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哲學相關論文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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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政治哲學相關論文范文
環(huán)球網(wǎng)記者李宗澤報道 此前英國媒體曾經(jīng)報道，英國駐美國華盛頓大使斯恩瓦德曾幫助卡扎菲之子賽義夫撰寫博士畢業(yè)論文。斯恩瓦德方面于4月2日對此正式予以否認。
據(jù)法新社4月2日消息，英國外交部確認斯恩瓦德確實在賽義夫留學倫敦經(jīng)濟學院(LSE)期間與其見過面，但堅稱他并沒有參與撰寫賽義夫的博士論文。
英國《每日郵報》此前援引LSE消息人士的話稱，斯恩瓦德對賽義夫的研究顯示出“濃厚的興趣”，并對賽義夫的作品提供過“積極的協(xié)助”。不過，該消息人士也表示，這種協(xié)助是非正式的，而且是合法的。
賽義夫在2003年獲得LSE的哲學、政治和社會價值的碩士學位，2008年又獲該校的哲學博士學位。
據(jù)報道，受到此次“論文風波”的影響，LSE正展開相關調查，該校已成立獨立調查部門，調查該校與卡扎菲政府之間的關系。而就在上月，校長霍華德戴維斯因與卡扎菲的特殊關系而被迫辭職，他承認接受了賽義夫提供的30萬英鎊資金。
第2篇：政治哲學相關論文范文
題目：血、汗、淚：“日神-酒神精神”下對杰克？倫敦小說《拳賽》的研究
Blood，Sweat，andTears：AStudyonJackLondon'sNovellaTheGameunderApollonian-DionysianSpirit
選題依據(jù)：(包括目的、意義、國內外研究的有關情況)
目的：
美國作家杰克？倫敦，是現(xiàn)實主義文學的代表作家，其文風剛勁，熱衷在文學中探尋生命和自然的本質，在美國甚至世界文壇“自然主義”文學中擁有不可撼動的地位。在對杰克？倫敦文學創(chuàng)作產(chǎn)生影響的哲學思想中，尼采的哲學的影響最深(白淑榮2)，學界對杰克？倫敦“自然小說”中尼采哲學滲透的研究更是層出不窮。
然而，學術界對杰克？倫敦在“自然主義”文學創(chuàng)作上取得的成就給予了極大關注，卻忽視了其在另一文學領域的卓越貢獻，這一領域便是拳擊文學。在對國內外拳擊文學研究進行檢索之后發(fā)現(xiàn)，學界對拳擊文學的準確概念尚無定論，普遍認為拳擊文學是拳擊運動市場化的一部分(Mitchell225)。類比體育文學的概念，我們可以將拳擊文學定義為“從拳擊的基本精神及立足于此的現(xiàn)實情況出發(fā)所進行的文學性虛構”(申相星29)。杰克？倫敦作為美國乃至世界上第一位名副其實的拳擊文學作家(Mitchell225)，其拳擊小說理應受到讀者及學術界的重視。本研究的目的，在于填補文學界對杰克？倫敦拳擊小說研究的空白，以杰克？倫敦作品中最為核心的尼采哲學作為切入點，深入探索尼采的代表性思想“日神-酒神精神”在杰克？倫敦拳擊小說上的體現(xiàn)程度及體現(xiàn)方式，證明“日神-酒神精神”是杰克？倫敦拳擊文學創(chuàng)作的主導哲學主題，更是一大創(chuàng)作特色和標志。
意義：
拳擊文學是杰克？倫敦文學創(chuàng)作中不可或缺的一環(huán)，與其非拳擊文學擁有相同的文學地位。同時，拳擊文學作為“體育文學”這一更大類別的重要組成部分，同樣需要獲得更多的關注。研究“日神-酒神精神”在杰克？倫敦小說上的體現(xiàn)，不僅僅可以完善杰克？倫敦小說的研究，更是對體育文學所承載的哲學內涵愈加深入的挖掘，對學術界具有雙重意義。
國外研究情況：
對國內外相關文獻的檢索表明，在杰克？倫敦拳擊文學研究這一領域里，成熟的學術研究非常匱乏。實際上，自杰克？倫敦的第一部拳擊小說誕生起，學術界和評論界便對之采取忽視態(tài)度，沒有以嚴肅、嚴謹?shù)膶W術態(tài)度予以對待。富蘭克林？沃克評價杰克？倫敦的拳擊小說《蹩腳？貝路》為“杰克？倫敦最差的小說之一”(Mitchell226)，凱文？斯達在其為小說《月亮谷》所做序言中，對主人公比利？羅伯特的拳擊手背景只字未提。直到20世紀下半葉，美國文學界才出現(xiàn)了少量對杰克？倫敦拳擊文學的研究，且研究大多數(shù)局限于對其拳擊場面描寫“真實性”(Mitchell229)的探討，而未深入至主題及哲學內涵層面。
國內研究情況：
反觀國內，學界對杰克？倫敦文學的研究更為局限，在中國知網(wǎng)核心期刊總庫中以“杰克？倫敦”為關鍵詞檢索，所得結果60%以上都是對其“自然主義”小說《野性的呼喚》、《海狼》和《白牙》的研究，而其余研究也大多關注杰克？倫敦的政治觀和超人思想，極少涉及“日神-酒神精神”，更未見對其拳擊文學的分析。在此研究背景下，本研究將嘗試填補這一領域研究的空白，并試圖為后續(xù)研究打下基礎，完善杰克？倫敦小說的研究，更為體育文學的研究提供新的內容。
研究的主要內容及預期結果
主要內容：
本文的寫作基于廣泛閱讀，包括杰克？倫敦的小說《拳賽》及尼采的著作《悲劇的誕生》，國內外各評論界批評文章，以及文學理論和哲學理論的相關文獻。
寫作內容主要分為：1、“日神-酒神精神”的概述；2、利用“日神-酒神精神”對杰克？倫敦小說《拳賽》進行文本分析，具體包括(1)情節(jié)分析，(2)人物分析，(3)寫作手法分析；3、綜合文本分析，總結出杰克？倫敦的拳擊小說在“日神-酒神精神”視角下的文學意義和哲學內涵，并得出其拳擊小說作為傳達“日神-酒神精神”的載體之一所具備的獨特性。
預期結果：
本論文試圖證明尼采的“日神-酒神精神”不僅僅是杰克？倫敦的“自然主義”小說的核心哲學思想，也是其拳擊小說中的重要哲學主題，是杰克？倫敦創(chuàng)作藝術的一大特色和標志。
研究對象及研究方法
研究對象：杰克·倫敦拳擊小說：《拳賽》。
研究方法：1、文獻資料法，通過對于作家作品、相關評論等文獻資料的閱讀，搜集有價值的信息，并進行整合。2、邏輯分析法，對文章內容進行分析，比較和歸納，找出內在聯(lián)系。
論文進展計劃
6月10日論文撰寫工作啟動，通知學生暑假論文選題，撰寫論文開題報告。
7月15日——8月31日學生閱讀文獻，撰寫開題報告
9月1-6日學生將論文開題報告交給班長，統(tǒng)一匯齊后交給外語系負責老師。
9月15日前外語系根據(jù)學生選題分配論文指導教師，通知學生與指導教師見面，制定科研工作計劃。
9月30日前填寫畢業(yè)論文任務書。
10月31日前查閱資料、處理數(shù)據(jù)，完成論文寫作大綱，交給指導教師審定。
11月30日前按指導老師審定后的提綱完成初稿，交給指導教師審閱，進行論文中期檢查。
12月20日前按指導老師意見完成初稿修訂工作，提交論文二稿
1月10日前提交論文終稿，交給指導教師，進行論文初步評定。
本科生畢業(yè)論文(設計)開題報告中常出現(xiàn)的問題
摘要：開題報告是本科論文工作的首要環(huán)節(jié)和重要基礎，為提高大學生開題報告的質量，有利于大學生完成畢業(yè)論文階段的工作和學習，本文結合實踐教學工作經(jīng)驗，總結了本科畢業(yè)論文開題報告中常出現(xiàn)的幾個問題，并進行了必要的闡述。
關鍵詞：本科生；畢業(yè)論文；開題報告
1.前言
本科畢業(yè)論文（畢業(yè)設計）是本科教學計劃中的重要組成部分，是實現(xiàn)本科教育培養(yǎng)目標的重要的綜合性實踐教學環(huán)節(jié)。畢業(yè)論文（畢業(yè)設計）的目的是培養(yǎng)大學生綜合運用所學過的基礎知識、基本理論和基本技能進行初步的科學研究和生產(chǎn)實踐的能力，提高分析實際問題和解決實際問題的能力［1］。因此，畢業(yè)論文（畢業(yè)設計）在培養(yǎng)大學生探求真理，強化社會意識，進行科學研究基本訓練，提高綜合實踐能力與綜合素質等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是教育與生產(chǎn)勞動和社會實踐相結合的重要體現(xiàn)，是培養(yǎng)大學生的創(chuàng)新能力、實踐能力和創(chuàng)業(yè)精神的重要環(huán)節(jié)。同時，畢業(yè)論文（設計）的質量也是衡量教學水平的重要依據(jù)。做好畢業(yè)論文（畢業(yè)設計）對于全面提高本科教學質量，培養(yǎng)合格的畢業(yè)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開題報告是畢業(yè)論文（畢業(yè)設計）工作的首要環(huán)節(jié)，是為闡述、審核和確定畢業(yè)論文題目而做的專題報告，它是實施畢業(yè)論文課題研究的前瞻性計劃和依據(jù)，是監(jiān)督、檢查和保證畢業(yè)論文質量的重要措施，同時也是培養(yǎng)大學生從事科學研究的能力與學術著作撰寫的能力的有效的實踐活動［2］。為提高大學生開題報告的質量，有利于大學生完成畢業(yè)論文階段的工作和學習，我們在本文中對大學生開題報告的目的和在開題報告中經(jīng)常出現(xiàn)的問題做一個簡要的闡述。
2.開題報告答辯的目的
在實際教學工作中，往往通過“畢業(yè)論文開題報告答辯”的形式組織專家對大學生的畢業(yè)論文開題報告進行審核和檢查，其目的主要是（1）檢查學生閱讀的相關文獻是否充分；對研究背景的了解是否深入，全面；對國內外研究工作的具體進展是否了解的全面、詳細；引用的資料是否具有針對性，可比性；（2）檢查學生是否充分具備完成論文研究工作所需要的相關知識；（3）檢查學生所選課題是否符合其專業(yè)的培養(yǎng)目標，是否具有一定的理論上的意義或一定的實際應用價值，是否有利于培養(yǎng)學生在其專業(yè)方向上從事科學研究的實踐能力和創(chuàng)新意識；（4）檢查所選課題的研究內容是否適中，是否適合于本科生的特點和畢業(yè)論文的時間要求。（5）檢查學生擬采用的研究方法，技術路線是否合理，是否切實可行等等。為有助于學生的畢業(yè)論文順利進行，在“畢業(yè)論文開題報告答辯”中，專家組還針對具體的檢查結果對學生及其指導教師進行必要的指導。因此大學生的論文開題報告應主要針對以上目標和要求進行準備。
3.大學本科生開題報告中常出現(xiàn)的問題
實踐教學中我們發(fā)現(xiàn)大學本科生的開題報告中經(jīng)常出現(xiàn)一些問題，具體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1）開題報告題目中出現(xiàn)的問題
開題報告題目是畢業(yè)論文中心思想的高度概括，因此開題報告題目應該結合具體的研究對象，盡量簡要概括出所研究的具體內容。為此要求題目既要準確又要規(guī)范，既能將研究的問題準確地概括出來，又能反映出研究的深度和廣度。此外，開題報告題目中的用詞造句要科學、規(guī)范。在開題報告題目中學生最容易出現(xiàn)的問題一個是所選題目過大，過于籠統(tǒng)。例如2006年我校有個學生的題目是“稀土過渡族化合物的性質研究”。眾所周知，稀土過渡族化合物有很多種類，每一種又有多方面的性質，因此從題目上根本得不到論文選題所研究的具體內容。在開題報告題目中另一個常出現(xiàn)的問題是題目與將要研究的內容不符，例如2004年我校有個學生的題目是“2∶17型稀土過渡族化合物的結構與磁性”，答辯中發(fā)現(xiàn)其研究內容是2∶17型稀土過渡族化合物的熱膨脹性質。雖然2∶17型稀土過渡族化合物的熱膨脹性質與其結構和磁性有關，但很明顯這個題目與具體的研究內容是不相符的。實際上出現(xiàn)這些錯誤與指導教師的工作不細致有一定的關系，因此要求指導教師在開題報告的題目上要充分重視起來，嚴格把關。
（2）文獻綜述中出現(xiàn)的問題
文獻綜述，即論述國內外研究現(xiàn)狀，并進行分析比較，要以查閱文獻為前提，所查閱的文獻應與研究問題密切相關，但又不能過于局限，過于局限就會忽略學科相互交叉、滲透的關系，不能充分理解文獻的意義，不能準確地掌握文獻中的研究方法，使視野狹隘，思維窒息。所謂綜述的“綜”即綜合，綜合某一研究領域在一定時期內的研究概況；“述”更多的并不是敘述，而是評述與述評，即要有作者自己的獨特見解。要注重分析研究，善于發(fā)現(xiàn)問題，突出選題在當前研究中的位置、優(yōu)勢及突破點；要摒棄偏見，不引用與導師及本人觀點相悖的觀點是一個明顯的錯誤。綜述的對象，除觀點外，還可以是材料與方法等。實踐中常出現(xiàn)的問題主要有①文獻閱讀量少，信息不充分，特別是缺少對重要文獻的評述，反映出學生對研究狀況了解的不夠；②對文獻只引用，不評述，缺乏對文獻的理解，實際上是對文獻的羅列；③文獻綜述定性描述過多，缺少重要的定量的數(shù)據(jù)指標。例如2009年有個學生描述其擬研究的某種光致色變材料時，介紹這種材料最大的優(yōu)點是“電導率高”，這里就應該有一個定量的與其它相關材料的電導率的比較，作為其立論的依據(jù)；④引用文獻的結論時不加標注。文獻綜述所引用的主要參考文獻應予著錄，這一方面可以反映作者立論的真實依據(jù)，另一方面也是對原著者創(chuàng)造性勞動的尊重。此外，在文中相應的引用之處必須加以標注；⑤對文獻中（研究內容中）中所涉及的特征量（研究目標）的含義不清楚，這實際上反映出學生缺乏相關的基礎知識。例如2008年有個學生擬研究的內容是某種有機分子磁體的結構對Tc溫度的影響，答辯中發(fā)現(xiàn)學生不知道“Tc”這個符號表示的是居里溫度，更不知道居里溫度的意義，甚至在反鐵磁材料的論述中還在討論Tc溫度。這個學生顯然不具備研究內容所需要的相關知識。因此在文獻閱讀之前，應該補上這些必要的知識。這一點要特別引起學生注意，任何一個研究工作都會或多或少地涉及一些以前沒有學到過的知識，因此在研究工作開始之前及貫穿整個研究過程之中都要不斷地去學習。另外，學生在文獻綜述中經(jīng)常過多地介紹基本概念，占去了大量篇幅，實際上忽略了文獻綜述的主要目的。
（3）研究內容中出現(xiàn)的問題
研究內容應該充分考慮到本科論文的目的、特點和完成論文的時間要求，學生的研究內容計劃中最容易出現(xiàn)的問題是研究內容過多、過泛，有些甚至可以作為博士論文的主要研究內容，這在本科論文半年的時間內根本無法完成。其次是忽略了主次關系，研究計劃中對重要的問題沒有充分安排，而不重要的問題卻安排得很多，這實際上反映出學生對研究目標的理解還不夠。
（4）研究方法、技術路線中出現(xiàn)的問題
選題確立后，最重要的莫過于研究方法和技術路線。本科論文應盡量采用已經(jīng)成熟的研究方法和技術路線。當然，采取一個新的視角，采用一種新的方法和技術路線，也常能得出創(chuàng)新的結論，但在本科論文階段，采用新的方法和技術路線時一定要慎重，最好有一定的預研工作作為基礎。在這部分學生最容易出現(xiàn)的問題一個是對已經(jīng)成熟的方法介紹得過細，占去了過多的篇幅，另外一個是詳細描述整個實驗（或研究）過程，包括每一步的研究結果，似乎研究結果已經(jīng)確定，全部研究工作已經(jīng)完成。
綜上所述，大學生在畢業(yè)論文開題報告的每一部分基本上都存在或多或少的問題，因此有必要在開題報告之前為學生專門做一個專題講座，以提高開題報告的質量，這將有利于大學生完成畢業(yè)論文階段的工作和學習，為將來的工作和進一步的學習打下良好基礎。
［參考文獻］
第3篇：政治哲學相關論文范文
【關鍵詞】：研究方法；碩士論文；思想政治教育
研究方法是科學研究的首要問題，貫穿科學研究的全過程。它上與認識論、方法論相連，下與理論性質、研究問題緊密相關，是保證研究成果科學性的前提和保障。一、學位論文與研究方法
（一）研究生學位論文
研究生學位論文是衡量研究生科研能力和培養(yǎng)質量的重要手段。研究生學位申請者根據(jù)學位授予要求而撰寫的研究論文。它是評判學位申請人學術水平的重要依據(jù)和獲得學位的必要條件之一。學位論文質量的高低是衡量研究生科研水平高低的一個重要標志。
（二）研究方法
研究方法，也就是正確地提出問題、解決問題，是研究事實所不可缺少的理論原則、程序、手段、方式和技巧。是保證觀察可靠、判斷、推理得以正確形成的原則、程序、手段、方式。我國哲學社會科學學者秦宗熙和穆懷中、謝圣明認為社會研究方法的體系由三個不同層次構成，即一般方法、具體研究方法和具體的研究程序和研究技術。
首先，一般方法包括哲學方法論、社會學的學科方法論以及邏輯方法論。其次，具體的研究方法包括文獻法、個案法、訪問法、問卷法、觀察法、實驗法、抽樣法、社會測量法、典型法等。具體的研究程序和研究技術。最后，研究程序包括四個階段即選題階段、計劃階段、實施階段和總結階段。一般情況下，學生在論文寫作上采取定性和定量研究相結合，采取文獻法、歷史法、比較法、統(tǒng)計分析法、問卷法、測驗法、經(jīng)驗總結法等多種方法相結合使用。
二、思想政治教育碩士學位論文研究方法分析
碩士學位論文是一個碩士研究生寫作水平的展現(xiàn)，而方法的運用則體現(xiàn)了作者研究過程中方法原則程序是否科學合理，這也就直接影響論文的質量和水平。通過分析得出思政研究生碩士學位論文以傳統(tǒng)的理論思辨研究方法為主，缺乏科學的研究方法意識，缺少相應的實證與量化分析
（一）研究方法自陳狀況分析
在抽樣的華東師范大學2014、2015年30篇思想政治教育碩士學位論文中分析發(fā)現(xiàn)，從整體上而言，有90.1%的學位論文明確交代論文研究方法。能清晰單列“研究方法”部分并作“詳細說明”和“簡要說明”的學位論文的比例比較大，這說明，思想政治教育學科碩士論文的研究方法意識在已經(jīng)比較高，研究的科學性從總體而言呈比較好的狀態(tài)。當然，如果把自陳水平為詳細說明和簡要說明的論文判為“合格”的話，那么合格的比例僅僅有37%。
（二）研究方法的主要類別及其運用情況
總體分析后發(fā)現(xiàn)，理論學科碩士學位論文運用的研究方法主要包括文獻研究法、經(jīng)驗總結法、理論思辨法、比較研究法、歷史研究法、調查研究法等。在30篇碩士學位論文中，以文獻研究法為主要研究方法的占60%，排名第一；以思辨抽象法為主要研究方法的碩士論26%，排名第二；比較研究法為主占23%；其余還包括歷史研究法、跨學科研究、調查研究等等占有一定比例。此外，100%的碩士論文的是融合兩種方法以上的綜合方法，融合的方式較為多樣。
從以上可以看出，研究方法依然以經(jīng)驗研究和思辨研究等傳統(tǒng)研究方法為主。文獻研究法、思辨抽象法、歷史研究法、比較研究法等傳統(tǒng)研究方法備受青睞，其中文獻研究法的使用率100%。新的實證研究方法，如調查研究、訪談法等開始進入理論學科領域，使得研究方法更為豐富和多樣化。
三、結論
（一）優(yōu)點。通過分析30篇抽樣可以得出思想政治教育專業(yè)碩士研究生在學位論文的寫作中方法意識逐漸增強，通過本研究的調查分析發(fā)現(xiàn)過去單一的研究方法有所下降，對研究具有實際指導價值的學科層面方法論和原則層面方法論急劇增加，這表明高等教育研究的方法論出現(xiàn)了多元化趨向。從某種意義上可以說，研究方法論趨向多元化意味著研究者對研究方法論認識更加深人，這也意味著思想政治教育專業(yè)研究方法的多元化。
同時，具體研究方法和研究技術種類多樣性，盡管定量與實證研究方法的整體運用中占比例不大，但從調查結果可以說明研究生們已經(jīng)意識到定量與實證研究方法在研究中的重要性，通過定量與實證研究分析更能確定的各影響因素與結果之間的關系，從而得出科學的結論。研究技術的這一層次是研究方法結構體系中與研究成果聯(lián)系最為密切的層面。一定的研究方法論和研究方式最終必然要通過具體方法與技術才能展現(xiàn)出來。
（二）存在的不足。通過對樣本的分析，可以得出，雖然在畢業(yè)論文中很多人都陳述；了研究方法，但是研究方法陳述不夠明確，甚至對研究方法本身并不是非常清楚，部分論文對研究方法敷衍了事，有的研究生將實證研究、思辨研究、定性研究、定量研究、定性與定量相結合、規(guī)范研究及跨學科研究、多學科研究當作研究方法。事實上，從哲學和科學方法的角度看，實證研究、定性研究、定量研究、定性與定量相結合及跨學科研究、多學科研究都是開展科學研究的一種指導思想，是方法論。如實證研究與之對應的有實驗法、調查法等。
定性與思辯研究多，定量與實證研究少。定量研究與實證研究在研究科學性能夠起到很重要的作用，從調查結果顯示，雖然定量和實證研究有所增加，但從總體上而言，定量和實證研究還是很少。通過案例、實驗、非實驗、實地研究，用事實情況及真實數(shù)據(jù)更能有力地證實研究者的觀點的文章少。調查數(shù)據(jù)顯示，在研究生學位論文研究方法中以文獻法、歷史法、比較法這些以敘事性的定性研究為主導，從個人經(jīng)驗出發(fā)的感悟性、思辨性研究較多，說明定性研究仍是主要研究方法。雖然隨著研究的深入及對研究的科學性的重視，定量與實證的方法逐步受到重視，但比較而言，運用的仍然較少。調查結果顯示，在研究生學位論文中最常用的定量與實證的研究方法是調查法，最常用的統(tǒng)計分析方法是描述統(tǒng)計。方差分析、差異檢驗及顯著性分析等定量方法在論文中少有出現(xiàn)。
綜合上述分析，在培養(yǎng)學生論文寫作方法上，我們應該更加注重方法意識，培養(yǎng)學生方法自覺，注重開設方法論課程的質量，提高研究質量，重視定量與實證研究，優(yōu)化定性與思辨研究的結構，規(guī)范研究方法，樹立科學研究意識，促進思想政教育學科理論發(fā)展。
參考文獻：
[1]孫浩森、潘莉.理論學科研究生學位論文研究方法的實證研究--以合肥工業(yè)大學理論學科碩士研究生學位論文為例[J]， 淮陽職業(yè)技術學院學報，2013（6）.
[2] 袁方、王漢生.社會研究方法教程[M]，北京：教育科學出版社，2000：214.
第4篇：政治哲學相關論文范文
摘 要：元代是第一個少數(shù)民族建立的大一統(tǒng)國家，具有其鮮明的特色。與宋、明、清等王朝相較，民間信仰研究雖顯薄弱，但仍涉及在政治、經(jīng)濟、文化等各方面。對元代江西民間信仰的研究起步較晚，但近來逐年增多，論述也漸深入。本文將對元代江西的民間信仰概況進行綜述。
關鍵詞：民間信仰，元代，江西
何謂民間信仰？關于此概念學界有諸多論述，路遙提到三種最有代表性的觀點：民間信仰就是信仰習俗，從“宗教心態(tài)”研究民間信仰和民間信仰乃是傳統(tǒng)之混合性宗教。而趙世瑜認為普通百姓所具有的神靈信仰即是民間信仰，和由這些信仰而形成的各種儀式活動，不僅是一種集體的心理活動和外在的行為表現(xiàn)，也是人們日常生活的一個組成部分。中國民間信仰主要是指俗神信仰，歷史悠久，是中國文化重要組成部分。
一、元代民間信仰的相關研究
1.從整體上研究元代民間信仰的研究：
《中國近世民間信仰——宋元明清》（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12月出版）王見川、皮慶生著，介紹了民間信仰的內涵與土壤，朝廷對其政策與方針，民間信仰主載體祠廟與相關現(xiàn)象，媽祖、張王等跨地域信仰的形成與發(fā)展，以及真武神等全國性信仰的形成于發(fā)展。使讀者從整體上對宋元明清三代的民間信仰有深層的了解。
2.以個案探討民間信仰與政治、經(jīng)濟、社會文化關系的研究有：
（1）民間信仰與國家的關系：
目前學術界對元代基層祭祀活動研究主要有日本學者池內功先生的《異民族支配與國家祭祀——談元朝郡縣祭祀》（郝時遠、羅賢佑主編：《蒙元史暨民族史論集——紀念翁獨健先生誕辰一百周年》，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6年，第149～167頁）一文，對元代郡縣祭祀制度、祭祀禮儀以及郡縣祭祀的教化功能進行了探究。在其《關于忽必烈朝祭祀》（平成2年科學研究費補助金綜合研究（A）研究成果報告書《中國史的正統(tǒng)與異端》（2），1991年，第55～70頁）一中，主要探究了元朝忽必烈統(tǒng)治時期的祭祀活動。李逸友先生《黑城出土文書》（漢文文書卷）中的《祭祀文廟》一節(jié)中介紹了元代亦集乃路祭祀的對象、時間、禮儀等。
（2）民間信仰與經(jīng)濟的關系
神祇和農(nóng)業(yè)方面的研究有延保全的《廣禪侯與元代山西之牛王崇拜》（載《山西師大學報》（社會科學版）第30卷第4期，2003年10月），認為元代統(tǒng)治者對農(nóng)業(yè)的重視刺激了農(nóng)民務農(nóng)積極性，需求大量耕牛，借助神靈牛王“廣禪侯”尋求心理上的滿足，促使廣禪侯廟的進一步建立、擴大。
（3）民間信仰與社會的關系
研究神祇傳播的社會因素，有朱天順的《元明時期促進媽祖信仰傳播的主要社會因素》（載《廈門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86年8月29）。郭文宇的《宋元以來社會變遷過程中的神靈塑造》（暨南大學2010年5月）通過概括增城及附近地區(qū)宋元以來的社會變遷歷程，來考察何仙姑形象的演變過程。
（4）民間信仰與文化的關系
研究民間信仰的文化、思想，有范立舟著《宋元以民間信仰為中心的文化風尚及其思想史意義》（載《江西社會科學》2003年第5期），認為宋元時期，流行的民間信仰文化所涵攝的思想內涵，與士大夫階層經(jīng)常用的儒家五經(jīng)，及其注疏和義理闡釋之間所存在巨大的差異是顯而易見的。
（5）民間信仰與道教的關系
在道教方面，劉永海、郝秋香著《由元代道教史籍看道教諸神信仰——以真武大帝、文昌帝君、純陽帝君為例》（載《中國道教》2010年3期），通過對道教神系的變化發(fā)展進行梳理，對于進一步認識古代官方與道教信仰的關系有一定參考價值。另外有曹飛的《萬壽宮歷史淵源考——金元真大道教宮觀在山西的孤例》，（載《山西師大學報》（社會科學版）2004年01期）等等。
二、江西地區(qū)民間信仰的相關研究
專門論述江西地區(qū)民間信仰的研究著作，近年來頗為豐富：
對江西許真君信仰的研究引起很多學者得關注，專著有章文煥先生的《萬壽宮》（華夏出版社，2004年），論文方面有李平亮教授的《明清南昌西山萬壽宮與地方權力體系的演變（1550——1910）》，（廈門大學碩士論文2001年）、《明后期南昌西山萬壽宮的重興與地方權力體系的演變》（載《江西社會科學》，2003年第9期）、《明清以來西山萬壽宮的發(fā)展與“朝仙人習俗”》（載《江西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9年10月第42卷第5期），張璇的《明清時期江西會館神靈文化研究》（江西師范大學碩士論文2008年）等等。學者通過對萬壽宮以及許真君信仰的史料整理，研究萬壽宮與地方權力的關系，以及其代表的文化創(chuàng)造過程，對社會、經(jīng)濟的影響諸多方面。
市鎮(zhèn)神靈崇拜與社區(qū)人群內部關系、地緣支配關系、社區(qū)內部聯(lián)系等因素之間的互動，在梁洪生教授的《傳統(tǒng)商鎮(zhèn)主神崇拜的擅變及其意義轉換》（見《民間信仰與社會空間》，福建人民出版社2003年8月出版，222-262頁）一文中，以江西吳城鎮(zhèn)的聶公崇拜為例進行了探討，顯示出了地方商業(yè)城鎮(zhèn)的經(jīng)濟社會變化與全國范圍的社會政治變動之間的密切關系。
譚小軍揭示了民間信仰是鄉(xiāng)紳民眾與國家利益的結合點之一，在《民間信仰與鄉(xiāng)村社會的歷史記憶——新干縣蕭公廟的個案研究》（載《宜春學院學報》（社會科學）2005年2月，第27卷第1期）中研究了新干縣蕭公廟這個案，了解到鄉(xiāng)紳民眾可以利用“神的權力”，而國家在規(guī)范信仰也更好地管理了地方。
民間信仰與自然環(huán)境變化在扶松華的《環(huán)鄱陽湖的民間信仰》（南昌大學碩士論文，2006年）一文有明顯體現(xiàn)，以環(huán)鄱陽湖具有代表性的老爺廟、許遜和康王三個各案，分析了解民間信仰和鄱陽湖演變的關系。
林萍的碩士論文《南宋江西地區(qū)民間祠神信仰研究》，（南昌大學，2010年12月），分析概括出了南宋江西民間祠神信仰的特征，深入探析了南宋江西生詞現(xiàn)象，同時從戰(zhàn)亂與交通兩方面分析地方社會與民間祠神信仰。林宏的《明清時期江西地區(qū)民間信仰的地域差異》，（復旦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1年）從歷史地理學的角度，通過對明清江西各府縣方志中“祠廟”等目的整理，梳理出22個主要神靈和對其信仰的地域差異，并分析形成原因。
吳小紅的《苛征、祠祀與地方利益：元代金溪二孝女祠祀研究》（載《中國史研究》2012年第1期），金溪的二孝女故事是教化性、政治性的文化資源，也是保護當?shù)乩娴慕?jīng)濟資源。二孝女進入祀典失敗，反映民間信仰隨社會情勢而變化，和元朝整合地方社會的某種松懈。
三.結語
元代是第一個少數(shù)民族建立的大一統(tǒng)國家，具有其鮮明的特色。對元代江西民間信仰的研究起步較晚，但近來逐年增多，論述也漸深入。未來研究工作中大有裨益的當是對元代江西地方志中祠廟的部分進行資料的收集，了解元代江西民間信仰的基本概況，探究其深層形成過程。（作者單位：江西師范大學）
參考文獻：
[1] 趙世瑜，狂歡與日常——明清以來的廟會與民間社會[M]，生活讀書新知三聯(lián)書店，2002年版
[2] 鄭振滿、陳春聲，民間信仰與社會空間[M]，福建人民出版社，2003年8月
第5篇：政治哲學相關論文范文
一、轉變傳統(tǒng)的教學觀念，積極探索開放式的教學模式
在思想政治教學中，傳統(tǒng)的教學模式歸納起來就是多背誦、多練習、多考試，以題海戰(zhàn)術的方式讓學生掌握政治知識，這雖然也可以取得一定的效果，會使一部分學生在政治考試中得到高分，但從長遠來看，用這種方式培養(yǎng)出的學生只會聽從教師的講解，不會對問題產(chǎn)生疑問，缺乏分析問題的能力，這樣做也背離了素質教育的根本方向。
為適應當前廣東省所采取的高考模式，教師必須要轉變傳統(tǒng)的教學觀念，切實樹立從“學科能力培養(yǎng)”向“跨學科綜合能力培養(yǎng)”轉變的新觀念，探索符合本校、本學科實際的開放式教學模式。在政治教學中必修課課程分為經(jīng)濟、政治、文化和哲學，這三方面互相聯(lián)系、緊密結合，在教學中必須要注重基礎知識、基本能力、基本方法訓練以及這三方面知識間的融會貫通、靈活應用，鼓勵學生撰寫調查報道、小論文等，培養(yǎng)學生的興趣，組織學生定時收看新聞聯(lián)播，通過新聞了解當前的時政話題等。開放式的教學模式不僅要求教師在本學科內開展創(chuàng)造性的教學，也要求教師注意加強相關學科的聯(lián)系。
二、構建各冊各章的內在聯(lián)系，有效做到“點”、“線”、“面”的有機統(tǒng)一
歷年廣東省高考文綜試卷中，常會有學科內的綜合、跨學科的綜合試題，通過這些試題考查學生對所學相關課程的基礎知識、基本技能掌握程度和運用這些基礎知識分析、解決問題的能力。所以教師要引導學生把握好各個年級教材中的相關基礎知識及其內在聯(lián)系，構建各個章節(jié)的知識框架，讓學生在大腦中對各個年級教材有清晰的認識，理解各框架的知識點之間的內在聯(lián)系。
相對來講，跨學科的綜合題要比單一科目的綜合題簡單，但仍然不可小視。學生最頭疼的莫過于綜合題中有關哲學方面的分析題，做好這類題的前提是學生不僅對哲學課程有清晰的框架，而且還具有三科的綜合分析能力。如果說政治科目內的各冊、各章節(jié)的聯(lián)系組成“點”、“線”、“面”，那么這三科的聯(lián)系就是三者的有機統(tǒng)一。這也在客觀上要求教師不僅能夠駕馭本學科的知識，而且對相應的其他學科知識也有一定的了解，才能指導學生答出高分。
三、注重學生思維能力和創(chuàng)造能力的開發(fā)
高考的意義在于“選拔具有一定創(chuàng)新意識和實踐能力的學生”，這必然會在考題中體現(xiàn)出來。傳統(tǒng)定義式的考題所占比例越來越小，考查學生思維能力和創(chuàng)新能力的考題越來越多，這就要求教師在授課過程中要注重學生的主體地位，通過向學生提供時政素材、新觀點，引導學生在此基礎上提出新見解，活躍學生思維，從而使學生在使用恰當“術語”答題時創(chuàng)造出既有自己特色又符合大眾化的答題方式。
創(chuàng)造能力的開發(fā)在于當學生的思想認識有一定的深刻性、精密性，并能自主強化學科內聯(lián)系的基礎上，思維變得活躍，從而創(chuàng)造出適合自己的學習方法，這不僅對于當今高考模式具有一定的適應性，對學生將來的發(fā)展影響深遠，持續(xù)性強。
四、制訂戰(zhàn)略型教學計劃，注重對歷年高考試卷的理性分析
第6篇：政治哲學相關論文范文
一、李著中值得借鑒之處
(一)“禮樂張力”分析模式
此書是以作者博士論文《禮樂張力下的音樂體認:以春秋戰(zhàn)國禮樂關系為中心》為基礎而成書。全書以“禮樂張力”為切入角度,以春秋戰(zhàn)國禮樂關系為中心,分析當時束縛在“禮”中的“樂”走向藝術性的必然。最后,緊扣“禮樂張力”這一分析模式反思近代以來中國音樂文化的演進歷程。自此,全書強調的“禮樂張力”分析模式,可謂一大亮點。這個觀點也為中國音樂研究提供了值得關注的新視角。
天津音樂學院方建軍教授在給作者博士論文答辯的評語中認為:“作者提出的‘禮樂張力’分析模式,對中國古代音樂文化史研究具有一定的理論意義和參考價值。”(見圖書封底)此評,從一定程度上肯定了作者的成果,是對已有學科大量研究積累的“老課題”―禮樂,進行的新時代的探索,并對其試圖進行學術創(chuàng)新,表示贊許。
李著認為“張力”概念的合理性,在于“并不是將其用作一個高度理論化的特定名詞。而是僅取其一般意義,以求更為形象地說明‘禮’、‘樂’二者間的矛盾對立關系”。之所以以“張力”來解釋禮與樂形成一種相互吸引又抵斥的關系,在于“禮的本質屬性,要求將包括樂在內的一切事物吸納到它的體系之中,用做現(xiàn)實政治的工具;音樂自身的藝術屬性,又以其對生命價值的追求與禮相排斥,要求擺脫禮制等級化、一般化、共性化束縛,為藝術獨立生存爭取自由空間”(第63頁)。將禮樂矛盾考察作為禮樂研究的重點,尋跡音樂藝術屬性的歷史演變規(guī)律,以此俯瞰春秋戰(zhàn)國時期禮樂諸種事象。這有別于以往,較多地是以歷史學、傳播學、社會學等角度及相關學科方法對禮樂問題進行探析。
“禮樂張力”突出的矛盾碰撞,可觀察到禮、樂相附帶來的功能性與藝術性相沖突釋放出的巨大能量,即“‘樂’在人性覺醒的時代精神感召下,自身蘊含的與人性本質相一致的藝術特征日益凸顯,與維系等級制度、壓抑個性存在的‘禮’形成尖銳矛盾”(第1頁)。帶著這樣的思辨路線,作者在結論的后半部分,反思了20世紀中國音樂的發(fā)展狀況,把中國音樂于20世紀下半葉遭受西潮沖擊而發(fā)生的巨大變革,歸因于政治與藝術間的緊張關系導致的自由人格與極權專制的尖銳沖突,這其實就是“禮樂張力”在另一個歷史時代的再次作用。在這個內在根源下,作者再次強調,要使藝術獲得繁榮,須尊重藝術追求個性獨立和精神自由的本質,并要求外部環(huán)境給予藝術一個自由展現(xiàn)的空間。由此,學術性的文字和高度理論化的研究中,透露出了作者濃烈的人文關懷。作者試圖喚醒人們對音樂的藝術性的感知,這成為此著成書的情感動力,也使全書對現(xiàn)下和未來中國音樂發(fā)展的深切關注顯得合理合情;這樣,“禮樂張力”分析模式的順勢提出,也才具有一定的時代意義和致用價值。如果這一觀點能為中國音樂在未來的發(fā)展提供具有實踐指導意義的啟迪,那么這才是廣大學人引為自豪的價值體現(xiàn)。鑒于此,筆者也深深感動于作者高尚的音樂藝術責任感及為此付諸的巨大心力。
(二)借文化分層理論分析音樂本體及其文化內涵
李著結論部分運用的文化分層理論較值得關注。在“結論一”中把音樂分為“物本:音樂包含的器用層面特征”、“文本:音樂的音響組合形式”、“人本:特指與創(chuàng)作者或欣賞者精神自由狀態(tài)相聯(lián)系的思想認知”三個層面進行分析。
中外文化分層理論有兩種,一是“二層分”說――上、下層,二是“三層分”說――上、中、下層,兩說都為縱向分類。顯然,李著采用的是“三層分”說。但從“物本”、“文本”、“人本”三個層面看,李著對音樂做的是由表及里的橫向分析,這更符合音樂顯性與隱性的特征,即物本、文本為顯性,人本為隱性。以往對禮樂的研究文章或著述,多以直接表述分析音樂各要素。借用文化分層框架,植入對應的音樂要素,凸顯了作者力圖拓寬音樂研究方法的精神及對文化分層理論準確、恰當?shù)倪\用能力。至此,李著得出,單純強調音樂藝術“形而上”的先秦儒家,對音樂發(fā)展造成了一定負面影響的原因,即人為地割裂了音樂人本、文本和物本之間的聯(lián)系,在此之上,又把音樂與政治中的禮制結合,制約其對形式本體及精神世界的自由展現(xiàn)。
作者對音樂“人本”層面的解釋也是值得大家關注的:“音樂人本層面對象征個體生命自覺與獨立的‘自由精神’的追求,是音樂本質特征的最終表現(xiàn),也是衡量音樂藝術價值高低的基本準則。”(第352頁)在音樂多元化的今天,我們對判斷“這種音樂的藝術含量如何”沒有明確的方向,討論仍在進行。以往,我們多以豐富的感官享受來認識音樂的普遍性價值,作者提出“音樂要象征個體生命自覺與獨立的‘自由精神’的追求”這一基本準則,適時地豐富了我們對音樂藝術認知的途徑。
(三)李著的文獻價值
此書還有一個值得我們學習的地方,即對大量文獻的整理運用。從李著的三個附錄、近三百條參考文獻便可看出作者對治學的認真態(tài)度。要閱讀、挑選和提煉散見于文獻中的所需內容,并將其一一列出實非易事,這對作者來說是多么浩大的一個工程啊!附錄一“《左傳》所見春秋‘非禮用樂’事例一覽表”和附錄二“《左傳》所見春秋‘賦詩’年表”共囊括70個事件,以如此豐富的文獻支撐書中對“非禮用樂”及“賦詩”現(xiàn)象的文化意義的探討,使我們更為深切地感受到,作者力圖在史料分析中得出“禮樂張力”在這些現(xiàn)象背后的作用力的執(zhí)著精神。參考文獻包括古典文獻、中文專著、漢譯專著、學術論文四種,值得提出的是,古典文獻大部分選用1949年建國后各學者的校注、譯注版本,并非原文。這或許是由于條件的限制,但仍在一定程度上顯示作者對學習使用第一手文獻的治學嚴謹態(tài)度有待提高。
(四)研究意義
李著的成書,對古代音樂研究的某些領域,還具有填補空白的意義。近代以來,有關中國古代音樂的研究,逐漸體系化、學科化,音樂史學界對春秋戰(zhàn)國禮樂文化的研究成果相當豐碩。從書著形式的整體性研究來說,如楊蔭瀏《中國古代音樂史稿》(1981);到斷代性的,如李純一《先秦音樂史》(修訂版);再到論文形式的專題性研究,如李虎、田可文《曾侯乙編鐘的“套數(shù)”“編列”及其件數(shù)隱意》;各派音樂思想,如蔡仲德《論墨子的“非樂”思想》等。這些專著和論文,對春秋戰(zhàn)國禮樂文化的研究涉及時代背景、樂人群體、出土樂器等,表現(xiàn)出今人對禮樂研究的多樣性。
但對作者提出的“音樂藝術整體發(fā)展規(guī)律及其與禮制間的深層矛盾關系”的研究,少有全面、系統(tǒng)、深入的成果。正因看到這一點, 李著在楊蔭瀏、李純一、蔣孔陽等人的研究成果支撐下,以自己獨到的“禮樂張力”分析模式法看待禮樂問題,探求中國音樂演進的藝術規(guī)律和支配其發(fā)展的內在動力,即禮與樂相互吸引又相互排斥的矛盾力。不可否認,音樂與政治間存在必然的聯(lián)系。強調這種矛盾力,并不是要音樂家脫離政治,而是希望音樂家們能超越對政治中權與利的盲目追求,并尋求二者之間的平衡。在此層面上進行相關音樂藝術活動,才能互為促進,形成良性的循環(huán),獲得和諧、繁榮。
二、李著中值得展開探討的話題
(一)“體認”替代“思想”
在作者的導師秦序先生所作的序中,提到李著選用“體認”代替美學史研究中慣用的“思想”一詞的合理性。秦先生認為:“因為許多古人有關音樂藝術的零星言論,并未超出一般感受或認知層面的體會,如孔子學琴于師襄子覺得‘未得其數(shù)’、‘未得其志’之類,若動輒以‘音樂思想’名之,大過其實。另一方面,我們覺得多年來的美學研究,太強調上升到哲學高度,過于概括過于抽象?！币蚶钪]有在文章中對其使用“體認”進行相關說明,如果秦先生此序作為李著采用“體認”的原因,筆者認為此處值得商榷。
首先,關于孔子所言,學界也未明確定性為“音樂思想”,而今人對這兩句話的理解及用法更多側重為,反映孔子的音樂修養(yǎng),及其好學、善學的精神和品質。再者,這兩句話并非孔子對禮樂的闡述。所以,如“序言”所“注釋”李著針對于“未得其數(shù)”、“未得其志”之類的言論未上升到音樂思想的高度而改用“體認”。這論據(jù),既然跟禮樂沒直接關系,何須改“思想”為“體認”?
其次,“體認”是指“體察認識,體認生命的意義”。我比較贊同馮友蘭先生的看法,他認為:“‘體認’就是說由體驗得來的認識,這是具體的,不是抽象的,是一種經(jīng)驗,是一種直觀,不是一種理智的知識。”從秦先生的解釋看,其“體認”與此“體認”意思相同。“思想”在《現(xiàn)代漢語詞典》、《辭海》和《中國大百科全書?哲學卷》中的解釋都選用了《人的正確思想從哪里來的?》文章中的一段話:“感性認識的材料積累多了,就會產(chǎn)生一個飛躍,變成了理性的認識,這就是思想?！笨梢姟绑w認”偏于感性,“思想”偏于理性,兩者仍有著極大的區(qū)別。從現(xiàn)存文獻看,孔子對禮樂的零星言論并非感性得來。若以“體認”代替“思想”一詞,略失嚴謹。而且,先秦音樂理論散見于各史書或語錄中,其大都從哲學等角度闡述音樂,這并不是“體認”所能囊括和表現(xiàn)的。還有,做學術研究,最重要的是可行性,及能為大多數(shù)人理解。一直以來,“體認”在音樂史學界極少使用,輕易取以替代“思想”,則顯得太過輕率。
在李著中,所謂孔子的音樂體認,以“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文質彬彬”“盡善盡美”、“樂而不,哀而不傷”、“興于詩。立于禮,成于樂”四句的分析呈現(xiàn)。若取秦先生對“體認”的釋義,我們會認為上述只是孔子對音樂的“一般感受或認知層面的體會”。但李著的分析,卻表現(xiàn)出孔子對音樂的深刻認識,這難免影響我們對李著的閱讀和理解。所以,“體認”代替“思想”值得再斟酌。
(二)書名“禮崩樂盛”的合理性問題
第7篇：政治哲學相關論文范文
[關鍵詞]冶金史；再建制化；研究現(xiàn)狀；發(fā)展方向
目前，國內設有“冶金史”碩士點的高校有兩所：北京科技大學與鄭州大學；設有博士點的只有北京科技大學(以2007年全國碩士、博士研究生招生目錄為準)。當然，從事冶金史研究的其他單位或個人還有許多，如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上海博物館等以及著名的冶金史專家華覺明先生等等。北京科技大學的冶金史研究起步較早，它是目前國內從事冶金史研究的最早機構與權威機構之一，現(xiàn)在北京科技大學冶金與材料史研究所的前身為原北京鋼鐵學院的冶金史組，它成立于1974年，1982年更名為冶金史研究室，中國科學院院士、北京科技大學教授柯俊先生擔任顧問。該研究中心成立以來，在冶金史研究領域取得了一系列重大的研究成果，為中國的冶金史研究博得了世界性的聲譽。
綜國內目前的冶金史研究，在其研究方法上，主要是采取“實地考察、抽取樣品～實驗分析一文獻印證一得出結論”的研究程序，即科技史研究領域所謂的實證性研究方法；從其研究所涉及的內容來說，按科技史研究界的通俗分類，處于內史的研究階段。
實踐證明，在科技史研究的歷程中，內史的研究首先是科技史研究的重要領域與首要關注點，這是符合事物發(fā)展的客觀規(guī)律的。因為人們認識事物，首先總是從認識其本身而開始的。瀏覽一下目前國內唯一的國家級的科技史期刊《自然科學史研究》，我們就會發(fā)現(xiàn)：從其創(chuàng)刊伊始直至1999年，該刊所公開刊登的科技史學術論文絕大多數(shù)都是屬于內史的研究范疇，即駐足于史料的收集考辨或論證的階段，特別是在其20世紀80年代所刊登的科技史論文，幾乎概莫能外，而對于與科技史密切相關的社會政治、經(jīng)濟、文化等外在的因素則很少涉及。這是我國國內科技史研究初創(chuàng)時期的研究大氣候、大環(huán)境、大氛圍，所以這也必然影響到冶金史研究的小氣候、小環(huán)境、小氛圍，或者我們也可以這么說：正是由于眾多的猶如冶金史研究一樣的其他科技史研究的小氣候、小環(huán)境、小氛圍，而最終形成了當時國內科技史研究的現(xiàn)狀。其實，目前國內科技史的研究的大氣候、大環(huán)境、大氛圍仍然還裹足于內史研究的階段，還處于蹣跚前進之狀態(tài)。然而，放眼國外的科技史研究同行，他們早已走出內史研究的圈子，而關注于和科技本身密切相關的一切外在因素——經(jīng)濟、政治、文化、思想、哲學等等。例如蘇聯(lián)物理學家赫森1931年發(fā)表的《牛頓(原理)的社會經(jīng)濟根源》和默頓于1938年發(fā)表的《17世紀英格蘭的科學、技術與社會》，其實就標志著科技史研究之外史研究的轉向。前者后來發(fā)展為以貝爾納為代表的科學學，后者發(fā)展為以默頓為代表的在西方有著重大影響的科學社會學。這兩者都把科技的發(fā)展作一種外在的、社會學的理解，從而開創(chuàng)了科技史研究的新領域，而且此領域的研究也取得了眾多的偉大的研究成果。例如貝爾納的《科學的社會功能》、李約瑟的《中國科學技術史》等等，成為科技史研究領域的經(jīng)典研究之作，并形成了所謂的貝爾納學派；而以默頓為代表的科學社會學，或稱之為默頓學派，除默頓本人的成名作及其《科學界的規(guī)范結構》和《科學發(fā)現(xiàn)的優(yōu)先權》之外，其他代表性研究人物及其著作還有本·戴維德的《科學家在社會中的角色》、戴安娜·克蘭的《無形學院——知識在科學共同體的擴散》以及科爾兄弟的科學界社會分層研究等；同時，從其中還發(fā)展出了所謂的“后默頓”傳統(tǒng)，即以愛丁堡學派為代表的興起于20世紀70年代的科學知識社會學的研究。它的出現(xiàn)，不僅在科學社會學領域取得了話語霸權，而且在科學社會學界、科學哲學界、科學史界乃至更廣泛的范圍內產(chǎn)生了巨大的影響。所以，外史研究的轉向，能給科技史研究提供更廣泛的研究視野與研究領域。其實，國外除了從社會學的視角研究科學技術之外，從哲學的視野來研究科學技術也是碩果累累的。從邏輯主義歷史主義新歷史主義后現(xiàn)代思潮；從石里克、卡爾納普波普庫恩、費耶阿本德、拉卡托斯勞丹、夏佩爾這一連串如雷貫耳、耳熟能詳?shù)摹爸髁x”與名字中，我們確實感到了我國科技史研究的滯后。于是乎，我國著名的科學史家劉鈍先生提出了新世紀科學技術史研究的“再建制化”問題，按筆者的理解：“再建制化”問題除了是科技史研究機制的繼續(xù)提高與完善之外，更應該是科技史研究方法的再建制。
事實證明，作為一門連接文理學科的跨學科研究——科技史研究，在經(jīng)歷了目前縈繞于科技史研究界的那種“目前中國科技史似乎沒有什么可以再搞”的夢魘之后，我們的研究視野、研究領域必須跨出內史的門檻，走向與科技史密切關聯(lián)的社會政治史、經(jīng)濟史、文化史、思想史等等一切相關的領域，從而探討它們之間的直接或間接關系，尋找自己更大的生存空間與發(fā)展領域，并借鑒其他學科的研究方法，如人類學、民俗學的研究方法，拓展自己的研究視野，開創(chuàng)新的研究思路，走向與外史研究相結合之路、走向外史的研究之路，這也許是目前國內科技史研究也包括冶金史研究在內的研究方法“再建制化”的發(fā)展方向。
目前國內冶金史研究的學術論文，還大都遵循“礦冶遺址考察、抽取樣品一實驗分析一文獻印證一得出結論”之研究范式[從嚴格意義上來說，這只是冶金考古(archaeometallurgy)的研究范疇，而非嚴格意義上的冶金史(historyofmetallurgy)研究]，不能否認，這種實證性的研究方法曾為國內冶金史研究的進步起了重大的推進作用，并取得了一系列重大的研究成果，而且受到了國際冶金史研究同行學人的高度贊譽。然而，作為對人類文明三大標志之一的冶金技術的研究卻拋開與之密切相關的社會政治、經(jīng)濟、文化等外因因素而進行純冶金內史的研究，視野確系過于狹窄。因為科技史本身發(fā)展的歷程表明：任何一項科技的發(fā)展并不是孤立的，它與社會的經(jīng)濟發(fā)展、政治變革、文化思想等密切關聯(lián)。因此，今后開展冶金史與社會經(jīng)濟、政治、文化之間的關系的研究以及其他一些目前還沒有涉及或很少涉及的研究，或許是其在新世紀取得更大研究成果的研究新領域。
筆者認為，今后國內的冶金史研究除繼續(xù)從事所謂的內史研究之外(這種內史性的研究是不可或缺的，因為隨著國內科技考古遺址的逐年發(fā)掘、新的礦冶遺址或者新的冶金文物的出土，都需對它進行內史性的研究與考證)，還可以而且是必須從以下一些方面進行研究：
1．中國古代冶金史與中國古代文明的關系冶金技術的發(fā)明作為人類文明出現(xiàn)的三大標志之一(其他兩項標志分別是文字的發(fā)明與城市的出現(xiàn))，它在促進中國古代文明歷史的進程中起著非常重要的作用。在某種程度上甚至可以這樣說：中華民族的文明史其實也是一部冶金技術不斷迭進的歷史。從早期的銅、鐵、錫、鉛等的冶煉而造就的中國古代輝煌燦爛的青銅器文明到今天現(xiàn)代化的鋼鐵冶煉而形成的鋼鐵文明等，一直滲透著中華民族的智慧與聰明才智。在此期間，中華民族冶金技術的許多次世界領先，充分體現(xiàn)了中華民族在這一領域的獨步天下的豪氣。因此，通過冶金史的研究，有利于使人們更好地理解中國古代文明史的形成、發(fā)展與興盛的歷史進程。
2．冶金史與各個朝代的社會生產(chǎn)力之關系
人類從最初的刀耕火種發(fā)展到青銅農(nóng)具特別是鐵制農(nóng)具，大大地促進了社會生產(chǎn)力的發(fā)展，因為這不僅使國家富強、人民生活富足，而且也大大地提高了人類認識自然、改造自然的本領。與此同時，社會生產(chǎn)力的發(fā)展，反過來又促進了冶金技術的發(fā)展，所以冶金技術與社會生產(chǎn)力之間的關系是密不可分的，兩者互相促進、互相發(fā)展。因此，如果割裂這種聯(lián)系而只是單純地研究各個朝代的冶金技術的發(fā)展情況，確實有一種歷史的單薄感。
3．冶金技術思想(史)研究
中國是一個擁有濃厚哲學思維與歷史文化積淀的國度，一部中國文明史，其實也是一部中國思想史。作為時代中人，不論之于達官貴人抑或是從事被稱為“雕蟲小技”的如從事冶金技術操作的卒與徒，都不能不受到社會思潮或思想的浸，而這種影響的結果，便是體現(xiàn)于他們勞動產(chǎn)品或技術產(chǎn)品中的各種各樣的技藝或工藝。例如常見于商代中晚期及西周早中期青銅器上的饕餮與夔龍紋飾，這一方面給人以威嚴恐怖之感，另一方面又仿佛是溝通人神的化身，含有巨大的原始宗教力量，體現(xiàn)出超越現(xiàn)世間的權威神力的觀念，但春秋中期以后，青銅器的紋飾從那些威震一時的饕餮、夔龍等種種神靈，已經(jīng)變成了搏斗、武士刺虎、婦女采桑、弋射飛雁等形象，充分反映了人與自然界的題材開始大量涌現(xiàn)，這其實表明了人的價值開始被認識，社會生活的內涵成為青銅器紋飾的一個重要母題。這種變化，其實體現(xiàn)了中國古代從以神為中心到以人為中心的價值思想觀念的變化。此外，中國古代的“五行說”、“陰陽說”、道教、宋明理學等等傳統(tǒng)思潮都曾對中國的冶金技術有著深厚的影響。例如灌鋼技術的發(fā)明，就與中國古代“和”的哲學思想有著密切的關系?！短旃ら_物·五金·鐵》記載：“凡鐵分生、熟，出爐未炒則生，既炒則熟。生熟相和，煉成則鋼?！痹谶@里，作者用“生熟相和，煉成則鋼”這一簡潔有力的語言，不僅是對這種灌鋼工藝所作的生動描述，同時也是用“和”的哲學思想對冶煉技術所作的精辟總結。推究其原因，就在于人們通曉了生鐵與熟鐵的各自屬性，同時又受到“和”這種哲學思想的影響，因此通過多年的親身實踐后，發(fā)明了“灌鋼”這一工藝技術，這對中國古代冶金技術產(chǎn)生了重要的影響。
4．冶金史與社會政治之關系
綜觀中國古代冶金史的發(fā)展歷程，冶金史也像其他事物的發(fā)展一樣，有也有其低迷的時期。這其中與歷朝歷代的政治制度及其所推行的政治意識形態(tài)有著不可分割的聯(lián)系。宋代的礦冶業(yè)之所以如此發(fā)達，這就得益于宋朝政府對礦冶業(yè)的重視的國家政策，例如宋政府對礦冶業(yè)的鼓勵開發(fā)的告發(fā)政策、礦產(chǎn)品的售賣政策以及對礦冶業(yè)的管理政策等，都為宋代礦冶業(yè)的興隆提供了政治上的保障；但在清末，由于清政府政治上的腐敗、礦冶管理政策的失誤以及當時國外近現(xiàn)代冶金技術的引進等原因，導致了中國冶金技術在清末的逐漸衰弱與萎縮。轉5．中外冶金技術交流史研究
正如任何事物的發(fā)展與其同類其他事物的發(fā)展存在著密切的交流與聯(lián)系一樣，中國的冶金技術也必然與國外的冶金技術存在著一定程度的交流。不論是駝鈴聲聲的塞上古道之絲綢之路，還是碧波蕩漾的海上絲綢之路，都曾帶去了中國古代的冶金技術，同時也捎回了國外先進的冶金技術?？萍冀涣魇费芯勘砻鳎褐袊糯⒗畤摇⑷毡?、朝鮮、越南等周邊國家確實存在著冶金技術的交流。例如梅建軍教授認為：由砷銅的存在及銅器的特征，可以初步肯定，甘青地區(qū)在齊家和四壩文化階段同新疆及歐亞草原地帶存在文化上的聯(lián)系及相互影響。所以進行這方面的研究可以豐富我們的視野，同時也可以澄清中國古代冶金技術的起源問題。
6．多學科多視野的綜合研究之路
因為科技史本身就是一個邊緣性、交叉性的學科，這也就決定了對它的研究必須采取多學科多視野的綜合研究，而“冶金史的研究涉及到采礦、冶金、材料、歷史、考古等多學科的知識和物理及化學組成分析研究手段與方法，因此這不僅要求冶金史研究者本身要不斷學習，擴大知識面，改進知識結構，同時多學科的結合，更是開展冶金史研究的重要途徑”。在現(xiàn)階段，冶金史研究與考古或者說是科技考古結合得較為緊密，依靠這種結合，冶金史研究取得了一系列較為重要的研究成果。例如對古代銅鏡表面“黑漆古”生成原因和機理的研究成果便是其中典型的一例。其實，從更廣泛的學科綜合來看，冶金史研究還可以與其他學科進行結合，即除了傳統(tǒng)的“礦冶遺址實地考察一實驗分析一文獻考證一結論”的研究思路之外，我們還必須吸收或借鑒其他學科的優(yōu)勢方法，例如人類學、文化學、民俗學等方法，融冶金史的文化價值及社會價值之綜合取向，從而拓展我們的研究領域與研究空間。例如從民俗學的角度研究冶金史就是一個非常新穎且充滿生機的研究領域。在此方面，對西南民族地區(qū)的銅鼓研究就是一個充滿生機的研究領域，但目前對銅鼓的研究，也還處于銅鼓制造技術、銅鼓金屬成分分析等方面，從民俗學的視野進行研究尚待來日。
7．對國外冶金技術進行研究
由于語言的限制、文獻的不足以及金屬器物的缺乏等原因，目前國內冶金史的研究幾乎沒有涉及對國外冶金技術的相關研究，然而在國外，卻有相當一批冶金史研究者對中國古代冶金技術進行研究，這除了與中國古代的金屬器物流失海外而給國外的研究者提供了實物考證之便之外，還同他們有著充足的研究經(jīng)費密切相關。所以，目前國內冶金史研究的這種現(xiàn)狀，也就決定了國內的冶金史研究者很難與國際同行進行高水平、全方位的對話與交流，這種狀況其實也是國內目前整個科技史研究的窘境。
8．對近現(xiàn)代的冶金技術進行研究
“厚古薄今”是中國科技史研究的一貫傳統(tǒng)，也是其研究特點，所以中國科技史研究的“國家隊”——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近幾年來力倡對中國近現(xiàn)代科技史進行研究。例如從2000年底開展了“中國近現(xiàn)代科技發(fā)展綜合研究”，其研究成果已以《中國近現(xiàn)代科學技術史叢書》的面目出現(xiàn)，但其中缺失中國近現(xiàn)代冶金史研究這一環(huán)節(jié)，因此作為冶金史研究者，應該義不容辭地承擔這一歷史性任務，從而補上這一缺失的環(huán)節(jié)。
9．對冶金史研究的理論與方法進行研究，即冶金史基礎理論的研究或冶金史元研究。從而建立起冶金史研究的理論框架
第8篇：政治哲學相關論文范文
［關鍵詞］高校;哲學;教育;創(chuàng)新
對無數(shù)的工人運動進行指導，并且在運動實踐中不斷完善優(yōu)化。哲學將科學的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以及方法論傳授給人們，指導人們辯證地看待問題，對具體的問題進行具體分析。如今社會經(jīng)濟發(fā)展，時代進步，一些人認為的知識已經(jīng)被耗盡，其方法論與世界觀已經(jīng)不能滿足社會發(fā)展的實際需要，不能將遇到的問題進行解決。其實哲學作為一種思想體系具有一定的開放性和先進性，并且在歷史發(fā)展中不斷吸收人類優(yōu)秀的成果，不斷豐富與發(fā)展。高校作為哲學教育的重要陣地，也應積極發(fā)展與創(chuàng)新。
一、高校哲學教育創(chuàng)新遵循的原則
(一)理論與實踐相結合
理論體系作為重要的思想武器在人們認識、改造世界的過程中發(fā)揮著重要的作用，理論性比較強，但是并不是封閉的理論，它與時展相適應，并不斷創(chuàng)新完善。理論也具有一定的實踐性。在我國的實踐發(fā)展中形成了具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理論體系，這是理論與實踐相結合的產(chǎn)物。我國高校哲學教育需要將理論與實踐相結合，善于捕捉社會特點，對社會熱點以及焦點問題進行研究，滿足時展需要。同時注重哲學教育的創(chuàng)新，哲學教育內容以及研究的創(chuàng)新等。哲學教育中，不僅要在課堂上學習理論知識，還需要在實踐中踐行，以社會發(fā)展作為依據(jù)，解決實際生活中的問題，對理論進行深化，提高高校哲學教育的實效性。
(二)邏輯與歷史相結合
在哲學教育中，邏輯與歷史的統(tǒng)一是重要的原則。邏輯與歷史的統(tǒng)一最早是黑格爾提出的，后來馬克思與恩格斯對其改造，使其發(fā)展成為作為科學的方法以及原理。在看來，歷史其實就是客觀事物的發(fā)展歷史，涉及人類的認識史，邏輯是主觀性的東西，歷史是客觀的，邏輯以歷史作為基礎和依據(jù)。邏輯是主觀的，能夠將歷史反映出來。哲學教育中，分析事物的邏輯時要全面考察事物的歷史過程，將連貫的歷史事實作為依據(jù)和參考，通過邏輯分析事物，考察事物的歷史過程，在歷史考察的始終都有邏輯分析的影子。
(三)真理與價值性相統(tǒng)一
哲學將科學理論作為基礎，闡述分析社會政治以及權力體系，解釋其合法性。滲透、宣傳執(zhí)政黨，使其覆蓋全社會，通過價值準則以及行為規(guī)范引導社會公眾達成共識，促進社會政治、經(jīng)濟以及文化等能夠順利運行。哲學教學工作需要從多個角度對理論的真理性進行分析，讓大學生對進行認同，將其作為人生實踐的重要指導。并讓學生認識到，當前西方意識形態(tài)逐漸滲透，各種意識形態(tài)相互充斥，受到了極大地挑戰(zhàn)，因此必須要積極創(chuàng)新的教育模式，避免大學生受到不良思想的影響。在大學生的成長發(fā)展中充分發(fā)揮的作用。
二、哲學教育的現(xiàn)狀
首先是教育體制的問題。哲學教育中，將教材當成現(xiàn)成的理論以及標準進行教學，教學內容與學生實際偏離，過分注重教學內容的理論性，忽視學生對知識的接受能力。教師在教學時照本宣科，學生對哲學的內容死記硬背，并且考試中過分注重分數(shù)，很多學生都是平常不學習，考試前突擊，哲學教育的目標以及效果無法真正實現(xiàn)。其次，教師隊伍的素質水平也有待提升。當前經(jīng)濟發(fā)展逐漸全球化，政治理念、社會制度以及文化等都存在差異，人們的價值取向也呈現(xiàn)出多元化的特點。高校的一些哲學教師對哲學內容把握不到位，相關領域常識的運用不到位。合格的哲學教師有深厚的理論知識沉淀，不僅知曉哲學知識，還對相關交叉學科的知識有掌握，比如美學、倫理學、宗教學等。知識講解時涵蓋很多方面，利用哲學對現(xiàn)實情況進行分析與研究。最后，教育價值定位的問題。如今高校哲學教育過分注重分數(shù)，忽視哲學教育中的人文關懷與素質教育，人文素質教育與學生人文精神培養(yǎng)相分離，重視人的社會價值的實現(xiàn)，但是忽視學生人格的形成。哲學教育與其他社會學科教育不同，需要將其運用到實際生活中，強化人文精神，對知識進行內化與感知。對哲學教育進行改革創(chuàng)新，對于學生理想信念的確立以及素質水平提升是極為有利的。
三、高校哲學教育創(chuàng)新策略
(一)優(yōu)化教育理念，提高教育實效性
高校的哲學教育的主要目標是提高學生的創(chuàng)新意識與思維能力，創(chuàng)新型人才對于國家教育以及民族興亡有著密切的關系，高校哲學教育需要全社會共同努力，進一步創(chuàng)新高校哲學教育，使其與人的個體需要相適應，促進人的全面發(fā)展，更好地適應社會以及時展需要。高校哲學教育創(chuàng)新要積極引導個體需要，注重個體需求的引導，將哲學教育與大學生的工作、生活以及就業(yè)相結合，強化大學生的能力，使其發(fā)展成創(chuàng)新型人才。高校哲學教育要注重學生創(chuàng)新意識的培養(yǎng)，因材施教，結合學生個性特點控制教學的廣度以及深度，使所有學生都能夠實現(xiàn)全面的進步。加強哲學教育內容的創(chuàng)新，強化學生的創(chuàng)新以及思辨能力。選擇具有代表性的教學內容，認真分析前沿觀點，提高學生對哲學知識學習的興趣，尊重學生的個性化差異，實現(xiàn)學生的個性化發(fā)展，對學生個體評價，結合教學實際以及學生實際調整教學內容，提高哲學教育的實效性。
(二)價值多元化的教育創(chuàng)新，順利實現(xiàn)教育目標
提高哲學教育創(chuàng)新的實踐性，將實踐放在認識的首要位置上，哲學需要投入到實踐中，對實踐進行指導，使其更好地改造世界。如今價值多元化，哲學也需要滿足時展需要，在發(fā)展中不斷實踐，在高校哲學教育創(chuàng)新的全過程中滲透實踐，人才培養(yǎng)需要滿足實際需要，打破傳統(tǒng)教育束縛，努力解決新問題。堅持的哲學政治立場，堅持無產(chǎn)階級以及人民群眾的階級立場，多元化的價值使人們受到了沖擊，社會思潮不斷變化，必須要堅定哲學的政治立場。此外還需要做到以人為本，哲學的研究需要將回歸到人的世界中，注重人的生存、發(fā)展，哲學教育創(chuàng)新是將實踐作為形式創(chuàng)造自身價值的人，轉變單一的功能定位，引導學生形成好的政治立場，使人形成健康的人格。
(三)創(chuàng)新哲學教育體系，規(guī)范考核模式
高校的哲學教育需要積極借鑒西方國家的哲學教學經(jīng)驗，建立有序的課程體系，分為初級、中級以及高級等。學生自主選擇想要學習的課程內容，教材也需要依據(jù)教學體系對等級進行劃分，提高其代表性、準確性，選擇合適的專業(yè)教材，并形成與專業(yè)教材相配套的輔助教材，讓學生對教材中的理論知識更好的理解。同時規(guī)范哲學教學考核方式，積極創(chuàng)新，轉變傳統(tǒng)的只重視知識以及分數(shù)的考核形式，這與高校哲學創(chuàng)新是相違背的。因此必須要創(chuàng)新考核方式，依據(jù)教學體系對教學等級的考核方式進行劃分，初級課程學生可以通過談論、問答等方式進行考核，實現(xiàn)互動考核。中級課程的學生，可以通過討論、評價以及綜述等對哲學原著學習情況進行分享，共同探討存在問題的地方。高級課程的高年級學生，他們已經(jīng)具備了一定的哲學研究能力，考核這些學生時可以增加理論與實踐的內容，通過論文或演講的形式考核。
(四)使用多元化教學模式，實現(xiàn)教育現(xiàn)代化
當前人類社會已經(jīng)進入到知識經(jīng)濟時代，傳統(tǒng)的教學模式限制了學生創(chuàng)新意識的提升，高校哲學教育需要轉變單一的教學模式，采用多元化的小學方式?？梢赃M行互動教學，教師與學生對問題進行研究、探討，并引導學生使用理論知識理解問題，縮短教師與學生之間的距離，讓學生更好地分析處理問題。還可以利用社會實踐模式進行教學。理論知識是哲學教育的基礎和前提，在高校哲學教育需要注重學生的社會實踐，檢驗學生對基礎知識的理解，通過社會實踐教學更好的理解基礎知識以及理念，強化其思維能力。社會不斷發(fā)展，哲學教育的手段也應做到與時展相適應，使用現(xiàn)代化的多媒體教學模式，這種教學模式已經(jīng)成為當前高校哲學教育的重要方法，有助于教學效率的提升。多媒體教學能夠將枯燥的教學模式生動化、直觀化，結合教學內容以及目標使用合適的教學模式，多媒體教學方式能夠使高校哲學教育的方式進行創(chuàng)新，滿足時代需要。使用多媒體教學為學生創(chuàng)設好的情境，給學生身臨其境之感，實現(xiàn)事半功倍的教學效果。
四、結束語
哲學教育是一種創(chuàng)新性的教育，高校哲學教育需要提高重視程度，哲學是一門公共必修課，但是就目前情況而言，哲學教育的理念以及方式等還是存在不足的，導致教學比較教條，哲學教育也很難提高學生的學習興趣，因此必須要明確哲學教育創(chuàng)新的原則，采取有效的措施，創(chuàng)新教育內容以及形式，實現(xiàn)教育理念以及目標的優(yōu)化，順利實現(xiàn)哲學教育的效果。
參考文獻:
［1］康安娜．芻議如何在高校哲學教學中滲透美學教育［J］．中國校外教育，2016(8):80－81．
第9篇：政治哲學相關論文范文
論文摘要:技術哲學研究雖日漸走向成熟，但迄今仍缺乏公認的研究規(guī)范和系統(tǒng)的理論體系，更這論進入“常規(guī)科學”階段。對30年來技術文化批判展開“自我反思”，不僅關系到技術哲學發(fā)展前景，對推進整個社會的可持續(xù)發(fā)展也不乏參照價值。
歷經(jīng)30余年的系統(tǒng)努力，技術哲學不斷走向成熟。因缺乏公認的研究規(guī)范和系統(tǒng)的理論體系，盡管技術哲學堪稱是“一個有著偉大未來的學科”，但仍處于一種如Flisabeth Stroke所言的“文集哲學”( anthology philosophy)狀態(tài)，仍然是一個如Joseph C. Pitt，F(xiàn)riedrich Rapp等人所謂的“邊緣區(qū)域”( fringe area )。如繼續(xù)深究，我們就會發(fā)現(xiàn)無論人文主義的技術觀、技術社會學抑或技術倫理學，其背后均是技術及其文化底蘊在支配，為此，對技術進行文化批判分析的視角顯得格外重要。在本文中，我們擬從歷史的向度審慎地對當代技術文化批判的動向予以分析和評估，通過對人類自己創(chuàng)造出來的技術世界及其秩序的批判性反思，促使研究更具批判性，前瞻性。
一、回溯:中西不同的“問題意識”
隨著技術對現(xiàn)代社會的廣泛滲透，其觸角已延伸至社會各個領域并起著決定性的作用，技術已成為現(xiàn)代社會的本質現(xiàn)象，成為現(xiàn)代西方哲學的元話語?？墒菃栴}恰恰也是因此而生，隨技術日益復雜化，其按照精確邏輯構建的技術體系及其權力意志造成了技術的異化。而技術的異化正是技術批判的重要維度，30多年來，“對工具理性或技術理性的批判構成了當論思考的一個重要主題:無論是海德格爾的存在主義之思、法蘭克福學派的理性批判，還是后現(xiàn)代主義的反現(xiàn)代性，最終都歸諸于對現(xiàn)代性文化的反省”。
(一)西方學界:倫理學轉向
西方(這里主要指的是德國與美國)的技術批判對于當今社會產(chǎn)生了深遠影響，它抨擊了工業(yè)革命以來技術的霸權地位，更重要的是從哲學高度改變了人類傳統(tǒng)的單向度思維模式。然而，不能不指出，由于其各自學理背景、審視維度等不同，使得眾說紛紜，莫衷一是，且存在許多缺陷。此外，他們?yōu)槭惯@種批判顯得合理不得不構建自己的哲學基礎，這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種改造，尤其是在技術哲學的基本概念范疇方面。于是，在理解上經(jīng)常是顧此失彼，也導致批判力度因缺乏堅實的理論基礎而受損。
1.德國的技術哲學研究經(jīng)歷了持續(xù)的、系統(tǒng)的增長，其中在技術批判方面最引人關注的成果主要包括:薩克塞的《技術人類學》，倫克的《論技術的社會哲學》，呂伯(Hermann Lue bbe)的《工業(yè)社會的生活意義》，羅波爾的《有缺點的技術》、《技術啟蒙》，拉普的《現(xiàn)代時間的動力學》等等。其主要特點為:一，呈現(xiàn)出多元化，而非單一的和標準化的，有經(jīng)驗主義、存在主義、實用主義、人類學等不同的研究視角;二，與技術社會學、技術經(jīng)濟學和技術政治學等相關的研究聯(lián)系密切;三，技術的倫理、生態(tài)和資源問題越發(fā)受到研究者關注，由過去的玄思轉向現(xiàn)在的實踐導向，有突出的現(xiàn)實主義轉向。
2.美國技術哲學研究中技術批判研究占有突出的比重，這方面主要研究成果包括:米切姆的《技術的思考:工程和哲學之間的道路》，伊德( D. Ihde)的((技術與生活世界》，費雷(F. Ferre )的《存在與價值:面向建設性后現(xiàn)代形而上學》和《認識與價值:面向建設性后現(xiàn)代認識論》，伯格曼(A. Borgmann )的《技術與當代生活特征》、《堅持實在》，溫納(L. Winner)的《自治的技術》，杜爾賓(P. Durbin )的《科學、技術和醫(yī)學中的社會責任》，費恩伯格(A.Feenberg)的《技術批判理論》、《可選擇的技術》、《追問技術》、《改造技術》和《海德格爾和馬爾庫塞:歷史的大災難和大拯救》，比杰克(Bijiker， W. E)的《技術文化的脆弱性》等等。盡管如SPT前會長皮特指出，美國技術哲學研究負荷著意識形態(tài)框架，其核心是敵視技術。但是，已拋棄對技術的烏托邦和敵托邦的觀點，從各不同的理論視闌看待技術，如從技術批判理論(費恩伯格)、政治學(凱爾納)、現(xiàn)象學(伯格曼、伊德)等，認為技術可依據(jù)不同的文化、政治、現(xiàn)實社會條件等因素，重新加以設計。
與此同時，后現(xiàn)代主義對技術理性也進行了不乏深刻的批判:他們探討長期被遺忘的“邊緣”現(xiàn)象，而射擊的標靶卻是西方文化的中心。?？略凇对~與物》中以宣布“人的死亡”來表達現(xiàn)代思想的終結，抨擊啟蒙思想，并聲稱要消滅自笛卡爾以來的無所不能的主體。利奧塔在《后現(xiàn)代的狀況》一書中，提出消解技術的霸權，對技術“不證自明”的合法性進行質疑。博德里亞發(fā)現(xiàn)逐漸泛濫于社會中的消費文化的深刻意義，指出人類社會從商品社會到景觀社會再到如今的仿真(類像)社會(《類象與仿真》)，其深層是技術所構建的符號取代了意義本身?？梢姡蟋F(xiàn)代主義的技術論述中，主要關注現(xiàn)代技術異化。至于社會建構論者，如Latour ， Callon ， Law等人，則從人類學角度研究技術問題，對人性化的技術和非人的技術分類思想給予關注。西方學界關于技術文化思想的闡釋是其批判工業(yè)化的重要武器，在理論上，系統(tǒng)地梳理其技術文化思想，不僅可彌補我國這方面研究的空白，也能促進我國技術文化問題的深人探索，更重要的是讓工程師、技術決策者、技術管理者等，明白技術不僅是一個自然的問題，更是一個關涉人的文化的問題，在實踐上使用人文道德價值觀念主導和支配技術的決策，使技術得到最佳的發(fā)展和應用。
(二)國內學界:人文主義為主導向的技術反思
對技術批判開展系統(tǒng)持續(xù)的研究始于上世紀80 ，90年代。其中，徐崇溫《全球問題和“人類困境”》、高亮華《人文主義視野中的技術》、吳國盛《海德格爾的技術之思》、喬瑞金《馬克思技術哲學綱要》、陳凡、張明國《解析技術》、郭沖辰《技術異化論》、姜飛《跨文化傳播的后殖民語境》、楊慶峰《技術現(xiàn)象學初探》等，為技術批判研究打開了視野。
但從國內研究現(xiàn)狀來看，還很少有人系統(tǒng)地以技術的文化批判作為研究對象，尤其是缺乏全面審視當代技術批判的存在形式及其未來的基本走向。陳昌曙教授在上世紀80年代初就對技術哲學的發(fā)展給予了極大的關注，并在此方面作了許多開創(chuàng)性的工作。他的《技術哲學引論》、《陳昌曙技術哲學文集》等著作，為研究技術哲學做了奠基性的工作。葉闖的《當代“科技批判”研究》提出或重新考定了生存論批判、生態(tài)學批判、科學技術批判等概念，通過對一些代表性、典型性的思想流派分析，對當代科學技術批判思潮進行清理;劉仲蓓的《后殖民時代技術的分析與批判》置身于“后殖民”時代分析技術、文化、人之間的關系，圍繞“后殖民”的實質、西方技術文化的擅變與技術的偕越、技術在西方傳統(tǒng)文化的解構等，以人文主義視角考量，展開對資本主義制度下的技術、文化、人的反思與批判;曹克的《技術的社會批判》認為，馬克思的技術哲學是技術的社會批判，它主要分為歷史批判、對社會現(xiàn)實的批判兩部分，二者取向并不是彼此孤立的，而是被馬克思歷史地關聯(lián)在一起，將對技術的思考納人到了馬克思不同時期方法論的視域中。
趙建軍教授的《追問技術悲觀主義》，以技術理性批判與技術悲觀主義的相互關系為切人點，指出技術悲觀主義的意義，它不僅在人類目的與行為之間自發(fā)起調節(jié)作用，而且其批判性甚至反叛性，體現(xiàn)了人們對認識的深化和對人類未來的洞察力，更為生態(tài)倫理學和可持續(xù)發(fā)展理論的形成作了理論鋪墊;喬瑞金教授在《馬克思思想研究的新話語—技術與文化批判的英國新》中闡明了英國新的技術批判思想實質蘊涵，并指出其從技術決定論走向技術整體實踐價值論(文化價值論的新綱領);張成崗的《現(xiàn)代技術問題研究》，從追思技術問題人手，對現(xiàn)代技術進行了病理學拷問，對技術問題進行了科學劃界，對技術問題何以生成進行解釋性研究，對技術問題之解決提出了初步構架;李豐茂的《重建技術化生存的人文主義向度》認為，當代人類的生存困境表現(xiàn)為“生存危機”，其直接原因在于西方工業(yè)文明以來形成的“自然主義技術化生存”，而這導致了“技術異化”進而導致了人的生存異化。必須以希臘對“技術”所做的“生存論”理解為根據(jù)，并通過當代的“文化批判”—“意義性拓展”、“時間性拓展”和“空間性拓展”，以恢復技術化生存的“人文主義向度”;朱春艷的《費恩伯格技術批判理論研究》認為，費恩伯格提出的“批判理論”( critical theories)，是一類具有某種伴隨歷史的變化來給出的技術判定，它既非由目的和理性來決定的工具系統(tǒng)，也不具有內在的和一勞永逸的價值獨立性，而是蘊涵著非中性的社會屬性的產(chǎn)物，實際上就是在目的和實體之外來尋求一種基于特定社會情境的對技術的定位。
近年來，更由技術價值論、社會批判理論和技術的形而上學等人文視角的探討而引向深人，出現(xiàn)了研究旨趣的經(jīng)驗論轉向和研究背景的后現(xiàn)代技術轉向，研究視角亦日漸多元，其理路主要有解釋學、現(xiàn)象學與存在主義的技術哲學、技術批判、社會建構論、風險與反思現(xiàn)代性理論、后結構主義(如知識權力結構、仿真理論)、后人類主義(如賽博格和人類增強)等，思想資源涉及自北美(如伊德、芬伯格、溫納、哈拉維等)、法國(拉圖爾、埃呂爾、鮑德里亞等)、德國(海德格爾、哈貝馬斯、胡塞爾、尤納斯等)和中國傳統(tǒng)思想(莊子等)。相關研究聚焦于技術的本質、技術的價值、技術倫理、技術與風險等問題。
值得注意的是，當前國內學界，對上述問題的研究主要滲透于科技哲學、社會學、歷史學、經(jīng)濟學等相關領域，尤其是其社會批判論和技術批判理論中。不過，陳昌曙、遠德玉等人于1980年代在技術哲學研究中涉及了技術倫理與文化相關的論述。90年代，劉文海(《技術的政治價值》)、高亮華(《人文主義視野中的技術》)等，在有關技術的政治價值和人文價值的維度中，實際上已深人到文化學(倫理學)意義上審視技術問題。此后，陳凡的《解析技術:技術一社會一文化引論》、王前的《技術發(fā)展的文化制約研究》、張明國的《技術文化論》等，進一步闡述了技術與文化的內在關聯(lián)。上述對當前熱烈討論技術文化問題起了重要的作用，但整體而言，進人21世紀后，我們尚匾乏對技術批判全面系統(tǒng)的研究，更無從把握其對當代技術文化(含倫理學)問題解決的價值和意義。
二、述評:技術文化批判的重審
“雖然人類在很久以前就生活在技術時代，但技術哲學的時代剛剛開始”總體上看，雖然技術文化問題已經(jīng)成為人類發(fā)展的一個重大課題，但與本課題相關的研究在國內外學術界仍然是一個非常薄弱的環(huán)節(jié)，雖取得一定成果，但探討尚未全面展開，對有些問題的認識仍嫌膚淺，如關于技術文化概念的具體來源及其在東西方語境中的差異;在中外眾多學者視域中，技術(本質)的文化批判語境占有怎樣的學術地位?技術文化及其風險是如何在這個時代成為哲學的關注對象的?以上諸多問題的系統(tǒng)研究，在國內外技術哲學界尚未充分展開，巫待加強。
(一)主題與方法的缺憾
其一，主題的離散性。在技術哲學領域有一種斯托克(stoker)所說的“連續(xù)性的開始的悖謬”( paradox of continual beginning)，對其作為一個哲學學科賴以成形的一整套中心問題(central is-sues)缺乏明晰性和一致性，使得技術哲學難以形成一些集中于中心問題的內聚性理論(cohensive theory )。往往強調道德性的問題而忽視認識論和本體論的問題，關注的是技術的使用而非技術的設計、制造等過程問題;技術和工程本身，即技術制品的設計、發(fā)展、生產(chǎn)和維修游離于其視野之外。哪一個問題是當今技術哲學研究的核心，仍存在較大分歧。張華夏和張志林等人認為，技術的認識論和邏輯結構問題是技術哲學研究的核心。他們呼吁“技術哲學要轉向技術知識論和技術邏輯的研究”，陳昌曙和遠德玉先生則認為，技術與科學相比，具有更直接、更鮮明、更強烈的價值性，鑒于此，應當將技術的價值論作為技術哲學研究的核心問題。在美國，許多學者主張技術哲學主要是對技術進行倫理的、政治的分析;而皮特堅持認為，“技術哲學的首要問題是認識論”。他指出，只有從認識論著手研究，技術哲學才可能容身于主流哲學討論之中。拉普認為，今日技術哲學研究的當務之急是研究技術變革的動力學，關鍵是要明確在“技術決定論”中人們可能的作為了。
其二，方法的偏執(zhí)性。往往強調規(guī)范性而忽視描述性，采取一種外部性的方法看待技術。在此，技術本身通常保留為一個黑箱，被當作一個不變的整體;針對此，費雷基于幾十年的教學、研究和思考，形成了自己的四個信條:其一，技術哲學應聯(lián)合西方主流的哲學傳統(tǒng)思考技術;其二，應用認識論、形而上學、倫理學、美學、宗教哲學、科學哲學、社會哲學等學科的范疇，能夠闡明技術現(xiàn)象;其三，技術哲學在理解何為合法的哲學方法時應該采用多元化的策略;其四，一種全面的、批判的、多元的技術哲學研究方法對認識技術和制定有關的社會政策是有益的仁。
(二)人文主義批判為何如此脆弱
“從20世紀60年代到80年代晚期，技術哲學受制于對技術的形而上學分析(受其影響)和對科學技術對個人與社會生活方式的批判性思辨”。技術超越論者(如容格、邁耶爾、埃呂爾、海德格爾等)，他們用對認識主體的重視來取代對認識對象的重視，用重視價值來反對重視事實，以對人的欲望和精神自由的強調來對抗語言邏輯的科技方法。雖發(fā)覺人與技術之間的沖突，省察到人類在技術重壓下的，卻忽略在技術發(fā)展中對人的力量的肯定和文化發(fā)展。理論上的片面性使之對現(xiàn)代技術持敵對立場，看不到有意義的未來。盡管對技術的批判是徹底的、尖銳的，但在他們的視野中，沒有科學技術也沒有歷史發(fā)展，最后深陷虛無主義泥潭，只能是一種“貧困”傷感。
正因理性批判與現(xiàn)實相悖，人文主義者所推崇的人文導向在現(xiàn)實中顯得如此脆弱。筆者以為，在學理上，人文主義技術批判的最大缺陷是他們把批判的理論向度定位在理性和技術理性上。在精神上達到控制技術，在人文主義學者看來就是重新喚起人們的價值理性和對維護人性尊嚴，人性解放的自覺意識。一句話，就是依靠主體精神(政治的、倫理的、宗教的)因素來克服技術理性的惡性擴張，同時抵制其向社會、經(jīng)濟、政治、文化的滲透。這恰恰就是技術理性的批判在現(xiàn)實中難以產(chǎn)生真正廣泛、持久影響的原因。
技術永遠是一種人的合目的的行為的結果，也是符合科學理性的、合理的有效的行為，為此，人類能夠運用技術不斷有效地改造自然。同時，人的理性、目的、利益、價值選擇也總是強烈影響和驅動著技術的發(fā)明和運用，我們是否就此斷言技術的存在和發(fā)展取決于理性的因素?許多人文主義學者在對技術本質的追問后陷人悲觀主義的事實確認了這一點。其實，技術也是人的社會性建構，是人的主體性的客體化，即技術既是人的異化存在物，又是人的解放的具體形式。因為人口會不斷增長，人們的物質欲望和需求也只能是有增無減，階級、集團、國家間的不同利益也會長時間地驅動著人們的價值選擇，科學理性對于技術的推動，歷史已經(jīng)證明是加速度的。在這一切面前，所謂呼喚人性價值理性的回歸，所謂人性自由發(fā)展的“理性王國”，幾乎就是虛無縹緲的空中樓閣。
(三)“技術的經(jīng)驗轉向”難以真正解決題
現(xiàn)代技術哲學深受兩種思潮的影響:其一是批判的技術哲學傳統(tǒng)，代表人物是海德格爾和哈貝馬斯的人本主義技術批判理論;其二是分析的技術哲學傳統(tǒng)，思想實質是分析的科學哲學在技術哲學中的反應，近些年又出現(xiàn)“回到經(jīng)驗”的實證主義仁。
分析傳統(tǒng)的技術哲學由來已久，在某種意義上可說是技術哲學的原始形態(tài)。它與其說是一種哲學，不如說是一種工程師的經(jīng)驗。自從海德格爾對技術的存在主義反思和法蘭克福學派對技術的社會批判以來，分析性的技術哲學曾一度陷人低谷。
20世紀90年代以來，哲學家們試圖通過堆積式的經(jīng)驗研究，超越海德格爾式的技術批判，于是出現(xiàn)了所謂的“技術哲學的經(jīng)驗轉向”，一個最有意義的探索出現(xiàn)了，即技術哲學家的興趣從技術的后果轉向了技術本身。這種趨向最明顯地體現(xiàn)在“Thinking through technology; the path be-tween engineering and philosophy"(米切姆)。它深刻地指出，技術哲學的適宜研究方式應該是“不能回避工程的話語方式”。換言之，技術哲學必須對技術的哲學分析與工程師對話，若達此目的則必須學習工程語言。但是，“技術的經(jīng)驗轉向”便能解決問題嗎?溫納(winner)指出:“一旦走進技術的黑箱，人們就一定能知道哲學和技術研究所要求的所有答案嗎?……技術并不是一維的實體。首先，技術的概念本身就有許多意義:最基本的有技術作為器具、技術作為知識形式、技術作為行動的方式。但這些技術的每一種形式又都有復雜的意義。所以，技術黑箱還包含技術自身歷史發(fā)展的形式，這是技術哲學家在理解現(xiàn)代技術本質和作用時所不可忽視的，否則，哲學家就有把技術過分簡單化的危險?！?/p>
顯然，如果沒有一定的本體論框架，技術哲學將蛻變?yōu)榧夹g經(jīng)驗，從而失去哲學本色。而失去哲學本色的技術理念上難以發(fā)現(xiàn)技術本質的。綜合來看，這兩種技術哲學，批判傳統(tǒng)和分析傳統(tǒng)的技術哲學，實際上是在技術的“形而上”和技術的“形而下”陷人了形而上學。前者有望文生義之嫌，后者則有得魚忘簽之憾。 三、前瞻:技術化時代合理性的揚棄
對技術的形而上追問已經(jīng)完成，對技術和技術哲學研究中的二分法(工程的和人文的技術哲學)也已無力回答技術所帶來的現(xiàn)實問題。從技術的文化環(huán)境看，隨著冷戰(zhàn)的結束，20世紀90年代以來，技術的文化環(huán)境出現(xiàn)了根本性的變化。藉此，我們對技術哲學研究包括技術批判也理應賦予新的視閡
(一)走向經(jīng)驗，走向跨學科的文化批判
伊德認為，技術哲學研究必須應對這種文化環(huán)境的變化，反思當代技術世界的新問題，而不能僅是繼續(xù)研究與埃呂爾、海德格爾和馬爾庫塞相同的主題[川。在《技術哲學導論》一書中，伊德指出，“環(huán)境危機”、“多文化”( pluriculture )、“戰(zhàn)爭與財富”、“技術發(fā)展”是未來技術哲學研究的重要主題。并強調“文化形態(tài)的轉換要求技術哲學家以平衡過去及現(xiàn)在的烏托邦和非理想化之間的誘惑的方式對上述兩個主題進行反思，……這只是對今天技術滲透的世界的平衡、批判和反映的思想的呼吁”。從技術自身看，隨著全球電子媒介基礎設施及其文化的發(fā)展，米切姆認為，現(xiàn)代技術(與背景分離化)正在被一種新的“元技術”(Meta一Technology)取代。元技術是一種重構性技術，正以虛擬的形式重新使分離的世界連接成一個整體。在此情況下，米切姆指出，“過去二十年，技術哲學努力思考我們做的技術，下一個二十年必須努力思考我們作為其中一部分的元技術。”了從認識與實踐的關系角度，拉普建議研究技術變革的動力學，費雷提出應聯(lián)合西方主流的哲學傳統(tǒng)思考技術。杜爾賓呼喚行動主義，他指出，雖然需要理論的進步，但更需要的是在解決技術社會的現(xiàn)實問題上取得進步;雖然理解技術是重要的，但更重要的是圍繞它們的有關的社會問題做些什么。為此，他呼吁學院的技術哲學家走進行動主義的領域，加人到解決實際問題的行列中來。從根本的精神看，無論技術哲學研究將怎樣發(fā)展，陳昌曙先生指出，技術哲學必須要有自己的學科特色、基礎研究和應用。他說，技術哲學“沒有特色(學科特色)就沒有地位，沒有基礎(基礎研究)就沒有水平，沒有應用(現(xiàn)實價值)就沒有前途”。從研究的建制看，陳凡教授提出“內核硬化、邊緣軟化”的轉向?！皟群擞不笔侵讣夹g哲學研究共同體的“內核”(指專業(yè)的技術哲學工作者)要上水平、上學科，以促進“狹義的技術哲學”的形成與發(fā)展，“邊緣軟化”是說技術哲學共同體外圍應是對“各界”、“各學科”“開放”，以有利于“廣義的技術哲學”的產(chǎn)生和發(fā)展。
總體上，囿于以往研究視野的片面化，使得技術批判研究大多是從直覺抽象的形而上學與狹隘經(jīng)驗的社會建構論的角度來闡述技術的內生及社會控制問題，這種研究范式是從宏觀層次到中觀層次的切人，在這個過程中，技術主體在技術社會控制中的作用往往被忽略了。鑒于此，筆者認為應該從微觀的層面切人，加深對技術微觀運行機制的了解，以彌補當前研究不足的弱點。目前在國內外的研究中還存在一個問題，即缺乏對技術一文化的結構研究，這也是當前急需解決的問題。筆者欲通過文化語境的結構化分析方法，系統(tǒng)研究技術一文化一人的控制問題。值得指出的是，如果缺乏一定的本體論框架，技術哲學將蛻變?yōu)榧夹g經(jīng)驗，從而失去哲學本色，而失去哲學本色的技術理念難以發(fā)現(xiàn)技術本質。
當前最緊迫的任務是切實地綜合包括哲學、科學史、技術史與科學學等學科成果，研究技術的發(fā)展與社會史及其文明的聯(lián)系，更廣泛地說是與地球進化過程的聯(lián)系。人類正走向從根本上改變他們所創(chuàng)造的，也使他們受到危害的技術文明的道路。如果不考慮自然科學、道德、政治和其他直接的社會因素的影響，以及文化特征(如民族的文化特征)和各類哲學世界觀的影響，就不能很好地闡釋技術現(xiàn)狀與發(fā)展。我們不但有技術問題，而且還有人的問題。在技術的哲學研究中，不僅是把人“作為”某種因素，而且要“通過人”來審視技術。技術問題就是人的問題，未來的技術哲學應當考慮:1.技術是意識的物質化，技術問題是人文科學問題，對它的理解需要揭示文化的深層基礎;2.必須擺脫舊的“技術”形而上學概念并制定新的范疇模型，因為舊的范疇劃分(主體一客體，科學一技術等)不能捕捉技術的實質;3.技術比科學更具有基礎性質，不能由科學解釋技術，也不可將技術歸結為科學及其后果;4.整個技術哲學，由于它是人文化的，因此不能將它局限于最高的抽象水平、一般哲學范疇水平。有關它的論述只能建立在較具體的歷史實際范疇研究的基礎上。
對技術進行深刻的哲學反思仍是一項年輕的事業(yè)，目前國內外還沒有形成一個得到普遍認同的研究范式，這使得技術在哲學水平上遠遠跟不上科學哲學發(fā)展的步伐，并成為制約技術創(chuàng)新的主要因素。究其根源，仍是技術文化觀滯后所致。對中國而言，如何開展合理的文化批判，應對社會轉型時期各種文化精神、文化模式的沖突和裂變，順利地實現(xiàn)傳統(tǒng)文化模式的現(xiàn)代文化模式的轉型，已成為緊迫的歷史任務。
加之，如今從技術哲學到技術政治學等學科的出現(xiàn)，表明人們用經(jīng)驗去把握的空間越來越大。因為這里探討的問題已脫離了哲學的語境，進人到政治學、社會學的話語系統(tǒng)中。技術現(xiàn)象原本是一種復雜的現(xiàn)象，僅局限于從認識論、方法論的角度，或僅僅局限于從思辨的、“純粹形而上學的”角度研究技術都是不夠的，可以認為，走向經(jīng)驗，走向跨學科的文化批判，正是技術批判理論的未來走向，而正是當學科的分化引起更大程度的綜合，使人類有條件從多角度、多方位反思己身。如倫克和羅波爾所說:“跨越陳舊的系科和學術邊界，尤其是自然科學與人文科學、社會科學與技術科學之間的邊界，進行富有成效的和現(xiàn)實主義的合作，在今天技術哲學研究中比任何時候都更為重要。
(二)反思“反思的”時代:“重建文化”、“拯救文化”
技術文化批判研究，尤其是關注技術文化脆弱性(the vulnerability of technological culture)也許有助于我們理解高速發(fā)展的當代社會。從技術文化角度更深人探析中國當代文化的特征、和諧發(fā)展理念、現(xiàn)代性意義與未來發(fā)展內在動力，不僅迫在眉睫，而且還富于挑戰(zhàn)性和無可替代的實踐意義。
技術不是中立性的，它不僅在本質上、而且在結構上是暖昧的。在與人和文化中的人的關系中，技術轉化了經(jīng)驗和經(jīng)驗的變項。更進一步分析，“在文化診釋學的復雜層面上，技術可以以不同的方式被嵌人;‘相同的’技術在另一種文化情境中可以成為完全‘不同的’技術”。生活于技術文化(technological culture)當中，我們已無可避免地活在一個極易脆弱的世界(a vulnerable world )。為了生活于一個更為開放的、銳意創(chuàng)新的文化當中，我們必須高度重視技術文化的脆弱性(vulnerability)本身的價值所在。
話語既不是獨立自主的，也不是“深層”的現(xiàn)實的直接反映，而是建立在更為辯證的關系的基礎之上。在此情形下，探尋一種深遠的批判性( critical)的精神變得更為必要。如果不探索技術及其現(xiàn)代化本質的無處不在的現(xiàn)實，我們將無法談論公共話語。不難發(fā)現(xiàn)，以“發(fā)達”為內核的技術文化正在以資本的功能、工具性來定義現(xiàn)代人類主體。在某種意義上，發(fā)達的功能正在取代人類的價值。在現(xiàn)代性時期，技術、知識和權力的新的融合，在全球范圍內擴大了經(jīng)濟和政治控制，重新影響了我們的文化。在啟蒙主義價值引導下，技術必要性提供了一種人類進步觀，它與不斷增強的自然控制和似乎無限的物質商品生產(chǎn)密切相聯(lián)。但物質豐裕和人的自我實現(xiàn)之間的表面聯(lián)系已被證明是虛構的。更為重要的是，工業(yè)“進步”和技術“進步”所造成的全球變化現(xiàn)在已全面威脅生態(tài)環(huán)境，技術力量是如此無所不在，以至于階級結構、社會關系、文化甚至變革運動也以它的形象復制自己。
20世紀大規(guī)模工業(yè)發(fā)展和技術革新所帶來的社會巨變，將一個深刻的含義傳遞給這一反智論的遺產(chǎn)之中。技術理性的世界里，“功能化的”(實證主義的)語言的儀式化概念取消了真正的顛覆能量，也同時取消了現(xiàn)實與可能之間、經(jīng)驗主義現(xiàn)實與進行選擇的努力之間的辯證的張力。從文化的本質角度看，這也是文化空前發(fā)達的時代?？墒?，就在這個時代，西方發(fā)達國家和發(fā)展中國家，都提出了“文化危機”的問題，不少有識之士發(fā)出了“重建文化”、“拯救文化”的呼吁。
顯然，這里所說的“文化危機”既不是指物質技術的不足，也不是指制度、規(guī)章的弊端，指的正是狹義文化遭放逐的狀況:科學技術危機，對人類前景構成威脅;大學和教育的危機，為適應市場而追求短期效果;文明失去價值追求;詩意和正義感喪失。這意味著—本來，在文化分化的過程中，狹義文化成為人類與自然相對立的本質力量的最高形式，成為人文價值觀的最后領地。可是，現(xiàn)在連這一最高形式也在向低級形式墜落，最后領地也在逐漸喪失，狹義文化的危機成為人類的最后的危機。以“文化工業(yè)”為例，這是對文化的工業(yè)化制造、商業(yè)化流通處理，它以犧牲創(chuàng)造主體性為前提，以滿足大眾的感官刺激需要為生產(chǎn)標準，以最大限度地追求利潤為生產(chǎn)目標。使人的自然需求被充分地調動起來，拜金主義、享樂主義以文化形式灌輸給每一個人，人的本質力量、人的獨特價值失去文化載體。在這樣一個表面上高度發(fā)達的文化環(huán)境中，人成了超級動物，每頭動物都只知道最大限度地飲食男女，享受奢侈腐化，一切為了物欲這個上帝。無論對于生產(chǎn)者還是消費者，“文化”都只成為滿足自然需求的手段，成為與房子、汽車、美女一樣的物質材料。文化含義中人的因素消失了，只剩下自然的因素，“文化”一詞終將失去意義。
如同路易·多洛在抨擊“文化工業(yè)”時指出的，當代文化已經(jīng)“從知識的甚至從精神的層次降下來，而只維持單純的物質層次”。當文化工業(yè)已成為文化機制而存在時，倘若只以增加政府撥款的方式來拯救文化，實際上只是給文化工業(yè)注人新的資本，文化危機仍將漫延。人類已經(jīng)到了反思文化定位的時刻。必須看到，“文化熱”的思維特征是以文化為綱，無論什么問題，似乎不“上升”到文化層面即不可謂之深刻。事實上，離開對人與人的諸種關系的探討，將特定社會結構變遷的問題化約轉換為觀念文化變遷的問題，只會導致對問題真實性的遮蔽，可能永遠也找不到問題的癥結。
當人類在栽種、培植中體味到“文化”時，當初的目的固然只是解決物欲的問題，但作為一種高出于動物生命活動的手段，文化隨即證實了人的本質力量，證實了人在自然界的自覺位置，證實了人能創(chuàng)造出特殊的精神價值和意義。因此，人類應當在可持續(xù)發(fā)展理論中建立人文價值的制約機制，在總體上控制物質欲求，提高精神價值在社會生活中的地位，將一種有意義的生活當作永恒的追求。否則，不能拯救文化也就不能拯救人類自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