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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學中的文化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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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學中的文化

第1篇:考古學中的文化范文

在當今生活快速變化的時代,在世俗化和市俗化日益浸入社會的時代,各種事物的流行與傳播正以加速度的節(jié)奏吸引著人們的眼球。在中國的樂壇上,高雅音樂與流行音樂平分秋色,甚至流行音樂更為火爆,成為不爭的事實。對于中國流行音樂的存在與狀況,我們必須正視她、分析她,讓她不斷良性地發(fā)展。正因為如此,我們從傳播學角度,對于中國流行音樂文化的發(fā)展歷史與現(xiàn)狀進行了回顧,并對幾個熱門問題進行了初步的思考。

在中國的學術傳統(tǒng)中,文化有雅俗之分,音樂也有同樣的區(qū)分標準。但是,如果從詞源學的角度來說,“流行音樂”的稱謂顯然是“舶來品”。

所謂流行音樂,英文為Pop Music,是指那些音樂曲式結構短小、內容通俗易懂,主要以愛情、友情、親情為主題,并被廣大群眾所喜愛,廣泛傳唱或欣賞,流行一時(也有的會流傳后世)的器樂曲和歌曲。流行音樂本質為商品音樂,即以贏利為主要目的而創(chuàng)作的音樂。它的市場性是主要的,藝術性是次要的,“商品音樂”這一概念比任何一個概念都科學、合理、準確地表現(xiàn)出流行音樂的特性。如果單從字面上看,“通俗”指易解易懂,“流行”指廣為流傳,那么,像《東方紅》、《南泥灣》、《歌唱祖國》等歌曲,內容通俗易懂,流傳范圍廣泛,一定意義上也可稱為通俗歌曲或流行歌曲。但是,這些歌曲絕不能稱為商品歌曲,因為它們絕不是以贏利為主要目的創(chuàng)作的。從這一點也可看出“商品音樂”這一概念,是如何科學、合理、準確地界定流行音樂、流行歌曲異質的。

流行音樂文化植根于大眾生活的豐厚土壤之中,由最初的大眾音樂演變而來,并成為大眾音樂重要的分支之一。20世紀初,美國出現(xiàn)了一種由多民族文化匯集而成的爵士音樂,這是現(xiàn)今流行音樂最早的起源。這種新興音樂,以它獨特的演奏(演唱)方式,博得大多數(shù)人的好感,迅速風靡全美國,又很快傳遍西歐各國直到世界各地。爵士樂是19世紀末20世紀初發(fā)源于美國南部新奧爾良的一種流行音樂,是美國黑人從非洲帶來的傳統(tǒng)音樂與歐洲音樂長期融合的產物。二戰(zhàn)后的流行音樂中有搖滾樂、藍調和新的爵士樂“比博普”。70年代以后,流行音樂風格更加多樣,表現(xiàn)在具有即興性、強調借助和運用電子手段、注重話筒的操縱技術、商業(yè)化傾向日趨明顯。流行音樂的發(fā)展日益走向繁榮,形成了以爵士樂,廷潘胡同歌曲,鄉(xiāng)村音樂,搖滾樂,Hip-Hop,R&B,RAP為代表的流行音樂風格。這種世界性的流行音樂風潮,給中國流行音樂文化以重要影響。

今天,流行音樂文化所包含的內容極其廣泛。在器樂作品中,它包括豐富多彩的輕音樂、爵士樂、搖擺舞曲、迪斯科舞曲、探戈舞曲、圓舞曲,以及其他不同風格的舞曲和各類小型歌劇的配樂等。流行音樂器樂作品的特點是:節(jié)奏鮮明,輕松活潑或抒情優(yōu)美;演奏方法多種多樣,即興性很強,并且音響色彩多變、豐富;樂隊規(guī)模不大,織體層次簡明。而現(xiàn)代,為了尋求更多的印象效果,作曲者又加入了電聲樂器及更多的電子音色。

流行音樂聲樂作品的特點是:生活氣息濃郁,手法通俗,曲調順口,易于傳唱;歌詞多用生活語言,容易被聽者接受和傳唱;演唱者多是具有一定風格的被大眾熟知的歌星,發(fā)聲方法各有千秋,演唱時感情重于聲音技巧及對音色的處理,自然親切,加之小型樂隊的伴奏與歌者的歌聲融為一體,比較容易引起聽眾的共鳴。

流行音樂文化作為一種以消遣娛樂為主的大眾文化現(xiàn)象,其發(fā)展和社會發(fā)展的脈絡息息相關,早已成為人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其具備的三種特性也與其他大眾媒介區(qū)分開來:一是流行音樂文化的主題內涵不斷重復,具有穿透閱聽人之意識的能力。二是流行音樂多屬非敘述性形式,強調對接收者的身體、生理與感官能力的刺激。三是流行音樂文化是一種經驗上的形式,音樂是屬于藝術而非科學的領域,是對某一經驗的體驗。

第2篇:考古學中的文化范文

【關鍵詞】考古學;馬衡;李濟

近年來,關于中國考古學的學科定位問題的爭論雖已平息,但我們對中國考古學建立的時代背景和強大的史學傳統(tǒng)依舊缺乏清晰的認識,特別是在對傳統(tǒng)金石學的繼承和西方考古學技術的應用方面?,F(xiàn)以馬衡、李濟為中心,從考古發(fā)掘的技術層面,對他們的考古學之路進行逐一爬梳,以期對中國近代考古學的發(fā)展特點有一個清晰的認識。

馬衡生于1880年,幼時從業(yè)瀚受學。岳父葉澄衷曾資助他搜集文玩、研究金石。1919年,馬衡受聘于北大,初任書法、騎術等研究會的導師。同年秋,為史學系三年級講授金石課程,這也是該系自成立以來第一次開設這門課。①1922年2月,開始主持新成立的國學門考古研究室工作,8月提議升為教授。

1923年河南新鄭農民發(fā)現(xiàn)春秋戰(zhàn)國時期的青銅器,引起學術界的高度重視。馬衡獲悉后,迅速至新鄭調查出土古物地點。負責此事的工作人員向馬衡介紹了器物出土情形及后來發(fā)掘經過,“先后開井四口,略有所得。其后劃定范圍,南北長三丈五尺,東西寬四丈五尺,層層發(fā)掘,至三丈深,見有墓穴作橢圓形,上易明砂,中有殘骸殘玉,穴外環(huán)列各器?!雹隈R衡到達新鄭時,發(fā)掘己經結束并回填了泥土,正逢在舊坑北面新開一坑。馬衡根據(jù)他人所言繪一《新鄭縣發(fā)掘古器物圖》,大致標明發(fā)掘坑、墓穴、骸骨及遺物的位置。寫了《新鄭古物出土調查記》,詳細報告了新鄭銅器發(fā)現(xiàn)的時間、地點、經過、種類及其數(shù)量、制作材料,并繪制了圖紙,及其出土器物的位置等。

1929年11月馬衡偕同傅振倫、常惠等人,以《水經注》及順治、乾隆年間的《易水傳》為線索對燕下都作了實地調查,并于1930年組成“燕下都考古團”,對老姥臺遺址進行發(fā)掘。發(fā)掘前,馬衡與團員約法三章:一,出土古物不得遺失或損壞;二,農民出售古物由團收買,個人不得私購;三,團員不得飲酒,每周輪流休息等。③經過一個月的發(fā)掘之后,由于“東陵盜墓案”的發(fā)生以及時局的不穩(wěn),發(fā)掘工作遂告結束。

馬衡從1919年任職北大以來,積極籌劃各種考古事宜,不過,直至1930年方得以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組織田野考古發(fā)掘。綜觀馬衡的考古學方法,我們會發(fā)現(xiàn)馬衡非常重視實地發(fā)掘,雖然他僅參加過一次發(fā)掘工作。馬衡注意的是地點與器物出土情形,知現(xiàn)在的出土地點便可推知古代何時曾稱作何地。馬衡認為實行有計劃的發(fā)掘還可以觀察出土物的種類、數(shù)量、方位,籍此研究各器物之間的關系及當時的風俗制度。在數(shù)次考古調查中,馬衡都很注意這一工作。當他參觀朝鮮樂浪古墓發(fā)掘時,特意繪制了一幅棺槨布局圖。1930年馬衡主持的燕下都考古發(fā)掘包含了新的內容,即重視地層。李濟參加了此次發(fā)掘的組團會議,而在工作中具體負責地層問題的王慶昌曾于1929年春參加李濟主持的殷墟發(fā)掘,可以說燕下都發(fā)掘方法中的新形式,明顯受到了歷史語言研究所考古組殷墟發(fā)掘的啟發(fā)。

作為“中國近代考古學的前驅”和北京大學國學門考古活動的負責人,“雖然,馬衡缺少現(xiàn)代考古學訓練,使其在考古學上的成就受到了局限,但他畢竟受到新觀念的影響,導致他在領導北大考古學會時,總是不遺余力地提倡考古發(fā)掘,加快金石學向考古學過渡的腳步?!庇捎谒呐σ布涌炝酥袊鴤鹘y(tǒng)金石學向近代考古學過渡的步伐。不過民國以來的多數(shù)考古發(fā)掘,都與金石學有著密切的關系,董作賓的殷墟發(fā)掘也是如此。到李濟主持安陽發(fā)掘時,“田野考古工作才正式成立”。

張光直先生曾不止一次提到過,中國歷史上第一次重大考古發(fā)掘是在河南安陽殷墟,因為這次發(fā)掘對中國的影響太大了,正如陳淳所說的“由于殷墟出土文獻資料以及它在歷史學中的地位,使得中國考古學的發(fā)展成為史學傳統(tǒng)的延續(xù),從而影響到史前學的視野與研究?!雹芤笮姘l(fā)掘之所以如此重要就在于此,不過作為中國田野考古學的起點,恐怕還要追溯到1926年李濟在山西西陰村的考古發(fā)掘。

1925年李濟受聘于清華國學研究院講授考古學課程,并于1926年與美國佛利爾藝術館合作,對山西西陰村遺址進行發(fā)掘,這一時期也是中國社會思想文化最為活躍的階段。李濟把山西作為考古發(fā)掘的首選,是因為《史記》上講到“堯都平陽,舜都蒲坂,禹都安邑”,這些地方都在山西南部。李濟到達山西之后,經過實地考察,最終決定把發(fā)掘地點定在西陰村,除了這一遺址面積較大之外,最主要是由于西陰村所在的夏縣是傳說中夏朝王都的中心所在,這些都表明李濟在籌劃自己第一次考古田野工作的時候,研究目標和思路就鮮明地定格在史學范疇上,在學術定位上將田野考古和古史研究緊密結合在一起。從根本上講,李濟是一個古史學家,考古學只是提供了一個進行歷史重建的重要工具。由此可見“中國學者尋覓文明起源的情節(jié)和證經補史的學術定位在現(xiàn)代考古學邁出第一步時即已昭然”。⑤

關于李濟這次發(fā)掘方法的得失,陳星燦在《中國史前考古學史研究》中已經進行了詳細分析,有些方面本文不再贅述。總之,這是國人的首次田野考古發(fā)掘,創(chuàng)新之處亦有很多。首先,采用探方法,他把一個坑分八“方”,分成兩排,后面一排四個面積是2×2平方米。西方考古學采用嚴格的“探”方法也恰恰是在這一年,安特生1921年在仰韶村的發(fā)掘還是采用探溝法,同時李濟在發(fā)掘中還在各個探方中保留了關鍵柱,這也是一大創(chuàng)舉。其次,采取了“披蔥式”方法,即水平層位法來開展發(fā)掘工作,第三,李濟用“三點記載法”,詳細記載了出土物的情況,并用“層疊法”來記錄常見的遺物,在當時都應該算是最精密的方法。地形圖、地層圖的繪制則是由參加過仰韶村發(fā)掘的袁復禮來完成。李濟當時所采用的方法有些已經達到了比較先進的水平,雖然在操作上還存在一些有待改善的細節(jié)。當時的考古分析是沒有統(tǒng)一標準的,他的分類只是中國傳統(tǒng)分類法而不是類型學。李濟在“西陰村所實踐的考古學方法也不是當時國際上流行的考古學范例,也不是即將取代近代考古學的文化歷史考古學的范例?!钡偟目磥?,“李濟的發(fā)掘是相當科學,它代表了20世紀20年掘的較高水平。”

李濟在安陽殷墟的發(fā)掘中,對于考古學方法的運用,是以他在西陰村的發(fā)掘方法為基礎,并且在實踐中不斷探索與創(chuàng)新。首先,李濟對殷墟的陶器進行研究,寫成了《殷墟陶器初論》一文。此文在中國考古學史上是開創(chuàng)性的,主要表現(xiàn)在:1、開始對遺物中具有普遍性和代表性的陶器的研究,跳出了過去金石學的巢窠,而進入現(xiàn)代考古學的研究方式;2、采用金石學中固有名稱,結合功能原則,對考古發(fā)現(xiàn)中的陶器定名,這是陶器研究中的基礎工作,體現(xiàn)出金石學對考古學的影響;3、從陶器入手,思考殷墟文化與史前文化之間的關系,進行年代學的探索。⑥不過李濟的陶器研究也是有問題的,特別是器物定名上,他的很多方法都受到中國傳統(tǒng)金石學的影響,比如說,他主張從甲骨文以及后來古文字的象形字入手,來確定陶器的名稱,另外在古文字中找不到器形陶器,就把一些陶器的形式與銅器比較,由銅器的名稱,推定陶器的名稱。其次,李濟對中國考古學另一重要貢獻就在于類型學方法的研究,特別是安陽殷墟第七次考古發(fā)掘開始,李濟就脫離一線的田野工作,把更多精力用于研究上。他首先運用物理觀察和化學分析的方法對銅器進行化學分析,以確定其確切年代,然后對銅器進行成分分析,同時對這些銅器進行了分類研究,運用當時國外先進理論來進行考古學的探索。

李濟的考古學方法也存在一些問題,對西學的真義還缺乏深入的把握,有學者指出“李濟先生對殷墟青銅器進行研究時力圖打破宋人的命名分類體系,依照器口、器耳、腹部、足等幾個部位標以字母符號,欲建立現(xiàn)代考古學類型學上的分類。但是這種努力畢竟沒有從結構上根本替代舊有的分類。”⑦“由于自信,中國考古學雖是高度描述性的,但大部分主要器物的分類缺乏普遍認可的類型學?!雹嘧鳛椤叭祟悓W派的古史學家”,李濟對西方考古學理論的運用是有別于梁思永的。梁思永是中國第一個在國外接受近代田野考古學訓練的專家,同時他在美國也接受過人類學的訓練,這使得他在以后的考古發(fā)掘與研究中具有比較大的優(yōu)勢。自從梁思永加入到考古發(fā)掘中來之后,殷墟發(fā)掘才逐漸走上了科學的軌道。

二十世紀以來的中國考古學在西學東漸中產生,無論在方法技術上還是思想上都與傳統(tǒng)史學有著千絲萬縷的聯(lián)系,考古學在中國成為歷史學的一個分支。本文以馬衡和李濟兩位先生為例,對他們的考古學之路進行逐一梳理,探討他們在考古學研究中對于近代考古學技術的應用及其特色的形成方面所做出的突出貢獻,希翼對當今的考古學發(fā)展有所助益。

參考文獻

①傅振倫:《馬衡先生傳》,《傅振倫文錄類選》,學苑出版社,1994:591

②查曉英:《從地質學到史學的現(xiàn)代中國考古學》,四川大學碩士論文,2003:49

③傅振倫,《燕下都考古記》,《地學雜志》,1930(4)

④陳淳:《考古學的理論與研究》,北京:學苑出版社,2003:109

⑤陳淳:《考古學的理論與研究》,北京:學苑出版社,2003:115

⑥陳洪波,《史語所的實踐與中國科學考古學的興起》復旦大學博士論文,2008

⑦閆志,《金石學在現(xiàn)代中國考古學中的表達》,《華夏考古》,2005(4):27

⑧福爾肯霍森 著、陳淳 譯:《論中國考古學的編史傾向》,《文物世界》,1995:86

第3篇:考古學中的文化范文

【關鍵詞】 公眾考古 廣東海上絲綢之路博物館 實踐

20世紀60年代以來,考古學與社會、與公眾的關系成為西方考古學研究的一個重要方面,公眾考古學由此誕生。公眾考古學主要是面向大眾的考古學,交流與解釋是其核心思想。在中國,公眾考古理念也逐步得到實踐和推廣,除了通過報刊、圖書、電視、網絡等媒介面向公眾傳播考古知識外,考古相關機構和學者也積極嘗試探索公眾考古活動,發(fā)揮保護和傳播文化遺產主力軍的作用。博物館作為歷史、文化、文物和遺址的收藏、保護與展示平臺,也成為參與公眾考古實踐的一股重要力量。近年來,隨著我國社會經濟的發(fā)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公眾對精神文化的需求層次也隨之提高,歷史、文化及文化遺址對公眾有很強的吸引力,博物館也因此成為文化旅游中的熱點。為適應和滿足觀眾的參觀需求,多數(shù)博物館改變傳統(tǒng)的以“物”為主的簡單、枯燥、單一的展示方式和闡釋手段,轉而以觀眾為中心,充分站在觀眾視角來全盤考慮博物館的展覽陳列設計和公眾闡釋手段,把考古、歷史與公眾的心理、觀念、情感和需求相結合進行綜合設計,以更好地滿足公眾對文化資源的享受。

廣東海上絲綢之路博物館是專門為宋代古沉船“南海I號”打造的水下考古專題博物館?!澳虾號”的發(fā)現(xiàn),對海上絲綢之路歷史及我國古代的造船史、陶瓷史、航海史、貿易史等有著極為重要的科研價值。從發(fā)現(xiàn)伊始,就已引起世界巨大反響,史無前例的整體打撈創(chuàng)舉更是轟動全世界。作為目前世界上船體較大、船載文物數(shù)量巨大、保存較為完好的珍貴水下文化遺產,“南海I號”聚焦著世界公眾的目光。為更好地讓公眾了解“南海I號”,了解我國的水下文化遺產保護和水下考古文化,海絲館也通過多種嘗試來滿足公眾的需求,踐行公眾考古理念。

1 公眾考古理念的實踐

1.1 強化“以人為本”的服務理念

海絲館堅持發(fā)展以人為本的博物館文化,強調博物館服務社會、服務公眾的意識。英國有位學者提到:“博物館最值得珍視的資源不是展品,而是觀眾”。這不僅因為公眾的參與能夠證明博物館的存在價值,更因為博物館作為向公眾傳遞考古、歷史知識和信息的平臺,服務的對象是公眾,而公眾作為文化遺產的享有者和保護者,在博物館所獲得的不僅是豐富的生活,開拓的視野,更是參與文化遺產保護的自覺和責任。因此,觀眾才是博物館發(fā)展的動力源泉,觀眾的需求和感受決定著博物館的發(fā)展方向。

為此,海絲館一切工作都圍繞著觀眾及社會教育來進行,圍繞著為公眾服務來展開,牢固樹立“觀眾至上”的觀點,建立完善的教育、導覽咨詢、休閑便民及生活服務等基礎設施,為觀眾營造一個舒適、和諧、便利的參觀環(huán)境。由于博物館的觀眾是多元的,他們的文化背景、學習形式和參觀目的都各有不同,為滿足不同群體的參觀需求,我們也設置了觀眾留言簿和服務熱線,吸取觀眾提出的寶貴意見和要求,及時解決觀眾提出的問題和困難,幫助觀眾愉悅地參觀和學習,全面體現(xiàn)博物館的優(yōu)質服務,讓觀眾能高興來、滿意歸。

1.2 開放展示發(fā)掘和保護現(xiàn)場

入館后,“南海I號”面臨著發(fā)掘、保護與展示的重大課題,觀眾也對此充滿了好奇心。為滿足觀眾的探知欲,提升觀眾的體驗感,博物館與考古隊在對“南海I號”的發(fā)掘和展示中融入公眾考古理念,將發(fā)掘場景和文物保護場景向公眾開放。2010年的二次室內試發(fā)掘過程,全程向觀眾開放,觀眾既可透過水晶宮和水下考古工作平臺現(xiàn)場觀看考古人員如何清理淤泥,如何挖出文物,如何對文物進行現(xiàn)場保護,又能通過發(fā)掘現(xiàn)場的高清數(shù)碼錄像機將所有細節(jié)一一捕捉。通過現(xiàn)場觀摩,獲得直觀感受,初步了解文物考古的基本程序,感受文物出水的喜悅感和文物保護的迫切感和責任感。在考古發(fā)掘后,考古隊員也及時在館內召開發(fā)掘成果的新聞會,吸引了國內眾多媒體的參與,通過媒體向觀眾傳達考古信息和考古成果。

1.3 設立開放式文物保護與修復實驗室

為讓觀眾初步接觸和了解文物保護及修復的相關理念和基本知識,館內設立開放式文物保護修復實驗室,向觀眾展示文物脫鹽浸泡、陶瓷器、鐵器、木質文物等各種材質文物的修復、文物信息的采集、凝結物的清理等內容。通過對“南海I號”出水文物保護修復的現(xiàn)場展示,來提高公眾對水下文化遺產的自覺保護意識。

1.4 開展流動博物館活動

為了讓更多的市民和學生了解“南海I號”,了解海洋文化和海上絲綢之路歷史,我館還在每個5月18日國際博物館日開展展覽進社區(qū)、進校園活動,以圖片、影像資料的形式通過講解員的生動描述將文物、歷史知識傳遞給廣大群眾,讓平時沒有機會看到這些優(yōu)秀文化遺產的群眾能夠免費體驗文化的魅力。

2 關于今后實踐的幾點意見和思考

2.1 增加體驗式的展覽活動

即在博物館的展陳設計中,要增加觀眾參與體驗歷史的機會和條件,豐富個體的歷史認識與體驗。使觀眾在體驗過程中能主動探究、發(fā)現(xiàn)知識并消化理解,通過體驗獲得感官上的刺激,從而引發(fā)觀眾的興趣,調動觀眾的熱情。如開設“觸摸過去”活動,“南海I號”出水的瓷器很多,各窯口的破碎瓷片也有很多,可挑選一些典型的各窯口的代表性瓷片讓觀眾直接觸摸,增強直觀感受,并將古代和現(xiàn)代瓷片放置一起,讓觀眾親自觸摸感覺二者的不同。再如模擬考古,在考古發(fā)掘中,劃出一小塊地方,讓觀眾代表在專業(yè)考古學者的帶領下動手參與體驗現(xiàn)場考古,了解基礎的考古、文物和保護知識等。

2.2 延伸展覽內涵

如定期邀請專家在館內開設講座、陶藝培訓班,與學校聯(lián)合舉辦夏令營、博物館修學游活動,與電視臺合作舉辦博物館知識有獎問答親子活動等等,為觀眾帶來趣味、知識、想象力和創(chuàng)造欲。同時,可依據(jù)本館的船文化特色,結合市場調研和觀眾意見,有計劃地設計和營銷旅游紀念品,讓紀念品成為文化宣傳的一大載體。

2.3 提升講解藝術

將考古基礎知識和文化遺產保護理念作為講解的重要內容向觀眾加以闡釋。例如對于我館的船木,應該簡要描述遺物出水的具置、年代、材質和保護狀況,還原藏品出水的時空環(huán)境??萍伎脊排c文物保護知識也可引入講解,如有修復痕跡的瓷器,可介紹在文物修復中對瓷器所應用的基本方法。在講解中,還可穿插一些故事性的描述,但要時刻堅持以宣傳文化遺產保護理念為宗旨,將文物歷史、藝術、科學價值的宣傳教育放在首位。

參考文獻:

[1]李琴,陳淳.公眾考古學初探[J].江漢考古.2010(1).

[2]郭立新,魏敏.初論公眾考古學[J].東南文化.2006(4).

[3]鄭媛.試論在中國建立“公眾考古學”的必要性[J].文物世界.2010(4).

第4篇:考古學中的文化范文

[關鍵詞]宗教考古;宗教;研究方法;學科定位

宗教考古學是考古學的一個分支,它有著自己的研究對象、研究方法與目的,因此成為考古學的一個分支。那么,作為宗教考古學的上位概念――宗教又應當怎樣理解呢?馬克思在《黑格爾法哲學批判導言》中認為“宗教是支配人們日常生活的外部力量在人們頭腦中的幻想的反映” ,“它本質上是一種“顛倒的世界觀”??屏?倫福儒與保羅?巴恩則引用一本權威辭典的定義,認為其“表示一種信仰的行為或舉止,或崇拜以及取悅于某種神圣的統(tǒng)治力量”,這樣,“宗教就成了一個信仰的框架,并涉及于超自然、超人類以及超出日常的物質世界的人類能力…同時,宗教也是一個社會機構…它有助于一個社會有規(guī)律的社會經濟發(fā)展過程”[1]??梢哉f,宗教既抽象又具體,并且像維柯所斷言的那樣,“宗教,一如人類其他知識和文明,也是人類原始心智的產物,其發(fā)展也是一個經歷不同發(fā)展階段的有機過程,而且其中每一個階段都是不可重復的,都具有各自的特點。[2]”整個宗教的歷史發(fā)展從一方面來看,是一個從“自然宗教”到“多神教”和“一神教”的發(fā)展過程,而從另一個方面看,則又是一個從“氏族宗教”到“民族宗教”和“世界宗教”的發(fā)展過程[3]。在人類宗教的歷史發(fā)展過程中,這兩條路線的各個環(huán)節(jié)并非一一對應,但卻是大體平行的。通過對其發(fā)展過程進行梳理,使我們更容易抓住宗教的本質。

宗教考古學的研究目的是復原古代宗教活動的發(fā)展歷程。但由于學科所固有的局限性,考古學研究宗教具有很大的難度,因為我們所發(fā)現(xiàn)的遺物遺跡并不會明確表述它們在宗教活動中的作用和意義。另外,宗教活動在某種程度上很難與人們的日常活動區(qū)分開,例如在宗教儀式上出現(xiàn)的器物可能庸俗化,成為日常生活必需品。具有宗教涵義的動作行為可能是對習俗的再包裝。因此,從物質文化來研究宗教需要有特殊的方法論,而不能僅僅依據(jù)個別的發(fā)現(xiàn)就將其與宗教活動聯(lián)系起來,首先要做的就是辨識。

科林?倫福儒和保羅?巴恩認為,如要將宗教活動和日?;顒訁^(qū)分開來,應當特別關注與宗教活動有關的那些超自然的物體或器物。宗教的祭祀儀式是對神靈或超自然力量表示敬畏的一種活動,其一般來說有四個方面的特點:

首先是使用一些有助于集中注意力的手段,比如利用神圣的地點或輔之以特殊的光線、聲音與氣味去吸引信徒們的注意力,這樣能夠表現(xiàn)出主祭者狂熱的宗教熱情。

另外需要區(qū)分人界與神界。祭祀活動的焦點是現(xiàn)實世界和神界的交界區(qū),這是一個充滿危險的特殊而又神秘的區(qū)域,任何不潔和不當?shù)男袨槎加锌赡軒砦kU。因此,梳洗和清潔是祭祀活動必備的程序。

對于有效的祭祀活動,神或某種超自然的力量在某種意義上必須與人同在。在大多數(shù)社會中,神都是以某些物質形式或形象予以象征。這種象征物不一定非常復雜,比如一種符號或容器里看不見的東西都可以被用來代表神靈,這就是神祗象征物。

此外,祭祀活動不但包括語言和動作的祈禱和景仰,而且常常需要一種積極的參與活動,比如宴飲和舞蹈,此外還包括貢獻給神靈的供品和犧牲。從考古角度而言,如果在一個地點或地區(qū)能夠發(fā)現(xiàn)較多和較明確的祭祀標志的話,也就是參與宗教儀式的遺跡與祭品的遺存,那么就有充分的理由來推斷宗教活動的存在[4]。

通過對與這四個方面相關的證據(jù)的統(tǒng)計,我們自然而然能輕易提高辨識結果的準確性。

宗教考古學是認知考古學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所謂認知考古學,是從物質遺存來研究古代人類的思維方式,相應的,宗教考古即是通過這種研究方法來探討還原古人的宗教思維及行為方式。這一新型考古學科的興起,使考古學研究開始觸及過去認為無法企及的有關人類精神層面的問題。那么,我們?yōu)楹我芯抗湃说男叛瞿兀?[5]

首先,我認為考古學研究中這樣的探索是不可避免的。我們在考古工作中,發(fā)掘的對象,不論是遺跡還是遺物,經常會與宗教有關,那么我們就會自然而然的想通過研究這些遺跡遺物來破譯其背后所蘊含的宗教思想。

其次,在以歷史文獻的角度處理考古學證據(jù)的研究方法的指導下,必然會涉及對人類思維、信仰的研究。

最后,考古是通過一種哲學觀來研究古代社會,如果不涉及人類的思維、信仰,那么可以說就無法討論人類的行為。誠然,用考古學的方法研究宗教,研究古人思維信仰會有諸多的的難點,如,科學研究很難從物質現(xiàn)象的實證研究去檢驗思想。人類行為心理學家認為,我們永遠也不知道現(xiàn)在的人的心里在想什么,只能觀察記錄他們的行為以判斷動機,顯然,研究古人的想法就更加困難。這需要符號學、心理人類學、宗教人類學甚至醫(yī)學人類學等多角度研究,才能得出相對正確的結論。再比如,對人類思想的研究不是達成考古學目標的必要條件。在文化學者看來在考古學上復原古人的信仰和感覺的可能性很小,實際研究狀況也表明確實在這一領域倍感吃力。從這個意義上也就說明了為什么在新考古學中“認知考古學”的研究處于一個次要位置。

所以,以考古學的方法研究宗教現(xiàn)象,以達到復原古代宗教活動的目的還有很多的路要走,而宗教考古學研究也更期待多學科交叉的靈感以獲得新的理論突破!

參考文獻:

[1][4]科林?倫福儒、保羅?巴恩 ,考古學:理論、方法與實踐[M],文物出版社,2004

[2]維柯,新科學[M],人民文學出版社,2009

第5篇:考古學中的文化范文

計算機網絡技術的發(fā)展正在改變和影響著我們社會的各個方面。因此,處身于信息時代中的考古工作者所面臨和需要思考的一個重要問題,就是在考古學的未來發(fā)展中,計算機及其網絡技術究竟會帶來怎樣的推動和變化?考古學的學科目標是通過對古代歷史信息的辨識、認知和分析、整合來復原古代社會??脊艑W科的這一特性和需求,也正是計算機及其網絡技術所具有的優(yōu)勢之一,因此我們相信,網絡技術與考古學的緊密結合,將會對考古信息的認知和進一步的分析、整合提供強有力的工具,也勢必將會對考古學的研究方法、手段產生意義深遠的影響。本文就計算機網絡技術在考古學中的應用進行初步的討論,并對計算機網絡技術與考古學的未來發(fā)展作出前景展望。

一、計算機網絡技術在考古學中的應用

由于種種客觀條件的制約,考古界目前對計算機的應用還處于起步階段,目前在考古領域最廣泛的應用仍停留于對考古發(fā)掘資料的計算機輸入和數(shù)據(jù)庫管理等方面。經過近十年的發(fā)展,考古資料信息的數(shù)據(jù)庫管理技術已經在考古文博界得到了長足的發(fā)展和應用,而計算機網絡技術因其自身也是處于不斷發(fā)展的過程中,因此,在考古工作中還有待引入和普遍應用。

計算機網絡技術的最大優(yōu)勢就在于能夠將眾多原本分散、孤立的計算機和其他相關的外部設備通過網絡互聯(lián),從而以最小的成本付出,最大限度地發(fā)揮資源優(yōu)勢,達到人們對溝通信息、共享資源的目標要求。網絡技術在考古工作領域的引入,其優(yōu)勢之一就在于能夠將較昂貴的各類外部設備,如高精度掃描儀、磁帶備份機、彩色打印機、光盤刻錄機等通過網絡進行共享,以充分拓展外部設備的應用范圍。近年來,隨著各類計算機外部設備的發(fā)展,原本較昂貴的硬件設施在性能大幅提高的情況下,其價格卻在不斷下降,一些原本無條件普遍使用的設備也正在逐步普及,利用網絡實現(xiàn)硬件資源共享的這一基本目的隨之也就不再具有明顯的優(yōu)越性。因此,計算機網絡技術在考古工作中的應用,其最主要的意義是在于借助于網絡架構模式,實現(xiàn)考古信息的網絡化管理、共享、傳播以及信息的檢索和交流。

1.考古信息的網絡化管理

考古信息的有序、科學管理是考古工作中的一個重要方面和后期研究的實際需求。在20世紀90年代初期對全國文博單位計算機應用狀況的調查中,有半數(shù)以上的文博單位希望能夠將計算機應用于田野工作、資料檢索與處理系統(tǒng)及藏品管理系統(tǒng)等方面,由此可見,國內文博界已普遍認識到了傳統(tǒng)信息管理模式的種種弊端,并迫切地需要一套現(xiàn)代化、高效率的信息管理模式[1]。近年來,隨著計算機數(shù)據(jù)庫和多媒體技術的日趨成熟,考古部門已能夠研制開發(fā)出符合考古工作需要的專業(yè)信息數(shù)據(jù)庫管理系統(tǒng)。在計算機技術支撐下的新的考古信息管理系統(tǒng),可以針對自身的學科特點和工作需要,充分利用計算機的多媒體技術、可視化技術和數(shù)據(jù)庫技術,將考古信息以圖、文、聲、像等多種形式,按考古遺址、地層、單位等分門別類進行輸入和歸檔、管理,并可按照研究者的不同要求快速、準確地對資料進行檢索、查詢、統(tǒng)計和研究。因而,考古信息管理系統(tǒng)的開發(fā)研制,在國內考古界已成為計算機應用的主要領域之一。

然而,隨著計算機數(shù)據(jù)庫信息管理技術在考古工作中應用的不斷深入,普通的計算機數(shù)據(jù)庫管理技術的缺陷和不足也日益凸顯。最明顯的不足是,目前應用于考古工作中的數(shù)據(jù)庫管理軟件,其操作方式還大多停留于單機工作狀態(tài),這種方式已不能充分滿足考古發(fā)掘信息的科學有效管理和共享要求,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考古信息在后期分析、歸納和整合等應用方面的效率。這一問題目前已被考古工作者認識到,并著手進行了構架于網絡平臺管理系統(tǒng)的開發(fā)[2]。

通常來說,一個考古部門的田野考古工作不可能長期固定于某一特定區(qū)域,因此,普通的考古信息管理系統(tǒng)在這種情況下就無法及時地補充和更新考古發(fā)掘的最新信息,即使在具有便攜式計算機等條件下,不具備網絡化信息管理系統(tǒng)支持,也只能夠做一些必要的基本資料錄入,而考古信息的最終歸檔工作,則只能待一個區(qū)域的考古發(fā)掘工作告一階段后,再進行后期的補充輸入。這種情況無疑造成了考古資料信息歸檔工作的滯后和資料輸入工作的重復。網絡技術在考古信息管理中的應用,可以充分發(fā)揮出信息資源共享的優(yōu)勢,使考古信息通過網絡實現(xiàn)實時的遠程輸入、檢索、歸檔和管理。借助構建于網絡技術平臺的考古信息管理系統(tǒng),考古工作者通過對網絡服務器中專業(yè)數(shù)據(jù)庫的遠程訪問,可以實現(xiàn)對考古信息的網絡輸入、檢索和管理,并及時追加和補充考古發(fā)掘的最新信息。這種方式不僅有助于提高信息的輸入和檢索效率,考古工作者還可結合數(shù)據(jù)庫中同類遺跡、遺物的資料比照,對考古發(fā)掘工作中的各類考古遺跡作出對比分析,有助于進一步提高田野考古發(fā)掘研究工作的主動性。

為了保證發(fā)掘資料檢索、使用的有序和安全,可以根據(jù)使用者的不同,在網絡管理系統(tǒng)中設置不同的使用權限。如考古機構中的領隊人員等,可以通過網絡對已歸檔的各個發(fā)掘區(qū)域的考古信息進行實時地全面檢索和查詢,并就已歸檔的資料加入批注,以有效地實施對田野發(fā)掘工作的全面指導;發(fā)掘人員根據(jù)其不同的工作區(qū)域,擁有在特定模塊進行檢索、輸入的權限,以便將最新的發(fā)掘資料進行遠程追加輸入。這種方式,在保證已歸檔考古信息安全性的同時,提高了考古信息管理的同步、更新效率。

2.考古信息的網絡化共享

網絡技術應用于考古工作的另一個重要方面就是考古信息的網絡化共享??脊判畔⒌木W絡化共享,首先是在網絡管理系統(tǒng)平臺支持下的考古信息共享。構建于網絡平臺之中的考古信息管理系統(tǒng),不僅為遠程輸入和管理考古信息奠定了基礎,同時也為遠程共享考古信息提供了可能。以規(guī)范化為基礎構建的考古信息管理系統(tǒng),其基本信息是可以實現(xiàn)相互溝通的。假設在全國考古機構的信息化工作步入一定的階段后,各級相關的考古機構都擁有了既相對獨立又可相互溝通的考古信息管理系統(tǒng),那么借助于網絡技術平臺,就可以在全國范圍內實現(xiàn)考古信息的網絡化共享。這種工作方式的優(yōu)勢是顯而易見的。一方面,相關考古機構的上級主管部門可以借助這一考古信息網絡管理平臺對考古發(fā)掘與研究現(xiàn)狀實現(xiàn)有效的實時監(jiān)督和指導,最大限度地減少因信息滯后所帶來的種種弊端;另一方面,考古工作者也可借助這一網絡平臺及時地了解和掌握已公布的考古發(fā)掘和研究信息,并可在一定程度上實現(xiàn)考古信息的交流。當然,由于考古發(fā)掘工作的自身特點和考古信息的相關要求,這一層次的考古信息網絡化共享應當嚴格限制于考古專業(yè)人員,并且要遵循考古信息的相關規(guī)章制度,以保證考古信息的安全和有序。

實現(xiàn)考古信息網絡化共享的另一個重要的方式,就是借助于專業(yè)化的考古學信息網站的考古信息來實現(xiàn)的。隨著計算機網絡技術應用的不斷深入,目前在互聯(lián)網上已經出現(xiàn)了越來越多的考古學專業(yè)信息網站,這些專業(yè)網站在一定程度上為考古工作提供了獲取和共享考古信息的一個窗口。例如說,中國文物信息網()是《中國文物報》主辦的網站,它借助于網絡將最新的考古動態(tài)和信息進行,考古工作者只須登錄該網站就可及時了解到這些信息。此外,一些專業(yè)網站還將已發(fā)表的考古專題研究資料輸入數(shù)據(jù)庫并聯(lián)入網絡,為學者開展相關課題的研究提供了可貴的資料信息。

3.考古信息的網絡化傳播和

借助于網絡而實現(xiàn)的考古信息的傳播與,其優(yōu)勢首先在于其“無時差”性。通過網絡平臺,最新的考古信息可以在第一時間內實現(xiàn)在網絡上的和傳播;其次,考古信息的網絡化傳播與,除了在初始的制作過程中需要投入一定的費用外,后期幾乎不需再有什么費用的投入,與傳統(tǒng)的傳播方式相比較,顯然是具有“低成本”的優(yōu)勢,這一特性也就為考古信息的網絡傳播與提供了有力的支持;第三,就是考古信息的“可及性”。借助于網絡所實現(xiàn)的考古信息的傳播與,為研究者提供了極大的便利,只要是有條件接觸網絡的地方,就可以及時地通過網絡了解和掌握考古發(fā)掘和研究工作的最新信息。這一優(yōu)勢極大地改變了傳統(tǒng)的研究方式,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研究過程中資料收集工作的困難局面;第四,就是由于信息技術的獨特優(yōu)勢,考古信息的網絡化傳播和具有“信息的多樣性和交互性”這一顯著的特點。傳統(tǒng)方式的考古信息的傳播和,囿于傳播載體的局限,往往只能以文字、圖像或者繪圖等幾種方式來傳達考古信息,而信息技術所具備的優(yōu)勢,不僅可以提供更多的信息類別,比如說在線視頻信息等,而且還可以提供諸如三維虛擬遺址地層圖、虛擬現(xiàn)實等交互式的信息傳播方式,為研究者提供全方位、多角度的研究資料。如上所述,考古信息的網絡化傳播與,由于其所具有的這些顯著的特點和優(yōu)勢,使考古信息的網絡化傳播和具有著傳統(tǒng)方式所無法比擬的優(yōu)點。

考古信息網絡化傳播和的形式,目前主要有考古專業(yè)網站的信息,專業(yè)電子期刊的信息以及專業(yè)網上論壇等多種方式。借助于考古專業(yè)網站所實現(xiàn)的考古信息,可為研究者提供豐富和詳實的專業(yè)信息;專業(yè)電子期刊,也是及時傳播考古信息的重要途徑之一。專業(yè)電子期刊,是在傳統(tǒng)意義上的專業(yè)學術期刊基礎上,借助于網絡實現(xiàn)的一種形式,它具有著較好的時效性和信息類別的靈活性,是對傳統(tǒng)印刷型期刊功能的拓展,其主要類別可分為在線WEB閱讀和郵件訂閱發(fā)送以及電子文檔下載等多種方式。電子期刊與傳統(tǒng)紙媒體雜志相比,具有許多新的特點和優(yōu)勢,從出版速度上看,即使出版速度最快的傳統(tǒng)雜志也無法與網絡電子刊物的即時性相比。據(jù)統(tǒng)計,世界各地見于著錄的重要考古學期刊有950多種,出版者包括學術出版社、大學出版社、科研機構或學術團體以及獨立的出版者等幾個類別,其中20%擁有自己的網站[3]。這些電子專業(yè)期刊的出現(xiàn),為考古信息的傳播和提供了重要的途徑。考古信息網絡的第三種形式,就是專業(yè)網上論壇,這主要包括以公告板(BBS)等形式的田野考古動態(tài)、學術會議、熱點學術問題的討論等內容,這種方式因主要為研究者自發(fā)性地活動,是上面所述兩種主要類別的補充。

4.考古信息的網絡檢索和實時交流

借助于網絡技術所實現(xiàn)的考古專業(yè)信息的檢索,是對傳統(tǒng)信息檢索手段的全面革新??脊判畔⒌木W絡檢索,徹底地擺脫了時空的限制,使專業(yè)信息的檢索工作易如反掌。而且,隨著網絡考古專業(yè)信息的日益豐富,相信未來的信息檢索工作將會主要依賴于網絡技術進行。

專業(yè)考古信息的網絡檢索主要是指考古及其相關信息網絡數(shù)據(jù)庫檢索[4]。正如上文所談到,如果未來的考古信息處理系統(tǒng)能夠通過網絡實現(xiàn)互聯(lián)的話,借助于這樣一個龐大的考古專業(yè)信息的網絡檢索數(shù)據(jù)庫進行考古專業(yè)信息的檢索,將會為考古學的未來發(fā)展提供現(xiàn)代化的信息工具。目前從技術層面而言,實現(xiàn)這一目標是完全可以做到的,但是要建立這樣一個全國性質的龐大的考古專業(yè)信息網絡數(shù)據(jù)庫,最主要的難度在于要建立一整套規(guī)范、科學、統(tǒng)一、安全的考古信息管理系統(tǒng),并在全國范圍內進行推廣使用。此外,目前在網絡中還存在著不可計數(shù)的專題性考古信息網絡數(shù)據(jù)庫,這些提供網絡檢索的專題性質的考古數(shù)據(jù)庫,為我們的考古發(fā)掘和研究提供了十分重要的研究工具。

除了本學科信息的網絡檢索工作外,借助于網絡平臺,我們還可以實現(xiàn)對相關自然科學信息的網絡檢索。比如說,借助于網絡平臺,我們可以對考古發(fā)掘工地的GIS地理信息和早期航片進行檢索,對于我們制訂田野考古工作的實施計劃有著一定的幫助。

此外,各種數(shù)字化的考古資料層出不窮,如《史記》、《漢書》等古代文獻已經出現(xiàn)了電子版本,一些專業(yè)網站提供了在線式的文獻檢索服務,為查詢、檢索古籍提供了高效地現(xiàn)代化手段。我們還可以通過考古機構的專業(yè)網站及時地獲取國內外相關考古信息。

目前而言,大部分網絡用戶使用的接入方式還是撥號上網,這種方式由于速率較低,在未來將會逐步為ADSL、光纖接入等寬帶網絡接入方式所取代。在現(xiàn)有接入方式的限制下,考古信息的實時交流還僅限于諸如網絡虛擬論壇,網絡實時文字信息交流等簡單的方式,而需要更大帶寬支持的視頻實時交流等方式在現(xiàn)有的條件下還不能發(fā)揮出其應有的作用。隨著寬帶網絡的日益普及,通過視頻播放、網絡虛擬論壇等方式實現(xiàn)的考古信息的網絡實時交流,可以預見將會是未來考古網絡化工作的一個重要內容。

二、計算機網絡技術與考古學未來發(fā)展的前景展望

考古學的學科目的,歸根到底是通過對古代遺跡、遺物的發(fā)掘,來獲取各類蘊含的歷史信息,以最終復原古代社會,探究古代社會發(fā)展規(guī)律。從這個意義上說,考古學的學科目的也可視作是對古代歷史信息的辨識、認知,并通過對這些信息的分析、整合來復原古代社會??脊艑W科的這一特性和需求,也正是計算機及其網絡技術所具有的優(yōu)勢之一。網絡技術與考古學的緊密結合,將會為考古信息的認知和進一步的整合、分析提供強有力的工具,帶給考古學以新的研究方法、手段,也將會對考古學的未來發(fā)展產生深遠的影響。

計算機網絡技術于考古學中的應用,從表層來說,是為考古學增添了一對信息時代飛翔的翅膀;而從深層次來說,將會對信息時代考古工作的結構重組起到有力地推動和促進。正如上文所述,計算機網絡技術之應用于考古工作,不僅有助于我們進行考古信息的網絡化管理、共享,而且還為考古信息的傳播、以及網絡檢索和實時的交流提供了有力的工具,這些不同層次的應用,都將會對考古學的未來發(fā)展帶來深遠的影響。而在未來的發(fā)展中,最為令人振奮的當為構建于計算機網絡技術的、統(tǒng)一規(guī)范的國家考古信息管理系統(tǒng)的建立,以及它所帶來的考古工作模式的重組和進一步完善。

構架于計算機網絡技術的考古信息管理模式,為考古學基礎信息的整合和后期研究提供堅實的基礎,將會對考古學的既有工作模式產生重要的影響。在不遠的將來,隨著條件的日漸成熟,將有可能構架出一個以計算機網絡技術為運作平臺的、覆蓋全國范圍的考古信息管理系統(tǒng),這種管理系統(tǒng)相信不僅為考古工作的宏觀管理提供一個有效地管理方式,而且也為考古研究者后期資料的整合與研究提供一個利器。例如,借助于現(xiàn)代的計算機及網絡技術,我們不僅可以將考古發(fā)掘信息進行科學、規(guī)范地管理,而且還可以通過網絡平臺進行遠程的信息管理、共享和交流。相信隨著全國范圍內統(tǒng)一、規(guī)范的考古信息管理模式的構建完成,考古工作的每一個工作步驟,從初期踏勘、田野發(fā)掘到后期的資料整理都可以在此管理模式中進行運作,考古工作的網絡化宏觀管理將會得以實現(xiàn)。

當然,限于目前計算機技術的發(fā)展水平,本文只是對網絡技術應用于考古學所做的初步設想。我們相信,隨著未來計算機技術的不斷發(fā)展成熟和在考古工作中應用的不斷深入,計算機網絡技術將會在考古工作中發(fā)揮出更大的作用。

【參考文獻】

[1]李科威,于冰,童波.全國文博系統(tǒng)計算機應用狀況調查.東南文化,1991,(3、4):253.

[2]廣東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田野考古資料的信息化處理與<田野考古2000>.考古,2000,(6):88~95.

第6篇:考古學中的文化范文

【關鍵詞】音樂;邊緣學科;中職

中圖分類號:G71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007-0125(2017)08-0220-01

在音樂研究中有許多邊緣學科,如音樂人類學、音樂治療學、音樂考古學、音樂美學、音樂哲學等。這些學科從不同的角度對音樂進行了探索和研究,有利于我們更全面、深刻地認識音樂。筆者認為,在中職音樂非專業(yè)教學中有必要融入音樂邊緣學科的研究成果,使學生步入豐富多彩的音樂世界。

一、對重大音樂考古發(fā)現(xiàn)的學習

竹笛是我國傳統(tǒng)樂器之一,關于它的起源,不同學者有不同的見解。據(jù)漢代馬融的《長笛賦》記載,竹笛可能是外來的。1978年湖北曾侯乙墓出土了兩支戰(zhàn)國竹制橫吹樂器,形制與現(xiàn)代竹笛相似,說明竹制笛類樂器早在戰(zhàn)國時期就已經存在了。1986-1987年,河南舞陽賈湖出土了18支用游锍芄侵譜韉牡炎櫻據(jù)專家演奏測試,保存較完整的幾只骨笛依然可以演奏出動聽的旋律。據(jù)科學儀器測定,這些骨笛已有8000年左右的歷史,這為現(xiàn)代竹笛的起源提供了有力的證據(jù)。

1978年,湖北曾侯乙墓中出土了大量戰(zhàn)國時期的音樂文物,其中大型編鐘和編磬被學者稱為“曾國百樂之首”。《周禮》中有關于編鐘、編磬懸掛使用的記載,稱為“樂懸制度”,不同等級使用的樂器排列是不同的。宋代聶崇義所著《三禮圖》也有關于樂器排列的圖示,為探索古人創(chuàng)造的音樂文化提供了重要參考。

音樂考古學從考古的角度對發(fā)掘出來的古代音樂資料進行研究,有利于了解古人使用的樂器、音樂表演形式等,增強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

二、對音樂治療學知識的了解

音樂治療學就是音樂與醫(yī)學的融合,利用一些音樂達到治療疾病的目的。吳慎先生認為,早在上古時期,音樂治療就已經存在,古代的“貳弊摯梢允且衾值摹襖幀保也可是中藥的“藥”?!百E弊種械摹版”和“木”指的是樂器,包含了古人對于音樂入藥的理念?!拔逍小笔枪糯鷺闼氐奈ㄎ镏髁x世界觀,人們把音樂中的“商”“角”“羽”“徵”“宮”與“五行”相對應;人的五臟“肺”“肝”“腎”“心”“脾”與“五行”相對應?!端貑枴分杏涊d:“人聲應音,人陰陽和氣應律。”明代張景岳指出,“十二律為神物,可以通于地而合神明。”可見,音樂對于人體具有重要的調節(jié)作用。

吳慎先生《黃帝內經―五音療疾》中詳細論證了中國傳統(tǒng)“五音療疾”的原理,總結了許多調理身體的音樂。宮調式音樂“五行”為“土”,可以通脾,如古曲《春江花月夜》;商調式音樂“五行”為“金”,可以理肺,如《白雪》;角調式音樂“五行”為“木”,可以養(yǎng)肝,如《江南絲竹樂》;徵調式“五行”為“火”,可以安心,如《漁歌》;羽調式“五行”為“水”,可以補腎,如《二泉映月》等。

音樂治療學相關知識可以幫助中職學生了解音樂的更多功能,體會傳統(tǒng)音樂文化的博大精深,在實際生活中學會聆聽對身心健康有益的音樂,調解情緒、緩解學習壓力。

三、對民族音樂學知識的了解

民族音樂學通俗來講,就是研究世界不同民族所創(chuàng)造的各具特色的音樂文化。我國有56個民族,所創(chuàng)作的音樂是風格多樣的,創(chuàng)造的音樂文化是絢麗多彩的。中職學生通過民族音樂學可以了解到我國不同民族的音樂文化,增加對傳統(tǒng)文化的學習,增強民族自豪感。

“長調”是蒙古族代表性的音樂形式,其演唱時“聲多詞少”,胡松華先生演唱的歌曲《贊歌》,一開始在助聲詞上有長達近一分鐘的演唱,就是典型的“長調”風格。竹笛演奏家簡廣易創(chuàng)作的笛子曲《牧民新歌》家喻戶曉,引子部分更是把蒙古“長調”表現(xiàn)得淋漓盡致。

在我國云南省麗江畔存在著一種別具特色的音樂――納西古樂,據(jù)考證,這種音樂起源于14世紀,在發(fā)展過程中吸收了道教法式音樂、儒教典禮音樂,深受中原道教和儒教的影響,被譽為音樂的“活化石”。這種音樂的演奏很有特點,參與演奏的人員普遍為年邁老人,演奏的樂器和樂曲都非常古老。其旋律流暢、自然、和諧,體現(xiàn)了納西族獨特的生活方式。

四、結語

總之,一些音樂邊緣學科的研究成果可以融入中職音樂非專業(yè)的教學內容。音樂考古學、音樂民族學和音樂治療學等學科知識的學習,使學生更好了解我國古代光輝燦爛的音樂,學習不同民族創(chuàng)造的獨特音樂文化,對音樂娛樂之外的治療功能也有一定的認識,簡單地利用音樂調節(jié)情緒,開拓音樂視野,傳承優(yōu)秀的音樂文化,增加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

參考文獻:

[1]吳慎.皇帝內經―五音療疾[M].北京:人民衛(wèi)生出版社,2014(8).

[2]陳羽柔.音樂治療與中醫(yī)五行理論[D].廣州中醫(yī)藥大學,2009(5).

[3]和潔蕾.納西古樂的傳承與保護探析[J].云南民族大學學報,2008(7).

第7篇:考古學中的文化范文

[關鍵詞]??吕碚?人的主體性

[中圖分類號]G77[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9-5349(2011)07-0044-02

主體是對人的本質的認識,與人本身有著緊密聯(lián)系。??抡軐W的核心問題是人的主體性問題,而不是權力問題,或者話語問題。那么主體問題就會與人的所有問題有密切的關系,這些問題包括認識方面的問題,也包含有實踐方面的問題。而主體哲學的發(fā)展史是一個對主體不斷進行修正、改造的過程,同時也是主體被懷疑、否定和“掏空”的歷史。許多當代哲學家都對現(xiàn)代性的主體進行了多樣否定式的批判和反思。

??抡J為現(xiàn)代文化對主體的迷信是現(xiàn)代所有問題的根源,所以他要對主體進行解構。??路磳ΜF(xiàn)代主體哲學通過對主體的拔高以賦予人越來越高的位置。他認為,現(xiàn)代主體哲學提倡“人本”,把人看成主體,雖然這對實現(xiàn)人類的解放和自由起到了有效的作用,但??逻€是認為,這種具有絕對拔高性質的觀點使人們對主體的認識陷入了迷信的領域,如果這樣發(fā)展下去,人類就會失去從世界去理解世界和把握世界的能力,只能從一種片面的、主觀的方面來把握世界,從而人類也就會失去對存在和真理的全面的把握。

??抡f“他的目的是要創(chuàng)立一種在人類的文化中把人變?yōu)橹黧w的多種方式的歷史”。這句話把??碌乃械恼J識可以總結為對主體和主體哲學的解構。也就是說,他要揭示主體是如何在現(xiàn)代文化中被建構出來的。通過對??轮鞯纳钊胙芯浚P者認為主體性是從各種話語、權力和知識這幾個方面進行建構的。

一、話語理論中人的主體性

“話語”一詞源于語言學,原意是指“比單個句子更長的一個語言序列,交談、對話、講述和論證都被視為話語的形式”。福柯所理解的“話語”主要是探討各種知識領域的話語。他認為,話語不僅是簡單的“說”,還是一系列的事件,這些事件都是在特定的社會歷史文化和環(huán)境下,由特定的人對一個或幾個特定的問題,圍繞自己所要的目的,采取專門的形式、手段和策略向某一或一群對象說或寫出的“言談”或“言語”。可見,??伦⒅赜迷捳Z來體現(xiàn)某個人或某個群體的認識,是對人的主體性的體現(xiàn)。

根據(jù)《知識考古學》中的觀點,對象只有被納入到話語中,才會引起關注。話語的形成或實踐是??驴脊艑W的核心內容,考古學就是一種對話語本身的研究或者說是關于話語的元理論,是一種關于“話語”的話語。這種考古學的目的是要在話語規(guī)則的層面上揭示話語所代表的個人的主體地位。

??碌膬尚栽捳Z包含著身份確定的思想。在兩性話語中,作為歷史的主體不斷被生產出來,這種主體通過對規(guī)律和原則的遵循,形成主體對于自我的關系,產生出“道德主體”。從??聝尚栽捳Z理論中,我們可以看出,主體身份的產生經歷了從外到內的兩個變化的過程。所謂“外”是說兩性關系被延伸到公共領域, 雙方的身份并不在兩性之間產生,而是受到外在的政治和社會地位等因素左右。所謂“內”是說兩性關系開始關注自身, 逐漸從外在因素的左右中回歸自身,并在同對方的交往中確認自己的身份。主體身份的發(fā)展過程是在界限和規(guī)格之間建立起來的人際關系。如果能建立這種關系,能夠指出所涉及的話語的任何對象是如何找到自己的位置,那么這種話語就確定了一種主體關系。對象在復雜的關系中能夠形成自己的話語,也就表明對象有了一定的主體性。??抡J為,主體不決定話語,而是話語決定主體。說話者的身份、說話者的陳述方式的形成,應該被看作是某種話語中一些不同成分關系的建立。當個體在使用某一話語時,不同的表述形式應該歸結為不同的身份主體所在的立場。這樣,話語就是一個主體的擴散、連同它自身的不連續(xù)性在其中可以得到確定的總體。

二、權力理論中人的主體性

人們利益和欲望的滿足與權力有著不可磨滅的關系,所以權力自古以來就是人們所樂于探討的焦點。在??驴磥恚瑐鹘y(tǒng)觀念關于權力的闡述是將權力看成是主體對不同主體或者說是主體群對其他主體群的控制力或影響力。也可以這樣說,它們都將權力理解為一種與肯定相反的力量。那么權力難道僅是具有壓制性或否定性的嗎,??虏⒉贿@么認為。??聫暮蟋F(xiàn)代主義多主體性或反主體性的立場出發(fā),另辟蹊徑,重新思考權力的本質及其運作方式。他認為,權力為在現(xiàn)代實踐生活中解構主體提供了方法論基礎。這種方法論提供的關于權力的運作方式不是在權力內部和主體方面對權力進行分析,而是在權力外部和主體行動的效果方面分析權力;不是將權力看成是靜止不動的,而是在權力的活動中對權力進行分析;不是從權力的中心觀察權力的外擴,而是在權力的邊緣處、局部形式中去分析權力;應該把注意力放在權力與知識的關系方面,而不是意識形態(tài)方面。??逻\用反主體的微觀權力分析法對人的主體性進行了解構,是解構人的主體性的新方法。

當然,福柯研究權力的目的最終還是為了解釋人的主體問題,按他的話說,他就是要說明主體是如何在強調實踐的層次上進入真理游戲之中的。福柯是指,無論個體與個體是在語言交往中,還是在有關的制度或經濟的關系中,個體總是想方設法操控另一個體的行為,因此,權力從始至終都貫穿其中,它們的這種關系是運動的,可逆的,但是是不穩(wěn)定的,主體的自由是權力關系得以存在和發(fā)展的必要條件。為此,想要鞏固一種權力關系,權力雙方必須始終要存有某種形式的自由。

福柯所要表達的就是“我們必須首先把權力理解成多樣性的力量關系,它們存在于它們運作的領域之中,構成了它們的組織。它們之間永不停止的相互斗爭和沖撞改變了它們、增強了它們、顛覆了它們。這些力量關系相互扶持,形成了鎖鏈或系統(tǒng),或者相反,形成了相互隔離的差別和矛盾”。這種意義上的闡述將權力直接作用于日常的生活,這種生活可以使個體明白其類屬,顯示其個性,并使生活與其個性緊密聯(lián)系在一起。??乱策M一步說明,“個體是權力形成的一種結果,而同時這種權力的結果在意義上有這樣的傳遞作用:權力可以通過它自己建構的個體而通行”。這是一種使個體成為主體的權力形式。

三、知識理論中人的主體性

一般來說,說到知識,從科學認識的角度來說,是主觀意識對客觀事物的表象與反映。在《中國大百科全書•教育》中的知識,就它反映的內容而言,是客觀事物的屬性與聯(lián)系的反映,是客觀世界在人腦中的主觀映象。就它的反映活動形式而言,有時表現(xiàn)為主體對事物的感性知覺或表象,屬于感性知識,有時表現(xiàn)為關于事物的概念或規(guī)律,屬于理性知識。就知識的范圍來說,主要指自然科學知識、社會科學知識和思維科學知識。而在??碌闹R考古學中,知識的含義卻發(fā)生了變化,他認為:“由某種言語行為按它所獨有的規(guī)則構成的,它被認為是某門科學建立所不可缺少的重要組成部分,盡管它們并不是一定會產生科學,但我們也可以將其稱之為知識?!边@一認識表明不同的知識有不同的話語主體,不同的話語主體對知識的理解存在差異。

在考古學家們看來,任何知識都是言語的一種。所以,它們認為考古學是從個體的話語角度上進行的知識研究,創(chuàng)造了全新的知識論。??聦χ黧w觀念的建構有不同的認識,他否定了傳統(tǒng)思想關于“主體創(chuàng)造知識”的觀念,承認“知識創(chuàng)造主體”的觀念,他認為主體是隨新知識的出現(xiàn)而產生,隨知識的消退而消解的??脊艑W是解構主體的認識論基礎,與傳統(tǒng)的認識論不同,在考古學看來,主體意識是從歷史的連續(xù)性上建構的,所以解構主體就要在反歷史連續(xù)性上進行,但與反科學起源論、反科學真理論一樣,反歷史連續(xù)性最終也會指向反對主體。歷史連續(xù)性觀念之所以存在,之所以能賦予歷史以所謂的意義,其原因是基于歷史之外的超然主體存在??脊艑W者認為“歷史目的論”是主體的目的,所以,他們要擺脫主體的束縛,這樣就形成了一種反主體的認識論。

四、新的主體性形式――生存美學

主體化過程就是將各種規(guī)范、觀念、行動準則等內化到個體的自我意識之中的過程。它使成為主體的標準最終成為了“自我意識”或“自我教育”。??滤f的主體形式就是倫理主體形式,即“我們所具有的文化中,人的主體化所依靠的不同模式的歷史”,“個體也可以利用這種方式將個體構成自己行為的道德主體構建成尋找某種道理的道德主體”,也可以這樣闡釋:“主體在運用這些規(guī)則時,是如何將自己與這種規(guī)則進行平衡,并將規(guī)則賦予自己的生存?!备?卢F(xiàn)代生存美學主張要學習和借鑒西方的古典文化理論,但不是要照搬照抄古代道德??偟恼f來,現(xiàn)代生存美學是與現(xiàn)代倫理相對立的一種新的觀念?,F(xiàn)代生存美學提倡的是反主體、反主體化的道德生活?,F(xiàn)代生存美學主張回歸到個體與自我的關系上來,他們認為這種關系應該成為道德生活的核心,并指導個體的整個生活。福柯認為,生存美學與以往的觀念不同,它更加關注的是個體與自身的關系,這說明個體要獲得美好的生活必須要運用一種美學思想來指導,還要成為有自己風格的藝術品。只有合乎美的自由的選擇,才能從權力的桎梏中解脫出來,最終指向一種美的生活狀態(tài)。

??碌默F(xiàn)代生存美學將希望寄托在現(xiàn)代個體的自我改造或精神力量上,這種希望來自于知識――權力束縛之下的解脫。當代社會行為問題絕不僅僅是個體簡單的選擇問題,它與整個社會的組織方式是有密切關系的。我們應將其個體性和社會性結合在一起來考慮,而不應該僅僅強調個體的精神力量。因為社會不變革,僅僅依靠個體精神層面的努力,要完全解決現(xiàn)代行為和道德的困境是遠遠不行的,也是絕對不夠的。對于任何一個主體來說,要得到個體發(fā)展,都應該重新接納最新的研究成果,既要承認人的主體性,又要承認人的受動性,從而重構一個與自然、社會和個體自身和諧的主體觀念,以實現(xiàn)人類社會的和諧和可持續(xù)發(fā)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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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篇:考古學中的文化范文

秦文化的考古學發(fā)現(xiàn)最早雖可追溯到三十年代北平研究院發(fā)掘寶雞斗臺11 座屈肢葬 墓 ,但對于秦文化的起源進行系統(tǒng)的研究,是八十年代以后的事。八十年代初,始有考古學者涉及對秦文化淵源的探索,大多研究者著眼于東周時期秦墓中所特有的洞室墓、屈肢葬和鏟腳袋足鬲等與中原地區(qū)迥然有異的文化特征,將其視為秦文化與西北地區(qū)古代文化的天然聯(lián)系,提出秦文化起源于西北地區(qū)的古代文化 ;八十年代中期在甘肅甘谷毛家坪遺址確認的“西周時期”秦文化遺存 ,由于其表現(xiàn)出與關中地區(qū)西周文化的相似性,又有研究者指出秦文化是西周文化的一支地方類型 ;還有研究者結合古文字、文獻與考古學的研究成果,認為古文字中的“ ”即為秦族或其一支,在周原地區(qū)發(fā)現(xiàn)的商代后期扶風壹家 堡類型文化即為“ ”族所遺留的考古學文化,亦即商時期的秦文化 。毛家坪遺址的重要 意義在于首次確認了西周時期的秦文化,為探索秦文化起源提供了一個更早、更可靠的基點,并使大多數(shù)研究者把追溯秦文化起源的目光指向了東方。本文擬在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礎上,以毛家坪遺址“西周時期”的秦文化遺存,即早期秦文化遺存為切入點,對秦文化起源以及相關問題作進一步的探討,而不涉及該遺址東周時期的遺存。

甘谷毛家坪遺址發(fā)現(xiàn)于四十年代后期裴文中先生在渭河流域進行的調查 ;五十年代甘肅省文物工作部門對全省進行的文物古跡普查工作中,又對該遺址進行了復查 ;1982年和1983年,甘肅省文物工作隊與北京大學考古系在此進行了兩次發(fā)掘,并將其中的A組遺存認定為秦文化遺存,包括居址和墓葬兩部分,共發(fā)現(xiàn)灰坑37個,房址2個,鬲棺葬4組,土坑墓22座 。

趙化成先生在《甘肅甘谷毛家坪遺址發(fā)掘報告》(下文簡稱《報告》)和《甘肅東部秦和羌戎文化的考古學探索》(下文簡稱《探索》)中,都對甘谷毛家坪遺址秦文化遺存進行了分期和絕對年代的推定,其居址和墓葬分期的對應關系及絕對年代如表一 。

表一 甘谷毛家坪遺址居址及墓葬分期對應表

居 址(含鬲棺葬) 墓 葬(含居址內土坑墓) 絕 對 年 代

一期 1段(④B、H29、H36)* 缺西周早期

二期

2段(H31、LM7)

一期 1段(M1、M2、M6、

M10)

西周中期

2段(M4)

3段(④A) 二期 3段(TM5、M3、M9)

M9) 西周晚期

三期

4段(H19、H21、H27、LM6)

三期 4段(M14)

春秋時期

5段(M8、M11、M12)

四期 6段(M5、TM9、TM10)

五期 7段(M6、M7、M17、

M19、M20)

四期 5段(③、LM4) 8段(M13、M18) 戰(zhàn)國早期(或可晚至 戰(zhàn)國 中期)

6段(H2、82H1) 缺 戰(zhàn)國晚期

據(jù)《探索》中對居址的分期,原屬于第一期第1段的還有H32、H33;屬于第二期的還有 H30、H35;屬于第三期第4段的共有③層下的17個灰坑(未注明灰坑號),其出土的陶片相 近,復原器較少;屬于第四期第5段的還有LM3;屬于第四期第6段的單位還有H3。表中 所列僅為在《報告》中發(fā)表有器物者。

上述對毛家坪遺址秦文化遺存的居址和墓葬所作的分期在邏輯序列上是正確的,遺址中東周時期的遺存與關中地區(qū)的秦文化幾無區(qū)別,由于以往的秦文化研究多集中于東周時期,所以在此基礎上對該遺址東周時期遺存年代的認定也是可靠的。只是被認定為“西周時期”的諸遺存中,個別單位的年代還有進一步討論的必要。

劃歸居址第一期第1段的④B層和H29,是目前所確認的最早的秦文化遺存,因此對其年代的推定于討論秦文化的起源問題就顯得尤為重要?!秷蟾妗泛汀短剿鳌穼⑵渑c灃西西周早期遺址中出土的器物進行比較,認為二者年代大體相當,為西周早期。但若把二地的同類陶器進行形制上的比較,就會發(fā)現(xiàn),它們在形態(tài)上還是存在著一些差異。八十年代中期,扶風壹家堡、武功鄭家坡等商代遺存的發(fā)現(xiàn) ,則提供了可與毛家坪一期秦文化遺存進行對比的更理想的資料(圖一)。

如圖一所示,毛家坪T1④B:29(圖一,6),小口,最大腹徑偏下,整體瘦長,與壹家堡遺址四期5段所出的B型鬲T31③:86 (圖一,11)形態(tài)接近,只是后者足跟略長;毛家坪 H29:1、T1④B:1(圖一,4、5)形態(tài)相近,均為長體筒狀,寬沿外侈,腹部平緩,繩紋細而亂,壹家堡遺址四期5段所出的T31③G:59(圖一,10)以及與壹家堡遺址四期年代相當?shù)奈涔︵嵓移逻z址晚期所出的H4:34(圖一,9),雖下部有殘,但從其上部形態(tài)觀察,與毛家坪T1④B:1、H29:1幾多相近之處,而且這種長筒狀、腹部平緩的癟襠陶鬲,在鄭家坡遺址中并不少見,在其早、中期遺存中亦有出現(xiàn),如H2:5、H9:16(圖一,13、14)等。毛家坪遺址出土的繩紋盆T3④B:4(圖一,7),深腹,其器高與最大徑之比接近1,為0.97,口微折,肩部折曲,肩以下飾繩紋,亦與壹家堡四期5段之T31③C:49(圖一,12)相近。而《報告》和《探索》中在確定年代時與之進行比較的灃西遺址屬西周早期的H301Ⅲ式鬲(圖一,2)和T174:4AⅣ式鬲,整體稍矮,腹部亦較圓鼓,更近于在天水董家坪遺址采集到的同類型陶鬲( 圖一,1),而H201Ⅱ式尊(實為繩紋盆,圖一,3),腹部稍淺,其器高與最大徑之比為0.81 。若考慮到此后西周時期的陶鬲大都表現(xiàn)出由高到矮,盆亦由深腹到淺腹的這樣一種發(fā)展趨勢,毛家坪一期秦文化遺存應該是表現(xiàn)出了較早的特征。另毛家坪出土的圓腹罐 T1④B:22(圖一,8),盡管有研究者指出其應屬于巴蜀文化因素 ,但相類的器物在壹家堡遺址一期中與商文化的假腹簋(圖一, 16、15)共存,亦從另一角度說明毛家坪一期秦文化遺存的年代較早。由此已發(fā)表的毛家坪一期秦文化遺存的陶器均可在壹家堡遺址晚期階段甚至更早的遺存中以及與之年代相當?shù)泥嵓移逻z址晚期遺存中找到形態(tài)相似者,其年代亦應相當。

已有研究者指出,壹家堡遺址四期遺存與鄭家坡遺址晚期遺存年代相當,大體在殷墟文化四期前后;其文化性質亦與之相同,目前多將這一類遺存稱為鄭家坡類型,是商代晚期的先周文化 。

先周文化這一概念自60年代初北京大學考古教研室編寫商周考古教材時提出后 ,一直是商周考古研究中一個重要的課題,對先周文化的內涵、來源、分期、年代等問題直到現(xiàn)在尚有諸多不同的看法 。但分布于關中地區(qū)的鄭家坡類型是先周文化,其晚期階段年代大體相當于殷墟四期到商周之際,基本是大多數(shù)研究者的共識。如前所述以毛家坪遺址④B和H29為代表的秦文化遺存,其文化面貌、年代基本同于鄭家坡類型晚期階段,因此了解關中地區(qū)殷墟四期到商周之際鄭家坡類型晚期遺存的分布格局及結構,應是探索早期秦文化起源的重要途徑之一。

目前所了解的鄭家坡類型晚期遺存主要分布在西到寶雞地區(qū),東至灃鎬地區(qū)的范圍 里,為研究者所矚目并具代表性的遺址有:寶雞斗雞臺 、鳳翔西村 、扶風北呂 、壹家堡 、岐山賀家村 、武功鄭家坡 、黃家河 、岸底 、豐鎬遺址 等。

1、寶雞斗雞臺

斗雞臺墓地發(fā)掘于三十年代,有15座墓年代相當于殷墟四期到商周之際 。全部為長方形土坑豎穴墓,無腰坑,南北向,均直肢葬,隨葬陶器或一鬲一罐,或僅一鬲、僅一罐,除K4所出陶鬲為高領乳狀袋足鬲外,其余均為聯(lián)襠鬲。從K區(qū)內還有K7、K9等隨葬聯(lián)襠鬲的墓葬來看,可知在斗雞臺墓地,至少在K區(qū)里,隨葬乳狀袋足鬲和隨葬聯(lián)襠鬲的墓葬是同時存在的 。目前不了解與斗雞臺墓地同時期的居址的文化面貌,但從墓地中隨葬二種陶鬲的墓葬共處的現(xiàn)象可以推定,在居址中亦是乳狀袋足鬲和聯(lián)襠鬲二種文化因素共存。

2、鳳翔西村

鳳翔西村墓地共發(fā)掘先周中期到西周中期的墓葬210座,均為長方形土坑豎穴墓,或口底同大,或口大底小,有熟土二層臺,未見有腰坑,均為直肢葬。60%左右的墓僅隨葬一件陶鬲,37%左右的墓葬隨葬一鬲一罐,另有少量的墓僅隨葬一件陶罐或共出有簋。其中年代屬于殷墟四期到商周之際的墓葬中 ,79M44、M45、M50、M69、M76、80M2、 M18、M83、M87、M131、 M147、M148等12座墓出土斗雞臺類型乳狀袋足鬲,雖然有二、三座相對集中的現(xiàn)象,但從整體看,這些墓基本散見于墓地各處 。沒有發(fā)現(xiàn)與該墓地同時期的居址,不過由于墓地中隨葬二種不同類型陶鬲的墓交錯分布,居址中亦應是二種文化因素共存。

3、扶風北呂

北呂墓地包括北呂村北部的北山、東山、窯院三個地點,共發(fā)掘出先周到西周中晚期的墓葬283座,均為長方形土坑豎穴墓,大部分墓口底相等,少數(shù)口小底大,多有熟土二層臺,沒有發(fā)現(xiàn)腰坑,葬式為仰身直肢葬。其中42%的墓隨葬陶器為一鬲,33%的墓隨葬一鬲一罐,4%的墓隨葬一罐,另有少量墓共出有尊、簋和盂。北呂墓地從商代晚期到西周初年的墓葬中 ,僅有BM21隨葬一件屬于斗雞臺類型的乳狀袋足鬲,并共出有尊、盂各1件,其余各墓所出陶鬲均為聯(lián)襠鬲,共出的陶器有折肩罐和肩部有弦紋的圓肩罐。因原簡報未發(fā)表各地點的墓葬分布圖,因而不能確知BM21在墓地內的確切位置,及與其他墓葬之間在平面上的關系。但從簡報所述該墓位于“北山墓地最西 ”,至少可以確認BM21不是雜處于隨葬聯(lián)襠鬲的墓葬之間。從這個意義上講,北呂墓地應是一處表現(xiàn)出較單純文化面貌的墓地。

4、扶風壹家堡

壹家堡遺址包括居址、窯場和墓地幾個部分,1986年北京大學考古系發(fā)掘所獲資料主要是來自居址。原報告將壹家堡遺址分為四期,并認為其中第二期和第四期遺存屬鄭家坡類型。第四期遺存包括4、5、6三段,年代相當于殷墟文化三期末到殷墟文化四期,即商王文丁到帝乙時期。據(jù)孫華《扶風縣壹家堡遺址分析》一文,在壹家堡遺址四期遺存中,占主導地位的為鄭家坡類型文化因素,同時共存有其他一些文化因素,如雙耳乳狀袋足鬲(H21:7)為典型的劉家文化因素,而三足蛋形甕(T31③:41)、素面圓肩罐(T31③B:47 )、素面折肩盆(T31③A:44)等,則或許是來自陜北、河套地區(qū)的古代文化因素 。

5、岐山賀家村

賀家村墓地自五十年代以來已經過多次發(fā)掘 ,其中年代相當于殷墟四期到商周之際或西周初年的墓葬主要有1963年發(fā)掘的54座墓葬,均為長方形豎穴,大多口小底大,或口底相等,個別口大底小,多有熟土二層臺,墓底無腰坑,均為直肢葬。隨葬陶器以鬲、罐為主,僅個別墓出有壺、缶、甕等。隨葬的陶鬲中有20%左右為高領乳袋足鬲,其余均為聯(lián)襠鬲。從墓葬的平面分布觀察, 隨葬乳狀袋足鬲的墓散見于墓地各處。

6、武功鄭家坡

鄭家坡遺址包括居址和墓葬二部分,但已發(fā)表的材料均來自居址 。因該遺址中出土的大量極具特點的長筒形聯(lián)襠鬲、繩紋深腹盆、繩紋折肩罐是同類遺存中最具代表性者,從而將這一類遺存命名為鄭家坡類型。原報告將其分為早、中、晚三期,在其中期階段已經出現(xiàn)的屬斗雞臺類型的高領乳狀袋足鬲,表明在鄭家坡遺址的居址中,至少有一段時間,鄭家坡類型與斗雞臺類型是共存的。不過在鄭家坡遺址發(fā)現(xiàn)的基本與居址同時期的墓地 中,墓葬均為長方形土坑豎穴,無腰坑,仰身直肢,隨葬器物組合以一鬲或一鬲一罐為 主,陶鬲均為聯(lián)襠鬲,表現(xiàn)出極為單純的文化面貌 。

7、武功黃家河

黃家河遺址包括居址和墓地二部分。黃家河墓地共發(fā)現(xiàn)先周時期和西周中期的墓葬49座,車馬坑2座 ,黃家河墓地的墓葬均為長方形豎穴墓,口略小于底,有生土或熟土二層臺,未見腰坑,人骨葬式均為仰身直肢,隨葬陶器為一鬲或一鬲一罐。鬲均為聯(lián)襠鬲,罐有繩紋折肩罐和肩腹部有弦紋或方格紋的圓肩罐。黃家河墓地所表現(xiàn)出的這些特點是代表了單純的周人文化,基本是商周考古研究者的共識。

8、武功岸底

岸底遺址發(fā)掘于90年代初期,包括居址和墓地二部分,已經報導的材料均來自居址。據(jù)發(fā)掘簡報,岸底遺址屬于先周時期的遺存可分為早、中、晚三期 ,后參加發(fā)掘者牛世山又將其分為四期七段,其中第四期(含6、7兩段)的年代相當于殷墟文化四期到商周之 際,文化面貌以鄭家坡類型典型的聯(lián)襠鬲、深腹盆和繩紋折肩罐為主,同時亦有斗雞臺類型的高領乳狀袋足鬲,以及來自陜北、河套地區(qū)北方古代文化的三足蛋形甕和來自商文化的折腹簋等 。

9、豐鎬遺址

自五十年代以來,以探索西周文化為主要目的,考古工作者在豐鎬地區(qū)進行了長期的發(fā)掘和研究,涉及到大量的居址和墓地。豐鎬地區(qū)發(fā)現(xiàn)的周文化墓葬可分為四期8段,其中第一期第1段的年代為殷墟文化四期 ,另在馬王村發(fā)現(xiàn)的H11,因其疊壓在出有西周時期鑄銅陶范的H10之下,因此其年代也可早到先周時期 。豐鎬地區(qū)先周時期的周文化遺存,除了有大量的聯(lián)襠鬲、深腹盆等典型的鄭家坡類型文化因素外,不僅有斗雞臺類型的高領乳狀袋足鬲,還可見到商文化的強烈影響,如墓葬有腰坑、隨葬銅器組合為爵和觶、陶器中有殷墟文化常見的折腹簋等 ,表現(xiàn)出較為復雜的文化面貌。

寶雞斗雞臺、鳳翔西村、岐山賀家村墓地,因沒有發(fā)現(xiàn)與墓地同時期的居址材料,不能確知居址的文化結構,但從這二個墓地中都是隨葬聯(lián)襠鬲和隨葬高領乳狀袋足鬲的墓雜處,可以推定居址中也應是二種類型的文化因素共存。在武功黃家河和鄭家坡遺址的墓地中,既沒有發(fā)現(xiàn)同時隨葬有聯(lián)襠鬲和乳狀袋足鬲的墓葬,也沒有發(fā)現(xiàn)隨葬不同類型陶鬲的墓葬在墓地中交錯存在的現(xiàn)象,都只是發(fā)現(xiàn)了隨葬聯(lián)襠鬲的墓葬,應是表現(xiàn)出非常單純的鄭家坡類型文化面貌。北呂墓地的情況應基本同于黃家河和鄭家坡墓地。扶風壹家堡、武功岸底都只發(fā)表了居址的材料, 文化結構較為復雜, 不能確知在與居址同時使用的墓地 中,是否有隨葬不同文化因素陶器的墓葬交錯存在的現(xiàn)象。豐鎬遺址則不論在居址,還是在墓葬 中,都表現(xiàn)出較為復雜的文化面貌。

上述各遺址就其文化結構,大體可分為二大類。第一類以鄭家坡類型文化為主,同時又包含有斗雞臺類型或劉家文化的因素,主要有寶雞斗雞臺、鳳翔西村、岐山賀家村等遺址;或還同時包含有其他文化因素,如扶風壹家堡、武功岸底、灃鎬遺址等,分布于從寶雞地區(qū)到灃鎬地區(qū)的關中平原中西部。第二類只包括了單純的鄭家坡類型文化,有武功黃家河、鄭家坡和扶風北呂墓地,集中分布在周原地區(qū)。盡管出現(xiàn)第一類遺址的原因可能會有多種,但都表明到了這一階段,鄭家坡類型與斗雞臺類型、劉家文化間有著廣泛的共 處,亦有可能在某些地點發(fā)生融合;而第二類遺址的存在則表明,尚有一部分使用鄭家坡類型文化的人群盡管在居址中可能與使用斗雞臺類型和劉家文化的人群共處,但在埋入墓地時卻與之分離并保持了自己單純的文化面貌。

甘谷毛家坪屬于先周時期的秦文化遺存只發(fā)表了居址的材料,沒有見到上述第一類遺址中常見的斗雞臺類型、劉家文化以至于商文化的因素,毛家坪遺址進入西周時期以后的墓葬中也沒有見到上述外來文化因素,因此可以推測與一期居址同時的墓地在文化結構上與居址相同。即毛家坪遺址不論在居址中還是在墓葬中,都表現(xiàn)出比較單純的與鄭家坡類型相近的文化面貌。表明毛家坪一期秦文化遺存就其文化性質來說,應屬于鄭家坡類型,其源頭亦應到鄭家坡類型中去尋找。

已有的研究成果表明,鄭家坡類型在其早期階段主要是分布在漆水河下游 ,后向西、向東擴展。在寶雞地區(qū)、豐鎬地區(qū)都見到以鄭家坡類型晚期遺存為主,兼有斗雞臺類型、劉家文化、商文化因素的遺址,除了因有些遺址級別較高而文化構成較復雜外,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鄭家坡類型在其向西、向東傳播或發(fā)展的過程中,與所接觸到的其他文化有所交流并產生融合的結果。

據(jù)現(xiàn)有發(fā)掘資料還難以判斷甘谷毛家坪遺址的級別,但該遺址西周時期以后的墓葬中沒有見到隨葬青銅禮器的墓葬,隨葬仿銅陶禮器的墓葬也只有一座,估計該遺址級別較低。目前也還不能斷定在隴東地區(qū)是否存在著較高等級的秦文化遺址,以及在這樣的遺址中文化結構單純抑或復雜,但可以知道在商代晚期到商周之際的隴東地區(qū),在毛家坪這種等級較低的秦文化遺址中,是表現(xiàn)出較單純的與鄭家坡類型相近的文化面貌。毛家坪遺址地處隴東,隔六盤山脈與關中西部的寶雞地區(qū)相鄰,而毛家坪一期秦文化遺存所表現(xiàn)出的這種文化結構,不是同于距離較近的寶雞斗雞臺、鳳翔西村等遺址,而是隔寶雞地區(qū)與周原地區(qū)的黃家河、鄭家坡墓地相同。顯然毛家坪一期秦文化不是和已與斗雞臺類型、劉家文化或其他文化接觸并有所交流或融合后的鄭家坡類型有關,而是源自周原地區(qū)具有比較單純文化面貌的鄭家坡類型。之所以會產生這種在分布上跨躍地域式的相似,似乎很難用文化的自然傳播和擴展的過程來解釋,很可能是有一支使用鄭家坡類型文化的人群由于某種原因由周原地區(qū)向隴東地區(qū)遷徙,或者是由于遷徙的時間很短促,以至于來不及與其所遭遇的其他文化發(fā)生關系,或者是由于這一支人群具有一定的保守性,以至于在遷徙過程中以及到達隴東地區(qū)后,都保持著原有的文化面貌。從這個意義上講,以甘谷毛家坪為代表的早期秦文化應源于鄭家坡類型文化,即起源于先周文化 。

毛家坪遺址西周時期的秦文化遺存,包括居址和墓葬二部分,《報告》和《探索》對其進行的分期和年代的認定基本是準確的,只是個別單位的年代尚可進一步討論。M1和M6為毛家坪西周墓葬中年代最早者,原報告將其與灃西張家坡的西周墓葬進行對比后,認定其年代應在西周中期。M1和M6隨葬的鬲,大口,腹部圓緩,豆為方折盤,豆把較粗且無棱,罐為大口,圓折肩,或有繩紋等特點,均為較早的特征,分別與灃西張家坡M81、M33的同類器物相近(見圖二)。筆者曾將豐鎬地區(qū)的周文化墓葬分為四期8段,其中張家 坡M8 1、M33二墓歸屬于二期3段,年代為西周早期的成康時期 。毛家坪M1和M6的年代應與之相當,亦應在西周早期。毛家坪M9原劃歸于其墓葬的二期3段,年代在西周晚期,只是所出陶鬲肩部明顯,大喇叭口罐的口徑已大于最大肩徑,豆為折盤棱把,與隴縣店子M15 所出同類器物相近(見圖三)。M15是店子墓地中年代最早者,大體在春秋早期或春秋早中期之際 ,毛家坪M9的年代應與之相當,即已進入春秋時期。因此本文所討論的毛家坪西周時期秦文化遺存主要包括居址中的H31、LM7和④A以及墓葬中的M1、M2、M6、 M10、M4、TM5、M3等單位。

甘谷毛家坪西周時期的秦文化遺存,表現(xiàn)出與關中地區(qū)西周文化的諸多相似性。毛家坪遺址所出的聯(lián)襠鬲、繩紋深腹盆、折肩盂/甑、肩部帶鳥形扳的繩紋罐(圖四,14)等,均與灃鎬地區(qū)西周時期遺址中所出的同類型器物極為相近(圖四,5&a mp;#61485;8),而這些器物正是關中地區(qū)西周文化中最具代表性的典型器物。因此有研究者提出,可將甘谷毛家坪西周時期的秦文化遺存稱為西周文化的一個地方類型 。另外,毛家坪遺址出土的石斧、石刀、紡輪(圖四,912)等與從事農業(yè)生產活動有關的工具,其形制亦與關中地區(qū)西周文化遺址所出 的同類器物相同(圖四,1316),表明二者具有相同的以農業(yè)為主的經濟類型。在埋葬習俗方面,毛家坪遺址也表現(xiàn)出與同時期西周文化一定的相似性,但同時還存在著某些差異。如墓葬形制雖然都是長方形土坑豎穴墓,有熟土或生土二層臺,但關中地區(qū)的西周墓葬因受商文化影響在墓底多挖有腰坑并在坑內殉狗,而毛家坪僅有一座墓有腰坑,且未有殉狗(見圖五)。隨葬陶器都是以一組炊煮器、盛食器和盛水器為基本組合,但西周墓葬在西周中期以前用鬲、簋、豆、罐,而毛家坪秦墓用盆而不用簋,且多為紅陶器(參見圖二);西周中期晚段以后毛家坪秦墓以隨葬鬲、盂、豆、罐為主,其器類組合與西周墓葬相同,但二者在器物的具體形制上卻有所區(qū)別,如西周墓葬隨葬的鬲有聯(lián)襠鬲、分襠鬲、仿銅鬲等,但毛家坪秦墓中僅見聯(lián)襠鬲;同樣是豆,西周墓葬中所出多為折盤細棱把,而毛家坪秦墓中的豆把短粗且無棱;二者使用的陶罐亦有區(qū)別,西周墓葬所出多為弦紋折肩罐或圓肩罐 等,而秦墓中的喇叭口罐,盡管其同類器物見于西周文化的遺址中,卻少見用于隨葬(見圖五)。在毛家坪西周時期秦文化與關中地區(qū)西周文化間最明顯也是最重要的差別在于墓葬中的人骨葬式,即絕大多數(shù)為關中地區(qū)西周墓葬所不見的蜷曲十分嚴重的屈肢葬,已有許多研究者對這種獨特的人骨葬式進行過討論 ,不論其起因有多少種,但有一點是肯定的,即必須在人死后立即對尸體進行捆綁才可獲得如此的效果。這種特殊的尸體處理方式應該與特定的族群相關。從這個意義上講,作為毛家坪西周時期秦文化載體的族群,應與關中地區(qū)使用直肢葬的周人族群有所區(qū)別。而這種屈肢葬式是關中地區(qū)東周時期以后秦人墓的最重要標志,因此作為甘谷毛家坪西周時期秦文化載體的這一族群,應該即是此后文獻記載中的嬴秦族的一支。

甘谷毛家坪遺址地處隴東渭河上游谷地,蘇秉琦先生曾指出,從隴東到隴西的這一地區(qū),其東部與中原地區(qū)相連,西部與中亞地區(qū)相連,既是中國東西兩半塊間的中間模糊地帶,也是二者間的界限所在,亦是自新石器時代以來以農業(yè)經濟為主的古代文化與兼有畜牧經濟的古代文化的分界線 。

在隴東地區(qū)能夠確認的西周時期秦文化遺址除甘谷毛家坪外,僅有天水董家坪 和禮縣大堡子山 。但正如《探索》一文所指出,當甘谷毛家坪早期秦文化遺存被確認以后,許多研究者都注意到,過去在隴東地區(qū)進行考古調查時發(fā)現(xiàn)的所謂“西周時期”遺址,很可能有相當一部分屬于秦文化遺存 。從這類“西周時期”遺址的分布范圍看,其向西不過蘭州一線,沒有越過新石器時代既已存在的中原系統(tǒng)文化分布的西限(圖六)。從毛家坪早期秦文化遺存所反映的文化面貌看,與同時期分布于該地區(qū)及西鄰的、被認為是西北地區(qū)古代羌戎文化的寺洼文化、辛店文化等幾無相近之處(圖七) 。即使是過去被研究者認為是秦 文化中屬于西北地區(qū)古代文化因素的洞室墓、鏟腳袋足鬲和屈肢葬式,前二者也不見于毛家坪早期秦文化遺存中 。屈肢葬雖然是西北地區(qū)自新石器時代以來的半山、馬廠、齊家等文化中所使用的葬式之一,但不見于與毛家坪早期秦文化基本同時的寺洼文化墓葬中 ,在辛店文化墓葬中亦較少見 ,加之其與二者在文化面貌上所存在的顯著差異,所以很難確認毛家坪秦墓所使用的屈肢葬式,就一定是來自于西北地區(qū)的古代文化。顯然蘇秉琦先生提出的這條位于中國東西兩半塊間的分界線,一直到商周時期仍然具有其存在的意義。

考古學文化作為“分布于一定地域、存在于一定時間、具有共同特征的人類活動遺 存” ,在其表象背后所隱含的一定是某一特定人群的活動。本文所討論的秦文化的起 源,與在中國歷史學界和考古學界長期以來頗引人注目的關于秦人起源的問題,從考古學的角度看,雖然是兩個不同的概念,但二者間應該存在著緊密的聯(lián)系。關于秦人的起源問題,目前主要有二種意見,一種依王國維之說,認為秦人起源于西方,與西戎有著密切的聯(lián)系,或許就是西戎的一支;一種依司馬遷之說,認為秦人起源于東方,后由東向西遷到隴東地區(qū),然后由西再向東發(fā)展進而統(tǒng)一中國 ;近年又有學者將秦人起源與秦文化起源結合起來,提出秦人和秦文化“源于東而興于西”的二源說 。另外在秦人東來說中,關于秦人西遷的時間和遷徙過程,目前基本傾向于在夏末商初、商代晚期和西周初年,秦人曾分別有過由濟、淮流域遷到關中西部、由汾河流域遷到隴東天水地區(qū)以及由東方遷到現(xiàn)西安一帶的三次西遷 。嚴格地講,本文的討論對于追溯秦人的起源以及上面所提到的任何一次遷徙過程,都不能提供直接的考古學上的證據(jù),但是仍然可以從中了解使用毛家坪早期秦文化的這一支嬴秦族在商代晚期以至于西周時期的活動軌跡,并且知道這支人群在到達隴東地區(qū)后,其分布范圍沒有越過自新石器時代以來既已存在的中原系統(tǒng)文化分布的西限,在其使用的考古學文化面貌上亦與分布于其西部地區(qū)的古代文化極少相近之處??紤]上述諸種因素,這一支嬴秦族群的起源似不可能來自西方。

本文的討論,可以得到以下幾點認識:

1,以甘谷毛家坪一期遺存為代表的早期秦文化,其文化面貌基本同于被認定為先周文化的鄭家坡類型,其年代與鄭家坡類型晚期階段相當,大體在殷墟四期到商周之際。

2,毛家坪遺址隔寶雞地區(qū)與周原地區(qū)鄭家坡類型文化的部分遺址相同,具有較單純的文化結構,因此毛家坪遺址的早期秦文化應源于周原地區(qū)的鄭家坡類型文化。其文化載體應是一支使用鄭家坡類型文化的族群,這支族群由于某種原因在商代晚期向西進入隴東地區(qū),并且在遷徙過程中基本上保持了已有的文化面貌。

第9篇:考古學中的文化范文

《高中英語課程標準》中提出,學生綜合語言運用能力要建立在語言技能、語言知識、情感態(tài)度、學習策略和文化意識五個方面的基礎上,本節(jié)聽說課也圍繞著這五個方面進行了相應的教學設計。

二、教學背景分析

教學內容分析:

本單元的中心話題是考古,各項語言活動均圍繞這一內容展開。聽力材料是有關考古學家如何判定考古發(fā)現(xiàn)的年代,內容遠離學生生活,抽象不易理解。說的部分讓學生就三星堆的考古發(fā)現(xiàn)進行描述。這個部分讓學生學會實際生活中如何描述物品,鍛煉其口語表達能力。

學生情況分析:

學生已有較強的自主學習意識。已具備基本的聽說技能,能聽懂操作性指令并根據(jù)要求和指令完成任務,能就一般性話題進行討論,并在稍微準備后作簡短的發(fā)言,能在老師的幫助下實施英語學習活動。

三、教學目標分析

知識目標:New words: layer, radiocarbon, dating method.

Useful expressions to describe an object from aspects of appearance, use, material, time, condition and so on.

能力目標:

1. 學生能學會在聽前帶著問題有目的的聽;在聽力過程中,適當做筆記;在聽后階段,能靈活運用所聽材料進行口頭表達訓練。

2. 學生能結合聽力話題(即如何判定考古發(fā)現(xiàn)的年代),靈活運用描述事物的基本句型解決問題,比較事物的新舊。

情感態(tài)度目標:使學生了解考古學家的工作,激發(fā)學生探究考古學知識的熱情;使學生意識到保護考古文物的重要性。

學習策略目標:學生能掌握聽說的基本技能;積極有效地與他人合作、交流、對話;及時調控自己的學習行為。

四、教學重點、難點分析

教學重點:

1. 掌握并練習聽的技能;

2. 掌握新單詞和基本的描述物品的表達結構:

New words: layer, radiocarbon, dating method

Useful expressions: Appearance: It looks like……

Use: It may be used as/ for/ to do……

Material: It could be made of/ from……

Time: It dates back to……

Condition: It is in good/ poor condition.

教學難點:

1. 聽懂兩種判定考古發(fā)現(xiàn)的方法;

2. 口頭組織語言,使用適當?shù)姆椒?,描述物品并判定事物的新舊。

五、教學過程設計

步驟1:導入(Lead in) (3 mins)

1. 給學生3組圖片(滿臉皺紋的老人;帶有年輪的樹木、龜、馬、牛),讓學生猜出它們的年齡并解釋如何得出的結論。

2. 引出考古學中推斷物品年代的方法的術語―― dating method。

設計意圖:用貼近學生生活的圖片導入,激發(fā)學生興趣,簡單形象地引出聽力材料的話題。

步驟2:聽前(Before listening) (2 mins)

老師講解并板書聽的技巧:

1. Read the questions quickly before listening.

2. While listening, pay attention to the key words. Avoid word-by-word listening.

3. Do not worry about the new words and ignore unimportant information.

設計意圖:讓學生掌握基本的聽的技能;帶著問題有目的的聽。

步驟3:聽時(While listening) (11 mins)

1.聽主題 (Listen for the general idea)

給學生5秒鐘的時間瀏覽問題,然后讓學生聽一遍錄音,完成問題:

What methods are mentioned to date the objects in the listening text?

A.The layer dating method and radiocarbon dating method.

B.The layer dating method and color dating method.

C.The color dating method and radiocarbon dating method.

設計意圖:第一遍聽出材料的主題,理解主旨大意。

2.聽細節(jié) (Listen for specific information)

給學生15秒鐘的時間瀏覽問題,然后聽Part 1完成以下問題:

Part 1

(1)Tick the things you have heard.

bones orange skins

unused envelope stones

oil layer yogurt

(2) If people live in one place for a long time, they make ______ layers.

A. few B. many C. no

(3)Where is the most recent layer in the wastepaper basket?

A. At the bottom.

B. In the middle.

C. At the top.

設計意圖:細節(jié)題的設置形式① Tick 干擾項stones、unused、oil 從讀音的角度進行辨析;② 選擇題的設置是針對高考聽力模式進行考察

3.聽第二段材料兩遍,分別完成填空和單選兩個題型。

15秒,快速瀏覽題干,帶著問題去聽。

Complete the passage below.

It uses radioactivity to measure the amount of ______ in living things. The ______ in a dead body ______ at a ______rate. We know how long that takes, so we can ______ the amount of carbon and ______ how old a bone is.

(1)How old are the bones estimated to be in the Zhoukoudian caves?

A. Between 9,900 and 10,100 years old.

B. Between 250,000 and 400,000 years old.

C. Between 250,000 and 440,000 years old.

(2) What is the connection between the amount of carbon and the bones?

A. The larger, the older.

B. The smaller, the more recent.

C. The larger, the more recent.

設計意圖:填空題的設置,幫助學生邊聽邊記關鍵詞,學會做筆記;模仿高考題型設置單選題,如獲取具體的事實性信息。

步驟4:聽后(After listening)

1.讓學生口頭總結:How do the two methods work? (2 mins)

設計意圖:通過“聽”的輸入,口頭總結輸出的方式來檢測學生是否真正聽懂layer dating method and radiocarbon dating method 判定文物年代的原理。

2.頭腦風暴 (Brain storm) (2 mins)

讓學生想出盡可能多的可以判定物品新舊的方法(見圖1)

設計意圖:通過頭腦風暴形式發(fā)散學生思維,激活學生原有的知識經驗,幫助學生大腦形成一個有關 “dating methods”的信息包,同時為下面“說”的活動做鋪墊。

步驟5:說的環(huán)節(jié)

1.分配小組活動的任務(1 min)

由學生自由選擇裝有任務的信封。用聽力材料中的方法或自己的方法去比較圖片中物體的新舊,小組討論后以 Speech 或dialogue的形式由小組代表在教室前進行展示。

2.小組討論前,老師呈現(xiàn)出有用的表達,并以其中一幅圖片為例,教給學生如何描述物品、如何做推測性的結論。 For example: (3 mins)

Let’s look at...

What do you think it is?

Appearance: It looks like...

Use:It may be used as/ for...

Material:It could be made of/ from...

When: It dates back to...

Condition:It is in good/ poor condition.

Conclusion:It could be older/ the oldest/ the most recent... because...

Judging by/ from..., I suppose...

That sounds possible/...

設計意圖:為學生的說掃清表達障礙,并學會基本的句式結構

3.小組活動:討論+展示(10 mins)

設計意圖:討論的內容將聽力材料和說有機的結合起來,這一環(huán)節(jié)給學生創(chuàng)造了自由發(fā)揮的機會,向學生提供真實生活中解決問題所需的知識結構,培養(yǎng)學生把知識運用于解決問題情境中的能力,檢測學生在真實語言環(huán)境中運用所學語言表達并進行有效交際的能力。

步驟6:情感教育(2 mins)

在說的環(huán)節(jié)中展示出的考古文物有的已經破損,從而讓學生思考“What should we do?”

We can appeal to everyone around us to protect our cultural relics.

We should start from ourselves, act now, and make every possible effort.

設計意圖:引發(fā)學生在聽說后進行深刻的思考,引導學生熱愛并保護考古文物,接受愛國主義教育。

步驟7:反思(3 mins)老師引導學生一起回顧這節(jié)課所學內容:

Learning about the methods of dating archaeological finds;

Training listening and speaking skills;

Keeping in mind some words, useful sentence patterns;

Realizing the importance of protecting cultural relics.

設計意圖:引導學生對自己的學習過程進行評價,反思自己的學習行為與學習效果,體驗成功。

步驟8:作業(yè)(1 min)

Write a passage to describe one set of pictures in the speaking part in about 100 word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