衛(wèi)生健康知識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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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衛(wèi)生健康知識范文

試 卷

單位： 姓名： 得分：

7、農村衛(wèi)生廁所的標準是什么？

1、愛國衛(wèi)生的24字方針是什么？

2、什么是精神健康？

3、門前三包的內容是什么？

4、創(chuàng)建衛(wèi)生城市是一項什么樣的活動？

5、最好的洗手方法是什么？

6、全國為什么開展“九億農民健康教育行動”？

8、在農村最常用、最有效的飲水消毒方法是什么？

9、怎樣預防細菌型痢疾？

10、為什么不能隨地大小便？

11、隨地吐痰有什么害處？

12、挑食和偏食有什么害處？

13、為什么說飲酒同時吸煙危害性更大？

答案：1、24字方針是：“政府組織，地方負責，部門協(xié)調，群眾動手，科學治理，社會監(jiān)督”。

2、精神健康是指人與生活環(huán)境之間的協(xié)調與均衡。

3、沿街兩側的單位和住戶要負責搞好各自門前的衛(wèi)生、綠化和秩序。

4、是一個全社會多方位、多層次的立體工程，使愛國衛(wèi)生逐步向社會化、具體化的目標方向發(fā)展。把社會衛(wèi)生納入綜合治理、治本為主、分步實施、科學管理的軌道。 5、最好用清潔的水沖洗，并用肥皂搓洗，擦手的毛巾要干凈。 6、是針對農村當前存在的主要問題，結合初級衛(wèi)生保健各項任務，增強廣大農民的自我保健意識和能力，達到防病、保健、提高健康水平的重要活動。

7、衛(wèi)生廁所需有圍墻、有頂、有門、儲糞池有蓋，糞池不滲不漏，無蠅、無臭，糞便能進行無害化處理。我區(qū)符合要求的衛(wèi)生廁所主要是雙翁漏斗式廁所。這種廁所以博樂市、呼圖壁縣、昌吉市修建的最多。

8、煮沸消毒，喝開水，不喝生水。 9、（1）消滅蒼蠅；（2）飯前便后要洗手；（3）不喝生水，生吃瓜果要洗凈；（4）不吃不潔凈食物；（5）不用病人食具，不吃病人吃剩下的食物；（6）糞便要無害化處理。 10、因為隨地大小便（1）污染環(huán)境及水源；（2）造蒼蠅生長繁殖的條件；（3）易造成疾病傳播；（4）傷風敗俗。

11、痰液里的細菌和病毒會隨風、隨塵土飛揚，傳播疾病，污染環(huán)境。

第2篇：衛(wèi)生健康知識范文

【關鍵詞】 生殖;知識;健康行為;衛(wèi)生服務需求;學生

【中圖分類號】 R 179 G 479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000-9817(2009)09-0781-03

Reproductive Health Knowledge and Needs Among Middle School Boys in Xicheng District in Beijing/WANG Yan-hua*, LIU Feng, LIU Tie-jun. * School Health Care Institute of Xicheng District in Beijing, Beijing(100037),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understand reproductive health knowledge and awareness levels of demand among middle school boys in Xicheng District in Beijing, and to provide bases for targeted publicity and education. Methods A questionnaire survey was conducted among 6 037 to study their reproductive health knowledge. Results About 19.1% of boys cleaned penis regularly, and 59.1% turned up the prepuce, with boys in junior high school significantly better than in junior(χ2=116.286,P

【Key words】 Reproduction;Knowledge;Health behavior;Health services needs and demand;Students

青少年的生殖健康需求日益受到國際社會的廣泛關注,我國男性青少年的生殖健康教育還相對薄弱。為了解西城區(qū)中學男生對生殖健康知識的認知及需求情況,以便為開展男性青少年生殖健康教育提供科學依據,筆者于2007年9月對北京市西城區(qū)所屬中學初一和高一年級在校男生進行了生殖健康知識、行為及需求問卷調查,現(xiàn)將結果報道如下。

1 對象與方法

1.1 對象 整群抽取2007年北京市西城區(qū)初一和高一年級男生6 037人進行問卷調查。發(fā)放問卷6 037份,收回有效問卷5 961份,有效回收率為98.7%。其中初一年級男生2 885名,高一年級男生3 076名。

1.2 方法 自行設計問卷,內容包括生殖健康知識和行為、生殖健康知識的來源、對生殖健康知識的需求等內容。在學生體檢前,統(tǒng)一由專人講解問卷填寫方法,由學生自己填寫。為保證調查結果的客觀真實性,采取不記姓名、現(xiàn)場答題、現(xiàn)場收卷的方法。

1.3 統(tǒng)計分析 資料整理和分析按照統(tǒng)一的編碼過錄調查表,用EpiData 3.02建立數據庫,SPSS 11.0軟件包進行邏輯糾錯和統(tǒng)計分析。

2 結果

2.1 生殖健康知識和行為

2.1.1 外生殖器衛(wèi)生保健行為 在接受調查的5 961名男生中,只有1 140人經常清洗外生殖器,占被調查人數的19.1%。有3 522人清洗外生殖器時把包皮上翻,占被調查對象的59.1%。其中高中男生的情況明顯好于初中男生(χ2=116.286,P

2.1.2 常見男性生殖系統(tǒng)疾病認知情況 見表1。西城區(qū)男生對“常見男性生殖系統(tǒng)疾病”的認知率依次為包皮過長(62.1%)、包皮炎(32.2%)、包莖(31.9%)、隱睪(18.2%)、鞘膜積液(13.8%)、精索靜脈曲張(11.6%),認知率隨著學習階段的提高而升高,高中男生與初中男生之間差異有統(tǒng)計學意義(P

2.2 生殖健康知識來源 見表2。

西城區(qū)中學男生的生殖健康知識來源依次為學校(41.9%)、父母(32.6%)、同伴(23.9%)、廣播電視(22.7%)、網絡(21.2%)、書刊雜志(20.4%)、咨詢(6.0%)。除廣播電視途徑無差異外,高中與初中男生其余各項差異均有統(tǒng)計學意義(P值均

2.3 生殖健康知識需求 見表3。初中男生與高中男生對“衛(wèi)生保健知識”的需求差異無統(tǒng)計學意義。高中男生對獲取“生長發(fā)育知識”及“常見男性生殖系統(tǒng)疾病知識”的需求明顯高于初中男生(P

2.4 希望獲得生殖健康知識指導和服務的途徑 見表4。

被調查的男生在遇到生殖健康方面困惑時,希望獲得生殖健康知識指導和服務的途徑依次為醫(yī)生(53.1%)、家長(35.2%)、網絡(25.3%)、同學和朋友(24.5%)、教師(18.7%)、咨詢電話(15.0%)。對于初中男生排在前3位的是醫(yī)生、家長和教師,而高中男生更愿意求助于醫(yī)生、同學和朋友或網絡。與高中男生相比,選擇家長的初中男生明顯多于高中男生(P值均

3 討論

男青少年的生殖系統(tǒng)疾病較常見的有包皮過長、包莖、單側或雙側隱睪、男性發(fā)育、精索靜脈曲張、生殖器官感染等[1]。包皮過長、包莖易在包皮下積聚包皮垢或包皮結石。由于包皮與頭之間不能充分清洗,易發(fā)生細菌感染,引起包皮炎。據國內統(tǒng)計,癌病人有包莖或包皮過長者占86.8%～98.0%。包皮及頭皮膚長期受包皮垢刺激,并發(fā)感染及慢性炎癥,是致癌的重要因素[2]。男性青少年的一些疾病如位置異常、精索靜脈曲張、青春期腮腺炎后附睪炎、男性和尿道先天性疾病等,多數可以在兒童及青少年時期及早得到有效處理,并防止成年后的生育能力受損[3]。包皮過長、包莖、包皮炎、隱睪等疾病是可以通過掌握相關知識由學生或家長早期發(fā)現(xiàn)的。養(yǎng)成清洗外生殖器的良好習慣,掌握正確清洗頭的方法,是避免包皮炎等生殖器官感染的有效方法。調查顯示,只有19.1%的男生養(yǎng)成了經常清洗外生殖器的良好衛(wèi)生習慣,40.9%的男生沒有掌握正確清洗外生殖器的方法。對“常見男性生殖系統(tǒng)疾病”的認知不全面,初中男生的認知率低于高中男生。所以從初中開始增加常見男性生殖系統(tǒng)疾病知識,加強男生外生殖器衛(wèi)生習慣的養(yǎng)成教育是完全必要的。

調查結果顯示,中學男生對生殖健康知識的需求較強。目前,雖然我國中學普遍開設了與生殖健康相關的課程,但主要涉及生理衛(wèi)生和青春期知識,內容也不夠細致,只能使學生對生殖健康有最基本的認識。隨著年齡的增長,生理變化帶來心理困惑增加,他們了解自身變化的渴望也隨之增強,所以對男性生殖健康知識的需求也更廣泛深入。

從被調查男生對生殖健康知識的認知與需求之間存在的差距不難看出,學校的男性生殖健康教育還存在很大漏洞,加強中學男生生殖健康教育是非常必要的。建議:(1)初中階段除講授青春期知識外,還應本著淺顯易懂、實用的原則,增加青春期男生日常生活中經常遇到的實際問題的指導(如外生殖器清洗方法等);注意學生知識掌握與習慣養(yǎng)成教育的同步。增加常見男性生殖系統(tǒng)疾病的內容,提高學生對常見男性生殖系統(tǒng)疾病的認知程度。高中階段生殖健康知識的內容應在初中的基礎上適當增加深度和廣度。(2)從初中開始對男性青少年進行系統(tǒng)正規(guī)的生殖健康體檢,使一些男性生殖系統(tǒng)疾病得到早期發(fā)現(xiàn)、早期治療,既可避免誘發(fā)青少年心理健康問題的潛在危險,又能減少男性成人生殖系統(tǒng)疾病的發(fā)生,及成年后因不育導致家庭不穩(wěn)定的社會問題。

調查結果還顯示,在獲取生殖健康知識的途徑方面,盡管初中男生與高中男生選擇排序上略有差別,但學校、父母、同伴、網絡的選擇率仍較高。在“希望通過何種途徑獲得指導和服務”選項時,家長、網絡、同學和朋友仍名列前茅。由此可見,雖然學校教育仍是中學男生學習生殖健康知識的主要場所,但家長、同伴、網絡等渠道的作用仍不可小視。隨著社會的逐漸開放,網絡、大眾媒體等文化傳媒的迅速發(fā)展,學生獲取生殖健康知識的渠道越來越多。所以在加強學校教育的同時,應開辟社會途徑共同參與。

家庭教育是對青少年進行生殖健康教育不可缺少的部分。尤其處于青春發(fā)育早期的初中生對于家長的需求更明顯。然而,在我國無論城市還是農村,大多數父母忽略了對男孩青春期發(fā)育的關注[4]。35.8%家長從未對孩子進行生殖健康教育[5];劉峰等[6]在對西城區(qū)324名患有生殖系統(tǒng)疾病的中學男生的家長進行生殖系統(tǒng)疾病認知情況詢問調查時發(fā)現(xiàn),家長或監(jiān)護人對疾病不了解的占83.33%,了解但認為不重要的占11.73%,認為重要但未治療的占4.30%?？梢娫谇嗌倌晟辰】到逃屑议L很少起到作用,家長本身缺乏生殖健康知識,無法對孩子進行科學教育。要實現(xiàn)家庭教育途徑,只有充分利用家長學?；蛎襟w等多渠道對家長進行男性生殖健康科普宣傳,提高家長對青春期男性生殖健康的認識,才能確實發(fā)揮家庭教育的作用。

調查還顯示,在“當你遇到生殖健康方面的困惑,希望通過何種途徑獲得指導和服務”選項時,高中男生選擇從同學和朋友中尋求幫助的占32.6%,明顯高于初中男生(P

調查還發(fā)現(xiàn),有53.3%的男生首選醫(yī)生作為他們的求助對象。說明在青少年男性生殖健康指導和服務方面,醫(yī)療機構起著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在婦幼保健機構為女性青少年提供保健服務時,男性青少年生殖健康服務尚未引起足夠的重視。如何利用醫(yī)療健康機構為男性青少年提供生殖健康方面的保健指導和醫(yī)療服務,尚有待進一步探討。

4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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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篇：衛(wèi)生健康知識范文

【關鍵詞】 女大學生；月經；健康知識行為

月經是女性生殖功能成熟的標志之一，是隨卵巢的周期性變化而出現(xiàn)的子宮內膜周期性剝脫和出血。從青春期開始到更年期結束，月經現(xiàn)象伴隨著女性一生[1]。對于高校大學生女性群體而言，正處在一生中最重要的身體和心理成熟階段。據資料顯示，在高校女生就醫(yī)中，月經失調是女生最常見的癥狀，占各種臨床疾病首位[2]。為了掌握在校女大學生的月經狀況及相關知識、態(tài)度、行為（KAP），幫助學校做好健康教育開展與健康知識普及，加強對女大學生保健工作的重視。筆者選擇本地兩所高校以計算機、藝術教育、物理教育、英語教育、土木工程等專業(yè)的在校本科女大學生共236人，調查學生月經健康知識行為情況，研究非醫(yī)學專業(yè)女大學生的月經保健問題；探索高校學生保健的良好途徑與方法，增強學生自我保健意識，促進學生身心健康。

1資料與方法

1.1一般資料

選擇非醫(yī)學專業(yè)在校女生236人，年齡19~23歲，平均21.06±0.91歲；平均初潮年齡12.8±0.06歲。

1.2方法

參考美國月經健康知識（MHG）[3]問卷，根據學生實際情況做適當修改補充，自制月經情況調查表；采用無記名調查方法，由經過相關培訓的調查員向學生說明調查目的，解釋有關專業(yè)名詞，當場發(fā)放，由調查對象當場填寫，問卷回收率100%，力求問卷真實可靠。

1.3統(tǒng)計學處理

數據錄入計算機，采用SPSS13.0軟件進行統(tǒng)計處理。

2 結果

2.1背景特征

共調查236名女生，均為本科在校二、三年級學生，其中二年級175人(74.15%)，三年級68人(28.81%)，城市(含城鎮(zhèn))129人(54.66%)，農村107人(45.33%).

2.2痛經

調查顯示痛經發(fā)生率為76.35%，其中輕度（略有腹痛，不影響學習生活）38.62%，重度（腹痛明顯且持續(xù)時間超一天以上、需要休息、甚至伴發(fā)惡心嘔吐等表現(xiàn)）12.54%;在重度組中，知曉需就診并接受過藥物緩解的36.72%，從未作任何檢查處理、單靠身體耐受的占63.28%。

2.3經期保健狀況

有78.38%（185/236）的女生具有經期保健意識及行為，包括注意個人衛(wèi)生、飲食及保暖、休息與活動調整、自我心理調適等。知曉經期不當行為可能影響健康和生殖的女大學生有88.98%（210/236）。

2.4 對月經失調知識了解情況

絕大多數女生聽說過月經失調，95.76%的同學知道是女性婦科問題。對月經失調的原因、類型、具體表現(xiàn)、預防等知之甚少。56.81%的同學在未就醫(yī)情況下自認為曾經月經失調。月經異常能積極求醫(yī)、做過相應治療的同學有11.34%，目前仍在接受治療的有3.69%。

2.5月經保健知識來源

調查顯示非醫(yī)學專業(yè)女大學生月經健康知識來源相當局限，主要來源是同伴、同學（46.61%），其次是家人（32.20%）, 另有來自網絡、書本等媒體（12.28%），而來自學校保健教育途徑甚少（10.59%）。鄉(xiāng)村組情況與城市（含城鎮(zhèn)）組存在明顯差異，P＜0.05。見表1。

3討論

3.1痛經知識行為情況

本組資料中，痛經發(fā)生率較高，為76.35%；而在重度痛經女生中，積極就診并接受過藥物緩解的占36.72%，從未作任何檢查處理、單靠身體耐受的占63.28%；可見許多女生對于相關痛經的知識行為比較欠缺，而痛經除了原發(fā)性在青少年中常見外，與營養(yǎng)、精神心理因素等也有關系；臨床診斷中還需與子宮內膜異位癥、子宮腺肌病、盆腔炎等引起的繼發(fā)性痛經相鑒別[1]。本組女大學生處于生育年齡段，并不排除會有此類病理問題，提示學校應注意加強女生生理健康知識宣教及體檢工作。

3.2月經保健知識行為狀況

從本次調查看，非醫(yī)學專業(yè)女生由于學科特點，對月經保健知識來源主要是同伴、朋友、家人或媒體途徑等，農村組相對于城鎮(zhèn)組具有明顯差異。而學校教育存在嚴重不足，顯示普通非醫(yī)學院校大學生希望學校開展健康知識教育的迫切需求[4]。我們的調查中，大多數女生對經期衛(wèi)生知識、月經失調等還是具有一定了解的，能在日常生活中做到自我保健、出現(xiàn)月經異常知道就診等，但相關圍經期保健、月經病防治的專業(yè)知識還很欠缺，學校教育還應引起足夠重視；校醫(yī)與老師共同配合，探索實施多種途徑的保健教育，例如婦科專家知識講座、心理咨詢、健康體檢等，維護和促進學生身心健康，早期發(fā)現(xiàn)疾病，及時干預、治療，提高學生學習生活質量。

參考文獻

[1]樂杰.婦產科學[M].6版.北京：人民衛(wèi)生出版社，2004:347-348.

[2]李士諭，楊荷清.武漢水利電力學院女生月經失調情況分析及對策[J].中國學校衛(wèi)生，1994,15（2）:156.

第4篇：衛(wèi)生健康知識范文

[關鍵詞] 護士；生殖健康；CES-D

[中圖分類號] R169.4 [文獻標識碼] B [文章編號] 1673-9701（2013）21-0116-02

據WHO資料統(tǒng)計，我國每年有1300萬女性進行人工流產手術，約占全球總流產人數的1/4。全世界有40%的15～24歲的青少年存在極大的人流安全隱患[1]，其中，22.9%～49.7%為未婚青少年。人工流產手術是意外妊娠的終止方法，存在許多近期及遠期并發(fā)癥。首先，是對身體造成的隱患，如造成各種常見婦科炎癥、子宮內膜異位癥等；其次，青少年的往往都是在無保護的情況下進行的，由于青少年又缺乏相應的生殖健康知識，也造成梅毒、淋病和艾滋病等性病在青少年中的流行，對他們的身心造成更嚴重的傷害。

目前，由于就診手續(xù)繁瑣、就診環(huán)境擁擠、候診時間較長、擔心隱私暴露、害怕遭受歧視等原因，青少年女子一般不愿到普通的成人婦產科門診就診。為了解決這樣的矛盾，本研究小組在某院設立了小型的“衛(wèi)教班”，通過集中互動式學習的一種多元化體驗方法為未婚人流青少年提前、產后照護，旨在為未婚青少年人流患者的生殖健康干預策略及心理疏導提供科學依據。

1 對象與方法

1.1 研究對象

運用便利抽樣法，抽取某院2011年10月～2012年12月進行人工流產的未婚青少年作為研究對象，共計150名。按照就醫(yī)的順序分為對照組及試驗組各75名。試驗組平均年齡（17.10±5.55）歲，對照組平均年齡（19.32±4.34）歲，兩組差異無統(tǒng)計學意義（t = 0.24，P = 0.82）。

1.2 干預方法

1.2.1 試驗組 （1）建立集中互動式學習體驗課程：課程小組由本研究負責人擔任總指揮，負責調控課題組成員的質量監(jiān)控、課程設置及各種協(xié)調工作等。干預課程為每周1～2，篩選5名本院產科工作10年以上醫(yī)生或護士承擔授課工作。干預的內容包括：①生殖健康知識：包括正常的月經周期、排卵期、易孕期、懷孕癥狀、避孕方法、人工流產的并發(fā)癥等；②流產服務：就診的程序、等待時間、隱私保護、對流產過程的介紹、流產相關的費用、產生的壓力與疼痛等；③心理疏導。（2）干預過程：干預主要為集體干預與自行干預兩部分，根據前期調查中所出現(xiàn)頻率較高的問題及感受進行干預設計。①集體干預：干預前告知研究對象本次干預的目的、意義及配合的重要性。由1名課題小組成員傳授相關知識內容，每次干預時間為1～1.5 h。②干預結束后課題小組成員與研究對象間一對一的回答她們的問題，幫助她們解決在生殖健康方面遇到的各種問題。

1.2.2 對照組 以常規(guī)方式由醫(yī)生接診時根據個體情況進行健康宣教，但同期發(fā)放試驗組培訓課件及閱讀材料。

1.3 觀察指標及評價方法

1.3.1 一般情況 包括年齡、戶口所在地、出生地、懷孕時間、文化程度、職業(yè)、月收入等。

1.3.2 生殖健康認知評價 采用自行設計問卷，包括3個部分，月經周期、孕期的計算、人工流產最佳時期及不良的危害等10題的正誤判斷，懷孕癥狀、避孕方法、人工流產所引發(fā)的疾病及8種性傳播疾病的知曉情況。

1.3.3 抑郁狀態(tài)評價 采用流調中心用量表（center for epidemiologic studies-depression scale，CES-D）對孕婦抑郁狀況進行評價。此量表共有20個評價指標。要求填表者對最近一周內某癥狀出現(xiàn)的頻率進行評價。評價標準包括：選擇偶爾或無（少于1 d）為0分，有時（1～2 d）為1分，經?；蛞话霑r間（3～4 d）為2分，大部分時間或持續(xù)（5～6 d）為3分。其中，為防止亂答，有4個指標的用詞指向非抑郁。總分范圍為0～60分，分數越高說明抑郁出現(xiàn)的頻率越高。對得分的解釋：總分≤15分為無抑郁癥狀，總分≥16分有抑郁癥狀，且得分越高抑郁情況越嚴重。CES-D具有較高的信度和效度，是國內外常用的一種評價孕產婦心理抑郁癥狀的量表[2-4]。本研究CES-D的Cronbach’s α為0.93。分別在干預前、干預后1個月進行測量。調查問卷由本研究負責人統(tǒng)一發(fā)放及回收，采用統(tǒng)一的指導語說明調查的目的。干預前為現(xiàn)場調查，干預后調查采用電話追蹤。

1.4 統(tǒng)計學方法

兩次調查表回收完畢后，將數據錄入SPSS 13.0統(tǒng)計軟件包，并由兩人仔細核對無誤后進行分析。本研究中正態(tài)分布的計量資料采用t檢驗，非正態(tài)分布的計量資料采用Wilcoxon秩和檢驗。

2 結果

2.1 干預前后兩組青少年生殖健康知識比較

見表1。

2.2 不同流產經歷對兩組青少年干預前后的抑郁程度比較

見表2。

3 討論

3.1 提高人流青少年對生殖健康方面的知識

目前，女青少年生殖道感染患病率增高是影響未婚人工流產女青少年生殖健康的主要問題之一，原因主要是生殖保健知識的缺乏和不良的性生活方式，為今后的繼發(fā)性不孕癥、異位妊娠及宮頸癌等疾患埋下禍因。一種好的衛(wèi)生服務應該在恰當的時間內對恰當的人用恰當的方式提供恰當的服務，才可以將健康引導至最好的結果[5]。人工流產服務作為一種特殊的服務，存在著自身的多樣性和復雜性。從調查結果上看，青少年對生殖健康知識嚴重匱乏，主要體現(xiàn)在對避孕方法掌握比較單一，事后避孕和體外排精等可靠性較差的避孕方法占53.23%；對人流引發(fā)的并發(fā)癥及對性傳播疾病的知曉認識不足。經過干預，兩組青少年的生殖健康知識都有不同程度的提高，其中，試驗組提高明顯高于對照組，差異具有統(tǒng)計學意義（P < 0.05），說明通過集中互動式學習體驗的方式進行干預可以更好加強青少年對生殖健康知識的掌握，幫助其了解正確的性和生殖健康知識，建立安全。

3.2 加強青少年人流的心理承受能力

人工流產無論是對未婚妊娠婦女或是已婚妊娠婦女均可形成較大的心理負擔。其中，未婚婦女以緊張、羞怯、恐懼為主，己婚婦女則以擔心、憂慮、沉重為主[6-8]。青少年的心理障礙程度遠比以上兩種人群嚴重，她們必須面對來自各方的壓力包括社會、家庭、親人、朋友等，由于未婚妊娠是違背傳統(tǒng)社會道德信念的行為，將承受各方輿論的心理壓力，使她們感到自尊心受挫，自卑感增強，并極易導致精神癥狀的出現(xiàn)[9]，從而需要更加積極的應對方式來恢復正常心理狀態(tài)，而不是消極抵觸。迄今為止，研究者們對未婚人流群體的認知能力給予了很大的關注，但對青少年流產的頻率及時間間隔等流產經歷與孕產婦心理之間的關系及影響因素有所忽略。本次調查發(fā)現(xiàn)有流產經歷且間隔≤1年的孕產婦CES-D評分較無流產經歷及流產間隔>1年的要低，干預前兩組之間無顯著性差異（P > 0.05）。干預后兩組都有不同程度的改善，其中試驗組明顯優(yōu)于對照組；試驗組時間間隔≤1年的青少年干預后的效果尤其顯著?？紤]到這部分人群的心理壓力主要來自對身體健康的擔憂，通過集中互動式學習體驗后對其健康方面的擔憂有較大緩解。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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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篇：衛(wèi)生健康知識范文

關鍵詞：政府衛(wèi)生支出；過程績效；結果績效；DEA方法

基金項目：[F]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基金項目“中國政府衛(wèi)生支出績效評估研究：模型構建與應用”（11YJC79033）

作者簡介：[F]楊玲，女，武漢大學經濟與管理學院人口資源環(huán)境經濟研究中心副教授（湖北 武漢 43007）；時秒，女，武漢大學經濟與管理學院碩士研究生

中圖分類號：F81453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10169（013）0301707收稿日期：[F]0130310

一、引言

1978年后，隨著市場經濟體制改革的推進，中國經濟持續(xù)高速增長，但是政府衛(wèi)生投入占衛(wèi)生總費用比重卻逐漸下降，健康制度理念從主要依靠政府投入轉向強調個人責任，醫(yī)療衛(wèi)生服務市場化趨勢明顯。

00年以來，基于健康保障覆蓋面窄、健康公平性差的現(xiàn)狀以及對醫(yī)療服務市場化弊端的認識，我國政府逐步改變健康保障制度改革理念，從依靠市場力量轉向強調政府責任、政府與市場相結合的發(fā)展道路，先后推出了新型農村合作醫(yī)療、城鎮(zhèn)居民醫(yī)療保險、國家基本公共衛(wèi)生服務建設以及城鄉(xiāng)醫(yī)療救助制度，中國政府衛(wèi)生支出規(guī)模迅速增加。衛(wèi)生部衛(wèi)生統(tǒng)計提要顯示，000年至011年，中國政府預算衛(wèi)生支出從7095億元增加到5 735億元數據來源： 中華人民共和國衛(wèi)生部，《01年中國衛(wèi)生統(tǒng)計提要》，http：//wwwmohgovcn/publicfiles///business/cmsresources/mohwsbwstjxxzx/cmsrsdocument/doc15055pdf。，增長8倍，且呈現(xiàn)持續(xù)快速增長趨勢。

然而政府衛(wèi)生支出的增長并不必然帶來健康產出的提高和民眾健康滿意度的提升。010世界衛(wèi)生報告估計，當前所有衛(wèi)生費用中的0%～40%由于效率低下而被浪費；衛(wèi)生費用水平相近的國家，其健康產出可能迥然不同，政策選擇在很大程度上能夠對此做出解釋。截止011年底，盡管中國社會醫(yī)療保險覆蓋率達到957%，但是保險覆蓋率的提高并未有效降低患者財政負擔，健康支出和現(xiàn)金支出依然同時快速增長參見William siao What can be learned from Chinas health system？[J]he Lancet Volume 379， Issue 9818， March 01。[BFQ][ZW）]；相較于003年，010年我國17個省區(qū)城鎮(zhèn)居民醫(yī)療保健支出占消費性支出比重顯著增加、9個省區(qū)農村居民醫(yī)療保健支出占消費性支出比重增加根據《003年中國衛(wèi)生統(tǒng)計年鑒》、《011年中國衛(wèi)生統(tǒng)計年鑒》數據計算得出。，政府衛(wèi)生投入的增長未能實現(xiàn)降低家庭疾病負擔的目標。

本文將通過對我國政府衛(wèi)生支出過程績效與結果績效的兩階段研究，分析目前政府衛(wèi)生投入存在的問題并提出對策建議。

二、相關文獻評述

從已有文獻看，對政府衛(wèi)生支出健康績效的實證研究主要有兩類：一是運用參數分析方法中的多元回歸模型，研究政府衛(wèi)生支出對國民健康狀況的影響，并得出不同的結論；二是運用非參數分析中的DEA與FD方法，研究一國或特定區(qū)域國家政府衛(wèi)生支出健康績效的動態(tài)變化。

一些研究認為政府衛(wèi)生支出對居民健康產出具有積極作用。Anand和Ravallion[1]（P133-150）利用個國家數據，發(fā)現(xiàn)貧困與公共健康支出均對健康產出具有顯著影響；Bidani和Ravallion（P15-139）以35個發(fā)展中國家為研究對象，在對人群進行分組的基礎上，建立隨機系數模型，發(fā)現(xiàn)公共健康支出差異對窮人的影響更大；Filmer等[3]（P199-4）指出公共衛(wèi)生支出對健康服務的影響取決健康服務需求彈性、私人部門發(fā)展程度、私人部門服務對公共服務的替代以及私人部門對公共政策的反應程度等四個因素；upta等人[4]（P717-737）對50個發(fā)展中國家和轉型國家的截面數據分析顯示，盡管總體上政府衛(wèi)生支出有利于健康狀況的改善，但是支出在衛(wèi)生部門內部的資源配置這一重要問題常常被忽視。

另一些研究則認為政府衛(wèi)生支出對健康影響不顯著。im和Moody[5]（P837-84）以117個國家數據為基礎，研究發(fā)現(xiàn)健康資源對嬰兒死亡率變量的影響很小；Carrin 和Politi[6]通過建立健康產出方程，認為政府衛(wèi)生支出對健康作用并不顯著，貧困與人均DP的作用統(tǒng)計顯著；Mosgrove[7]對兒童死亡率決定因素的多變量估計顯示，健康支出占DP比重、公共支出占衛(wèi)生總支出比重等變量對健康產出沒有顯著影響；Filmer和Pritchett[8]（P1309-133）用跨國數據分析發(fā)現(xiàn)，公共健康支出對健康的影響非常小而且統(tǒng)計不顯著。

中國地質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

楊玲，等：中國政府衛(wèi)生支出健康績效實證研究——基于010年省際數據分析

一些學者運用非參數方法實證測算政府衛(wèi)生支出效率，分析一國或多國政府衛(wèi)生支出健康績效的動態(tài)變化。upta和Verhoeven[9]（P433-467）運用FD方法對37個非洲國家1984-1995年的政府教育與健康支出效率進行評價，發(fā)現(xiàn)非洲國家政府教育、健康投入的產出績效低于亞洲與歐洲國家；irigia等[10]（P19-40）運用非參數分析DEA的MEP方法，研究53個非洲國家1999—003年的國家健康體系績效，認為各國健康制度全要素生產率的提高主要源于技術進步。

國內在這方面的研究尚處于起步階段。杜樂勛[11]（P5-8）利用公共衛(wèi)生費用和人均疾病負擔比例說明政府衛(wèi)生投入績效；王俊[1]（P7-36）利用比較靜態(tài)分析和時間序列分析，認為政府衛(wèi)生支出低效帶來的危害比投入不足更大；叢書海、李永友[13]（P53-60）通過基礎性公共衛(wèi)生服務、基礎醫(yī)療服務、公共衛(wèi)生監(jiān)督以及公共衛(wèi)生教育與科研支出四個方面對中國政府衛(wèi)生支出績效進行評估，認為整體績效不理想，主要原因則是政府過度退出和公共衛(wèi)生資源配置的“二元”結構。

國外研究多使用跨國數據或從不同社會群體的受益程度對政府衛(wèi)生支出績效進行評價，選擇指標也多以預期壽命、嬰兒死亡率、免疫接種率等作為產出績效評價指標，缺乏對政府衛(wèi)生支出中間過程績效與最終效果的分階段分析，因而難以形成全面的績效評價結論；國內研究關注的焦點仍然集中在政府衛(wèi)生投入總量及資源區(qū)域配置問題，對政府衛(wèi)生支出績效的分階段評價缺乏必要的探討。本文的特點是：將政府衛(wèi)生支出的過程目標與結果目標進行區(qū)分，評價不同階段政府衛(wèi)生支出的效果，探討提高我國政府衛(wèi)生支出效率的可能路徑。

三、中國政府衛(wèi)生支出健康績效[3]評價指標選擇[B]

（一）政府衛(wèi)生支出內涵界定

政府衛(wèi)生支出指各級政府用于醫(yī)療衛(wèi)生服務、醫(yī)療保障補助、衛(wèi)生行政等領域的經費，反映政府組織和機構作為籌資主體在衛(wèi)生籌資中發(fā)揮的影響。世界衛(wèi)生組織將其分為“狹義政府衛(wèi)生支出”和“廣義政府衛(wèi)生支出”。狹義政府衛(wèi)生支出亦稱“以稅收為基礎的衛(wèi)生支出”（ax Funded overnment Expenditure on ealth），包括中央政府、省級政府和其他地方政府的衛(wèi)生支出，但不包括政府對社會保障的財政補助；廣義政府衛(wèi)生支出包括狹義政府衛(wèi)生支出和社會保障衛(wèi)生支出。

我國政府衛(wèi)生支出統(tǒng)計口徑與世界衛(wèi)生組織和OECD國家并不一致。我國將衛(wèi)生支出分為政府預算衛(wèi)生支出、社會衛(wèi)生支出和個人衛(wèi)生支出；按照國際通行的標準，我國廣義政府衛(wèi)生支出應包含政府預算衛(wèi)生支出和社會衛(wèi)生支出中的社會醫(yī)療保險基金。本文以廣義政府衛(wèi)生支出為研究對象選擇政府衛(wèi)生支出評價指標并對其績效進行評估。

（二）中國政府衛(wèi)生支出健康績效指標選擇

政府衛(wèi)生支出是一個國家實現(xiàn)衛(wèi)生目標的重要手段，發(fā)揮著杠桿和引導作用。從供給角度看，我國政府衛(wèi)生投入主要用于公共衛(wèi)生和基本醫(yī)療服務，提供公立醫(yī)療機構、農村衛(wèi)生機構和城市社區(qū)衛(wèi)生機構所需經費，保證公共衛(wèi)生和基本醫(yī)療服務的有效供給；從需求角度看，政府衛(wèi)生投入主要用于基本醫(yī)療保障體系建設，提高居民醫(yī)療服務購買力，降低居民醫(yī)療負擔。

國外有關政府衛(wèi)生支出績效的實證研究已經注意到，由于各國國情及公共政策的差異，對不同國家進行比較具有很大局限性，因此指標選擇和績效計算應該關注特定國家政府衛(wèi)生政策的特殊性。

本文指標的選取，在反映衛(wèi)生系統(tǒng)績效評價共性指標（反應性、可及性、公平性）的同時，體現(xiàn)中國衛(wèi)生體制轉型過程的特點；此外，由于我國統(tǒng)計數據不完善及統(tǒng)計口徑變化等原因，難以獲得全面的數據支持，因此本研究不追求指標體系的完整性，而是在充分考慮現(xiàn)階段我國政府衛(wèi)生體制改革主要目標基礎上，根據指標的代表性、數據可獲得性、可比性、同類研究經驗選擇指標體系。

具體而言，本文以政府衛(wèi)生支出占財政支出比重作為投入指標；對政府衛(wèi)生支出績效，我們分兩個階段進行評價。其中，對于過程績效，我們從服務可及性與適應性角度出發(fā)，建立包括機構能力建設與服務利用率的指標體系；對于結果績效指標的選擇，則結合我國政府衛(wèi)生支出的階段性任務以及政府衛(wèi)生支出的公平性原則，主要從健康公平性角度建立指標體系。鑒于000年以來，我國政府衛(wèi)生支出80%以上用于醫(yī)療衛(wèi)生服務和醫(yī)療保障服務且側重基層醫(yī)療衛(wèi)生服務機構與公共衛(wèi)生服務機構能力建設，因此，本文以醫(yī)療衛(wèi)生服務支出和醫(yī)療保障支出為基礎進行指標篩選。

此外，本文運用DEA方法對投入產出績效進行評價，DEA所評價的效率值是建立在各DMU的投入產出指標上，要求投入項目對于產出應該是具有貢獻的，因此選擇的投入與產出指標應該是正相關的；同時，根據DEA方法投入與產出指標之和一般不超過DMU總數1/的經驗原則，本文在相關35個指標基礎上[ZW（][BF]限于篇幅，本文未列出35個績效評價指標，如需要請與作者聯(lián)系。[BFQ][ZW）]，選取對評價目標具有顯著影響的指標，以提高DEA的評估能力和客觀性，篩選后的指標體系如表1所示。[J]

四、 中國政府衛(wèi)生支出健康績[3]效實證研究

本文運用DEAP1進行模型運算，數據來源為011年《中國統(tǒng)計年鑒》、《中國衛(wèi)生統(tǒng)計年鑒》與《中國勞動統(tǒng)計年鑒》。

（一） 省際政府衛(wèi)生支出過程績效實證分析

1效率分析

（1）綜合效率：010年我國31個地區(qū)綜合效率均值為086，其中綜合效率值為1（總體有效）的有8個省份，占總評價單元的58%（如表所示），表明010年全國僅有8個省區(qū)政府衛(wèi)生支出得到充分利用，達到最優(yōu)產出值。非總體有效的地區(qū)達到3個，占總評價單元的74%，說明上述區(qū)域衛(wèi)生資源未得到充分利用。此外，江西、廣西、貴州、云南、、甘肅六個省區(qū)綜合效率值不足70%，主要原因是規(guī)模效率值較低，顯示這些地區(qū)在提升規(guī)模效率方面仍有較大空間。

（2）技術效率：所有決策單元技術效率平均值為098。技術有效地區(qū)15個；技術非有效省份16個，顯示在既有政府衛(wèi)生投入規(guī)模下，多數地區(qū)政府衛(wèi)生支出處于非有效運行狀態(tài)，其中地區(qū)技術效率值僅為076。

（3）規(guī)模效率：所有決策單元規(guī)模效率均值為0841。規(guī)模有效省份8個，占58%，非規(guī)模有效地區(qū)3個，且呈現(xiàn)規(guī)模收益遞減狀態(tài)（其中4個地區(qū)規(guī)模效率值不足70%，最低的廣西為0594），表明多數地區(qū)未達到最佳規(guī)模狀況。

投入松弛度分析

3產出松弛度分析

31個決策單元中17個地區(qū)存在過程績效產出相對不足（如表4所示），其中15個地區(qū)診所（衛(wèi)生所、衛(wèi)生室、護理站）產出相對不足；16個地區(qū)疾病預防控制中心產出相對不足；9個地區(qū)婦幼保健站（所）產出相對不足；9個地區(qū)技術人員占比產出相對不足；16個地區(qū)每千人衛(wèi)生技術人員數量產出相對不足；11個地區(qū)產前檢查率產出相對不足；7個地區(qū)住院分娩率產出相對不足；17個地區(qū)非營利醫(yī)院門診人次產出相對不足；11個地區(qū)非營利醫(yī)院病床使用率產出相對不足。

（二）省際政府衛(wèi)生支出結果績效實證分析

由于天津、地區(qū)數據缺失，本文對9個省區(qū)政府衛(wèi)生支出結果績效進行了計算。

表4非有效地區(qū)產出指標冗值

決策單元診所（衛(wèi)生所、衛(wèi)生室、護理站）數量/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數量/個婦幼保健院（所/占）數量/個技術人員占衛(wèi)生服務人員比例/%每千人口衛(wèi)生技術人員數量/個產前檢查率/%住院分娩率/%非營利性醫(yī)院門診人次/萬人非營利性醫(yī)院病床使用率/%

[FL（]1效率分析

（1）綜合效率：我國9個地區(qū)綜合效率均值為0808，其中綜合效率值為1（總體有效）的有5個省份，占總評價單元的173%（如表5所示），表明從結果績效角度看，010年全國僅有5個省份政府衛(wèi)生支出得到充分利用，達到最優(yōu)產出值。非總體有效的地區(qū)達到4個，占總評價單元的87%，說明上述區(qū)域資源利用效率有待進一步提高。此外，河北、江西、河南、廣西、云南5個省區(qū)綜合效率值不足70%。

（2）技術效率：所有決策單元技術效率平均值為0837。技術有效地區(qū)8個，占76%；技術非有效省份1個，表明多數區(qū)域政府衛(wèi)生支出處于非有效運行狀態(tài)，其中河北省技術效率值僅為0590。

（3）規(guī)模效率：所有決策單元規(guī)模效率均值為0969，規(guī)模效率較高。規(guī)模有效省份10個，占345%；非規(guī)模有效地區(qū)19個，其中河北、山西、內蒙古、吉林、黑龍江、上海、廣東、云南、新疆9個地區(qū)處于規(guī)模報酬遞增狀態(tài)，北京、安徽、江西、河南、湖南、廣西、貴州、陜西、甘肅、寧夏10個地區(qū)處于規(guī)模報酬遞減狀態(tài)。

投入松弛度分析

9個省區(qū)均不存在投入冗余。

3產出松弛分析

9個決策單元中0個地區(qū)結果績效產出相對不足，其中13個地區(qū)飲用自來水人口占農村人口比重產出相對不足；14個地區(qū)人均政府衛(wèi)生支出產出相對不足；4個地區(qū)（內蒙古、黑龍江、廣東、新疆）社會醫(yī)療保險參保率產出相對不足；1個地區(qū)醫(yī)療救助人次占人口百分比產出相對不足（如表6所示）。

五、研究結論

（一）各地區(qū)政府衛(wèi)生支出總體效率較高、但差異明顯

模型計算結果顯示，無論在政府衛(wèi)生支出的過程階段還是結果階段，各地區(qū)綜合效率均值達到080以上，顯示較高的總體效率，但是區(qū)域之間綜合效率差異顯著。兩階段效率評價中，過程績效均值高于結果績效均值，表明政府衛(wèi)生支出對于機構能力建設和服務利用的投入效率優(yōu)于對公平性等指標的投入效率。總體看，兩階段評價中達到規(guī)模有效的區(qū)域均不足1/3，無論是從過程績效還是從結果績效角度看，我國政府衛(wèi)生投入效率仍有較大改善空間。例如，江西省診所（衛(wèi)生所、室）數量目標值為9 91個，目前僅有3 801個；再如，云南省人均政府衛(wèi)生支出目標值為4564元，實際僅為399元。

（二）政府衛(wèi)生支出不同階段績效產出差距顯著

模型計算結果顯示，在過程績效評價階段的9項產出指標中，疾病預防控制中心與每千人衛(wèi)生技術人員數量兩項指標產出相對不足的省份最多，達16個，顯示政府衛(wèi)生支出對于公共衛(wèi)生服務和衛(wèi)生機構能力建設仍有待加強。在結果績效評價階段，9個評價單元中，僅有4個地區(qū)社會醫(yī)療保險參保率相對不足，表明我國城鄉(xiāng)居民社會醫(yī)療保險制度取得巨大進展；同時10余個地區(qū)飲用自來水占農村人口比重、人均政府衛(wèi)生支出指標產出不足，表明在在提供基本公共衛(wèi)生服務與實現(xiàn)健康公平性方面政府衛(wèi)生支出作用仍有待提高。

（三）影響政府衛(wèi)生支出不同階段績效產出的原因不同

[JP]模型計算結果顯示，政府衛(wèi)生支出綜合效率不同階段的影響因素不同。在過程績效評價中，綜合效率值不足70%的省份，技術效率值較高，而規(guī)模效率值異常低。31個地區(qū)綜合效率平均值為086， 技術效率平均值為098，規(guī)模效率平均值為0841，可以看出，過程階段綜合效率偏低主要是由規(guī)模效率引起的。在結果績效評價中，綜合效率值不足70%的省份，規(guī)模效率值較高，而技術效率值異常低。9個地區(qū)綜合效率平均值為0808，技術效率平均值為0837，規(guī)模效率平均值為0969，顯示導致結果階段綜合效率偏低的主要原因是技術效率。因此，為了進一步提高我國政府衛(wèi)生投入效率，在機構能力建設與服務利用方面，應該合理規(guī)劃衛(wèi)生支出投入規(guī)模；在實現(xiàn)健康公平性方面，應該關注資政府衛(wèi)生支出的生產效率。

（四）投入與產出冗余同時存在，顯示結構調整的必要性

[JP]模型計算結果顯示，31個省區(qū)的過程績效評價中，1個存在投入過度的地區(qū)同時出現(xiàn)產出不足，這一結果表明，盡管政府衛(wèi)生總支出規(guī)模較大，但是投入結構可能存在偏差，對與政府衛(wèi)生投入過程目標高度相關的公共衛(wèi)生機構投入有限，因此，有必要對政府衛(wèi)生支出結構進行優(yōu)化調整。研究發(fā)現(xiàn)，結果績效產出不足的地區(qū)主要集中在經濟發(fā)展相對落后區(qū)域，顯示中央政府需要進一步加大對落后地區(qū)的財政轉移支付與衛(wèi)生支出政策引導。有趣的是，廣東省作為經濟發(fā)達地區(qū)，其人均政府衛(wèi)生支出與社會保險參保率產出相對不足，顯示政府衛(wèi)生產出不足并不僅限于落后地區(qū)，發(fā)達地區(qū)同樣面臨結構優(yōu)化問題。

（五）研究不足與可以預期的進展

[JP]DEA分析結果對指標選擇具有高度敏感性，由于本文研究的重點是近10年中國衛(wèi)生體制改革背景下的政府衛(wèi)生支出績效，因此指標選擇也突出了改革過程中政府衛(wèi)生服務的基本目標，未能建立完整的指標評價體系，可能會導致模型結果的偏差。[JP]

本文對我國政府衛(wèi)生支出過程績效與結果績效分別進行了評價，但是對于如何有效配置政府衛(wèi)生資源未做深入探討；對于投入產出不足的分析有待深入，如1個地區(qū)的醫(yī)療救助人次占人口比重產出相對不足，可能的解釋，一是隨著社會醫(yī)療保險覆蓋率的提升，需要醫(yī)療救助救濟的人口下降，另一個則是對醫(yī)療救助投入不足，本文對此未有結論，這些研究同樣值得深入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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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篇：衛(wèi)生健康知識范文

關鍵詞：學校體育；體質健康；傷害事故；體育課；預防措施

安全是體育教學的基本前提。學校安全管理制度，教師考核實行一票否決制，誰的課上出了問題誰負責。體育教師沒有保障，誰還愿意碰那“高壓線”。很多體育教師為了保證體育教學活動中學生不發(fā)生事故，有一定危險性的器械教學被迫取消；降低動作難度；一大堆的體育器材可憐地靜躺在器材室，就是無人問津。課堂安全，讓我們體育教師顯得縮手縮腳，不得不上一些自認為不容易出現(xiàn)問題的平安課。體育課的安全問題已經影響到了體育教學的正常開展和課程改革，影響到了學生的體質健康狀況。

安全是學校體育教學的基本前提，但不能成為影響學生學習各種基本運動技能的借口和阻力，如果靠不活動來確保體育教學的安全，學生的體質怎么可能不受影響？確保學生校內每天體育活動時間不少于一小時。為了避免學生在校發(fā)生傷害事故，有很多學校要求學生一走進學校就禁止奔跑玩耍。所以在校期間除了大課間能做廣播操之外，其余的下課時間除了上廁所是活動時間，其他的時間連教室都不讓出，孩子們玩兒的時間都被剝奪了，怎么能確保學生校內每天體育活動時間不少于一小時？學生的體質怎么可能不受影響？

一、認真執(zhí)行體育法規(guī)政策與文件

新的體育法規(guī)政策與文件的頒布說明國家重視學校體育的發(fā)展，重視學生體質的健康問題，我們應該按照要求嚴格去執(zhí)行，要踏踏實實地落到實處，不讓這些文件變成一紙空文，要做好文件下達后的有效監(jiān)督，強化監(jiān)管機制，不能讓國家頒布的法規(guī)政策與文件在執(zhí)行上大打折扣，不能讓這種脫節(jié)現(xiàn)象直接貽害我們的下一代。

二、明確責任，加強保障

學生體質在逐年下降，并且傷害事故時有發(fā)生，這些一直困擾學校體育工作的開展，我們一線工作的體育老師都知道，我們可以有效地預防傷害事故，可以將傷害降到最低，但我們根本無法杜絕傷害事故的發(fā)生。因為體育課本身就是以身體活動為主的課程，存在著很多的不確定因素，所以，我們要做好預防工作，明確責任，加強保障。

三、家校結合，共促發(fā)展

家長和學校要有機結合，共同重視學生的身心健康，確保學生校內每天體育活動時間不少于一小時，按規(guī)定開足各個學段的體育課，不擠占體育課，沒有體育課的班級當天開展相應的體育活動，認真執(zhí)行相關文件精神。家長要配合學校培養(yǎng)孩子健康的生活方式和飲食習慣，少吃或不吃垃圾食品，多為孩子提供體育活動的機會和空間。

四、體育課重視安全教育，預防傷害事故

1.體育教師要有高度的責任心，要有安全防范意識，教學方法科學，在活動中嚴格要求，做好充分的準備活動，課前和課中仔細檢查體育器材、設施，并且教育學生樹立安全第一的思想，盡可能將學生受傷的指數降到最低。

2.提高體育教師的教學技能和專業(yè)水平。體育教師要認真鉆研教材，熟練掌握課標中的各項運動技能，不斷加強業(yè)務學習，提高自身素質，教學中不斷積累經驗，讓學生在安全、有趣的氛圍中進行體育學習，提高教學質量。

在我們的生活中，每一個青少年學生的健康成長，都離不開來自學校、社會、家庭和學生群體的關注、支持和幫助。我們作為工作在一線的體育老師，也要清醒地認識到我們的職責，增強職業(yè)責任感，踏實做好學校體育各項工作，提高課堂教學質量，促進學生的身心積極、健康地發(fā)展。盡自己的微薄之力，讓我們共同為學生的體質健康保駕護航。

第7篇：衛(wèi)生健康知識范文

關鍵詞：多邊貿易體制 公共健康 《SPS協(xié)議》 歐共體荷爾蒙案 證據與風險評估原則

Abstract: Free trade and public health are both essential to the welfare of human being. multilateral trading system embraced the subject of public health security. Compared with Art.20(b) of GATT1947，the ‘SPS Agreement' balanced， with the help of dispute settlement regim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rade and public health more reasonably. It is implied in the relevant case study that the Members’ public health sovereignty are being emphasized.

Keywords: multilateral trading system; pubic health; ‘SPS agreement'; beef hormones case; ‘scientific evidence’ and ‘risk assessment’ principle

所有學派的學家都確信，自由貿易要比貿易保護好。自從亞當斯密在《國富論》中批評重商主義開始，貿易保護由于對一國經濟造成高成本而一直受到經濟學家的抵制。1947年的《關稅與貿易總協(xié)定》在序言中概括了自由貿易的基礎，即一個開放的世界市場將會有利于國際分工的，促進世界資源的合理利用，提高勞動生產率，創(chuàng)造更多的就業(yè)機會，從而對世界各國的經濟發(fā)展都有好處。然而，正如經濟史學家保羅巴洛克（Paul Bairoch）指出的那樣，當自由主義理論統(tǒng)治著學術界的時候，現(xiàn)實主義理論在領域居于支配地位，貿易限制一直是世界經濟的普遍特征。[①]造成這種狀況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首推重商主義的。除此之外，我們也應該認識到，即便是亞當斯密也承認他的關于各國間自由貿易的價值觀存在著一些例外。在某些情況下，各國會追求并非是實現(xiàn)物質財富最大化的目標，比如說分配正義、反壟斷、資源的保存，以及本國國民的生命與健康安全的保護等等。

本文的主旨即在于探討多邊貿易體制下的自由貿易理念與人類健康安全之間的關系演進。進入正題之前，讓我們首先來回眸人類貿易史中的若干片斷。

Ⅰ 回顧-------貿易與傳染性疾病的預防和控制

如何協(xié)調貿易與健康之間的關系是一個既古老而又常新的話題。實際上，作為人類最早用來與傳染性疾病進行斗爭的武器，“隔離”（Quarantine）[②]措施的產生與發(fā)展就與貿易直接相關。早在15世紀意大利城邦時期，來自黑死病疫區(qū)的商船在到達繁華的威尼斯港口時，都會被要求到一個孤地拋錨停留40天，以避免傳染性疾病的擴散與傳播。[③]以此為發(fā)端，到19世紀時各國已經在國內立法中對“隔離”措施建立了一套嚴格而又各異的規(guī)范體系。國際層面，自1851年在巴黎召開的首屆國際衛(wèi)生會議后，歐洲各國在近半個世紀的時間里共舉行了六次會議，并于1892年在意大利威尼斯締結了人類歷史上第一個具有拘束力的國際衛(wèi)生條約（International Sanitary Convention， 1892），以后的國際衛(wèi)生會議對這一條約又多次進行了修改與補充。這些會議與條約的根本目標可以概括為：一保護歐洲免受外來傳染性疾病的入侵；二 建立針對傳染性疾病的國際監(jiān)控體系；三 建立國際衛(wèi)生組織；四 協(xié)調統(tǒng)一各國的隔離措施以便利國際貿易的進行。 [④]國際貿易與傳染性疾病在19世紀時就以國際立法的形式緊密地聯(lián)系起來，一方面各國有權采取措施保護國內公共衛(wèi)生的安全，另一方面又必須進行國際合作以確保此類措施不對貿易增加不合理的負擔，造成不合理的阻礙。在整個國際貿易法的發(fā)展史中，這一矛盾貫穿始終。對此，1929年簽訂的《國際植物保護公約》（ICPP）可以作為一個極好的例證。公約一方面承認每一成員國有權利檢查與處置被隔離的進口植物或植物制品，在特殊情況下可以暫時禁止此類植物或植物制品的進口，[⑤]另一方面又要求成員國“除非在某一國家的特定區(qū)域確實已經發(fā)現(xiàn)了植物病情或蟲害，而且對于保護本國的植物及農作物來說是必要的情況下，不得以植物衛(wèi)生為理由對該國的植物或植物制品實施進口與運輸限制。”[⑥]

的回顧告訴我們，在20世紀，人類平衡貿易與健康關系的努力更多地是在構建和完善以GATT---WTO為代表的多邊貿易體制的過程中體現(xiàn)出來。

Ⅱ GATT---WTO協(xié)調貿易與健康的立法與實踐

一 初步嘗試——《關稅與貿易總協(xié)定》第20條（一般例外）

（一） 《關貿總協(xié)定》第20條（一般例外）解讀

關稅與貿易總協(xié)定（General Agreement on Tariffs and Trade ，簡稱GATT）成立于1947年，當時由23個國家簽訂此協(xié)定，其目的在于努力推行貿易自由主義，避免盛行于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民族主義以及貿易戰(zhàn)在戰(zhàn)后重現(xiàn)。非歧視原則是GATT多邊貿易體制的核心和最重要的原則，也是GATT作為一個多邊貿易體制得以存在并在戰(zhàn)后國際貿易中發(fā)揮其職能的基石。作為人類歷史上第一個全球性的多邊貿易協(xié)定，在GATT對貿易的規(guī)范中同樣包含了對公共健康的關注。透過 GATT第20條的規(guī)定，我們可以看到多邊貿易體制的設計者們試圖在保證政府的“健康福利權”與防止此種權力被濫用為貿易保護主義的手段之間尋求一種平衡的努力。[⑦]正如杰克遜教授對“一般例外”條款所作的那樣，第20條“承認了主權國家的重要性”[⑧]，即成員方政府能夠采取行動以促進‘保護人類，動物或植物的生命或健康’及其他合法目標的實現(xiàn)，“盡管這種行為會與它在國際貿易中的各種義務相沖突”；[⑨]對政府“健康福利權”的規(guī)制以避免其被濫用則體現(xiàn)在以下三個方面，即有關措施的實施：1 不得在情形相同的國家之間構成任意的、不合理的歧視；2 不得構成對國際貿易的變相限制；3 為保護人類、動物或植物的生命或健康所必需。[⑩]

1 對GATT第20條前言的理解

以上1、2兩項體現(xiàn)在GATT第20 條的前言當中，杰克遜教授稱之為“較軟的”（soft）最惠國與國民待遇義務。即在實現(xiàn)第20條所列的目標范圍內，允許偏離第一條（最惠國待遇）和第三條（國民待遇）義務——而不是擴大違反最惠國待遇的歧視性做法，或者是保護國內生產——，如果這種偏離對于追求所列目標是必需的。[11]在1982年的加拿大和美國金槍魚案中，加拿大認為美國對其金槍魚制品的進口限制屬于一種任意的和不合理的歧視，違反了GATT 第20條的規(guī)定。專家組裁定，因為美國對其他國家同樣實施了此項措施，因此不能被認定為是對加拿大金槍魚制品不合理歧視。[12]在這里，評估一項措施是否為“任意的和不合理的歧視”的關鍵是看有關的公共健康措施是否是對所有的同類進口產品統(tǒng)一地實施。同樣的，判斷一項措施是否構成“對國際貿易的變相限制”的標準則是看此項措施是否同樣實施于本國同類產品。在“汽油標準案”中誕生了WTO 爭端解決機制運行以來的第一份上訴復審報告，其中包含了對于“變相限制”一詞的解釋，從中我們可以得出上訴機構對于GATT第20條前言的理解——“隱藏的或未公布的對于國際貿易的限制或歧視并未窮盡‘變相限制’一詞的含義。盡管該詞還包含著其他的含義，我們認為‘變相限制’可以被恰當的解釋為包含了在第20條所列一般例外掩護下的國際貿易中達到了任意與不合理的歧視程度的各種限制性措施。……根本性的目標在于防止對第20條一般例外的濫用或非法適用。”[13]

2“必要性要求”的實證分析

前述第3項要求則規(guī)定在GATT第20條（b）款本身當中。在GATT—WTO 的爭端解決實踐中，對于“必要性要求”的解釋涉及到了三個問題，其一，當成員方引用第20條（b）款時，相關的措施是否屬于為保護人類，動植物的生命或健康的目的而實施，即GATT第20條對特定案件的“可適用性”問題。 例如，在“泰國限制香煙進口案”中，專家組采納了世界衛(wèi)生組織關于吸煙的健康危害性的專家證明，認定泰國對進口香煙的限制屬于GATT第20條（b）款規(guī)定的范圍；[14]其二，有關的措施是否是以域外管轄的方式實施。在“金槍魚——海豚案”中，美國認為它所實施的《海洋哺乳動物保護法》（MMPA）目的在于保護海豚的生命與健康，因此應屬于GATT第20條（b）款規(guī)定的范圍。專家組則裁定MMPA試圖將美國的環(huán)保標準強加于其他國家，而在GATT體制下這類域外管轄是不被允許的。專家組強調：第20條（b）款允許成員方設立各自的人類、動物或植物的生命或健康措施并不意味著成員方可以通過貿易限制的手段強迫其他國家接受自己的保護標準與健康政策；[15]最后一個問題則是有關的措施是否是為保護健康所必要的(Necessary)。按照GATT—WTO爭端解決專家組的闡釋，“必要”一詞在這里有著確定的含義：如果存在著一個可以達到相同目的的替代措施，并且此項措施符合，或者與所采取的措施相比至少更加不違反GATT義務，那末所采取的措施就不能被認為是“必要的”。[16]同樣是在“泰國限制香煙進口案”中，專家組認為泰國政府本來可以使用其他符合GATT規(guī)則的措施，例如“一項在第3 條第4款所規(guī)定的國民待遇基礎上實施的非歧視性的法規(guī)，要求對香煙的成分進行完全的披露，以及對有害成分加以禁止等等”，[17]來達到減少香煙消費的目的，因此裁定泰國限制香煙進口的做法并不符合第20條（b） 款有關“必要性”的要求。一個相反的例證則是加拿大和法國的“石棉”糾紛。在此案中，專家組指出，法國采取的有關措施屬于保護人類生命和健康的措施，而且這個措施是必要的，因為沒有“可合理利用的替代措施”。[18]

（二）《關貿總協(xié)定》第20條（b）款評析

關貿總協(xié)定運行以來近40年的表明，第20條的健康例外條款并未達到當初所預想的效果。關貿總協(xié)定《GATT與實踐指南》中記錄的以下案例可以幫助我們更好地理解GATT第20條的不足與缺失。

1986年前蘇聯(lián)切爾諾貝利核電站發(fā)生嚴重的核泄漏事故后，歐共體停止了對核電站周圍1000英里以內區(qū)域的肉類及活體動物的進口，匈牙利、波蘭等東歐國家成為此項禁令的最大受害者。[19] 匈牙利認為歐共體的做法違反了總協(xié)定第20條序言的規(guī)定，并認為禁止東歐國家相關產品的進口并沒有基于公共健康安全及方面的充足理由。歐共體對此的解釋則是：在事故之后民眾中存在著非理智的、相互傳播的恐懼心理，在這種情況下政府別無選擇，只能采取這一措施來平息恐慌。[20]換句話說，歐共體承認了這一禁令從科學及公共健康的角度來說是毫無意義的。這就引發(fā)了一個：成員方在援引第20條時，是否必須證明所采取的措施是建立在科學基礎之上的？事實上，第20條(b) 款并未提及科學證明要求，在GATT解決爭端的實踐中專家組也從未就科學在第20條(b) 款中的地位進行過闡述。

另外一個案例發(fā)生在智利，1989年智利的水果出口在一些國家受阻，起因卻只是因為發(fā)現(xiàn)了恐怖分子的一次破壞事件導致的“兩顆有毒葡萄”，而這兩顆葡萄卻使智利的水果出口幾乎陷于停頓狀態(tài)。智利就此向GATT發(fā)出呼吁，敦促成員方更好地協(xié)調每一成員方保護其消費者健康的權利與出口國對穩(wěn)定的和不受限制的國際貿易的期望之間的關系，以避免此類措施由于未經協(xié)商而過急實施，由此產生非對稱性（disproportionate）的后果.[21] 這里，我們看到了對第20條(b) 款試圖達到的貿易與健康之間平衡關系的一種期盼，而這種“非對稱性的”后果的產生則與有關措施的科學證明要求以及風險評估程序的缺乏直接相關。如上所述，在第20條(b) 款中既無科學證明要求，也沒有規(guī)定對有關情況進行科學地評估以采取適當的、恰如其分的措施。

從以上的可以得出，雖然在GATT第20條規(guī)定的一般例外中包含了公共健康安全的，但是在關貿總協(xié)定建立之初，其宗旨更在于促進貿易自由化，由于歷史條件和人們的認識所限，貿易與健康之間的平衡關系并沒有被賦予特殊的地位[22] ；GATT并未試圖協(xié)調各成員方的公共健康措施，而是允許成員方選擇對人類，動物或植物的生命或健康的保護標準，前提則是這些措施同樣的適用于相同的進口產品及本國產品，并盡可能對國際貿易產生最小限制作用。然而，第20條條文規(guī)定的寬泛和疏漏，特別是缺乏有關的科學證明和風險評估要求，以及由此引發(fā)的條文解釋的分歧，一方面使得總協(xié)定在爭端解決實踐中面臨著諸多困難，另一方面成員方也很難利用第20條為其健康安全措施辯護[23]。20世紀下半葉以來，隨著全球生態(tài)環(huán)境的不斷惡化，公共健康安全成為各國越來越關注的問題，如何有效地協(xié)調貿易與健康之間的關系成為人類面臨的一大難題。在這一歷史背景下，烏拉圭回合產生的《實施衛(wèi)生與植物衛(wèi)生措施協(xié)議》就具有了重要的意義。

二　新的路徑——《實施衛(wèi)生與植物衛(wèi)生措施協(xié)議》(《SPS協(xié)議》)

（一）《SPS協(xié)議》概述

《SPS協(xié)議》對“衛(wèi)生與植物衛(wèi)生措施”所下的定義對GATT第20 條（b）款中所說的“為保護人類、動物或植物的生命或健康所必需的措施”作了詳盡的闡釋，根據《SPS協(xié)議》附件A， 所謂衛(wèi)生與植物衛(wèi)生措施是指用于下列目的的任何措施：1、保護成員領土內的動物或植物的生命或健康免受蟲害、病害、帶病有機體或治病有機體的傳入、定居或傳播所產生的風險；2、保護成員領土內的人類活動物的生命或健康免受食品、飲料或飼料中的添加劑、污染物、毒素或治病有機體所產生的風險；3、保護成員領土內的人類的生命或健康免受動物、職務或動植物產品攜帶的病害，或蟲害的傳入、定居或傳播所產生的風險；或4、防止或控制成員領土內因蟲害的傳入、定居或傳播所產生的其他損害。[24]

按照WTO的理解，《SPS協(xié)議》的根本目標是“在確認任何政府提供它所認為適當的健康保護水平的主權權利的同時，保證這種主權權利不被濫用為貿易保護主義的目的以及對國際貿易產生不必要的阻礙”。[25]為了達到這個目標，《SPS協(xié)議》引入了證明原則，規(guī)定任何衛(wèi)生與植物衛(wèi)生措施應根據科學原理(based on scientific principles)，僅在為保護人類、動物或植物的生命或健康所必需的限度內實施， 不在情形相同或相同的成員之間構成任意（arbitrary） 或不合理(unjustifiable) 的歧視，其實施方式不得構成對國際貿易的變相限制（disguised restriction）；同時輔以風險評估原則，要求成員方保證其衛(wèi)生與植物衛(wèi)生措施，應以對人類、動植物的生命健康所進行的、適合有關情況的風險評估( risk assessment) 為基礎[26]。并在第三條中規(guī)定了“協(xié)調”（harmonization）原則，即除非協(xié)議另有規(guī)定，SPS措施應根據現(xiàn)有的國際標準、指南或建議制定；這些規(guī)定的具體含義及其相互間的復雜關系，將在下文中結合有關案例進行詳細評析。

（二） 舉證責任的承擔

“科學證明原則”的引入使得與《SPS協(xié)議》相關的糾紛中涉及到了大量的專業(yè)技術，舉證責任的確定也就變得更為復雜和重要。例如，在歐共體荷爾蒙案中，WTO爭端解決專家組和上訴機構對于舉證責任承擔就給出了相反的意見。

歐共體荷爾蒙案的案情是，世界貿易組織成立前，歐共體頒布了三個指令，禁止為促進牲畜的生長而使用含有促進荷爾蒙生長或激素作用的物質，同時禁止將使用前述物質的國產和進口牛肉或肉類產品投放歐盟市場。1997年7月1日，歐盟頒布了新的指令第96/22/EC號，取代前述指令，繼續(xù)禁止進口或向歐盟市場投放含有荷爾蒙或激素的肉類或肉類產品，但用于或動物技術的此類物質除外。歐共體荷爾蒙案涉及六種荷爾蒙，其中三種是天然的，另外三種是人工合成的。美國指控歐盟禁止進口含該六種荷爾蒙的牛肉和肉類產品違反了《SPS協(xié)議》第2條、第3條和第5條，《TBT協(xié)議》和關貿總協(xié)定第1條和第2條。

在此案中，歐共體認為應由美國證明使用有關促進生長的激素對人類的健康來說是安全和沒有風險的，[27]而美國則認為應由歐共體來證明健康風險的存在并對此進行科學的風險評估。[28]專家組的意見是，實施有關衛(wèi)生措施的成員方應承擔舉證責任，在有關的措施高于國際保護標準時更應如此。申訴方只需做出其他成員方違反《SPS協(xié)議》的初步（prima-facie）證明， 這之后舉證責任就轉移到了實施措施的成員方那里。專家組認為協(xié)議的第2條第2款和第3款、第5條第1款、第6款和第8款、第3 條第2款都支持這一觀點。[29]然而，上訴機構卻推翻了專家小組的結論。上訴機構認為，協(xié)議第2條第2款規(guī)定實施衛(wèi)生措施的成員方必須保證“措施的實施僅在為保護人類、動物和植物生命或健康的必要限度內實施”，這與爭端解決過程中的舉證責任并無聯(lián)系，一個成員方在實施衛(wèi)生措施時不遵守國際標準的行為并不能導致它必須承擔普遍的或特殊的舉證責任的后果，這樣做實際上是對成員方的一種懲罰。上訴機構認為《SPS協(xié)議》下的舉證責任不同于GATT第20條中的舉證責任，專家組本來應當美國和加拿大是否提供了足夠的證據和論點，證明歐共體沒有遵守《SPS協(xié)議》的規(guī)定。這意味著美國和加拿大必須做出初步證據，證明歐共體的措施沒有建立在“風險評估”的基礎之上，從而違反了協(xié)議第5條第一款的規(guī)定。[30]

上訴機構對于舉證責任的認定引發(fā)了一個重要后果，那就是在WTO 體制下成員方對SPS措施提出申訴的難度將要比關貿總協(xié)定時期大為增加，因為申訴方在案件開始時就必須承擔重要的或者說實質性的舉證責任。結合上訴機構關于任何對違反GATT第20條（b）款的指控必須按照《SPS協(xié)議》的規(guī)定來解決的主張，我們可以得出，歐共體荷爾蒙案上訴機構的結論對于GATT時期認定舉證責任的標準作出了根本性的變更。在WTO 的實踐中，至少在舉證責任這個問題上，貿易與健康的天平正在向維護成員方的公共衛(wèi)生安全主權的方向上傾斜。

（二）證據原則與風險評估要求

前述匈牙利肉類及智利水果出口案使我們認識到了GATT第20條的重大局限，有鑒于此，《SPS協(xié)議》在第2條第2款及第5條第1款中明確規(guī)定了科學證據原則和風險評估要求，它們也被公認為是《SPS協(xié)議》的核心條款。

在WTO的爭端解決實踐中，對第2條第2款及第5條第1款的解釋主要涉及到了以下：1 如何構成一項“充分的風險評估”？ 2 為證明一項SPS措施符合協(xié)議的要求，需要多少科學證據的支持？在歐共體荷爾蒙案中，專家組和上訴機構對這兩個問題都做出了不同的回答。

1 何為充分的“風險評估”？

在該案中，專家組和上訴機構雖然都認定歐共體的做法沒有建立在風險評估基礎之上[31]，但是二者對于“風險評估”( risk assessment )一詞的含義卻做出了不同的闡釋。

專家組認為風險評估要求包含了程序的和實質的兩個方面，程序方面的要求是指實施衛(wèi)生措施的成員方必須證明它至少在決定采取措施時“認真考慮到了”（take into account） 有關風險評估的資料，以此來達到該措施是建立在風險評估基礎之上的要求”;[32]實質方面，專家組認為風險評估要求應包含兩個步驟：（1）風險評估（risk assessment），即目的在于發(fā)現(xiàn)潛在的人類健康風險的純粹的科學實驗；（2）風險管理（risk management），包含了成員方希望怎樣去設定適當的健康保護標準的及價值判斷。[33]

然而，對于專家組的上述結論，上訴機構卻給出了相反的意見。首先，對于程序方面，上訴機構認為專家組犯了一個上的錯誤，認為在協(xié)議的條文中并沒有包含對成員方證明其在實施衛(wèi)生措施時就已經考慮到了風險評估的要求，實際上上訴機構并不拒絕一個可能支持有關衛(wèi)生措施的科學證據，即使成員方從未考慮到這一證據，甚至這一證據是在成員方已經實施了有關的衛(wèi)生措施之后才出現(xiàn)的;[34]對于實質方面，上訴機構也不同意專家組將風險評估劃分為“科學上的風險評估”與“風險控制”兩個方面的做法，認為這種劃分并“沒有文本上的根據”（has no textual basis）[35] 上訴機構認為，第5條第1款實際上是對第2條第2款中規(guī)定的科學證明要求的一個具體體現(xiàn)，以確保一項衛(wèi)生措施不是在沒有充分的科學證據支持下實施的。因此，上訴機構澄清，第5條第1款是一個實質性的而非程序性的要求，成員方不僅要能夠舉出對它所實施的衛(wèi)生措施進行的風險評估，而且必須證明有關措施是被這一風險評估所“充分支持或合理保證的”（sufficiently supported or reasonable warranted）。上訴機構必須查明成員方是否達到了這一要求。[36] 此外，上訴機構主張，“所要評估的風險…并不僅僅是可以在嚴格控制條件下的科學實驗過程中被確定的風險，而且包含了人類社會中實際存在的風險，換句話說，包含了在人類生活、工作、消亡的真實世界里，對人類健康存在的真實的、潛在的負面。[37]對此，有學者評論說，上訴機構對“風險評估”所下的定義“將風險評估從專家組狹隘的、純粹科學過程的定義中拓寬出來”，這種對“風險評估”所作的廣義解釋“為公共衛(wèi)生當局創(chuàng)造了更大的靈活性，因為‘風險評估’將可能檢測和評估對于人類健康的所有風險，而不問其確切的和即時的起源如何?！盵38]

2“風險”及“科學證據”有無量化要求？

在這個問題上，上訴機構又一次推翻了專家組的結論。專家組認為，對一項風險所進行的評估如果要符合第5條第1款的要求，那末該風險的程度應該有一個“門檻”（threshold）的要求，或者說一個量化的要求。[39] 換句話說，風險評估的結果必須體現(xiàn)出一定量級的（magnitude）風險的存在。[40]上訴機構則認為《SPS協(xié)議》中并未包含此種要求。按照上訴機構的解釋，成員方只須評估出一種風險，無論此種風險是多末的小，也不論它的可能性如何，只要有關衛(wèi)生措施與風險評估存在著一種合理的關系，成員方即為履行了風險評估的義務。[41]

上訴機構對風險評估的理解則與它對“少數意見”的態(tài)度有關”，這也是上訴機構的結論中最富有爭議的一部分。[42]上訴機構認為，風險評估并不一定非要體現(xiàn)相關科學領域的多數意見，而是可以體現(xiàn)一個有著合格的、令人放心的（qualified and respected ）來源的，與多數意見不同的“分歧”（pergent）觀點。[43]這就意味著一個建立在少數科學觀點上的風險評估就可以使相關的衛(wèi)生措施滿足《SPS協(xié)議》的科學證明要求。很多人認為上訴機構的這種結論是對第2條科學證明要求的一大削弱，導致成員方不會遇到太多的困難就可以進行風險評估來支持所實施的衛(wèi)生措施，因為他們總能找到一些科學家來支持自己的觀點。從貿易與健康安全關系的角度出發(fā)，這就證明了科學證據要求并不會對成員方限制貿易以保護公共健康安全的權利產生過多的限制。

然而，專家組和上訴機構同樣明確了，根據《SPS協(xié)議》和《關于爭端解決程規(guī)則與程序的諒解》，[44]他們有權對實施有關衛(wèi)生措施的科學證據的充分性進行判斷。[45]考慮到這一點，我們就不能認為成員方將衛(wèi)生措施的實施建立在“少數科學意見”上的權利是沒有限制的，成員方必須在爭端解決過程中為其實施的措施提供有效的辯護。

通過對科學證明原則和風險評估要求的，我們可以不難發(fā)現(xiàn)，貿易與健康安全之間的微妙平衡在WTO爭端解決實踐中得到了很好的維護。

（三） 協(xié)調原則

《SPS協(xié)議》第3條（Harmonization）要求成員方的衛(wèi)生與植物衛(wèi)生措施應根據現(xiàn)有的國際標準、指南或建議制定，以此在盡可能廣泛的基礎上對其進行協(xié)調（第1款）；符合國際標準的衛(wèi)生與植物衛(wèi)生措施被視為《SPS協(xié)議》和GATT1994的規(guī)定相一致（第2款）；如果存在科學理由，各成員可采用高于國際標準水平的衛(wèi)生與植物衛(wèi)生措施。（第3款）。這里所說的“國際標準、指南或建議”主要是指食品法典委員會、國際獸疫組織以及《國際植物保護公約》制定的有關衛(wèi)生與植物衛(wèi)生方面的標準指南或建議。

在歐共體荷爾蒙案中，專家組和上訴機構對《SPS協(xié)議》第3條的解釋又出現(xiàn)了明顯的分歧。

專家組認為，第3款是對第1款和第2款所規(guī)定的，在國際標準基礎上協(xié)調衛(wèi)生措施的一般性義務的一種“例外”[46]；第1款中的“根據”（based on）和第2款中的“符合”（conform to） 是同一種含義。[47]上訴機構則明確，第3條的第1款、第2款和第3款各自規(guī)定了成員方在實施衛(wèi)生措施時的權利，第3款中所規(guī)定的成員方自行決定衛(wèi)生措施的保護水平，是一項重要的獨立（autonomous）權利，而不是一般原則的例外。因此，成員方在建立更高的衛(wèi)生保護水平時，如果未滿足第3款所規(guī)定的條件也并不是對第1款的一種事實上的（ipso facto）違反。[48]正是基于以上認識，上訴機構對第3條前三款的含義及相互關系做出自己的闡釋。

上訴機構認為，第1款里要求成員方的衛(wèi)生措施“根據”（based on）國際標準制定，這里“根據”（based on）的含義是指“在……基礎之上制定”（built upon）或“被…所支持”（supported by）。[49]一項衛(wèi)生措施如果僅僅是“根據”（based on）國際標準制定，并不等于是與國際標準相“符合”（conform to）。成員方并不能由此援引第2款的規(guī)定，認為該措施與“SPS協(xié)議和GATT1994的規(guī)定相一致”。按照上訴機構的理解，“符合”（conform to）是指“完全地體現(xiàn)了”（embody completely）或者“轉化為國內標準”（convert…into…municipal standard）。[50]一旦成員方選擇了與國際標準不同的保護水平時，第3條第3款就開始獨立地發(fā)揮作用。

根據第3款的規(guī)定，成員方采取與國際標準不同的衛(wèi)生措施時，不得與SPS協(xié)議的任何其他規(guī)定相沖突。上訴機構澄清，這一規(guī)定意味著所有的衛(wèi)生與植物衛(wèi)生措施必須符合第5條，特別是要滿足第5條第1款和第2款所規(guī)定的風險評估要求。這就意味著，如果成員方選擇了比國際標準更高保護水平的衛(wèi)生措施，這種措施也必須建立在風險評估的基礎之上。然而，這一結論又明顯地與第3條第3款的表述相沖突，因為第3條第3款似乎暗示了某些有著“科學理由”（scientific justification）的衛(wèi)生措施并不需要建立在風險評估基礎之上。對此，上訴機構也承認，SPS協(xié)議第3條第3款“‘循環(huán)和重疊（involved and layered）的語言’實際上使我們無法做出選擇”。[51]

在筆者看來，這種“循環(huán)和重疊語言”的出現(xiàn)更多地體現(xiàn)了協(xié)議的制定者們在平衡貿易與健康的關系時的謹慎與小心。

（四）“預防原則”

《SPS協(xié)議》的設計者們平衡貿易與健康的努力在第5條第7款、第3條第3款及前言第6段中同樣得到了體現(xiàn)，這些條款在相關的爭端解決中被統(tǒng)稱為“預防原則”（Precaution Principle）。[52]

在歐共體荷爾蒙案中，歐共體主張“預防原則”屬于國際習慣法的一部分，并以此證明它的衛(wèi)生措施符合風險評估的要求。雖然專家組和上訴機構對于“預防原則”在國際法中的地位都未給予明確回答，但二者都確認在第5條第7款和第3條第3款中包含了預防原則的。但是，專家組和上訴機構都認為，歐共體并不能援引預防原則來規(guī)避第5條第1款規(guī)定的將衛(wèi)生措施建立在風險評估之上的明確義務。[53]在日本限制農產品進口案中，[54]預防原則的運用則與第2條第2款的規(guī)定聯(lián)系起來。在此案中，日本援引第5條第7款試圖證明其檢疫措施滿足了第2條第2款所規(guī)定的“充分證據”要求。日本認為，它之所以暫時禁止所有品種的水果進口，是因為缺乏分別測試導致了“相關科學證據的不充足”。對日本的這一抗辯，專家組和上訴機構并沒有從第5條第7款的實質方面做出判斷，（例如確定在何種情況下，相關的科學信息可以被看作是不充足的），而是著眼于第5條第7款中所規(guī)定的程序要求。上訴機構認為，日本既未設法獲得風險評估所需的“額外信息”，也沒有在“一段合理期限內審議”有關的檢疫措施，所以日本的做法并不符合第5條第7款的要求。因此，上訴機構得出的結論，日本的檢疫措施并沒有充足的科學證據，從而違反了第2條第2款的規(guī)定。[55]

以上WTO專家組和上訴機構對與歐共體荷爾蒙案和日本限制農產品進口案的似乎表明，《SPS協(xié)議》中的預防原則作為實施措施一方的一項抗辯理由，其前景并不令人看好。[56]

（五）小結

綜上所述，從協(xié)調貿易與健康間關系的宏觀角度考察，《SPS協(xié)議》繼承了GATT第20條有關“必要性”及“對貿易最小限制和禁止變相限制”的要求，并在以下三個方面超越了GATT第20條的規(guī)定。首先，協(xié)議要求所有的衛(wèi)生與植物衛(wèi)生措施必須建立在科學原則和證據之上，并規(guī)定了相關的風險評估程序。這一規(guī)定具重大而深遠的意義，有學者認為它使整個多邊貿易體制的爭端解決活動遇到了前所未有的課題[57]；其次，協(xié)議要求成員方應盡可能地在食品法典委員會、國際獸疫組織、《國際植物保護公約》秘書處等國際組織所制定的有關國際標準的基礎上協(xié)調各自的衛(wèi)生與植物衛(wèi)生措施[58]；最后，作為“烏拉圭回合”一攬子成果的重要組成部分，《SPS協(xié)議》的誕生使得與健康安全有關的貿易爭議的解決有了強制性的WTO 爭端解決機制作為后盾，這在所有的旨在協(xié)調貿易與公共衛(wèi)生安全之間關系的國際協(xié)定中還是第一次。這種超越不僅增加了《SPS協(xié)議》的可操作性，而且更為合理地平衡了貿易與健康安全之間的關系。

在與《SPS協(xié)議》有關的WTO爭端解決實踐中，有一種現(xiàn)象的出現(xiàn)耐人尋味。那就是專家組，特別是上訴機構只有在有關的案情特別清楚的情況下才會對被訴方是否違反了《SPS協(xié)議》相關條款做出明確的結論。[59]這似乎可以被理解為，在通常的情況下，專家組和上訴機構在權衡貿易與健康之間的關系時，更傾向于維護一國衛(wèi)生主管當局保護其本國公共健康安全的權利。

結 語

自由貿易與健康安全同為人類福祉所系。從與傳染性疾病的斗爭開始，直到20世紀以關貿總協(xié)定和世界貿易組織為主導的多邊貿易體制的構建與完善，人類平衡貿易與健康間關系的努力貫穿了整個國際貿易的。我們有理由期待這一努力將會為生活在21世紀的人們帶來更多的和諧與福利。

* 本文的寫作得到了院國際法中心“青年課題基金”的資助，特此致謝。

[①] 參見羅伯特吉爾平：《全球學——解讀國際經濟秩序》，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217頁。

[②] Quarantine一詞來自拉丁文，意為“40天”，這也是我們在非典危機中耳熟能詳的“隔離”一詞的由來。

[③] See T.Ranger (ed.)，‘Epidemics and Ideas: Essays on the Historical Perception of Pestilence’(1992)，p.15.

[④] David P.Fidler，‘International Law and Infectious Diseases’(1999)，p.2.

[⑤] 1929 ICPP，art 6.

[⑥] Ibid，art 8.

[⑦] GATT1947第20條規(guī)定，“在遵守關于此類措施的實施不在情形相同的國家之間構成任意或不合理歧視的手段或構成對國際貿易的變相限制的要求前提下，本協(xié)定的任何規(guī)定不得解釋為阻止任何締約方采取或實施以下措施……（b）為保護人類、動物或植物的生命或健康所必需的措施；……”。

[⑧] John·H·Jackson，‘ World Trading System， Law and Policy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 Relations ’(1997).

[⑨] Ibid

[⑩] GATT1947， art. XX(b).

[11] John·H·Jackson， ‘The World Trading System' ， p 277.

[12] See United States----Prohibition on Imports of Tuna and Tuna Products from Canada， adopted 22 Feb. 1982，GATT Doc.L/5198，BISD 29S/91

[13] United States-----Standards for Reformulated and Conventional Gasoline， Appellate Body Report， adopted 20 May 1996，WTO Doc. AB-1996-1，p. 25.

[14] See Thailand---Restrictions on Importation of and Internal Taxes on Cigarettes， adopted 7 .Nov. 1990，GATT Doc. DS10/R，BISD 37S/200.

[15] Tuna-DolphinⅠCase，para.5.27

[16] See Thai Cigarette Case， Panel Report，para.74; and Gasoline Case Panel Report， para.6.24.

[17] Thai Cigarette Case， para.77

[18] Measures Affecting Asbestos and Asbestos Containing Products， WT/DS135/AB， para.150.

[19] GATT ，Guide to GATT Law and Practice ，p.527

[20] European Economic Community---Suspension of Food Imports from Certain East European Countries， in GATT Doc.c/m/198，p. 28.

[21] Establishment of a Streamlined Mechanism for Reconciling the Interests of Contracting Parties in the Event of Trade-Damaging Acts—Communication from Chile， GATT Doc. C/M/ 232， 23， 23-4.

[22] 在GATT第20條中，健康安全只是作為例外之一與其他九項一般例外并列。

[23] 在與第20條（b）款有關的泰國進口香煙案及金槍魚和海豚案里，泰國和美國所采取的措施都被專家組認定為不符合GATT規(guī)則。

[24] 參見《SPS協(xié)議》附件A。

[25] WTO， Understanding the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Agreement on Sanitary and Phytosanitary Measures.

[26] 參見《SPS協(xié)議》第2條、第5條、第3條。

[27] Beef Hormones Panel Report，para.8.50

[28] Ibid， para.8.49

[29] Ibid， para.8.55

[30] Beef Hormones Appellate Report，para.104

[31] Beef Hormones Panel Report，para.9(i); Beef Hormones Appellate Report，para.253(i)

[32] Beef Hormones Panel Report，para.8.113.

[33] Ibid， paras. 8，94，95，160.

[34] Beef Hormones Appellate Report，para.189.

[35] Ibid， para.181.

[36] Beef Hormones Appellate Report，para.186.

[37] Ibid， para.187.

[38] See Fidler， ‘Trade and Health’，p.38.

[39] Beef Hormones Panel Report，para.8.188.

[40] Beef Hormones Appellate Report，para.186.

[41] Ibid， para.193.

[42] See Craig Thorn and Marinn Carlson ，‘ Agreement on The Application of Sanitary and Phytosanitary Measure and The Agreement of Technical Barriers to Trade， Law and Policy in International Business， Vol. 31， Number3， 2000.

[43] Beef Hormones Appellate Report，para.194.

[44] 《關于爭端解決程規(guī)則與程序的諒解》第11條規(guī)定，專家組應對其審議的事項作出“客觀評估”（objective assessment）。

[45] Beef Hormones Appellate Report，para.192.

[46] Beef Hormones Panel Report，para.8.86

[47] Ibid， para.8.72

[48] Beef Hormones Appellate Report， para.172.

[49] Ibid para.173.，

[50] Ibid.

[51]Beef Hormones Appellate Report， para.174.

[52]《SPS協(xié)議》第5條第7款規(guī)定，在依據不充分時，成員方在滿足規(guī)定的條件下，可以采取臨時性的衛(wèi)生與植物衛(wèi)生措施；第3條第3款規(guī)定，在有科學依據且措施不違反協(xié)議其他規(guī)定的前提下，成員方可以采取保護程度高于國際標準的措施。

[53] Beef Hormones Appellate Report， para.124.

[54] 該案的案情是：日本于1950年制定植物保護法和實施條例，禁止從美國等地進口杏仁、櫻桃、梅子、梨、桃、蘋果和胡桃等八種植物。理由是這些植物有可能是幼蛀蟲的寄生體。1978年后，日本有條件的進口以上產品，即只要出口國實施另一可達到進口要求的保護水平的措施，日本便可進口以上植物。1997年，美國要求與日本進行磋商，雙方未達成協(xié)議，美國要求爭端解決機構成立專家組審議雙方爭議。

[55] Japan-Varietal Appellate Report， ， para.80.

[56] See Craig Thorn and Marinn Carlson ，‘The Agreement on The Application of Sanitary and Phytosanitary Measure and The Agreement of Technical Barriers to Trade， Law and Policy in International Business， Vol. 31， Number3， 2000.

[57] Charnovitz， ‘Free trade，F(xiàn)air Trade，Green Trade:Defogging the Debate’， Cornnel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Vol.27，1994，p480.

第8篇：衛(wèi)生健康知識范文

[關鍵詞]學生體質健康測試 高職體育課 教改

[中圖分類號] G712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2095-3437（2013）012-0099-03

全國第六次國民體質檢測結果顯示，“大學生身體素質25年來一直在下降，尤其是心肺功能。與1985年相比，肺活量下降了近10%，大學女生800米跑、男生1000米跑的成績分別下降了10.3%和10.9%。對于高校學生的健康和體質，專家表示不容樂觀?！苯逃坎块L袁貴仁感嘆：“體質不強，談何棟梁！”教育部體育衛(wèi)生與藝術教育司司長王登峰深感憂慮，“如果普通大學生的體質沒有明顯提升，建設人力資源強國就無從談起?！比ツ?，筆者所在院校對在校2011級學生2078人進行的體質測試數據顯示，學生在肺活量、爆發(fā)力、下肢力量等低于全國《國家學生體質健康標準》及格水平。由此可見，如何提高大學生體質水平成了體育教育工作者面臨的一個極其嚴峻的課題。為此，可以學生體質健康測試為切入點，通過了解、掌握、研究高職在校學生體質狀況，并以此為依據設置職業(yè)崗位能力需求的體育課程，不失為有的放矢深化高職體育教學改革的一種有益探索。

一、國內學生體質健康測試研究現(xiàn)狀

體質是指在遺傳性和獲得性基礎上表現(xiàn)出來的人體形態(tài)結構、生理功能和心理因素綜合的、相對穩(wěn)定的特征。它包括身體形態(tài)、生理功能、身體素質和運動能力、心理發(fā)育、適應能力等五個范疇。

我國學生體質健康調研始于1979年，之后一般每5年開展一次，分別在1985年、1991年、1995年、2000年、2005年、2010年。“全國學生體質健康調研覆蓋31個省、自治區(qū)、直轄市6～22歲在校大、中、小學生，還包括20多個少數民族的學生。檢測指標包括形態(tài)、機能、素質、健康狀況（視力、齲齒、血紅蛋白、糞蛔蟲卵）以及青春期發(fā)育指標（男生首次遺精、女生月經初潮）等共27項指標?！逼渲校?985年由國家教委、體委、民委與衛(wèi)生部共同領導，進行了大規(guī)模多指標、學科的學生體質與健康調研工作，特別是對少數民族體質的調查與學生發(fā)病率的研究，取得了重大的研究成果，這次調研被公認為我國學生體質調研史上的一座豐碑?！薄?002年教育部、國家體育總局聯(lián)合頒布實施《學生體質健康標準》，從2004年開始在全國各級各類學校全面實施；新標準參閱了國際體質研究及評價體系和標準，充分體現(xiàn)出了全面、科學、簡單和實用的特點，對原來存在一定局限性不能全面反映學生體質健康狀況的測試內容、重復性項目重新進行了調整，根據我國的具體實際，構建了我國學生體質健康評價標準的指標體系?！?/p>

其中大學生體質健康的研究主要體現(xiàn)在身體健康與心理健康的研究上。如孫建翠和周愛光對西南石油大學、交通大學、四川師范大學入校的男女研究生各五項身體素質進行測試的結果表明，男研究生總成績不及格率占81.3%，女研究生不及格率占83.2%，更令人擔心的是大多數學生對個人的體質狀況卻處于一種“自我感覺良好”的錯誤意識階段。伍建軍對廣西8所高職院校共21887名學生體質測試與調查的結果，得出“調查對象體質總體狀況相對《學生體質健康標準》中各指標還有一定差距”的結論。樊新生運用問卷調查法對560名學生進行了問卷調查，總結了當今大學生主要存在的心理問題，并認為體育運動中集體活動的形式最能促進大學生心理健康。

綜上所述，我國高職院校學生的健康狀況，總體是不容樂觀的?？v觀體質健康研究現(xiàn)狀，多數學者能較好分析高職學生體質現(xiàn)狀，但是未能把影響學生體質健康的因素與職業(yè)性體育課程的融合與開展聯(lián)系起來并開展深入研究。因此，以學生體質健康狀況研究為切入點，在掌握影響學生體質健康的因素基礎上，結合高職教育自身特殊的性質，開展職業(yè)性體育課程，是既能增強學生體質健康，又能開展高職體育課程改革的可行性措施。

二、以學生體質健康測試為切入點的高職體育課程教改主要內容

學校體育肩負著“增強學生體質”和“促進學生健康”的使命。高職教育是我國高等教育的重要組成部分，培養(yǎng)的是生產、建設、管理和服務的應用型人才?！耙笈囵B(yǎng)的學生具有直接適應某一工作崗位的能力，畢業(yè)后能馬上上崗工作。職業(yè)崗位對從事該職業(yè)人員身體素質的要求更高更直接?！睘榇?，高職學生在校期間除了上好理論課程之外，更多的時間傾向于本專業(yè)動手實踐操作。他們不僅僅要具備扎實的文化基礎，還應該擁有良好的身體素質，這樣才能為國家健康工作50年。然而，繁重的學業(yè)壓力、長久時間的坐姿與站姿從事本專業(yè)技能操作，造成了身體機能水平、身體素質和活動能力下降，不僅影響高職生的體質和健康狀況，同時也為今后的工作埋下隱患。當前，體育鍛煉作為一種強身健體的重要手段，越來越受到國民關注，它對于增強體質和改善健康狀況的功效已經得到實踐驗證。因此，如何突破高職傳統(tǒng)體育教學模式，因勢利導，合理地安排體育課程，樹立健康第一的現(xiàn)代體育教學理念，選擇適宜的教學內容，引導學生喜歡體育活動，使他們自覺地參加體育鍛煉，把對體育鍛煉目的、態(tài)度的正確認識付諸實際行動，應該是高職體育工作的發(fā)展方向?；诖?，高職院校體育教育工作者特別是體育課專職教師，應以學生體質現(xiàn)狀為切入點，運用文獻資料法、問卷調查法、專家訪談法、實驗法、數理統(tǒng)計法等，對學生的身體形態(tài)、機能和素質指標的發(fā)展變化進行動態(tài)分析，以了解和掌握學生的體質變化規(guī)律、特點和水平，為高職院校職業(yè)性體育課程的設立和教學改革尋求方向和解決問題的途徑。

（一）學生體質健康現(xiàn)狀調查

調查高職學生體質健康的現(xiàn)狀，目的是了解學生身體形態(tài)、機能和素質指標的發(fā)展變化，掌握學生的體質變化規(guī)律、特點和水平。具體對學生的身體形態(tài)特征、身體機能、身體素質、體質健康綜合水平的統(tǒng)計分析，比較與分析不同年級、不同性別、不同專業(yè)學生的身體形態(tài)、機能、身體素質狀況，找出高職生體質存在的問題。

（二）影響高職生體質健康的因素調查

在了解學生體質健康基礎上，設計《高職生體育鍛煉問卷調查》表，目的是找出高職生體質問題存在的原因，據此分析與體育課程改革之間的關系。具體從影響學生體質健康的自身因素、影響學生體質健康的外部因素、學生所處的社會環(huán)境對其體質健康的影響三個維度進行探究。

（三）實施職業(yè)性體育課程學生體質現(xiàn)狀調查前后對比分析

在掌握高職生體質健康狀況和影響學生體質健康的因素基礎上，開展職業(yè)性體育課程，目的是探討該課程是否能提高學生的體質健康水平、探討體質健康狀況與體育課程改革之間的關系。通過設計問卷、運用實驗法，針對靜態(tài)坐姿類、靜態(tài)站姿類、流動變姿類、工場操作姿態(tài)類、特殊崗位姿態(tài)類的學生實施“職業(yè)性體育課程”，設計“職業(yè)性體育課程”的實驗組與控制組，對比實施“職業(yè)體育課程”學生前后體質狀況，主要調查實施“職業(yè)體育課程”對學生身體形態(tài)、機能和素質指標的影響，學生參加課外鍛煉的變化、學生鍛煉意識和目的的變化、學生對職業(yè)體能的認知變化、學生對職業(yè)病的認知變化情況等。

（四）從學生體質現(xiàn)狀出發(fā)進行高職院校職業(yè)性體育課程改革實踐

從學生體質現(xiàn)狀出發(fā)，運用“項目課程理論”，通過對工作崗位能力點、知識點、技能點和非智力因素優(yōu)化點的系統(tǒng)分析，對職業(yè)性體育課程進行改革，以達到增強學生身體素質的目的。在教學內容上，主要依據職業(yè)性體育課程設計：1.職業(yè)體能與運動保健課程；2.崗位工作身體技能課程；3.興趣選項課程；4.職業(yè)崗位綜合素養(yǎng)課程。在教學方法上，以職業(yè)體能需求為依托，根據學生學習能力、運動技能（層次）開設“主題模塊與組成模塊”捆綁課程，讓不同的專業(yè)學生自主選擇職業(yè)性體育課程項目、任課教師和學習層次，使每個學生都能在感興趣的課程項目中養(yǎng)成終身體育鍛煉習慣。

（五）通過提高體質達到高職院校職業(yè)性體育課程改革目標

在掌握高職學生體質健康狀況、影響學生體質健康的因素基礎上，開展職業(yè)性體育課程，提高學生的體質水平，達到《學生體質健康標準》的要求；與此同時，整合體育基本結構課程，即職業(yè)體能與運動保健課程、崗位工作身體技能課程、興趣選項課程、職業(yè)崗位綜合素養(yǎng)課程；構建“主題模塊與組成模塊”捆綁教學模式，提高學生體質水平。

總之，高職學生體質健康與否直接影響將來職業(yè)的傾向，因此加強對高職學生體質狀況及其影響因素的研究，挖掘學生體質健康狀況與體育課程改革之間的關系，進而開展體育教學調動學生參與體育活動的積極性，調控不同專業(yè)對“生理―心理”素質和特殊體育素質存在的差異性，如此方能改善高職學生的體質健康狀況，使其順利步入工作崗位，并憑著終身鍛煉意識，以優(yōu)質的職業(yè)體能為祖國健康工作。

[ 參 考 文 獻 ]

[1] 清華體育部主任：從小不鍛煉長大運動難保不出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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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中國新聞周刊網.金牌大國遭遇全民健身尷尬：八成人不鍛煉身體[EB/OL].http：//.cn/c/sd/2012-08-24/115125029596.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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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彭艷.成都市高校女生體質現(xiàn)狀調查與對策研究[D].西南交通大學，2004.

第9篇：衛(wèi)生健康知識范文

關鍵詞：循證護理；胃食管反流病患者；心理健康；生活質量

中圖分類號：R473.5 文獻標識碼：B

Effect of Evidence-based Nursing on Mental Health and Quality of Life in Patients with Gastroesophageal Reflux Disease

XUE Jian-ying，PU Jun-fen，ZHAO Li-hua，WU Yu-lan，SHEN Ju

（Department of Gastroenterology，The Affiliated Jiangyin Hospital of Southeast University Medical College， Wuxi 214400，Jiangsu，China）

Abstract：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 of evidence-based nursing on mental health and quality of life in patients with gastroesophageal reflux disease.Methods 50 cases of gastroesophageal reflux disease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the observation group and the control group，25 cases in each group. The control group received routine care，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given evidence-based nursing. Mental health and quality of life were compared in two goups.Results SAS，SDS scores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 （P

Key words：Evidence-based care；Gastroesophageal reflux disease；Mental health；Quality of life

胃食管反流?。╣astroesophageal reflux disease，GERD）是消化內科常見病，是指食管下端括約肌功能障礙等因素導致的胃內容物反流至食管，產生反酸、咽部不適、燒心、胸骨后燒灼感等臨床癥狀[1]，影響患者的心理健康和生活質量。GERD發(fā)病機制目前尚不明確，但精神、心理因素在GERD的發(fā)生、發(fā)展過程中起著重要作用[2]。循證護理是隨循證醫(yī)學發(fā)展而來，是指通過文獻檢索查找最佳護理實證指導臨床護理實踐的過程，并結合患者的具體病情、愿望和價值，給予患者個性化的護理干預措施[3]，以提高護理質量。本研究擬觀察循證護理對GERD患者心理健康和生活質量的影響，為臨床護理提供參考。

1資料與方法

1.1臨床資料 選擇2014年5月～2015年7月50例GERD患者，均符合《中國胃食管反流病共識意見》（2014）中的診斷標準，其中男23例，女27例，年齡30～65歲，平均（51.68±13.49）歲，病程4個月～8年，平均（3.76±2.58）年，文化程度：小學11例，初中13例，高中15例，大學11例，采用隨機數字表法，將患者隨機均分為觀察組和對照組。排除標準： ①年齡65歲；②耳聾、失聰或其他疾病無法完成問卷調查者；③嚴重肝、腎、肺、心等臟器功能障礙，或合并內分泌疾病、高血壓病、惡性腫瘤等；④精神、心理疾病或認知功能障礙者；⑤合并胃十二指腸潰瘍、慢性胃腸道炎癥者；⑥醫(yī)療依從性差、中途退出者。兩組患者的診斷標準、性別、年齡、病程、文化程度、排除標準等比較差異無統(tǒng)計學意義（P>0.05），具有可比性。本研究經醫(yī)院醫(yī)學倫理委員會批準實施，并與患者簽署知情同意書。

1.2方法 對照組實施消化內科常規(guī)護理，觀察組采用循證護理，具體護理方案和措施如下。

1.2.1組建循證護理小組 組建以護士長為組長的循證護理小組，選擇高年資護師以上護理人員為組員，其中，組長負責循證護理知識的培訓和考核，講解循證護理的起源、發(fā)展、內涵、本質等，結合本科室護理實踐經驗和GERD患者的病情、治療、護理等，制定個性化護理干預策略，組員在組長的指導下，具體負責循證護理的實施。

1.2.2確立循證循證問題 根據GERD患者的性別、年齡、病程、文化程度、家庭環(huán)境、治療措施等，結合患者的需求和愿望，確立如下循證護理問題：①GERD；②心理健康；③生活質量；④護理。

1.2.3檢索證據 利用我院南京醫(yī)科大學圖書館入口，在萬方數據資源、維普中文科技期刊全文數據庫和中國知網檢索上述循證護理問題，文獻來源于中國科技核心期刊和中文核心期刊，剔除普通期刊文獻資料。并在Pubmed、HighWire Press數據庫檢索（gastroesophageal reflux disease；evidence-based nursing； mental/sychology health；quality of Life），篩選文獻。

1.2.4證據評價 循證護理小組集體分析、討論、評價文獻資料，篩選有價值的實證，就護理實證的科學性、可行性、實用性等進行綜合論證，帥選最佳護理實證，結合科室護理經驗，制定個性化護理措施。邀請本科室研究生、博士生分析外文文獻資料，吸收有價值的護理經驗和護理干預措施。

1.2.5循證應用 ①基礎護理：保持病房環(huán)境清新、溫馨，空氣流通、新鮮，布局合理、有序。房間布局可根據患者生活習慣適當調整，夜晚護理巡視動作輕盈，為患者睡眠創(chuàng)造良好的環(huán)境；②病情護理：講解GERD的發(fā)病原因、可能機制、治療與護理措施等，提高患者對病情的認知能力和醫(yī)療依從性。遵醫(yī)囑指導患者服用抑酸制劑和促胃動力藥，由于病情易反復，指導患者堅持服藥，按療程服藥，不得隨意停藥；③心理護理：和諧的護患關系是心理護理干預的基礎，循證護理小組先自我介紹，熱情歡迎患者入科治療，介紹科室主任、主管醫(yī)生、護士長、責任護士、科室環(huán)境等，與患者建立信任的護患關系。熱情、細致、耐心解答患者及家屬問題，個性化解釋GERD診療、護理措施等，提高患者的認知能力和心理承受能力，滿足其精神、心理需求。日常護理過程中，小組主動詢問病情，了患者內心想法與要求，樹立積極、樂觀的治療心態(tài)，鼓勵患者宣泄不良情緒，倡導家庭和社會給予關心和愛護，個性化基于支持治療、音樂療法、放松療法和暗示療法等。運用醫(yī)學心理學知識協(xié)助患者角色轉變，組織康復患者現(xiàn)身說法，增強患者對治療的信心和勇氣；④健康指導：小組根據患者的病情、生活習慣、既往史、治療等制定個性化的健康計劃，采用集中或個體的方式，舉行GERD專題講座，講解專業(yè)知識，根據患者文化水平、理解能力等宣教GERD的病因、發(fā)病機制、臨床表現(xiàn)和防治措施、護理配合要點等，重點強調生活習慣、心態(tài)、治療依從性和臥位對改善預后的重要性。堅持少食多餐原則，多食瘦肉、豆制品、牛奶、雞蛋清等增加食管下端環(huán)形括約肌張力的食物，少食全脂牛奶、巧克力、濃茶、薄荷、碳酸飲料等促進胃酸過量分泌和反流的食物。經常咀嚼口香糖，通過吞咽動作提高食管清能力，少食肥肉、烹調油、油炸食品及奶油，忌酒戒煙，晚餐不宜吃得過飽，避免餐后平臥。注意勞逸結合，適度參加體育鍛煉，盡可能降低增加腹內壓的活動，如過度彎腰、扎緊腰帶、穿緊身衣褲等。

1.3觀察指標 比較兩組護理前后心理健康（Zung焦慮自評量表-SAS和抑郁自評量表-SDS）和護理后生活質量（生活質量指數問卷-QL-INDEX）變化。SAS、SDS均包含20個項目，每個項目1～4分，>50分表示存在焦慮、抑郁，分數越高，焦慮、抑郁越嚴重。QL-INDEX量表包含活動、日常生活、健康、近期支持和生活質量總指數等項目，每個項目采用2、1、0分3級計分法，分數越高，表示生活質量越好。

1.4統(tǒng)計學處理 采用SPSS17.0軟件進行處理，資料采用均數±標準差（x±s）表示，組間比較采用t檢驗，檢驗水準α=0.05。

2結果

2.1兩組心理健康情況比較 護理前，兩組SAS、SDS評分比較差異無統(tǒng)計學差異（P>0.05）。護理后，觀察組SAS、SDS評分明顯低于對照組（P

2.2兩組生活質量比較 觀察組QL-INDEX中的活動、日常生活、總體精神和總指數評分顯著高于對照組（P0.05），見表2。

3討論

近年來GERD發(fā)病率逐步增高，其發(fā)病原因復雜，一般認為上消化道的防御機制減弱（食管下段括約肌松弛、食管下段括約肌靜息壓下降及解剖結構異常等）、食管黏膜抵抗力下降、食管廓清能力變弱、反流屏障作用減弱以及精神心理因素等[4]，其中精神心理因素在其形成與發(fā)展中占有重要地位，目前認為，GERD是一種身心疾病，嚴重影響患者的心理健康和日常生活?？梢姡诮o予抑酸制劑和促進食管動力藥物治療的基礎上，采取恰當的護理干預對改善GERD預后具有重要的臨床意義。

本研究顯示，觀察組SAS、SDS評分明顯低于對照組，提示循證護理明顯改善GERD患者的心理健康，與秦鳳芝[5]研究結果一致。文獻[6]表明，精神、心理因素（主要是焦慮、抑郁情緒）對GERD產生一定不良影響，機制是通過腦-腸軸導致食管內臟敏感性增高，引起交感神經和迷走神經功能紊亂，從而產生消化液分泌減少和胃腸蠕動減弱。觀察組通過成立循證護理小組，發(fā)揮集體的力量，分析患者病情、個性特征、心理需求等，經文獻檢索，依據最佳心理護理干預實證，并結合科室護理實踐經驗，給予患者個性化的護理干預，從而改善心理健康，表現(xiàn)為觀察組SAS、SDS評分明顯低于對照組。別小芹等[7]采用心理暗示結合音樂療法，明顯改善GERD患者的焦慮、抑郁情緒，說明本研究觀察組通過循證護理，采用個性化的心理干預措施，有效改善了GERD患者的心理健康，但應注意提高患者的認知水平和治療依從性，保證藥物治療的效果。本研究表明，觀察組QL-INDEX中的活動、日常生活、總體精神和總指數評分顯著高于對照組，提示循證護理有效提高GERD患者的生活質量。現(xiàn)代醫(yī)學[8]認為，醫(yī)學不僅僅治療患者的疾病，而應更加關注患者的心理、精神、社會等層面需求，注重提高患者的生活質量。觀察組組建循證護理小組，在提高護理服務質量的基礎上，在基礎護理、病情護理、健康教育、心理護理等方面提供個性化、人性化護理干預，不僅提高了患者對GERD的認知水平和治療依從性，而且改善了生活方式，避免飲食、、情緒等誘因對病情的不良影響。循證護理改變了以往護理人員憑臨床經驗和直覺為主的護理模式，它要求護理人員審慎地、明智地、準確地提出護理問題，利用網絡資源查找最佳護理實證，結合專科護理實踐經驗，根據患者病情、價值和愿望，實施個性化的護理措施[9，10]，從而有利于生活質量的改善。本研究護理人員的英語水平不高，外文文獻閱讀、理解較吃力，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影響研究，需要在以后的工作不斷提高，才能更好地為患者服務。

綜上所述，循證護理明顯降低GERD患者的SAS、SDS評分，改善其心理健康，有效提高QL-INDEX中的活動、日常生活、總體精神和總指數評分，顯著提高患者的生活質量，值得在消化內科推廣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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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秦鳳芝.循證護理在妊娠合并心力衰竭患者剖宮產圍手術期護理的效果[J].國際護理學雜志，2014，33（4）：750-753.

[6]袁媛，肖茹萍，陳陽，等.胃食管反流病與精神心理、自主神經功能關系的研究進展[J].世界華人消化雜志，2015，23（8）：1247-1251.

[7]別小芹，劉紅.心理暗示聯(lián)合音樂療法對胃食管反流病患者癥狀及焦慮抑郁情緒的影響[J].現(xiàn)代醫(yī)學，2015，43（7）：854-857.

[8]Nebrig D，Munafo J，Goddard J，et al.The Conference Facilitator Model： Improving the Value of Conference Attendance for Attendees and the Organization[J].J Nurs Adm，2015，45（9）：443-4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