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一篇好文章的誕生，需要你不斷地搜集資料、整理思路，本站小編為你收集了豐富的后漢書班梁列傳主題范文，僅供參考，歡迎閱讀并收藏。
[文章編號]：1002-2139（2016）-18--02
穿在身上的衣服叫“體衣”，分上衣和下衣，上衣叫衣，下衣叫裳（《說文》“裳”作“常”，“裳”是“?！钡漠愺w字）。《詩?邶風(fēng)?綠衣》：“綠兮衣兮，綠衣黃裳?！泵珎鳎骸吧显灰拢略簧??！薄吨芏Y?夏官?司馬》：“玄衣朱裳，執(zhí)戈揚盾”。有時“衣”、“裳”并列，如《詩?齊風(fēng)?東方未明》：“東方未明，顛倒衣裳”。統(tǒng)稱為“衣”。在漫長的人類社會發(fā)展進(jìn)程中，不論是衣服的形制、功能，還是衣服的色彩、質(zhì)料，都反映出了時代的特點，反映出了人們的思想認(rèn)識。
當(dāng)古代禮制逐漸完備之后，衣服就不僅僅是御寒和遮羞的了，它還是禮儀制度的象征，甚至是政治的開端，正如班固《白虎通》：“衣者，隱也；裳者，障也。所以隱形自障閉也?！薄吨芤?系辭下》又說：“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表n康伯注：“垂衣裳以辨貴賤。”古人竟然認(rèn)為治理天下從治理衣裳開始，足見古人對衣服的禮儀功能的重視。所以西漢時期武安侯之子田恬，因穿短衣入宮，不合禮儀，而被取消了爵位和封地。（事見《史記?魏其武安侯列傳》：“子恬嗣。元朔三年，武安侯坐衣?b?入宮，不敬，國除。”）
古代與“體衣”有關(guān)的漢字很多，下面只介紹 “裘”、“裳”、“裙”、“褲”四個。
1.裘
《說文》：“裘，皮衣也。從衣，求聲。一曰象形，與衰同意?！奔坠俏?、金文中都有“裘”字，均像皮衣毛在外、皮革在里之形，正如《說文》“表”字下所說：“表，上衣也。從衣毛。古者衣裘，故以毛為表。”段注：“古者衣裘，謂未有麻絲，衣羽皮也。衣皮時毛在外，故裘之制毛在外?！倍F(xiàn)在的皮衣是毛在里、皮革在外，“裘”字反映出古代皮衣與現(xiàn)代皮衣制作上的不同特點。這種不同特點在古籍中亦有記載，如漢劉向《新序?雜事二》就記載了這樣一則故事：魏文侯出游，見到一個打柴的人反穿著皮裘背著柴草，文侯覺得很奇怪?！拔暮钤唬骸鸀榉呆枚?fù)芻？’對曰：‘臣愛其毛。’文侯曰：‘若不知其里盡而毛無所依侍耶？’”后人以“反裘負(fù)芻”來譏諷那種愚昧不知輕重的行為，如桓寬《鹽鐵論?非鞅》：“無異于愚人反裘而負(fù)薪，愛其毛，不知其皮盡也?！?/p>
可以做裘的獸皮很多，如狐、貂、虎、豹、熊、鹿、犬、羊等，其中最珍貴的是狐裘，為君主、王公大臣所服，正如《禮記?玉藻》所說：“錦衣狐裘，諸侯之服也?！薄秴问洗呵?分職》：“衛(wèi)靈公天寒鑿池，宛春諫曰：‘天寒起役，恐傷民’。公曰：‘天寒乎’？宛春曰：‘公衣狐裘，坐熊席，陬隅有灶，是以不寒。民則寒矣’。公曰：‘善’！令罷役?！备哌m《營州歌》：“營州少年厭原野，狐裘蒙茸獵城下。”因為狐裘是裘中之善者，所以又常常用狐裘來比喻人的品質(zhì)之善，如《左傳?襄公十四年》：“右宰?Y從而逃歸，衛(wèi)人將殺之。辭曰：‘余不說初矣，余狐裘而羔袖’。乃赦之?！边@段話記載的是衛(wèi)國大夫?Y先是跟著衛(wèi)獻(xiàn)公逃亡，后來又回到衛(wèi)國。國內(nèi)反對獻(xiàn)公的一派要殺他，他說“余狐裘而羔袖”，意思是自己像狐裘一樣，是好的，只是袖子是羔皮的，過失是局部的。后來終于得到了寬赦。晉杜預(yù)對此解釋道：“言一身盡善，惟少有惡，喻己雖從君出，其罪不多?！?/p>
狐裘又以狐腋下的皮毛所制最為珍貴，因為狐腋下的皮毛最軟暖。狐腋純白，因此又稱狐白裘?！蛾套哟呵?外篇》：“景公賜晏子狐白裘，玄豹之茈，其資千金?！薄妒酚?孟嘗君列傳》：“此時孟嘗君有一狐白裘，直千金，天下無雙?！币驗楹佐米钫滟F，所以古人常用“狐白裘”來比喻精美的事物，如宋胡寅《和朱成伯》詩：“持身貴比琥珀爵，得句精如狐白裘”。用“狐白裘”比喻優(yōu)美的詩句。
和狐裘一樣珍貴的還有貂裘、貉裘。《列朝詩集?云中曲》：“黑帽健兒黃貂裘，匹馬追胡紫塞頭?！标懹巍度率呷找棺碇凶鳌吩姡骸叭ツ晟浠⒛仙角?，夜歸急雪滿貂裘?！庇帧对V衷情》詞：“關(guān)河夢斷何處，塵暗舊貂裘?！惫糯€常常狐、貉并提，如《梁詩選十五?燕歌行》：“夜夢征人縫狐貉，私憐織婦裁錦緋。”劉商《琴曲歌辭?胡笳十八拍》：“胡襟貉袖腥復(fù)膻，晝披行兮夜披臥?！币驗楹谩⒑阳枚际囚弥兄淦?，所以穿此裘者被認(rèn)為是富有的象征。如《論語?子罕》：“子曰：‘衣敝?A袍，與衣狐貉者立而不恥者，其由也與？’”孔子認(rèn)為，穿著破舊的棉袍，與穿著名貴的狐裘或貉裘的人站在一起而不覺得恥辱，才是真正的君子。到了清代康熙以后，以玄狐為最貴重，貂皮次之，并規(guī)定玄狐只有王公以上才可以穿用且非閣臣不得賞賜。因為用狐皮、貂皮做的裘衣即輕又暖，所以狐裘、貂裘等名貴衣服又統(tǒng)稱為“輕裘”或“輕暖”。如《論語?雍也》：“赤之適齊也，乘肥馬，衣輕裘?！庇帧豆遍L》：“子路曰：‘愿車馬衣輕裘，與朋友共，敝之而無憾?！薄睹献?梁惠王上》：“抑輕暖不足于體與？”蔡邕《衣箴》：“今人務(wù)在奢，嚴(yán)志好羌飾。帛必薄絲，衣必輕暖?！?/p>
虎、狼為猛獸，因此穿虎裘、狼裘則是威猛的象征，多為宮廷侍衛(wèi)所穿。《禮記?玉藻》：“君之右虎裘，厥左狼裘。”鄭玄注：“衛(wèi)尊者宜武猛。”是說國君的右侍衛(wèi)穿虎裘，左侍衛(wèi)穿狼裘。
羊裘為粗劣之裘，因此穿羊裘常被用來形容人貧窮或生活簡樸。如《淮南子?齊俗訓(xùn)》：“貧人則夏披葛帶索，……冬則羊裘解札。”《后漢書?馬援傳》：“（馬援）至有牛馬羊數(shù)千頭，谷數(shù)萬斛，……乃盡散以班昆弟故舊，身衣羊裘皮绔?！边@是說馬援把萬貫家財盡分他人，自己卻過著簡樸的生活。
鹿裘也是粗劣之裘，可能是因為上古中原地區(qū)鹿易得而皮又不如狐、貂輕暖的緣故。如《淮南子?精神訓(xùn)》：“文繡狐白，人之所好也；而堯布衣掩形，鹿裘御寒?！薄俄n非子?五蠹》對堯的簡樸生活則記載的更為詳細(xì)：“堯之王天下也，茅茨不翦，采椽不斫；糲粢之食，藜藿之羹；冬日??裘，夏日葛衣；雖監(jiān)門之服養(yǎng)不虧于此矣?！保ā??裘”即鹿裘）《晏子春秋?外篇》：“晏子相景公，布衣鹿裘以朝。公曰：‘夫子之家，若此其貧也，是奚衣之惡也？’”
如果在莊重的場合，還要在裘外加上罩衣，以增加服飾的文采，否則被視為“不禮”?！抖Y記?玉藻》：“表裘不入公門”，就是說裘外不加罩衣不能到正式場合。罩衣叫做“裼”，主要起美飾作用，同時也有尊重對方的意思?！抖Y記?玉藻》：“君在則裼，盡飾也?！笨追f達(dá)疏：“凡君在之時，則露此裼衣，盡其文飾之道以敬于君也?！瘪右碌念伾汪帽仨殔f(xié)調(diào)。《禮記?玉藻》：“君衣狐白裘，錦衣以裼之?！编嵭ⅲ骸熬潞酌茫瑒t以素錦為衣覆之。”即國君的狐白裘外要罩上素錦裼衣。又：“君子狐青裘、豹袖，玄綃衣以裼之。”是說大夫、士等穿狐青裘時要用黑色有花紋的絲織品做裼衣罩在外面。又“犬羊之裘不裼?！编嵭ⅲ骸百|(zhì)略，亦庶人無文飾?！奔蠢习傩沾┑娜蛑?，由于質(zhì)地差，不需要在外面罩上裼衣。《論語?鄉(xiāng)黨》也有這樣的記載：“緇衣，羔裘；素衣，??裘；黃衣，狐裘。”因為裼的作用主要是增添文采，所以即使是貴族平時家居也可不加裼衣，《禮記?玉藻》：“不文飾也，不裼。裘之飾也，見美也?！本褪钦f，非正式場合可以不加文采，故不加裼。
2.裳 裙
《說文》無“裳”字，“裳”作“?！?，“常，下裙也。”在古代，“裳”就是“裙”，指下衣，是用幾幅布帛連接而成?！秲x禮?喪服》：“凡衰，外削幅；裳，內(nèi)削幅?！编嵭ⅲ骸胺采?，前三幅后四幅也。”這是說“裳”是由七幅布帛連接而成。劉熙《釋名?釋衣服》：“裙，群也，聯(lián)接群幅也。”魏晉以前，男女都穿裳裙，《詩?豳風(fēng)?七月》：“載玄載黃，我朱孔陽，為公子裳?！薄抖Y記?曲禮下》：“大夫去國，逾竟，為壇位，鄉(xiāng)國而哭。素衣、素裳、素冠?！边@是說男子穿裳。唐李端《相和歌辭?襄陽曲》：“同居女伴正衣裳，中庭寒月白如霜。”這是說女子穿裳?！度龂?魏書?袁張涼國田王邴管傳》：“（管）寧常著皂帽、布襦?F、布裙，隨時單復(fù)?！薄稌x書?卷九十七》：“其男子通服長裙?！边@是說男子穿裙。《漢書?宣張二王杜郭吳承鄭趙列傳》：“時，司徒史鮑恢以事到東海，過候其家，而（王）良妻布裙曳柴，從田中歸?！薄犊兹笘|南飛》：“著我繡夾裙，事事四五通。”這是說女子穿裙。
3.褲
“褲”是個后起形聲字，《說文》無“褲”字。古代“褲”寫作“?F”、“绔”?！墩f文》：“绔，脛衣也。”段注：“今所謂套褲也。左右各一，分衣兩脛?！薄夺屆?釋衣服》：“绔，跨也，兩股各跨別也?！边@說明形聲字“绔”中的聲符也兼表意義。從文獻(xiàn)記載和出土文物可以看出，上古的褲子和現(xiàn)在的不同，古代的褲子沒有襠，只有兩個褲筒，各自套在腿上，每個褲筒上端有繩帶，向上系在腰間。古代的褲子是和“深衣”相配而穿的，故無需擔(dān)心會露出襠部。正因為褲無襠，所以古代禮制規(guī)定，如果不是過河，不準(zhǔn)把外衣提起來。如《禮記?曲禮上》：“不涉不撅?！庇帧皠谖闾唬钗沐缴??！薄熬铩?、“褰裳”即撩起衣服。
任何事物都不是一成不變的。從文獻(xiàn)記載來看，古代的褲子似乎也有有腰有襠的。如《史記?趙世家》：“居無何，而（趙）朔婦免身，生男。屠岸賈聞之，索于宮中。夫人置兒绔中?！薄段簳?皇后列傳》：“時國有內(nèi)難，將害諸皇子，（平文皇）后匿（昭成）帝于绔中?！比绻f把一個孩子藏在一條褲腿里，似不現(xiàn)實。
從文獻(xiàn)記載來看，古代有褲子還是生活富裕的標(biāo)志，《后漢書?郭杜孔張廉王蘇羊賈陸列傳》在歌頌廉范治理成都提高百姓生活時說：“百姓為便，乃歌之曰：廉叔度，來何暮？不禁火，民安作。平生無襦今五?F?！薄侗碧脮n》卷一二九引《東觀記》：“（黃）香躬親勤苦，盡心供養(yǎng)，冬無?F、被，而親極滋味?！?/p>
雖然有褲子，但質(zhì)地不同，也標(biāo)志著不同的身份、地位或貧富。古時的“紈”是織造精細(xì)的絹，質(zhì)地上乘，用紈制作的褲子則為有錢人所穿，于是后來便用“紈绔”指代富貴人家不務(wù)正業(yè)的子弟?！稘h書?敘傳》：“出與王、許子弟為群，在于綺襦紈绔之間，非其好也。”顏師古注：“紈，素也。綺，今細(xì)綾也。并貴戚子弟之服?！倍鸥Α斗钯涰f左丞丈二十二韻》：“紈绔不餓死，儒冠多誤身?！标懹巍稌鴩@》：“布衣儒生例骨立，紈绔市兒皆瓠肥?！?/p>
關(guān)鍵詞： 《四庫全書》提要稿 《漢書》 比對研究
自乾隆三十八年始修纂《四庫全書》以來，抄寫成形的《四庫全書》不僅分列七處館閣收藏，在此過程中還陸續(xù)編了《四庫全書薈要》，《武英殿聚珍版叢書》、《禁毀書目》等可與《四庫全書》相佐證的書目。不管書目收錄多寡，《四庫全書》在收錄各種書目的同時，也形成了每種書目自己獨有的提要，粗略分來，可分為四種類型：分纂提要、匯總提要、閣本提要和《總目》提要。分纂提要主要有分纂官各自撰寫的提要，匯總提要主指經(jīng)過整理的《初次進(jìn)呈書目》提要，閣本提要主要有文淵閣、文溯閣、文源閣、文津閣、文宗閣、文匯閣、文瀾閣七閣提要，經(jīng)歷英法聯(lián)軍、等戰(zhàn)事，現(xiàn)存完整者只有文淵閣、文溯閣、文津閣三閣書前提要，文瀾閣提要雖仍存在，但因經(jīng)收購和補(bǔ)抄，不復(fù)當(dāng)年模樣?！犊偰俊诽嵋饕姓惚尽⒌畋?、粵本三種。由于《總目》提要詳細(xì)介紹書目著者、書目內(nèi)容以及版本源流等各方面內(nèi)容，不免龐雜，故《簡明目錄》應(yīng)運而生，與《四庫全書》所收錄書目保持一致，但提要內(nèi)容則簡略許多，一目了然。本文圍繞邵晉涵分纂稿、《薈要提要》、文淵閣《四庫全書》書前提要、文溯閣《四庫全書》書前提要、文津閣《四庫全書》書前提要、浙本《總目》、殿本《總目》以及《簡明目錄》八本提要，從中輯出關(guān)于《漢書》的單篇提要，匯總在一起，擬從《漢書》書名、卷數(shù)、內(nèi)容、班昭續(xù)《漢書》、評價這幾個方面給予具體分析。
【比對】
一、關(guān)于書名。
邵晉涵分纂稿、《薈要提要》、浙本《總目》、殿本《總目》、《簡明目錄》均作“《漢書》”[1][2][6][7][8]。文淵閣《四庫全書》書前提要在文中作“《漢書》”[3]，書口作“《前漢書》”[3]，文溯閣《四庫全書》書前提要、文津閣《四庫全書》書前提要作“《前漢書》”[4][5]。由此見，書名存在《漢書》與《前漢書》之異，筆者以為，既可能是所參照版本不同所致，如下所述，也可能是為區(qū)別范曄所作《后漢書》，而將之前班固所作的《漢書》命為《前漢書》。說明：正文所征引邵晉涵分纂稿取自《四庫提要分纂稿》；《薈要提要》取自《四庫全書薈要總目提要》；文淵閣《四庫全書》書前提要、殿本《總目》、《簡明目錄》皆來自“九五”國家電子出版物重點工程的《文淵閣四庫全書》電子版；文津閣《四庫全書》書前提要取自《文津閣四庫全書提要匯編（史部）》；文溯閣《四庫全書》書前提要取自《金毓黻手定本文溯閣四庫全書提要》；浙本《總目》所用為中華書局1965年版《四庫全書總目》。以下所引《四庫全書》提要稿均出自以上八本，不再贅引。
二、關(guān)于卷數(shù)。
文溯閣《四庫全書》書前提要、文津閣《四庫全書》書前提要作“一百卷”，邵晉涵分纂稿、《薈要提要》、浙本《總目》、殿本《總目》、《簡明目錄》均作“一百二十卷”，聯(lián)系之前文溯閣、文津閣提要書名作“《前漢書》”，加之此處卷數(shù)不一，可能是所用版本不同所致。按：《漢書》，又名《前漢書》，包括紀(jì)十二篇，表八篇，志十篇，傳七十篇，共一百篇。至唐代，顏師古認(rèn)為《漢書》卷帙繁多，于是將篇幅較長者分為上、下卷或上、中、下卷，此次分類將《漢書》分成一百二十卷，共八十萬字，故后世所用版本可能是參照顏師古本而來，而文溯閣、文津閣書前提要所采納“一百卷”，可能是古本《漢書》。
三、關(guān)于內(nèi)容，從以下四方面來進(jìn)行簡要分析。
（1）文淵閣《四庫全書》書前提要、浙本《總目》、殿本《總目》內(nèi)容大致相同，然有兩字不同。文淵閣《四庫全書》書前提要云：“之遴又引古本述云：‘淮陰毅毅，伏劍周章。’”其中文淵閣《四庫全書》書前提要作“伏劍周章”，浙本、殿本《總目》寫作“仗劍周章”。查邵晉涵分纂稿，云：“之遴又引古本述云：‘淮陰毅毅，伏劍周章’?！备盼臏Y閣本參照邵晉涵分纂稿寫就?！锻ㄖ尽肪硪话偎氖涣袀鞯谖迨淖鳎骸肮疟臼鲈疲骸搓幰阋悖鼊χ苷隆?，與文淵閣本書前提要同；而《南史》卷五十列傳第四十、《諸史提要》卷十、《十七史商榷》卷七、《四庫全書總目》卷四十五史部一、《佩文韻府》御定卷三十四之五皆云：“古本述云：‘淮陰毅毅，仗劍周章?！盵10]文中《南史·劉之遴傳》出自《南史》，《南史》卷五十列傳第四十用為“仗劍周章”，筆者認(rèn)為，文中“淮陰”指“淮陰侯韓信”，“伏劍”為“以劍自刎”之意，“仗劍”為“持劍、執(zhí)劍”之意，“周章”為“周游、四處闖蕩”之意。若理解為“伏劍周章”，即韓信以劍自刎，則既與后面的“周章”一詞不搭，也與歷史上韓信被呂后及蕭何騙入長樂宮鐘室害死的史實不符，故此處當(dāng)以浙本、殿本《總目》所作“仗劍周章”為是。
（2）文淵閣《四庫全書》書前提要、浙本《總目》、殿本《總目》內(nèi)容與邵晉涵分纂稿內(nèi)容有許多相同之處，以下一段是內(nèi)容完全相同的，引之如下：
《南史﹒劉之遴傳》云：“鄱陽嗣王范得班固所撰《漢書》真本，獻(xiàn)東宮?；侍恿钪嗯c張纘、到溉、陸襄等參校異同，之遴錄其異狀數(shù)十事，以今考之則語皆謬妄，據(jù)之遴云：‘古本《漢書》稱永平十年五月二十日己酉郎班固上，而今本無上書年月日子。’……之遴又引古本述云：‘淮陰毅毅，伏劍周章（浙本、殿本）《總目》作“仗劍周章”），邦之杰子，實惟英彭，化為侯王，云起龍驤?！唤癖尽且溆袕堦套ⅲ顷趟娬呒词墙癖?，況《之遴傳》所云‘獻(xiàn)太子’者，謂昭明太子也?！段倪x》載《漢書述贊》云‘信惟餓隸，布實黥徒，越亦狗盜，芮尹江湖，云起龍驤，化為侯王’，與今本同，在昭明亦知之遴所謂‘古本’者不足信矣?！?/p>
按：邵晉涵分纂稿寫作時間當(dāng)前于后來的浙本《總目》與殿本《總目》，由此可推斷，浙本《總目》、殿本《總目》此段內(nèi)容當(dāng)是采用了邵晉涵所撰分纂稿。
（3）文淵閣《四庫全書》書前提要、浙本《總目》、殿本《總目》內(nèi)容與邵晉涵分纂稿內(nèi)容也有不相同之處。邵晉涵分纂稿云：“自魏王肅始撰偽經(jīng)，至梁人于《漢書》復(fù)有偽古本，然心勞日拙，千載如見，究不可掩?！蔽臏Y閣《四庫全書》書前提要、浙本《總目》、殿本《總目》云：“自漢張霸始撰偽經(jīng)，至梁人于《漢書》復(fù)有偽撰古本。然一經(jīng)考證，紕繆顯然。”有關(guān)撰寫偽經(jīng)的年代，二者出現(xiàn)分歧，邵晉涵認(rèn)為“自魏王肅始撰偽經(jīng)”，蓋指王肅偽造《孔子家語》、《孔從子》二書，意在借世人“重古之風(fēng)”達(dá)到流傳個人作品的目的。文淵閣《四庫全書》書前提要、浙本、殿本《總目》認(rèn)為“自漢張霸始撰偽經(jīng)”，蓋指東漢成帝時張霸偽造《古文尚書》，后成帝使人用皇家所藏的孔壁《尚書》對看，錯訛頗多，故成帝將張霸投入獄中。從時間上看，文淵閣本書前提要、浙本、殿本《總目》所說“自漢張霸始撰偽經(jīng)”要先于邵晉涵所謂的“自魏王肅始撰偽經(jīng)”，而偽經(jīng)出現(xiàn)的年代究竟在何時，此處不好斷定，隨著出土文獻(xiàn)的增多，勢必對解決此類辨?zhèn)螁栴}能有所幫助。
（4）文溯閣《四庫全書》書前提要、文津閣《四庫全書》書前提要內(nèi)容相同，而文溯閣《四庫全書》書前提要完成于“乾隆四十七年四月”、文津閣《四庫全書》書前提要內(nèi)容完成于“乾隆四十九年八月”。在內(nèi)容相同情況下，當(dāng)是文津閣本參照文溯閣《四庫全書》書前提要而寫就。同時，文溯閣《四庫全書》書前提要、文津閣《四庫全書》書前提要內(nèi)容與薈要本提要有許多內(nèi)容大致相同，薈要本為：“顏師古因其叔游秦之《決疑》，更集眾說，為注地理音釋，精核無比。然歷年既久，不無脫誤。令以諸書互證，附列于后。宋人讀《漢書》，或至三十七校，今刻本庶無遺憾焉?！蔽乃蓍w本、文津閣本在“為注地理音釋，精核無比”后，多出“號為‘班史忠臣’”句，與前邵晉涵分纂稿中“顏師古注，唐人稱為‘班固忠臣’”類似，與文淵閣《四庫全書》書前提要中“要其疏通證明，究不愧班固功臣之目”亦類似，而文溯閣、文津閣《四庫全書》書前提要完成時間在分纂稿、薈要本、文淵閣《四庫全書》書前提要之后，故可能同時參考了分纂稿、薈要本、文淵閣本三本提要。
四、關(guān)于班昭續(xù)《漢書》。
除薈要本書前提要未有提及，其它各提要均有所體現(xiàn)。邵晉涵分纂稿云：“案，固自永平受詔修《漢書》，至建初中乃成，又《班昭傳》云‘八表并《天文志》未竟而卒，和帝詔昭就東觀藏書踵成之’?！蔽臏Y閣本書前提要云：“《漢書》一百二十卷，漢班固撰，其妺班昭續(xù)成之?！蔽乃蓍w、文津閣本書前提要云：“而《八表》并《天文志》未竟而卒，和帝詔其妹昭就東觀藏書踵成之?！贝伺c邵晉涵所云同。浙本、殿本《總目》云：“《漢書》一百二十卷（內(nèi)府刊本），漢班固撰，其妺班昭續(xù)成之。”幾與文淵閣本書前提要同。《簡明目錄》云：“《漢書》一百二十卷，漢班固撰，其妹昭續(xù)成之?！迸c文淵閣本書前提要同。從各提要所載班昭續(xù)《漢書》之事，描述幾乎相同，可見這一觀點當(dāng)為公論。
五、關(guān)于劉之遴的評價。
邵晉涵分纂稿評價之遴對《漢書》鑒評多謬妄，在舉多例表明的前提下，還加上作者自己的評價，此舉列其一：“之遴又云：‘今本《外戚》在《西域》后，古本次《帝紀(jì)》下。又今本《高五子》、《文三王》、《景十三王》、《孝武六子》、《宣元六王》雜在諸傳中，古本諸王悉次《外戚》下，在《陳項傳》上。’夫紀(jì)、表、志、傳之次序，固自言之，如之遴所述，則傳次于紀(jì)，而表、志反在傳后，諸王既以代相承，宜總題曰‘諸王傳’，何以《敘傳》作《高五王傳》第八、《文三王傳》第十七、《景十三王傳》第二十三、《武五子傳》第三十三、《宣元六王傳》第五十耶。且《漢書》始改《史記》之《項羽本紀(jì)》、《陳勝世家》為列傳，自應(yīng)居列傳之首，豈得移在諸王之后？其述《外戚傳》第六十七、《元后傳》第六十八、《王莽傳》第六十九，明以王莽之勢成于元后，史家微意寓焉，若移《外戚傳》次于本紀(jì)，是惡知史法哉。”可見邵晉涵本人對于之遴評鑒《漢書》的看法多是不茍同的，直接以“惡知史法哉”結(jié)句來強(qiáng)化對之遴話語的不認(rèn)可。《簡明目錄》亦評價云：“而《南史·劉之遴傳》別有《漢書》真本之說，顛倒其篇目，竄亂其字句，實為謬妄，故今所傳本悉不從之遴說焉?！迸c邵晉涵分纂稿表達(dá)意思相近。
六、關(guān)于顏師古的評價。
邵晉涵對顏師古“忠臣”稱號的中肯評價，既指出其注尚有不足之處，又指出顏注的成就：“顏師古注，唐人稱為班固忠臣，惜其祇聚諸家舊注而定其折衷，不能旁征載籍，以推廣其義，然后人致正《漢書》者俱不能出顏氏之范圍，則謂之‘忠臣’也亦宜?！薄端C要提要》云：“顏師古因其叔游秦之《決疑》，更集眾說，為注地理音釋，精核無比。”肯定顏師古注《漢書》地理音釋的功績。文淵閣本書前提要、浙本、殿本《總目》云：“《師古注》條理精密，實為獨到。然唐人多不用其說。……殆貴遠(yuǎn)賤近，自古而然歟。要其疏通證明，究不愧班固功臣之目。固不以一二字之出入，病其大體矣。”文淵閣本書前提要、浙本、殿本《總目》將唐人多不用顏師古《注》，解釋為“貴古賤近”，對顏師古注《漢書》總體上是持褒揚態(tài)度。
七、關(guān)于班固作《漢書》的評價。
邵晉涵對班固編《漢書》嚴(yán)謹(jǐn)作風(fēng)予以肯定：“漢制近古，固此書敘次縝密，故鄭康成、干寶引以注經(jīng)，而經(jīng)師如服虔、韋昭皆為《漢書注》，蓋實有可輔經(jīng)而行者?！薄端C要提要》云：“固書因父彪舊業(yè)，及劉向、劉歆、揚雄之所述，文贍事詳，昔儒悉研精焉。故為音義訓(xùn)注者，應(yīng)劭、服虔、如淳以下二十余家?！敝赋隽税喙叹幾稘h書》的諸多有利的背景，故而文贍事詳，引后世諸人為之音義訓(xùn)注。筆者以為，提及“固書因父彪舊業(yè)，及劉向、劉歆、揚雄之所述”，當(dāng)指司馬遷撰寫《史記》之后，因時間跨度從皇帝至漢武帝止，故后來褚少孫、劉向、劉歆、揚雄等都相繼綴補(bǔ)時事，班彪為班固之父，其所作《后傳》數(shù)十篇也是續(xù)《史記》之作，故班固在前人及其父所作《后傳》的基礎(chǔ)上，編撰《漢書》。這在文溯閣《四庫全書》書前提要、文津閣《四庫全書》書前提要中有詳細(xì)體現(xiàn)：“初其父徐令彪以司馬氏《史記》太初以后闕而不錄，故作后傳數(shù)十篇，固以所續(xù)未詳，乃采輯前記如劉向、劉歆、揚雄之所述以成是書。而《八表》并《天文志》未竟而卒，和帝詔其妹昭就東觀藏書踵成之?！蔽臏Y閣《四庫全書》書前提要、浙本、殿本《總目》對固作書有受金之謗、竊據(jù)父書之謗、竊盜父名等語一一作出解釋，還班固以公允：“固作是書，有受金之謗，劉知幾《史通》尚述之。然《文心雕龍·史傳篇》曰‘征賄鬻筆之愆，公理辨之究矣’是無其事也。又有竊據(jù)父書之謗。然《韋賢》、《翟方進(jìn)》、《元后》三傳俱稱‘司徒掾班彪曰’?！额亷煿抛ⅰ钒l(fā)例，于《韋賢傳》曰：‘《漢書》諸贊皆固所為。其有叔皮先論述者，固亦顯以示后人。’而或者謂固竊盜父名，觀此可以免矣。是亦無其事也?！?/p>
在《四庫全書》各類提要稿中，分纂稿當(dāng)屬雛形，經(jīng)整理而成匯總稿，即《初次進(jìn)呈書目》，其次為七閣本提要、再由紀(jì)昀等總編纂官將之修改而編定為《總目》提要，最后又因《總目》提要繁瑣而出《簡明目錄》，經(jīng)歷之多，故而各提要的內(nèi)容呈現(xiàn)出不同的特色，有相沿襲者，也有中途撤銷、補(bǔ)充、改動者。僅從《漢書》諸提要來看，浙本《總目》與殿本《總目》內(nèi)容相同，而邵晉涵分纂稿、文淵閣《四庫全書》書前提要、浙本《總目》與殿本《總目》內(nèi)容大體相似，有些微處改動，按照時間順序來看，可看出諸本提要間確實存在一種沿襲關(guān)系。再觀《薈要提要》，所敘內(nèi)容雖與諸閣本、《總目》提要相似，然卻言簡意賅，無沿襲之處，故可推斷《薈要提要》編纂者應(yīng)無借鑒在其前所作的分纂稿，為獨立創(chuàng)作。文溯閣、文津閣《四庫全書》書前提要內(nèi)容相同，且文溯閣、文津閣《四庫全書》書前提要與薈要本提要有許多內(nèi)容大致相同，與邵晉涵分纂稿、文淵閣《四庫全書》書前提要也存在相似之處，概其可能同時參考了分纂稿、薈要本、文淵閣本三本提要，從這亦可窺諸提要間存在著千絲萬縷的聯(lián)系?！端膸烊珪分T提要論述《漢書》時多注重論據(jù)，如對固作書有受金之謗、竊據(jù)父書之謗、竊盜父名等作出解釋，而引用《文心雕龍·史傳篇》、《韋賢》、《翟方進(jìn)》、《元后》等文來力證，做到了講究實事求是，無征不信，筆者以為這應(yīng)與清朝樸學(xué)昌興，注重考據(jù)有關(guān)，彼時四庫館里館臣多宗“漢學(xué)”，如紀(jì)昀、戴震、姚鼐、邵晉涵等人，此種風(fēng)氣也多少影響到了編纂提要的文風(fēng)。以上僅就《漢書》提要一例大膽作出猜想，諸多說法尚有待比對更多的提要來例證，也說明將《四庫全書》各提要結(jié)合起來一并研究，無論于校勘學(xué)、歷史學(xué)研究，還是學(xué)術(shù)觀念、學(xué)術(shù)風(fēng)格之研究，都是大有可為的。
參考文獻(xiàn)：
[1]翁方綱，邵晉涵等撰.吳格，樂怡標(biāo)校整理.四庫提要分纂稿[M].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6：452-454.
[2]江慶柏整理.四庫全書會要總目提要[M].北京：人民文學(xué)出版社，2009：224.
[3]紀(jì)昀，陸錫熊，孫士毅等編纂.文淵閣四庫全書電子版·漢書[M].上海、香港：上海人民出版社和迪志文化出版有限公司合作出版，1999.史部正史類.
[4]金毓黻輯.金毓黻手定本文溯閣四庫全書提要[M].北京：中華全國圖書館文獻(xiàn)縮微復(fù)制中心，2000：224.
[5]《四庫全書》出版工作委員會.文津閣四庫全書提要匯編（史部）[M].北京：商務(wù)印書館，2006：10.
[6]永瑢，紀(jì)昀等撰.四庫全書總目[M].北京：中華書局，1965：400-401.
[7]紀(jì)昀，陸錫熊，孫士毅等編纂.文淵閣四庫全書電子版·欽定四庫全書總目[M].上海、香港：上海人民出版社和迪志文化出版有限公司合作出版，1999，VOL45.
[8]紀(jì)昀，陸錫熊，孫士毅等編纂.文淵閣四庫全書電子版·欽定四庫全書簡明目録[M].上海、香港：上海人民出版社和迪志文化出版有限公司合作出版，1999，VOL5.
一、山東漢碑分布
山東境內(nèi)見于文獻(xiàn)著錄的漢碑共計77件，其分布東達(dá)平度、南至單縣、西到曹縣、北止歷城，遍及27個縣市。為漢代北海國、濟(jì)南國、齊國、瑯邪國、泰山國、東平國、任城國、濟(jì)陰郡所屬。
濟(jì)寧市共42件：《北海相景君銘》、《武斑碑》、《乙瑛碑》、《孔謙碑》、《孔君墓碑》、《禮器碑》、《孔子墓碑》、《鄭固碑》、《孔宙碑》、《衡方碑》、《史晨碑》、《孔彪碑》、《武榮碑》、《熹平殘碑》、《魯峻碑》、《鄭季宣殘碑》、《孔褒碑》、《竹葉碑》、《汝南周府君碑額》、《武氏墓群無字碑》、《陶洛殘碑》、《漢南殘碑》、《歸德橋碑》、《魯相謁孔廟殘碑》、《孔志碑》、《麟鳳碑》、《陽嘉殘碑》、《武開明碑》、《武梁碑》、《孔君德碑》、《嚴(yán)舉碑》、《度尚碑》、《孔扶碑》、《孔宏碑》、《長侯成碑》、《青山碑》、《孔翊碑》、《劉岱碑》、《禹廟殘碑》、《魏冉碑》、《孔翊碑》、《浚儀令衡立墓碑》。
菏澤市共13件：《行事渡君碑》、《張壽殘碑》、《楊叔恭碑》、《東平憲王碑》、《馬江碑》、《伯成碑》、《李剛碑》、《薛季像碑》、《班孟堅碑》、《故繹幕令匡碑》、《劉曜殘碑》、《丁昭儀墓碑》、《子賤頌德碑》。
濰坊市共九件：《王章碑》、《魏元丕碑》、《童子逢盛碑》、《孫根碑》、《鄭玄碑》、《孫嵩兄弟二碑》、《孫嵩碑》、《朱博殘碑》。
棗莊市共四件：《伯興妻殘碑》、《倉頡庚午等字殘碑》、《永元殘碑》、《漢郡太守殘碑》。
臨沂市共二件：《孝禹碑》、《陳德碑》。
淄博市共二件：《梧臺里石社碑額》、《蘭臺令史等字殘碑》。
濟(jì)南市共二件：《劉衡碑》、《伏生墓碑》。
青島市共一件：《王舍人碑》。
泰安市共一件：《張遷碑》。
原址不詳者一件：《王政碑》。
從以上材料可以看出，濟(jì)寧地區(qū)石碑最多，其次為菏澤、濰坊兩地，棗莊、臨沂、淄博、濟(jì)南、青島、泰安碑目較少。石碑以濟(jì)寧為中心，主要集中于山東西南部。此區(qū)是漢代魯國的中心地帶，今濟(jì)寧是孔孟儒學(xué)的發(fā)源地，自古禮儀制度完善，文化教育發(fā)達(dá)。在傳統(tǒng)儒學(xué)文化滋養(yǎng)下，本地為漢王朝培養(yǎng)了大量高級官吏及經(jīng)學(xué)大師，其下門生故吏盈千累萬。在漢代崇尚儒學(xué)、敬重品行、奉行厚葬的時風(fēng)下，大量達(dá)官、顯貴、地主為自己建造豪華陵墓、增制石碑。列位門生故吏也競相樹置石碑，標(biāo)榜其派，故使本區(qū)碑目林立。
兩漢時，青州、兗州、豫州刺史部是我國重要的冶鐵中心，發(fā)達(dá)的冶鐵業(yè)促進(jìn)了本區(qū)石刻工具的制作與完善。從先秦的石刻符號到秦始皇東巡泰山、銘刻碣石，發(fā)展至東漢，境內(nèi)工匠已能嫻熟掌握各種鐫刻工藝，為該區(qū)石碑制作提供了堅實的技術(shù)保證，使其形制類型豐富多樣、制作精熟完善。
二、山東漢碑形制
漢代山東石碑形制多樣，圓首類、圭首類、方首類一應(yīng)俱全，其形制演變可窺見全國石碑脈絡(luò)傳承，各地石碑形制均可見于此地。
西漢河平三年《孝禹碑》是我國現(xiàn)存最早的刻字碑，其碑首圓首，高132厘米、上寬32厘米、下寬46厘米、厚26厘米，碑寬不到體厚的兩倍，呈面窄體厚的石碣狀。碑首陰線屋檐式平行豎紋，下刻鳳鳥昂首相對。碑文書寫隸書十五字，字體平正，線條厚重平直，古樸渾厚。該碑形制與功用初見東漢碑制，但形制不甚規(guī)整、刻劃粗糲，為石碑的雛形。
桓帝之前，山東石碑以圭首類為主。《北海相景君碑》造型規(guī)整、圖案精致、制作水平遠(yuǎn)超同期其他石碑類型。東漢山東圭首類碑體渾厚寬博，高度160～283厘米，碑寬79～170厘米，高寬比例平均為2.4∶1。個別石碑高度不足寬度的兩倍，更為寬碩，如《武氏墓群無字碑》，碑文書寫古茂拙樸。早期《北海相景君碑》結(jié)體自然生動、刻畫隨意放松，晚期《武榮碑》、《魯峻碑》等，書體扁平、筆畫粗細(xì)有致、波挑分明。
桓靈時期，圓首碑?dāng)?shù)量居多，圓首暈紋為漢代石碑形制之標(biāo)志。該類碑首鑿刻三道弧形凹槽，遞層排列，偏居一側(cè)，寬度約計十厘米，醒目突出。據(jù)現(xiàn)存該類石碑統(tǒng)計，暈紋皆為三道，這種碑首以“三”構(gòu)圖的現(xiàn)象，是石碑制作的偶然巧合？還是其中另有玄機(jī)？洪適在其《隸釋》一文中，對《老子銘》有這樣的記錄：“以老子離合于混沌之氣，與三光為始終。觀天作讖，升降斗星。隨日九變，與時消息。規(guī)矩三光，四靈在旁。存想丹田，大一紫房?！边@里的“規(guī)矩三光，四靈在旁”不正與碑首暈紋三道，碑面雕飾青龍、白虎、朱雀、玄武的石碑布局結(jié)構(gòu)相吻合嗎？《道德經(jīng)》曰：“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萬物負(fù)陰而抱陽，沖氣以為和?！薄饵S帝內(nèi)經(jīng)太素?
知針石》又云：“萬物負(fù)陰抱陽，沖氣以為和，萬物盡以三氣而生?！笨梢姡@種“三”即是代表天地陰、陽、和的三氣。對于“暈”，《說文解字》釋曰：“暈，日月氣也?！惫蚀藭灱y便是日陽、月陰、中和三氣的一種抽象表現(xiàn)。而位于暈紋下方的碑穿則很容易使我們聯(lián)想到它是產(chǎn)生三氣的日月，這樣圓首暈紋碑便呈現(xiàn)出“氣在外越嶂也，日月俱然”的景象。山東《孔謙碑》、《孔宙碑》、《孔彪碑》、《孔褒碑》、《歸德橋碑》等均屬此類。然而，歷代學(xué)者多將暈紋視為古代下棺引遺留的痕跡?！墩Z石》卷三引王芑孫《碑版廣例》曰：“漢碑穿外有暈，其暈繚繞?；蚣醋源┲谐觯騽e從穿外起，尚存古制引之意?！睗h代董仲舒的“天人感應(yīng)”思想理念貫穿于漢代社會生活各處，形成了“象天地”的宇宙認(rèn)識?！稘h書?禮樂志二》云：“人函天地陰陽之氣，有喜怒哀樂之情，天稟其性而不能節(jié)也，圣人能為之節(jié)而未能絕也，故象天地而制禮樂，所以通神明、立人倫、正情性、節(jié)萬事也?！边@種理念被廣泛地運用于建筑、雕塑等各種造型器物中，班固《兩都賦》云：“其宮室也，體象乎天地，經(jīng)緯乎陰陽，據(jù)坤靈之正位，放太紫之圓方?！崩钯t注：“圓象天，方象地?！惫试诖藵夂竦摹疤烊讼鄳?yīng)”的環(huán)境中，我們僅從實用的角度去解釋“暈”，不免牽強(qiáng)。并且，至于漢碑穿制是否具有下棺之用，多數(shù)學(xué)者也提出了質(zhì)疑或否定的意見。
靈帝時期，山東圓首碑碑首出現(xiàn)蟠龍圖案，率先打破石碑古樸簡純的形制特點，為其注入了生動的藝術(shù)活力。《衡方碑》碑首頂梁盤疊七段獸身，無首無鱗，與后期碑首蟠龍圖案相近。光和年間《王舍人碑》碑首殘毀，但仍可辨青龍身盤疊趺于碑首頂梁。此碑座為龜趺狀，體態(tài)扁平，結(jié)構(gòu)簡單，是已知所見最早龜趺實物。張遷碑碑首雙鳳戲珠、碑側(cè)龍虎盤纏升至碑首頂端，刻畫精細(xì)，構(gòu)圖別致，為漢碑中的精品。圓首蟠龍類碑文書寫藝術(shù)氣息濃郁，結(jié)體自由隨意，筆畫變化生動，別具情趣?！稄堖w碑》“其書不能工，而典雅饒古意，終非永嘉以后所可及也”，《衡方碑》“此碑書體寬綽而潤，密處不甚留隙地，似開后來顏真卿正書之漸，勢在景君銘、鄭固之間”。
漢代方首碑鮮見，山東僅有四件。《鳳碑》碑首高大，約占整碑的三分之二，其上減地陽刻一只展翅欲翔鳳鳥，身上陰線刻裝飾花紋，較為精致。《乙瑛碑》、《禮器碑》、《史晨碑石碑》密布碑文，碑面很少裝飾，《乙瑛碑》碑側(cè)陰線刻波狀蛇紋，身軀穿梭于卷云圖紋內(nèi)。以上各碑書寫采用隸書，均為漢隸名品，淳古典雅。無論是“橫翔捷出，開后來雋利一門，然肅穆之氣自在”的乙瑛碑，還是“瘦勁如鐵，變化若龍；一字一奇，不可端倪”的禮器碑，亦或是“肅括宏深，沈古遒厚，結(jié)構(gòu)與意度皆備，洵為廟堂之品，八分正宗”的史晨碑，它們都各領(lǐng)，別具一格。
三、山東漢碑特點
石碑作為文化產(chǎn)物，它是一個社會政治、經(jīng)濟(jì)在觀念形態(tài)上的反映。每一種形制、裝飾及碑文書法均記錄著社會更迭的歷史，訴說著時代的精神動力，蘊(yùn)含著深刻的文化內(nèi)涵。同樣，每件石碑也因其所處的時代、地域差異，表現(xiàn)出明顯的時空特點。素有“通魚鹽之利，而人物輻輳”的山東位于中國東部沿海、黃河下游地帶，境內(nèi)河泊眾多，群山連綿，土地肥沃，經(jīng)濟(jì)發(fā)達(dá)。它是孔孟儒學(xué)的發(fā)祥地，歷史文化悠久，境內(nèi)石碑具有鮮明的齊魯文化地域特點。
山東作為齊魯之邦，孔孟儒學(xué)誕生于此。在漢代“罷黜百家，獨尊儒術(shù)”的環(huán)境下，該地儒文化極為興盛，據(jù)《漢書?儒林傳》記錄：“漢興，言《易》自淄川田生；言《書》自濟(jì)南伏生；言《詩》，于魯則申培公，于齊則轅固生，燕則韓太傅；言《禮》則魯高堂生；言《春秋》，于齊則胡母生，于趙則董仲舒?！薄逗鬂h書?儒林列傳》亦云：“光武中興……立五經(jīng)博士，各以家法教授?！兑住酚惺?、孟、梁丘、京氏，《尚書》歐陽、大小夏侯，《詩》齊、魯、韓，《禮》大小戴，《春秋》嚴(yán)、顏。凡十四博士。”以上田何、伏生、申培、轅固生、高堂生、胡母生、孟喜、梁丘賀、京房、歐陽生、夏侯建、夏侯勝、嚴(yán)彭祖、顏安樂，為今山東人，均是漢代著名的經(jīng)學(xué)大師。而在儒學(xué)經(jīng)典著作中，《孝經(jīng)》被視為漢代重要的典章誦本，以至形成“漢制使天下誦孝經(jīng)”的盛況。在此影響下，兩漢形成獨特的以孝治天下的政治策略?！靶ⅰ背蔀槠范ㄊ廊说滦械臉?biāo)準(zhǔn)，也成為遴選官吏的主要方法。山東《孔宙碑》、《張壽殘碑》、《衡方碑》、《孔彪碑》、《魯峻碑》、《武榮碑》等碑文中皆錄有碑主人“舉孝廉”的內(nèi)容，這一方面彰顯了墓主人孝德品行，另一方面見證了漢代舉孝廉的選官制度。
在漢代遵從“以孝治天下”的時局下，“舉孝廉”使人們更加感觸到“孝”對命運的重要性，故而各種體現(xiàn)個人孝悌品行的禮儀民俗備受關(guān)注，其中“厚葬”成為孝德的重要表現(xiàn)，《鹽鐵論》錄有：“生不能致其愛敬，死以奢侈相高，雖無哀戚之心，而厚葬重幣者，則稱以為孝，顯名立于世，光榮著于俗。故黎民相慕效，至于發(fā)屋賣業(yè)”。在此“以厚葬為德，薄終為鄙”的時風(fēng)下，逝者的裝殮、喪葬儀式、陵墓?fàn)I建都十分講究奢僭，各種墓碑及墓上祠堂功德碑勃然興起。據(jù)現(xiàn)有資料顯示，該區(qū)功德碑15件，墓碑42件，有11件墓碑集中于曲阜孔林，現(xiàn)存《孔謙碑》、《孔君墓碑》、《韓敕修孔子墓碑》、《孔宙碑》、《孔彪碑》、《孔褒碑》、《汝南周府君碑額》等已移至曲阜漢魏晉碑刻陳列館?？琢质强资霞易宓膶Ｓ媚沟兀瑸槲覈甏罹?、規(guī)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氏族墓葬群。豐富的孔氏墓碑是漢代濟(jì)寧中心區(qū)石碑的重要組成部分，它們保存完整、數(shù)量眾多、形制規(guī)整，是研究漢代石碑形制的最佳標(biāo)本。在厚葬的影響下，境內(nèi)墓碑并非孤立于墳冢前，部分墓冢前配置祠堂、石闕、石碑、石獸等石刻組件，它們形成一套完整的漢代墓上石刻體系，為古代陵墓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現(xiàn)今濟(jì)寧嘉祥武氏祠、金鄉(xiāng)魯峻祠仍保存完整。曲阜孔廟的紀(jì)事碑―《禮器碑》、《乙瑛碑》、《史晨碑》等碑文多與祭孔有關(guān)，《乙瑛碑》是吳雄、趙戒上書請為孔廟增置執(zhí)掌禮器廟祀官吏；《禮器碑》贊揚韓敕修飾孔廟和制作禮器等事；《史晨碑》敘述了史晨饗孔子廟的盛況，可見漢代本區(qū)祭祀制度的興盛與發(fā)達(d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