（一作為）獻納臣！”按《王維年譜》記天寶元年維在長安，轉(zhuǎn)左補闕，即詩中所謂“獻納臣”。又查清徐松《登科記考》卷九載丘為天寶二年登第，故略系此詩于天寶元年。(2)
又《全唐詩》同卷同頁載王維《送嚴秀才還蜀》詩曰：“寧親為（一作真）令子，似舅即賢甥。別路經(jīng)花縣，還鄉(xiāng)入錦城。山臨青塞斷，江向白云平。獻賦何時至，明君憶長卿?！卑矗遐w殿成《王右丞集箋注》及陳鐵民《王維年譜》皆未系其作成之年。因其作成之年暫不能具考，故略系之如上，所幸不傷大體。
又，《全唐詩》同卷一二七三頁載《送孟六歸襄陽》詩：“杜門不欲（一作復）出，久與世情疏。以此為良（一作長）策，勸君歸舊廬。醉歌田舍酒，笑讀古人書。好是一生事，無勞獻《子虛》?！卑葱禊i《孟浩然詩系年》，此詩作于開元十六年，并無爭議。又，孟六即孟浩然，此據(jù)岑仲勉《唐人行第錄》。
按前二首與第四首王維作無疑，第三首《全唐詩》又收入張子容詩卷，誤，陳鐵民《王維新論·王維年譜》有考。(3)由摩詰的兩首送別詩可以得到以下的結(jié)論：王維對綦毋潛、丘為及嚴秀才實有黽勉策進心，對孟浩然則有規(guī)隱勸歸意。即如前三首詩所言，隱于圣代，不是英才所應做的，東山采薇的隱者，也應當出為世用。綦毋潛、丘為與嚴秀才的京師之行，就是為了有用于圣朝，只可惜其對策暫時不合于當政者的口味，盡管如此，其謀略定有見用的時候，只是必須等待時機成熟而已。在這里，他對綦毋潛、丘為等的同情與內(nèi)心的慚愧都是很濃郁的；遣詞措句間，要么勸友人再舉，要么勸友人獻賦，策勵之情溢于言表。第四首詩則稱浩然有杜門疏世的志行，既然如此，不如索性歸里隱居，進士舉固然不當再參預，即使獻賦的念頭，也應該斷絕。規(guī)勸之心袒露無遺。
摩詰固然是綦毋潛、丘為、嚴秀才等人的知音，難道不也是孟浩然的知音嗎？若然，則其詩中所言必有深意，因為從《送綦毋潛落第還鄉(xiāng)》《送丘為落第歸江東》等詩即可看出，摩詰若不是出于必然的考慮，是不肯勸英才歸隱的。那么，孟浩然的仕隱思想從摩詰詩中是否可以窺見一些端倪呢？請先論王孟二人的關(guān)系。
關(guān)于王孟的關(guān)系，《孟浩然集序》《詩林廣記》《北夢瑣言》《皮子文藪》《韻語陽秋》等書中皆有記載，二人的贈答詩中也有反映。筆者據(jù)以推知：“王孟之交甚深，而王對孟的詩文、品行顯然也是十分嘉許和崇仰的。”頃見陳鐵民先生關(guān)于此節(jié)之論述甚詳，故略之，讀者可參。又按《韻語陽秋》卷第十四《襄陽孟公馬上吟詩圖》記《留別王維》曰：“孟君當開元天寶之際，詩名籍甚，一游長安，右丞傾蓋延譽?；蛟朴邑┮娖鋭偌?，不能薦于天子，因坎軻而終，故襄陽別右丞詩云
''''當路誰相假，知音世所稀''''，乃其事也?！惫缙溲?，那么王維的氣量也未免太狹小了些罷，這豈不是要見笑于當時的士林嗎？
王孟既然不是泛泛之交，則當如前文所言，摩詰對浩然的規(guī)勸必有所指。
按《孟浩然集》中有《留別王維》詩：“寂寂竟何待？朝朝空自歸。欲尋芳草去，惜與故人違。當路誰相假？知音世所稀。只應守寂寞，還掩故園扉?！币晕囊獾倪B屬揣度也當作于《送孟六歸襄陽》之先，實臨別贈答之作。據(jù)徐鵬《孟浩然詩系年》，時間應在開元十六年（七二八），當時孟浩然考場失意正擬還鄉(xiāng)?？疾炷υ懺姷牧⒁猓瑧撌轻槍χ粺o牢騷意味的“只應守寂寞，還掩故園扉”一聯(lián)而發(fā)的。然而摩詰謂浩然“杜門不欲出，久與世情疏”，其中的緣由，又斷不止于針對這一聯(lián)。無奈其中情由又不可憑借確實的史料一一考知，暫舉孟浩然《京還留別張維》詩（卷三）作一粗證。
《京還留別張維》詩曰：“拂衣去何處？高枕南山南。欲尋五斗祿，其如七不堪？早朝非宴起，束帶異抽簪。因向智者說，游魚思故潭。”據(jù)徐鵬《孟浩然詩系年》，此詩當作于開元十六年?！拔宥返摗?，當是用陶潛事?！捌卟豢啊?，語出嵇康《與山巨源絕交書》，約言康自表不宜為官的原因，“有必不堪者七，甚不可者二”，如“臥喜晚起”，行為放浪形骸，不喜揖拜上官，羞與俗人共事等。(4)浩然用這些典故，事實上已經(jīng)隱隱道出自己的品性與行為是與世情不合的。因此，莫說不能中舉，無人推薦，即使這等事情如愿以償，浩然是否肯混跡于俗不可耐的宦海，受拘束于名韁利鎖，甘為卑賤的州縣府尉，也還是一個不容妄下斷語的問題！
根據(jù)以上的分析，在這兒不妨姑且設下一個假說：王孟素日交游晏談，必然涉及平生的抱負以及為人處世之道，其間，浩然或許不時流露出傾慕龐德公(5)鹿門歸隱的心跡，而其言其行也必然多有不合于世情的地方，因而于腹心推置之處，晏談舉止之間，摩詰已經(jīng)知道浩然空有鴻鵠之志，終非宜乎世用之人，又恰當其失意于場屋，本就脆薄的功名心更趨瓦解，摩詰因而有“以此為良策，勸君歸舊廬”之語，也就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了。上設假說，固然不可考證，然而揆諸情理，并參以浩然落第后的詩篇，料無大謬，姑且置此，以待商榷。
由前證王孟的關(guān)系及王對孟的態(tài)度觀之，在落第還鄉(xiāng)前后孟浩然歸隱的心思已然凌駕于功名仕進心之上，只是二者仍處于苦苦的糾纏之中。在此，筆者以為，孟浩然的隱逸思想當是自來有之，只是陷于種種羈縻，尚不能決然歸隱；而受挫于科場適足以激發(fā)和強化這種思想，從而絕意于仕途。茲將所見到的材料羅列于后，并試加淺析瑣論，請讀者明鑒。
（二）由“王序”及李白贈詩略考孟浩然思想
唐宜城王士源《〈孟浩然集〉序》云：“（浩然）救患釋紛以立義表，灌蔬藝竹以全高尚。交游之中，通脫傾蓋，機警無匿。學不為儒，務掇菁藻；文不按古，匠心獨妙?！?/p>
又云：“山南采訪使本郡守昌黎韓朝宗，謂浩然間代清律，寘諸周行，必詠穆如之頌。因入秦，與偕行，先揚于朝。與期，約日引謁。及期，浩然會寮友文酒講好甚適?；蛟唬?'''子與韓公預約而怠之，無乃不可乎？''''浩然叱曰：''''仆已飲矣，身行樂耳，遑恤其他！''''遂畢席不赴，由是間罷。既而浩然亦不之悔也。其好樂忘名如此?！贝耸乱惨娪凇缎绿茣の乃噦鳌?。
又云：“浩然文不為仕，佇興而作，故或遲；行不為師，動以求真，故似誕；游不為利，期以放性，故常貧。名不系于選部，聚不盈于擔石，雖屢空不給而自若也?！?/p>
考王士源的生平，新舊《唐書》及《唐才子傳》皆無傳。他在《〈孟浩然集〉序》中自述道：“士源幼好名山，踐止恒岳……天寶四載徂夏……始知浩然物故?！庇衷疲骸笆吭此麜r嘗筆贊之曰：''''導漾挺靈，是生楚英。浩然清發(fā)，亦其自名。''''”又韋絳《〈孟浩然集〉重序》記：“宜城王士源者，藻思清遠，深鑒文理，常游山水，不在人間?！庇帧缎绿茣に囄闹尽份d：“《孟浩然集》三卷，弟洗然、宜城王士源所次。士源別為七卷。”由此略知士源與浩然同時而稍晚于浩然，也是隱逸的英俊之士，因而可以說是對浩然知之甚深的人。
士源的序文，對于浩然的評論固然難脫過譽之虞，然細思其言大致并非所謂的虛美之辭。如所云浩然“學不為儒”、“文不為仕”，以浩然剎羽于科場就可以得到一個旁證。而且，宋陳師道《后村詩話》也載有蘇軾的評價：“浩然之詩，韻高而才短，如造內(nèi)法酒手，而無材料耳?！庇炙螄烙稹稖胬嗽娫挕芬噍d：“孟襄陽學力下韓退之遠甚，至其詩獨出退之之上者，一味妙悟而已?！?6)由是可見，士源的說法是不無根據(jù)的。
至于韓朝宗引謁一事，更有史可考，考見《唐才子傳校箋》卷二《孟浩然》條；浩然詩中也曾談及，后文將論，此不贅述。如此仕進良機，浩然竟率爾以宴酣為由棄如敝屣，在別人看來尚且覺得可惜，在浩然自己卻以為不值得后悔，那么學者關(guān)于孟浩然對功名仕進素懷殷殷熱望的論述，難道不是恰好得到一個有力的駁證嗎？由此就能夠看出，孟浩然的隱逸思想是十分濃重的。
孟浩然的隱逸思想，從其詩友酬贈的詩文中更可考見。前舉王摩詰詩自是一端。而李太白《贈孟浩然》詩尤不可不舉。
《贈孟浩然》詩云：“吾愛孟夫子，風流天下聞。紅顏棄軒冕，白首臥松云。醉月頻中圣，迷花不事君。高山安可仰，徒此揖清芬?！薄独钐兹肪碇拧豆沤w詩共四十三首》載此詩。按，據(jù)詹锳《李白詩文系年》列此詩于開元二十七年己卯（七三九）條下曰：“贈孟浩然詩云：''''紅顏棄軒冕，白首臥松云。''''是時當在浩然自京放還之后。”詹锳先生的系年雖未能確證此詩的作成年份，但大致不差。又按徐鵬《孟浩然詩系年》，開元二十七年浩然正臥疾在襄陽的家中，故李白此詩可謂蓋棺之論
太白贈浩然詩今天所能見到的凡六首，列酬贈浩然之冠，而此詩最負盛名。詩中的孟浩然，已然完全超脫于物外。太白的行文固然有夸飾之風，然其對“高山安可仰”的忠厚長者怎敢敷衍虛美？又以其傲岸磊落的性格，又豈肯為此虛美之詞？太白之所以愿意并且敢于如此盛贊浩然隱逸的高節(jié)，或許正是由于憑著自己的所聞、所見、所感而覺得浩然確實如此的緣故，因而其詩中言論的可信性遠勝于時賢以個別詩句為依據(jù)的議論，這一點應是無疑的。況摩詰、士源等人均有相類似的議論，難道與浩然同時代的賢者所見、所聞、所感反而不如后世學者基于推理的見解更顯得深鑒明察嗎？
上文剖析孟浩然的詩歌并參證了有關(guān)其行藏事跡的舊考及其詩友的往來酬贈之作，意在論證孟浩然的隱逸思想事實上已經(jīng)根深蒂固、牢不可破，并非所謂的“身在江湖，心懷魏闕”。下文即通過對浩然的詩篇的詮解及與這些詩篇有關(guān)的生平事跡的考訂來更細致入微的分析孟浩然的仕隱思想。
（三）由孟詩及有關(guān)事跡的考訂分析其仕隱思想
當今學者探討孟浩然的急切于功名，因為他的文賦沒有流傳下來，他行藏的事跡史載也較為簡略，故而多轉(zhuǎn)取其詩為證。常見的，不外以下數(shù)首，如《洗然弟竹亭》（卷一）《田園作》（同上）《歲暮歸南山》（卷三）《宿建得江》（卷四）《陪盧明府泛舟回峴山作》（卷二）《臨洞庭》（卷三）《久滯越中贈謝南池會稽賀少府》（卷二）《泛舟經(jīng)湖?！罚ň硪唬肚G門上張丞相》（卷二）《從張丞相游紀南城獵戲贈裴迪張參軍》（卷一）《陪張丞相登當陽樓》（卷三）等等。
上列諸詩，詩意不難索解。從中固然可以尋繹到孟浩然不遇的憂憤，既遇的欣喜，羈旅的郁悶，鄉(xiāng)關(guān)不見的愁緒，然而似乎未宜以此遽言浩然急切于功名。如《臨洞庭》中的“欲濟無舟楫，端居恥圣明”，《陪盧明府泛舟回峴山作》中的“猶憐未調(diào)者，白首未登科”，《歲暮歸南山》中的“不才明主棄，多病故人疏”、“永懷愁不寐，松月夜窗虛”，都是如有懷才不遇的怨悱，卻也不妨視為“為賦新詞強說愁”的閑言。這幾句詩或者另有難言的苦衷在里面，后文將有關(guān)涉，暫置不論。
考其系年，知《臨洞庭》《陪盧明府泛舟回峴山作》二詩約作于開元二十四年（七三六），浩然時年四十八歲，《歲暮歸南山》詩則作于開元十六年（七二八），浩然當時四十歲，在長安或者剛由長安返回南園。
(7)又考韓朝宗舉薦浩然當在開元二十二年（七三四），浩然時年四十六歲(8)；有必要補證的是：《孟浩然集》中有贈韓朝宗詩三首：《韓大使東齋會岳上人諸學士》（卷二，當作于開元二十二年），《送韓使君除洪府都督》（卷二，當作于開元二十四年），《和于判官萬山亭因贈洪府都督韓公》（卷二，當作于開元二十五年）。《韓大使東齋會岳上人諸學士》云：“郡守虛陳榻，林間召楚材。山川祈雨畢，云物喜晴開?？苟Y準縫掖，臨流揖渡杯。徒攀朱仲李，誰薦和羹梅？翰墨緣情制，高深以意裁。滄洲趣不遠，何必問蓬萊！”按，“滄洲”，謝脁《之宣城郡出林浦向板橋》詩云：“既歡懷祿情，復諧滄洲趣?！眳窝訚ⅲ骸皽嬷?，洲名，隱者所居?！?9)由詩意推演，大約是朝宗欲薦浩然，而浩然卻婉言相拒，朝宗不顧其婉拒而一意力薦浩然于朝廷。果真如此嗎？因暫無其它材料佐證，更無反證可以用來它，故姑置此論。無論這種猜測與事實是否有所出入，浩然未接受朝宗的薦舉終歸是鐵定的事實。那么，浩然的不接受援引，其原因究竟何在呢？浩然詩中曾有“投刺匪求蒙”之句，即不把拜帖投向不了解自己的人，也就是須知音援引方才滿意的意思。那么，浩然之所以如此，是由于以為韓朝宗不是知己之人嗎？考《送韓使君除洪府都督》末云：“無才慚孺子，千里愧同聲?！庇挚肌逗陀谂泄俚侨f山亭因寄洪府都督韓公》末云：“因聲寄流水，善聽在知音。”兩詩中“韓使君”與“洪府都督韓公”皆指韓朝宗而言。由此可證浩然與朝宗一直交好，并推為知音。即使在浩然未守約定之后，二人關(guān)系仍很融洽。既然是這樣，那么浩然不肯讓知己援引，究竟又是因為什么呢？在此，最有說服力的解釋恐怕就是浩然已經(jīng)放棄了入世的理想。
按上引《歲暮歸南山》詩顯然是在抒發(fā)一種懷才不遇的郁憤，很明顯據(jù)此并不能說明浩然仍眷戀著仕途，故對此詩不擬多論。《臨洞庭》《陪盧明府泛舟回峴山作》二詩論者以為有渴求援引的意思，筆者以為不然。昔日朝宗欲舉薦浩然，浩然并未與他同去長安(10)。孟浩然的這一行為又怎是僅以“好樂忘名”四字便能解釋得清的呢？可能的情況大約是這樣的：浩然自落第還鄉(xiāng)之后，功名仕進之心益淡，雖然朝宗也是浩然的知音，而浩然也并非不感懷于朝宗的知遇之恩，故而當朝宗欲薦浩然于朝廷時，浩然固然已寄意于閑居而無心于仕途，然而長者的美意怎么可以斷拒呢？而朝廷的征召又怎么敢不赴呢（觀李密《陳情表》即知此事關(guān)系甚大）？百計難施之際，被迫出此下策：以飲樂婉辭朝宗的舉薦。這樣一來，開罪朝宗自然是在所難免的，浩然怎么會不深知呢？而朝宗終于沒有深責浩然，依然與他交好如故（見前舉詩即可知），這里面難道沒有更深層的原因嗎？細細推來，恐怕就應當是浩然已屏棄了仕進之心。
至開元二十四年春，浩然為《陪盧明府泛舟回峴山作》，其中有“猶憐不調(diào)者，白首未登科”之語，則應當是略略有憾于昔年的不第，哪里是所謂的猶未摒棄仕進之志呢？又不妨考《陪盧明府泛舟回峴山作》的全貌：“萬里行春返，清流逸興多。鹢舟隨雁泊，江水共星羅。已救田家旱，仍憐俗化訛。文章推后輩，風雅激頹波。高舉迷陵谷，新聲滿棹歌。猶憐不調(diào)者，白首未登科?！比娭郏嗽凇耙菖d”二字，格調(diào)于此已定?！安徽{(diào)”，語見東方朔《七諫·哀命》：”不論世而高舉兮，恐操行之不調(diào)?！啊蓖跻葑⒃唬骸闭{(diào)，和也。言人不論世之貪濁而高舉清白之行，恐不和于俗而見憎于眾也。“(11)可見浩然正欲用這個典故鳴其孤芳自賞、”不和于俗“的志趣，也是”逸興“生發(fā)的由頭，與全詩基調(diào)不悖。
同年秋，浩然為《臨洞庭》詩，無非是為了求得知己的嘆賞而并無其它意思，哪里是所謂希求援引云云？在此援引《臨洞庭》詩對這一點加以翔論。詩曰：“八月湖水平，涵虛混太清。氣蒸云夢澤，波撼岳陽城。欲濟無舟楫，端居恥圣明。坐觀垂釣者，徒有羨魚情。“此詩《文苑英華》又題作《望洞庭湖上張丞相》
(12)。時九齡在京為中書令，故浩然此詩有敘舊談今之意。詩的前二聯(lián)大約言興感的緣由，見湖水煊赫之勢而緣景入情。頸聯(lián)竊以為當是感懷往日的不濟，時至今日仍然感覺到困頓于科場的恥辱。尾聯(lián)應為談論當下的心境，即”坐觀垂釣者，徒有羨魚情“，至于”退而結(jié)網(wǎng)“，早已如同隔日黃花過眼煙云，不復為慮了！退而言之，《臨洞庭》詩倘若果然像論者所說的那樣為求援引而作，則浩然于開元二十二年即已盡銷是慮，又何苦遷延至眼下呢？
又開元二十五年四月，張九齡以引非其人受讒左遷荊州大都督府長史，辟浩然入其幕府。浩然為詩多首與九齡相酬唱，其中有《荊門上張丞相》詩有云：“坐登徐孺榻，頻接李膺杯?！痹娪谩靶烊骈健?、“李膺杯”二典，隱言浩然并非一般幕僚，而是九齡客座上的嘉賓，性情中的知己，與從政與否似乎無甚牽涉。
考《后漢書》卷五十三《徐穉傳》：“徐穉字孺子，豫章南昌人。恭儉義讓，所居服其德。屢辟公府，不起。時陳蕃為太守，在郡不接賓客，唯穉來特設一榻，去則懸之?！庇挚肌逗鬂h書》卷六十七《李膺傳》載：“李膺字元禮，潁川襄城人?！院喛海瑹o所交結(jié)?！菚r朝廷日亂，綱紀頹弛，膺獨持風裁，以聲名自高。士有被其容接者，名為登龍門?！边@里正是用陳蕃、李膺暗喻九齡，用徐穉暗喻自己，由此可知浩然在九齡幕府的地位并不是等閑的僚屬可比的，而浩然又恰可乘此機會與其知己好友九齡宴飲游樂以馳騁平生的志趣，其快慰之情溢于言表，自然也便是情理之中的事情了。因此此詩不但不足以論證浩然入仕之心的濃重，反而正足以證明浩然輕忽仕宦而崇慕知己間雅會逸興的揮抒。
又，《從張丞相游紀南城獵戲贈裴迪張參軍》詩云：“從禽非吾樂，不好云夢畋?！我饪窀杩停瑥墓嘣陟?。”“從公”典出《詩經(jīng)·秦風·駟鐵》：“公之媚子，從公于狩?！编嵭{曰：“媚于上下，謂使君臣合和也。此人從公往狩，言襄公親賢也。”(13)此詩表明浩然并非樂于居九齡幕府而隨從他田獵，而是感懷九齡好賢重義的深情厚誼，遂云“何意狂歌客，從公亦在旃”，既講明了自己是“狂歌”之人，又隱約透露出其入九齡幕府的真正緣由。至于歡快自豪之情，則似乎與詩文不甚相符，抑或是論者的傅會罷？又，《和宋大使北樓新亭作》（卷二）末云：“愿隨江燕賀，羞逐府僚趨。欲識狂歌者，秋園一豎儒?！卑创嗽姰斪饔陂_元二十六年，當時浩然在九齡幕中(14)。所引詩句更明言其羞與府僚之屬為伍，難道竟因為九齡的緣故而忽然改變了自己素來的志趣嗎？
若“客中遇知己，無復越鄉(xiāng)憂”(15)，也可證明浩然遭際知己的歡暢，而并不能證明浩然入仕途的快樂。讀者或者以為“遇知己”則可以入仕途，因而浩然也就不再有“越鄉(xiāng)憂”了。果真如此嗎？今考何所謂“越鄉(xiāng)憂”即可知道，事實并沒有如此簡單。
考浩然入越之行當在開元十七年（七二九）。時落第離京至家不久，即取道洛陽去往吳越。至開元十八年（七三O）秋，浩然才得以游歷吳越；迄開元二十一年繞經(jīng)湘水憑吊屈子，同年仲夏始歸家。(16)陳鐵民先生則以為浩然入越之行當在久滯洛陽后、開元十六年進京赴舉前，“估計當在開元十四年夏、秋之際”。(17)然由《自洛之越》詩可略證此說恐不確切。詩云：“遑遑三十載，書劍兩無成。山水尋吳越，風塵厭洛京。扁舟泛湖海，長揖謝公卿。且樂杯中酒，誰論世上名！”披尋詩旨，知浩然此時對功名利祿應早已心如止水，所以此詩似應作于歷盡求謁、科考及獻賦皆不遇之后；而且，浩然在吳越所作諸詩，也已明言其已無心于仕路，后文將備論，此不具陳。據(jù)此，既然浩然在自洛之越及其后的行旅中對功名利祿已然心灰意冷，那么為何在吳越行后卻反而又入長安應進士舉呢？對此最貼切的解釋恐怕就應是：浩然游歷吳越當在其入長安應舉之后，即在開元十七年前后。
依據(jù)前論，浩然淹滯越中凡三載，其間作詩甚多，如《初下浙江舟中口號》（卷四）《宿天臺桐柏觀》（卷一）《經(jīng)七里灘》（卷一）《宿建得江》（卷四）《浙江西上留別裴劉二少府》（卷四）《久滯越中贈謝南池回稽賀少府》（卷二）《泛舟經(jīng)湖?！罚ň硪唬┲T詩，皆折射出浩然在吳越時的情感。若《經(jīng)七里灘》《初下浙江舟中口號》《宿天臺桐柏觀》三首，均表現(xiàn)浩然超脫俗情的快意，無所謂“越鄉(xiāng)憂”。及《宿建得江》，也不過是一般游子觸景生情的鄉(xiāng)思的流露罷了，不關(guān)仕隱。如《浙江西上留別裴劉二少府》，也只于末句“誰憐問津者，歲晏此中迷”，約略流露出一縷孤旅的凄清之感而已。只有后二首稍有疑問，試析如下：
《久滯越中贈謝南池會稽賀少府》詩曰：“陳平無產(chǎn)業(yè)，尼父倦東西。負郭昔云翳，問津今已迷。未能忘魏闕，空此滯秦稽。兩見夏云起，再聞春鳥啼。懷仙梅福市，訪舊若耶溪。圣主賢為寶，卿何隱遁棲！”考浩然入越時間略知此詩約作于開元十九年，大致是敘述倦旅懷鄉(xiāng)、訪舊惜才之意，所應注意的是“未能忘魏闕，空此滯秦稽”與“圣主賢為寶，卿何隱遁棲”二聯(lián)。根據(jù)詩意，謝南池、賀少府二君當時正隱居于若耶溪一帶，而其人素為圣主所寶重，非若浩然之“不才明主棄，多病故人疏”。又前者隱退而后者淹滯于秦稽，個中滋味自然大不相同，是以浩然言“未能忘魏闕”的原因，實際上是有感于前事的不諧，遺憾沒有知音的賞識，而并非冀望于來日的榮顯，也無非是尋個興嘆之由罷了。至于所謂“越鄉(xiāng)憂”，多半也是鄉(xiāng)旅之愁、思念知己舊游之愁、感念前事之愁，并不像時賢所說的那樣，是汲汲于功名利祿之愁。且浩然更有《初下浙江舟中口號》詩可為補證。
《初下浙江舟中口號》詩曰：“八月觀潮罷，三江越海尋。回瞻魏闕路，無復子牟心?！卑矗拔宏I”，典出《莊子·雜篇·讓王》：“中山公子牟謂瞻子曰：''''身在江海之上，心居乎魏闕之下，奈何？''''瞻子曰：''''重生。重生則輕利。''''中山公子牟曰：''''雖知之，未能自勝也。''''”陳鼓應先生注曰：“魏闕，宮殿之門，榮華富貴的象征。”引文大致是說魏牟雖有巖穴之志，但又拋舍不開眼前的富貴榮華。浩然用此典，言“無復子牟心”，其中含義，恐不必筆者費墨，即已十分明了了罷。又，據(jù)《孟浩然詩系年》，此詩當作于開元十八年，與前詩作成之日相去不遠，故由此詩可略證前詩的本意。又，開元二十年浩然有《歲暮海上作》詩，也可為證。
《歲暮海上作》詩云：“仲尼既已沒，余亦浮于海?；枰姸繁?，方知歲星改。虛舟任所適，垂釣非有待。為問乘槎人，滄州復何在？”別的詩句且不說，只“虛舟任所適，垂釣非有待”一聯(lián)即已足夠表明己志不在于借隱逸邀名以達榮顯之途。由這首詩也能夠看出，用“身在江湖，心懷魏闕”來理解和形容孟浩然，是永遠做不了浩然的知音的！
又，開元十九年浩然有《游云門寄越府包戶曹徐起居》，其末曰：“故園眇天末，良朋在朝端。遲爾同攜手，何時方掛冠？”這幾句詩大體是說：“望也望不見，故園渺茫在遙遠的天邊；想也想不著，良朋依然在朝廷做官。朋友呀，我苦等著與你們攜手，同游在這壯美的山水間；你們何時才掛冠歸隱于林泉？”在這首詩里，浩然竟希望自己的好友也掛冠歸隱，以便與他同游山水，若浩然此時仍然“未能忘魏闕”懷揣榮貴之念，則其人品也未免太低下些了罷！由此可知，對浩然在吳越所作的詩篇里所用的“魏闕”二字，斷不可莽撞處之。
《泛舟經(jīng)湖海》詩云：“大江分九派，淼漫成水鄉(xiāng)。舟子乘利涉，往來逗潯陽。因之泛五湖，流浪經(jīng)三湘。觀濤壯枚發(fā)，吊屈痛沉湘。魏闕心常在，金門詔不忘。遙憐上林雁，冰泮已回翔?！贝嗽娨灿兴細w的意味。尤其重要的是“觀濤壯枚發(fā)，吊屈痛沉湘”與“魏闕心常在，金門詔不忘”兩聯(lián)。“魏闕心常在，金門詔不忘”，由“觀濤”句推度，當指枚屈而言，而不是浩然的自比，這是顯而易見的。說者用此句論證浩然的功名心依然未泯，對詩意恐怕不免有點歧解罷？
由上列諸證可見，“越鄉(xiāng)憂”并不是由于仕顯之志難以實現(xiàn)而發(fā)，而是由于久客他鄉(xiāng)，故人相違，舊思鄉(xiāng)愁時至而興。而“越鄉(xiāng)憂”作如是解，又恰恰切合于浩然登臨當陽樓時的心情。“越鄉(xiāng)憂”既作如是解，則不但“遇知己“即可通仕途之說不能成立，而且，孟浩然在吳越期間即已完全摒除了仕進的念頭也可得到一個有力的證據(jù)。筆者之所以不吝墨于“越鄉(xiāng)憂”，并不僅僅是為了詳盡地證明一首詩所表達的思想，更是因為孟浩然的仕隱思想在吳越之行期間表露出來的尤其的多；而且，當時浩然的思想正處于轉(zhuǎn)變的末期，故而此時的詩篇是考辨其仕隱思想者斷斷不可輕忽而尤其應當加以注意的！
孟浩然的詩歌流傳到今天的，凡二百六十余首(18)，多記隱逸宴游，也有一部分述及應舉求仕等事情。上文所舉論的，大多是學者素有訟議的篇什，至于顯言隱逸的詩歌，《孟浩然集》中比比皆是，讀者可以自行檢閱，是不必饒墨即可明鑒的，不論。前面的論述，似乎有“只駁不立”的嫌疑，但筆者的初衷，斷不在于“駁，而恰在于“立”，只是為了議論得更精審并且儉省無謂的筆墨，從而選擇了那些素有歧解、不經(jīng)細致地思辨確實難以窺見其廬山真面的詩歌加以論證探討。
前文所論孟浩然的隱逸思想，所論起自浩然赴京應試不第之后?？己迫凰枷氲霓D(zhuǎn)變，在《京還留別新豐諸友》詩中表達得最為清楚。詩云：“吾道昧所適，驅(qū)車還向東。主人開舊館，留客醉新豐。樹遠溫泉綠，塵遮晚日紅。拂衣從此去，高步躡華嵩?！睋?jù)《孟浩然詩系年》，此詩作于開元十六年，是時浩然在長安應舉落榜。前文所引作于同年的《留別王維》和《京還贈張維》等詩，也表達了類似的意思。揣摩詩意，則易知落第還鄉(xiāng)事當為孟浩然仕隱思想轉(zhuǎn)變的一重要分水嶺。其前，浩然固有隱逸之思，然而猶未盡棄仕進之志；其后，浩然方才逐漸悉擯功名心，唯以隱逸游樂宴飲為趣。后者前文已備述，而關(guān)于其前期的論述，筆者以為“前人之述備矣”，故不贅論。筆者認為，赴京應舉以前的孟浩然，既有鴻鵠之志，又多林泉之心，實處于入世與出世的矛盾之中。
上文所論孟浩然的仕隱思想，固然不是時賢囿于對某些成見的機械固守所能理解的，然而考證于《孟浩然集》和與其相關(guān)的言行事跡以及時人的詩文酬酢，確乎是無可懷疑的。既然如此，那么浩然這種仕隱思想的形成，難道沒有因由嗎？請略述之。
（四）思想形成的原因
孟浩然這種仕隱思想的形成，固然有其主觀的原因，然而筆者以為盛唐士子多喜隱逸于山澤的時代背景的影響尤不可輕忽?？贾T各類記載，士子隱逸林泉的風氣，以后漢、東晉、南朝及唐為最盛。如后漢，因為豪強地主勢力傾蓋一時，又兼宦官、外戚專權(quán)跋扈，黨錮之禍興起，故而世間潔身自好的賢士，常避處淵藪；至東晉、南朝則官貪，且征伐更替不絕如縷，恰佛教又興盛，于是重節(jié)操、持傲骨的士人便托詞藏山匿野。然而時至李唐，尤其是正當盛唐之際，百弊盡掃，風氣日開，大有海晏河清的氣象，時號“圣代”，為什么隱逸之風卻又復興如斯呢？筆者以為其原因當在于科舉之崇（其中又牽扯世庶之爭的形勢）及佛道之興，也不可抹殺后漢、魏晉南朝的影響，這三者又不可“條分縷析”，因為其枝條蕪蔓纏繞并不能遽爾扯斷，姑且綜論之如下。
唐承隋制而以科舉取士。開元之世，科舉尤其成為庶族躋身朝堂、提高地位聲望的重要門徑，由是士子讀書之風大興?？肌短妻浴肪砣洞榷魉骂}名雜記》條云：“文皇帝撥亂反正，特盛科名，志在牢籠英彥。邇來林棲谷隱，櫛比鱗差?！备佃壬撝唬骸吧w唐代士子，為應科試，多讀書于山林寺觀，以習舉業(yè)，此乃一代風氣?！?19)長此熏陶漸染，士子的隱逸思想不自覺間即已成為定勢。筆者覽《唐才子傳》《新唐書·隱逸傳》和唐人的詩文及宋人有關(guān)筆記，屢見唐代非僧非道的才子，常有山澤之思，其尤甚者，若閻防、王維，雖然中了進士舉，這種隱逸之心還是沒有泯滅，如《新唐書·隱逸傳》《唐才子傳》等籍均載賀知章年八十六而“道心益固，時人方之赤松子”
(20)，于是乞骸骨為道士。又近人高步瀛選注《唐宋詩舉要》載杜少陵《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其中有“非無江海志，瀟灑送日月。生逢堯舜君，不忍便永訣”的句子，可見憂國憂民如老杜者，也難盡棄歸隱山林之念。為省筆墨，別的事例就暫且不再列舉。由此可見，盛唐之世，隱逸風行，確實是有明證的，而時人也大多以此相標榜，這從唐代的詩文中是可以窺見的。考孟浩然的詩歌及生平，知其早年也曾隱居讀書，且多與僧道之流交游，浩然詩中有“幼聞無生理，常欲觀此身”之句。按“無生理”即佛理。則浩然所受隱逸思想影響之深是可以想見的。
又，唐代進士階層漸成氣候，對于世族豪門已經(jīng)產(chǎn)生較為顯著的威脅，二者遂成為李唐統(tǒng)治集團中對立的階層，“清流”、“濁流”涇渭分明。當玄宗朝，此二階層地位的升降似乎并不像陳寅恪先生所論述的那樣，進士階層已穩(wěn)操左券；似乎更接近于岑仲勉先生所議，世族豪門仍居主導。(21)故當盛唐之世，進士階層雖享清譽，在仕途則多壓抑遷徙、昂藏淪落之人，如唐鄭處誨《明皇雜錄》卷下“玄宗賜九齡白羽扇”條載張九齡見忌于李林甫事：張九齡在相位，屢有諍諫，林甫疾之，每進讒言相污，玄宗也就更不喜見九齡；一次，正當秋寒時節(jié)，“帝命高力士持白羽扇以賜，將寄意焉。九齡惶恐，因作賦以獻，又為《歸燕》詩以貽林甫。其詩曰：''''海燕何微渺，乘春亦蹇來。豈知泥滓賤，只見玉堂開。繡戶時雙入，華軒日幾回。無心與物競，鷹隼莫相猜！''''林甫覽之，知其必退，恚怒稍解“”。按《全唐詩》卷四十八也載有九齡《詠燕》詩，只是”蹇”字作”暫”，無其它區(qū)別。由九齡詩知其自言出身微賤，不能與大族出身的李林甫一較高下；聲名之盛、地位之高如九齡者尚且如此，遑論其余庶子。這難道不是世族豪門仍居主導而進士階層猶未得舒展的明證嗎？劉開揚《高適詩集編年箋注》卷一載《古歌行》有”高皇舊臣多富貴”、”洛陽少年莫論事”等句；同卷又載《別韋參軍》詩，其中也有”白璧皆言賜近臣，布衣不得干明主”的句子。按《高適詩集編年箋注》，二詩皆作于開元十一年前后。這兩首詩曲諷直陳了開元年間世庶地位的不平等，可證前論非虛。又考新舊《唐書》《唐才子傳》諸書，更可明確地知道這不是無稽的妄說。故此士子常生遠世以避禍或歸隱林泉以免受作微官末吏”為五斗米折腰”之辱的念頭。
又，李唐的時代與后漢、魏晉、南北朝相距不遠，士子學為詩文常取法乎彼，無庸多論。在學詩摹文的同時，他們也在不自覺間仰慕古人處世行藏的態(tài)度，仔細想來，也并非無稽的懸揣。且后漢、魏晉、南北朝重名節(jié)、輕仕進的風氣流播之廣、影響之深，又不止于詩文一端，若其雅言逸事、故處遺蹤等，則不是本文所欲論證的。古人論浩然詩，以為其詩祖建安而法淵明，浩然詩中也有”余讀高士傳，最嘉陶征君”的句子，這大概可以勉強作為唐代詩人受后漢魏晉南朝影響很深的一個例證罷。
愚觀《孟浩然集》，考其用典，喜采《后漢書》《晉書》《高士傳》（晉皇甫謐撰）《世說新語》等籍，于是知其志趣所在，好雅行而厭俗務，不重于入世干祿，而樂于養(yǎng)德修身。這難道不是當時士子較為平常的心態(tài)嗎？莫非孟浩然的仕隱思想竟為李唐一代士子仕隱思想的典型化的縮影？由于筆者對此僅有一個較感性的認識，所見到的材料也還遠未能成為一個體系，所以對此問題還不能作出系統(tǒng)的、理性的分析，姑錄存之。
至此，孟浩然仕隱思想形成的背景及盛唐士子思想的梗概，可以略略見到。而孟浩然仕隱思想的形成也與其讀書交游及京洛求仕的失意等均有緊密的關(guān)聯(lián)，這在前文已經(jīng)涉論，細讀即能發(fā)現(xiàn)，不贅。
本文的主旨，就在于闡明孟浩然雖然生活在一個較為開明的時代，但其思想?yún)s一直偏重于歸隱林泉，赴京應舉前尚有經(jīng)邦濟世的志向，其后則逐漸完完全全地放棄了這種出世的理想。對于孟浩然的仕隱思想，筆者論且及此。然而其中懸而未決的疑問，顯然還有很多，請待他日再論。
附注:
(1)見《王維年譜》,載陳鐵民《王維新論》。
(2)參《王維年譜》及《從王維的交游看他的志趣和政治態(tài)度》,皆載于陳鐵民《王維新論》。
(3)參《王維年譜》的有關(guān)考訂，載陳鐵民《王維新論》，也可以參見李嘉言《古詩初探·全唐詩校讀法》。
(4）(11)（13）轉(zhuǎn)引自《孟浩然集校注》。
(5)曾隱鹿門山，事見《后漢書》卷八十三《龐德傳》。
(6)以上詩話皆轉(zhuǎn)引自孫映逵《唐才子傳校注》。
(7)考見徐鵬《〈孟浩然集〉校注》附錄《孟浩然詩系年》。
(8)說據(jù)《唐才子傳校箋》卷二陳鐵民先生關(guān)于此事之考訂。
(9)轉(zhuǎn)引自徐鵬《〈孟浩然集〉校注》。
(10)有的論者認為浩然與朝宗確曾同赴秦中，在秦中宴樂，因其實質(zhì)無甚差別，故不考辯。參見《唐才子傳校箋》。
(12)參見《唐才子傳校箋》。
(14)此據(jù)徐鵬《孟浩然集校注》卷二本詩”宋大使”注條及其附錄《孟浩然詩系年》。
(15)《陪張丞相登嵩陽樓》，徐鵬《孟浩然集校注》卷三。
(16)此據(jù)徐鵬《孟浩然詩紀年》。關(guān)于孟浩然詩作和生平的紀年，因史料的關(guān)系，各家均不能有確切的定說，因而爭議很大，筆者暫取徐鵬先生之說，間以自己的簡略考訂，讀者可參王輝斌先生的《孟浩然年譜》，載《荊門大學學報》198第期至第期；又可參閱王輝斌的《一種非大于是的孟浩然年譜--徐鵬〈孟浩然作品系年〉辯誤》，載山西大學師范學院學報2000年03期。
(17)《關(guān)于孟浩然生平事跡的幾個問題》,載陳鐵民《王維新論》附錄。
(18)各版本所載首數(shù)懸殊，今不具論。
(19)此據(jù)《〈唐才子傳〉校箋》卷二《閻防》條。
2008年的中國，大事喜事難事多，突發(fā)事件多，特別是地震和奧運，注定要載入史冊。2008，對傳媒來說，也是大考之年。
如何充分體現(xiàn)這些重大主題？晚會分四個板塊組織節(jié)目，即快樂在路上、溫暖在路上、拼搏在路上、希望在路上，分別表現(xiàn)人們迎接新年的喜悅之情，人們相互之間的關(guān)懷和溫馨之情，表現(xiàn)人們對英雄拼搏精神的敬佩之情和對2009年的美好期盼之情。在開場歌舞后，主持人運用VCR將觀眾帶入對去年湖南歷史性發(fā)展的回顧中，與全國人民一起經(jīng)歷冰災、抗震、金融風暴等大事件后，湖南經(jīng)濟仍獲得歷史性突破。這些展示，一下就把觀眾的情緒帶動起來了。在對歷史成就喜悅的回顧中，欣賞明星們演唱的有關(guān)“?！钡母枨?，《黃昏放?！贰ⅰ渡巾斠恢慌！?、《牛仔很忙》等，人們輕松愉快地融入節(jié)目。將歷史大事件和2008年的成就展示融進節(jié)目，在一個很高的標點上凸顯節(jié)目主題，是這臺晚會第一個特色。
第二，嘉賓來自各條戰(zhàn)線，代表面寬，又具典型性。有些嘉賓雖未到現(xiàn)場，但通過送觀眾的禮物和VCR祝福，同樣讓觀眾感動和鼓舞。如現(xiàn)場有體育湘軍龍清泉、劉璇、鮑春來，還有電力建設者、高速公路建設者以及一些在華過年的外國朋友；通過VCR祝福的有宇航員等，這些人物都是人們心目中的英雄，他們的拼搏進取曾經(jīng)極大地鼓舞了國人。伴隨著《洞庭魚米鄉(xiāng)》、《萬山之巔》、《來跳舞吧》等節(jié)目的優(yōu)美旋律，人們敬仰他們的業(yè)績和精神，在這辭舊迎新的歡樂時刻，他們的出現(xiàn)，有助于人們樹立信心，努力拼搏，實現(xiàn)2009年的超越。
第三，親情、溫暖是節(jié)日永恒的主題，晚會表達得盡善盡美。當一群冰雪寶寶被父母抱上舞臺時，主持人提醒觀眾輕聲鼓掌，不要驚嚇了寶寶。這些寶寶是去年冰雪重災區(qū)郴州受災期間誕生的200多名嬰兒的代表，剛剛滿周歲，寶寶們的特殊名字、爬行比賽、他們的哭或笑的表情，無不牽動著每個觀眾的情緒。還有送404名四川理縣在湘讀高中的學生回家過年，上火車、轉(zhuǎn)汽車，與父母相擁喜極而泣，長沙學生在賈品丹家中放煙花等等。每一個畫面都感人至深。李宇春、黃曉明演唱《掌心的太陽》，由汶川羌族童聲合唱團伴唱，那些盛裝的孩子們稚嫩甜美的聲音，真實地讓觀眾體味到“未來的路有多長，愛就有多寬廣”。
第四，充分利用本臺資源，為打造品牌欄目助力。今年的《春晚》不僅沿用以前的做法，采用了大量湖南衛(wèi)視的藝人資源，例如快男、超女、自制劇明星以及主持人團隊。更重要的是，《春晚》將大部分品牌節(jié)目如《天天向上》、《挑戰(zhàn)麥克風》、《丑女無敵》等揉進節(jié)目中，更將湖南衛(wèi)視節(jié)目制作中的元素如脫口秀、挑戰(zhàn)、PK、煽情等較靈活的運用。如“快樂大本營”快樂家族到北京國家宇航中心接受宇航員送給觀眾的禮物時，連過三關(guān)（轉(zhuǎn)椅、試穿倉內(nèi)航天服、體驗逃逸塔），終于將宇航員簽名的書和出倉行走時戴的手套帶到晚會現(xiàn)場；自拍電視連續(xù)劇《丑女無敵》的主要演員表演小品《我們的鼓舞》、集體出場給觀眾拜年；脫口秀欄目《天天向上》主持人表演《天天講禮》，風趣幽默；大型群眾競唱欄目《挑戰(zhàn)麥克風》在分會場108位選手，手持108個話筒，與被邀請的200名“不能回家過年的外鄉(xiāng)人”和“家人不能回來過年的長沙人”組成兩大飆歌陣營，一曲《真的好想你》，引發(fā)現(xiàn)場觀眾齊聲高歌；晚會由金鷹網(wǎng)和互聯(lián)星空同步直播；“超女”“快男”中脫穎而出的歌手成為晚會歌舞節(jié)目的主力軍，李宇春、譚維維、吉杰等等與當紅明星蔡琴、黃曉明、王寶強、薩頂頂、飛輪海等相互映襯，令晚會節(jié)目品位更高，娛樂性更強。這些不同于往年的設計使晚會不再是傳統(tǒng)的綜藝大聯(lián)歡，它貼上了“湖南衛(wèi)視制造”的標簽，充分體現(xiàn)了湖南本土明星，明星節(jié)目，體現(xiàn)了更濃郁的頻道氣質(zhì)，節(jié)目因此有效的擊中頻道的核心受眾盤，受到觀眾的喜愛。
學校學生三下鄉(xiāng)社會實踐報告1500字一：
剛進校時就聽過我們系同學暑期社會實踐的事情，當時特別羨慕他們，覺得能和大家在一起做一些有意義的事情，真的很好。青春就該這樣，慷慨激昂，熱情洋溢。于是在心里，我一直暗暗下定決心：如果有機會，我一定要參加這個活動。在宣傳畫板上，我看到了暑期參加社會實踐的消息。很開心，也很激動地報了名。接著就是參加我們系的面試，當時看到很多學生會的同學，心里想：可能沒有機會去了。但是我還是決定試一試。抱著一線希望，我參加了面試，面試完后，心里更加沒有底啦，覺得自己應該沒有機會去參加這個活動了。
接著，我在一張宣傳紙上看到了自己的名字，記得當天下午，我很激動。能有機會參加這項活動我感到很幸運。隨后，三下鄉(xiāng)的第一次會議召開了，我走進學辦，發(fā)現(xiàn)這次參加和我一起參加三下鄉(xiāng)的同學，我都不認識。心里當時有些慌，想著：他們大都是學生會的同學，在一起相處了這么久了，當然很熟悉了，就算是有不是學生會的同學，跟學生會的同學也都很熟悉，而我呢?一個都不認識，那這次三下鄉(xiāng)我能順利的完成任務嗎?能很快融入這個集體中去嗎?記得當時的心情真的很復雜，既有一種被選中的開心和滿足感，有一種對即將三下鄉(xiāng)的生活的憧憬，又有一種心慌和害怕的感覺。后來又開了幾次會，看著大家都有說有笑的，而我又感覺自己融入不進去，心里很著急，想：這次來三下鄉(xiāng)的選擇是值得的嗎?要是一直都融入不進去，那不就悲催啦。我有些遲疑，想著要是當時沒有參加這個，我早就在家里，過著舒舒服服的日子啦，現(xiàn)在還要去農(nóng)村住上一段時間，而且人都不認識，哎后來轉(zhuǎn)念一想，這樣才好呢，這樣我就又可以多可以認識認識幾個朋友了，而且這次是我當時期盼很久的，也是我認真爭取來的機會，我怎么能被這些不算困難的困難給阻擋了呢?我要好好珍惜這次來之不易的機會，為這個團隊做一些我力所能及的事情。
終于等來了暑期三下鄉(xiāng)了，我既期待又害怕，但期待的成分明顯多些，坐在校車上，興奮不已呀。我們出了合肥，來到了六安，來到了孔集村，雖然是安徽省的農(nóng)村，但是在農(nóng)村長大的我，對農(nóng)村有一種親切感。藍藍的天空，綠綠的田野，矮矮的房子，勤懇的老農(nóng)一切的一切都是那么的親切可愛。秀娟飯店，是我們住的地方，我們很快收拾好了行李，拾掇拾掇東西，大家一起聊天，慢慢和幾個同學聊得很來，然后我明顯感覺自己慢慢的融入進去了，突然感覺自己不再孤獨了，自己開始的緊張不安的感覺有所緩解了。第一天，主要是讓我們收拾好東西，準備好接下來的活動和工作。
第二天是我們開始工作的第一天，早上5點就起來了，我們上午在村里發(fā)問卷，要和村民進行交流，這個孔集村聽說是原來是一個鎮(zhèn)，我們住的地方，大多是賣東西的商家，所以口音還不是很重，來自湖南的我還是能很清楚的。
聽清楚他們講的什么。因為今天是工作的第一天，很多村民并不知道我們的到來，所以不是很理解我們的工作，加上第一次調(diào)研，心里難免有些緊張，所以開始工作進展得不是很順利。但是過了一陣，村民知道了我們的來意，我們也有了工作的經(jīng)驗，工作進展得馬上就很順利啦。這天的午餐讓我記憶深刻呀!我們來到章軍飯店，對著老板說：嘿，老板來24份炒飯。老板那驚奇的面孔，讓我們覺得很好笑。是呀，這是我們
第一次在包廂里吃炒飯，光吃炒飯很難咽下去，我們拌著涼菜吃。吃著吃著，我發(fā)現(xiàn)我的飯碗里有一粒米粒在蠕動，我以為自己眼花了，仔細一看，媽呀!是一只白色的小肉蟲，然后所有同學都放下筷子不敢再吃了。晚餐也很有意思，我們到一家面館來吃面，那天蚊子特別的多，到我時，我發(fā)現(xiàn)一個很有意思的現(xiàn)象：阿姨把面條給我端來了，我一邊吃面條，蚊子就一邊掉到我碗里，然后我再把它挑出來，接著又有想找死的蚊子往我的碗里飛。
就這樣，我邊吃，邊掉，邊挑最后總結(jié)，有七只不怕死的小黑往我的面湯里沖，弄得我是哭笑不得呀!但是雖然是這樣，其實心里都是很開心的。高興的數(shù)著掉到碗里的蟲子的數(shù)量，然后和大家一起分享，一件本來很不愉快的事情就這樣變成了一件很搞笑，很有意思的事情。
我們的工作形式有很多：去參加竹葉打市場，發(fā)問卷(發(fā)問卷除了在街上，還有深入村落里)，幫村委整理農(nóng)家書屋，到敬老院看望老人，到村里去看望孤寡老人，去看望小朋友，進行黨史的宣傳，還有最后的文藝匯演。
給我留下印象最深刻的一次發(fā)問卷是我們那隊深入到村落里，那天我們扛著系旗，來到一個村子里，村子的名字我記得不是很清楚啦，當時我們就向當?shù)氐霓r(nóng)民進行調(diào)查，當時我就與一個大概在七十歲左右的老人家在交談，因為他操著很重的鄉(xiāng)音，我很費勁的完成了問卷，但是看得出來，盡管我總是說著：爺爺，不好意思我沒有聽明白，您能再說一遍嗎?但是接受調(diào)研的老人家絲毫沒有感到厭煩，很是耐心的跟我交談著、解釋著當時我感覺很是感動，因為他很尊重我們這次活動，也很熱心地幫助我們。后來下起來了瓢潑大雨，我們來到一戶農(nóng)家躲雨，放眼望去雨一時之間還不會停，我們就想著干脆再做幾份問卷。有一戶人家給我的印象特別深刻，這是一戶老人家，他們的子女在外地工作，他們倆獨自生活在這里，和兒女們都沒有什么聯(lián)系，我看著他們的房子，心里很是難受，陰暗潮濕的房子，還若有若無的漏著雨，隨便在里面待上一會，就被蚊子叮了好幾口。年近七旬的老人現(xiàn)在還是靠著自己的體力勞動在養(yǎng)活自己?？粗莸睦先?，我心里很不是滋味。我們開始了調(diào)研，在講到他們家是否有補貼時，老人說：有。樸實的他，還走進房間，找了大半天，把發(fā)補貼的存折給我們看。還一一向我們解釋。最后，我們說要和他們一起留影，老人很開心，急急忙忙地穿上上衣，整理好頭發(fā)。我們把照下來的照片給他們看，他們臉上顯露出孩子般天真的微笑，大爺連忙叫著老伴：你看，你在這里，我在這里，快看，快看當時，我心里感到酸酸的，一張照片竟然能讓他們?nèi)绱烁吲d。終于我們要走了，大爺大媽一直目送著我們出來，回頭看著他們模糊的正在招手的身影，淚水模糊了我的雙眼，為了他們的艱苦的生活，更是為了他們那樸實的情懷。突然感到自己的身上的擔子很重，我們一定要好好學習，為了能讓在中國像這樣的貧困地方的人們擺脫貧困而努力奮斗。
接下來的日子，我們主要是準備文藝匯演的各項活動。在大家共同的努力下，我們的匯演取得了圓滿的成功。
為期一個多星期的三下鄉(xiāng)活動終于結(jié)束了，帶著滿滿的成就感以及對xx這個原本陌生地方的絲絲眷戀，我踏上了回家的長途客車。望著窗外飛速向后退去的建筑，突然心頭涌上一股酸澀，不禁問自己為什么要走得那么匆忙?回到家才真的感覺好想在那里再多呆一會，畢竟有那么多同伴可以聚在一起。誒，我想我注定是一個群居動物。
我們xx隊的幾個成員從面試到一起出去揮汗搞活動，相聚便是一種緣分。難忘那段日子，我感慨良多，留給我們的不僅是感動，還有成長。接觸社會，社會也總不忘回報點東西給我們，無論是為人處世，還是人際交往。我們將變得更加成熟，自信，果敢。積累的這些人生財富不是可以用物來衡量的!偶然一個時候，當發(fā)現(xiàn)自己能不假思索地熱情微笑著上前與一個陌生人交流，向他介紹我們的活動，發(fā)放問卷時，才認識到自己已經(jīng)成長了好多。
此次暑期三下鄉(xiāng)活動給了我很懂收獲：
第一，溝通交流。開展活動，與社區(qū)的居民交流了很多之后，才發(fā)現(xiàn)溝通的語態(tài)方式對人第一印象影響的重要。我們在發(fā)放問卷的時候，一次一次的被拒絕讓我們都歷練了不少。
第二，團隊精神。 毋庸置疑，團隊意識在活動中扮演著非常重要的角色。來自不同個體的人，在一起工作，一起生活，良好的團隊意識是一切活動成功的前提。我們是一個團隊，一個集體，不論是做什么工作，一切都應該為大家著想，為集體著想。
第三，周全的策劃?；顒又形覀兺鶗l(fā)現(xiàn)準備中遺漏了一些細節(jié)，對活動的開展造成諸多不便?；蛘呤侨藛T分工的不明確，直接導致很多人做同一件事情，而有的有不知道該做什么，大大降低了工作效率。
第四，理解與包容。每個人的性格都不同，我們不能要求其他人都像自己那樣做事，更不能把自己的意愿、想法強加給他人。學會理解，包容別人。其實從下鄉(xiāng)的籌備活動到整個活動的結(jié)束，事情都不是一帆風順的，既然矛盾不可避免，就應該積極看待，一起解決。爭論多了，理解也多了，我們將更加懂得站在別人的立場想問題。
時間過得很快，一轉(zhuǎn)眼，一個星期就過去了，我們的三下鄉(xiāng)活動也結(jié)束了。在這短短的七天里，我的收獲很大。坐在校車上，望著消逝的孔集村，我心里想著：再見了孔集村，再見了秀娟飯店，再見了我們?yōu)橹Φ娜锣l(xiāng)!新的征程即將開始，三下鄉(xiāng)的美好的回憶，我將永遠珍藏在我心里的最深處
學校學生三下鄉(xiāng)社會實踐報告1500字二：
今年假期我參加了由湖南城市學院城市管理學院組織的大學生暑期三下鄉(xiāng)社會實踐活動，學校本著讓同學們更好的掌握專業(yè)知識，發(fā)揚愛國熱情，積極為社會、人民服務，讓同學們?nèi)轿坏慕佑|、了解社會，特別是貧困地區(qū)的狀況，并通過調(diào)查，發(fā)現(xiàn)當?shù)卮嬖诘膶嶋H問題，分析并做出解決方案，并從中有所體會、領悟以增強大學生的使命感。培養(yǎng)良好的社會適應能力，努力鍛煉自己成為對社會有益、對人民有用的當代大學生的目的，安排了城市管理學院的黨總支書記劉輝書記做我們的帶隊老師。在全國建設社會主義新農(nóng)村的形式下，我們本次活動的主題就定為服務新農(nóng)村 建設新家園
針對當前建設社會主義新農(nóng)村過程中出現(xiàn)的一些問題，我們本次活動的主要內(nèi)容包括一下三個方面：
1、政策宣講：上學難、看病貴、就業(yè)難一直以來是三大民生難題。近年來政府為解決這三大難題采取了很多舉措，也取得了積極成果：但由于農(nóng)民在這方面缺少足夠信息，對相關(guān)的政策的理解也不是很全面，這樣就造成了很多農(nóng)民無法利用這些政策來維護自己的權(quán)益。我們希望通過這樣一個機會，盡我們所能的能夠幫到農(nóng)民朋友們。主要宣講的政策包括農(nóng)村醫(yī)保、養(yǎng)老保險、計劃生育補貼、惠農(nóng)補貼、九年制義務教育免費政策
2、科技幫扶：針對家電下鄉(xiāng)這以政策的落實，現(xiàn)在農(nóng)村的電器設備明顯高于以前，那么怎樣合理的使用這些電器設備，怎樣才能利用這些電器設備給農(nóng)民帶來實實在在的好處，這需要我們的農(nóng)民朋友掌握相關(guān)電器設備的維護、安全使用常識、以及多功能用途;現(xiàn)代化給人們帶來的生活方便的同時也帶來了環(huán)境的污染，我們應該要注意倡導農(nóng)民朋友們保護我們的生產(chǎn)生活環(huán)境，為我們的新農(nóng)村建設打下堅實的基礎;
3、志愿服務：現(xiàn)在很多農(nóng)村的青壯年都在廣東沿海地區(qū)務工，留在家里的多是老弱婦孺，他們在生活學習上自然會遇到不少困難，我們將號召我們的志愿者，積極的為這些孤寡老人，留守兒童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為他們帶來一些實實在在的幫助與方便。
在一切準備工作準備就緒后，我們?nèi)サ搅宋覀儽敬未髮W生暑期三下鄉(xiāng)社會實踐活動活動的目的地：湖南省沅江市南大膳鎮(zhèn)。湖南省沅江市南大膳鎮(zhèn)位于八百里洞庭湖畔，水產(chǎn)資源豐富并獨具特色，以盛產(chǎn)野生烏鱧而聞名。垸外有廣袤的湖洲，年產(chǎn)野生烏鱧4000噸;垸內(nèi)有野生烏鱧放養(yǎng)面積5000畝，年產(chǎn)量1000噸，年創(chuàng)產(chǎn)值1.96億元，全鎮(zhèn)從事烏鱧產(chǎn)業(yè)的農(nóng)戶達3000戶，去年僅烏鱧產(chǎn)業(yè)一項全鎮(zhèn)人平增加600元收入。 近幾年來，鎮(zhèn)黨委、政府把野生烏鱧養(yǎng)殖作為農(nóng)村經(jīng)濟增長的支柱產(chǎn)業(yè)來抓，采取多種措施鼓勵農(nóng)民放養(yǎng)烏鱧。于1998年成立了南大膳鎮(zhèn)烏鱧養(yǎng)殖專業(yè)合作社，為全鎮(zhèn)烏鱧養(yǎng)殖專業(yè)戶做好產(chǎn)前、產(chǎn)中、產(chǎn)后服務。成立了四個服務中心，即烏鱧養(yǎng)殖飼料服務中心、烏鱧養(yǎng)殖技術(shù)服務中心、信息服務中心和集約銷售服務中心。
銷售網(wǎng)絡輻射全國各地，并在深圳、廣州、武漢、南京等地設有窗口，年產(chǎn)種苗達8000萬尾，餌料供應冷庫達1200立方米，藥店2所，技術(shù)人員8人，大型運輸車輛10臺。已形成了以xx凍加工有限公司為龍頭的特種水產(chǎn)加工企業(yè)群，開發(fā)了以洞庭湖洲為品牌的特種水產(chǎn)、飼料等系列產(chǎn)品，年加工烏鱧魚片、魚丸、魚皮等系列產(chǎn)品達2000多噸，產(chǎn)品深受市場歡迎。英國、丹麥、新加坡等外商與該公司有貿(mào)易往來。
南大膳鎮(zhèn)是著名的湖南百強鎮(zhèn)。鄉(xiāng)鎮(zhèn)合并后在新一屆鎮(zhèn)黨委政府和9萬南大人民的建設下，如今更加多姿多彩，耀眼目奪了。南大膳鎮(zhèn)黨委政府，堅決貫徹上級的有關(guān)指示精神，結(jié)合南大實際，在落實科學發(fā)展觀、建設社會主義新農(nóng)村的扎實工作中，各項工作取得輝煌成績。全鎮(zhèn)保持了國民經(jīng)濟的持續(xù)穩(wěn)定增長，工農(nóng)業(yè)總產(chǎn)值達到8.07億元。全鎮(zhèn)有工業(yè)、企業(yè)714家，18個招商引資項目投入固定資產(chǎn)2600萬元。南大膳鎮(zhèn)注重農(nóng)業(yè)產(chǎn)業(yè)結(jié)構(gòu)調(diào)整，大力推廣農(nóng)業(yè)實用科技，大力植樹造林，打造南方型楊樹品牌，不斷發(fā)展畜牧養(yǎng)殖業(yè)，成為全省三大草食動物示范鄉(xiāng)鎮(zhèn)之一。南大還是全國聞名的中華烏鱧之鄉(xiāng)甲魚、黃膳、珍珠等發(fā)展勢頭非常強勁。城鎮(zhèn)建設、教育事業(yè)同樣取得可喜成果。
這是一個社會主義新農(nóng)村建設頗有成效的地方，因為居民與外界的聯(lián)系比較多，獲取信息的渠道也比較多，因此思想意識斗相對比較開放，所以我們工作起來都相對輕松，村民們都很關(guān)心國家大事，很多事情根本就不用我們說他們就知道，甚至知道的比我們還要多，還要全面。這使得我們基本上沒什么事需要做，盡管這樣，大家心里都覺得特別開心，畢竟我們這次來得目的就是讓我們的農(nóng)民朋友了解一些國家政策，形式。既然大家都知道，我們也落得清閑，可以騰出更多得時間去幫助那些亟需幫助的村民，也很好得提高了我們得工作效率。村民們都很熱情，因為我本身就是一個農(nóng)村的孩子，所以在農(nóng)村跟大家在一起什么都很習慣，愉快得日子總是過得很快，七天的三下鄉(xiāng)很快就過去了，我們就要回去了，在這短短的幾天日子里，我們跟村民朋友建立了深厚的情感，離別的時候大家都很不舍，并承諾說以后會常來。
回去后很多同學都問三下鄉(xiāng)你收獲了什么，我想說的是有些事情只有去體驗后，才會懂得，有些收獲不在終點，而在過程，目前我們都還是沒有走出校門的學生，我們總是有著很多遠大的理想和抱負。正如我一般，我是大一的學生，我總想著自己在畢業(yè)后能夠在那些發(fā)達的城市大展拳腳，心比天高。我覺得這沒有什么不好，我一直把這種想法歸為是我個人的上進心。但經(jīng)過這一次的下鄉(xiāng)，我似乎悟出了一些不一樣的東西。每個人都是積極向上的，大家都希望自己可以在繁華的地段工作，享受高的待遇，這是無可厚非的。但是懂得回報社會將自己的光芒在貧窮的地域散開的人，則是無比高尚的。三支一扶就是一個很好的政策，讓更多的大學生能夠擁有這樣發(fā)光的機會。
孟浩然是盛唐山水田園詩人的代表，他“未祿于代”，終身布衣，而史載其事也較少。后世的論者，對其思想的仕隱問題爭論最劇。各家之說，異彩紛呈，互有軒輊，蔚為大觀。筆者查閱了相關(guān)的論文，又檢核《孟浩然集》中的詩篇，加以排比考證，以為前人之論雖不乏真知灼見，但也存在著各種問題，例如，對一些重要材料的分析，往往忽略了時間、空間及文人之間的關(guān)系；或是泛泛而論，止步于一鱗半爪的窺探；或是曲解詩意，以徇一家之言；而對孟浩然思想形成的原因，各家更是惜墨如金，涉筆絕少。筆者有感于此，乃撰本文，但求澄清一段史實，既以彌補前輩學者之缺憾，亦欲使賢者免受曲解唐突于將來而已。請從王維四首送別詩談起——
（一）
由王維詩略窺浩然的思想
《全唐詩》卷一二五載王維《送綦毋潛落第還鄉(xiāng)》云：“圣代無隱者，英靈盡來歸。遂令東山客，不得顧采薇。既至君（一作金）門遠，孰云吾道非？江淮度寒食，京洛（一作兆）縫春衣。置酒臨長道（一作長安道，一作長亭送），同心與我違。行當浮桂棹，未幾拂荊扉。遠樹帶行客，孤村（一作城）當落暉。吾謀適不用，勿謂知音稀?！卑搓愯F民《王維年譜》以為潛開元十四年登進士第，維開元十年至十三年在濟州，“故此詩當作于開元九年以前，姑系于開元九年”。(1)于是知此詩應早于《送孟六歸襄陽》詩。
又《全唐詩》卷一二六載王維《送丘為落第歸江東》詩云：“憐君不得意，況復柳條春。為客黃金盡，還家白發(fā)新。五湖三畝宅（一作地），萬里一歸人。知爾不能薦，羞稱（一作為）獻納臣！”按《王維年譜》記天寶元年維在長安，轉(zhuǎn)左補闕，即詩中所謂“獻納臣”。又查清徐松《登科記考》卷九載丘為天寶二年登第，故略系此詩于天寶元年。 (2)
又《全唐詩》同卷同頁載王維《送嚴秀才還蜀》詩曰：“寧親為（一作真）令子，似舅即賢甥。別路經(jīng)花縣，還鄉(xiāng)入錦城。山臨青塞斷，江向白云平。獻賦何時至，明君憶長卿?！卑矗遐w殿成《王右丞集箋注》及陳鐵民《王維年譜》皆未系其作成之年。因其作成之年暫不能具考，故略系之如上，所幸不傷大體。
又，《全唐詩》同卷一二七三頁載《送孟六歸襄陽》詩：“杜門不欲（一作復）出，久與世情疏。以此為良（一作長）策，勸君歸舊廬。醉歌田舍酒，笑讀古人書。好是一生事，無勞獻《子虛》?！卑葱禊i《孟浩然詩系年》，此詩作于開元十六年，并無爭議。又，孟六即孟浩然，此據(jù)岑仲勉《唐人行第錄》。
按前二首與第四首王維作無疑，第三首《全唐詩》又收入張子容詩卷，誤，陳鐵民《王維新論·王維年譜》有考。 (3)由摩詰的兩首送別詩可以得到以下的結(jié)論：王維對綦毋潛、丘為及嚴秀才實有黽勉策進心，對孟浩然則有規(guī)隱勸歸意。即如前三首詩所言，隱于圣代，不是英才所應做的，東山采薇的隱者，也應當出為世用。綦毋潛、丘為與嚴秀才的京師之行，就是為了有用于圣朝，只可惜其對策暫時不合于當政者的口味，盡管如此，其謀略定有見用的時候，只是必須等待時機成熟而已。在這里，他對綦毋潛、丘為等的同情與內(nèi)心的慚愧都是很濃郁的；遣詞措句間，要么勸友人再舉，要么勸友人獻賦，策勵之情溢于言表。第四首詩則稱浩然有杜門疏世的志行，既然如此，不如索性歸里隱居，進士舉固然不當再參預，即使獻賦的念頭，也應該斷絕。規(guī)勸之心袒露無遺。
摩詰固然是綦毋潛、丘為、嚴秀才等人的知音，難道不也是孟浩然的知音嗎？若然，則其詩中所言必有深意，因為從《送綦毋潛落第還鄉(xiāng)》《送丘為落第歸江東》等詩即可看出，摩詰若不是出于必然的考慮，是不肯勸英才歸隱的。那么，孟浩然的仕隱思想從摩詰詩中是否可以窺見一些端倪呢？請先論王孟二人的關(guān)系。
關(guān)于王孟的關(guān)系，《孟浩然集序》《詩林廣記》《北夢瑣言》《皮子文藪》《韻語陽秋》等書中皆有記載，二人的贈答詩中也有反映。筆者據(jù)以推知：“王孟之交甚深，而王對孟的詩文、品行顯然也是十分嘉許和崇仰的?！表曇婈愯F民先生關(guān)于此節(jié)之論述甚詳，故略之，讀者可參。又按《韻語陽秋》卷第十四《襄陽孟公馬上吟詩圖》記《留別王維》曰：“孟君當開元天寶之際，詩名籍甚，一游長安，右丞傾蓋延譽。或云右丞見其勝己，不能薦于天子，因坎軻而終，故襄陽別右丞詩云 '當路誰相假，知音世所稀'，乃其事也?！惫缙溲裕敲赐蹙S的氣量也未免太狹小了些罷，這豈不是要見笑于當時的士林嗎？
王孟既然不是泛泛之交，則當如前文所言，摩詰對浩然的規(guī)勸必有所指。
按《孟浩然集》中有《留別王維》詩：“寂寂竟何待？朝朝空自歸。欲尋芳草去，惜與故人違。當路誰相假？知音世所稀。只應守寂寞，還掩故園扉。”以文意的連屬揣度也當作于《送孟六歸襄陽》之先，實臨別贈答之作。據(jù)徐鵬《孟浩然詩系年》，時間應在開元十六年（七二八），當時孟浩然考場失意正擬還鄉(xiāng)?？疾炷υ懺姷牧⒁?，應該是針對著不無牢騷意味的“只應守寂寞，還掩故園扉”一聯(lián)而發(fā)的。然而摩詰謂浩然“杜門不欲出，久與世情疏”，其中的緣由，又斷不止于針對這一聯(lián)。無奈其中情由又不可憑借確實的史料一一考知，暫舉孟浩然《京還留別張維》詩（卷三）作一粗證。
《京還留別張維》詩曰：“拂衣去何處？高枕南山南。欲尋五斗祿，其如七不堪？早朝非宴起，束帶異抽簪。因向智者說，游魚思故潭?！睋?jù)徐鵬《孟浩然詩系年》，此詩當作于開元十六年。“五斗祿”，當是用陶潛事?！捌卟豢啊?，語出嵇康《與山巨源絕交書》，約言康自表不宜為官的原因，“有必不堪者七，甚不可者二”，如“臥喜晚起”，行為放浪形骸，不喜揖拜上官，羞與俗人共事等。 (4)浩然用這些典故，事實上已經(jīng)隱隱道出自己的品性與行為是與世情不合的。因此，莫說不能中舉，無人推薦，即使這等事情如愿以償，浩然是否肯混跡于俗不可耐的宦海，受拘束于名韁利鎖，甘為卑賤的州縣府尉，也還是一個不容妄下斷語的問題！
根據(jù)以上的分析，在這兒不妨姑且設下一個假說：王孟素日交游晏談，必然涉及平生的抱負以及為人處世之道，其間，浩然或許不時流露出傾慕龐德公 (5)鹿門歸隱的心跡，而其言其行也必然多有不合于世情的地方，因而于腹心推置之處，晏談舉止之間，摩詰已經(jīng)知道浩然空有鴻鵠之志，終非宜乎世用之人，又恰當其失意于場屋，本就脆薄的功名心更趨瓦解，摩詰因而有“以此為良策，勸君歸舊廬”之語，也就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了。上設假說，固然不可考證，然而揆諸情理，并參以浩然落第后的詩篇，料無大謬，姑且置此，以待商榷。
由前證王孟的關(guān)系及王對孟的態(tài)度觀之，在落第還鄉(xiāng)前后孟浩然歸隱的心思已然凌駕于功名仕進心之上，只是二者仍處于苦苦的糾纏之中。在此，筆者以為，孟浩然的隱逸思想當是自來有之，只是陷于種種羈縻，尚不能決然歸隱；而受挫于科場適足以激發(fā)和強化這種思想，從而絕意于仕途。茲將所見到的材料羅列于后，并試加淺析瑣論，請讀者明鑒。
（二）由“王序”及李白贈詩略考孟浩然思想
唐宜城王士源《〈孟浩然集〉序》云：“（浩然）救患釋紛以立義表，灌蔬藝竹以全高尚。交游之中，通脫傾蓋，機警無匿。學不為儒，務掇菁藻；文不按古，匠心獨妙?！?/p>
又云：“山南采訪使本郡守昌黎韓朝宗，謂浩然間代清律，寘諸周行，必詠穆如之頌。因入秦，與偕行，先揚于朝。與期，約日引謁。及期，浩然會寮友文酒講好甚適?；蛟唬?子與韓公預約而怠之，無乃不可乎？'浩然叱曰：'仆已飲矣，身行樂耳，遑恤其他！'遂畢席不赴，由是間罷。既而浩然亦不之悔也。其好樂忘名如此?！贝耸乱惨娪凇缎绿茣の乃噦鳌?。
又云：“浩然文不為仕，佇興而作，故或遲；行不為師，動以求真，故似誕；游不為利，期以放性，故常貧。名不系于選部，聚不盈于擔石，雖屢空不給而自若也。”
考王士源的生平，新舊《唐書》及《唐才子傳》皆無傳。他在《〈孟浩然集〉序》中自述道：“士源幼好名山，踐止恒岳……天寶四載徂夏……始知浩然物故?！庇衷疲骸笆吭此麜r嘗筆贊之曰：'導漾挺靈，是生楚英。浩然清發(fā)，亦其自名。'”又韋絳《〈孟浩然集〉重序》記：“宜城王士源者，藻思清遠，深鑒文理，常游山水，不在人間?！庇帧缎绿茣に囄闹尽份d：“《孟浩然集》三卷，弟洗然、宜城王士源所次。士源別為七卷。”由此略知士源與浩然同時而稍晚于浩然，也是隱逸的英俊之士，因而可以說是對浩然知之甚深的人。
士源的序文，對于浩然的評論固然難脫過譽之虞，然細思其言大致并非所謂的虛美之辭。如所云浩然“學不為儒”、“文不為仕”，以浩然剎羽于科場就可以得到一個旁證。而且，宋陳師道《后村詩話》也載有蘇軾的評價：“浩然之詩，韻高而才短，如造內(nèi)法酒手，而無材料耳?！庇炙螄烙稹稖胬嗽娫挕芬噍d：“孟襄陽學力下韓退之遠甚，至其詩獨出退之之上者，一味妙悟而已?！?(6)由是可見，士源的說法是不無根據(jù)的。
至于韓朝宗引謁一事，更有史可考，考見《唐才子傳校箋》卷二《孟浩然》條；浩然詩中也曾談及，后文將論，此不贅述。如此仕進良機，浩然竟率爾以宴酣為由棄如敝屣，在別人看來尚且覺得可惜，在浩然自己卻以為不值得后悔，那么學者關(guān)于孟浩然對功名仕進素懷殷殷熱望的論述，難道不是恰好得到一個有力的駁證嗎？由此就能夠看出，孟浩然的隱逸思想是十分濃重的。
孟浩然的隱逸思想，從其詩友酬贈的詩文中更可考見。前舉王摩詰詩自是一端。而李太白《贈孟浩然》詩尤不可不舉。
《贈孟浩然》詩云：“吾愛孟夫子，風流天下聞。紅顏棄軒冕，白首臥松云。醉月頻中圣，迷花不事君。高山安可仰，徒此揖清芬。”《李太白全集》卷之九《古近體詩共四十三首》載此詩。按，據(jù)詹锳《李白詩文系年》列此詩于開元二十七年己卯（七三九）條下曰：“贈孟浩然 詩云：'紅顏棄軒冕，白首臥松云。'是時當在浩然自京放還之后?！闭查A先生的系年雖未能確證此詩的作成年份，但大致不差。又按徐鵬《孟浩然詩系年》，開元二十七年浩然正臥疾在襄陽的家中，故李白此詩可謂蓋棺之論
太白贈浩然詩今天所能見到的凡六首，列酬贈浩然之冠，而此詩最負盛名。詩中的孟浩然，已然完全超脫于物外。太白的行文固然有夸飾之風，然其對“高山安可仰”的忠厚長者怎敢敷衍虛美？又以其傲岸磊落的性格，又豈肯為此虛美之詞？太白之所以愿意并且敢于如此盛贊浩然隱逸的高節(jié)，或許正是由于憑著自己的所聞、所見、所感而覺得浩然確實如此的緣故，因而其詩中言論的可信性遠勝于時賢以個別詩句為依據(jù)的議論，這一點應是無疑的。況摩詰、士源等人均有相類似的議論，難道與浩然同時代的賢者所見、所聞、所感反而不如后世學者基于推理的見解更顯得深鑒明察嗎？
上文剖析孟浩然的詩歌并參證了有關(guān)其行藏事跡的舊考及其詩友的往來酬贈之作，意在論證孟浩然的隱逸思想事實上已經(jīng)根深蒂固、牢不可破，并非所謂的“身在江湖，心懷魏闕”。下文即通過對浩然的詩篇的詮解及與這些詩篇有關(guān)的生平事跡的考訂來更細致入微的分析孟浩然的仕隱思想。
（三）由孟詩及有關(guān)事跡的考訂分析其仕隱思想
當今學者探討孟浩然的急切于功名，因為他的文賦沒有流傳下來，他行藏的事跡史載也較為簡略，故而多轉(zhuǎn)取其詩為證。常見的，不外以下數(shù)首，如《洗然弟竹亭》（卷一）《田園作》（同上）《歲暮歸南山》（卷三）《宿建得江》（卷四）《陪盧明府泛舟回峴山作》（卷二）《臨洞庭》（卷三）《久滯越中贈謝南池會稽賀少府》（卷二）《泛舟經(jīng)湖?！罚ň硪唬肚G門上張丞相》（卷二）《從張丞相游紀南城獵戲贈裴迪張參軍》（卷一）《陪張丞相登當陽樓》（卷三）等等。
上列諸詩，詩意不難索解。從中固然可以尋繹到孟浩然不遇的憂憤，既遇的欣喜，羈旅的郁悶，鄉(xiāng)關(guān)不見的愁緒，然而似乎未宜以此遽言浩然急切于功名。如《臨洞庭》中的“欲濟無舟楫，端居恥圣明”，《陪盧明府泛舟回峴山作》中的 “猶憐未調(diào)者，白首未登科”，《歲暮歸南山》中的“不才明主棄，多病故人疏”、“永懷愁不寐，松月夜窗虛”，都是如有懷才不遇的怨悱，卻也不妨視為“為賦新詞強說愁”的閑言。這幾句詩或者另有難言的苦衷在里面，后文將有關(guān)涉，暫置不論。
考其系年，知《臨洞庭》《陪盧明府泛舟回峴山作》二詩約作于開元二十四年（七三六），浩然時年四十八歲，《歲暮歸南山》詩則作于開元十六年（七二八），浩然當時四十歲，在長安或者剛由長安返回南園。 (7)又考韓朝宗舉薦浩然當在開元二十二年（七三四），浩然時年四十六歲 (8)；有必要補證的是：《孟浩然集》中有贈韓朝宗詩三首：《韓大使東齋會岳上人諸學士》（卷二，當作于開元二十二年），《送韓使君除洪府都督》（卷二，當作于開元二十四年），《和于判官萬山亭因贈洪府都督韓公》（卷二，當作于開元二十五年）?！俄n大使東齋會岳上人諸學士》云：“郡守虛陳榻，林間召楚材。山川祈雨畢，云物喜晴開?？苟Y準縫掖，臨流揖渡杯。徒攀朱仲李，誰薦和羹梅？翰墨緣情制，高深以意裁。滄洲趣不遠，何必問蓬萊！”按，“滄洲”，謝脁《之宣城郡出林浦向板橋》詩云：“既歡懷祿情，復諧滄洲趣。”呂延濟注：“滄洲，洲名，隱者所居?！?(9)由詩意推演，大約是朝宗欲薦浩然，而浩然卻婉言相拒，朝宗不顧其婉拒而一意力薦浩然于朝廷。果真如此嗎？因暫無其它材料佐證，更無反證可以用來推翻它，故姑置此論。無論這種猜測與事實是否有所出入，浩然未接受朝宗的薦舉終歸是鐵定的事實。那么，浩然的不接受援引，其原因究竟何在呢？浩然詩中曾有“投刺匪求蒙”之句，即不把拜帖投向不了解自己的人，也就是須知音援引方才滿意的意思。那么，浩然之所以如此，是由于以為韓朝宗不是知己之人嗎？考《送韓使君除洪府都督》末云：“無才慚孺子，千里愧同聲。”又考《和于判官登萬山亭因寄洪府都督韓公》末云：“因聲寄流水，善聽在知音。”兩詩中“韓使君”與“洪府都督韓公”皆指韓朝宗而言。由此可證浩然與朝宗一直交好，并推為知音。即使在浩然未守約定之后，二人關(guān)系仍很融洽。既然是這樣，那么浩然不肯讓知己援引，究竟又是因為什么呢？在此，最有說服力的解釋恐怕就是浩然已經(jīng)放棄了入世的理想。
按上引《歲暮歸南山》詩顯然是在抒發(fā)一種懷才不遇的郁憤，很明顯據(jù)此并不能說明浩然仍眷戀著仕途，故對此詩不擬多論。《臨洞庭》《陪盧明府泛舟回峴山作》二詩論者以為有渴求援引的意思，筆者以為不然。昔日朝宗欲舉薦浩然，浩然并未與他同去長安 (10)。孟浩然的這一行為又怎是僅以“好樂忘名”四字便能解釋得清的呢？可能的情況大約是這樣的：浩然自落第還鄉(xiāng)之后，功名仕進之心益淡，雖然朝宗也是浩然的知音，而浩然也并非不感懷于朝宗的知遇之恩，故而當朝宗欲薦浩然于朝廷時，浩然固然已寄意于閑居而無心于仕途，然而長者的美意怎么可以斷拒呢？而朝廷的征召又怎么敢不赴呢（觀李密《陳情表》即知此事關(guān)系甚大）？百計難施之際，被迫出此下策：以飲樂婉辭朝宗的舉薦。這樣一來，開罪朝宗自然是在所難免的，浩然怎么會不深知呢？而朝宗終于沒有深責浩然，依然與他交好如故（見前舉詩即可知），這里面難道沒有更深層的原因嗎？細細推來，恐怕就應當是浩然已屏棄了仕進之心。
至開元二十四年春，浩然為《陪盧明府泛舟回峴山作》，其中有“猶憐不調(diào)者，白首未登科”之語，則應當是略略有憾于昔年的不第，哪里是所謂的猶未摒棄仕進之志呢？又不妨考《陪盧明府泛舟回峴山作》的全貌：“萬里行春返，清流逸興多。鹢舟隨雁泊，江水共星羅。已救田家旱，仍憐俗化訛。文章推后輩，風雅激頹波。高舉迷陵谷，新聲滿棹歌。猶憐不調(diào)者，白首未登科?！比娭?，端在“逸興”二字，格調(diào)于此已定?！安徽{(diào)”，語見東方朔《七諫·哀命》：”不論世而高舉兮，恐操行之不調(diào)?！啊蓖跻葑⒃唬骸闭{(diào)，和也。言人不論世之貪濁而高舉清白之行，恐不和于俗而見憎于眾也?！?(11)可見浩然正欲用這個典故鳴其孤芳自賞、”不和于俗“的志趣，也是”逸興“生發(fā)的由頭，與全詩基調(diào)不悖。
同年秋，浩然為《臨洞庭》詩，無非是為了求得知己的嘆賞而并無其它意思，哪里是所謂希求援引云云？在此援引《臨洞庭》詩對這一點加以翔論。詩曰：“八月湖水平，涵虛混太清。氣蒸云夢澤，波撼岳陽城。欲濟無舟楫，端居恥圣明。坐觀垂釣者，徒有羨魚情?！按嗽姟段脑酚⑷A》又題作《望洞庭湖上張丞相》 (12)。時九齡在京為中書令，故浩然此詩有敘舊談今之意。詩的前二聯(lián)大約言興感的緣由，見湖水煊赫之勢而緣景入情。頸聯(lián)竊以為當是感懷往日的不濟，時至今日仍然感覺到困頓于科場的恥辱。尾聯(lián)應為談論當下的心境，即”坐觀垂釣者，徒有羨魚情“，至于”退而結(jié)網(wǎng)“，早已如同隔日黃花過眼煙云，不復為慮了！退而言之，《臨洞庭》詩倘若果然像論者所說的那樣為求援引而作，則浩然于開元二十二年即已盡銷是慮，又何苦遷延至眼下呢？
又開元二十五年四月，張九齡以引非其人受讒左遷荊州大都督府長史，辟浩然入其幕府。浩然為詩多首與九齡相酬唱，其中有《荊門上張丞相》詩有云：“坐登徐孺榻，頻接李膺杯?！痹娪谩靶烊骈健?、“李膺杯”二典，隱言浩然并非一般幕僚，而是九齡客座上的嘉賓，性情中的知己，與從政與否似乎無甚牽涉。
考《后漢書》卷五十三《徐穉傳》：“徐穉字孺子，豫章南昌人。恭儉義讓，所居服其德。屢辟公府，不起。時陳蕃為太守，在郡不接賓客，唯穉來特設一榻，去則懸之?！庇挚肌逗鬂h書》卷六十七《李膺傳》載：“李膺字元禮，潁川襄城人?！院喛?，無所交結(jié)。……是時朝廷日亂，綱紀頹弛，膺獨持風裁，以聲名自高。士有被其容接者，名為登龍門?！边@里正是用陳蕃、李膺暗喻九齡，用徐穉暗喻自己，由此可知浩然在九齡幕府的地位并不是等閑的僚屬可比的，而浩然又恰可乘此機會與其知己好友九齡宴飲游樂以馳騁平生的志趣，其快慰之情溢于言表，自然也便是情理之中的事情了。因此此詩不但不足以論證浩然入仕之心的濃重，反而正足以證明浩然輕忽仕宦而崇慕知己間雅會逸興的揮抒。
又，《從張丞相游紀南城獵戲贈裴迪張參軍》詩云：“從禽非吾樂，不好云夢畋?！我饪窀杩?，從公亦在旃?！薄皬墓钡涑觥对娊?jīng)·秦風·駟鐵》：“公之媚子，從公于狩。”鄭玄箋曰：“媚于上下，謂使君臣合和也。此人從公往狩，言襄公親賢也。” (13)此詩表明浩然并非樂于居九齡幕府而隨從他田獵，而是感懷九齡好賢重義的深情厚誼，遂云“何意狂歌客，從公亦在旃”，既講明了自己是“狂歌”之人，又隱約透露出其入九齡幕府的真正緣由。至于歡快自豪之情，則似乎與詩文不甚相符，抑或是論者的傅會罷？又，《和宋大使北樓新亭作》（卷二）末云：“愿隨江燕賀，羞逐府僚趨。欲識狂歌者，秋園一豎儒?！卑创嗽姰斪饔陂_元二十六年，當時浩然在九齡幕中 (14)。所引詩句更明言其羞與府僚之屬為伍，難道竟因為九齡的緣故而忽然改變了自己素來的志趣嗎？
若“客中遇知己，無復越鄉(xiāng)憂” (15)，也可證明浩然遭際知己的歡暢，而并不能證明浩然入仕途的快樂。讀者或者以為“遇知己”則可以入仕途，因而浩然也就不再有“越鄉(xiāng)憂”了。果真如此嗎？今考何所謂“越鄉(xiāng)憂”即可知道，事實并沒有如此簡單。
考浩然入越之行當在開元十七年（七二九）。時落第離京至家不久，即取道洛陽去往吳越。至開元十八年（七三O）秋，浩然才得以游歷吳越；迄開元二十一年繞經(jīng)湘水憑吊屈子，同年仲夏始歸家。(16)陳鐵民先生則以為浩然入越之行當在久滯洛陽后、開元十六年進京赴舉前，“估計當在開元十四年夏、秋之際”。 (17)然由《自洛之越》詩可略證此說恐不確切。詩云：“遑遑三十載，書劍兩無成。山水尋吳越，風塵厭洛京。扁舟泛湖海，長揖謝公卿。且樂杯中酒，誰論世上名！”披尋詩旨，知浩然此時對功名利祿應早已心如止水，所以此詩似應作于歷盡求謁、科考及獻賦皆不遇之后；而且，浩然在吳越所作諸詩，也已明言其已無心于仕路，后文將備論，此不具陳。據(jù)此，既然浩然在自洛之越及其后的行旅中對功名利祿已然心灰意冷，那么為何在吳越行后卻反而又入長安應進士舉呢？對此最貼切的解釋恐怕就應是：浩然游歷吳越當在其入長安應舉之后，即在開元十七年前后。
依據(jù)前論，浩然淹滯越中凡三載，其間作詩甚多，如《初下浙江舟中口號》（卷四）《宿天臺桐柏觀》（卷一）《經(jīng)七里灘》（卷一）《宿建得江》（卷四）《浙江西上留別裴劉二少府》（卷四）《久滯越中贈謝南池回稽賀少府》（卷二）《泛舟經(jīng)湖?！罚ň硪唬┲T詩，皆折射出浩然在吳越時的情感。若《經(jīng)七里灘》《初下浙江舟中口號》《宿天臺桐柏觀》三首，均表現(xiàn)浩然超脫俗情的快意，無所謂“越鄉(xiāng)憂”。及《宿建得江》，也不過是一般游子觸景生情的鄉(xiāng)思的流露罷了，不關(guān)仕隱。如《浙江西上留別裴劉二少府》，也只于末句“誰憐問津者，歲晏此中迷”，約略流露出一縷孤旅的凄清之感而已。只有后二首稍有疑問，試析如下：
《久滯越中贈謝南池會稽賀少府》詩曰：“陳平無產(chǎn)業(yè)，尼父倦東西。負郭昔云翳，問津今已迷。未能忘魏闕，空此滯秦稽。兩見夏云起，再聞春鳥啼。懷仙梅福市，訪舊若耶溪。圣主賢為寶，卿何隱遁棲！”考浩然入越時間略知此詩約作于開元十九年，大致是敘述倦旅懷鄉(xiāng)、訪舊惜才之意，所應注意的是“未能忘魏闕，空此滯秦稽”與“圣主賢為寶，卿何隱遁棲”二聯(lián)。根據(jù)詩意，謝南池、賀少府二君當時正隱居于若耶溪一帶，而其人素為圣主所寶重，非若浩然之“不才明主棄，多病故人疏”。又前者隱退而后者淹滯于秦稽，個中滋味自然大不相同，是以浩然言“未能忘魏闕”的原因，實際上是有感于前事的不諧，遺憾沒有知音的賞識，而并非冀望于來日的榮顯，也無非是尋個興嘆之由罷了。至于所謂“越鄉(xiāng)憂”，多半也是鄉(xiāng)旅之愁、思念知己舊游之愁、感念前事之愁，并不像時賢所說的那樣，是汲汲于功名利祿之愁。且浩然更有《初下浙江舟中口號》詩可為補證。
《初下浙江舟中口號》詩曰：“八月觀潮罷，三江越海尋。回瞻魏闕路，無復子牟心。”按，“魏闕”，典出《莊子·雜篇·讓王》：“中山公子牟謂瞻子曰：'身在江海之上，心居乎魏闕之下，奈何？'瞻子曰：'重生。重生則輕利。'中山公子牟曰：'雖知之，未能自勝也。'”陳鼓應先生注曰：“魏闕，宮殿之門，榮華富貴的象征?！币拇笾率钦f魏牟雖有巖穴之志，但又拋舍不開眼前的富貴榮華。浩然用此典，言“無復子牟心”，其中含義，恐不必筆者費墨，即已十分明了了罷。又，據(jù)《孟浩然詩系年》，此詩當作于開元十八年，與前詩作成之日相去不遠，故由此詩可略證前詩的本意。又，開元二十年浩然有《歲暮海上作》詩，也可為證。
《歲暮海上作》詩云：“仲尼既已沒，余亦浮于海。昏見斗柄回，方知歲星改。虛舟任所適，垂釣非有待。為問乘槎人，滄州復何在？”別的詩句且不說，只“虛舟任所適，垂釣非有待”一聯(lián)即已足夠表明己志不在于借隱逸邀名以達榮顯之途。由這首詩也能夠看出，用“身在江湖，心懷魏闕”來理解和形容孟浩然，是永遠做不了浩然的知音的！
又，開元十九年浩然有《游云門寄越府包戶曹徐起居》，其末曰：“故園眇天末，良朋在朝端。遲爾同攜手，何時方掛冠？”這幾句詩大體是說：“望也望不見，故園渺茫在遙遠的天邊；想也想不著，良朋依然在朝廷做官。朋友呀，我苦等著與你們攜手，同游在這壯美的山水間；你們何時才掛冠歸隱于林泉？”在這首詩里，浩然竟希望自己的好友也掛冠歸隱，以便與他同游山水，若浩然此時仍然“未能忘魏闕”懷揣榮貴之念，則其人品也未免太低下些了罷！由此可知，對浩然在吳越所作的詩篇里所用的“魏闕”二字，斷不可莽撞處之。
《泛舟經(jīng)湖?！吩娫疲骸按蠼志排?，淼漫成水鄉(xiāng)。舟子乘利涉，往來逗潯陽。因之泛五湖，流浪經(jīng)三湘。觀濤壯枚發(fā)，吊屈痛沉湘。魏闕心常在，金門詔不忘。遙憐上林雁，冰泮已回翔。”此詩也有思歸的意味。尤其重要的是“觀濤壯枚發(fā)，吊屈痛沉湘”與“魏闕心常在，金門詔不忘”兩聯(lián)。“魏闕心常在，金門詔不忘”，由“觀濤”句推度，當指枚屈而言，而不是浩然的自比，這是顯而易見的。說者用此句論證浩然的功名心依然未泯，對詩意恐怕不免有點歧解罷？
由上列諸證可見，“越鄉(xiāng)憂”并不是由于仕顯之志難以實現(xiàn)而發(fā)，而是由于久客他鄉(xiāng)，故人相違，舊思鄉(xiāng)愁時至而興。而“越鄉(xiāng)憂”作如是解，又恰恰切合于浩然登臨當陽樓時的心情。“越鄉(xiāng)憂”既作如是解，則不但 “遇知己“即可通仕途之說不能成立，而且，孟浩然在吳越期間即已完全摒除了仕進的念頭也可得到一個有力的證據(jù)。筆者之所以不吝墨于“越鄉(xiāng)憂”，并不僅僅是為了詳盡地證明一首詩所表達的思想，更是因為孟浩然的仕隱思想在吳越之行期間表露出來的尤其的多；而且，當時浩然的思想正處于轉(zhuǎn)變的末期，故而此時的詩篇是考辨其仕隱思想者斷斷不可輕忽而尤其應當加以注意的！
孟浩然的詩歌流傳到今天的，凡二百六十余首 (18)，多記隱逸宴游，也有一部分述及應舉求仕等事情。上文所舉論的，大多是學者素有訟議的篇什，至于顯言隱逸的詩歌，《孟浩然集》中比比皆是，讀者可以自行檢閱，是不必饒墨即可明鑒的，不論。前面的論述，似乎有“只駁不立”的嫌疑，但筆者的初衷，斷不在于“駁，而恰在于“立”，只是為了議論得更精審并且儉省無謂的筆墨，從而選擇了那些素有歧解、不經(jīng)細致地思辨確實難以窺見其廬山真面的詩歌加以論證探討。
前文所論孟浩然的隱逸思想，所論起自浩然赴京應試不第之后?？己迫凰枷氲霓D(zhuǎn)變，在《京還留別新豐諸友》詩中表達得最為清楚。詩云：“吾道昧所適，驅(qū)車還向東。主人開舊館，留客醉新豐。樹遠溫泉綠，塵遮晚日紅。拂衣從此去，高步躡華嵩。”據(jù)《孟浩然詩系年》，此詩作于開元十六年，是時浩然在長安應舉落榜。前文所引作于同年的《留別王維》和《京還贈張維》等詩，也表達了類似的意思。揣摩詩意，則易知落第還鄉(xiāng)事當為孟浩然仕隱思想轉(zhuǎn)變的一重要分水嶺。其前，浩然固有隱逸之思，然而猶未盡棄仕進之志；其后，浩然方才逐漸悉擯功名心，唯以隱逸游樂宴飲為趣。后者前文已備述，而關(guān)于其前期的論述，筆者以為“前人之述備矣”，故不贅論。筆者認為，赴京應舉以前的孟浩然，既有鴻鵠之志，又多林泉之心，實處于入世與出世的矛盾之中。
上文所論孟浩然的仕隱思想，固然不是時賢囿于對某些成見的機械固守所能理解的，然而考證于《孟浩然集》和與其相關(guān)的言行事跡以及時人的詩文酬酢，確乎是無可懷疑的。既然如此，那么浩然這種仕隱思想的形成，難道沒有因由嗎？請略述之。
（四）思想形成的原因
孟浩然這種仕隱思想的形成，固然有其主觀的原因，然而筆者以為盛唐士子多喜隱逸于山澤的時代背景的影響尤不可輕忽。考諸各類記載，士子隱逸林泉的風氣，以后漢、東晉、南朝及唐為最盛。如后漢，因為豪強地主勢力傾蓋一時，又兼宦官、外戚專權(quán)跋扈，黨錮之禍興起，故而世間潔身自好的賢士，常避處淵藪；至東晉、南朝則官貪，且征伐更替不絕如縷，恰佛教又興盛，于是重節(jié)操、持傲骨的士人便托詞藏山匿野。然而時至李唐，尤其是正當盛唐之際，百弊盡掃，風氣日開，大有海晏河清的氣象，時號“圣代”，為什么隱逸之風卻又復興如斯呢？筆者以為其原因當在于科舉之崇（其中又牽扯世庶之爭的形勢）及佛道之興，也不可抹殺后漢、魏晉南朝的影響，這三者又不可“條分縷析”，因為其枝條蕪蔓纏繞并不能遽爾扯斷，姑且綜論之如下。
唐承隋制而以科舉取士。開元之世，科舉尤其成為庶族躋身朝堂、提高地位聲望的重要門徑，由是士子讀書之風大興?？肌短妻浴肪砣洞榷魉骂}名雜記》條云：“文皇帝撥亂反正，特盛科名，志在牢籠英彥。邇來林棲谷隱，櫛比鱗差?！备佃壬撝唬骸吧w唐代士子，為應科試，多讀書于山林寺觀，以習舉業(yè)，此乃一代風氣?！?(19)長此熏陶漸染，士子的隱逸思想不自覺間即已成為定勢。筆者覽《唐才子傳》《新唐書·隱逸傳》和唐人的詩文及宋人有關(guān)筆記，屢見唐代非僧非道的才子，常有山澤之思，其尤甚者，若閻防、王維，雖然中了進士舉，這種隱逸之心還是沒有泯滅，如《新唐書·隱逸傳》《唐才子傳》等籍均載賀知章年八十六而“道心益固，時人方之赤松子” (20)，于是乞骸骨為道士。又近人高步瀛選注《唐宋詩舉要》載杜少陵《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其中有“非無江海志，瀟灑送日月。生逢堯舜君，不忍便永訣”的句子，可見憂國憂民如老杜者，也難盡棄歸隱山林之念。為省筆墨，別的事例就暫且不再列舉。由此可見，盛唐之世，隱逸風行，確實是有明證的，而時人也大多以此相標榜，這從唐代的詩文中是可以窺見的?？济虾迫坏脑姼杓吧?，知其早年也曾隱居讀書，且多與僧道之流交游，浩然詩中有“幼聞無生理，常欲觀此身”之句。按“無生理”即佛理。則浩然所受隱逸思想影響之深是可以想見的。
又，唐代進士階層漸成氣候，對于世族豪門已經(jīng)產(chǎn)生較為顯著的威脅，二者遂成為李唐統(tǒng)治集團中對立的階層，“清流”、“濁流”涇渭分明。當玄宗朝，此二階層地位的升降似乎并不像陳寅恪先生所論述的那樣，進士階層已穩(wěn)操左券；似乎更接近于岑仲勉先生所議，世族豪門仍居主導。 (21)故當盛唐之世，進士階層雖享清譽，在仕途則多壓抑遷徙、昂藏淪落之人，如唐鄭處誨《明皇雜錄》卷下“玄宗賜九齡白羽扇”條載張九齡見忌于李林甫事：張九齡在相位，屢有諍諫，林甫疾之，每進讒言相污，玄宗也就更不喜見九齡；一次，正當秋寒時節(jié)，“帝命高力士持白羽扇以賜，將寄意焉。九齡惶恐，因作賦以獻，又為《歸燕》詩以貽林甫。其詩曰：'海燕何微渺，乘春亦蹇來。豈知泥滓賤，只見玉堂開。繡戶時雙入，華軒日幾回。無心與物競，鷹隼莫相猜！'林甫覽之，知其必退，恚怒稍解“”。按《全唐詩》卷四十八也載有九齡《詠燕》詩，只是”蹇”字作”暫”，無其它區(qū)別。由九齡詩知其自言出身微賤，不能與大族出身的李林甫一較高下；聲名之盛、地位之高如九齡者尚且如此，遑論其余庶子。這難道不是世族豪門仍居主導而進士階層猶未得舒展的明證嗎？劉開揚《高適詩集編年箋注》卷一載《古歌行》有”高皇舊臣多富貴”、”洛陽少年莫論事”等句；同卷又載《別韋參軍》詩，其中也有”白璧皆言賜近臣，布衣不得干明主”的句子。按《高適詩集編年箋注》，二詩皆作于開元十一年前后。這兩首詩曲諷直陳了開元年間世庶地位的不平等，可證前論非虛。又考新舊《唐書》《唐才子傳》諸書，更可明確地知道這不是無稽的妄說。故此士子常生遠世以避禍或歸隱林泉以免受作微官末吏”為五斗米折腰”之辱的念頭。
又，李唐的時代與后漢、魏晉、南北朝相距不遠，士子學為詩文常取法乎彼，無庸多論。在學詩摹文的同時，他們也在不自覺間仰慕古人處世行藏的態(tài)度，仔細想來，也并非無稽的懸揣。且后漢、魏晉、南北朝重名節(jié)、輕仕進的風氣流播之廣、影響之深，又不止于詩文一端，若其雅言逸事、故處遺蹤等，則不是本文所欲論證的。古人論浩然詩，以為其詩祖建安而法淵明，浩然詩中也有”余讀高士傳，最嘉陶征君”的句子，這大概可以勉強作為唐代詩人受后漢魏晉南朝影響很深的一個例證罷。
愚觀《孟浩然集》，考其用典，喜采《后漢書》《晉書》《高士傳》（晉皇甫謐撰）《世說新語》等籍，于是知其志趣所在，好雅行而厭俗務，不重于入世干祿，而樂于養(yǎng)德修身。這難道不是當時士子較為平常的心態(tài)嗎？莫非孟浩然的仕隱思想竟為李唐一代士子仕隱思想的典型化的縮影？由于筆者對此僅有一個較感性的認識，所見到的材料也還遠未能成為一個體系，所以對此問題還不能作出系統(tǒng)的、理性的分析，姑錄存之。
至此，孟浩然仕隱思想形成的背景及盛唐士子思想的梗概，可以略略見到。而孟浩然仕隱思想的形成也與其讀書交游及京洛求仕的失意等均有緊密的關(guān)聯(lián)，這在前文已經(jīng)涉論，細讀即能發(fā)現(xiàn)，不贅。
本文的主旨，就在于闡明孟浩然雖然生活在一個較為開明的時代，但其思想?yún)s一直偏重于歸隱林泉，赴京應舉前尚有經(jīng)邦濟世的志向，其后則逐漸完完全全地放棄了這種出世的理想。對于孟浩然的仕隱思想，筆者論且及此。然而其中懸而未決的疑問，顯然還有很多，請待他日再論。
附注:
(1)見《王維年譜》，載陳鐵民《王維新論》。
(2)參《王維年譜》及《從王維的交游看他的志趣和政治態(tài)度》，皆載于陳鐵民《王維新論》。
(3)參《王維年譜》的有關(guān)考訂，載陳鐵民《王維新論》，也可以參見李嘉言《古詩初探·全唐詩校讀法》。
(4）(11)（13）轉(zhuǎn)引自《孟浩然集校注》。
(5)曾隱鹿門山，事見《后漢書》卷八十三《龐德傳》。
(6)以上詩話皆轉(zhuǎn)引自孫映逵《唐才子傳校注》。
(7) 考見徐鵬《〈孟浩然集〉校注》附錄《孟浩然詩系年》。
(8) 說據(jù)《唐才子傳校箋》卷二陳鐵民先生關(guān)于此事之考訂。
(9) 轉(zhuǎn)引自徐鵬《〈孟浩然集〉校注》。
(10) 有的論者認為浩然與朝宗確曾同赴秦中，在秦中宴樂，因其實質(zhì)無甚差別，故不考辯。參見《唐才子傳校箋》。
(12) 參見《唐才子傳校箋》。
(14) 此據(jù)徐鵬《孟浩然集校注》卷二本詩”宋大使”注條及其附錄《孟浩然詩系年》。
(15) 《陪張丞相登嵩陽樓》，徐鵬《孟浩然集校注》卷三。
(16) 此據(jù)徐鵬《孟浩然詩紀年》。關(guān)于孟浩然詩作和生平的紀年，因史料的關(guān)系，各家均不能有確切的定說，因而爭議很大，筆者暫取徐鵬先生之說，間以自己的簡略考訂，讀者可參王輝斌先生的《孟浩然年譜》，載《荊門大學學報》198 第 期至第 期；又可參閱王輝斌的《一種非大于是的孟浩然年譜--徐鵬〈孟浩然作品系年〉辯誤》，載山西大學師范學院學報2000年03期 。
(17) 《關(guān)于孟浩然生平事跡的幾個問題》，載陳鐵民《王維新論》附錄。
(18) 各版本所載首數(shù)懸殊，今不具論。
(19) 此據(jù)《〈唐才子傳〉校箋》卷二《閻防》條。
(20) 此句轉(zhuǎn)錄自《〈唐才子傳〉校箋》，語本《全唐文》。
(21) 參見陳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論稿》和岑仲勉《隋唐史》。關(guān)于這個復雜的問題，不是三言兩語所能闡明的，當以專文論之，今不具陳。
援引或參閱借鑒書目：
《〈孟浩然集〉校注》（唐）孟浩然著 徐鵬校注
人民文學版
《〈唐才子傳〉校箋》（元）辛文房撰 傅璇琮主編
中華書局版
《唐人行第錄》岑仲勉著
上海古籍版
《北夢瑣言》（宋）孫光憲撰
中華書局版
《新唐書》（宋）歐陽修 宋祁撰
中華書局版
《舊唐書》（后晉）劉昫等撰
中華書局版
《李太白全集》（唐）李白著
（清）王琦注
中華書局版
《李白詩文系年》詹锳著
人民文學版
《唐摭言》（五代）王定寶撰
上海古籍版
《韻語陽秋》（南宋）葛立方撰
上海古籍影印本
《〈唐才子傳〉校注》（元）辛文房撰 孫映逵校注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版
《唐代政治史述論稿》陳寅恪撰
上海古籍版
《隋唐史》岑仲勉撰
中華書局版
《后漢書》（南朝宋）范曄撰?。ㄌ疲├钯t等注
中華書局版
《王維新論》陳鐵民著
北師大出版社版
《全唐詩》
中華書局版
《中國史綱要》主編
人民出版社版
《詩國與盛唐文化》葛曉音著
北大出版社版
《〈孟浩然詩集〉校注》（唐）孟浩然著 李景白校注
巴蜀出版社版
《〈王右丞集〉箋注》（唐）王維著 （清）趙殿成箋注
中華書局版
《〈莊子〉今注今譯》（戰(zhàn)國）莊周撰 陳鼓應注譯 中華書局版
《明皇雜錄》（唐）鄭處誨撰
中華書局版
《高適詩編年箋注》（唐）高適著 劉開揚箋注
中華書局版
漫步于宜興鄉(xiāng)間，綠意掩映村舍，山間溪水潺潺，茶園依山就坡，一望無際。
宜興古稱“陽羨”，產(chǎn)茶歷史久遠，興于東漢，盛于唐朝，成熟于宋、明、清，古時稱宜興茶為“陽羨貢茶”、“毗陵茶”、“陽羨紫筍”和“晉陵紫筍”。唐代“茶圣”陸羽為了研究茶的種植、采摘、焙制和品茗，曾在陽羨南山長時間考察，在他的《茶經(jīng)一之源》中記及：“陽崖陰林，紫者上，綠者次，筍者上，芽者次?！标懹鹪谄穱L同僧進獻的佳句后，認為“陽羨茶”確是“芳香冠世，推為上品”，“可供上方”。天子未嘗陽羨茶，百草不敢先開花?！瓣柫w茶”由此入選貢茶之列，故為“陽羨貢茶”。
大致在唐代肅宗年問，常州刺史李棲筠開始，每當茶汛季節(jié)，常州、湖州兩地太守集會宜興茶區(qū)，唐皇特派茶吏、專使、太監(jiān)到宜興設立“貢茶院”、“茶舍”，專司監(jiān)制、品嘗和鑒定貢茶的任務。采下來的嫩茶焙炒好后，立即分批通過驛道，快馬加鞭日夜兼程送往京城，趕上朝遷的“清蝗宴”。當時稱此種茶為“急程茶”，一刻也不能延誤。誠可知，江蘇宜興距京城數(shù)千里之遙，累壞多少驛役，累死多少駿馬。正如唐代詩人李郢《茶山焙焙歌》詩曰：“凌煙觸露不停采，官家赤印連貼催，……驛路鞭聲砉流電，半夜驅(qū)夫誰復見；十里皇程路四千，到時須及清明宴?！焙髞?，陽羨茶不僅深受皇親國戚的偏愛，而且得到文人雅士的喜歡，并由飲茶而推崇紫砂壺，使紫砂壺也成為宜興名產(chǎn)。
陽羨茶
明末四公子陳貞慧在《秋園雜佩》有記載：“陽羨茶數(shù)種，茶為最?！鼻宄氨俳恫鑵R鈔》首語：“茶之為類不一，齊茶為最。”
齊茶先為“吳中所貴”，被譽為茶中極品?！啊蓖ā靶浮钡孛鉃榻橛趦缮椒逯g的空曠地。普通話芥讀“介”音。宜興、長興比鄰皖南都有帶“”地名，當?shù)厝擞卸N發(fā)音，一念“”為“ka卡”音，另為“ko跨”。
齊茶生長在宜興南部山區(qū)，四季分明，溫和濕潤，太湖水滋潤茶樹，金沙泉洗漱茶根。自漢到清末，論茶典籍四十多部，龍井有一部專著，而論齊茶的就有六部――明朝許次紆1 597年著《茶疏齊中制法》、熊明遇1608年著《羅齊茶疏(論)》、周高起1644年著《洞山齊茶系》、馮可賓1642年著《茶箋》、周慶叔失傳的《茶別論》、清朝冒辟疆]683年著《茶匯鈔》。
同為綠茶，齊茶更為出眾。
古人評定好茶的第一標準是白，精品者不僅外觀是白的，而且在沖泡后，投葉放多、放少、放長，湯色都要白，這樣的茶滋味甘鮮，香氣撲鼻。色白說明茶質(zhì)鮮嫩，焙制茶的火候恰到好處，據(jù)《洞山茶系》齊茶描述，一品茶為葉脈淡白而厚，湯色柔自如玉露，二品齊茶為“香幽色白味冷雋”。
其二，清冒辟疆《茶匯鈔》中，對其香氣描述為“嬰兒肉香，芝芬浮蕩”。齊茶香氣不會隨著時間放久了之后而消失，而是越來越烈，尤其是梅雨過后，更如剛剛烘焙出來的新荼一樣芬芳濃郁。
其三，茶之味，金石性。茶產(chǎn)于山問，渾是岡露清虛之氣，非草非木，稍具金石氣，故茶更帶有一種靈氣，若有若無，化而載之。
其四，茶于形，朵朵鮮活。據(jù)《茶匯鈔》中對鮮活描述：“貯壺良久，其色如玉，猶嫩綠?！辈枧萦诒?，一如茶葉從枝梢入水，葉底鮮活，久不變色，當別的茶在悄悄地變黃、變暗時，齊茶依舊春意盎然，清湯綠葉。與此同時，茶入口茶湯，舌根生津，貫徹心扉，水讓茶活，茶更讓水活。
茶盛行于明萬歷年問，失傳于清雍正年間，主要因其工藝過于復雜。現(xiàn)在制茶從殺青到干燥，前后二小時就可以做出成品，焙茶一二十分鐘，而茶的制作前后要歷時近三十個小時。《茶匯鈔》中對崳茶的采摘、制作、烹瀹作了精妙之解，其中提到：“焙數(shù)則首面干而香減，失焙則雜色剝而味散”，意為焙茶不能干，干則香氣銳減，更不能斷火，失焙的茶葉味道就不純正。不單焙好就算完工，而是焙好之后要復焙，復焙要明火，通宵進行，前后近三十多個小時。焙茶是制好茶的關(guān)鍵，火候、溫度、程度、時機，整個過程由人力完成，全靠制茶人的經(jīng)驗來操控，所以，幾近失傳。一杯純正的茶，一泡，湯色澄凈，入口滑膩，香氣幽遠而來，淡淡的甜味充盈唇齒之間；二泡，可見茶湯白毫密布，上下舞動，滋味凸顯，淡爽輕甜；三泡，茶湯更為清澈，茶毫漸少；四泡，茶味不減，然其輕逸略增；五泡、六泡雖至淡處，猶有甘淡在口。
一般而言，茶葉的收藏惡濕而喜燥，尤忌“走氣”，當年的新鮮茗茶，往往需要放在冰箱里方能保鮮。然而，齊茶不老，盛夏酷暑，本色不變，依舊保持盎然春機，無須冷藏即可保鮮，即使久置于常溫下，也不會變色變質(zhì)。
沖茶
茶注即壺，宜小不宜大。小別香氣易于凝聚，大則失諸散漫。握茶手中，等滾湯八壺，隨手投茶，蓋緊壺蓋，靜候片刻，稱為“釃”。釃者沉淀之意，亦即北方之所謂“燜”。等茶葉完全發(fā)開，香味始出。釃不宜早，飲不宜遲。釃早則茶神未發(fā)；飲遲則妙馥先消。
現(xiàn)今的辦法是不論沖入壺中或杯中，初次沖泡，將茶汁倒掉大半；第二次再加滾水，往往很快便飲用，釃以七分鐘為宜。
碧螺春香百里醉
碧螺春屬細嫩炒青綠茶，創(chuàng)制于明末清初，原產(chǎn)于太湖洞庭山，然宜興郊區(qū)亦有大片生產(chǎn)。
碧螺春茶，芽多、嫩香、湯清、味醇，是我國的十大名茶之一，對其名稱由來說法頗多。據(jù)清代《野史大觀》(卷一)載：“洞庭東山碧螺峰石壁，產(chǎn)野茶數(shù)株，土人稱曰：‘嚇煞人香。’康熙己卯……撫臣朱犖購此茶以進……，以其名不雅馴，題之日碧螺春。自地方有司，歲必采辦進奉矣?！庇謸?jù)相傳，明朝期間，宰相王鰲，是東后山陸巷人，“碧螺春”名稱系他所題。又據(jù)《隨見錄》載：“洞庭山有茶，微似而細，味甚甘香，俗稱‘嚇煞人’，產(chǎn)碧螺峰者尤佳，名‘碧螺春’?！比粢源藶閷崳瑒t碧螺春茶應始于明朝，在乾隆下江南之前就已名聲顯赫了。又據(jù)清代王應奎《柳南隨筆》記載：清圣祖康熙皇帝，于康熙三十八年(1699)春，第三次南巡車駕幸太湖。巡撫宋犖從當?shù)刂撇韪呤种煺庂彽镁频摹皣樕啡讼恪边M貢，帝以其名不雅馴，題之日“碧螺春”。
碧螺春茶區(qū)為茶、果間作區(qū)，茶樹和桃、李、杏、梅、柿、橘、白果、石榴等果木交錯種植，明代《茶解》中說：“茶園不宜雜以惡木，唯桂、梅、辛夷、玉蘭、玫瑰、蒼松、翠竹之類與之間植，亦足以蔽覆霜雪，掩映秋陽?！辈铇?、果樹枝椏相連，根脈相通，茶吸果香，花窖茶味，陶冶出碧螺春花香果味的天然品質(zhì)。其成品茶條索緊結(jié)，卷曲如螺，白毫畢露，銀綠隱翠，葉芽幼嫩。沖泡后，茶味徐徐舒展，上下翻飛，茶水銀澄碧綠，清香襲人，口味涼甜，鮮爽生津。尤其是高級碧螺春，茶葉芽頭壯實，可以先沖
水后放茶，茶葉依然徐徐下沉，展葉放香。
碧螺春茶從春分開采，至谷雨結(jié)束。采摘一般是在清晨，茶葉為一芽一葉，芽長1.6～2.0厘米的原料，葉形卷如雀舌，稱之“雀舌”，炒制500克高級碧螺春約需采6.8～7.4萬顆芽頭，歷史上曾有500克干茶達到9萬顆左右芽頭。中午前后揀剔質(zhì)魚葉、老葉和過長的莖梗，保持芽葉勻整一致。通常揀剔一公斤芽葉需費工2～4小時。而芽葉揀剔過程也是鮮葉攤放過程，可促使內(nèi)含物輕度氧化，有利于品質(zhì)的形成。一般5～9時采，9～15時揀剔，15時～晚上炒制，當天采摘。當天炒制，不炒隔夜茶。
每逢茶汛時節(jié)，茶鄉(xiāng)入夜通常萬家燈火，一番繁忙景象。焙茶手短衣緊襖，利索地把揀好的鮮葉芽倒進滾燙的大鍋，叉開五指，在嫩葉中不住地翻拌。手不離茶，茶不離鍋，揉中帶炒，炒中有揉，炒揉結(jié)合，嫩葉如同一條青龍上下翻飛，煞是好看。隨水分蒸發(fā)，葉芽顏色變深，條索纖纖，蜷曲成螺。這時一邊降溫一邊揉捻、搓團，待到茶葉捏攏放開就能自行松散，已是滿屋芳香。此時的茶葉干而不焦，脆而不碎，青而不腥，細而不斷。
碧螺春分7級，芽葉隨1～7級逐漸增大，茸毛逐漸減少。炒制鍋溫、投葉量、用力程度，隨級別降低而增加。即級別低鍋溫高，投葉量多，做形時用力較重。
品嘗高級碧螺春頗有情趣。1972年《中美聯(lián)合公報》，總理在上海曾請美國國務卿基辛格品飲西山碧螺春，因其與眾不同的沏泡方法以至卓爾不群的高雅品味，令基辛格及所有在場人士驚奇萬分，贊不絕口!當碧螺春投入杯中，茶即沉底，瞬時間“白云翻滾，雪花飛舞”，清香襲人。茶在杯中，觀其形，可欣賞到猶如雪浪噴珠，春染杯底，綠滿晶宮的三種奇觀。飲其味，頭酌色淡、幽香、鮮雅；二酌翠綠、芬芳、味醇；三酌碧清、香郁、回甘。
新茶
茶并非越新越好，喝法不當易傷腸胃，新茶含有較多的未經(jīng)氧化的多酚類、醛糞及醇類等物質(zhì)，這些物質(zhì)對健康人群并沒有多少影響，但對胃腸功能差，尤其本身就有慢性胃腸道炙癥的病人來說，這些物質(zhì)就會刺激胃腸黏膜，原本胃腸功能較差的人更容易誘發(fā)胃病。因此新茶不宜多喝，存放不足半個月的新茶更不要喝。
此外，新茶中還含有較多的咖啡因、活性生物堿以及多種芳香物質(zhì)，這些物質(zhì)還會使人的中樞神經(jīng)系統(tǒng)興奮，有神經(jīng)衰弱、心腦血管病的患者應適量飲用，而且不宜在睡前或空腹時飲用。
陽羨溪頭一丸土
宜興自古是一個飲茶的好地方，文人墨客由飲茶而推崇紫砂壺，使宜興落得“陶都”美名。宋代坡在宜興講學，不僅講究飲茶，更講究煮茶用的紫砂壺，為此，他還設計了一把提粱式的紫砂壺，后人稱其為“東坡壺”。時至今日，宜興人待客，不僅要用宜興最好的茶葉，還要用家藏寶壺來泡茶，讓客人在喝茶的同時又欣賞了他心愛的紫砂壺。
宜興紫砂壺的起源，在學術(shù)界和紫砂器愛好者之中有兩種說法：一說宜興紫砂壺始于宋朝，其根據(jù)1976年宜興鼎屬鎮(zhèn)地區(qū)的羊角山發(fā)掘出一條宋代龍窯窯址，出土了許多紫砂陶殘器。有文獻記載，最早見于北宋文學家歐陽修有“喜共甌吟且酌，羨君瀟灑有余清”的詩句，梅堯臣也有詩加以贊揚：“小石冷泉留早味”，“紫泥新品泛春華”。另一說宜興紫砂壺起于明代。此說的根據(jù)參考了明周高起《陽羨茗壺錄》創(chuàng)始篇記載。
宜興壺分三個時期，明朝的正德、萬歷與清朝的嘉慶；三個時期的代表人物是供春、時大彬、陳鴻壽，而“始祖”則是宜興金沙寺不知名的一老僧。金沙寺附近有許多燒陶的窯，專制水缸酒甕之類的粗陶器。老和尚閑來無事。挑上好陶土，水洗澄練，手捏成坯，加在轉(zhuǎn)盤上刮圓挖空，加柄加蓋，加壺嘴，入窯燒成茶壺，就此傳了開去。
《正始篇》記載，正德年問有個姓吳名仕號頤山的秀才，在金沙寺用功，供春為吳氏家僮，心思靈巧，向寺人、僧人學習制作紫砂的技術(shù)，并在實踐中逐漸改變了前人單純用手捏制的方法，改為木板旋泥并配合著竹刀使用。所以供春壺最顯著的特征是，壺身隱起螺紋。供春壺都是小壺，好在土淘得細，型造得好；栗色，看上去像出土的金屬。壺蓋緊密，毫不泄氣。供春充分利用泥陶的本色，燒造的壺造型新穎、雅致、質(zhì)地較薄而且又堅硬。供春在當時名聲顯赫，有“供春之壺勝于金石”的說法。自此供春壺成為紫砂壺的一個象征。
時大彬號少山，其父名明；父子并為制壺高手。那時名家輩出，但推時大彬為首。造型亦精巧絕倫，不下百種之多，有龍蛋、印方、漢瓶、僧帽、誥寶、圓珠、美人肩、西子乳、橄欖、束腰、菱花、六方、蓮子、番象鼻、十錦杯等等名目，爭奇斗艷，美不勝收。但時大彬所制之壺，砂質(zhì)溫潤，色如豬肝；古樸典雅，不媚時俗；脫盡匠氣，乃勝于時流。先喜作大壺，后來得陳眉公之教，方作小壺。
嘉慶年間，此業(yè)中出一良工楊彭年，制壺不用模子，隨意捏成，自有天然韻致，楊家眷屬亦善此技。其實宜興縣令名陳鴻壽，字曼生，杭州人，是一風雅之士，折節(jié)下交楊彭年，手畫壺式十八種，命楊彭年仿制，名為“曼生壺”。曼生壺幾無不有銘。陳鴻壽的幕友，頗多名士；吳江郭慶號頻伽，聲譽尤盛。壺銘多出幕友之手；刻銘須等泥半干時，以竹刀刻就，然后入窯。問或亦由精于篆刻的幕友，親自奏刀，更為曼生壺中的上品。
宜興紫砂壺是以紫泥、紅泥、綠泥等天然泥料雕塑成型后，經(jīng)過1200℃高溫燒成的一種陶器。紫砂土是一種顆粒較粗的陶土，含鐵、硅較高，原料呈沙性，其特征雖硬度高但不瓷化，從胎子微觀觀察有兩層孔隙，即內(nèi)部呈團形顆粒，外層是麟片狀顆粒，兩層顆粒形成不同的氣孔。從其顏色上分。紫砂泥使用最多，綠泥、紅泥較少。
紫砂壺有自己獨特的制作方式，首先是制坯。由于基本的器物有圓形和方形兩種。所以要根據(jù)作品的大小，各個部位的不同尺寸，打制身桶。接上壺嘴兒和壺把兒等部位。這樣一件壺坯就算做好了。還有一種制坯的方法就是用模具，把打好的泥片等部件裝進模具，按模具的形狀制成壺坯，用模具做出的壺坯形狀大小都一致，而且可以批量生產(chǎn)。無論用模具還是不用模具制出的壺坯都要進行精加工，精加工是一件比較復雜而耗費時間的工作，這些都得用手工進行。在壺做好還沒有完全風干以前，要蓋上作者的印章。印章上記載了作者的年代、身份，也有一定的裝飾作用。一般蓋三顆印，分別在壺的底部、壺把兒上，還有壺蓋里面。
養(yǎng)壺
新壺新泡首先要決定此壺將用以配泡哪種茶，譬如重香氣的或重滋味的，如果講完都應專門備泡的壺，同時也可使新壺接受滋養(yǎng)。方法是用干凈鍋器盛水把壺淹沒，用小火煮壺，將茶葉同時放入鍋中。等滾沸后撈出茶渣再稍待些取出新壺置于干燥無異味處，自然陰干即可使用。舊壺重新使用，應做到每次沖完茶后，將茶渣倒掉并用開水洗滌殘湯，以保持清潔。紫砂茶具使用越久，壺身光澤越加光潤，而且據(jù)《陽羨茗壺系》載：“壺經(jīng)久用，滌拭日加，自發(fā)暗然之光，入手可鑒”，也正是國人熱衷的“養(yǎng)壺”。
現(xiàn)代紫砂壺可以分為三類：壺體上光溜溜的，不加任何裝飾的叫光素器。壺體上有橫豎的或旋轉(zhuǎn)的線，叫筋紋器；壺體有各種各樣的裝飾的，被稱做花塑器，行話叫花貨。雖然紫砂壺被分為三類，但是每一類在造型上都有許許多多的變化。比如光素器中的方壺就有很多種類?；ㄋ芷饕彩峭ǔＤ７伦匀唤缋锷锏男螒B(tài)。只不過它是用圓雕、浮雕、淺浮雕的手法來制作成型的。
紫砂壺取其泥料本色，樸素、雅致。里外不施釉，在燒結(jié)得十分致密的沙土中間有肉眼看不見的小氣孔，故而透氣性能良好。用紫砂壺泡茶，沒有絲毫的化學變化，茶汁特別清醇，同時保溫，提攜無燙手之感。紫砂壺經(jīng)久耐用，壁內(nèi)存積的茶銹，名日“荼山”，如在空壺中注入沸水，也有茶葉清香。泡茶既不奪香，又無熟湯味，可泡出“聚香含淑”、“香不渙散”的好茶。
值得一提的是，紫砂壺“注茶越宿，暑月不餿”。雖然就茶道而言，理應“旋淪旋啜”、“宜傾竭即滌去停渣”，但現(xiàn)代人生活繁忙，將茶渣留于壺中數(shù)日亦是常事。對此，清人吳騫記載了他的洗壺妙方：“壺宿雜氣，滿貯沸湯，傾，即沒冷水中，亦急出，冷水瀉之，元氣復矣?！?/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