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歷史背景下的地域文化書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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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長篇小說《驢長老》描繪了從清末民初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將近半個世紀動蕩歷史中懷川故地的政治風云、社會風貌和人際悲歡，小說具有厚重的歷史感，也呈現(xiàn)出鮮明的地域文化色彩。文章從三個方面對小說中的地域文化書寫進行了詳細梳理，進而肯定了其在豐富河南地域文化書寫與弘揚中原文化精神上的重要意義。與此同時，也較為中肯地指出了《驢長老》在地域文化書寫中的局限性，并由此出發(fā)對地域文化書寫的相關問題進行了探討。

關鍵詞：河南文學；地域文化；驢長老

樵聲的長篇小說《驢長老》［1］以中原名剎月山寺的興衰為敘事主線，描繪了從清末民初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將近半個世紀懷川平原的政治風云、社會風貌和人際悲歡。小說遵循著嚴謹?shù)默F(xiàn)實主義寫作傳統(tǒng)，具有厚重的歷史感，與此同時，這部小說更帶有鮮明的地域色彩，反映出作者自覺的本土意識。對河南本土文化的書寫可以說是新時期以來文學豫軍的重要創(chuàng)作主題之一，本文正是從這一角度出發(fā)對《驢長老》進行解讀，并對地域文化書寫中的相關問題進行探討。小說《驢長老》所聚焦的懷川平原，北依太行，南臨黃河，這里山清水秀，物產(chǎn)豐富，作者對其地域文化的書寫，主要從以下三個方面展開。

一、地域歷史的鉤沉與演繹

焦作煤炭資源發(fā)達，近代以來，其經(jīng)濟文化的發(fā)展與煤炭開采業(yè)的興起緊密相關，其歷史的演進也與“煤”緊緊聯(lián)系在一起。在小說《驢長老》中，作者也正是從“煤”出發(fā)，為我們揭開了焦作近代史的一角。作者從懷川當?shù)亓鱾魃鯊V的一個關于神鏊的故事入手，展現(xiàn)了清末跨國集團公司福公司對焦作煤礦的掠奪性開采?！坝⑸谈９境闪⒂?9世紀末葉，在中國活動終結于20世紀50年代初期，是一個重點對焦作煤礦投資、在英國倫敦注冊的股份有限公司。”［2］為了打開煤炭的外銷通道，福公司還專門修建了橫貫豫北東西的道清鐵路，將焦作優(yōu)質煤炭源源不斷地輸入大洋彼岸。在這段歷史書寫中，作者一方面試圖通過細節(jié)描寫為我們還原歷史場景，例如他對于馬市街日常生活的描寫，就勾勒了一個中西混合的“國際化”產(chǎn)業(yè)區(qū)和生活區(qū)的獨特景象。馬市街是英商福公司所在地，由于不少英國人生活在這里，造成了它商業(yè)的繁榮，“街中段的路兩旁，商鋪一家挨著一家”，“有一半的建筑風格已經(jīng)歐化，高聳著或尖或圓的頂子”，熙攘的街道上處處可見大鼻子、藍眼睛、戴著礦工帽的外國人，“還有為英人服務的非洲黑人和印度灰人”。在這其中，作者著力描寫了福公司門前的一場升旗儀式，侵略者在中國的土地上野蠻地炫耀著他們對自己國家的忠誠，這無疑成為近代中國人無法洗刷的恥辱印記。另一方面，作者又非常準確地抓住了圍繞煤礦開采所產(chǎn)生的殖民資本、民族資本和逐步壯大的工人階級之間的矛盾，并將其作為小說敘事的主要矛盾加以展開。例如小說一開始就將身為懷慶同知的章九酬置于福公司與地方煤業(yè)不斷激化的矛盾之中，福公司不斷擴大開采領域，再加上技術先進，產(chǎn)量高，使得地方煤業(yè)舉步維艱。地方群眾積蓄已久的愛國熱情，工人對待遇的不滿，最終合力釀化成“抗夷保域”的狂潮。清廷為安撫民心，斥責地方政府御夷不力，章九酬身處夾縫之中，只有小心斡旋，巧妙應對，卻難以從根本上扭轉局面，這正是辛亥革命之前的中國處于內(nèi)憂外患、危機重重的真實寫照。在對地域歷史的鉤沉中，《驢長老》還有一個突出的特點是作者對月山寺歷史的聚焦。月山寺位于河南焦作博愛縣境內(nèi)，是歷史上著名的佛教圣地，與少林寺、白馬寺、大相國寺并稱為“中原四大名剎”。月山寺的鼎盛時期是明、清兩代，當時寺院規(guī)模宏大，經(jīng)書收藏甚豐。在近代以來中國歷史的動蕩中，月山寺不可避免地走向衰落。辛亥革命后，軍閥混戰(zhàn)使得社會動蕩頻頻，原本清幽雅致的月山寺屢遭強搶，日漸蕭條。國共合作期間，為除舊布新，國民革命軍下令改寺建園并由政府接管。但由于疏于管理，寺廟進一步遭到破壞，最后干脆被廢棄，愈發(fā)荒涼蕭索。日軍侵占焦作期間，月山寺一度成為災民的暫時避難之所，后又遭到日軍的轟炸，在槍炮聲中被夷為平地。作為小說中一個獨特的文化空間，月山寺無疑帶有強烈的象征色彩，它鐘靈毓秀，人文薈萃，是懷川大地自然與人文的完美結合。在小說中追蹤、梳理月山寺的歷史，無疑是作者從本土出發(fā)、對近現(xiàn)代民族苦難史的真實呈現(xiàn)，更為戰(zhàn)爭中人類歷史文明的蒙難發(fā)出了強烈的控訴。在以上兩例之外，1943年河南的旱蝗之災造成的、1925年焦作大罷工、道清游擊隊等歷史事件都在小說中得到部分反映。作為一部有意述史的小說，作者在宏大的歷史框架內(nèi)對地域歷史的鉤沉，用更多的史實和細節(jié)豐富著我們對歷史的想象，召喚著我們對懷川大地多舛命運的思考，折射出近代中國歷史的波瀾壯闊。

二、自然風物與風俗民情的渲染

懷川大地北依太行，南臨黃河，這里人杰地靈，氤氳著山水的情懷?！扼H長老》對地域文化的書寫，當然離不開對自然風物與風俗民情的描寫。作者并沒有蕩開筆墨鋪排懷川的山水之美，而是將表現(xiàn)的重點放在月山。月山的地理位置重要，它“居懷川正中，背靠太行，俯瞰全川，東臨煤業(yè)重鎮(zhèn)焦作，南傍商賈云集之地清化”，更因中原名剎月山寺的存在顯示出其深厚的文化積淀。作者傾其筆力描繪了月山之美：三月的月山萬木蔥蘢，輕柔俏美；五月的月山在峰壑林莽的馬唧鳥鳴中抖擻出精氣神兒；深秋的月山于萬木凋零之際仍顯綠意，別有清韻。在四季畫卷之外，夜幕下的月山、雨中的月山、霧中的月山，都好似一個神秘而清秀的女子，在作者的筆下顯示出她不同的姿態(tài)。月山凝聚著懷川自然氣韻的華彩，似乎是空靈而純凈的精神家園。而明清兩代的懷慶府，更是豫西北地區(qū)的經(jīng)濟、文化重心，自然條件優(yōu)越，物產(chǎn)豐富，伴隨著煤礦業(yè)的快速興起，外埠人大量涌入，各路商賈活動頻繁，加速了商業(yè)的發(fā)展。例如當時的清化鎮(zhèn)，手工業(yè)特別發(fā)達，作者借助一首民謠表現(xiàn)其繁榮的景象：“清化街，五里長，曲里拐彎到許良。從百姓，到皇上，吃穿玩用都鮮亮。錦繡衣，黛絲網(wǎng)，金銀法郎滿頭香。文四寶，侯山扇，覃懷清化美名揚。”而七方村則家家養(yǎng)蠶、繅絲、織綢，有“七方絲綢名天下，閨女個個美嬌娘”之說。小說還特別描繪了陽春三月的七方村姑娘媳婦忙著串門走院比花型、男人們在廣場上支起合繩架“合絲繩”的獨特風景。這一幅色彩明亮、帶有濃郁生活氣息的風俗畫描寫，將懷川別具一格的地域文化生動呈現(xiàn)出來。在自然風物之外，作者也相當重視歌謠、戲曲等民間聲音的傳達。尤其是懷慶梆子，作為懷川當?shù)靥赜械牡胤絼》N，它既有秦腔粗獷蠻野之風又有晉劇嘹亮婉轉之韻。作者在小說中多處引用懷梆，既借其呈現(xiàn)民間風物，又生動體現(xiàn)著懷川人粗獷豪爽、質樸奔放的特點。例如小說第一章借助一首懷慶梆子列舉當?shù)氐呢S富物產(chǎn)：“清化鞭炮上莊姜，前橋簍子后橋筐。柿溝梳篦侯山扇，許良竹器柏山缸。麻莊涼粉中里桶，和莊還有芝麻糖”；第四章中則插入一段車夫哼唱的懷梆野調(diào)：“胡說話話胡說／胡家有個老糊涂／拿鐮刀當板斧／蕎麥地里夯一鋤／撅翻了老棗樹／核桃落得刷呼呼／砸暈了老母豬／看好來了老糊涂／抱母豬哭老姑／噙著奶頭叫二叔……。”唱詞粗放幽默，富有韻律，傳達出濃郁的鄉(xiāng)土情趣。其實無論是歌謠還是戲曲，都是一種方言的藝術，懷梆的唱詞和對白使用的都是懷川話，“懷川話是獨立于中原官話和晉話之外的一種獨特的方言，無論在語音上還是在詞匯上，其地方特色和語言魅力十分明顯”［3］。來自于某一區(qū)域的作家，受到地域文化中的群體思維模式和心理因素的影響，其創(chuàng)作也會自覺不自覺地摻雜著地方方言。小說《驢長老》中也有明顯的方言入文的痕跡，尤其是在人物的對話中，作者也較多地使用了懷川方言，例如“媄”是懷川地區(qū)對母親的獨特稱呼，還有“中”“咋”“恁”“待見”等系列方言詞匯的使用，都通過富有質感的語言展現(xiàn)著地域文化的內(nèi)在氣質。

三、地域文化精神的張揚

地域文化精神是整個地域文化的根本和靈魂，也是作家在地域文化書寫中最為著力的地方，而這往往是通過人物的塑造來加以呈現(xiàn)的。針對懷川人的氣質秉性，作者在小說中有過一段這樣的總結：“跟懷川的人共事，路遙知馬力，經(jīng)久見真心。只要有了交情，要他命都無二話”，“朋友有難，傾囊而助，把義字看得比命還金貴”。在小說中的主要人物章九酬、劉子彥、馮冠彰等人身上，“重情講義”的一面都得到了充分的表現(xiàn)。劉子彥是月山寺和尚妙聰?shù)乃准业茏?，打得一手好算盤，他出身貧寒，后得到章九酬和馮冠彰的賞識，擔任懷豐煤業(yè)的財務總監(jiān)，逐漸發(fā)跡成為當?shù)氐男沦F，但他仍保留知恩圖報、拙樸憨厚的本色。在月山寺、馮冠彰、章九酬蒙難之時，劉子彥均出手相助。北伐時期，國民革命軍下令月山寺封寺建園、遣散眾僧。為解月山之危，劉子彥和馮冠彰籌集兩萬大洋送至吉鴻昌第三團部，極力斡旋之下，清了方丈與妙聰?shù)壬贁?shù)僧人被允諾在廟中暫住；日寇入侵懷川后，為了吞掉懷豐煤業(yè)，日寇精心策劃了陽峰煤礦的瓦斯爆炸慘案，并且抓走了馮冠彰的二兒子馮宇鴻。為搭救馮宇鴻，劉子彥賣掉自己曾引以為榮的宅院，將72200元的現(xiàn)洋交到馮冠彰手上，自己一大家人卻擠在土坯房里，僅靠幾畝薄地過活。劉子彥重情誼不惜傾家蕩產(chǎn)，而小說中的核心人物章九酬雖身為懷慶知府，卻為了不辜負清了住持的信任，堅守月山寺的藏寶秘密，最終為賊人所害，全家老小十幾口人全部遇難，極為慘烈。所謂“尚義”說到底是對儒家仁義道德中人間情懷的堅守，這也是中國人傳統(tǒng)價值觀的重要構成。當遭受日本侵略者的血腥暴行時，懷川人的“尚義”又升華為以民族為重的深明大義和富有犧牲精神的愛國主義情懷。章九酬3個兒子均在中條山戰(zhàn)役中犧牲，一門三烈報國是何等的悲壯；洪氏莊園的掌門人洪小囡在驚天動地的爆炸聲中與日本人玉石俱焚。在他們身上，展示出民族的氣節(jié)和不屈的抗爭精神。懷川自古物產(chǎn)富庶、文化底蘊豐厚，但由于其戰(zhàn)略位置重要，歷史上一向為兵家必爭之地，屢遭戰(zhàn)亂。在歷史的紛亂與戰(zhàn)爭的血腥殘酷之中，懷川人一代代生生不息，頑強繁衍，他們賴以支撐的正是這種精神的傳承。有俗語這樣說道：“南京到北京，沒有懷川兒精?！痹趹汛ㄈ宋幕愿裰校灿兄魃浦\的一面。洪小囡是《驢長老》中濃墨重彩刻畫的一位傳奇式人物，他長相奇特，亦正亦邪，精于心計。當作為革命黨的妙聰處處受到章九酬的盯梢時，他利用翁佩瑤策劃了調(diào)虎離山之計，成功為妙聰解圍；當遭受殺妻之辱、又被日本人強占莊園、面臨滅門之災時，他一面冷靜沉著，虛與委蛇，另一面卻通過暗道將全部糧食調(diào)出莊園。在他的精心安排之下，洪氏家人毫發(fā)無傷，財產(chǎn)全部安全轉移；他自己鋪設一院炸藥與日本人同歸于盡，報仇雪恨。洪小囡的謀略膽識與慷慨大義、兒女情長從不同側面表現(xiàn)出來。在《驢長老》所塑造的女性形象中，劉子彥的妻子喬杏兒令人眼前一亮，她不僅是傳統(tǒng)的賢妻良母，更將懷川人自尊自強、勤儉持家、百折不撓的韌性和大氣演繹得淋漓盡致。喬杏兒出身大戶人家又曾經(jīng)上過洋學堂，但她不惜違抗父命嫁給了心儀的窮小子劉子彥。她在出嫁之日拒絕了娘家的豐厚陪嫁，后來面對父親對劉子彥的提攜也不為所動，執(zhí)意等劉子彥靠自己的本事改變命運。在劉子彥發(fā)達之前，喬杏兒勤儉持家，相夫教子，從未抱怨生活的艱辛，即使家境富裕之后，喬杏兒也從未失去勤儉的傳統(tǒng)。1943年的使懷川地區(qū)餓殍遍地，喬杏兒沒有獨善其身，而是從自己的牙縫里擠出糧食來接濟村人。妙聰師父前來籌措糧資，喬杏兒存款無多卻豁達地表示：“家再福莫過三代，人再有臨死帶不得分文，兒孫自有兒孫福，遇到個有成色的會掙，誰又稀罕祖業(yè)？不在乎的，你留給他個金山、聚寶盆也未必保得住……自古以來，有人圖大反落無，有人圖久自成大，說的都是這個理?！保?］這份氣度和智慧連高僧妙聰聽了也心生敬佩。在小說《驢長老》中，作者的核心視閾是在以妙聰、章九酬為代表的知識分子精英范圍以內(nèi)。但恰恰是在劉子彥、喬杏兒、洪小囡等人身上，我們感受到地域文化的鮮明印痕，這或許正是古老的山水情懷與歷史文化積淀在人物性格上的神秘傳遞?！扼H長老》對于懷川地域文化的挖掘，從整體上呈現(xiàn)出兩個特點。一方面，懷川地域文化顯示出區(qū)別于農(nóng)耕文化的顯著特征：近代煤炭開采業(yè)的發(fā)展推動了懷川經(jīng)濟的發(fā)展，物產(chǎn)的豐富、手工業(yè)的發(fā)達、交通的便利促成了懷川商業(yè)的繁榮發(fā)展。大山大河滋養(yǎng)著懷川人民，這里人文薈萃，文化活動豐富多彩，與我們在以往的文學作品中所熟悉的貧瘠而又單調(diào)的河南鄉(xiāng)土想象構成了很大反差，在某種程度上豐富了河南作家的本土文化書寫。另一方面，作者將地域歷史納入到與國家民族宏大敘事的同構關系中加以闡釋，采取了一種嚴肅的歷史書寫態(tài)度，這使他在表現(xiàn)地域文化精神時，著重凸顯歷史的離亂之中懷川人民自強不屈的抗爭精神、以民族為重的深明大義和富有犧牲精神的愛國情感，這與中原文化乃至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核心價值是一脈相承的。但不得不指出的是，正是由于民間話語并非作者重述歷史的主要出發(fā)點，地域文化的豐富性并未能在小說中得以充分展開。例如，懷川人文歷史深厚，民俗文化也同樣豐富，然而在作者筆下卻只濃縮為旁觀者眼中的幾個典型場景，并未能滲透到小說人物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給人以浮光掠影之感。在小說后半部分，在家國敘事為主導的歷史進程中，地域文化書寫的豐富性更是大幅壓縮。再者，作者對于地域文化挖掘的深入性也有所欠缺。例如，懷川人自古就有經(jīng)商的傳統(tǒng)，明清時期，懷慶商幫日益興起，主要推銷四大懷藥、布匹、竹貨等，而懷梆的影響也隨著商業(yè)活動的興盛不斷擴大。作者雖然在小說中提及了懷川的商業(yè)活動，但并未將其對懷川文化的深刻影響呈現(xiàn)出來。懷梆在更多時候也只是作為一種地域文化的元素出現(xiàn)，其中所包蘊的民間立場與蓬勃自然的生命狀態(tài)則很難釋放出來。第三，由于地域文化塑造著作家的主觀世界，深刻影響著作家的精神氣質、思維方式乃至價值取向，因此，當一位作家書寫地域文化時，其實是一種精神上的回溯，就像沈從文之于湘西、老舍之于北平、李劼人之于四川，那是生命意義的源頭所在。但作家又必須跳出地域之外，帶著一種批判和審視的眼光，勾連著歷史、國家、民族乃至整個人類發(fā)展的宏大視閾，這樣才會賦予地域文化更為深遠的文學意義。例如魯迅在其鄉(xiāng)土小說創(chuàng)作中始終將國民精神批判的主旨與風俗民情的描寫緊密結合起來；老舍在表現(xiàn)北平文化時，總是不忘帶著幽默嘲弄老北京人的保守平庸、自以為是和死要面子；沈從文在“希臘小廟”中也無法完全回避湘西人蒙昧不開化與難以把握自我命運的歷史悲劇，在“現(xiàn)代二字已到了湘西”中更透露出對湘西文化未來走向的隱憂。與之相比，小說《驢長老》對地域文化的書寫則缺少理性深度，價值取向較為單一。

四、結語

任何一位作家的創(chuàng)作都無法離開地域文化的滋養(yǎng)，地域文化的書寫為文學作品提供了豐富多彩的風景畫、風俗畫和心靈畫。真正的本土經(jīng)驗和中國故事的講述卻必須倚重地域文化，這正是在全球化的時代背景下、在不斷被同質化的都市風景線面前，作家對于地域書寫仍然熱情翻涌的重要原因。全球化“讓人們切身感受到西方強勢文化對差異性的遮蔽，但地域文化則構成了‘逆全球化的潮流’，它在客觀上是對文化趨同性的拒斥和質疑［4］”。在現(xiàn)代文學史上，地域書寫逾越了都市與鄉(xiāng)土文學的界限，又往往與歷史書寫糾纏在一起，它包含著真實生動的細節(jié)，使宏大的歷史敘事落到實處，滿足了讀者對于歷史的好奇與想象。然而，地域文化之于歷史書寫的重要性卻遠不止于此，它是一種精神氣質的傳遞，帶著民族文化的厚重積淀，穿透歷史帷幕讓我們感受到現(xiàn)在與過去之間的緊密聯(lián)系。在地域文化書寫的背后更隱含著一種民間立場，它在主流文化視閾之外張揚著地域文化的獨特性，顯示出鄉(xiāng)野村夫與凡夫俗子自由活潑的生命價值。早在20世紀80年代，尋根文學的代表作家韓少功就曾經(jīng)在《文學的“根”》一文中談到精英文化與民間文化之間的關系：“俚語、野史、傳說、笑料、民歌、神怪故事、習慣風俗、方式等等，其中大部分鮮見于經(jīng)典，不入正宗，更多地顯示出生命的自然風貌……這一切，像巨大無比、曖昧不明、熾熱翻騰的大地深層，潛伏在地殼之下，承托著地殼———我們的規(guī)范文化。在一定的時候，規(guī)范的東西總是絕處逢生，依靠對不規(guī)范的東西進行批判的吸收，來獲得營養(yǎng)，獲得更新再生的契機……因此，從某種意義上說，不是地殼而是地下的巖漿，更值得作家們注意?！保?］毋庸置疑，民間文化在家國敘事之外發(fā)揮著多元文化構建的重要作用，它豐富著地域文化的內(nèi)涵，作家也由此出發(fā)表達了對現(xiàn)代性主導下線性歷史觀的反思?？偠灾赜蛭幕瘯鴮懓S富的文化內(nèi)涵，它絕不是一張簡單的標簽或一種刻意的附會，它應該是與創(chuàng)作者個體生命經(jīng)驗的高度融合，又帶著一種理論上的自覺意識。因此作者永遠不會帶著旁觀與獵奇的眼光，而是在眷戀與審視的張力中不斷豐富其意義，并營造出獨特的文學審美空間。從地域文化書寫的角度來解讀《驢長老》，只是一家之言，也許掛一漏萬，但其中所折射出來的許多問題，在地域文化在文學創(chuàng)作中不斷被打撈的今天，卻值得我們一再探討。

參考文獻：

[1]樵聲．驢長老［M］．鄭州：河南文藝出版社，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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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陳晨 單位:鄭州大學文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