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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代詩歌生成與賦體關系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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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代詩歌生成與賦體關系分析

摘要:漢代詩歌生成與賦體之間關系密切。漢代貴族樂府詩由賦家參與創(chuàng)作完成,此類樂府詩在句式組合與場面描寫方面融入賦體的因素,從而形成莊嚴、宏大的藝術風格。文人樂府詩則在場景描寫、文辭夸飾與結構安排方面,借鑒了賦的創(chuàng)作方法,并且與俗賦之間可能存在著一定聯(lián)系。漢末產(chǎn)生的文人古詩受到文人抒情賦的影響,抒情賦擅長造境抒情、以樂傳情、以夢寄情,啟發(fā)了漢末文人古詩的創(chuàng)作。

關鍵詞:詩;賦;漢代文學;文體互動

漢代詩歌是中國古代詩歌史的重要組成部分,正是在漢代詩歌哺育下,才出現(xiàn)后代詩歌的繁盛局面。漢代詩歌作為后代詩歌的重要源頭之一,受到了現(xiàn)代學者的關注,并對其內容與藝術特點等方面進行了深入研究。近年來一些學者在此基礎上,又提出了漢代詩歌是如何生成的這一深層次問題,并且從詩歌內部節(jié)奏或句式角度對漢代五言詩體制生成進行研究,提出了獨特的見解[1]。筆者以為,對于漢代詩歌研究,除了從詩歌內部著手,還應注意文體之間的交互影響。因此,本文從文體互動的視角,通過漢代貴族樂府詩、文人樂府詩、漢末文人古詩與賦體比較分析,探析漢代詩歌的生成機制。

一、西漢貴族樂府與散體大賦之關系

漢代貴族樂府詩現(xiàn)在所存較少,《漢書•禮樂志》中所收漢武帝時期《郊祀歌》十九章是其中的代表?!督检敫琛纷髡咔闆r已經(jīng)不可詳考,但其中像司馬相如這樣的賦家可能是主力,《漢書•禮樂志》載:“以李延年為協(xié)律都尉,多舉司馬相如等數(shù)十人造為詩賦,略論律呂,以合八音之調,作十九章之歌?!保?]1045這一點也可以通過賦家的郎官身份得以補證,在漢代,著名賦家多為郎官,如司馬相如“天子以為郎”[3]3043,揚雄“奏《羽獵賦》,除為郎,給事黃門”[2]3583,所以許結曾指出:“從漢賦的作家身份考察,大多屬于內朝官系的郎官,其主要職能就是在皇帝身邊隨侍行禮,造為詩賦?!保?]36那么,《郊祀歌》與漢賦除了作者身份可能重合外,在其它方面是否也有聯(lián)系呢?下面筆者從句式組合與藝術手法方面予以考察。首先,從形式來看,《郊祀歌》有些詩章句式十分特殊,融入了多種句式。在此之前的詩歌以齊言為主?!对娊?jīng)》中句式類型較多,但是以四言為主,誠如摯虞所說:“古之詩有三言、四言、五言、六言、七言、九言。古詩率以四言為體,而時有一句二句雜在四言之間,后世演之,遂以為篇?!保?]1905《楚辭》以語氣詞“兮”字為特征,一首之中句式基本一致。到了漢初,漢高祖劉邦唐山婦人所作《安世房中歌》雖然第六章“大海蕩蕩水所歸,高賢愉愉民所懷。大山崔,百卉殖。民何貴?貴有德”,出現(xiàn)了三言七言雜用的模式,但是其余章都是三言或四言的齊言詩?!督检敫琛肥耪轮幸捕酁辇R言詩,但是有的詩章如第十四章《天門》就有意識地運用多種句式,形成參差錯落的美感,而且詩章中的句式組合與賦體十分接近:“光夜燭,德信著,靈浸鴻,長生豫。大硃涂廣,夷石為堂,飾玉梢以舞歌,體招搖若永望。星留俞,塞隕光,照紫幄,珠熉黃。幡比翅回集,貳雙飛常羊。月穆穆以金波,日華耀以宣明。假清風軋忽,激長至重觴。神裴回若留放,殣冀親以肆章?!睘榱苏f明它與賦體之間的關系,我們有必要對詩賦句式情況做一說明?!对娊?jīng)》四言句無疑對后代影響很大,但是《詩經(jīng)》中其它句型對后代的影響卻未必很大。楚辭是以楚地語言為基礎形成的詩歌,句型較為特殊,其主要特點是通過句中或句末的“兮”字調節(jié)音節(jié),抒發(fā)情感。有學者認為:“《離騷》對《九歌》基本韻律節(jié)奏革新所呈現(xiàn)的核心韻律節(jié)奏,孕育了五言詩體節(jié)奏句式的產(chǎn)生?!保?]但是,賦體在《詩經(jīng)》《楚辭》的基礎上,創(chuàng)造出了新的句式和句式組合方式,也應看作文學史發(fā)展的一個重要環(huán)節(jié)。賦對于新句型的創(chuàng)造與運用在宋玉的賦中已得到展現(xiàn),其中三言、四言、五言、六言、七言(多為散文句式,與《郊祀歌》中的七言節(jié)奏不同)等都是常見的句型,其中的三言句式與《詩經(jīng)》中有所不同,已形成較為固定的結構、節(jié)奏模式,即多數(shù)為動賓或主謂結構,節(jié)奏為“一二”“二一”模式,而且往往多個相同句式連用。六言句在宋玉賦中還較少,多數(shù)還沒有形成如漢賦那樣典型的六言句式。但在句式的組合運用方面,宋玉賦已經(jīng)顯現(xiàn)出對《詩經(jīng)》《楚辭》中句型的改造與創(chuàng)新能力,其句式組合中有三言四言式,如《風賦》:“堀堁揚塵,勃郁煩冤,動沙塸,吹死灰,駭溷濁,揚腐余?!薄兜峭阶雍蒙x》:“眉如翠羽,肌如白雪,腰如束素,齒如含貝,嫣然一笑,惑陽城,迷下蔡?!彼难粤允?,如《神女賦》:“被華藻之可好兮,若翡翠之奮翼。其象無雙,其美無極。毛嬙彰袂,不足程式;西施掩面,比之無色?!睗h賦中此類句式更是十分常見。上引《天門》中的段落,四言是繼承《詩經(jīng)》而來,但是五言、六言更像漢賦中的句式。五言句節(jié)奏“幡/比翅/回集,貳/雙飛/常羊”“假/清風/軋忽,激/長至/重觴”,與民歌樂府中的五言詩以及后代文人五言詩節(jié)奏完全不同,有散文化傾向,如果將第三字后加上虛詞,變?yōu)椤搬Ρ瘸岫丶?,貳雙飛以常羊”“假清風之軋忽,激長至之重觴”就完全是賦體句式。這樣三言、四言、六言組合運用的模式,恰好是賦體的常用結構模式,因此可以認為它們之間存在一定聯(lián)系。因此,從句式角度看,漢代貴族樂府詩中的《安世房中歌》《郊祀歌》是在吸收了《詩經(jīng)》《楚辭》以及賦體藝術基礎上形成的新的樂歌。宋玉賦因其對《詩經(jīng)》《楚辭》句式的運用與改創(chuàng)、在敘寫方式上的拓展,在詩騷傳統(tǒng)與貴族樂府之間起到了紐帶作用。而司馬相如等人的賦學修養(yǎng),則使得貴族樂府的表現(xiàn)形式更加多樣。其次,在鋪陳物象、描摹場景方面,《郊祀歌》也受到賦的影響。如上所說,參與《郊祀歌》創(chuàng)作的可能多為像司馬相如一樣的賦家,他們在賦的寫作方面有著深厚的造詣。賦是一種頌美文體,班固稱其“雍容揄揚,著于后嗣,抑亦《雅》、《頌》之亞”[7]464。而要達到這種效果,鋪寫宏大的場面是有效的方法,如司馬相如《上林賦》寫樂舞的場面:“于是乎游戲懈怠,置酒乎顥天之臺,張樂乎膠葛之寓,撞千石之鍾,立萬石之虡,建翠華之旗,樹靈龜之鼓。奏陶唐氏之舞,聽葛天氏之歌;千人倡,萬人和;山陵為之震動,川谷為之蕩波?!G吳鄭衛(wèi)之聲,《韶》《濩》《武》《象》之樂,陰淫案衍之音,鄢郢繽紛,《激楚》《結風》?!蓖ㄟ^對各種樂器、樂曲名稱、人物唱和的場景、各個地區(qū)樂舞的鋪陳,展現(xiàn)了漢帝國的盛大氣象,紛繁中有整飭之美。而《郊祀歌》所具有的頌美性質與漢賦有相似之處,所以賦的鋪陳手法能夠比較自然地運用到詩中去。如第一章《練時日》在內容上鋪寫了對神靈的贊美與降神場面,《楚辭•九歌》其一《東皇太一》中也有寫神靈下降的場面:“吉日兮辰良,穆將愉兮上皇;撫長劍兮玉珥,璆鏘鳴兮琳瑯;瑤席兮玉瑱,盍將把兮瓊芳;蕙肴蒸兮蘭藉,奠桂酒兮椒漿;揚枹兮拊鼓,疏緩節(jié)兮安歌;陳竽瑟兮浩倡;靈偃蹇兮姣服,芳菲菲兮滿堂;五音兮繁會,君欣欣兮樂康。”[8]55這一場景的展現(xiàn)還是直線式的,可是沒有那么多的層次展現(xiàn)。而此章從神車初見寫起,然后寫神靈降臨的整個過程,從“靈之下”到“靈之來”,到“靈之至”,到“靈已坐”,最后到“靈安留”,層次分明。而且神靈下降的每一步,都伴隨著不同場景的展現(xiàn),如:“靈安留,吟青黃,遍觀此,眺瑤堂。眾嫭并,綽奇麗,顏如荼,兆逐靡。被華文,廁霧縠,曳阿錫,佩珠玉?!变亴憡噬駮r女子奏樂場景,這樣的鋪陳手法應是融入了賦家作賦的心得。

二、漢代文人樂府詩與文人賦、俗賦之關系

漢代文人樂府詩也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了賦體的藝術。有學者指出:“在文學的層面上,賦與樂府也有著一定的關系,樂府藝人在對采自民間的歌謠進行加工時,或許對同時的文人作賦的手法有所吸收,如許多樂府都是鋪陳排比的特點,反映了與漢賦相近的修辭趣味。從內容上看,樂府的歌樂舞戲,也是漢賦重要的表現(xiàn)對象之一。所以在漢代,賦與樂府之間,是有一種相通性的,并不像我們今天看到的這樣隔絕。”[9]24那么,具體到文人樂府詩,它們與賦體有著怎樣的關聯(lián)呢?文人賦往往語詞夸飾,辭藻艷麗,給讀者強烈的視覺沖擊與精神的震撼。體式一般情況下為先有序引,后有亂辭,中間則是大篇幅的敘述、描繪。其敘事善于通過多個場景連綴推動情節(jié)發(fā)展。以此認識為基礎,我們可以發(fā)現(xiàn),漢代某些文人五言詩具有借鑒文人賦的傾向,如辛延年《羽林郎》:“胡姬年十五,春日獨當壚。長裾加理帶,廣袖合歡襦。頭上藍田玉,耳后大秦珠。兩鬟何窈窕,一世良所無。一鬟五百萬,兩鬟千萬馀。”這種鋪陳辭藻的寫作方式,能看到賦體的影子。在漢代樂府詩中,《孔雀東南飛》堪稱絕唱,它以空前絕后的篇幅敘寫了一個凄美的愛情故事,“標志著漢魏樂府敘事詩發(fā)展的最高峰”[10]72。蕭滌非先生在《漢魏六朝樂府文學史》一書中認為其是文人樂府詩:“今所欲述者,為漢末無名氏之杰作《孔雀東南飛》。其作者雖失名,然要必出于文人(但非一人)之手,如辛延年,宋子侯之流,則絕無可疑。故不歸之民間樂府,而從徐陵所編《玉臺新詠》作‘無名氏’,次于本章之后,且明民間樂府之影響焉?!保?1]107敘事是漢代樂府詩的特色,但是多數(shù)的樂府詩往往篇幅短小,故事也較為簡單。像《孔雀東南飛》這樣巨大的篇幅,與其它樂府詩的敘事不同。那么它是如何完成這樣宏大的敘事結構的呢?筆者以為,這與作者對于賦之敘事筆法的接受有關。《孔雀東南飛》的寫法與賦有很多相似的地方,文章以劉蘭芝被迫回歸娘家分成兩個部分,前一部分主要敘述了劉蘭芝的個人修養(yǎng)、與婆婆的沖突、婆婆與兒子焦仲卿間的對話,在這些敘述之后接以一個場景描寫:“雞鳴外欲曙,新婦起嚴妝。著我繡夾裙,事事四五通。足下躡絲履,頭上玳瑁光。腰若流紈素,耳著明月珰。指如削蔥根,口如含朱丹。纖纖作細步,精妙世無雙?!边@一描寫,在漢代詩歌乃至中國古代詩歌中都是罕見的,很有詞采而又十分夸飾,凸顯了劉蘭芝的美貌。后一部分主要敘述劉蘭芝回到娘家后發(fā)生的事,如兄長的逼迫、縣令的求婚,在這些敘述中也用了一個場景描寫:“交語速裝束,絡繹如浮云。青雀白鵠舫,四角龍子幡。婀娜隨風轉,金車玉作輪。躑躅青驄馬,流蘇金縷鞍。赍錢三百萬,皆用青絲穿。雜彩三百疋,交用市鮭珍。從人四五百,郁郁登郡門?!笨滹椓瞬识Y的厚重。從這里我們可以看到,《孔雀東南飛》可能像《羽林郎》一樣接受了漢代文人賦的影響,在敘事中進行較大幅度的場景描寫,文辭夸飾的特點比較明顯。而且詩歌在構造本文時,多通過場面描寫結構詩篇,整首詩主要由多個場景組合而成,具有賦化的傾向[12]。我們還應看到,作為源自民眾生活題材的文人樂府詩,其在受文人文學傳統(tǒng)影響的同時,可能還有另一種生成模式,那就是民間其他文體的影響,其中最主要的可能是俗賦。從整個文學史的發(fā)展來看,早期文人文學,除了史傳之類,多不以敘事見長,尤其是詩歌,從先秦時的《詩經(jīng)》開始,其中來自民間的里巷之歌[13]2中敘事性不強,多為抒寫一時一地的情感作品,其中較具有敘述性的只有《大雅》中《生民》《公劉》等少數(shù)幾篇敘述周朝先祖的史詩。但民間的俗賦具有較強的敘事性,如江蘇連云港尹灣6號漢墓出土的《神烏賦》,通過與《孔雀東南飛》比較可以看出,它們有幾點相似性。其一,開頭先交代整個故事概況與結果,如《神烏賦》開頭說:“惟此三月,春氣始陽。眾鳥皆昌,執(zhí)(蟄)蟲坊皇(彷徨)。蠉蜚(飛)之類,烏冣(最)可貴。其姓(性)好仁,反餔(哺)于親。行義淑茂,頗得人道。今歲不翔(祥),一烏被央(殃)。何命不壽,狗(遘)麗(罹)此咎。”[14]這一部分更像是賦序,交代了故事發(fā)生的時間、主角,并對主角的個性特點與故事的結果簡單描述。而《孔雀東南飛》的序云:“漢末建安中,廬江府小吏焦仲卿妻劉氏,為仲卿母所遣。自誓不嫁。共家逼之,乃投水而死。仲卿聞之,亦自縊於庭樹。時人傷之。為詩云爾?!保?5]283這與前所引,具有相似的結構與作用。其二,以對話與動作推動情節(jié)發(fā)展,有很強的敘事性與戲劇性。《神烏賦》共用了九段對話,這九段對話構成了賦的主體,生動地展現(xiàn)了雌烏與盜鳥之間的辯論場景,其中還用了大量動作描寫,配合對話,推動情節(jié)發(fā)展,如“雌烏沸(怫)然而大怒,張目陽(揚)麋(眉),噴(奮?)翼申(伸)頸。襄(攘)而大……”《孔雀東南飛》中的對話也有三十多處,動作描寫也貫穿全篇。其三,卒章說教,具有寓教于文的特點?!渡駷踬x》最后《傳》中云:“良馬仆于衡下,勒靳(騏驥)為之徐行。鳥獸且相擾,何兄(況)人乎!”《孔雀東南飛》最后云:“多謝后世人,戒之慎勿忘?!睆念}材來看,《神烏賦》是擬人賦,以動物間感情與矛盾影射現(xiàn)實?,F(xiàn)在尚未見到直接以人間生活事件入賦的俗賦,但是從賦敘事手法、情節(jié)安排來看,還是可以窺視俗賦的基本特點,而這些特點,可能在下層文人當中被廣泛接受。有研究者認為《孔雀東南飛》是一篇文人賦[16],雖然難以成為定論,但是也從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此詩與賦體之間的緊密關系??傮w來說,漢代文人樂府中的一些詩篇可能是文人賦與俗賦共同作用下的產(chǎn)物,文人賦賦予了文人樂府詩高雅的情調、艷麗的才藻以及鋪排物象的特點,俗賦則給予它們善于敘事、通過對話與動作推動情節(jié)發(fā)展以及制造戲劇性的特點。

三、漢末文人五言詩與漢代抒情賦之關系

漢末文人五言詩是后代詩歌的重要源頭,具有典范意義,歷來受到文學家的推崇,劉勰曾評價說:“觀其結體散文,直而不野,婉轉附物,怊悵切情,實五言之冠冕也?!保?7]66清代陳祚明認為漢末文人古詩“低回反復,人人讀之皆若傷我心者,此詩所以為性情之物。而同有之情,人人各俱,則人人本自有詩也。但人人有情而不能言,即能言而言不盡,特故推十九首以為至極”[18]81。那么,具有如此高藝術水平的文人五言詩,是如何創(chuàng)作出來的呢?有的學者將《古詩十九首》的藝術淵源推至楚辭:“漢末無名氏的《古詩十九首》及魏晉人的詩,受騷體的影響比受《詩經(jīng)》的影響更為明顯,騷體作品的意境常常被五言詩作者所化用,而漢末魏晉詩人的比興手法更近于騷體的象征性的比興,而與《詩經(jīng)》樸素的、自由聯(lián)想式的比興有一定差異?!保?9]42這對我們理解漢末文人五言詩的藝術成因有很好的啟發(fā)作用。也有學者曾指出:“賦體作品中所體現(xiàn)的作者這種形象思維能力的發(fā)展和藝術技巧的進步,在漢魏晉南北朝樂府和古詩中有反映。它們是相輔相成,互相影響的?!保?0]12筆者認為厘清漢代抒情賦與漢末文人古詩之間的關系,是認識漢魏文學史的重要線索。漢代抒情賦與文人古詩之間關系,具體來說包括以下幾點。其一,漢末文人五言詩擅長通過多種方式,如景物描寫、女子的外貌、動作以及樂調意象等展現(xiàn)女子的內心世界,徘徊悱惻而又情思悠長。如《青青河畔草》首先用一個場景描寫:“青青河畔草,郁郁園中柳。盈盈樓上女,皎皎當窗牖。娥娥紅粉妝,纖纖出素手。”這是通過場景描寫表現(xiàn)女子的孤獨與失落。又如《明月皎夜光》首先以皎皎明月照在女子床邊,營造出一種空靈、寂寞的環(huán)境,無人陪伴只有月光相伴;然后通過其夜中不寐、出門彷徨,而后又引領入房兩個動作,表現(xiàn)了女子的百無聊賴與內心孤寂。在這方面,抒情賦無疑是很好的借鑒對象,如司馬相如的《長門賦》中,我們可以看到相似的表達:“眾雞鳴而愁予兮,起視月之精光。觀眾星之行列兮,畢昴出于東方。望中庭之藹藹兮,若季秋之降霜。夜曼曼其若歲兮,懷郁郁其不可再更。澹偃蹇而待曙兮,荒亭亭而復明?!蓖ㄟ^動作與夜景,展現(xiàn)女子孤獨的內心。又如班婕妤的《搗素賦》,更是寫女子心理的杰作,也為后代創(chuàng)作描寫女性心理的詩歌打開思路:“廣儲懸月,暉水流清。桂露朝滿,涼衿夕輕。燕姜含蘭而未吐,趙女抽簧而絕聲。改容飾而相命,卷霜帛而下庭。曳羅裙之綺靡,振珠佩之精明?!苯杈拔锱c女子動作描寫,構成了女子月夜獨自徘徊宮中的場景,傳達出女子內心的孤獨。又如蔡邕《飲馬長城窟行》寫女子思念丈夫時,以夢境中的感受表達思念:“遠道不可思,宿昔夢見之。夢見在我傍,忽覺在他鄉(xiāng)。他鄉(xiāng)各異縣,輾轉不相見?!边@在司馬相如的《長門賦》中已開其端:“忽寢寐而夢想兮,魄若君之在旁。惕寤覺而無見兮,魂迋迋若有亡?!倍弑憩F(xiàn)十分相似。又如通過樂調意象表現(xiàn)人物內心情感。班婕妤《搗素賦》:“于是投香杵,扣玟砧,擇鸞聲,爭鳳音……或旅環(huán)而舒郁,或相參而不雜,或將往而中還,或已離而復合。翔鴻為之徘徊,落英為之颯沓?!睋v素之聲與樂調起到同樣的效果,皆是通過音聲的纏綿表現(xiàn)內心的幽怨,以樂傳情。又如蔡邕的《彈琴賦》將琴聲音色的描繪與情感表現(xiàn)相結合,尤其與后代詩歌相似,如其中寫道:“爾乃清聲發(fā)于五音舉,韻宮商兮動徵羽,曲引興兮繁絲撫……飲馬長城,楚曲明光。楚姬遺嘆,雞鳴高桑。走獸率舞,飛鳥下翔。感激茲歌,一低一昂,”“一彈三欷,曲有余哀?!睂⒏叩推鸱⒁怀龂@而又感人至深的琴聲表現(xiàn)得十分生動。對琴聲的描繪,以琴聲傳達內心孤獨、哀傷情懷,這在漢末文人五言詩中也有很多體現(xiàn),如《古詩十九首》中的《今日良宴會》:“彈箏奮逸響,新聲妙入神。令德唱高言,識曲聽其真?!薄段鞅庇懈邩恰罚骸吧嫌邢腋杪?,音響一何悲。誰能理此曲,無乃杞梁妻。清商隨風發(fā),中曲正徘徊。一彈再三嘆,慷慨有余哀?!弊詈髢删渑c蔡邕“一彈三欷,曲有余哀”用詞、用意十分相似?!稏|城高且長》:“被服羅裳衣,當窗理清曲。音響一何悲,弦急知柱促。”其二,古詩中多行旅題材,習慣用駕車出行的寫作模式。在賦中,行旅題材的產(chǎn)生也很早,它們在藝術上有相通之處。行旅賦是西漢后期盛行的題材,多數(shù)是寫士大夫被調離京師赴任途中所作。賦家通過沿途所見景物,表現(xiàn)內心的凄涼情感,如劉歆的《遂初賦》在借歷史事件委婉地諷刺了西漢末年政治混亂的局面后,寫其到達邊塞時的景象:“野蕭條以寥廓兮,陵谷錯以盤紆。飄寂寥以荒目勿兮,沙埃起之杳冥……獸望浪以穴竄兮,烏脅翼之??!I绞捝喳d鳴兮,樹木壞而哇吟。”在這里,賦家用到達邊塞時所見到的溪谷蕭條、風霜凄厲、野獸亂走、百里無人的荒涼場景,表現(xiàn)行旅的艱苦與內心的凄涼。后來班彪《北征賦》、班昭《東征賦》、蔡邕《述行賦》都繼承了這種寫作模式。行旅賦通過描寫行旅途中所見的方式來展現(xiàn)賦家內心情感,尤其是通過對行旅途中物色的剪裁來滿足個人情感的表達方式,對詩歌創(chuàng)作是很好的借鑒。漢末文人古詩也有相似的表現(xiàn)形式,但是省略了大篇幅的歷史聯(lián)想與政治情感抒寫,而是主要通過所見景物引出情感,行旅詩中的悲劇情感表現(xiàn)得更加深刻而富有生命感。如《回車駕言邁》通過駕車行駛在悠長的道路上,四顧所見“四顧何茫茫,東風搖百草。所遇無故物”的荒涼景象,生發(fā)出人生短暫、功名苦不早立的感慨。《驅車上東門》則通過驅車出東門看到墓地的悲涼景象“白楊何蕭蕭,松柏夾廣路。下有陳死人,杳杳即長夜”,進而生發(fā)出“年命如朝露”“人生忽如寄”的感慨。其三,有的文人詩中,在寫作模式上可能也受到賦的影響,如蔡邕《翠鳥詩》,從整體藝術特點看,比興意味較強;從敘述模式看,則與一些賦的寫法相似?!洞澍B詩》可分為兩個部分,前一部分主要描寫庭中石榴樹的生機勃勃、翠鳥美好的外貌與靈巧的動作;后一部分“幸脫虞人機,得親君子庭。馴心托君素,雌雄保百齡”,表達了對君子庇護、保全生命的感恩。這種寫作手法,與漢代一些宮廷詠物賦的描寫方式比較相似,如漢初梁王集團成員路喬如的《鶴賦》,首先寫鶴的外貌、動作與生活的悠閑等,然后表達了對梁王恩德的感激:“賴吾王之廣愛,雖禽鳥兮報恩?!倍叩慕Y構與寫法十分相似。漢代詩歌如何生成,是個復雜的問題。一種文體的發(fā)展既有其內在機制,同時往往又在與其它文體互動中獲得滋養(yǎng),所謂“各種文學體裁之間相互滲透,吸收其他體裁的藝術特點,變化出帶有新的氣質的作品”[21]229,尤其是后起文體,往往更需要借助其它文體積累的創(chuàng)作經(jīng)驗。在漢代,賦體是優(yōu)勢文體,經(jīng)過眾多名家的精心創(chuàng)作,積累了豐富的藝術經(jīng)驗,能夠為漢代詩歌提供藝術資源。因此,從詩歌內部規(guī)律入手,結合賦體的藝術特點,對漢代詩歌生成問題進行研究,不失為一個有意義的嘗試。

作者:袁丁 單位:江蘇海洋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