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政策學論文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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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公共政策學論文范文

關鍵詞：新時期 大學生 思想政治教育

一、引言

十年樹木，百年樹人。大學時期，是一個人處在成長、成才過程中劇烈變化的時期，在大學時期的受教育者，他們易于接受新鮮事物，可塑性很強。因此，大學生是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對象，我們必須針對大學生做好切實有效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新時期，全面提高大學生的思想道德素質和科學文化素質，培養(yǎng)出合格的社會主義事業(yè)接班人，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提供動力支持和智力保障，為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是非常有必要的。

二、新時期大學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存在的問題

（一）思想政治教育和專業(yè)素質教育發(fā)展欠平衡

新時期大學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面臨的困境較多，各高校雖然在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重要性上認識深刻，但是在實際操作中，由于存在各種主客觀條件的限制，對大學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所收到的效果甚微。部分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和專業(yè)素質教育發(fā)展欠平衡，在把學生培養(yǎng)成符合時展的專業(yè)化人才上有明確的要求，但在思想政治教育方面的要求不能很清楚的表現出來。另外，高校中關于思想政治教育方面的課程教學和管理有時脫節(jié)，不能很好地與學生的思想實際情況相聯系，例如，有些高校對大學生的心理健康教育缺乏有效的重視，導致大學生心理健康教育課很少開設或基本沒有，心理輔導機構不夠健全，手段較為落后，方法較為陳舊，不能很好的適應學生的要求，學生一旦有了心理問題往往得不到及時有效地疏導，嚴重影響了自身的健康成長。

（二）思想政治教育理論建設發(fā)展有待完善

新時期，高校思想政治理論建設發(fā)展較為緩慢，對大學生關心的重大理論問題和現實熱點問題不能及時、準確的回答，在某些方面所給出的現有回答說服力不強，導致一部分大學生在一些原則性的問題上產生了模糊不清的認識，不能夠充分理解問題的實質。對于傳統(tǒng)的思想政治教育只是靠機械的說教方式，填鴨式教育，而不能使其對象得到啟發(fā)，學生紛紛在學習過程中感覺所學的理論單調乏味，在指導實踐方面，作用也不是太明顯。而學生們所學的哲學社會科學的教材體系在一定程度上存在滯后性，不能緊跟時代的發(fā)展進步和環(huán)境形勢的瞬息萬變，以最新最快的速度反映的中國化成果，致使對大學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時效性有所降低。

（三）思想政治教育氛圍欠佳，相應配套設施有待改善

思想政治教育氛圍決定著思想政治教育取得的效果，常常在以下兩方面表現欠佳，一方面是在學校的內部組織上，大學校園是對大學生進行思想政治教育的最好平臺，然而，當下大學校園雖然很重視活動的舉行，卻常常忽視了活動的質量，出現了能參加的學生不能很好的展現，得不到充分的發(fā)揮，不能參加的學生事不關己，己不勞心的局面；另一方面是學校的外部運作上，學校在學生的思想政治教育上，不能有效的發(fā)掘校外資源，外聯工作力度較小，例如邀請名家講座，邀請知名校友給在校學生作報告等類似活動。同時，相應的配套設施不足，硬件和軟件建設不能適應學校在思想政治教育上的發(fā)展程度而實現相得益彰，主要表現在下撥學生工作經費方面不能及時有效，預算費用也較低，不能很好的提高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隊伍工作積極性和主動性。

三、推進新時期大學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對策

（一）國家、社會、高校更加緊密協(xié)調，發(fā)揮更大作用

新時期大學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是一項事關為國家民族培養(yǎng)社會主義事業(yè)接班人的偉大工程，使命重大，任重道遠。國家應制定和完善相關政策，社會應給予更多關注，高校應高度重視，三者通力協(xié)調，形成關心和支持大學生思政教育工作的強大合力，共同為做好大學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出謀劃策，獻智獻力，讓大學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做到點上，落到實處，真正讓當代大學生受到教育，受到啟發(fā)，真正發(fā)揮其應有的作用。

（二）抓住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主線，創(chuàng)造良好教育氛圍

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主要任務是主流意識形態(tài)的教育，高校是傳播主流意識形態(tài)的最佳場所，對大學生繼承優(yōu)秀的民族傳統(tǒng)文化，發(fā)揚中國精神的優(yōu)良作風有著不可估量的重要作用。高校學生管理者應通過各種渠道和方式，幫助大學生樹立正確的世界觀、人生觀和價值觀，通過課堂上教育，課下組織學生參加一系列有意義的活動的形式，例如讓學生們參加社團活動或社會實踐，在社團活動和社會實踐中培養(yǎng)學生的團隊合作精神、創(chuàng)新能力和適應社會的能力，理論與實踐充分結合，創(chuàng)造良好的育人氛圍，引導當代大學生積極樂觀向上。

（三）建立專業(yè)化的師資隊伍，提高教育水平

高等學校在對大學生管理和思想政治教育的過程中，應高度重視建設一支專業(yè)化的教育隊伍，提高教育隊伍的整體教育水平。大力推進輔導員隊伍的專業(yè)化、職業(yè)化和專家化建設，嚴格按照國家相關規(guī)定的比例配備思想政治輔導員，在引導政工干部隊伍自覺提高自身綜合素質的同時，要提供給輔導員應有的進修和提升機會，以便其增長本領，增加才干，更好的滿足學生對更高水平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需求。

四、結束語

綜上所述，隨著社會的進步，高校學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出現了許多新問題，為了滿足新時期對人才的需要，我們必須以嚴謹科學的態(tài)度，求真務實的精神，不斷提高和創(chuàng)新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水平，變被動為主動，積極探索各種行之有效的解決途徑，富于創(chuàng)新的采取相應對策，為培養(yǎng)出一流的社會有用人才做出更大的貢獻。

參考文獻

[1]張連.論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人性訴求[J].學校黨建與思想教育，2009，9.

[2] 李長春.在全國加強和改進大學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思想政治教育，2011，2

第2篇：公共政策學論文范文

論文關鍵詞：三圈理論，企業(yè)管理，價值，支持，能力

 

“三圈理論”作為一種案例分析工具，在美國哈佛大學肯尼迪政府學院的公共行政案例教學中得到了廣泛的運用。近年來，“三圈理論”這種工具被引入中國，在學術界和企業(yè)界都得到了廣泛關注，其應用的范圍大到公共政策的制定，小到一個工作方案的確定，并且實施效果良好。本文認為以“三圈理論”為戰(zhàn)略分析工具，將其引入到企業(yè)對管理人員的選任中，能夠有效地分析企業(yè)在選任管理人員時應考慮的問題，并有針對性的采取改進措施，為企業(yè)領導者在管理人員選任中提供針對性、有效性和科學性的支撐和依托。

1. “三圈理論”的理論詮釋

“三圈理論”是美國哈佛大學肯尼迪政府學院的馬克·穆爾（Mark. Moore）教授提出的[1]，是一種案例分析工具，在美國哈佛大學肯尼迪政府學院的公共行政案例教學中得到了廣泛的運用。該理論認為[2]，公共管理的終極目的是為社會創(chuàng)造公共價值。首先任何一項好的公共政策要具有公共價值；其次政策的實施者要具備相應能力，以提供管理和服務；第三是政策的實施還需得到政策作用對象或民眾的支持。這就形成三個相互重疊的圓圈，其中最上面的一個圓圈代表公共價值（V）人力資源管理論文，下面左邊的圓圈代表能力（C），右邊的圓圈代表支持(S)（如圖1）。只有三圈相交，即圖中陰影部分，這項政策才可得到有效執(zhí)行，達到預期效果。

V: value；C: capacity； S:support

圖1 “三圈理論”示意圖

根據“三圈理論”，每一項決策都處于由價值、能力和支持三個影響因子構成的圈形之中的某一區(qū)域中，從而形成了三圈理的主要框架[3]（具體如表1）。

表1“三圈理論”的主要框架

名稱

區(qū)域

含義

第3篇：公共政策學論文范文

第三部門在公共管理中具有獨特的功能優(yōu)勢。它可以提供部分公共產品，提升公共管理績效，促進社會自治和秩序穩(wěn)定等，但目前政府在第三部門的管理上，還存在一些政策上的滯后。

本文從公共政策管理的視角，運用學科前沿理論，在綜合分析、評判第三部門發(fā)展現狀的基礎上，對目前第三部門的功能、困境及發(fā)展趨勢，作了比較深入的探討，提出了第三部門發(fā)展的路徑選擇，特別強調公共政策管理的作用及其體系設計。指出:第一，第三部門作為公共政策一方主體，仍需政府的監(jiān)督、引導和管理;第二，政府作為公共政策決策的主體，擁有資源優(yōu)勢，以及堅持公共性的政策目標和價值取向，它對暫時處于相對弱勢地位的政策對象第三部門承擔著管理的職責和義務;第三，政府對第三部門的管理應符合現實需要，即有度、有序。

本文的研究成果，無論在理論上還是在實踐層面上，都是相當有限的，存在著不足，今后將在政府與第三部門關系、第三部門的屬性、產權、運作機制和制度環(huán)境等方面進一步開拓。

關鍵詞:第三部門，政府，公共政策，管理

前言

1.1選題動機與研究價值

現代社會是一個多元、民主、法治與開放的社會，它的一個重要特征就是公共管理主體的多元化，即政府、市場、第三部門和公民共同治理社會，隨著我國改革開放不斷地走向深入、社會轉型進一步地展開，以及公共管理社會化進程的不斷推進，第三部門正在逐漸發(fā)展和壯大起來，第三部門問題研究也由此成為公共管理的重要問題和前沿問題，在我國當前社會，進一步培育和發(fā)展第三部門，還是構建以“民主法治、公平正義、誠信友愛、充滿活力、安定有序、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為主要特征的社會主義和諧社會，以及以第三部門為基石的公民社會的重要內容。因此，對于21世紀的中國來說，第三部門的發(fā)展水平和規(guī)模將在很大程度上標志著中國社會文明進步和現代化的進程。

同時，處在社會轉型階段的政府，其角色定位與功能發(fā)揮也成為一個新的關注點。作為傳統(tǒng)公共管理的唯一主體，政府積累了大量有形的和無形的資源，基于這樣的資源優(yōu)勢以及它作為權力掌握者的優(yōu)勢地位，政府仍然是現代公共管理的主導力量，這也意味著政府對社會轉型負有更多的責任?！耙粋€好的和負責任的政府，應該積極主動地調整自身的定位，促進社會前進，同時有意識地營造良好的政策環(huán)境，有計劃地培育公民與第三部門的自治能力，并引導、規(guī)范社會的自治活動，從而選擇性地逐步退出直接控制的社會領域，實現政府有效治理基礎上的社會轉型?！薄?/p>

但是事實上，第三部門在繁榮發(fā)展的背后仍然存在著不少問題，總體呈現弱小態(tài)勢，真正的職能作用不能得到應有的發(fā)揮等，這些問題都跟政府管理上的不到位有著直接或間接的關系。一是政府對第三部門的管理缺失，包括信息的缺失，制度體制上的缺陷，以及管理能力的不足等，二是政府管理在實際操作中也存在很多問題。

因此，本論文以第三部門為研究對象，對于正確發(fā)揮第三部門的社會功能，預防、緩解、消除各種社會矛盾，進而保持社會安定有序，對于推進公共管理實現社會化，對于促進社會主義和諧社會與中國公民社會的構建等，無疑都是一個極富理論和現實意義的課題。同時，政府仍然擔負著管理社會，包括對第三部門進行合理有效監(jiān)管的職責，本文選擇了從政府公共政策管理的角度出發(fā)研究第三部門及其治理路徑，這對于政府實現與第三部門的互動即以政府改革中進行的角色轉換來促進第三部門的成長發(fā)育，并以第三部門的良好治理框架來推動政府加快職能的轉換，也有著重大的現實意義。

1.2基本思路與分析框架

“第三部門”的概念是美國學者列維特(Levitt)1973年首先提出來的，盡管從‘王名，賈西津.中國NGo的發(fā)展分析〔J].管理世界，2002(8):40碩士論文政府對第三部門的公共政策管理研究世界范圍來看，第三部門的產生由來已久，但是至今仍然沒有形成統(tǒng)一的、普遍認可的定義，各個國家在對第三部門的稱呼、內涵和外延的界定上存在著較大的差異。我國學者在這類概念上也是見仁見智，他們根據自己的見解和偏好，對此形成了以下一些稱呼:非政府組織(NGO)、非營利組織(NPo)、民間組織(CivilGroup)、社會團體、志愿者組織(Vo)、公民社會(eivilSociety)、第三部門(Thirdse。tor)，也有稱為非政府公共組織的(汪玉凱等)。

因此，本文之所以選用“第三部門”的稱法，一方面也是沿用部分學者的見地，另一方面是因為本文認為單獨用“志愿性”、“非營利性”、“民間性”等來指稱這一類部門，都是不太精確的，正如奧斯本所說:“我們沒有更好的名字，只好稱它們是‘第三部門’?！薄?/p>

第4篇：公共政策學論文范文

    論文關鍵詞:公共政策;公平性

    1 公共政策的定義

    公共政策的實質是對社會價值的權威性分配,其公共性、權威性及合法性等本質均蘊涵公平理念,要充分發(fā)揮公共政策的功能必須以公平為前提。公共政策是以政策問題為起點的,公共政策所要解決的問題越明確,就越容易實現公共政策的目的,越有利于實際問題的解決。公平性貫穿每一項公共政策的始終,也是在構建政策問題的過程中所應遵循的基本原則。因此,要提升公共政策的公平性,充分發(fā)揮其應有的功能,務必在構建政策問題這一起始的重要環(huán)節(jié)就注重公平性的體現。公共政策研究中有許多基本理論,其中之一就是公共政策的定義,國內外絕大多數學者都贊同美國著名政治學家戴維?伊斯頓的觀點:公共政策是對全社會的價值作權威性的分配。為了對公共政策的定義有更明確的理解,可以把“價值”一詞直接改為“利益”,即公共政策是對全社會的公共利益作權威性的分配,而且利益分配是一個動態(tài)的過程。同時,我們還必須探究何為公共政策的本質,即政府為什么要制定政策與執(zhí)行政策,這個問題最主要的原因是市場的失靈。因為市場只解決私人產品的供求,不提供公共產品,也不能解決經濟中各種外部性問題,在市場失靈的地方,決定了政府必然要介入。市場立足于效率,那么公共政策就應立足于公平。羅爾斯著名的“正義原則”第二則:“社會和經濟的不平等被調解,使得人們有理指望它們對每個人都有利,并且它們所設置的職務和崗位對所有人開放”,也就是說要求社會利益和經濟利益的不平等分配應該對處于社會最不利地位的最有利。這條原則實質是要求國家應對社會成員的社會經濟差別予以調節(jié),

    使之最大限度地改善最差者的地位,也就是說政府最能發(fā)揮巨大作用的是在“公平”上。毫無疑問,政府通過政策對社會公共利益進行分配,這確實是它要承擔的一個重要功能。然而還有一些問題值得我們思考:一項公共政策是否成功應該如何評判;一項公共政策結果的公平是否就等于其過程的公平;一項公共政策符合了大多數人的利益,卻致使一部分人失去了最低的生活保障,那么這項公共政策算是成功的嗎?這些不公平現象所產生的問題對我們政府在今后制定政策又有什么啟示呢?

    2 關于政策的構建

    構建政策問題是分析人員從不同的利益相關者所持的相互分歧的意見中連續(xù)地、反復地探究問題的階段。政策問題并不是一開始就能夠被明確提出的,而是源于一種擴散的憂慮和初始的緊張跡象。這些憂慮和緊張并不是問題,而是由政策分析人員、決策者及其利益相關者感受到的問題情勢。這一問題情勢是客觀的、可以直接觀察到的、通過語言描述并能夠運用廣泛的符號系統(tǒng)表述的。也就是說它是一種客觀事實與主觀認識相統(tǒng)一的過程。這也是構建政策問題的第一步——問題感知。構建政策問題的第二步——問題搜索。政策問題的存在并不僅僅只需通過決定在特定的情形下有什么樣的“事實”而得以建立,不同的政策利害關系方對同樣的事實會產生截然不同的解釋。在一定程度上,人們對政策問題是仁者見仁、智者見智的。構建政策問題的第三步——問題界定,即對問題進行特定解釋的過程,需要通過一定的方法對問題從最基本或最一般的方面確定問題,如根據政策問題的性質可以把其界定為政治的、經濟的、文化的等;根據政策問題的作用范圍可以把其界定為全局的、局部的、國際的、國內的、全國性的、地區(qū)性的等;根據政策問題的作用方式可以把其界定為指導性的、分配性的、限制性的等。目的是把問題情勢轉變?yōu)閷嵸|問題。從實質問題到規(guī)范問題的過程也就是構建政策問題的最后一步——問題詳述。也就是運用可操作性的語言或模型對問題進行明確表述的過程。構建政策問題之所以十分重要,原因首先,問題構建可以提供與政策相關的知識。構建問題通過對問題的感知、搜索、界定過程充分掌握問題產生的背景、社會環(huán)境、不同利益相關者的不同意見等資料,這對于公共政策的整個制定過程能夠起到一定的指導和借鑒作用。其次,問題構建從不同的利益相關人的不同觀點中界定出政策問題,有助于發(fā)現隱含的假設、判斷成因、勾畫可能的目標、綜合沖突的觀點以及設計新的政策選擇方案。最后,最為重要的一點,構建問題之所以如此重要的原因在于,政策分析人員的失誤似乎更多地來自對錯誤問題的解決,而非他們對正確的問題找到了錯誤的解決方案。感知問題時沒有選擇正確的政治立場,搜索問題時不能完成搜索或過早地停止搜索,界定問題階段在為問題情勢形成概念時,選擇了錯誤的世界觀、意識形態(tài)以及在詳述問題階段信息傳遞失真或選擇了錯誤的模型,以上任何一種情形都有可能犯這樣的錯誤。綜上所述,政策問題的構建對公共政策來說至關重要,影響政策功能的發(fā)揮,直接關系到政策的成敗。

    3 構建政策問題過程中應注意的問題

    構建政策問題過程中應注意的公平問題公平是人們對待需要與能力,權利與義務,獲取與貢獻,平等與效率等對應關系的活動中產生的一種均衡狀態(tài),是對人與人之間涉及利益分配的社會關系之平等狀況所作的肯定性評價。實際上公平蘊涵著一種合理性。從公共政策的視角分析,公平就是分配人們利益要求的價值合理性。是每個社會成員擁有的基本權利,在政策實施過程中,人們會自覺或不自覺地用公平理念來衡量某一公共政策,并根據這種公平要求的滿足程度決定對公共政策行為的服從。因此,公平是服務于公共領域的現代公共政策所追求的根本價值目標,決定公共政策具體功能的發(fā)揮。在構建政策問題的過程中,大體存在以下不利于實現公共政策公平性的問題:第一,由于在構建政策問題的過程中政府占有絕對的主導地位,容易誘使政府利用其地位優(yōu)勢,以自身的利益為出發(fā)點,只關心與自身利益相關的問題,導致出臺的公共政策避重就輕、缺乏實效。第二,現代政府的絕大部分公共政策都是對已經嚴重到非解決不可的現實公共問題的某種反應。對政策問題嚴重性的認定及政策決定往往只有法定的公共政策主體根據客觀公正的原則才可以作出,并排列出輕重緩急的順序。第三,現代社會的發(fā)展變化非?？?各種社會問題的出現受多種因素的影響,表現得復雜多變且相互牽扯,識別起來是有相當難度的。第四,不同社會群體在同一問題認識上常常存在差異,甚至截然不同。當這些社會行為主體或者公共權力主體就觀點不一的問題向政府提出來、要求政府采取行動或不采取行動的要求時,政府在構建政策問題時不可能滿足所有人的利益要求,這對政府公共政策的公正性、合理性都構成了直接的挑戰(zhàn)。第五,在通常情況下,政策問題的提出過程就是利益表達和利益綜合的過程。因此,應該表現為政府與各種社會力量的互動過程,使政府能更多地了解人民群眾的利益要求。努力避免憑領導、專家的所謂經驗和以個人的利益、價值觀念為基礎,提出帶有主觀性的政策問題。

第5篇：公共政策學論文范文

論文關鍵詞：體育公共產品，供給制度，創(chuàng)新

1．農村體育公共產品的界定

公共產品是與私人產品相對應的一個概念，區(qū)分他們的標準主要是產品或服務在消費上是否具有非競爭性和非排他性。農村體育公共產品較之于一般公共產品，其特殊之處在于供給區(qū)域主要限定在農村，其產品類型主要是體育設施和服務等。因此，農村體育公共產品應是指以農村為服務區(qū)域的，在消費和使用上具有一定非競爭性和非排他性的體育設施和服務。由于農村體育公共產品具有非競爭性，在既定的產出水平下，增加一個消費者的邊際成本為零，這就意味著，若按邊際成本定價，農村體育公共產品必須免費供給。而且，由于其非排他性，無法排除打便車者畢業(yè)論文提綱，私人部門供給農村體育公共產品的成本無法通過市場獲得補償，市場無法有效提供農村體育公共產品。但由于農村體育公共產品的有效供給可以改善億萬農民的身體健康狀況，豐富廣大農民的文化生活，促進農村文化建設，提高農民的生活質量，具有較大的正外部性。因此，在當前社會主義新農村的建設過程中應主要由政府承擔農村體育公共產品供給的責任，并輔之以其他供給方式。

2．農村體育公共產品供給制度現狀分析

2.1城鄉(xiāng)二元發(fā)展戰(zhàn)略所形成的城鄉(xiāng)分割的公共產品供給體系

建國以來，我國一直實行“以農補工”、“重城輕鄉(xiāng)”的二元發(fā)展戰(zhàn)略，以二元社會制度下城鄉(xiāng)一國兩策的“體制內、體制外”公共產品供給體制。重點或優(yōu)先把財力、社會資源用于城市公共產品的供給，在“以農養(yǎng)工、以農哺工”制度安排下，一些“重城抑鄉(xiāng)”、“重工輕農”的不公正政策措施名正言順、大行其道。而農村公共產品供給的渠道則是主要由農民自行解決，國家僅給適當補助。而且在特有的經濟運行機制和差別政策的作用下，國家通過工農價格的“剪刀差”等非經濟手段提取農業(yè)剩余提供工業(yè)資本積累及城市建設，逐漸形成了城鄉(xiāng)分隔的二元經濟結構和公共產品供給體系。“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經濟職能加強的同時卻弱化了公共服務職能，嚴重阻礙了農村公共產品供給制度的完善論文參考文獻格式。正是由于城鄉(xiāng)二元發(fā)展戰(zhàn)略的影響，使得我國農村資金流出多、補償少，在公共產品的供給存在投資的“城市偏向”情況下，農村已形成了“城鄉(xiāng)收入分配存在差距，農村公共產品投資不足、農村經濟發(fā)展滯后、農民經濟收入增長緩慢，農村公共產品供給缺乏資金來源、城鄉(xiāng)收人差距進一步加大，農村公共產品建設更加滯后”的惡性循環(huán)現狀。因此，我國傳統(tǒng)二元社會制度下農村公共政策的偏頗性和不公正性是導致農村體育公共產品總量上供給嚴重失衡以及城鄉(xiāng)極大差距的首要因素，同時也反映了特定的歷史背景下，我國社會發(fā)展的初級性和城鄉(xiāng)之間發(fā)展的嚴重不均衡性。

2.2“舉國體制”下農村體育公共產品的供給體制形式的弱化

我國體育“舉國體制”產生于20 世紀50 年代初。在半個多世紀中，這一體制對我國競技體育的迅速發(fā)展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畢業(yè)論文提綱，是我國制定和實施奧運戰(zhàn)略不可動搖的基石。我國農村公共產品的供給雖然經歷了人民公社時期、時期以及現在的農村稅費改革后時期二個階段的變遷，但本質上都是一種以政府為農村公共產品供給主體的“單中心”供給體制。在政府內部，各級政府之間的公共責任劃分不清，農村公共產品供給主體錯位。在以政府為供給主體的單一供給體制下，我國的農村公共產品是由各級政府聯合供給的。按照公共財政理論，全國性的農村公共產品應由中央政府供給，地方政府只負責地方性農村公共產品的供給，各級政府之間的事權劃分很清楚。然而直接提供農村公共產品的縣鄉(xiāng)財政目前困難重重，農村公共產品的供給便失去了必要的財政支撐。由此，處于邊緣狀態(tài)的農村體育公共產品更是首當其中成為“弱化”的對象。

2.3責任主體角色“缺位”下農村體育公共產品供給的擠兌

農村體育公共產品的基礎性、效益的外溢性特征，決定了政府必然是公共產品的責任供給主體。從農村公共產品供給的職責來看，全國性的公共產品由中央政府負責提供，地區(qū)性的公共產品應由地方政府負責提供。但農村基層政府、權力部門在各項達標考核和經濟利益的驅動下，以及目前對農村公共體育服務的監(jiān)督制度、激勵制度、評價制度的還不夠完善，體育公共產品資源配必然成了他們擠兌首選的對象。其次，農村實行分稅制后，因制度變更改變了地方政府的收入來源，沒有相應的財權作基礎狀態(tài)下下級政府在農村公共產品供給方面承擔過多的責任，本已捉襟現肘的基層政府，勢必再次陷入與上級政府在稅收激勵和自籌邊界確定問題的矛盾之中。雖然稅費改革后農村的“一事一議”為農村公共產品供給提供一定制度空間，但廣大農民對農村體育公共產品需求的非迫切性及認識上的誤區(qū)，導致農村體育公共產品供給根本得不到多數人的統(tǒng)一和有效的供給?？梢姡谶@一不公正公共財政制度和財事權不對應的裁判框架下，其必然的結果是各級政府在農村體育公共產品責任角色的長期“缺位”。此外，隨著社會的發(fā)展，“政府包辦”單中心體育公共產品供給體制在我國地廣人多農業(yè)社會環(huán)境下畢業(yè)論文提綱，以及人們多樣化與多層次的體育需求與服務面前，不僅顯得杯水車薪，而且“缺位”現象越來越嚴峻。當然，中國經濟發(fā)展水平、文化傳統(tǒng)觀念和體育價值觀等多種因素的影響，在一定程度影響中國農村體育公共產品供給。

3．農村體育公共產品供給制度創(chuàng)新

3.1改變傳統(tǒng)觀念，建立農村體育公共產品供給的政策體制

歷史地看，中國舉國體制既反映了中國國情特定的發(fā)展道路和背景，也反映了人們在特定時期對于優(yōu)先與兼顧、效率與公正問題的理解和認識。發(fā)達市場經濟國家政府的基本施政綱領是公民享有均等化的社會性公共產品和公共服務。隨著我國社會的發(fā)展和社會公正成為社會主義的核心價值取向，以及協(xié)調社會利益機制的立足點，從以往注重競技體育走向兩者之間的“同步化”或“相對平等度”，在公平與效率之間尋找平衡點和最好結合點，建立合理配置體育公共資源的新制度和公共政策體系。基于社會公正基本理念和規(guī)則，政府和體育行政部門應改變長期以來重城市輕農村的體育觀念，以政府再分配職能的正當性，通過專門性的農村體育公共產品公共政策的出臺，制定農村體育公共產品供給的相關政策和法規(guī)，以公共政策所特有的權威性、強制性和持續(xù)性，來確保農村體育公共產品建設資金具有穩(wěn)定的來源，以制度和法規(guī)的手段保障農村這“邊緣群體”享有體育公共產品和服務的權益。

3.2完善農村體育公共產品供給主體，實現供給主體的多元化

一方面，政府代表社會的公共利益，有責任也有義務提供那些市場調控失靈的體育公共產品，而地方政府主要負責提供那些與本地區(qū)的農業(yè)、農村和農民自身發(fā)展有關的體育公共產品，政府作為農村體育公共產品供給多元主體中的最重要一元，是由政府自身的屬性和本質決定的。政府作為公共利益的代表，應該成為農村體育公共產品優(yōu)先的供給者論文參考文獻格式。另一方面畢業(yè)論文提綱，私人及企業(yè)可以提供一些產權歸屬明確、能夠市場化運作和排他性收費的體育公共產品，私人企業(yè)、農村社區(qū)和農村非盈利組織在農村體育公共產品供給的過程中發(fā)揮重要作用，需政府的引導、扶持和監(jiān)管。還有各種非政府合作性的農村、社會服務機構和組織也是農村體育公共產品提供主體之一，可以提供收益界限清晰、可以排他性收費的體育公共產品，主要是某一領域或生產環(huán)節(jié)所需的重要的技術和生產信息。優(yōu)化供給結構，實現由政府單一主體向政府、私人企業(yè)、農村社區(qū)和農村非盈利組織多元主體的轉變的新模式，充分利用各供給主體的資金、知識、技術等優(yōu)勢，較好地使政府、市場和社會之間相互協(xié)調，發(fā)揮開放系統(tǒng)的整體功效。

3.3實現農村體育公共產品供給的決策機制創(chuàng)新，建立有效的需求表達機制

加快推進農村基層民主建設，真正實現農村村民自治，首先要實行農村體育公共產品的多中心決策體制，必須堅持農村體育公共產品供給過程中政府決策的主體地位，尤其是在關系地區(qū)農村村體育發(fā)展大局的，如農民體育活動組織規(guī)定、農村體育場地建設方案等體育公共產品的決策中，要不斷整合其決策程序，從而真正體現和維護農民的利益。其次，要積極推進農村基層民主建設，建立農村體育公共產品供給的農民需求表達機制。深入基層了解農民需要什么，進行市場調研，科學論證，增強對農民需求的反饋，做出反映農民真實需求的決策。建立關于農村體育公共產品供給的重大決策的聽證制度。這樣可以保證資源的合理配置，保證資金的合理流向，真正體現廣大農民的意愿。

3.4建立有效的農村體育公共產品供給的監(jiān)督、評估與反饋機制

首先，要改革現行的農村干部考核制度畢業(yè)論文提綱，將農村基層干部的晉升與本地區(qū)的農村體育公共產品供給狀況直接掛鉤；其次，政府要加強對私人企業(yè)、非盈利組織供給體育公共產品的監(jiān)管力度，保證農村公共產品有效性供給。完善農村體育公共產品供給的績效評估制度，制定科學的組織方法、操作規(guī)則、評估標準及指標體系，建立相對獨立的評估機構，配備多學科和具備政策科學知識的評估領導隊伍，對農村體育公共產品供給的實際情況進行有效評估。此外，要加大對偏遠農村和貧困地區(qū)農村社會體育指導員隊伍的培養(yǎng)，采用“走下去”和“走出來”兩種方式來進行培訓；對投資西部偏遠和貧困地區(qū)農村體育公共產品的企業(yè)，除上述政策上給與優(yōu)惠外，國家可對其企業(yè)的發(fā)展和運行給與一定的稅收減免政策；農村也可利用自身的自然資源優(yōu)勢，吸引企業(yè)投資，采用共用、共管模式進行有效管理。農村體育公共產品的供給是一項長期的民生工程，需要政府、社會各團體以及農民朋友自身的大力合作來共同完成，意義深遠。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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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篇：公共政策學論文范文

【關鍵詞】公共政策；政策執(zhí)行；執(zhí)行手段

在過去相當長的一段時期內，人們更多地是關注政策的制定而不是政策的執(zhí)行。但如美國政策學者艾利森所言：“在實現政策目標的過程中，方案確定的功能只占10%，而其余的90%則取決于有效地執(zhí)行?！币虼耍舱叩膱?zhí)行是政策過程的重要環(huán)節(jié)，是實現政策目標和解決政策問題的直接途徑。目前中國正處于社會急劇轉型的時期，在政策實踐的過程中出現的各種重大問題也與政策的執(zhí)行有著密切的關系。一系列事關中國經濟社會全面發(fā)展的各種公共政策，能否實現其預期的目標和達到良好的政策效果，關鍵在于它們能否得到社會的廣泛認可和強有力的執(zhí)行。而在改革的過程中，執(zhí)行主體的選擇執(zhí)行方式時墨守成規(guī)，不能適應新的社會形勢而采取合理而有效地執(zhí)行手段，使得許多科學而合理的政策在執(zhí)行過程中出現扭曲造成各種社會危機引發(fā)。因此，我國的公共政策執(zhí)行偏差就需要尋求解決問題之道。

一、關于公共政策執(zhí)行偏差的研究現狀

目前，關于公共政策執(zhí)行偏差的問題的研究還是很比較多的，這些角度一般可以概括為以下幾個方面：

1、以政策制定主體為視角

張玉強（2010）認為除了傳統(tǒng)的意義上的理想化的政策、執(zhí)行主體、目標群體、環(huán)境因素外，公共政策制定主體也應該是影響政策執(zhí)行的重要因素。不僅因為其與政策的質量由著緊密的聯系，而且在整個執(zhí)行過程中都少不了政策制定主體參與和支持。因此，在分析執(zhí)行偏差原因和尋求矯正之策的時候都應該對其給予充分的考慮。

2、以政策執(zhí)行主體為視角

閆超（2011）在進行執(zhí)行主體因素研究中指出造成公共政策執(zhí)行偏差的原因從主因上來說主要是由于執(zhí)行主體的異化所造成的，執(zhí)行主體受利益的驅動、本身對于公共政策的認同程度、他們各自的職業(yè)素質和執(zhí)行能力以及執(zhí)行過程中的信息不對稱這些都會造成公共政策的扭曲，使得科學合理的政策得不到好的實施。

3、以制度角度為視角

李斌（2010）認為公共政策執(zhí)行的偏差是在制度的框架內發(fā)生的，從某種意義上來說，政策執(zhí)行效果如何取決于制度的好壞。完備有效的制度保障是應對政策執(zhí)行偏差的根本出路，因此要將合理政策的宏觀邏輯與有效執(zhí)行的微觀機制統(tǒng)一起來。

4、以利益為視角

李戈（2009）認為充分的發(fā)掘影響政策執(zhí)行的各種因素并予以矯正是規(guī)避政策執(zhí)行中存在的各種偏差，確保公共政策的有效實施的必要條件。而作為政策執(zhí)行中的重要角色的地方公共部門，他們的自利性是影響政策執(zhí)行的重要因素之一，我們要慎重的對待。賀慶鴻（2008）在論文中指出通過各級地方政府與政策目標群體之間的的利益進行對比，可以發(fā)現公共政策執(zhí)行偏差問題產生的原因，并根據這些原因給出了相應的政策。

5、以公民參與為視角

程名（2011）通過對影響政策執(zhí)行偏差的因素進行分析，指出政府這一執(zhí)行主體是個主要因素中影響最大的，因此也就凸顯出了公眾參與公共政策執(zhí)行的必要性。葉大鳳（2006）認為公民參與公共政策執(zhí)行過程，有助于消減公共政策執(zhí)行偏差，促進以公共利益為核心的社會利益最大化目標的實現。

這些文章都從各種不同的視角研究了影響公共政策執(zhí)行偏差的各種原因，但通過分析發(fā)現在分析政策以及執(zhí)行主體方面的文章較多，但是從執(zhí)行手段方面來研究影響公共政策執(zhí)行偏差的文章較少。因此，本文從執(zhí)行手段這一工具性的方面來出發(fā)，研究它對于政策的執(zhí)行效果的影響。

二、公共政策執(zhí)行偏差的執(zhí)行手段因素分析

公共政策執(zhí)行手段是執(zhí)行機關和人員為實現一定的政策目標而采取的貫徹落實政策的措施和方法的總和。在公共政策執(zhí)行過程中，政策執(zhí)行手段運用的是否恰當直接關系到政策執(zhí)行的目標能否實現，關系到政策執(zhí)行主體的政策執(zhí)行力的大小。目前公共政策執(zhí)行手段主要有：行政手段、法律手段、經濟手段、思想教育手段和技術手段。雖然執(zhí)行手段很多，但是在手段的選擇上面還存在很多令人深思的地方。

（一）執(zhí)行手段單一，粗暴

一些執(zhí)行機關在執(zhí)行公共政策時往往難以考慮到政策目標群體的想法，就一味的采取最為簡單原始的行政手段，利用組織的權威采取行政命令、指示規(guī)定及規(guī)章制度來推動公共政策的執(zhí)行。如人們早已司空見慣了保安打人，對城管打人，開始還“認識”不足，以為，畢竟是國家公職人員，是執(zhí)法部門，人的素質應該是高的，是應該講道理的?？墒请S著城管打人事件的頻頻發(fā)生，使得人們對于國家執(zhí)法機關印象越來越停留在粗暴上，這就造成了一些好的科學合理公共政策的實行得不到社會的認同，難以推行。

（二）法律手段執(zhí)行不夠

法律手段主要是指通過各種法律、法令、規(guī)章、司法、仲裁等工作，他被是通過行政立法和司法方式來調整政策執(zhí)行過程中各種關系方法的方法。政策的執(zhí)行機關可以通過有關部門對違法行為進行制裁或則對政策執(zhí)行活動進行控制和監(jiān)督。但就目前而言，出現了一些扭曲法律手段的現象存在。2009年發(fā)生在上海的“釣魚執(zhí)法案”，交通執(zhí)法大隊在收集證據時采取“放倒鉤”的“釣魚式執(zhí)法”，認定私家車主張軍非法運營，同時非法限制張軍的人身自由。查處私家車非法運營的目的是規(guī)范出租車運營市場，打擊“黑車”，為群眾出行提供安全、便捷的乘車環(huán)境。但本案中的執(zhí)法者憑著自身利益執(zhí)法犯法，主觀上有故意陷害之嫌，客觀上有栽贓他人的行為。這種執(zhí)法方式嚴重損害了政府的權威和公信力，也與社會中提倡誠實信用的原則不符。因此，人性化的執(zhí)行方式才能使政策執(zhí)行客體積極配合，才能使公共政策執(zhí)行主體在公眾面前樹立良好的形象。

（三）忽視思想誘導手段

思想手段它倡導的是人本管理，是希望通過制造輿論、說服、勸導或者精神鼓勵等方式把需要執(zhí)行的公共政策轉化為人們的信念，引導政策對象自覺地主動地去執(zhí)行公共政策。當前政策制定缺乏普遍的公眾參與，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政策制定者的醫(yī)院，政策透明度很低，缺乏公眾參與執(zhí)行中目標群體地處較大，往往對政策內容和目標一知半解，因而很難認同這些政策，而在政策執(zhí)行后期也缺乏信息的反饋機制，缺少雙向互動，不能及時修正政策，這些都可能造成執(zhí)行偏差的發(fā)生。

（四）政策執(zhí)行手段和方式的選擇使用缺乏成本效益意識

政策手段的使用，既能獲得利益即能實現預期的政策效果，也要付出一定代價，這種代價表現為操作這種手段所需的人力、物力、時間的費用，可以稱之為手段的操作成本。政策執(zhí)行者在選擇手段時需要注意手段的成本效益比，亦即要衡量比較各種手段所需操作成本與期望取得的效果的大小，如果成本大于預期收益，那么這種手段即使能實現政策目標也不能稱之為有效手段。政策手段具有操作成本，但政策執(zhí)行者較少注意到這點，許多時候選擇的政策手段也能實現政策目標，但其手段成本很大，管理效率不高，不能稱之為有效的執(zhí)行手段。

三、關于公共政策執(zhí)行手段選擇的建議

第一，充分使用思想誘導手段。在選擇、確定政策執(zhí)行手段時，優(yōu)先考慮使用思想誘導手段，只有在說服教育無效后才尋求強制或制裁。這種手段代表了“自由、平等、民主、責任、寬容”的人文精神，是社會進步的標志，也是公共政策民主化的重要內容。比如中國的計劃生育政策在執(zhí)行過程中，該手段應優(yōu)先采用。因為從根本上講，該政策與中國傳統(tǒng)落后的“多子多?！眱r值觀相沖突，所以政策執(zhí)行中起關鍵作用的手段應是宣傳教育手段。另外同時輔以經濟、行政等其他手段，發(fā)揮手段的綜合配合作用。在使用宣傳教育手段時，應講究思想誘導的藝術，堅持說服力、生動性等原則，注意避免宣傳教育的僵化和空洞說教，否則引起執(zhí)行對象的反感，結果是適得其反。

第二，行政手段的使用應注意發(fā)展行政指導。從形式上講，行政指導是以勸告、指導、希望、建議、協(xié)商等方式為主。行政指導手段的特點在于它的非強制性和可變通性，目的在于較好地解決市場機制與行政干預之間的矛盾。一方面目標對象對政府的行政指導具有一定的自主性，可以不遵循行政指導；另一方面，目標對象也有可能愿意遵循行政指導的方向，避免違規(guī)風險。在過去，我國常用的行政手段是以直接命令、強制規(guī)定、領導指示等方式為主，舊有的行政手段方式已經不能與市場經濟體制和民主社會的發(fā)展相符合。在新形式下，公共政策執(zhí)行中行政手段的合理使用依然是必要的，它有利于一些政策目標的高效完成。但在選擇行政手段時，應注意發(fā)展行政指導等形式，變直接行政干預為間接行政指導，這不僅是政府自身職能轉變的需要，也是公民社會對政府管理的要求。

第三，主要利用經濟手段和法律手段。市場經濟社會遵循物質利益原則。在政策執(zhí)行過程中，就需要根據客觀經濟規(guī)律來辦事，運用經濟手段來調節(jié)各方面的經濟利益，將實施政策的任務與物質利益掛鉤，間接規(guī)范人們的行為，給人以內在的推動力，使政策目標得以實現。從根本上講，現代社會是法制社會，各種經濟手段和行政手段的采用最終都要由法律加以確認，納入法制化軌道，這就是嚴格意義上的“依法行政”。因此，在政策執(zhí)行手段的選擇方面，能多用法律手段，就少用其他手段。為此要不斷完善法律手段，使行政手段和經濟手段等都有法可依。

第四，尋求政策執(zhí)行過程中的新手段、新途徑。主要有兩個方面，其一是“迫使目標對象服從政策”的輿論監(jiān)督手段。因為有關公眾服從政策的原因之一是怕名聲掃地，政策執(zhí)行者可以有針對性地對相關不服從的目標對象進行必要的新聞曝光，這對注重公眾形象的目標對象來說，將起到強大的威懾作用，使之選擇服從政策的道路，推動政策目標的實現。其二是探索解決執(zhí)行者與執(zhí)行對象間爭端的途徑。政策執(zhí)行手段在使用過程中，有時候會產生執(zhí)行者與目標對象間的爭端，如行政手段的合法性爭議等，如果雙方都想避免進入法院和不利宣傳，那么解決的途徑應該是尋求“非正式的途徑”，它包含談判、交易、協(xié)商、妥協(xié)等手段，通過某種形式的獨立機構調解來實現。在美國，有專門解決此類問題的“聯邦仲裁和調解局”這種機構。在我國，政策執(zhí)行手段產生的沖突，并沒有一個非正式的專門機構來受理。有時候局扮演著沖突者傾訴對象的角色，但自身解決爭端問題的能力有限，并不能完全滿足目標對象的訴求。所以，建立相關的調解機構是化解執(zhí)行中的矛盾、保證政策目標順利實現的途徑之一。

總之，在選擇、確定公共政策執(zhí)行手段時應遵循“以人為本”原則，同時注意控制執(zhí)行手段操作成本，還應充分考慮我國的人文、社會、政治等環(huán)境條件等，獲得既能有效實現政策目標，又不付出較大成本的。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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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寧騷.公共政策學[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

第7篇：公共政策學論文范文

一、MPA教育發(fā)展過程中的問題分析

（一）MPA辦學自主性有限

自改革開放以來，盡管政府已經給予了高校一定的自主權，但是目前還存在“政校不分的情況”，行政部門對學校的干預過多，沒有做到“抓大放小”，依然存在管理過細的情況。專業(yè)學位辦學盡管相對于其他學位來說自主權較大，但是在招生政策和培養(yǎng)方案等方面，規(guī)定依然過細。這使得MPA的辦學機構有時不能夠發(fā)揮本學校現有資源的特色，也不能夠對社會需求做出迅速反應。例如，各地民族大學的招生群體就具有民族地區(qū)公務員報考較多的特點，各地民族大學中的教師相較于一般大學教師也更關注民族地區(qū)各類政策問題的發(fā)展與研究，因此對民族地區(qū)公務員的需求更加了解。西部民族地區(qū)的公務員在學歷、民族具有與沿海、內陸中部地區(qū)不同的特點，因此在招生政策、課程設置方面更需要靈活性，適應民族地區(qū)公務員的多元化需求，不能僅僅使用單一的培養(yǎng)模式。過渡行政干預會阻礙束縛MPA教育機構自身的創(chuàng)新性，不能調動辦學的積極性，導致學校在申報過程中過于側重動員各種力量來影響審批決策權。

（二）課程設置問題

專業(yè)教育的核心往往體現在一個專業(yè)的課程設置內容。以公共管理專業(yè)為核心內容的學位類銦主要有學術學位研究生和專業(yè)學位研究生，即MPA。學術學位研究生的培養(yǎng)目標主要致力于提高學生的研究水平和能力，專業(yè)學位研究生是以實踐能力為主要培養(yǎng)目標，但是目前我國在二者的課程設置方面的區(qū)別并沒有較大差異。據2004年《全國MPA教育狀況調查報告》顯示，有28%的學員認為現在各高校的MPA教育偏重理論，這與MPA教育培養(yǎng)應用型人才的定位相矛盾，也使得MPA教育失去了自身的特色。

的學員認為，教學方式不夠靈活，與MPA教育重點培養(yǎng)應用型人才的目標相比，實踐及案例教學還比較少。從中可以看出，我國MPA教育尚處于重理論輕實踐的階段。并且理論與實踐之間存在著脫節(jié)，違背了MPA培養(yǎng)應用型人才的初衷，其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在2011年的MPA教學綱要中，社會實踐所占的比例小，仍然只有2學分。學生主要是在導師、班主任或任課教師的指導下，在政府部門、公共組織具體崗位進行社會實踐，時間為三個月。社會實踐結束后，學生須提交社會實踐報告。但是，這一社會實踐學分的要求距離我國目前培養(yǎng)應用型人才的目標相比還是相距甚遠，并未體現出與學術型碩士課程的主要區(qū)別。法國國立行政學院在課程設置上，包括一年左右的行政實習，課程還涉及專題研究和自修，充分重視了公共管理教育專業(yè)碩士中的實踐特點。在教學方式上，應該以實踐教學為主，如突出案例式、研討式、模擬訓練式教學。但是在具體授課過程中，公共管理案例資源庫資料比較匱乏，質量不高也是案例教學等授課方式受限的重要原因。

第二，方向必修課劃分過細，不符合MPA教育對通才的培養(yǎng)。我國MPA教育目前在方向必修課上設置了9個方向。而據美國1989年的數據調查顯示，美國MPA教育機構中有23個機構未設立專業(yè)方向，在設立專業(yè)方向的MPA教育機構，平均專業(yè)方向數目達到4.89個。我國方向必修課的設置數目是美國的兩倍，專業(yè)設置過于細化不利于以培養(yǎng)通才為目標的MPA教育。

學分制強制MPA學生選擇方向必修課也不利于MPA研究生將自己的需求與課程設置相結合。因此，MPA教育的課程設置應具有多元化特點，但是方向不宜過細。

（三）培養(yǎng)方式與MPA研究生的應用性教學目標不相符

MPA教育目前的培養(yǎng)方式主要包括修課程學分和撰寫畢業(yè)論文。學分過多以及撰寫畢業(yè)論文的形式往往與部分MPA研究生的社會需求不相符，也不符合其應用性特點。第一，根據MPA教育的學分設置，一般需要修17門課程，其中7門為必修課，10門為選修課程。MPA研究生與學術型研究生最大的區(qū)別就是允許其不脫產進行學習。大多數MPA研究生有自己的本職工作，需要平衡工作、家庭和學習之間的時間。MPA的學習時間一般為2~4年。最后一年一般為撰寫畢業(yè)論文。這樣就要求大部分在職的MPA學生在2~3年之內修滿17門課程。在部分課程設置不符合MPA研究生需求的條件下，使其壓力較大，忙于課業(yè)的應付，使得本應加大比例的社會實踐等同虛設。第二，撰寫畢業(yè)論文的培養(yǎng)方式不符合MPA研究生的應用性教學目標。學術型碩士培養(yǎng)方式的教學目標是以研究為主，因此撰寫論文就頗為重要，能夠通過撰寫論文達到提高研究生學術水平的目的。但是，MPA研究生的教學目標更多是以應用性為主，在國外MPA教育的培養(yǎng)方式中，大多以實踐為主，多數大學沒有論文要求，以便符合MPA教學的應用型目標。

二、對我國未來MPA教育的建議

（一）加大實踐教學、案例教學的比例

MPA教育應以應用型為目標，因此在師資上除了有理論素質較高的教師對公共管理相關課程的理論進行講授以外，還應該聘請校外一些有政府管理經驗的導師給學生講授一些有關政府管理實踐操作的講座或者課程，更符合MPA學生的實際需求。筆者所在的MPA教育中心就聘請過一定比例的具有政府管理經驗或者正在政府相關部門工作的MPA實踐導師講授MPA實踐課程，深受MPA研究生的歡迎，并且安排MPA實踐導師與MPA研究生進行互動，使得學生可以就目前在工作中遇到的問題與MPA導師共同探討。但是在引入有政府實踐經驗的MPA導師講授MPA課程的過程中，需要注意引入的比例，不能弱化MPA研究生理論素質的培養(yǎng)，只有將二者有機結合，不斷互動，才能夠引起MPA研究生學習的興趣，加深其對MPA理論的理解。

（二）注重MPA教育的國際化

發(fā)達國家開設MPA課程的歷史已有近80余年，我國自1999年開設MAP課程，到目前為止已有13年，尚處于初步發(fā)展、摸索、模仿階段。無論是在課程設置上還是在教學方式上，我國都在向發(fā)達國家的MPA教育學習。但是，隨著我國MPA教育的發(fā)展，應該盡快跨越模仿階段，在借鑒國外經驗的同時，積極探索具有中國特色、符合中國MPA研究生實際需求的MPA教育方式，并且在此基礎之上，積極與國際MPA教育合作，開展聯合授予學位、學分互認等有益合作。全球化的發(fā)展趨勢促使各國之間的經濟、政治聯系日趨加強，需要加強國際事務協(xié)調，因此對我國公務員素質提出了更高要求，我國目前MPA課程設置主要是本土化，沒有國際化傾向。但是公共管理需要按照國際管理辦事，公共管理的實際過程必須面對世界通行的一系列國際準則，尤其是我國加入WTO以后，處理經濟、政治事務的視角更應國際化，研究本土問題也應該具有國際化視角。由于許多MPA研究生有政府工作的背景，屬于在職學習，國際化的合作、聯合辦學等項目可以使得我國MPA研究生具有國際化視野，整體提升參加MPA學習的公務員素質。

（三）注重跨學科的發(fā)展，教師資源的多元化

MPA教育與學術型碩士學位教育的主要區(qū)別就在于應用性和實踐性。由于報考MPA學位的研究生專業(yè)背景千差萬別，因此在求學過程中，MPA研究生的畢業(yè)論文選題方向具有多樣化的特點，往往會結合自己的工作領域進行選題。但是，實際從我國已畢業(yè)的MPA研究生的畢業(yè)論文題目的統(tǒng)計分析看，還尚未達到跨學科發(fā)展。有學者曾經選取9所大學對2002年MPA專業(yè)的950篇碩士論文進行統(tǒng)計分析，發(fā)現選題所占總樣本比例超過10%的為經濟、政治、財政收入、人力資源四類選題，所占比例分別為、18.10%、14.63%、12.63%，四類選題總和占到樣本數的67.68%。但是有關國際問題、航天航空、安全、文化、司法、人口六類方向的選題占所有樣本的選題比例不足2%，分別為、0.63%、1.05%、0.94%、1.26%、1.89%。由上可以看出，“冷門”選題僅僅占“熱門”選題的六分之一。這主要是由于我國目前在師資方面主要是以公共政策、公共管理理論分析的碩士生導師為主，但是MPA教學與學術型研究生的師資要求有很大不同，不僅需要公共理論知識的培養(yǎng)，還需要注重實際工作能力的培養(yǎng)。如果對公共管理部門的工作程序不熟悉或者社會實踐經驗有限，是很難滿足MPA教育需求的。在這種情況下，就會出現研究“扎堆”，不能夠將公共管理理論與更多的研究領域相結合。因此，我國應該在MPA的教學環(huán)節(jié)中，應引入一部分跨學科的教師，滿足MPA教育的實際需求。

（四）注重對公共行政精神的培養(yǎng)

第8篇：公共政策學論文范文

社會科學研究學院ISS座落在海牙。于1952年由荷蘭的大學創(chuàng)辦， 其初衷是為培養(yǎng)專業(yè)人才，特別是為來自發(fā)展中國家的學生提供培訓和更深入的研究。 是一所研究社會和經濟變革尤其著重于研究發(fā)展過程的國際高等教育學院，提供高質量教學、綜合學科研究和咨詢等學術性工作，設有經濟學、 社會學、 政治學、公共管理和國際法等領域的碩士、博士學位項目， 所有課程均為全英文授課。ISS是社會發(fā)展研究領域中的世界學術權威中心之一，其學位世界公認。

ISS最為顯著的一個特征是它從多學科角度比較，分析全球性和區(qū)域性發(fā)展中存在的問題。學院的教職工來自世界各地，其中30%來自發(fā)展中國家， 一半以上來自荷蘭以外的國家。 他們長期從事教學、研究和咨詢工作，積累了豐富的理論和實踐工作。與之相對應， 學院提供非常廣闊的理論和實踐課程，教學方式靈活多變，不僅包括課堂授課、講座、輔導、小組討論，還包括課題論文、案例分析、實地考察等。至今共有來自160個國家的8500名學生在此研修過。畢業(yè)生大多在政府部門、計劃署、國際性機構、法律和高等教育部門中擔任領導職務。

作為一個國際性學術機構， ISS有著廣泛的國際聯系， 它是很多國際協(xié)會的成員， 包括國際發(fā)展協(xié)會、 國際教育聯合會等。 ISS為加強荷蘭高等教育和研究在國際教育領域中的地位發(fā)揮了重要的作用。與中國，ISS與南京大學締結合作伙伴關系。

專業(yè)設置：發(fā)展研究博士：學制四年，開學日期為每年的1月1日，每學年學費約為5，000荷蘭盾。

研究方向有：可持續(xù)發(fā)展經濟學、國家、社會和世界發(fā)展、人力資源與地區(qū)發(fā)展、農村發(fā)展、環(huán)境和人口研究

申請條件：已獲得社會科學專業(yè)的碩士學位、與專業(yè)相關的工作經歷、成績?yōu)锽+或2.2以上、TOEFL550或IELTS6.0以上。

發(fā)展研究碩士： 學制15.5個月，由9個月的授課和6個月的研究論文寫作組成。 開學日期為每年的9月。學費共計約為6,150荷蘭盾。

專業(yè)有：發(fā)展經濟學、人力資源和就業(yè)、地區(qū)和區(qū)域發(fā)展、可替代性發(fā)展政治學人口和發(fā)展、公共政策和管理、農村生計和全球發(fā)展、婦女、性別、發(fā)展、國際政治經濟和發(fā)展。

研究生水平的專業(yè)證書項目： 根據專業(yè)需要課程期限短， 約為6-10周， 靈活性強， 致力于當前相關的發(fā)展政策的準備和實施。 學費因方向不同從725到3，500荷蘭盾不等。

方向有：兒童、青年和發(fā)展、法律和社會公平、人類發(fā)展有效的社會政策、全球化和發(fā)展、政府管理、民主和公共政策、人權、國際法和可持續(xù)發(fā)展、發(fā)展與自然資源沖突的管理、可持續(xù)發(fā)展模型與計量、轉型經濟政策分析技能、貧困人口的社會經濟保障、女權主義發(fā)展經濟學。

第9篇：公共政策學論文范文

北京大學創(chuàng)建于1898年，是中國第一所國立綜合性大學，現設有人文學部、社會科學學部、理學部、信息與工程學部、醫(yī)學部等5個學部，共53個直屬院系，120個學士專業(yè)，242個碩士專業(yè)，212個博士專業(yè)。全校專任教師6441人，其中教授1701人，副教授2037人，中國科學院院士63人，工程院院士8人。學校每年邀請大批世界著名學者來校講學。目前，北京大學有11個國家重點實驗室，86個省部級重點實驗室，2個國家工程研究中心，8所附屬醫(yī)院。

根據2013年10月的統(tǒng)計，北京大學共有來自116個國家的長期外國留學生3574人，其中攻讀學位的有2540人。盡管越來越多的留學生來到北大學習，但是他們中的大部分人畢業(yè)后都選擇回國。回國后他們和北大的聯系并沒有結束，相反，他們在本國成立了北大校友會，推動了北大和留學畢業(yè)生的交流。北京大學在國外的影響力在逐步增強。

韓國北京大學校友成立于2005年，畢業(yè)于中國北京大學的約200名韓國留學生出席了成立儀式。韓國北大校友會是首個海外成立的北大校友會。自1992年中韓建交以來，從北大畢業(yè)和正在就讀的韓國留學生已近5000人，他們是北大留學生中最大的一個群體。北大韓國留學生校友會對于整合北大畢業(yè)生的海外人力資源、加強北大與韓國大學的交流和合作及提高北大的國際聲譽都將起到積極的作用。自1993年第一名韓國留學生進入北大學習以來，每年到中國留學的韓國學生的數量正在成倍增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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