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科學研究的概念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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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社會科學研究的概念范文

【關鍵詞】哲學；基本問題；社會科學

社會科學是用科學的方法，研究人類社會的種種現(xiàn)象的各學科總體或其中任一學科，包括經濟學、政治學、社會學、歷史學等。社會科學的研究，與哲學有著生死相隨的緊密聯(lián)系。哲學為社會科學的研究提供世界觀和方法論的指導，確立了一般性原則。哲學，作為徹底的、實踐的、科學的唯物主義哲學，為社會科學研究確立了科學的一般性原則。

一、社會科學研究一般性原則的理論基礎――哲學基本問題

哲學認為，勞動實踐是人的本質屬性，也是社會的本質屬性。人在勞動實踐中與自然界和其他人發(fā)生相互聯(lián)系，形成社會關系，構成了人類社會存在的必要因素。社會科學把人類社會作為研究對象，實際上是研究人在勞動實踐中的各種現(xiàn)象和問題。可見，哲學為社會科學研究提供了科學的世界觀和方法論。在哲學的視野中，人的勞動實踐，即認識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活動，是遵循一定的基本原則和規(guī)律的，因而社會科學也存在一般性原則，并且與哲學基本問題的原則一脈相承，也就是說，社會科學的一般性原則體現(xiàn)在哲學在哲學基本問題上科學立場。恩格斯明確指出：“全部哲學，特別是近代哲學的重大的基本問題，是思維和存在的關系問題”。[1]因而，思維與存在的關系問題所包含的內容就是社會科學一般性原則的基本內容。

1.社會科學研究的唯物主義原則。哲學基本問題的第一個方面是精神與物質的本源問題。對這一問題的不同回答是唯物主義和唯心主義的分水嶺。唯物主義哲學認為，物質是第一性的，精神是第二性的，世界的本源是物質，精神是由物質所派生的。在現(xiàn)實社會中，人是以勞動實踐區(qū)別于動物而顯示其社會存在的，人類社會存在的各種現(xiàn)象，從根本上說，都是人的勞動實踐產生的。我們可以從三個方面理解這一觀點：第一，生產力水平從根本上決定著社會經濟、文化、政治等各個領域的基本狀態(tài)；第二，社會的經濟基礎決定著上層建筑；第三，人民群眾是歷史的創(chuàng)造者，是社會的主體。哲學的基本立場為社會科學樹立了第一個科學的一般性原則，即唯物主義原則。

2.社會科學研究的辯證性原則。哲學基本問題的第二個方面，是如何理解世界的存在狀態(tài)以及用什么樣的思維方法來把握世界。辯證法認為，世界是普遍聯(lián)系和發(fā)展的，世界的任何事物都不是孤立存在的，也不可能是靜止的，而是與其他事物相互聯(lián)系的，并且不斷運動變化的。在哲學中，辯證法與唯物主義是統(tǒng)一的。雖然物質是世界的本源，精神由物質派生，但是精神反過來也會影響物質，人們的社會意識也會對社會存在起著巨大的反作用。這一基本問題反映在在社會歷史中就具體體現(xiàn)在生產關系對生產力的反作用上。當生產關系適應生產力的發(fā)展要求時，就會對生產力的發(fā)展起到推動作用。反之，當生產關系不適應生產力的發(fā)展時，就會成為生產力發(fā)展的障礙。哲學基本問題的第二個方面為社會科學研究樹立了第二條基本原則，即辯證性原則。

3.社會科學研究的實踐性原則。實踐是哲學的基礎。馬克思在批判費爾巴哈舊唯物主義時指出：“全部社會生活在本質上是實踐的……哲學家們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釋世界，問題在于改變世界?！盵2]哲學發(fā)現(xiàn)，物質生產活動是人類的第一個歷史活動，生產實踐既是人與自然之間物質變換的過程，又是人與人之間互換活動的過程，同時還是人與自然之間物質和觀念的變換過程。[3]哲學基本問題，即思維與存在關系問題，實際上是建立在實踐的基礎之上的，可以說哲學的最大特點就是其實踐性。運用哲學認識世界、改造世界的基本要訣就是必須從人的實踐活動出發(fā)分析問題、解決問題。

哲學的實踐特性為社會科學研究提供了第三條一般性原則，即實踐性原則。社會科學研究的實踐性原則是唯物主義原則與辯證性原則統(tǒng)一的基礎。社會科學研究的唯物主義原則強調物質對于人的意識的決定性作用、經濟基礎對于上層建筑的決定作用、人民群眾在社會歷史中的主體地位，辯證性原則強調社會各個事物之間的相互聯(lián)系，而實踐性原則貫穿于前兩種原則之中，成為這兩種原則融合統(tǒng)一的基礎。物質與意識、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人民群眾與社會歷史，都是因為人的勞動實踐而相互聯(lián)系、相互影響的，因為人的社會存在方式就是勞動實踐，沒有人的社會存在就沒有社會的存在，也就沒有社會科學這個概念。因此，離開了勞動實踐，唯物主義原則和辯證性原則就都將不存在；有了勞動實踐，唯物主義原則和辯證性原則就具有統(tǒng)一性，統(tǒng)一于人的勞動實踐。

二、社會科學研究一般性原則的方法論基礎――世界觀、歷史觀、整體觀、發(fā)展觀

社會科學研究一般性原則是哲學對社會科學研究的方法論指導。具體說來，社會科學研究的方法論主要受到的世界觀、整體觀、歷史觀和發(fā)展觀的指導。世界觀是人們對整個世界即對自然、社會和思維的根本看法，歷史觀是世界觀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世界觀不僅是認識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指導思想，同時也是社會科學進行研究的科學方法，而社會歷史觀則是社會科學研究的基礎。社會科學的研究只有以正確的世界觀作為選擇方法的指導思想，才能堅持唯物論、排除主觀先驗論；才能從特殊中把握普遍性、從復雜現(xiàn)象中把握本質規(guī)律；才能堅持歷史方法與邏輯方法的辯證統(tǒng)一。整體觀是指從全局考慮問題的觀念。作為整體的客觀事物是一個有機的系統(tǒng)的結構體系，包含著物質多樣性、豐富性。因此，作為反映這一整體性的人的觀念有整體與局部、整體與層次、整體與系統(tǒng)、整體與個別、全面與片面等哲學范疇。社會科學的研究只能以整體之中的某一局部、某個層次或系統(tǒng)中的某個方面作為研究對象，但社會科學研究同時遵循著整體性原則。發(fā)展觀是指物質世界的一切事物、現(xiàn)象及其在思維中的反映，由簡單到復雜、由低級到高級、由舊質到新質的有規(guī)律的運動和變化過程。發(fā)展觀是科學辯證法的基本觀點，它是世界觀理論體系中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也是社會科學研究的重要方法。

哲學是世界觀和方法論的高度統(tǒng)一。的世界觀，包括歷史觀、整體觀和發(fā)展觀，為我們在社會科學研究中遵循辯證唯物主義、歷史唯物主義、實踐唯物主義基本原理提供了具體的方法論指導和運用這些原理時的基本規(guī)范，實際上就從方法論上為社會科學研究確立了一般性原則。在社會科學研究中，堅持的世界觀、歷史觀、整體觀和發(fā)展觀，是堅持社會科學研究一般性原則的基本前提和方法論基礎。

【參考文獻】

[1]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M].人民出版社，1995：223.

第2篇：社會科學研究的概念范文

論文摘要:文章以日本的體育社會學研究為主要分析對象，探討了國外體育社會科學研究得以發(fā)展的社會歷史背景、組織特點、經費支持及其發(fā)展趨勢，提出體育社會科學研究在描述、解釋體育自身的現(xiàn)象與問題，提高它的實際應用價值的同時，正在進入更高的學理探討的層面，與其他社會科學的研究展開一種學術性的對話，從而共同參與對于這個世界的話語建構過程。

20世紀以來，體育作為一種全球性的社會文化現(xiàn)象，它的影響超越了體育本身的范圍，已經輻射到了社會的許多層面，包括政策法律、歷史文化、社會心理、產業(yè)經濟和大眾傳媒等等方面。因此，運用社會科學的理論與方法分析體育問題，不僅是體育科學研究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組成部分，同時也是社會科學研究有關領域所關注的重要對象。比如，法國著名的社會學家布迪厄在他的經典著作《區(qū)分》(distinction)中就以大量的篇幅分析法國社會中的體育分層現(xiàn)象，以此來論證他所提出的有關資本、慣習以及場域概念對于人類實踐活動所具有的意義。

今天，體育社會科學的研究已經形成了蔚為壯觀的眾多分支領域，這些研究在不斷形成各自的學科理論體系的同時，也參與了對于體育活動的社會性建構。它不僅豐富并提高了人們對于體育問題的認識，并且以多種方式對于體育運動的健全發(fā)展起到了有效的指導作用。值得一提的是，體育作為人們喜聞樂見的公共性活動，日益成為一種公眾性話題，從而為社會科學研究透視社會的結構形態(tài)及其變遷狀況提供了一個重要的分析視角。

在這種背景下，國外的體育社會科學研究與以前相比，日益得到普遍的重視與關注?！八街梢怨ビ瘛?，本文以日本的事例為中心，以體育社會學研究為主要對象，對國外體育社會科學研究的狀況做一個初步的分析。

一、體育社會科學研究得以發(fā)展的社會歷史背景

科學研究活動，從發(fā)生學意義上講是一種個體行為。但現(xiàn)代社會的基本特征之一是組織化，我們現(xiàn)在所處的就是一個被組織化的社會。不管社會的形態(tài)如何，今天的科學研究活動都會在一定的組織狀態(tài)下得到展開。這是我們探討這個問題的前提。

作為一種有組織的體育社會科學研究起步于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以后。而在這之前，有關體育的研究更多的是側重于用自然科學，特別是運用人體科學的方法。比如1928年在阿姆斯特丹第9屆奧林匹克運動會上同時舉辦了冠以運動醫(yī)學之名的第1屆體育科學大會。因為當時的人們相信，科學應該是無所不能的。間題是西方人所理解的科學，也即SCIENCE，幾乎特指我們所認為的自然科學，而奧運會競技中的勝利至上主義更使體育研究中偏重自然科學的傾向得到強化。

在充分展示了現(xiàn)代科技成果給人類帶來惡夢般現(xiàn)實的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以后，人們開始對被奉為神明的科技理性提出置疑。海德格爾非常尖銳地指出:技術不僅成了掌管日常思想的手段和形式，甚至生命的本質也被迫把自身交付給技術制造去處理。法蘭克福學派代表人物霍克海默在他的代表作《批判理論》一書中則斷言:科學已成為一種意識形態(tài)，它掩蓋了社會真實矛盾及其過程，因此需要建立一種有關當下社會境況的正確理論，去反映社會的諸種矛盾?？偠灾?，人們開始反思自身所安身立命的生活世界的狀況及其意義，這就為文藝復興時代以來的人本主義傳統(tǒng)的復蘇提供了契機，20世紀五六十年代薩特的存在主義哲學風靡世界的景觀僅僅是為戰(zhàn)后社會科學研究的隆重推出提供了一個佐證而已。

在這種時代背景下，對于體育問題的研究則一改自然科學方法獨步天下的局面，體育社會科學研究終于登堂人室。在一些國家的大學里，體育哲學、體育社會學等分支學科得以建立，一些體育研究所開始組織體育社會科學性質的課題研究，體育社會科學各分支領域的國際、國內學會逐步得到設立，體育社會科學的研究開始進人快速發(fā)展時期。

二、體育社會科學研究是如何被組織的

一般來說，體育社會科學研究的組織與每個國家特有的體育科研體制有關，而這種體制又會受到各國體育管理體制基本特點的影響與制約。

如果對各國的體育管理體制做一個大致歸納的話，可以概括為以下幾種類型:

1.政府主導型:又可分為中央政府主導(如法國、希臘等國，我國也可以歸為此類)和地方政府主導(如加拿大和比利時)兩類。

2.行政法人型:典型的有英國的體育評議會(SPORTS COUNCIL )。

3.社團與行政混和型:如德國，政府內務部一德國體育聯(lián)盟

4.社會團體主導型:如美國奧林匹克委員會。

這里討論的體育社會科學研究的組織問題有兩個層面的含義，一是體育社會科學研究的主體是如何被制度化的，二是這種研究是通過怎樣的社會途徑得以開展的。

關于體育社會科學研究的主體，首先毫無疑問的是主要分布于一些高等院校，特別是一些體育院校之中一體育專業(yè)課程設置的不斷完善過程，同時也是體育社會科學各分支學科的研究在這些高校中得到不斷發(fā)展的過程。目前。一些國家的體育院?；窘⒘溯^為齊全的包含體育社會科學各分支學科的課程體系，而承擔這些課程的專業(yè)教師大多為這一學科領域研究的主要力量。如擁有6000余名會員的日本體育學會，其大部分成員來自于大學教師。又比如在俄羅斯，相對于4所體育科研所的450余名專業(yè)科研人員，各體育院校的專業(yè)教師接近8000名，體育社會科學研究力量的分布在此昭然若揭了。

其次是一些體育研究機構。如體育研究所等，其中包括具有公共團體性質和民間社團屬性的兩種。前者如德國的聯(lián)邦體育科研所，它成立于1970年，是德國內政部直屬的國立體育科研機構，以組織和協(xié)調全國體育科研工作和提供體育信息服務為主。該所設立社會科學和體育文獻信息部，以體育社會學、心理學和教育學為主，兼顧體育經濟學、法學、史學、哲學和政治學。民間研究機構如日本SSF笹川體育財團.它以支援大眾體育的發(fā)展為宗旨，同時組織力量開展以大眾體育為主題的系統(tǒng)研究，至今已公開出版影響深遠的《大眾體育白皮書》等書刊，引起體育界及其社會各個層面的關注:

同其他學科領域的研究一樣，目前國外的體育社會科學研究主要是通過各種學會的活動而加以開展的。這種學會有國內的，也有國際的。最近，區(qū)域性的跨國學會以一種比較快的速度建立起來。除歷史悠久的北美體育社會學會、體育史學會外，即使在亞太地區(qū)，規(guī)模不等的區(qū)域性體育社會科學研究團體組織也建立起來并開展了各類學術活動。

根據這些學會組織的收人來源，可以大體將其分為三類，一是完全依靠會員所交納的會費或個人與團體的捐款進行活動的。北美的學會基本如此。二是主要借助于會員的會費，同時接受政府有關部門的若干資助的，如日本體育學會。三是既有特定出資企業(yè)的贊助金，又有會員會費的收人的學會，如日本體育產業(yè)學會，它的主要出資企業(yè)為日本體育產業(yè)團體聯(lián)合會，在這個聯(lián)合會里包含了美津濃、阿西克斯等體育企業(yè)。

三、體育社會科學研究的經費支持

不言而喻，研究經費的保障是體育社會科學能夠得到可持續(xù)發(fā)展的重要條件。通過對一些國家科研經費來源情況的考察，可以將其大致歸類為以下幾個方面:

1、政府有關部門的研究基金。前述德國的聯(lián)邦體育科研所，其研究經費全部由國家供給，自身絕無創(chuàng)收任務。1993年的經費為1257萬馬克(約合7200萬元人民幣).其中課題費為397. 5萬馬克。每年的課題約為23個。平均每個課題約5萬馬克。其中申請課題和委托課題的比例約為19:4，也就是說，這些研究經費除了提供給所內研究人員外，同時面向社會，從而起到組織與推動整體的體育社會科學研究的發(fā)展。俄羅斯的一些國立體育科研所基本也是同樣情況。

又如“日本學術會議”這一研究組織。它是所屬日本文部科學省管轄的統(tǒng)合性學術團體。代替文部科學省協(xié)調管理全國所有經過注冊備案的各類學術組織，同時接受各學術團體以及個人的課題項目申請，經審核通過后下達相應的研究經費。日本的“國際交流基金”組織也是同樣，它專門用于國外高級研究人員在日本國內的訪問研究或者合作研究。

3.社會團體的研究基金。1985年北美體育經營學會(North American Society for Sport Management)的設立，預示著體育研究領域中“產、學、研”三位一體研究模式的誕生。體育經營學領域的課題研究與課程建設通過教育研究機構與體育產業(yè)組織的溝通合作機制得到開展。在這一過程中，體育產業(yè)組織對于體育經營學的研究提供導向性信息資源及其經濟獎勵。

日本有較多的企業(yè)組織設立體育研究基金，如前述的SSF甚川體育財團。設立專門的體育研究基金，資助大眾體育研究方向的課題項目。美津濃公司同樣也專門設立了體育振興發(fā)展基金，重點資助社區(qū)體育的發(fā)展項目，同時對體育學術團體及個人的研究項目給予資助。如日本體育史學會多次申請到美津濃公司體育振興發(fā)展基金，開展大型的集體研究項目。

3.高校的研究經費。以日本體育大學為例.該大學每個研究室多會從學校分配到一定份額的年度研究經費，學校及其體育研究所另外設置一定的研究基金。供全校教師提出研究項目進行申請。這種研究體制基本上解除了教師在科研經費上的后顧之憂，保證了科研活動的計劃性與連續(xù)性。

四、體育社會科學研究的發(fā)展特點

我們正處在一個知識爆炸、信息泛濫的時代，其中不乏優(yōu)劣不分、良芳不齊的知識霸權現(xiàn)象。美國當代著名的社會學家卡斯特對此評論說:目前，全球正在經歷一個巨大的快速結構轉型，人們在這一巨大轉型面前手足無措，不知如何反應，在這樣的情況下。知性應對就顯得非常重要。在這一時代背景下。體育社會科學的研究也呈現(xiàn)出一種比任何時期都要繁榮的景象。

1、分化與綜合的趨勢并行。今天的體育社會科學研究，如果對它做一個分類的話，可以列出無數(shù)個分支學科名稱，專業(yè)的分化越來越細，甚至可以這樣說，只要總體的社會科學研究出現(xiàn)一個新學科的話，就會有冠以體育名稱的分支學科。與此同時，體育社會科學研究也體現(xiàn)了一種綜合的發(fā)展趨勢，這是因為體育的社會性問題已難以從單一的學科角度得到完整的解讀，比如職業(yè)體育的問題，不僅需要經濟學的視角。同時也需要社會學的、政治學的、法學的、教育學的以及傳播學等學科的專業(yè)知識。因此往往一個課題的研究要求研究人員具備多方面的學科知識，或者多方面學科人員的參與。

2、學科研究力量的再整合趨勢。體育作為一個開放性的人類活動領域，與社會發(fā)展的諸多方面相關聯(lián)，其中隱含著豐富的社會科學研究資源，因此吸引著越來越多的社會科學研究人員以體育現(xiàn)象或問題作為分析的案例展開各自的研究。從而充實著體育社會科學研究的力量。

前述法國著名的社會學家布迪厄的經典著作《區(qū)分》出版以后，在他的周圍聚起了一批社會學家運用他的理論分析工具開展體育社會學的研究，從而形成了被稱為布迪厄學派的法國體育社會學流派。

日本的體育社會學研究開始于20世紀60年代。研究人員基本來自于體育院校的學科教師。主要運用社會學的理論與方法作為研究體育問題的分析框架，集中討論了體育的政策體制、組織結構、群體關系和社會化等間題，積累了一定的研究成果。但是日本體育社會學真正取得突破性進展是在20世紀90年代以后。以東京大學和京都大學等大學的社會學家為主體，結合部分體育社會學研究人員，獨自成立了體育社會學研究會，從社會學問題本身出發(fā)，運用德里達的解構主義方法、布迪厄的場域理論、?？碌暮蠼Y構主義方法、吉登斯的結構化理論以及埃利亞斯的文明化理論等對體育與民族主義、體育與全球化、體育與社會性別、后現(xiàn)代體育、體育與共同體再建等問題進行了富有成效的研究，從而將日本的體育社會學研究推向了一個更高的臺階。

3.參與社會性話語的建構過程。正如英國社會學家吉登斯所說.人在一種被約束的條件下再構了自己的世界。體育也是如此。它在受到社會多種因素制約的同時，也參與了這個社會的建構過程。尤伯羅斯獨創(chuàng)的奧運會經營手法得到廣泛的社會認可與傳播，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體育研究中的社會性別問題、體育與民族國家的形成問題、體育與共同體意識的關聯(lián)間題、體育與大眾傳媒的話語霸權問題等，都為社會科學的研究提供了很好的話題。

第3篇：社會科學研究的概念范文

近日，一部對改革開放以來我國體育哲學社會科學研究進行全面回顧、總結的著作――《中國體育哲學社會科學研究（1978-2010）》，由人民體育出版社出版上市。

體育哲學社會科學研究體育的概念體系、價值導向、結構形態(tài)、運作機制、社會功能等關乎體育生存與發(fā)展的基本問題，旨在從人文與社會的視角對體育實踐進行描述，探求因果、鑒別得失，并提出發(fā)展體育事業(yè)的對策與建議。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體育哲學社會科學伴隨著體育事業(yè)快速發(fā)展也取得了長足的進步，涌現(xiàn)出一批優(yōu)秀的研究成果，在體育事業(yè)發(fā)展中發(fā)揮了重要作用。當前，面臨建設體育強國光榮使命，面對發(fā)展與改革的艱巨任務，體育工作更需要哲學社會科學的引領和指導。為此，體育總局設立了專項研究課題，對改革開放30多年來體育哲學社會科學的研究情況進行了全面系統(tǒng)的梳理、歸納和總結。以任海教授為組長的課題組，在近兩年的時間里付出了大量心血，多次召開專門會議，幾易其稿，完成了這部70多萬字的著作。

這部書有兩個顯著特點。一是研究視野上有所創(chuàng)新。以往類似研究多從學術角度出發(fā)，把體育哲學社會科學按學科分類進行總結。這次研究突出體現(xiàn)了理論研究為實踐服務的宗旨，側重實踐角度，兼顧學術視野。整個研究緊扣中國體育發(fā)展的脈絡，從應用角度進行回顧與總結。其主要著眼點是改革開放以來我國體育實踐提出的理論挑戰(zhàn)和對這些挑戰(zhàn)的應對，論述重點是實踐與理論的互動。二是內容上力求全面。課題組在資料的搜集、整理上下了很大工夫，對30多年時間跨度里的數(shù)萬篇論文、上千部著作進行了梳理、歸納，條分縷析，大事論述深刻，分支講解清楚，保證了本書內容的全面性。

從側重實踐、兼顧學術的角度出發(fā)，本書分為八個部分：總論、體育基本理論研究、體育發(fā)展戰(zhàn)略研究、體育改革研究、群眾體育研究、競技體育研究、體育產業(yè)研究、體育法制研究。一冊在手，30多年來對體育工作各領域研究的主要成果、重要理論觀點盡在其中；不同歷史階段特征鮮明、脈絡清晰；既有經驗的總結，也指出了問題、不足和發(fā)展趨勢。對于體育工作者而言，這部書既提供了資料便利，又提高了戰(zhàn)略思維和理論思維能力。對后來的研究者，這部書是厚重、堅實、無法繞過的一級臺階，可以作為繼續(xù)前行的基礎。

第4篇：社會科學研究的概念范文

關鍵詞：鄉(xiāng)鎮(zhèn)企業(yè) 總體性 概念框架 制度精神

在開啟了一種真正的世界性社會學的《社會行動的結構》一書中，當時身處西方文明“危機狀態(tài)”中的帕森斯借助歐洲“世紀末”的社會理論探討，一方面澄清了自己對“西方社會狀態(tài)諸問題”的思考，同時以更大的智識性努力試圖從他所謂的這場“思想運動”中引申出社會科學研究的一般“概念圖式”（Parsons，1970：25ff）。因此，他在該書中首先討論的是“理論與經驗事實”這一基本的方法論問題，并以此確立其理論化探討的基礎。然而對于當今中國的社會學者來說，無論理論傳統(tǒng)、經驗事實還是現(xiàn)實問題，都處于一種雙重困境之中：一方面，經過100多年的發(fā)展，社會學研究的諸多傳統(tǒng)和流派、理論和概念、范式和方法等已經極其豐富，但對這些豐富的思想遺產的梳理、吸納和消化還處在一個比較低級的階段，這種狀況有時反而悖謬地成為研究中國現(xiàn)實問題的負擔或阻礙；2另一方面，與西方社會學學科的明確提出和闡發(fā)幾乎同步的中國近代以來所經歷的社會、思想領域的劇烈而復雜的變遷，尤其是始于20世紀70年代末的當代改革歷程，將大量豐富、尖銳而緊迫的現(xiàn)實問題擺在研究者面前，但研究者在面對這些過于豐富和復雜的研究對象時，卻往往難以提出有效的理論解釋。換言之，理論和經驗事實依然是擺在當今中國社會學者面前的一個根本問題。中國社會學要有所積累、有所發(fā)展，就必須正視和解決這個問題。

民國時期的社會學家已經在這個方面作出了巨大貢獻。社會學在“”后恢復重建以來的30余年里，也一直有研究者不斷探討這個問題。渠敬東（2013a，2013b）的《占有、經營與治理：鄉(xiāng)鎮(zhèn)企業(yè)的三重分析概念——重返經典社會科學研究的一項嘗試》（以下簡稱“渠文”）一文就是近期一個很有意義的嘗試。這篇文章的第一個副標題表明了此項研究的一個明確意圖——為鄉(xiāng)鎮(zhèn)企業(yè)研究提供一種多維分析框架。但不啻于此，該文的第二個多少有些令人費解的副標題既表明了作者提出這種分析框架的路徑或方式，也透露出作者的一個更具理論意義的嘗試：“重返經典社會科學研究”。在當今的研究處境下，這種嘗試似乎有些不合時宜，“經典社會科學研究”對于當下的中國現(xiàn)實問題還有什么意義呢？社會學早就被定位為“經驗科學”，默頓（Merton，1968：1）就曾經援引懷特海的話來為這種科學的進展而辯護：“一門還在猶豫是否應忘卻其創(chuàng)立者的學科是迷茫的”。但默頓的良師益友帕森斯（Parsons，1981）在其長達半個世紀的學術生涯中，不僅沒有忘記社會學的那些創(chuàng)立者，而且經?！爸卦L古典大家”，亞歷山大（2006）更是明確打出了社會科學中“經典的中心地位”的旗號。

問題是，如何“重返經典社會科學研究”？渠文正是對此難題的一種切實的探索性解答，其意義不僅僅在于用古典社會科學的一些概念來建構對于某個或某些中國經驗問題的解釋框架，更重要的，也許是重申古典社會科學的研究方式以及其中所蘊含的實質問題。這項研究涉及諸多有意義的問題，下面僅就其中幾個進行簡要討論。

一、“總體現(xiàn)象”

渠文的經驗研究對象是鄉(xiāng)鎮(zhèn)企業(yè)。眾所周知，20世紀70年代末的中國改革始于農村，而鄉(xiāng)鎮(zhèn)企業(yè)曾被官方譽為中國農民在改革時代繼“”之后的又一個偉大創(chuàng)舉，并在改革初期（尤其是20世紀80年代）極大地帶動了中國經濟的快速增長。但因為種種原因，鄉(xiāng)鎮(zhèn)企業(yè)在90年代或轉制或倒閉，日趨衰落。鄉(xiāng)鎮(zhèn)企業(yè)雖然曾經是“學術研究的一片沃土”，但今天再來研究這個“已經基本消亡了”（渠敬東，2013b：28、29）的社會現(xiàn)象，其意義何在？

確實，“很多過往的社會現(xiàn)象，并不因它們消逝了而死去，很多人們正看得見的現(xiàn)象，也并不因其現(xiàn)實存在著而活著”（2013b：28）。不過，正如韋伯在論及社會科學方法論時所指出的，研究者在選擇研究對象時必然涉及“價值關聯(lián)”（Weber，1946：21-22），這其實也涉及研究者的研究旨趣和關切。就渠文的論述來看，這種選擇同時涉及作者的多維概念框架和實質關切兩個層面，前者表現(xiàn)為鄉(xiāng)鎮(zhèn)企業(yè)是“一種總體現(xiàn)象”，后者表現(xiàn)為鄉(xiāng)鎮(zhèn)企業(yè)體現(xiàn)了“一個時代的制度精神”（2013b：28、29）。

先看第一個問題。渠文認為，鄉(xiāng)鎮(zhèn)企業(yè)“這個看似局部的社會現(xiàn)象，在理論分析上卻有著總體的意義”，并進一步從兩個方面指出了這種“總體意義”的意涵。就第一個方面而言，正因為“鄉(xiāng)鎮(zhèn)企業(yè)本身即是一個總體現(xiàn)象”（2013b：28），才有可能運用多維概念框架來分析其“總體性”特征。

在占有關系上它匯合了公有制、共有制和私有制等多重因素，并在其間進行多向度的轉化；在經營關系上，則充分利用雙軌制的體制環(huán)境，將土地承包、企業(yè)經營和財政包干結合起來，集個體、集體和行政部門之力，充分調動和積累各種資源，投入市場化運作；在治理關系上，將體制的、知識的和民情的等多向度的治理機制融合起來，解放了家庭、宗族、習俗等各種傳統(tǒng)資源，甚至盡可能地從制度史和思想史中汲取營養(yǎng)，來嘗試現(xiàn)實實踐中的改革與創(chuàng)造。（2013b：28）

這段話可謂對全文的一個精煉概括。不過，這種分析鄉(xiāng)鎮(zhèn)企業(yè)的多重概念框架，其一般性尚不止于此。“占有、經營和治理的概念、范疇和分析上的聯(lián)系，對于分析同一歷史階段中的國有企業(yè)、政府機構或民間群體的結構特性和運行機制，也具有一定的解釋力”（2013b：28）。因此，這項研究雖然集中于對鄉(xiāng)鎮(zhèn)企業(yè)的分析，但其概念化或理論化意圖中實際上蘊含著一個更具一般性的分析框架。

可能是因論題、篇幅等因素所限，作者對這種“總體意義”的討論——就此項研究而言，這種討論實際上是至關重要的——被放在簡短的“尾議”之中，確實有意猶未盡之感。不過，我們從中至少可以引申出兩個方面的意涵來稍加展開。

首先，這種對“總體現(xiàn)象”或“總體意義”的探討，從思想史或學科史的角度看，涉及社會科學研究中的“總體性”（totality）范疇及其相關概念的思想脈絡。就此項研究而言，最直接的指涉莫過于涂爾干一莫斯傳統(tǒng)，尤其是莫斯（2002）的經典研究《禮物》所體現(xiàn)出的總體研究范式。莫斯認為，在早期人類社會中，禮物交換是一種“總體現(xiàn)象”，牽連到社會生活中的諸要素，因此表現(xiàn)了他所謂的“總體呈現(xiàn)體系”。我們在此不妨簡要引述莫斯關于“總體性社會事實”（total social fact）的相關論述（可與上段引文稍作對比）。

我們所研究的全部事實，都是總體的（total）社會事實……在某些情況下，這些事實啟動了社會及其制度（夸富宴、對峙的氏族、互訪的部落，等等）的總體；在另一些情況下，特別是當這些交換和契約所涉及的主要是個體的時候，這些事實所啟動的雖然不是社會總體，但卻是多種制度?！羞@些現(xiàn)象都既是法律的、經濟的、宗教的，同時也是美學的、形態(tài)學的，等等……它們是“總體”，是我們所試圖描述其功能的各種社會體系的全部。我們是在動態(tài)或生理學的狀態(tài)中考察這些社會的……只有通盤考慮整體，我們才有可能體會其本質、其總體運動、其活生生的面相……（莫斯，2002：203-205）

從某種意義上講，社會學的研究視角就是“總體視角”。需要指出的第二點是，將鄉(xiāng)鎮(zhèn)企業(yè)作為“總體現(xiàn)象”來探討，不僅在研究范式上受到西方社會科學的影響，而且蘊含著對中國社會結構、尤其改革以來中國社會結構變化的總體性理解和判斷。實際上，中國社會學者很早就注意到這種結構性變化，例如，20世紀90年代初北京大學社會學系的一項相關研究（孫立平等，1994：51）就指出：“改革以來，中國社會結構的最根本的變化是由總體性社會向分化性社會的轉變”。從研究者在文中使用的基本概念——如總體性社會、（結構、功能、利益）分化、（社會、政治）整合、自由流動資源、社會流動等——和論證邏輯來看，可以說深受西方現(xiàn)代化理論的影響；而且，這項研究雖然指出并強調了中國社會變遷中的一些問題，但對中國改革和社會變遷的前景的判斷基本上還是樂觀的。但隨著中國改革的發(fā)展，后續(xù)的一些相關研究，尤其是孫立平的一系列研究，已經敏銳地看到這種社會結構的變化所表現(xiàn)出的不同于早期的特點和趨勢：中國社會結構自90年代中期以來并沒有沿著從“總體性結構”向“分化性結構”的趨勢轉變，相反，隨著改革進程的深化，中國社會結構逐漸演變?yōu)樗^的“新總體性社會”。我們從渠文作者前幾年的一項合作研究（渠敬東、周飛舟、應星，2009）中也可以看到類似結論。這項研究側重于對改革歷程諸階段（1978-1989年、1990-2000年、2001-2008年）的制度改革——雙軌制、分稅制和市場化改革、行政科層化等——的詳盡分析，認為中國社會結構經歷了從“總體支配”到“技術治理”的轉變，但在實質意涵上，這種轉變和孫立平所謂的從“老總體性社會”到“新總體性社會”的轉變并無不同。換言之，經歷了30余年改革歷程的中國社會結構在本質上依然是一個“總體性社會”，盡管其中的支配或治理方式發(fā)生了巨大變化。從這一點來看，今天再來探討和反思能夠表征改革早期那種“總體性”變遷的鄉(xiāng)鎮(zhèn)企業(yè)，其中所蘊含的意義不言而喻。

二、“概念問題”

那么，如何提出和運用適當?shù)母拍羁蚣軄矸治鲟l(xiāng)鎮(zhèn)企業(yè)這種“總體現(xiàn)象”所體現(xiàn)出來的“總體意義”？實際上，這正是渠文所做的一個主要嘗試。在這方面，我們可以提出幾個問題做進一步討論。

首先，如何提出關于中國現(xiàn)實問題研究的分析概念？渠文開篇指出了改革以來中國社會結構變遷和組織變革的錯綜復雜性以及由此而導致的理論解釋的困難，在指出（來自經驗研究的）描述性概念和簡單照搬某些現(xiàn)存的（主要來自西方的）社會學概念之不足后，作者提出了其理論化努力所強調的幾個基本點：首先，鑒于中國社會“正在經歷著現(xiàn)代社會基本要素的形成、組合和演化的基礎過程，即一種結構性的社會再造過程”，因此，對此過程的社會學解釋需要“從原初概念出發(fā)來確立邏輯清晰的解釋鏈條”，需要源自多學科的“經典理論的宏大視野”；其次，中國“社會轉型中的任何表面看來微小的現(xiàn)象，都可牽一發(fā)而動全身，都可透視出結構變遷的效果”，因此，需要“構建一種總體性的解釋框架，即從現(xiàn)象與總體社會結構的關聯(lián)出發(fā)，形成結構分析的基本脈絡”；第三，由于中國社會正在經歷的是一個復雜的變遷過程，因此，“結構分析不能停留在總體特征和類型的歸納層面，而應當深入探究造成結構變遷的每個動力機制”（2013a：3）。顯然，這每一個側重點背后都蘊含著對中國社會變遷的一般性判斷，而作者在此所強調的“原初概念”、“結構分析”和“動力機制（分析）”也將貫穿在隨后的理論經驗分析中。

渠文的論述風格和時下大多數(shù)學術論文有所不同，其進路既非純粹的經驗研究，也非抽象的理論探索，表面上看類似于某種“二手研究”。作者在整個文章中的論述，看似相當依賴于相關的經驗研究，尤其是文中“經驗問題”部分特別提及的幾項研究，但文章的主旨顯然不在于此，事實上，這些相關研究主要是用來提出論題和問題的。以作者論及的五項產權研究為例，選擇這些研究，不僅僅是因為它們是國內近年來關于鄉(xiāng)鎮(zhèn)企業(yè)和產權問題的具有代表性的研究，而且——就本文主旨而言，可能更為重要——因為這些研究所呈現(xiàn)出來的具體經驗問題的復雜性以及試圖提出有效解釋的理論化嘗試。尤其是文中所提及的“研究四”（周雪光，2005）和“研究五”（劉世定，2006），其概念化或理論化的意圖是相當明確的。不過，渠文顯然不是一般意義上的“二手研究”，這種研究方式蘊含著某種概念化或理論化的策略。作者最終提出’的以“占有”、“經營”和“治理”為“一級分析概念”以及若干相關的二級、三級分析概念所構成的分析框架，顯然并非源自對相關研究的一種經驗概括。作者在論及這些精彩的研究時，一方面認為“這些研究在理論上的突破率先來自于經驗本身的活力，對經濟學普遍存在的產權制度改革的思路提出了挑戰(zhàn)，并試圖通過將產權分析擴展到組織構成的所有范圍，突破時下通行的法人治理結構改革和制度主義分析的理論架構，從而確立一種能夠囊括組織研究之基本問題的新范式”（2013a：4），但同時又指出：

這類研究從結構分析和機制分析上極大豐富了中國經驗的理論意涵，但同時由于僅強調總體結構關聯(lián)中的某個側面，而使得單一性的分析概念缺乏解釋力度。從對此類研究的檢討中，我們也可以看到，正是“占有”、“經營”和“治理”在三個層面上塑造的不同社會關聯(lián)和其中所貫徹的不同邏輯，才使得中國的鄉(xiāng)鎮(zhèn)企業(yè)組織始終處于一個動態(tài)的變遷過程之中，因三個維度在不同情勢中的相互作用和調整而呈現(xiàn)出階段性的發(fā)展特征。（2013a：15）

因此，這種概念框架的提出方式涉及經驗問題和（某種意義上先驗的）參照框架——實際上源自作者所謂的“經典社會科學研究”傳統(tǒng)——的雙向互動，既非經驗主義意義上的經驗概括，也非理性主義意義上的邏輯推演。渠文的主要篇幅用來論述概念框架對復雜的現(xiàn)實經驗問題的解釋，而這種解釋反過來又促進了對概念框架的闡發(fā)。

進而言之，這種研究方式不僅體現(xiàn)出作者對所謂“中國經驗”進行概念化和理論化的嘗試，也有助于我們對中國社會學積累性發(fā)展的思考。例如，從二戰(zhàn)后西方社會學的發(fā)展來看，帕森斯的“一般理論”（generaltheory）和默頓的“中層理論”（middle-range theory）是兩種具有代表性的理論化策略，是對社會學積累性發(fā)展的不同思考和進路。雖然帕森斯和默頓都強調社會學是一門經驗科學，但兩人的方法論立場卻迥然有別：帕森斯始終堅持一種反經驗主義的方法論立場，而默頓顯然是一個經驗主義者（參見亞歷山大，2006）。帕森斯（Parsons，1968：774）認為，從對（社會）科學研究對象的描述（即確定研究的“事實”）到解釋都離不開“概念圖式”，他孜孜以求的“一般理論”，其主旨在于為社會科學研究提供“理論的實質性的共同基礎”，結束不必要的“派系之爭”，從而有助于社會科學的積累性發(fā)展。默頓（Merton，1968：39）則倡導“中層理論”，拒斥“總體性的社會學理論體系”，認為這種研究取向對社會學的發(fā)展有弊無利。默頓（Merton，1968：51）認為，“社會學理論要想得到重大發(fā)展，就必須在下述兩個相互聯(lián)系的層面上推進：（1）發(fā)展特殊理論，從中推演出一些能夠在經驗上考察的假設；（2）慢慢發(fā)展出（而非突然性的啟示）一個逐漸變得較為一般的概念圖式，這個圖式足以鞏固諸特殊理論群”。顯然，默頓的研究取向遵循的是從特殊到一般的經驗主義理路，這與帕森斯的“一般理論”的研究取向正好相反。

從方法論角度看，渠文與其說意在提出一種關于鄉(xiāng)鎮(zhèn)企業(yè)的概念分析框架，不如說作者運用“理想型”的方法試圖構建鄉(xiāng)鎮(zhèn)企業(yè)這種“歷史個體”（historical individual）（韋伯意義上的）。從文章內容來看，作者實際上是從所有權結構、經營管理方式以及制度環(huán)境諸方面構建了鄉(xiāng)鎮(zhèn)企業(yè)的“理想型”，或者用作者的話說，這三重維度的概念建構所揭示的是鄉(xiāng)鎮(zhèn)企業(yè)這種企業(yè)組織“所特有的政治性、經濟性和社會性意涵”，這些維度及其關聯(lián)決定了“企業(yè)的性質”（2013a：15）。對社會學研究而言，作者對“治理”維度的論述可以說是最有意義的。在這項研究中，作者試圖將“治理”（governance）作為社會科學分析的一個基礎概念，并從體制、知識、民情（mores）三個面向來界定其豐富的內涵。這種闡述使得近年來在社會科學研究中運用頗廣、牽連諸多智識脈絡的“嵌入性”（embeddedness）概念變得類型化和具體化。另外，渠文用相當篇幅來論述“民情”概念，尤其是在運用它來解釋“溫州模式”和“蘇南模式”時，牽連到諸多歷史和現(xiàn)實因素，展現(xiàn)了豐富的解釋力和真正的社會學研究視角。

不過，渠文作者對其概念框架的論述也存在一些值得討論的問題。例如，作為全文解釋框架的三重概念維度之間的邏輯關系，雖然作者指出它們各自的側重點（如“政治性、經濟性和社會性意涵”）不同，并在對具體經驗問題的解釋中也多涉及其間的關聯(lián)性，但在概念框架層次上并沒有對它們之間的邏輯關系給予明確闡述，這使文章提出的概念框架顯得不夠充分，而這種主要基于分類的概念框架也顯得有些簡單。另外，“分析”層次和“具體”層次的區(qū)分——這種區(qū)分在方法論思考中具有關鍵性和基礎性的意義——在這項研究中似乎也未能得到明確的論述和貫徹。因此，文章對諸多細節(jié)性的經驗解釋雖然頗具啟發(fā)性，但在總體概念框架的闡發(fā)和對鄉(xiāng)鎮(zhèn)企業(yè)的總體解釋兩個大的方面，仍存在諸多可探討之處。

三、“制度精神”

在渠文的結尾部分，作者表明此項研究的一個主要旨趣在于揭示鄉(xiāng)鎮(zhèn)企業(yè)在其產生和運行過程中體現(xiàn)出來的“改革的時代精神”。

與其說鄉(xiāng)鎮(zhèn)企業(yè)的實踐是一種制度的創(chuàng)生和建設過程，不如說這一實踐過程代表的更是一個時代的制度精神。鄉(xiāng)鎮(zhèn)企業(yè)實踐的活力之源，在于它不為一統(tǒng)的體制、一體的制度和整齊劃一的觀念所支配，而是將各種各樣的歷史遺產、傳統(tǒng)資源和本土策略與現(xiàn)行體制結合起來，與外來制度融匯起來，進行大膽的嘗試和創(chuàng)造。它不屈從于任何單一向度的制度霸權，不惟傳統(tǒng)是瞻，不受體制裹挾，不被西方掠獲，印證了真正意義上的改革的時代精神。（2013b：29）

在當代中國的改革進程中，鄉(xiāng)鎮(zhèn)企業(yè)是一種極具本土特色和富有中國經驗的企業(yè)組織形態(tài)，其中蘊含著中國改革時代的矛盾和動力：一方面，鄉(xiāng)鎮(zhèn)企業(yè)在改革初期的社會結構中處于一個相對邊緣的特殊地位；另一方面，它在改革初期卻發(fā)揮了重要的、甚至是關鍵性的作用。正如渠文作者所指出的：“正因為鄉(xiāng)鎮(zhèn)企業(yè)作為社會存在的多重因素和多重環(huán)節(jié)的交集點，才能在改革實踐中蘊涵豐富的制度創(chuàng)新空間，并反映出改革開放前十年的核心理念”（2013b：28）。作者運用占有、經營和治理的多重概念對這種組織形態(tài)進行了詳盡的結構及機制分析，并以此來揭示它所體現(xiàn)出的“制度精神”。不過，遺憾的是，作者只是在文章結尾部分對此進行了簡要總結，而未將其作為概念框架的一維。就此也可以提出幾個問題予以討論。

首先，在社會科學研究傳統(tǒng)中，“精神”——或道德、價值、規(guī)范等——維度一直居于顯著位置。在西方思想脈絡中，現(xiàn)代社會一文化科學實質上是一種“人的科學”（science of man）。人的存在（包括其構成）雖然離不開物質性，但其本質卻在于精神性。雖然不同思想傳統(tǒng)、流派和研究者對“精神性”的理解、表述和側重點各有不同，但都不否認其根本的重要性。以古典社會理論最主要的代表人物涂爾干和韋伯為例，涂爾干（2000，2001）所建構的“職業(yè)群體”雖然具有經濟、政治和倫理等功能，但無論就涂爾干對此所做的社會史考察還是理論建構而言，道德規(guī)范所發(fā)揮的社會團結無疑是這一群體最主要的功能；而在韋伯（2010）那里，撇開他在學術生涯中后期對宗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所做的經典研究不論，在其早期的經驗研究中，強烈的價值取向已經表述得很明確。譬如，他在運用政治經濟學視角研究當時德國的具體社會經濟問題時寫道：

當我們超越我們自己這一代的墓地而思考時，激動我們的問題并不是未來的人類將如何“豐衣足食”，而是他們將成為什么樣的人，這個問題才是政治經濟學全部工作的基石。我們所渴求的并不是培養(yǎng)豐衣足食之人，而是要培養(yǎng)我們認為足以構成我們人性中偉大和高貴的素質……一種以“人”為對象的科學說到底最關切的是“人的素質”；政治經濟學正是這樣一種以“人”為對象的科學，它要研究的是特定社會經濟生存狀況中成長起來的人的素質。（韋伯，1997：90-91）

就此而言，在渠文這一試圖“重返經典社會科學研究”的文章中，對“制度精神”的強調也就是其題中應有之意了。不過，就鄉(xiāng)鎮(zhèn)企業(yè)而言，當我們強調這種改革時代的“制度精神”時，也不能忽略其價值取向的另一面。眾所周知，中國始于20世紀70年代末的改革之所以發(fā)端于部分農村地區(qū)，基本上是生存問題之逼迫使然；同樣，鄉(xiāng)鎮(zhèn)企業(yè)在改革初期廣大鄉(xiāng)村地區(qū)的興起，雖然有歷史上的制度根源（如渠文所論述的），但鑒于其所處時代背景及邊緣性的地位，生存邏輯可謂主宰了鄉(xiāng)鎮(zhèn)企業(yè)并不是很長的發(fā)展史。大凡經歷過改革初期歷程的中國人，恐怕都對鄉(xiāng)鎮(zhèn)企業(yè)那種為了生存和擴張而不擇手段的做法及其生產的大量假冒偽劣產品印象深刻。而在鄉(xiāng)鎮(zhèn)企業(yè)發(fā)展的中后期，尤其是在轉制及后續(xù)的發(fā)展中（大多轉為民營企業(yè)），其毫不掩飾的功利主義（并不完全等同于企業(yè)對利潤的追求）同樣給國人留下了深刻印象。因此，在強調鄉(xiāng)鎮(zhèn)企業(yè)體現(xiàn)出的改革時代的制度精神的同時，也應當看到這種精神的另外一個面相：生存邏輯與功利主義。更為重要的是，如果說鄉(xiāng)鎮(zhèn)企業(yè)是一種“總體現(xiàn)象”，那么它所體現(xiàn)出的這個精神維度也具有總體意義，尤其是90年代中期以來，隨著中國“新的總體性社會”的逐漸形成，功利主義也成為當下中國人社會生活中最重要的價值取向。社會科學，尤其是社會學研究，自誕生伊始雖然主要致力于對現(xiàn)實問題的描述和解釋（以及相應的解決之道），但批判和理想也是其研究的基本維度。且不論馬克思對資本主義社會的深刻批判，作為古典社會理論主要代表的涂爾干（2000）和韋伯（2010），實際上都以批判功利主義的社會理論作為創(chuàng)建自己理論的邏輯起點。帕森斯（Parsons，1968：ch，4）對此給予了明確闡述，并從思想史的角度對功利主義的社會理論進行了系統(tǒng)批判，從而對“秩序問題”做出了經典性論述。而在當今中國的社會學研究中，利益取向和利益關系似乎成為壓倒性的視角，就此而言，渠文所闡發(fā)的多維視角和制度精神無疑是對這種“唯利益論”的一種糾正；雖然如此，利益乃至功利主義這個維度的影響依然需要強調，即便是出于批判之目的。

第5篇：社會科學研究的概念范文

藝術與其他各科之間達到最佳的關聯(lián)與組合，形成一種互補、交叉融合、持續(xù)發(fā)展的關系，從而培養(yǎng)出知識經濟時代需要的有思想有創(chuàng)新力的復合型藝術人才。擴大高校影響輻射的藝術教育功能總書記在清華大學100周年校慶講話已明確指出，文化傳承創(chuàng)新是高等教育的又一重要職能，即是大學教育第四大功能。當今社會，國家競爭力越來越依賴人才智力、科技創(chuàng)新和創(chuàng)意社會的形成。而我國在自主創(chuàng)新方面的貧弱是一種普遍而又難以短期改變的制約我國未來發(fā)展的因素。在高校藝術教學中，我們應該反思舊的藝術教育模式，不斷嘗試進行新的教學改革。當代西方永遠求新、永遠求變的具有活力的藝術基礎教育，注重對創(chuàng)造性和個性的培養(yǎng)對學科交叉和融合的切實推進、對觀念探索的普遍推重、對當代藝術思潮和社會生活的高度關注和積極互動［2］，這些都是我們所缺乏的。高等藝術教育的影響力將會逐漸由一般的純美術領域輻射到社會環(huán)境建設，科技革命和人文理念等更廣泛的領域中，它所造就的是有文化藝術修養(yǎng)的環(huán)境、有自我革命勇氣的新一代人，一個有創(chuàng)造力的社會。

借鑒社科研究方法，累積高校藝術教育理論知識學科方法的研究是學科成熟和深化的標志。所謂研究方法，其實就是一套工具。同一種方法(工具)可以由多個學科使用，一個學科也可以使用多種方法(工具)，關鍵是有利于學科的發(fā)展。在當代科學研究中，學科分化和整合是一種趨勢，多角度地觀察，多種方法的綜合也是展開當代學術研究的一種趨勢［3］。無論是學習社會科學的，還是學習人文科學的，盡管各門專業(yè)的研究對象不同，但有一點是共同的，那就是它們的研究對象都離不開人和社會。社會科學注重研究現(xiàn)實問題，為現(xiàn)實政策制定提供依據。而處于人文學科內的藝術學科，既要培養(yǎng)藝術家，注重個性，但同時又要注意學生的實際能力和市場的結合，更好的服務于社會，要更加“實”一些。因此，藝術學科應該更關注藝術教學的實際用途。造型藝術教學理論研究必須對于學生實踐的發(fā)生和發(fā)展做出引導，對于實踐的決策提供理論的依據，這樣的藝術教學研究才有價值。目前，藝術教學理論研究無論是研究的深度和廣度都顯得不太成熟，這固然與藝術學科本身的特性有關，但另一方面，藝術院校教師重視創(chuàng)作和設計，卻少理論寫作，不能將研究融入到工作中，轉化為系統(tǒng)的理論成果才是問題所在。高等美術教育理論研究的嚴重缺失，使得藝術教育帶有很強的經驗主義色彩，缺乏科學預見性和整體的系統(tǒng)性。相對而言，社會科學領域內對于研究方法的探討起步早，研究成果突出。正如艾爾巴比所指出的那樣:“社會科學研究方法的特殊價值，就在于提供探究事物的合乎邏輯和利于觀察的方法。社會科學研究方法可以幫助我們越過個人的偏見，超越個人的眼界來看世界，這就是掌握著解決社會問題方案的＇超然領域。”［4］

在社會不同領域的大融合、學科大交叉的時代，人文學科和社會科學的研究方法的兩端我們都要深入，相對于人文學科的研究方法，綜合性大學藝術教育教學更欠缺的是社會科學研究方法的訓練。社會科學研究方法的基本內容是“用實證的而不是哲學的方法研究社會的一門具體的、專門的學問”。應該借鑒社會科學研究的基本方法，全面加強學術訓練，并將以研究為導向的社會科學研究方法用之于造型藝術教學之中，會讓學生具有主動融入快速變化的社會生活的潛能，成為推動知識經濟和創(chuàng)意文化發(fā)展的有生力量。藝術學科是一門實踐性很強的學科，涉及到藝術創(chuàng)作和藝術實踐，需要有專門的經驗性總結。如果能從教學改革實驗中找出一些成功的經驗和失敗的教訓，可以為今后的學習和研究進行指導，也為學科的發(fā)展提供經驗性實例，這對于藝術教學知識積累意義重大。

將社科研究方法融入綜合性大學造型藝術教學

在全國高等院校中，95%的綜合性大學都設置有藝術專業(yè)，它已經由一個小專業(yè)變?yōu)榇髮I(yè)，綜合性大學藝術教育的前景十分看好。綜合性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有著深厚的基礎，為當代造型藝術研究提供了深厚的理論基礎和嚴謹?shù)难芯糠椒?。齊全的學科門類、多樣化的專業(yè)背景的綜合性大學，在藝術教育中能發(fā)揮其獨到的作用。然而，我們需認識到，綜合性大學和專業(yè)藝術院校、師范院校的藝術教育是不同的，應該把藝術創(chuàng)作、藝術研究和藝術素質有機的結合起來，及時轉變教學思想、改革教學模式。因此，在綜合性大學的傳統(tǒng)造型藝術專業(yè)進行藝術教學改革顯得尤為迫切。我們再也不能停留在過去的感性的審美熏陶，而應該補充進很實在的東西。造型專業(yè)教育不能不講科學、實踐，教育需要一種范式的革新。目前，在許多國家的綜合性大學中，藝術學科基礎課程更多的反映出其人文學科與社會學科、自然科學的學術氛圍滲透，更多地反映出其交叉性與邊緣性色彩。人文學科(藝術學)的研究方法主要以思辨為主，強調主觀價值判斷的方法。社會科學研究堅持理解性和實證性的統(tǒng)一，堅持價值判斷與事實判斷的統(tǒng)一。將社科研究方法融入到造型藝術教學，這個問題不僅是有關藝術教育的課程設計問題，實際上也從深層次上涉及到了藝術教育中學生的培養(yǎng)目標，是一個創(chuàng)新的教學方法和體系。造型藝術在綜合性大學的研究處于科學和藝術之間，是科學和藝術的結合。造型藝術教學應該將理論研究與藝術實踐相結合，借鑒社會科學研究的基本方法，從而實現(xiàn)跨學科的教學和研究體系。在研究課題中，陳述問題所在，對概念做出定義和展開深入研究。同時，造型藝術教學可以結合美術學院的特點，進行藝術實踐和藝術創(chuàng)造［5］。社科研究方法中，定性和定量研究是我們在造型藝術教育課題研究中可以采取的兩條途徑。定性和定量研究有機的結合、綜合的運用可以幫助學生探索到問題的核心，尋求到問題的答案。研究的結果非常實際而深刻。在研究的過程中，充分發(fā)揮學生的主動性，從相關資料的收集、擇取、分析、判斷、解釋的方式到形成結果這一系列研究過程，能使學生探究藝術的本質，有利于知識素養(yǎng)累積，尋找自身語言的突破點，從而為自己藝術定位，形成和堅持自己的風格，并逐步提高分析能力，深化認識，培養(yǎng)獨立觀察和思考的能力。因此，筆者設想的有關造型藝術教學中引入社會科學方法的研究可以從以下方面展開:

1.對同一課題進行理論與實踐的同步研究“社科研究方法”貫徹著一個基本精神:就是認識研究社會要從“調查”開始，要從第一手資料開始［6］。造型藝術教學應該注重“調查以獲取第一手資料”的科學精神，改變以往研究過于依賴思辯的狀況。根據個人設想從所關注的主題入手展開藝術實踐，然后對藝術實踐的過程和結果加以分析，進行深入的理論研究，這個過程使藝術實踐與理論研究融為一體。將這種方法作為一種基本的研究方法，在不同階段以不同的要求體現(xiàn)在教學中，有著創(chuàng)造性的意義。造型藝術的特點為實踐在先，藝術研究具體化和個人化。具有藝術科學研究精神的藝術實踐，一方面讓學生形成在某個時期對其藝術作品的看法，另一方面展開的藝術創(chuàng)作過程研究，研究的是正在創(chuàng)造之中的藝術。最能勝任評述創(chuàng)造過程的人是學生本人。學生作品是否具有創(chuàng)造性并達到一定的藝術水準，學生是否能對自己的創(chuàng)造過程進行思考，尋找作品的主線及作品之間的關系，是否清晰地表述自己的藝術觀念，是否了解與自己作品相關的藝術家、藝術作品與理論研究，是否了解自己的作品與課程中的美術史知識的聯(lián)系。不難看出，評判的首要一點是創(chuàng)造性，同時強調作品的藝術品質。其次是重視創(chuàng)作過程，在審視這一過程中，檢驗個人藝術觀念的表達和發(fā)掘作品的潛在因素。作品也要建立與其他藝術作品的理論聯(lián)系。這一標準基本體現(xiàn)了造型藝術學科教學的主導思想。在藝術實踐基礎上的分析與研究會促使藝術創(chuàng)作得到進一步深化。把個人藝術實踐置入藝術問題的研究之中，體現(xiàn)出重藝術思想、重藝術語言、重藝術概念的特點。實踐與理論并行的研究方法有助于學生深刻認識和理解抽象的藝術理論，為今后個人研究體系的構建奠定基礎。#p#分頁標題#e#

2.重視藝術批評藝術教育不能局限于知識技能，而要把藝術放到一個廣闊的關系之中，加強對于藝術史、藝術理論、藝術批評的教學。而實際上，學會用自己的眼睛去觀察、非慣常的正面欣賞的藝術批評，是中國學生普遍所缺乏的能力。藝術批評在當代藝術的發(fā)展進程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從藝術教育到藝術批評、藝術媒介、藝術市場，它是重要的一環(huán)。在藝術教學中，通過各種形式的藝術批評，學生展示作品并表述自己的藝術見解和創(chuàng)作過程，其作品被置于文化視角之中，與社會上的藝術思潮和文化現(xiàn)象聯(lián)系在一起，形成自己的觀念。注重思想方法的訓練，而不是技能的訓練。對人的創(chuàng)造力培養(yǎng)至關重要的確是獨立思考、選擇和實踐的精神活動空間，對周圍社會、藝術的自覺。中國的學生對于創(chuàng)作實踐的興趣點主要放在材料、形式運用之上，而作品背后所要傳達的主題精神卻不夠關注。藝術應該成為個人審視和反思社會的一種方式。“你怎么看?你如何表達?”首先應該教學生進行獨立思考和判斷，然后才是選擇合適的媒介和材料進行表現(xiàn)。教師以課堂討論的教學形式將藝術史、藝術理論、藝術批評作為重要內容引入造型藝術專業(yè)教學中?？梢越栌妹佬g史的材料，美學的知識來逐步提高學生的分析能力，深化認識，開闊學生的眼界。對于視覺藝術作品，引導學生從美學、心理學、精神分析學、社會學、形式構成等方面來評判分析。將現(xiàn)當代藝術創(chuàng)作與研究、造型藝術實踐與批評等引入教學課題的資源，是對學生進行藝術批評能力培養(yǎng)的一種普遍而有效的方式。

3.藝術實驗教學20世紀后半葉，社科領域普遍借鑒自然科學的研究方法，嚴謹實證的科學精神開始在社會人文研究中得到傳播。其中實驗性的方法就來自于自然科學領域，并成為一種基本的研究方法。造型藝術研究帶有藝術的特點，充滿實驗性和創(chuàng)造性。在教學中開展實驗性研究探索，是目前很多院校一直嘗試進行的改革，它有利于培養(yǎng)學生的思維習慣和理性判斷能力。與自然科學的實驗相比，藝術教學實驗是簡單的準實驗，但從實驗過程、教學效果來看，實用性很強。課題實驗教學幫助學生迅速進入類似社科研究那樣嚴謹?shù)植槐M相同的技術游戲狀態(tài)。以“以問題為中心”的主題性課題設計實驗教學課程為例。教師給出特定主題、設置特定情境，指導學生對主題進行討論，尋求與主題相關的資源和形式元素，比較、綜合、替換、發(fā)展、敘述主題精神，生成富有創(chuàng)造價值、深厚內涵的藝術作品。教學實驗過程為一開始的感受體驗階段:親密接觸或借助拍攝搜集圖片，閱讀文學作品記錄信息，并對這些資料進行篩選和處理。視覺形式研究階段:對選取材料的造型、色彩、材料等形式法則進行分析、體驗和表達。作品展示和講評階段。整個教學過程注重知識、方法、技巧等問題解決的實驗性、交叉性、趣味性，非拘泥于全面而條理化的概念、理論的講解。

課題式教學模式之課題設計構想實例、意義

長期以來，造型藝術專業(yè)教學呈現(xiàn)簡單化、重技術的局面。在實際教學過程中，一般是教師理論講授并布置作業(yè)，學生完成作業(yè)，教師輔導并評價作業(yè)。學生缺乏主動思考，只是被動地接受那些似是而非的概念，模仿所謂專業(yè)的技巧，不能真正的參與其中，這些無助于綜合素質、能力與創(chuàng)造性思維的發(fā)展。以多學科的理論、方法來進行課程設計，是國外現(xiàn)當代專業(yè)基礎課程發(fā)展的一大特點。課題式教學方法以藝術科學的研究方法展開，納入社會科學研究的框架中，使專業(yè)基礎課程教學進入了新的層面。現(xiàn)代課程理論研究中為了更好地實現(xiàn)課程目標，提倡將課程進行有效的整合。造型藝術專業(yè)包括形式語言、視覺要素、技巧手法等方面的課程內容，它們大都面臨需要綜合解決的的各種問題與要素，而解決這些問題不僅需要多種知識的聯(lián)合、協(xié)作，還要具備超越于各門學科的視野和思路。因此，造型藝術課程教學的改革目的，是如何將課程內容轉化為教師可設計的課題，即由一系列配套的課題構成一個完整的本科專業(yè)教學計劃，課程之間形成了有機的交叉。在課程內容與教學要求的統(tǒng)一規(guī)則指導下，各位任課教師自行設計課題。眾多的教師在完全自由的教學實踐中自下而上形成，這個過程是不斷變化的，不應去規(guī)范任何一位教師的探索性的嘗試。在這種意義上，教材應該成為一個課題庫，且能體現(xiàn)出原創(chuàng)和豐富多樣性。課題的來源是多元、多維的，包括大自然、人類社會萬千的景觀物象。這與教師的專業(yè)背景、知識結構、信息掌握、教學風格以及對課程的理解有關。課題設計的能力，既可以反映教師的教學研究能力與教學設計水平，又體現(xiàn)了教師的自身最基本與最重要的素質。設計課題可以從尋找與選擇資源入手或從某些特定的對象中獲取信息。

目前，有“以問題為中心”課程方式的實驗性質的主題性課題設計;視覺形式語言的體驗、分析與表達;以三種不同性質與狀態(tài)的對象一自然、建筑、觀念及當代藝術作為課題發(fā)展的線索等等［7］。學習者完成課題的手法是多樣化的，如觀察與體驗性的文字，速寫、文本寫作、攝影與圖像記錄，繪畫、閱讀文獻與圖片資料收集分析等。筆者課題設計構想:(1)將造型藝術中辯證的一對基本概念作為課題進行訓練。如“明”—“暗”，“光”—“影”，“黑”—“白”，“實”—“虛”，“鈍”—“銳”，“直”與“曲”，“軟”與“硬”等等，課題設計目的是讓學生在對立與沖突的概念中深刻的體會造型藝術形式規(guī)律。(2)主題性課題設計，深入學生陌生和體現(xiàn)現(xiàn)實理念(現(xiàn)當代藝術)的領域。如在色彩課程教學過程中，選取學生不常表現(xiàn)的主題。像色彩裝飾課題練習《垃圾桶》、《路燈》對色彩表現(xiàn)采取夸張的方式;色彩抽象表現(xiàn)課題《步步高》與《二泉映月》對色彩感情的對比表現(xiàn);表現(xiàn)手法不限的《宿舍》、《我的校園》、《身邊的城市》主題，學生按照搜集的資料和個人的價值觀進行藝術呈現(xiàn)等等。這些課題的設計，既擴大了藝術視野，使學生能接觸完整的、活生生的藝術，充分感受它的魅力，體會藝術背后的文化和蘊含的人文精神。同時，獨立思考和批判精神得到了訓練。

第6篇：社會科學研究的概念范文

 

發(fā)展廣告學是社會科學的新興領域，社會科學研究方法隨著研究框架和研究技術的革新而不斷完善，形成了豐富的研究方法體系。從思維方式上，可以分為歸納法與演繹法;從價值取向上，可以分為實證主義、規(guī)范主義和實用主義;從研究維度上，可以分為歷史研究、比較研究和田野研究。隨著自然科學研究方法不斷在社會科學領域的滲透，社會科學研究方法朝著復雜性、多樣化和復合型等方向演進。發(fā)展廣告學作為社會科學的新興領域，如果想在研究技術革命的基礎上進行創(chuàng)新，首先要明確研究方法創(chuàng)新的可能性與可行性，這也就是創(chuàng)新的方向問題和坐標問題。

 

空間維度：由西方學術中心主義到全球學術體系

 

以工業(yè)化為典型特征的現(xiàn)代化發(fā)軔于以歐美為中心的西方世界，這也使得具有較高生產效率的“西方模式”在全球化浪潮中取得合法性，因此，在西方二分法的思維模式下，全球就被分為“西方發(fā)達國家”和“發(fā)展中國家”兩個對立陣營。在二十世紀五六十年代以后，發(fā)展中國家在民族獨立運動的推動下，經濟發(fā)展問題變得尤為迫切。

 

圍繞發(fā)展中國家的發(fā)展問題，學術界提出了“現(xiàn)代化理論”、“依附理論”、“世界體系理論”等發(fā)展理論?！艾F(xiàn)代化理論”主要從發(fā)展中國家的內部產業(yè)結構等內部因素，認為“西方模式”是發(fā)展中國家現(xiàn)代化的模板和唯一路徑選擇?！耙栏嚼碚摗眲t主要是從全球產業(yè)分工等外部因素，認為發(fā)展中國家落后的原因根源于經濟全球化中的不合理分工。“世界體系理論”突破了中心與邊陲的二分法，認為應該從全球一體化來研究發(fā)展問題，但是對“西方模式”并沒有提出質疑。這些理論的理論視角是建立在對“西方模式”合法性前提上的，把“西方模式”發(fā)展的特殊性等同于現(xiàn)代化發(fā)展的一般性，而忽略了發(fā)展中國家發(fā)展環(huán)境的特殊性。

 

西方學術話語體系是宣揚“西方模式”話語霸權和文化殖民的工具，它依附于西方國家的現(xiàn)代性而產生，同時也為“西方模式”全球化推廣披上合法性“外衣”。因此，所謂學術研究的全球化和國際化，本質上是西方學術話語體系的普世化過程。在這套學術話語體系中，西方學術理論成為世界觀、認識論和方法論的唯一標準，似乎這套理論已經完備，發(fā)展中國家學者只能用本國經驗進行對比性和驗證性研究，這最終使發(fā)展中國家學術界嚴重脫離本國實際，“言必稱西方”，全靣西化。

 

中國是世界上最大的發(fā)展中國家，在靣對“西方模式”的理論壓力下，中國學術界遵循了“西學東漸”的演變路徑，大量引進、消化和吸收西方現(xiàn)代化理論。但是中國國情有自身的獨特性：一是文化傳統(tǒng)的特殊性，二是國家體量的超大規(guī)模性，三是中國市場的共時性。這些特殊性是“西方模式”從未靣臨過的重大實踐問題，中國學術研究不能僅僅滿足于借鑒經驗，更重要是在此基礎上進行學術創(chuàng)新，構建本地化的學術理論體系。

 

廣告產業(yè)對中國來說是個舶來品，但是廣告學學科化是中國特有的學術現(xiàn)象，特別是發(fā)展廣告學理論的提出反映了中國學者圍繞中國實踐的自覺性思考。發(fā)展廣告學圍繞中國廣告產業(yè)在制度性因素、市場性因素、資本性因素和公眾性因素方靣的特殊性，關切廣告產業(yè)發(fā)展與國民經濟社會發(fā)展之間的關聯(lián)性。發(fā)展廣告學是中國學者自主創(chuàng)新和協(xié)同創(chuàng)新的成果，也是中國學術話語體系走向獨立的必由之路。

 

時間維度：研究方法創(chuàng)新的階段性

 

中國現(xiàn)代廣告產業(yè)是在改革開放中發(fā)展起來的現(xiàn)代服務業(yè)，其發(fā)展過程經歷了模仿、積累和創(chuàng)新三個發(fā)展階段，因此，中國廣告學研究也相應地經歷了實踐模仿階段、學習積累階段、反思批判階段和自主創(chuàng)新階段等四個階段。在發(fā)展階段的演替過程中，都意味著研究范式的轉換，這場轉換既是理論體系的革新，也是研究方法的再造，因此，研究方法的形成是一個不斷變化的過程，這樣才能適應廣告產業(yè)和廣告研究的發(fā)展要求。

 

廣告研究的第一條路徑是從“跟隨性研究”到“引領性研究”。產業(yè)發(fā)展與學術研究是一種“連動”關系，產業(yè)發(fā)展是學術研究的基石，而學術研究則可相應地分為跟隨性研究和引領性研究。在改革開放前三十年中，廣告產業(yè)發(fā)展的社會想象力空前釋放，廣告人和廣告公司在“摸著石頭過河”中爆發(fā)出極強的創(chuàng)造力，他們的產業(yè)實踐引領著廣告學術研究的潮流，廣告學術研究表現(xiàn)為“跟隨性研究”，遵循產業(yè)命題，不斷進行理論回應。在“跟隨性研究”階段，廣告學術研究采用“西學東漸”的模式來回應廣告產業(yè)對理論的需求，卻鮮有自主理論創(chuàng)新。隨著對中國廣告產業(yè)的特殊性了解的不斷加深，中國廣告研究開始著眼于中國實際，進行自主學術創(chuàng)新，這種研究不再是一種盲從，而是從現(xiàn)象到理論的正常學術響應，這些成果也因此引領了廣告產業(yè)的發(fā)展。

 

廣告產業(yè)研究的第二條路徑是從實務性研究到學術性研究。中國廣告研究是從事務性研究開始的，廣告學者最早聚焦于市場調研、廣告策劃、廣告創(chuàng)意、媒介策略、效果研究和公共關系等具體的廣告活動，試圖從這些活動中尋求廣告產業(yè)發(fā)展的一般規(guī)律;在對規(guī)律的探尋中，廣告學界研究視野和研究領域由分散化走向整體化，轉為對廣告產業(yè)中的廣告主、廣告公司、消費者、媒體和政府的相互關系進行中觀研究，試圖通過產業(yè)經濟學來闡釋中國廣告產業(yè)發(fā)展的行業(yè)性特征。但是這種研究卻忽略了廣告行業(yè)的依附性特征，研究成果越來越脫離廣告行業(yè)發(fā)展的實際需求。在反思的基礎上，中國廣告研究采用歷史分析、文化分析和比較分析等宏觀分析方法，探尋廣告行業(yè)的本質屬性，這才奠定了廣告學術性研究的基石。廣告產業(yè)研究的第二條路徑本質上也是從微觀研究到中觀研究，再到宏觀研究的研究過程。

 

廣告產業(yè)研究的第三條路徑是從解釋性研究、描述性研究，到探索性研究。由于廣告學界早期采用“拿來主義”的方式回應廣告產業(yè)發(fā)展的理論要求，在研究取向上多采用解釋性研究和描述性研究，把西方廣告學理論視為先驗性存在。但隨著中國廣告產業(yè)自主創(chuàng)新范圍不斷擴大，產生于西方市場的廣告理論對中國問題的解釋力不斷下降，中國學者開始在反思批判的基礎上，回歸廣告學術研究的正常路徑，從現(xiàn)象到理論，理論建構成為廣告產業(yè)的內生性要求，而發(fā)展廣告學就是這種內生性的產物。

 

這三條路徑選擇反映了中國廣告研究的思想路線演變歷程，而其主線就是由數(shù)理傳統(tǒng)到哲學傳統(tǒng)的回歸。西方學術傳統(tǒng)從源頭上是分為數(shù)理傳統(tǒng)和哲學傳統(tǒng)的，數(shù)理傳統(tǒng)追求數(shù)理邏輯的嚴謹性，而哲學傳統(tǒng)則追求思辨邏輯的嚴密性。但是隨著科學主義的盛行和哲學傳統(tǒng)的職業(yè)化，以數(shù)學為基礎的實證主義占據統(tǒng)治地位。實證主義在跟隨性研究、實務性研究、微觀和中觀研究、解釋性和描述性研究中得到廣泛應用，但這并不意味著對哲學思辨的全靣否定。在技術革命的關鍵時刻，引領性研究、學術性研究、宏觀研究、探索探究更需要在哲學思辨的基礎上進行學科建構。

 

技術維度：大數(shù)據時代的復雜性研究

 

定量研究源自自然科學研究，它是建立在概念化、操作化和測量化基礎上的研究方式，定量研究的質量取決于數(shù)據質量和研究工具的科學化程度。社會科學在把定量研究引入以后，為了適應該研究方法的科學性，往往對研究對象進行了降維處理：一方靣把研究對象從復雜的社會關系中剝離出來，進行同質化和孤立化處理;另一方靣則是把研究對象從復雜的歷史變遷中剝離出來，進行靜態(tài)化處理。這種研究方式，或多或少都有些“削足適履”的特點，這使得定量研究淪為科學主義和操作主義的工具。因此，定量研究一直難以在社會科學研究中產生重大研究成果。

 

近年來，隨著復雜性科學在物理學等領域的應用，復雜性科學也成為社會科學研究的新坐標，在經濟學等科學化程度最高的社會科學領域，不少學者提出應該對傳統(tǒng)的數(shù)學工具進行系統(tǒng)化反思。把復雜性科學應用于社會研究領域有兩個關鍵：一是研究工具;二是研究數(shù)據。在互聯(lián)網沒有產生之前，社會科學雖然采用了計算機作為研究工具，但是在研究數(shù)據方靣存在著重大缺陷：雖然在心理學等社會科學實驗室已經有了一些數(shù)據獲取設備，但是大部分社會科學研究數(shù)據的獲取方式卻是以人工處理為主，這就限制了數(shù)據范圍的擴大和數(shù)據質量的提升。

 

在互聯(lián)網產生以后，在大數(shù)據技術的支持下，社會全靣數(shù)字化和虛擬化，不僅政府、企業(yè)和個人等社會主體全靣數(shù)據化，而且各種社會關系也已經全靣數(shù)據化。因此，這就解決了社會科學研究的數(shù)據來源問題，并且這些數(shù)據具有全樣本性、動態(tài)性等特征。大數(shù)據技術對社會科學研究的價值不僅體現(xiàn)在數(shù)據方靣，而且還體現(xiàn)在研究工具方靣。大數(shù)據技術，將推動研究工具走向智能化，人的作用將主要體現(xiàn)在兩個方靣:一是提出研究問題，用思想去打造各種研究模板;二是校正研究模板，不斷提升研究工具的科學化水平。

 

大數(shù)據研究工具的出現(xiàn)，為廣告學研究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機遇。在大數(shù)據時代，企業(yè)可以利用的數(shù)據類型更加豐富，既包含消費者的需求、行為和情景數(shù)據，又包含生產者全產業(yè)鏈管理數(shù)據，這些數(shù)據推動了企業(yè)管理走向科學化和智能化。同時，這些數(shù)據也為廣告學者進行科學研究提供了難得的數(shù)據支持。但是由于這些數(shù)據的商業(yè)價值越來越高，如何在企業(yè)公共平臺和私有平臺獲得數(shù)據，成為研究的首要問題，不然所謂的大數(shù)據研究只能是一句空話。另外，大數(shù)據研究是一個系統(tǒng)工程，已經并非一個或幾個學者所能駕馭的，涵蓋數(shù)據采集、數(shù)據清洗、模型建立、模型驗證等多個環(huán)節(jié)，這遠遠超出了傳統(tǒng)學科細分的范疇。發(fā)展廣告學產生于大數(shù)據技術背景下，但是目前正處于思想研究和歷史研究階段，主要是要以質性研究方法為主。隨著理論框架的確立和各種具體理論模型的提出，利用大數(shù)據進行定量研究，將會推動其研究走向科學化。雖然經濟學等領域提出要向復雜性科學轉變，但是由于數(shù)據匱乏，尚處于設想階段。而發(fā)展廣告學所需要研究的消費者等領域已經率先數(shù)據化，這使發(fā)展廣告學有可能最先利用大數(shù)據技術和復雜性科學作出研究成果，這是廣告學提升話語權的難得機遇。

 

學科維度：由高度專業(yè)化到社會科學一體化

 

社會科學依據各學科在特定時期的社會解釋能力的差異，各個學科的學科地位并非均等化，甚至形成了所謂的核心學科和邊緣學科的二分法。廣告學是在經濟學、傳播學、藝術學等學科基礎上形成的新興學科，但是受“學術利益”爭奪的影響，廣告學在學科地位上長期被邊緣化。隨著廣告產業(yè)對經濟增長貢獻率的不斷提升和互聯(lián)網技術的革命性影響，廣告學也隨著傳播科學地位的提升逐漸走社會科學的學科中心，學科地位在不斷提升。近年來，學者已經開始對這種核心學科和邊緣學科的二分法提出了質疑。

 

社會科學是科學主義盛行的結果，在專業(yè)化和職業(yè)化基礎上，社會科學依據社會“問題單”走向學科細分化，呈現(xiàn)出高度專業(yè)化的特征。這種科學主義和專業(yè)主義的發(fā)展路徑，把人類社會及人類行為進行了縱向解剖，各個學科圏定自身的研究范圍，這種研究模式的直接后果就是學術研究和社會發(fā)展的背離。這是因為專業(yè)分化消解了人類行為的整體性，僅僅從“消費者”、“經濟人”、“公民”、“受眾”等多元角度難以理解人類行為的復雜性和多變性，這極大地降低了社會科學對社會現(xiàn)象的解釋力。

 

發(fā)展廣告學是理論與實踐融合的產物，從學緣基礎上來看，發(fā)展廣告學來源于政治經濟學、制度經濟學、發(fā)展經濟學、發(fā)展傳播學等學科的交融，是一門特征鮮明的交叉性學科，其研究范疇涵蓋了技術、藝術、市場和政策等相關研究領域。從實踐基礎上看，發(fā)展廣告學是中國學者使用田野調查等方法對中國廣告產業(yè)集體構思，他們不斷與業(yè)界進行靣對靣對話，把學者的思維張力和業(yè)界的產業(yè)活力有機地結合起來。因此，發(fā)展廣告學的理論建構和方法創(chuàng)新從初始就應該圍繞人類社會本身的變化，從整體性上來建構發(fā)展廣告學的理論體系，在研究方法上更加突出跨學科研究和田野研究的重要性。

 

結語：數(shù)字絲綢之路的先行者

 

在2012年11月舉辦的北京論壇上，唐.舒爾茨教授用“數(shù)字絲綢之路”一次作為研究標題，深刻關切中國思維模式下的中國企業(yè)發(fā)展模式的特殊性問題。近百年以來，經濟落后所引發(fā)的學術自卑，時時阻礙著中國學者創(chuàng)新的步伐。改革開放三十年，中國經濟總量的迅猛增長，華為等中國企業(yè)獨特性創(chuàng)造，也對中國全盤西化的學術信仰提出質疑，越來越多的學者開始使用“中國話語”、“中國立場”、“中國氣派”等話語來探索“中國特色”的本質內涵，這不是狹隘民族主義的復興，而是在全球化浪潮中的獨立思考。研究范式大轉換的年代，也是思想者和學者共舞的年代，思想者以哲思引領社會理論創(chuàng)新，而學者則以行動實踐思想者的探索。對舊研究范式來說，這是一個最壞的年代，對新研究范式而言，這是一個最好的年代。

第7篇：社會科學研究的概念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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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前社會科學均出現(xiàn)了“語言轉向”的提法，本文剖析這一現(xiàn)象，分析其背后深刻的原因。社會科學的“人文轉向”即社會科學借助語言這個人文工具對自己學科進行人文改造。本文詳細梳理了“社會科學”和“人文學科”的來龍去脈。對“人文學科”和“社會科學”的困境進行了學科分析和精神層面上的探討，提出了如何扭轉人文學科的困境，如何學習西方的人文精神以及如何進行人文洗禮等解決方案。最后提出，自然、社會和人文三種文化應該做到有界限地融合、超越和圓善。

關鍵詞： 語言轉向；人文回歸；科學的；三種文化；超越

中圖分類號： K234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009-055X（2012）05-0001-10

“語言轉向”這一提法近年在哲學領域頻頻出現(xiàn)，轉引陳嘉映的話，“古代哲學注重的是本體論，從近代開始，哲學注重的是認識論，到了20世紀，哲學注重的是語言。”一般研究認為西方哲學研究經歷過三個階段：本體論階段、認識論階段、語言哲學階段。實際上，哲學家對語言的關注由來已久，無論是古代的柏拉圖、亞里士多德、孔子、老子等，還是近代的洛克、貝萊克、休謨、康德、萊布尼茨等人都十分關注語言。到了二十世紀初，哲學上正式提出了“l(fā)inguistic turn（語言轉向）”①。 除了哲學外，其他學科如經濟學、法學、教育學、政治學、歷史學、心理學等217均提出了“語言轉向”。盡管這些“語言轉向”的提出和哲學上“語言轉向”存在著差異，但由此引發(fā)的思考是：這么多學科都提出了“語言轉向”，是偶然巧合呢？還是另有原因呢？

一、各學科“語言轉向”考評

這么多社會科學都提出了“語言轉向”，但它們的內涵和外延不盡相同。在探索其背后根源時，還需對各學科“語言轉向”的內容有一個大概的了解。由于相關研究甚多，只能有所選擇分別加以概述。 即便在哲學領域內，不同研究者的“語言轉向”也大相徑庭。陳嘉映將其總結為：“1）新邏輯的發(fā)現(xiàn)；2）對古典特別是德國古典哲學的厭倦；3）反對哲學中的心理主義；4）語言科學的建立和進步。”他進一步認為，“概念思辨本來就主要是在語言分析層面進行的，當概念思辨確成為哲學的主要工作，語言轉向也自然而然產生了”。 有一種說法，在十九世紀末至二十世紀初，弗洛伊德、叔本華、尼采等西方思想家對理性主義和形而上學的無情批判下，理性至上、實體永恒等原本根深蒂固的觀點一時被解構得支離破碎。眾多思想家不約而同地找到了原本只被視為日常交流工具的客體性范疇——語言，于是出現(xiàn)了語言轉向。但威廉姆森18認為概念轉向比語言轉向構成更為廣泛的運動，對語言與思想的相對優(yōu)先性持中立態(tài)度。不管怎樣，“語言轉向”的確發(fā)生過而且產生過很大的影響。 經濟學的“語言轉向”也受人關注?，F(xiàn)代社會經濟學影響很大。以新古典主義為主的當代經濟學研究者喜歡使用復雜的數(shù)學分析工具和計量模型，似乎還很少有經濟學學人注重經濟學分析中的語言問題。到了20世紀末，博弈論經濟學大師魯賓斯坦（Rubinstein）終于意識到了語言與經濟的重要關系，提出了語言的經濟學分析和博弈論經濟學的語言問題。他在《經濟學與語言》19中試圖將經濟學的主流理論“博弈論”置于一個廣闊理性推理和語言交流的知識版圖上，并暗示經濟學研究有“語言轉向”的趨勢。國內韋森系統(tǒng)研究過經濟思想史上關于語言的問題?！坝捎谡Z言構成了人之成為人的主要維度，不了解語言，不研究語言在人類社會形成和市場機制運作中的作用，……研究語言在人類社會種種生活形式的生發(fā)、型構與變遷中的作用，以及反思、描述并試圖從各種理論視角復現(xiàn)人類經濟社會中種種自然秩序的經濟學所使用的語言本身，就成了經濟思想界認識和洞悉人類生活世界研究進程的一種自然推進的結果”20。 “法律語言學”是語言學一分支，它從法律角度研究語言，或者研究法律上的語言，這和從語言角度研究法律不太一樣?！胺ㄊ钦Z言！ 無論從哪一個角度給法下定義，都離不開語言： 1）立法者——法是意志和命令（這兩個東西都需要語言體現(xiàn)） ；2）司法者——法是判決（判決是語言）；3）守法者——法是行為規(guī)范（規(guī)范是語言） ；4）功能觀——法是工具（工具是語言） ；5）——法是統(tǒng)治階級的意志（意志要借助語言體現(xiàn)）”3?？梢姺▽W與語言學聯(lián)系是多么的緊密。法學研究中的詮釋和修辭研究歷史悠久，很早就關注語言問題。作為現(xiàn)代法理學奠基人之一，哈特通過對法律規(guī)則、法律規(guī)范或者法律制度的邏輯分析和語言分析，形成法律的一般概念、原理和體系，哈特①將維特根斯坦的哲學移植到自己的法理學中，從而帶來了20世紀法理學的“語言學轉向”。他的專著《法律概念》建立分析法學21。法學的“語言轉向”目的是借助語言研究成果在法理、立法、司法解釋和審判等環(huán)節(jié)上進行更加合理的研究和實踐。 教育當然需要語言。教師上課需要言語，還需要用言語與學生交流。教育一刻都離不開語言，因此教育非研究語言不可。某種意義上說，教育學的使命之一在于讓教師學會說話，而教育的使命之一在于讓學生學會說話。因此研究如何讓教師說恰當?shù)脑捠墙逃龑W的重要任務之一。僅從語言學話語分析有專門研究classroom discourse或teacher discourse，它們大多描述課堂話語的特征，提出改進有效的課堂話語。海德格爾提出過“走向語言之途”，因而也存在“通向語言之途的教育”，“教育所要最終達到的語言……，這是一種工具論語言和本體論語言之間相互聯(lián)系、相互滲透、相互貫通并保持一定張力的語言。唯有如此， 教育才能實現(xiàn)在語言中得到更深刻、更清晰的認識， 教育才能實現(xiàn)人在語言中真正的生命成長?！? 心理語言學是語言學一重要分支，語言、心理、認知關系密切，“語言轉向”已經成為心理學界公認的事實。心理學不應再去構造能調控人們心理與行為的種種理論模式與模型，而是在人們的交往行為和話語活動中啟迪心智、激揚潛能，通過對各種文化的和實踐的闡釋發(fā)掘出被深埋多年的人生價值和生活意義。因此，“心理學的語言轉向促使心理學的理論追求開始從本質論轉向存在論，在思維方式上從還原論轉向整體論，在心理科學觀上從自然主義科學觀轉向社會文化科學觀，在文化模式上從單一文化模式轉向多元文化模式6”。“心理學在語言轉向視角下，改變了心理學研究本身的性質，即心理學已被放入一個公共話語的背景下加以考察”22。 美國歷史學家海登·懷特說，歷史只是“以敘事散文話語為形式的語言結構”。歷史研究有很多模式，受18世紀啟蒙思想理性主義的影響，人們認為歷史是客觀的，只要找到足夠的材料就能揭開史實?？珊髞戆l(fā)現(xiàn)，歷史文獻的可靠性受話語的影響很大，因此開始引入語言學視野去考察歷史。如何理解文獻文本中的語言，將直接關系到對史實、歷史態(tài)度等一系列問題的認識。而從語言學角度出發(fā)，會給歷史研究帶來很多令人欣喜的結果。

History， theory， text： historians and the linguistic turn23是一部歷史學語言視角的典范，再進一步，它會影響到歷史哲學；《歷史學研究的語言學轉向——西方后現(xiàn)代歷史哲學研究》24探討了語言視野下的歷史哲學。而在政治、國際關系等領域通常喜歡用批評話語理論（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對隱含在政治話語中的權力、意識形態(tài)等進行研究。后來就有人提出了政治學中的“語言轉向”和國際關系學中的“語言轉向”25。 此外，還有大量的研究關注文學、文化研究、建筑學、社會學、宗教學、地理學、管理學、外交學等領域的“語言轉向”26，27，28，29，30，31，32，此處不再贅述。 綜上，社會科學在闡述“語言轉向”時都有一個共同點，就是先將哲學上的“語言轉向”描述一番，然后再轉到自己的研究上去。難道是哲學的“語言轉學”促發(fā)了這些學科的轉向？此外，還需對“turn（轉向）”進行界定。turn表明原本沒有重視的東西，現(xiàn)在引起重視了，但并非研究的中心改變了。比如說經濟學研究的中心依然是經濟，但以前可能忽視了語言的作用，現(xiàn)在開始關注語言對經濟的作用，而不能說經濟學重心轉移到語言了。

哲學研究對其他學科的影響是毋庸置疑的，因此當哲學提出“語言轉向”時，它就有可能影響其它學科。這些社會科學喜歡引介哲學上的“語言轉向”，目的可能有二：一是讓讀者知道“語言轉向”是怎么回事；二則有可能是想在哲學上找到依據，為自己研究的合理性提供支撐。要追究為何這么多學科都提出“語言轉向”。除了哲學上的依據外，也許還會找到這樣的理由：語言是貫穿這么多學科所必須要談的東西，當本體論上升到認識論，而認識論就得涉及到語言，從語言著手，就會加深對該學科的研究，使該門學科研究更具哲學高度。這些原因都底氣十足，但卻不是最根本的原因。至于第一條，哲學的影響不可否認，但即使哲學出現(xiàn)轉向，社會科學也不一定非得跟著轉，畢竟每個學科都有自己發(fā)展的內在規(guī)律，只有當該學科發(fā)展的內在動力需要外部的力量時，才會吸收借鑒其它學科。這并不否認任何學科都受到時代背景和它所處時代任務的制約，以及當時社會主流學科的影響，跟風現(xiàn)象是存在的。但如果該學科內在動力不需要借助“語言轉向”來幫助的話，無論如何也不會有這么多學科同時提出“語言轉向”。因此，哲學上“語言轉向”的影響是有的，但不是根本動力。根本動力來自于各門學科內在發(fā)展的動力需求。至于第二點也是合理的，語言的確非常重要，作為人類共性的東西，語言可以為各門學科發(fā)展提供很好的視野，但這些學科“語言轉向”的目的不是為了研究語言，而是借助語言來更好推動自己學科發(fā)展。

（一） 人文學科的科學化——社會科學的產生繼續(xù)討論之前，需要了解學科的三大分類：自然科學、人文學科和社會科學。自然科學與后兩者容易區(qū)分，而后兩者之間卻不易區(qū)分。一般認為人文學科是以觀察、分析及批判來探討人類情感、道德和理智的各門學科（哲學、文學、藝術、歷史、語言等）和知識的總稱 。而社會科學是用自然科學的方法，研究人類社會的種種現(xiàn)象的各學科總體或其中任一學科①。如社會學研究人類社會，政治學研究政治、政策和有關的活動，經濟學研究資源分配。光從名稱上，就可以看到很大的差別，“人文學科”、“社會科學”，“學科”與“科學”反映出兩者的性質、研究目的和旨趣存在非常大的很大差異。社會科學是用科學的方法來研究人類社會中的某些層面和現(xiàn)象，所謂科學的方法又是指什么呢？這需要追溯歷史了。

嚴格來說，19世紀之前，社會科學研究還包含在人文研究之中，那時還沒有產生社會科學。實際上無論在古代中國還是古希臘，沒有今天所說的自然科學、社會科學之分，如亞里士多德研究的領域包括自然、社會和人文領域。今天屬于社會科學的經濟學、法學、管理、教育等研究工作多是由哲人、文學家同時完成的。如司馬遷《史記》中的《貨殖列傳》就是對經濟規(guī)律的總結?？鬃蛹仁撬枷爰摇⒄軐W家又是教育家，張衡既是文學家又是科學家。西方文藝復興和十八世紀以理性主義為標志的啟蒙運動，將現(xiàn)代自然科學分離出來。

Science源自拉丁文scientia，初指知識，后指學科，到了十九世紀，專指自然科學，也就是用實驗方法來研究自然世界的學問。從十七世紀開始的歐洲社會，伴隨著自然科學的分離和發(fā)展，一切社會認識在啟蒙思想的鼓動下進行不斷的理性化，而啟蒙思想的本質是將一切理性化，這對當時的社會來說無疑是一種巨大的進步。理性促動了自然科學的發(fā)展，西方一大批科學家如伽利略、開普勒、笛卡爾、牛頓等人橫空出世。到了十八世紀，人們看到自然科學帶來的巨大推動力，改變了整個世界，在理性主義和自然科學的啟示下，人們開始相信科學革命不僅僅能在自然科學上改變人類，而且還能改善政治、道德、社會、經濟、文學批評等等方面的工作和研究。十八世紀的歐洲啟蒙運動，其基本特征可以說是“將牛頓時代的新科學方法運用解決其他智力和哲學問題的趨勢①”。人們希望在人文社會研究上，也能像自然科學研究一樣能做到完全和精確預測未來，找到其中的規(guī)律，控制社會各種現(xiàn)象，從而能像自然科學家那樣駕馭和控制自然規(guī)律而獲得更大的自由，今天社會科學的研究宗旨和目的與自然科學如出一轍。 社會科學從人文學科中最早分化的是社會學，法國的奧古斯特·孔德首次提出“社會學”這一術語②，試圖模仿天文學、物理學、化學等自然學科而創(chuàng)立的一門研究社會的科學。在方法論上，孔德認為可以直接將自然科學的方法移植進來，為此，他大力倡導“實證哲學”。他的名著《實證主義教程》充分證明了他的理念，按照他“三階段論” 中實證的程度把科學發(fā)展的順序大致歸納為六門：數(shù)學、天文學、物理學、化學、生物學和社會學?！吧鐣W”的提出引發(fā)了社會科學和人文學科的分離。此后，經濟學、法學、政治學、教育學等一系列社會科學分離出來。

（二）社會科學的危機這些社會科學甚至人文學科將經典自然科學的科學觀和方法論上升為自己的哲學世界觀和方法論，認為經典的科學觀和方法論才是唯一正確的，除此之外的科學觀和方法論都是非科學的。經典自然學科雖然承認世界是豐富多彩的，但本質上卻認為只是某些共同元素構成的，因此他們的任務就是要找到這些元素并分析它們。很多人文社科研究者也期望著能像化學家那樣用元素周期表的方式來解釋自己學科的現(xiàn)象，因為科學哲學教導他們只有用經典自然科學方法獲取的知識才是可靠的，其他的都不可靠。人和人類社會雖然起源于自然，但人類活動和人類的精神早已超越它的物質，簡單套用自然科學的方法只會得出簡單的結論，而忽視人的價值和尊嚴，只會導致研究成果嚴重扭曲事實。 不可否認，人們建立社會科學的目的是良好的，為了改造世界，更好為人類服務。也看到了社會科學使用自然科學的方法取得很多成果。但是，社會科學的研究對象是人和社會，這是和自然科學研究對象最大的差別。人和社會太為復雜，面對著如此復雜的人和人類世界，采用單一的數(shù)學模式、建模公式等簡單化程式化的方法去研究而排除人的復雜性、人的價值和情感的研究往往是靠不住的。

即便在自然科學領域，也沒有單一的結論。拿物理學來說，19世紀末，物理學征服了全世界，經典力學、經典電動力學和經典熱力學形成了物理世界的三大支柱。物理學家相信世界上所有的基本原理都已經被發(fā)現(xiàn)，物理學已經盡善盡美了。但很快為量子時代所取代，經典物理像泡沫般破滅凋零。量子物理學甚至打破了曾經堅定信奉的嚴格因果律，從哥本哈根派的概率解釋、不確定原理和互補原理摧毀了經典物理世界的嚴格因果性和世界的絕對客觀性。之后出現(xiàn)的平行宇宙理論、退相干理論、隱變量和超弦理論都無法再建立起一個終極理論。自然科學研究已經從只追求整齊劃一的規(guī)律發(fā)展到了更注重觀測。自然科學研究的方法和結論也不是鐵板一塊，整齊劃一的，也充滿了爭議與未知。人類科學發(fā)展史表明，對真理的探索永無止境，大自然可能始終不會將其終極秘密展示給人類。將自然科學等同于科學，而又將科學等同于真理，是當代人對科學認識的最大誤區(qū)。而在自然科學方法主導的社會科學研究中，如果不采用自然科學的方法就會視為不科學③。

什么是科學？這個問題非常復雜。庫恩早就是說過，所謂自然科學的方法也只是“范式”的變更，不存在所謂的“科學”就真理的說法35。個人理解，科學其實就是理性合理的方法，如果這種方法對研究的有效性幫助甚微，我們可以認為這種方法已經不適合該學科了。因此自然科學的實驗、實證方法只是方法，不能作為我們所認為的“真理”。在“心理學新進展叢書”中葉浩生教授所作的序言從心理學這門學科出發(fā)，對自然科學方法才能獲取知識作了非常精辟的批判。

正是在經典自然科學方法主導下，社會科學研究出現(xiàn)了危機，帶來了一系列惡果：生態(tài)危機，為了經濟發(fā)展，人的欲望肆意滋生，導致污染嚴重，生態(tài)嚴重失衡；社會倫理危機，經濟學的模型只能估算出GDP的發(fā)展，而無法對社會道德倫理進行調節(jié)；教育領域的數(shù)字、統(tǒng)計無法解決教育中的真正問題，與教育的真正目的背道而馳；人性危機，人的機械化，人被自然本能化，整體人性的分裂與片面化；工具理性吞沒了道德和價值?？茖W主義無法解決規(guī)范問題，價值立場問題。人類除了理性之外還需要道德、情感的生活，需要平等與正義，但在理性主義和科學至上的社會科學研究領域是無法解決這些問題。社會科學研究的危機除了這些，還有方法論上的質疑。很多學者對社會科學方法論自然科學化提出了挑戰(zhàn)，對自然科學方法主導的社會科學方法論的合法性進行了重新思考36。比如法學領域需要重視具體問題之中價值判斷的正當化。長期以來，法學皈依于科學主義，不研究道德問題，帶來非常嚴重的后果，無法解決問題。33

（三）途徑之一：人文的回歸如此，社會科學的研究沒有像當初預想的那樣能讓人們完全駕馭社會，相反帶來相當嚴重的惡果，因此很多學者反思了社會科學的研究方法，最為著名的是德國學者馬克思·韋伯，他的《社會科學方法論》對社會科學的方法進行了徹底的反思。韋伯首先區(qū)別了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使用了“文化科學”來界定，特別強調人類的精神生活。韋伯認為：“社會科學的對象是文化事件。文化事件的規(guī)定包含著兩種基本要素，這就是價值和意義”。在反對自然科學沙文主義和維護社會科學的方法特殊性的同時，他也堅持認為文化科學是一門客觀的經驗科學。他認為價值是文化科學概念形成的先決條件，價值關聯(lián)決定了文化科學和自然科學的分野。國內有不少學者，對社會科學的方法進行了反思。 社會科學反思的結果是：不能再唯自然科學和理性主義為首了，要重視人，重視人的價值、道德，要回到“人”身上。從這種意義上說，社會科學是要向“人文學科”回歸。而“人文學科”是以觀察、分析及批判來探討人類情感、道德和理智的各門學科。社會科學原本與人文學科是一家，現(xiàn)在他們發(fā)現(xiàn)離開人類的情感、價值去走向純粹的理性主義是行不通，于是回歸人文。“人文轉向”并非是用人文學科的方法或知識來指導社會科學，而是社會科學必須關注人類的情感、精神與價值，用人文學科的精神和理念來指引社會科學的發(fā)展。 “人文”這一概念涵義比較復雜，不同歷史時期，含義不同，與之相關的有“人文精神”，“人文主義”等概念?！叭宋摹钡脑搭^和演變異常復雜。本文強調從治學理念的角度，而非面面俱到。歐洲從古希臘開始有著自己的人文傳統(tǒng)，到了文藝復興時期，提出了人文主義。人文主義也是一個相當復雜的體系，它既同“人文”概念相關，但更多有自己的特點?！叭宋闹髁x”是一個歷史范疇，隨著歷史變化有了不同的內容，但其核心價值與“人文”有類似的地方，那就是對人的關注。文藝復興后特別是啟蒙運動導致理性主義占據主動地位，人似乎變得不那么重要，人文主義核心價值側重于人道主義，屬于道德的觀念?？梢哉f啟蒙運動后歐洲傳統(tǒng)的人文理念似乎斷層了，科學主義、理性主義、實證主義占據主導地位。 中國，“人文”最早出現(xiàn)在《周易·賁》：“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币话阏J為這里的人文指禮樂教化，強調人與人關系、人與社會關系的人文觀，這種人文觀不僅要求處理個人與社會他人的關系，也十分重視對個人修養(yǎng)的培養(yǎng)?？鬃犹岢靶藜骸?，墨子提出“修身”，以禮樂養(yǎng)人，使人精神境界得以提升，人格得以完善。它們與人文學科有著類似的價值觀和取向，都關注人的價值、道德、情感等。 “人文學科的根本目的不是要獲取關于對象的知識，而是要探尋人的生存意義、人的價值及其實現(xiàn)問題，并由此表達某種價值觀念和價值理想，從而為人的行為確立和提供某種價值導向，其所要回答的主要是對象‘應如何’的問題”38。社會科學在揭示社會規(guī)律，獲得普遍知識時，如果不關注人的價值，就必然會走進死胡同，陷入上面提到的惡果中去。當社會研究者意識到他們所面臨的處境和危機，就會采用各種辦法來彌補自己的不足?！叭宋霓D向”是一個抽象的概念，還需要具體用某些細節(jié)去落實。韋伯只是在大的方向上提出了想法，但并未提出具體細節(jié)。而“語言轉向”正是“人文轉向”的一種細節(jié)性措施方式?！罢Z言轉向”本質上是一種“人文轉向”，一種社會科學回歸人文的呼聲。因為語言具有某種共性和特殊性，因此這些學科不約而同地選擇了語言作為人文回歸的前奏。

（四）語言的人文性為什么說“語言轉向”是一種“人文轉向”呢？首先，語言貫穿于社會科學各領域，是他們共有的；第二，“語言”的關注具有人文性。這可能有爭議，語言在不少人看來，只不過是一個工具而已，何來的人文性？語言確實具有工具性，可以使用語言工具來交流、學習、生活等；但語言也可以用來傳載人類的文明、知識和精神，每個人的言語都不同，每個民族的語言也是不同。因此語言可分為“形而上”和“形而下”，形而下是一種工具，使用工具來幫助人類日常生活；形而上則一種民族精神，一種價值觀念。語言和語言學不是一回事，語言學研究中現(xiàn)在也存在兩種分野：人文和科學的。但語言本身卻具有很強的人文性。語言是屬于人本身的，而不是外在的，甚至可以將語言視為人區(qū)別于動物的標志。赫爾德（Johann Gottfried von Herder）指出，語言是心靈的自然稟賦，唯有語言才使得人具有人性；語言與思維不可分離，民族精神與民族語言密切相關。洪堡特也持這樣的觀點，大家熟知的“民族的精神是民族的語言，民族的語言是民族的精神?！辟さ履瑺栒f“人是具有語言的存在”，海德格爾指出“語言是人類的家園”。 人文性是人類對自己道德和價值的追求和完善。語言的人文性十分突出，屬于人本身，反映人類的思想、情感、靈魂和世界觀。“語言不是傳統(tǒng)語言學所認為的思維和交際工具，它本身就是活生生的思想，是生活自身的存在，就具有意義和精神，它負載著個人的精神生活和世界觀，負載著多姿多彩的人類文化。人有了語言，便有了他的精神世界。語言是人的世界，是人類的家園，包孕著無限豐富的人文精神，這就是語言人文性的內涵所在”39。因此社會科學研究者看到哲學“語言轉向”后默契或無意識地，試圖借助“語言”這個人文性十足的物象來幫助自己學科向“人文”靠攏，回歸人文。社會科學本就是從人文學科中分離出去，“人文”的回歸合情合理。

三、人文學科的困境與出路

社會科學努力借助人文學科的價值導向試圖從完全“科學化”的桎梏中解放出來。可當代人文學科也存在極大的困境，不僅出現(xiàn)了類似社會科學的“完全科學化”，甚至在功利主義至上的喧囂中，人文學科普遍被認為沒有“什么用”。在高度實用主義主宰一切時，人們首先會審視是否會帶來利及利的多寡。因此出現(xiàn)“文不如理，理不如工，工不如商， 文科表面在發(fā)展，卻備受限制和歪曲，實際上已經視為政治或工商的附庸”40。這種情況在中國愈演愈烈，西方發(fā)達國家的人文學科也曾面臨過這樣的危機，不過進過深刻反思，已經深刻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并采取種種措施去拯救人文學科①。

（一）人文學科的困境與危機社會科學在完全走向“科學”道路之后，按照自然科學的方法、模式和目的來研究社會現(xiàn)象。研究方法的多元化本無可厚非，只不過在自然科學方法的主導之下，其研究目的發(fā)生了根本的變化，試圖采用自然科學的實證、實驗方法最終找到了支配人類社會的幾個規(guī)律。這本也無可厚非，但如果將社會研究的結果定位為幾個支配規(guī)律，這樣的研究旨趣和志向不能不說是一種“形而下”。人類社會復雜的多樣性不可能只用幾個規(guī)律就能解釋清楚，這并非一味否定“科學”方法和目的的合理成分，但是如果將研究終極目標定位在如同幾個化學元素支配一切的思路上，經典自然學科雖然承認世界是豐富多彩的，但本質上卻認為只是某些共同元素構成的，因此他們的任務就是要找到這些元素并分析它們。 很多人文社科研究者也期望著能像化學家那樣用元素周期表的方式來解釋自己學科的現(xiàn)象，按照他們的思路，人類社會的多元性和復雜性可能也不牛津大學著名的歷史學家托馬斯曾說：“凡是非STEM（即科學、技術、工程、數(shù)學的英文首字母縮寫）科目的學科地位，都受到了嚴重的威脅?！备Ｋ固兀ü鸫髮W校長）認為，在這其中，首當其沖的就是人文學科了。福斯特指出，作為已具有數(shù)百年傳統(tǒng)的高等教育的守護者，大學必須努力去保證提倡那些有價值的東西，而不是限制支持那些無價之寶。“畢竟，歷史學、人類學、文學等學科之于大學以及人類具有不可磨滅的重要價值”。哈佛大學校長福斯特：大學在變革的世界中的角色。《科學時報》 （2011-01-04 B3 國際） （哈佛大學校長福斯特：大學在變革的世界中的角色 http：///lljx_read.jsp？id=62 2011年1月11日讀取。）美國National Endowment for the Humanities每兩年向總統(tǒng)、國會和全美人民遞交《美國的人文學科》（Humanities in America）的報告，詳細匯報人文學科的各項事宜。注意，中國只有社會科學才有這樣的報告，往往關注的是經濟發(fā)展、住房、改革等問題，而基本上沒有關于人文學科的報告?？梢姡宋膶W科在兩國重視程度差異之大。

那么多元與復雜，最終也就那幾個規(guī)律。人類社會的一切行為皆是人形成的，試圖解釋人行為的根本規(guī)律如同要揭示人類生存的根本意義，無法將人類生存的意義用幾個規(guī)律加以總結，因此試圖一勞永逸采用自然科學為旨趣的社會科學研究永遠永遠只是一個夢想①。

而從自然科學發(fā)展的進程來看，特別是量子力學的發(fā)展，經典時代由幾個支配規(guī)律的思維方式似乎已經過時，當代科學家更關注的是能夠對大自然說出些什么，強調觀測。自然科學的新思路和新發(fā)展可能并沒有引起社會科學和人文學科的注意，那些死抱“科學主義”的研究者，其思維模式依然是自然科學經典時代的套路，對新的科學思維全無了解，而且還站在道德的制高點上指責別人“不科學”。 在引入自然科學方法之后，社會科學研究確實有了新的視角，也取得了新成果，畢竟能用幾個規(guī)律來解釋人類社會的研究是非常誘人的。因此，人文學科也將自然科學方法引入，實證和實驗方法也確實給人文學科注入了新鮮的血液。此后，人文學科形成了“人文派”和“科學派”兩大派系，甚至兩大派系達到了水火不容的地步，而且“科學派”占了上風。人文學科正被來自四面八方的科學派給吞噬，面臨著嚴峻的考驗。因為科學哲學教導這些“科學派”只有用經典自然科學方法獲取的知識才是可靠的，其他的都不可靠。他們動輒說：你們的研究是不科學的。但實際上“科學”并非只是自然科學的方法和模式。此外，“科學派”占上風還有一個重要原因是，“科學派”因標榜自己是科學的，并試圖展示美麗的幻境——他們的研究成果將能改變世界，極大促進人類社會進步。因此得到很多人的支持，也得到了大量經費的支持?！霸诿襟w的幫助下，公眾已經被說服，相信只有自然科學家才能提供解決各種嚴重社會問題的答案”序言5。在人文學科研究中，不排除有些方面，一些具體問題適合采用“科學”的方法，但這并不意味著這些研究成果能同自然科學一樣可信，并非采用量化、大量表格、圖表、各種曲線圖和統(tǒng)計公式才是科學的，所有嚴謹、有內在邏輯和客觀的研究都是科學的。 “科學”喜歡形式化，建立模型，然后竭力證明，但無論模型如何復雜，它只是對“假設”的一種證明手段，解釋手段當然可以多樣化。但實證研究在人文學科中陷入了非常尷尬的境地，既不能也不能證實現(xiàn)有理論。由此可見，“科學”派如要在人文學科中取得真正實質性的研究成果，仍需在方法和思想大幅度改變?！翱茖W”的威脅可能只是暫時的，“人文”派學者卻不能沾沾自喜，掉以輕心。我們認為，方法的包容和創(chuàng)新是研究的動力，學習不同的方法是研究創(chuàng)新不竭的動力，因此適當吸收當代自然和社會科學的新方法是每個人文學科的必修課。其次，人文學科要抓住研究的“道”，抓住了“道”，也就抓住了真正的規(guī)律。此外，“人文”學科應該有信心加大宣傳讓更多的人看到“人文”途徑是有著巨大的優(yōu)勢，爭取更多的支持和理解，也要吸收更多有才華的人加入這一行列。當然人文學科的困境不僅僅是來自“科學”派的威脅，其自身也存在很多問題，不僅僅有方法的問題，問題多，需要認真分析細致思考，對癥下藥。 人文學科的困境不僅來自自然和社會科學的“排擠”，更大的危機是“功利化”。功利化讓一個民族精神上無所適從，精神喪失乃是當代中國一個最為顯著的問題。功利化讓人看不到人文學科持久的影響力，而只看到眼前的小利，動輒發(fā)問：你這有什么用？人文學科的危機間接導致精神危機。完全“科學化”與“功利化”幾乎將人文學科送進了墓穴。有著如此崇高旨趣的人文學科在功利主義的逼迫之下被迫表態(tài)明天他們就要給社會帶來什么具體好處，不得不說這是一個時代的悲哀②。

無論在網絡還是在學術討論中，關于當代中國人精神問題頗為熱門，《南風窗》2010年第19期推出專題“直面精神危機”，邀請海內外專家闊談當代中國人精神危機的表現(xiàn)、根源以及對策。

經典時代的物理、化學都認為只要用幾個簡單的規(guī)律就能解釋整個世界，世界是如此符合因果律。而當代量子物理學已經打破了這種經典式解釋世界的方式。比如量子力學中的哥本哈根派就認為不存在一個客觀的、絕對的世界。物理學的意義不在于能揭示出自然界是什么，而在于我們人類能夠對自然界說明什么。沒有一個脫離觀察而存在的“絕對世界”。量子力學比史上任何一種理論引發(fā)的科技變革都要多，而且改變了人們對傳統(tǒng)科學的看法，影響了人類對世界的看法，改變了人類的世界觀。雖然量子力學內部充滿了爭議和分歧，但其基礎依然是建立在哥本哈根派的幾個解釋上，經典時代幾個簡單規(guī)律定世界的思維模式一去不復返了。

功利化不僅給人文科學帶來了嚴重的危機，也給自然科學帶來極大的危害，自然科學內部的基礎學科如數(shù)學、理論物理、理論化學等，因不能像工程類學科馬上帶來利益效應，也面臨著學生減少，師資流失，經費縮減等壓力。不過在自然科學內部，科學家們對這個問題已經有了比較清晰的認識了。

精神危機的根源相當復雜，限于篇幅無法展開，但有一點必須指出，走出精神危機，人文學科擔負著重要使命。西方歷史上的文藝復興，讓人文重新洗禮每個人，每個人得到啟蒙。

而當代人文學科的衰落與精神危機是一種互為因果關系。反觀世界，真正的強國不僅僅在于經濟和軍事的強大，更重要的他們有一種理念，有一種精神，有一個文化，展現(xiàn)在世界各族人民面前，世界各種人民對他們的理念、精神和文化都感到“敬仰”。大國的崛起，沒有這樣的價值輻射就永遠不會崛起。而這樣的信念不是靠高科技，不是靠黃金白銀，也不是靠強大軍事，是來自對人文價值的尊重，以及對人類生存和存在理念的不懈探索。

（二）中國人文學科之路：中西融通與人文洗禮從文藝復興到啟蒙運動，西方的理性主義占據了主導地位，自然科學的邏輯思維主導這一切，導致社會科學從人文學科中分離?！岸獙α?、邏輯思維等西方的‘理性’對二百多年來科學技術的發(fā)展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今后科學技術還會需要它，而這與客觀世界的本質在許多方面是矛盾的，與人的精神世界是矛盾的，人類應該如何解決這一難以擺脫的‘悖論’？”。好在西方學術界對此有了較為深刻的認識①。那么我們中國的人文學科又面臨著如何的困境呢？ 中國人文學科面臨的第一危機是，西方的傳統(tǒng)和學術話語霸權一直左右著中國的學術，我們的學術傳統(tǒng)在西方面前低人一等，學術研究跟著西方轉，成為“西方的奴仆和‘名牌產品’并不高明的仿造者”44。第二危機，中國人文傳統(tǒng)的斷層。啟蒙運動后西方的傳統(tǒng)是理性和邏輯，傳統(tǒng)人文減少，不過西方已經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中國有著豐富的人文傳統(tǒng)，打破西方的霸權，一條好的途徑就是向中國文化汲取營養(yǎng)。許嘉璐先生提議哲學需要一場革命，需要發(fā)揚中國哲學自己的傳統(tǒng)，其它學科也應當如此。當代西方社會科學甚至自然科學研究已經出現(xiàn)了一場變革，力圖改變自文藝復興以來的理性傳統(tǒng)，要求注入人文氣息?？墒钱斂吹轿鞣皆谧兏飼r，我輩中人似乎依然無動于衷，多數(shù)人依然“戴著鐐銬”在跳舞，無視中國自己的人文傳統(tǒng)。 中國人文學科和社會科學全面西化后，但最根本的精神層面卻未能真正西化。中國人治學，特別在當下，缺乏獨立思考的精神，人云亦云為主，即便西方的理性有諸多不是，但我們并未掌握他們的精神要髓，只是將它們的研究成果和研究方法拿來套用，對學術傳統(tǒng)和學術精髓并不了解，也不想掌握，急功近利讓我們只想拿來成果換成更多的物質利益。因此某位學術大家說過，近幾十年，無論人文社科還是自然科學，中國人沒有一個重大的理論貢獻。這讓所有中國學人無比汗顏。西方自文藝復興以來有著良好的傳統(tǒng)，是自古希臘以降，西方的獨立思考和思辨精神。其后接受過文藝復興的洗禮，沒有這場洗禮，便沒有西方的經濟、政治、民主和科學。本文認為，中國若要強大也須有一場洗禮。洗禮，是一種精神洗禮，是一種人文洗禮。國人的人文素養(yǎng)普遍不高這是事實，西方自然科學家寫出的科普作品能成為暢銷書，很少見到中國科學家寫出這樣的暢銷書，這是缺乏人文素養(yǎng)的最直接表現(xiàn)。中國需要向西方學習，但這種學習，不是簡單各門學科全面拷貝西方的研究成果，更主要的是學習他們獨立和思辨的人文精神。

那么究竟我們要怎樣振興中國的人文學術呢？ 本文認為，一方面，要從中國自己的人文傳統(tǒng)中汲取營養(yǎng)；另一面，需要“圓融”，不僅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圓融”，更需要中西方學術傳統(tǒng)的溝通與圓融。雖然目前不少學者朝這方面努力，但成效依然甚微，原因很多。比如清末民初的“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模式來改造中國，不成功。

今天的學術界實際上是“西學為體，中學點綴”，則導致中國學術徹底迷失。較為理想的模式是，將“中西”融合，不是拿西方的理論來改造中國，而是將兩者融合后創(chuàng)造出能與世界對話的“新物質”來。比如，中國傳統(tǒng)人文研究中具有“普世”價值的思想資源完全可以采用現(xiàn)代學術方法進行闡釋并在世界推廣。再如中國人文資源與西方異曲同工之處也可采用現(xiàn)代方法，溝通中西，以嚴密的邏輯和合理的學術形象展現(xiàn)給世人。在倫理修養(yǎng)、藝術美學等方面中國人文的資源甚至比西方更有“普世”價值，完全可以深入挖掘獨當一面；在法律政治、經濟制度等方面，可以采取學習西方，中西融會的方式來研究。方法上需要多元化，邏輯上縝密化，參照國際體系。在方法訓練和思維方式上，中國應該更多學習西方，而在思想源泉和創(chuàng)新點上則需要有中國自己的“普世”價值觀?？傊?，中國學術走向世界，需要卸下“鐐銬”，穿上自己縫制的衣服，大膽地與外人交流。 中國學術如果只重視學術層面，而忽視“道”的層面，那將永遠超越不了西方?！爸袊鴮W術的傳統(tǒng)中將科學與技術混為一談，統(tǒng)稱為科技，導致今日只見器物不見精神，而忽視了科學的本質首先是一種精神，是出自對宇宙萬物的驚奇而求真的渴望，而不容虛飾的，對事物本來面目的揭示”。這樣的科學精神是來自人本，是一種對人類價值的尊重，我們缺乏的就是這樣的精神。而這種精神不是出幾本書，發(fā)幾篇論文就可以解決的。學習西方可能今后很長時間中國面臨的最主要任務，學習西方是要學習他們的人文精神，需要融會貫通。但做到中西融通很難，只有汲取中西對人本研究的精華，才有可能提出對人類有重大意義的理論突破。因此，本文認為中國學術之道振興有兩個方面不得不重視，一是汲取中西方，主要是西方對人文學科的探索精神，在中國進行一場廣泛的人文洗禮；第二，只有重視人文學科，中國的人文洗禮才能有所成效。在有限的篇幅里，無法做到面面俱到，而只能著眼重點。任重而道遠，需要每個人從點點滴滴做起。 綜上，人文的興起涉及到學術界和普通公民。學術界需要重視挖掘中國既有的人文資源，努力學習新方法，重視與西方的交流，更重要需要從“道”的層面學習西方的人文探索精神。然而光靠學術界的研究是遠遠不夠的，普通公民需要有一場人文洗禮，人文洗禮可以由學術界發(fā)起，但必須由公民自身完成。所有的公民接受過人文洗禮后，人文素養(yǎng)才能得到提升，人文學科的地位的提升指日可待，中國人文學科才能真正意義上振興起來。

第8篇：社會科學研究的概念范文

【關鍵詞】 社會科學方法論 體系 開放性 邏輯基礎

“社會科學方法論是開放的科學體系”，這一論斷從表層來看似乎是毋庸贅述的理論事實。然而，如果把社會科學方法論的建立過程及其理論建構的現(xiàn)狀作為考量因素，則有必要對這一論述的邏輯合理性進行進一步的理論闡述。有人會說，既然這個論點已成毋庸置疑的理論事實，那么，從其他考量因素出發(fā)對這一理論事實進行闡述豈非多此一舉。然而，真正的理論事實是要經得住考量的，倘若認定其為理論事實的依據僅僅為表層，怕是難逃不嚴謹之嫌。因而，以社會科學方法論建立過程及理論建構的現(xiàn)狀為考量因素，對“社會科學方法論是開放的科學體系”這一論述的邏輯合理性進行理論闡述，是極為必要的。

社會科學方法論是科學的理論體系

有觀點認為，19世紀中期，馬克思、恩格斯已經構建了整體上最為科學、完備的歷史唯物主義哲學方法論，遺憾的是，具體的社會科學方法至今仍未被系統(tǒng)地建構起來。在此，我們需要闡明的是，我們對社會科學方法論體系開放性邏輯基礎的研究和闡述，并非意味著我們對此理論持懷疑態(tài)度，而是承諾社會科學方法論是科學的體系。對這一問題的理解，我們可以從體系的定義本身入手。體系，顧名思義，形成為一體，即整體，組成為系，即系統(tǒng)。體系，是指由若干具有相互關聯(lián)的事物或某些意識相互聯(lián)系而構成的一個整體：如工業(yè)體系、思想體系、理論體系等。體系的構成需要量的規(guī)定，即一個事物或意識不能形成體系，而是由至少兩個或兩個以上的要素構成；體系的構成也需要質的規(guī)定，即構成體系的要素是特定的，相互關聯(lián)的，并不是隨便哪些要素都能構成體系的。

社會科學方法論作為科學的理論體系，其要素既有量的規(guī)定也有質的規(guī)定。社會科學方法論有其特定的、若干具有相關性的組成要素，就其理論內容來看，社會科學方法論以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為根本方法，包括以實踐為基礎的研究方法，這體現(xiàn)了的實踐基礎；社會系統(tǒng)研究方法、社會矛盾研究方法、社會過程研究方法，這體現(xiàn)了的辯證思維；社會主體研究方法、社會認知與評價方法，這體現(xiàn)了的主體性原則；社會科學研究的世界視野，這體現(xiàn)了的世界眼光。

社會科學方法論就其理論內容來看，涉及了主體與客體、系統(tǒng)和要素、矛盾和過程、個人與群眾、認知與評價、世界歷史與民族歷史等一系列關乎社會發(fā)展中的重大關系問題，這些問題與要素是相互關聯(lián)的，而且都貫穿著基本的理論原則，如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的原則，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的原則，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的原則等等。而從系統(tǒng)概念的角度而言，可以認為社會科學方法論中的各個方法要素構成了一個方法論體系。而且這個體系之所以是科學的，其最大的特點就是其開放性，它不斷與其自身以及系統(tǒng)之外的環(huán)境進行所謂的信息能量的交換，在開放性中不斷的豐富和發(fā)展自己。

社會科學方法論的哲學基礎決定其開放性的理論品格

世界觀與方法論具有一致性，有何種世界觀就會有何種方法論。人們在世界觀或哲學觀的指引下，去觀察、發(fā)現(xiàn)、分析、解決各種社會問題和現(xiàn)象，這就構成了社會科學研究方法。社會科學方法論，是世界觀、哲學觀在方法論上的具體體現(xiàn)?？梢赃@么說，哲學是社會科學方法論的哲學基礎，它決定了社會科學方法論的開放性理論品格，這一品格在其研究對象、適用范圍以及理論視野方面都有所呈現(xiàn)。

哲學的研究對象具有開放性。其研究對象是實踐基礎上的人與世界的關系，而其理論旨趣在于探索人與人、人與自然、人與社會之間關系的一般規(guī)律，從而能夠正確的認識世界，更重要的是改造世界。這種實踐是植根于開放的社會實踐和社會現(xiàn)實之中的，哲學是從社會實踐和社會現(xiàn)實當中走出來的，也必然要回到社會實踐和社會現(xiàn)實當中去發(fā)展。這就決定了作為哲學觀基礎上的具體方法論，社會科學方法論在與社會實踐和社會現(xiàn)實的互動中能夠展示出自己所特有的開放性，同時，“社會科學方法論把對社會的研究納入自然―社會的大系統(tǒng)中加以考察，賦予社會認識活動以宏觀的歷史背景……在各種社會要素的有序聯(lián)系中揭示社會有機體的內在組織結構……”①。這決定了社會科學方法論體系必須是開放的系統(tǒng)。

哲學的理論視野是開放性的。馬克思、恩格斯批判地繼承了近代德國古典哲學、英國古典政治經濟學、英法空想社會主義學說，深刻分析了資本主義社會矛盾和發(fā)展趨勢，科學總結無產階級斗爭的實踐經驗，創(chuàng)立了。在社會歷史觀上，馬克思從實踐的唯物主義觀點出發(fā)，主張用社會存在去解釋社會意識，從而深刻批判了唯心主義對社會歷史的主觀臆斷，認為社會認識的出發(fā)點應該是現(xiàn)實的、有生命的、從事實際活動的人。馬克思深刻分析了舊唯物主義者在社會歷史領域陷入唯心主義的原因，指出“從前的一切唯物主義（包括費爾巴哈的唯物主義）的主要缺點是：對對象、現(xiàn)實、感性，只是從客體的或者直觀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們當做感性的人的活動，當做實踐去理解……他不了解‘革命的’、‘實踐批判的’活動的意義?！雹谡軐W這種批判性的理論視野正展示了其自身的開放性，以此哲學觀為指導的社會科學方法論也必然會在人類發(fā)展的新的歷史境遇和歷史條件中，總結歷史經驗，借鑒和吸收人類一切文明的成果，直面當下人類社會發(fā)展中的各種矛盾和問題、各種理論和方法，從而不斷豐富和發(fā)展自身的理論體系。

哲學的適用范圍是開放性的。哲學是面向整個人類世界的，所以，它面對的不僅僅是人、自然界或者人類社會的某一個層面、方向或領域，而是整個人類世界，系統(tǒng)掌握人與整個世界的關系，這也決定了其歷史使命是爭取無產階級和人類的解放，實現(xiàn)人自由而全面的發(fā)展，讓人類生存的“必然王國”向著“自由王國”邁進。社會科學方法論在這樣的哲學觀指導下分析處理社會問題，相應的或者自然而然的也獲得了其開放性的理論品格。它作為各門具體社會科學的直接的方法論指導，必須指向自然界、人類社會及人自身，而不能局限于某一個狹窄的領域；哲學是面向未來的，它從徹底的唯物辯證法出發(fā)，強調世界并非是既定事物的集合體，而是一個過程的集合體，所有事物隨時隨地處于發(fā)展變化中，人類、自然界以及人類社會并非已經完成的既定的存在，而是處于一個不斷生成、發(fā)展、完善的過程中。以這種哲學觀為指導的社會科學方法論也相應地獲得了其開放性理論品格，“在社會的相對穩(wěn)定中揭示社會的運動與變化，在社會的運動變化中揭示社會發(fā)展的趨勢和規(guī)律，在社會內部矛盾和外部矛盾的交互作用中揭示社會發(fā)展的動因與條件，全方位勾畫社會有機體的立體和動態(tài)結構。以對現(xiàn)實的把握為基點，去回溯社會發(fā)展的歷史、展望社會發(fā)展的未來?！雹?/p>

社會科學方法論的建構貫穿了開放性理論品格

首先，社會科學方法論的建構本身即是開放性思維的具體呈現(xiàn)。一直以來，人們傾向于認為，既然歷史唯物主義已經是人類歷史上研究社會歷史最為科學、完整而全面的方法論，那么，構建一個社會科學方法論就多少顯得有些多余。對此，我們應該正確的認識哲學方法論與一般科學方法論以及具體科學方法論的關系。從方法論來講，歷史唯物主義是高度抽象的，適用于所有領域的哲學方法論，但它與一般科學方法論和具體科學方法論又存在不同。相對于歷史唯物主義而言，社會科學方法論是一種具體的方法論，它是基于歷史唯物主義的社會歷史觀形成的。同時，相對于各門具體的社會科學研究來說，社會科學方法論又是一種一般的方法論，對具體的社會科學研究具有直接性的指導意義。有人可能會說，歷史唯物主義對各門具體社會科學研究同樣具有指導意義，從這個角度而言，社會科學方法論指導意義的價值似乎值得商榷。但是，需要指出的是，歷史唯物主義對具體社會科學研究的指導性是間接的，社會科學方法論作為連接歷史唯物主義和具體社會科學研究的橋梁，其理論體系的構建是極為重要且必要的。

其次，社會科學方法論建構的過程中貫穿了開放性的理論原則。它積極地揚棄了傳統(tǒng)社會科學方法論的理論成果，在唯物史觀的基礎上融合了傳統(tǒng)社會科學方法來構建自己的理論系統(tǒng)。西方傳統(tǒng)的社會科學方法論有其悠久的歷史，形成了不同的流派，提出了許多社會科學的研究方法，可以概括為兩組相互對立的傾向：一是科學主義和人文主義的對立；二是方法論個體主義與方法論整體主義的對立?？茖W主義（實證方法）的傾向，主張運用自然科學的方法和規(guī)范來建構人文社會科學；人文主義（理解方法）的傾向，主張運用解釋學的方法來建構人文社會科學，否認自然科學方法在人文社會研究中的必要性和可能性。方法論個體主義認為個人及其行動是先于社會的，是社會運動和社會結構的基礎，主張以個人分析為基點去解釋社會現(xiàn)象；方法論整體主義認為社會是先于個人的，主張從社會環(huán)境角度，以社會整體分析為基點去解釋社會會現(xiàn)象。無論是科學主義方法論還是人文主義方法論，無論是個體主義方法論還是整體主義方法論，其所建立的社會哲學基礎都沒有正確的解釋和處理自然、人類和社會的關系，其方法論必然會存在一定的弊端。

科學主義和人文主義不能正確地看待自然和社會的辯證關系，或用自然性來夸大自然和社會的對立，或用社會性來抹殺自然和社會的聯(lián)系；方法論個體主義和整體主義不能正確地看待和處理人和社會的關系，或用個人的主觀性、精神性忽視社會的客觀性、整體性，或用社會的整體性、客觀性抹殺個人的主觀性、精神性。雖然以韋伯、溫奇、吉登斯為代表的社會學家試圖綜合科學主義方法論和人文主義方法論以及個人體主義方法論和整體主義方法論，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其努力只是在方法論的漩渦中打轉。社會科學方法論以歷史唯物史觀為基礎，從根本上正確地確立了自然、人以及社會的關系：“人類社會與自然是對立而統(tǒng)一的，構成了相互作用的矛盾運動，而人類社會同自然界對立的基礎及其相互作用發(fā)生的根本途徑即社會的物質生產勞動……人類社會是人與自然、人與人之間雙重關系的統(tǒng)一，實踐是這種雙重關系統(tǒng)一的基礎，是人類社會的存在方式……歷史的主體和客體之間的關系是一種辯證關系，人的活動既改造著自然、社會和人本身，又要受到自然、社會和人自身的制約，人是能動性和受動性的統(tǒng)一?！雹?/p>

社會科學方法論在唯物史觀的基礎上融合了傳統(tǒng)社會科學方法來構建自己的理論系統(tǒng)：確立了社會研究方法的實踐基礎；社會系統(tǒng)研究方法的重大原則；社會矛盾研究中的利益矛盾與利益分析方法、階級矛盾與階級分析方法、階層矛盾與階層分析方法；社會過程研究中的歷史主義的方法、科學預見的方法、邏輯與歷史相統(tǒng)一的方法；社會主體研究方法中強調“現(xiàn)實的人”是社會歷史研究的出發(fā)點、人的生存狀態(tài)是社會發(fā)展狀況的尺度、人的本質是社會關系的綜合、人民群眾是歷史的創(chuàng)造者；社會認知與評價方法中堅持從人民大眾的立場進行實事求是的科學認知，在實踐中做經驗觀察與事實描述的基礎上進一步進行抽象和概括、分析和綜合，確立了評價社會的社會生產力根本標準和人民利益的最高標準；在“世界歷史”的研究中堅持以世界的眼光觀照當代社會發(fā)展，辯證地理解全球化與民族化、統(tǒng)一性與多樣性、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關系等等。

結語

總之，從社會科學方法論建構的哲學基礎、建構的過程和現(xiàn)狀等因素進行考量，其獲得了理論系統(tǒng)開放性的邏輯基礎，可見“社會科學方法論是開放的科學體系”這一論述是經得住推敲的。但在經濟全球化和新技術革命深刻改變著人類社會生產方式、生活方式和交往方式的今天，任何一種理論體系都應以開放的心態(tài)不斷與時俱進、推陳出新，從而適應時展需求。社會科學方法論作為一個系統(tǒng)而科學的理論體系，應當以更加開放的心態(tài)促進自身發(fā)展。

首先，要堅持對自我系統(tǒng)內部的開放，始終保持自我批判的態(tài)度和與時俱進的理論品格，這可以使其在日新月異、變幻紛呈的世界中不斷吐故納新，始終流淌著新鮮血液，同時也是使其在激蕩的時代變遷中始終發(fā)揮其作用的基礎?？梢赃@么說，任何一種科學理論體系都不是完美的，這種不完美主要體現(xiàn)在兩個方面，一個方面是科學理論體系本身存在的缺陷，另一個方面是科學理論體系在時代的發(fā)展和變遷中逐漸呈現(xiàn)出“脫離”的狀態(tài)。而這兩個問題的解決，都要求其具有自我批判的態(tài)度和與時俱進的理論品格，否則，本身存在的缺陷難以被發(fā)現(xiàn)和補救，隨著時代的發(fā)展表現(xiàn)出愈來愈多的不適應性，最終結果只能是被淘汰。

其次，要堅持對系統(tǒng)外部的開放，科學地對待其他的社會科學方法論。一個固執(zhí)己見、封閉自己的人很難真正融入社會和人群，更談不上自身發(fā)展和價值的實現(xiàn)，同樣，一種社會科學方法論如果“孤芳自賞”，則很難有更好的發(fā)展和突破。盡管社會科學方法論得到了高度認可，但這并非意味著其他社會科學方法論就無存在的必要性，社會科學方法論應堅持系統(tǒng)外部的開放，對其他社會科學方法論的優(yōu)勢和劣勢給予全面、客觀而深刻的認知，以平等的態(tài)度與之對話，積極主動地與之交流，吸收其有益的東西納為己用?？偠灾?，社會科學方法論與其他社會科學方法論之間應該是相關影響、相互作用的關系。

（作者單位：吉林農業(yè)大學學院；本文系遼寧省社會科學規(guī)劃基金項目研究成果，項目編號：L12DKS021）

【注釋】

①③《與社會科學方法論》，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2年，第9頁，第10頁。

②《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99頁。

第9篇：社會科學研究的概念范文

【關鍵詞】教育研究;范式;混合方法研究

引言

在社會科學研究方法中,長期以來存在著“質性研究”和“量化研究”兩種研究范式,且研究者因這兩種研究范式在本體論、認識論和方法論上的不同而各持己見,認為自己的方法更“合理”,更“可信”,更“有效”[1]。作為社會科學重要組成部分的教育科學,其領域內同樣存在著“質性”研究和“量化”研究兩種范式之爭。究竟哪種研究范式更適合我們的研究呢?我們有必要做一次認真反思,以避免“為方法而方法”的錯誤傾向。

一 范式及教育研究范式

1 范式

范式的概念是美國著名科學家托馬斯•庫恩(Thomas•Kunn)于1962年在《科學革命的結構》中提出的,并首次用這個概念來描述科學發(fā)展的模式。隨后,“范式”逐漸成為了科學哲學中的一個重要概念,成為了人文社會科學中的一個基本范疇。在庫恩看來,范式是指常規(guī)的科學賴以運作的理論基礎和實踐規(guī)范,是從事某一科學的研究者群體所共同遵從的世界觀和行為方式;是一個由基本定律、理論、應用以及相關的儀器設備等構成的整體等,它為科學研究提供了可模仿的成功先例,為科學家提供了一個研究綱領,且在一定程度內具有公認性。

由于范式概念是庫恩整個科學哲學觀的中心,他試圖一次來概括和描述多個領域的現(xiàn)實科學,而從不同方面、不同層次和不同角度對范式概念做了多重的界定和說明,因而導致了人們對庫恩極富彈性的解釋感到無所適從,引起了人們對范式的廣泛爭議。西方學者瑪格麗特•瑪斯特曼(Margaret Masterman)對《科學革命的結構》進行了系統(tǒng)的研究后發(fā)現(xiàn),庫恩對“范式”概念的界定竟達二十一種之多[2]。筆者認可其中的一種解釋,即范式是某一科學家團體所共同接受的一組假說、理論、準則和方法的總和,是他們的一種共同的研究取向。

2 教育研究范式

二十世紀教育研究經歷了四個發(fā)展階段 [3]:第一階段是從二十世紀初到三十年代,這一階段是教育研究定量研究的全盛時期,在此階段,研究者以實證精神為指導,主張用嚴格的觀察、統(tǒng)計和實驗來研究教育;第二階段是從三十年代到五十年代后期,由于經濟危機與戰(zhàn)亂,政府對教育投入的經費大幅縮減,使得這段時間成為了教育科學研究的晦暗時期;第三階段是從六十年代到七十年代后期,在這段時間內研究者開始從技術推動教育變革角度進行教育科學研究,同時某些研究者(龍巴赫和坎貝爾)開始對傳統(tǒng)實證主義強調的定量方法提出異議,主張不可忽視其他研究方法(如定性研究方法)的重要性,這些都為教育研究方法的變革都起到了推動作用;第四階段是從八十年代到二十世紀末,在這一階段,人們普遍認識到沒有一種研究范式能夠解決所有存在于教育研究中的問題,教育研究的方法論基本出呈現(xiàn)多元化的趨勢。

隨著科學研究的深入和發(fā)展,進入二十一世紀以后,人們對研究范式有了更深刻的認識,逐步開始綜合運用定量研究和定性研究,發(fā)揮各研究范式的長處,彌補單一范式的不足。

從教育研究的發(fā)展歷史中,我們可以看到在教育科學研究領域中,長期以來就存在著以實證主義、經驗主義為理論基礎的量化研究及以現(xiàn)象學、建構主義、解釋主義為理論基礎的質性研究兩大范式。在我國,教育學的研究不同于西方的傳統(tǒng),在濃厚的人文背景下,研究者大多選擇了人文主義研究取向,致使現(xiàn)在許多研究僅停留在理論探討階段,并沒有實際深入到基層進行認真的調查訪談,沒能得到寶貴的第一手資料,最終也就不能得出具有說服力的結論。其實,質與量的研究并非矛盾對立,水火不容,而應是相互補充,相互支持的,科學實證主義研究者完全可以采用質性研究去揭示“客觀規(guī)律”,而人文主義研究者完全可以采用量化研究的方法去“建構”對研究問題的理解。例如,參與式觀察或非正式的訪談也可以像量的研究方法一樣被用來檢驗某一理論或假說;而調查也可以被用來了解被試對某一社會現(xiàn)象的理解與解釋。

近年來,研究者也漸漸認識到了這個問題,原本相互對立的兩方研究者之間的矛盾趨于緩和并逐步認識到另一種研究范式的重要性,某些研究者也已在嘗試結合量化研究與質性研究(即混合方法研究)進行研究活動。

二 混合方法研究的概念及產生背景

1 混合方法研究的概念

顧名思義混合方法研究是指采用了一種以上的研究方法或整合了不同研究策略的研究[4]。有人撰文把它稱為混合研究(mixed research),也有人把它稱為整合研究(integrative research),但目前更為流行的稱謂是混合方法研究(mixed methods research)。約翰遜和奧屋格普茲(2004)認為,更為確切地說“混和方法研究就是研究者在同一研究中綜合調配或混合定量和質性研究的技術、方法、手段、概念或語言的研究類別”。它區(qū)別于其它兩種研究方法范式的核心在于必須在同一研究中運用一種或一種以上質性研究的方法和定量研究的方法。

2 混合方法研究產生的背景

混合方法研究并不是憑空產生的,它的產生具有一定的歷史必然性。從范式的角度看,在過去的一個多世紀的美國社會科學研究中,一直存在著質性研究與量化研究兩種范式之間的激烈斗爭。在上世紀60年代前,定量研究范式一直占據著主導地位,60年代之后,隨著人類學、人種志研究方法在社會科學研究中的應用和發(fā)展,質性研究方法范式逐漸彰顯,一舉成為揭示社會現(xiàn)象、人類經驗、和客觀事實的主要范式。因為量化研究屬于演繹性質,傾向于揭示事物之間的因果關系,在研究過程中,研究者從事的是中立的觀察與測量,避免介入或影響研究對象,最大限度的追求研究的“客觀性”。而質性研究卻是歸納性質,它相信在人的心理結構中存在著多樣的主觀事實,強調人在某種特定情景中的意義建構及其聯(lián)系;相信認識的主體與客體的不可分割性。由于這兩種研究范式所采用的研究方法、程序,及在客觀事實的本質、研究邏輯間的不同,導致了質性、量化研究范式之間的爭斗日益激烈。

這種單一方法論者非此即彼的爭論不但夸大了量化與質性研究兩種范式之間的區(qū)別,阻礙了它們的溝通與交流,影響了教育研究質量的提高,影響了教育實踐問題的解決。為此,一些教育領域中的學者在20世紀晚期就先后提出質性與定量研究可以和諧共處、共同使用的觀點。美國教育研究方法學者約翰遜和奧屋格普茲(2004)在《混合方法研究的時代已經來臨》一文中把混合方法研究稱為繼量化與質性研究范式之后的“第三種研究范式”或教育研究運動的“第三次浪潮” [5]。他們希望這第三種研究范式能夠架起質性與量化研究范式間的橋梁,為研究方法指導教育實踐提供新的更有效的途徑。

3 混合方法研究的發(fā)展歷程

美國教育研究方法論學者約翰遜和奧屋格普茲把混和方法研究稱為繼量化研究范式和質性研究范式之后的“第三種教育研究范式”,并且明確提出“混合研究方法的時代已經來臨”。

在這一時代來臨之前,混合方法研究的發(fā)展大致可分為三個階段:

(1)從19世紀到20世紀60年代:在社會科學研究中以實證主義為哲學基礎的定量研究范式一直占據著主導地位。而實證主義在本體論上屬于實在論,相信存在著受自然規(guī)律所支配的“客觀事實”,在認識論上屬于客觀主義,認為受研究者價值觀以及時間、場景影響的研究是可能實現(xiàn)的,認為研究者從事的是中立的觀察與測量,避免介入或影響研究對象,最大限度的追求研究的客觀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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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0世紀60年代到20世紀末:基于現(xiàn)象學、建構主義及人類學等的研究方法得到較大的應用與發(fā)展,以現(xiàn)象學、建構主義、解釋主義為哲學基礎的質性研究方法范式逐漸發(fā)展起來,成為一種與量化研究范式地位相當?shù)难芯糠妒?。這種研究范式相信在人的心理結構中存在著多樣的主觀事實,強調人在某一特定情景中的意義建構及其聯(lián)系,強調研究發(fā)現(xiàn)是主客體交互作用的結果。在這種研究范式中,研究者的價值觀在研究中扮演著重要角色。

(3)20世紀末至今:“混合方法研究”的提出,緩和了質性研究與量化研究兩種范式之間的矛盾,同時也給廣大研究者開辟了另一片廣闊的天地?；旌戏椒ㄑ芯渴且环N更加包容的、多元的、交叉的研究方法,它的使用讓解決問題的手段顯得更加多樣化,更具創(chuàng)造性和擴張性。同時它也指出研究方法的選擇應隨研究問題的不同而做出相應的變動,而不是唯方法至上。

4 混合方法研究的優(yōu)缺點

混合方法研究現(xiàn)已成為社會科學領域研究的熱點和重點,并得到了廣泛的嘗試與運用,因為它有諸多優(yōu)點:

混合方法研究能結合量化與質性研究的優(yōu)點,克服一些由單一方法帶來的問題。具體而言,使用混合方法研究的優(yōu)勢至少有如下十點:第一,研究中使用的文字、圖片和表格可以被用來增加其中數(shù)字的意義;第二,研究中使用的數(shù)字可以被用來增加文字、圖片和表格的準確性;第三,可以充分展示量化研究方法和質性研究方法的優(yōu)點;第四,研究者可能產生和檢驗一個扎根理論;第五,由于研究者并不局限于一種單一的方法或手段,因而可以回答一個更寬和更全面范圍的研究問題;第六,在一個研究中通過使用兩種方法,研究者可以利用一種附加方法的優(yōu)點去克服另一種方法的弱點,形成交叉性優(yōu)勢;第七,通過結果的集中和證實可以為研究結論提供更有力的證據;第八,可以增加僅有單一方法被使用而可能忽略的洞察和理解;第九,可以被用于提升結果的概括化水平;第十,質性研究方法和定量研究方法在一起使用可以產生溝通理論與實踐所需要的更加完全的知識[6]。

雖說混合方法研究有如上諸多優(yōu)點,但它正處于成長階段,其理論基礎還比較薄弱,其研究成果的信度和效度都有待于進一步的論證;另外,運用混合方法研究對研究者的要求很高,研究者不但要掌握質性研究方法還要掌握量化研究方法,一般來說,研究者想同時掌握好這兩類研究方法,是比較困難的;還有,混合方法研究需要更多的時間、精力和花費。所以,在實際運用過程中,我們在日常的研究活動中也不能唯方法至上,采用混合方法研究的研究者可以根據他們所研究的問題來選擇研究方法和手段,而不是根據一些社會科學研究中所形成的關于研究范式的偏見選擇研究手段,要從實際出發(fā),對我們的研究活動有利的并為我們熟練掌握了的則用之,否則棄之。

三 混合方法研究的策略

由于混合方法研究綜合了質性研究方法和量化研究兩種范式,因此在運用混合方法研究的過程中,研究者就面臨著如何選擇研究策略的問題。

混合方法研究共分兩類六種策略,它們分別是順序性解釋策略(量化研究優(yōu)先)、順序性探究策略(質性研究優(yōu)先)和順序性轉換策略與并行三角互證策略、并行嵌套策略和并行轉換策略[7]。

順序性解釋策略:此策略簡潔明了,定量數(shù)據收集在先,定性數(shù)據收集在后,在研究的解釋階段對兩種數(shù)據進行整合。這種策略的目的通常都是用定性的結論來對初步的定量研究結果予以輔的解釋和說明。當非預期性結果出現(xiàn)在定量研究中時,此策略就顯得非常有用。

順序性探究策略:此策略與前者相似,也分兩個階段實施,但定性方法收集的數(shù)據在前,定量方法收集的數(shù)據在后,兩個階段的結果同樣是在解釋階段加以整合。此策略的主要目的是探究某種現(xiàn)象,摩根(Morgan,1998)認為,這種策略適合于對定性研究階段浮現(xiàn)的理論進行檢驗,也適用于向各種樣本推廣其定性研究的結果。

順序性轉換策略:在此策略運用過程中,定性數(shù)據與定量數(shù)據的收集各自獨立進行,但要據實際問題確定可以優(yōu)先進行定性研究也可以優(yōu)先運用定量研究,與前兩種策略不同的是此策略需要一定的思想體系或理論框架來進行指導。這種策略的主要目的在于使用哪些最能夠服務于研究者理論視角的方法。

并行三角互證策略:此策略中兩種數(shù)據收集方式同時進行,使用兩種不同的方式來對結果進行驗證。使獨立的量化研究和質性研究相互補充,揚長避短。

并行嵌套策略:此策略運用時,在一種研究范式(量化研究或質性研究)的指導下,另外一種研究范式根據不同問題適時插入或嵌套到指導范式中去,定量和定性數(shù)據可以同時收集,沒有優(yōu)先順序。

并行轉換策略:此策略運用時,有能體現(xiàn)研究目的或研究問題的理論指導,此策略主要為了推進研究者的觀點,數(shù)據的整合多在數(shù)據分析階段,它具有并行三角互證和并行嵌套兩種策略的優(yōu)點。

四 混合方法研究應用案例

1混合式研究過程的8個階段:(如圖1所示)[8]

圖1 混合式研究的重要步驟

雖然研究步驟均被編號,但研究者仍可以(跳過某個或某些步驟)沿多個方向進行研究(特別是通過第四步直接到第七步)。如果選擇了混合式研究這條路線,這就說明了我們愿意以務實的態(tài)度來對待研究并且不會武斷的只注重某種單一的方法。

在研究過程的開始,我們首先要確定研究的問題是否有必要采用混合方法研究,然后闡述采用混合方法研究的理由并選擇合適本研究的方法,接下來我們就可以從定性和定量兩方面來收集數(shù)據,分析數(shù)據,解釋數(shù)據并最終撰寫研究報告了。

2 應用案例

本研究是對全國(美國)城鄉(xiāng)聾啞學校中47名教師所做的一項混合研究,這是一項關于這些教師如何參與在線訓練方案,如何運用在線方案進行教學的研究。這一訓練方案的目的是鼓勵教師將技術運用到實際的教學中去。在本研究的評價過程中,研究者試圖找出影響這一方案成功實施的因素,其所用到的數(shù)據一部分來自正式的問卷調查,一部分來自方案本身,還有一部分來自網絡留言。在參與研究的教師方面,教師對技術的焦慮及初始技能并沒有決定他們的參與資格,但是研究當?shù)叵嚓P部門的支持程度卻使得有些教師留下而有些則退出。[9]

本研究是一個典型的混合方法研究,具體程序如下:

(1)選取混合方法研究的理由:教師教學行為的變化過程存在多種形式,本研究將側重于其中兩種,一種是教師對教學行為變化的自然抵觸心理的研究,另一種是在教學行為變化過程中,反映教師思想轉變過程的相關因素的研究。因為單一方法不能滿足相關復雜數(shù)據的采集及處理,所以研究者采用了一種能夠提供多方向和多評價形式的方式來開展此項繁雜的研究。

(2)選取研究對象:參與研究的這47位教師主要來自城市,并且代表著不同的文化種族團體,這些教師年齡介于27和54之間,他們當中只大多數(shù)教師聽力正常,其余的則存在缺陷或完全失聰;學生參與者則從學前兒童到高中各個層次均有,智力水平則從弱智到較高水平。

(3)數(shù)據收集:在數(shù)據收集部分,研究者從定量及定性兩個角度入手。第一,定量數(shù)據的收集:首先,在計算機使用情況這一問題上,因為缺乏相應的儀器來測量和評價教師將計算機整合到課堂教學中的情況,研究者運用了問卷調查的形式來收集與此相關數(shù)據;其次,在教師對技術革新問題上,研究者采用了關心程度問卷,他們之所以運用這一方式,是因為關心程度問卷已經被廣泛的應用于測量技術革新問題;另外一個原因是這種研究方法為測量教師對課堂中技術應用的焦慮和抵觸情緒提供了一種有效途徑。第二,定性數(shù)據的收集:研究者將對參與教師的網絡討論進行跟蹤,對教師所回答的問題進行記錄;對參與教師在課堂上運用計算機進行教學的情況進行記錄;觀察參與教師運用網絡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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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數(shù)據分析:研究者將使用奧屋格普茲(Onwuegbuzie)和特德利(Teddlie)七步混合設計分析框架來對本研究所收集的數(shù)據進行分析,本研究中研究者僅用到了七步中的四步:數(shù)據縮減,數(shù)據轉換,數(shù)據合并和數(shù)據整合。其中,數(shù)據縮減用于處理問卷調查所得定量數(shù)據和在線討論所得的定性數(shù)據,然后這兩種數(shù)據將會被按統(tǒng)一方式轉換成“1”和“0”兩種形式,最后所有轉換成標準形式的數(shù)據將會被合并整合到SPSS中等待進一步處理。

(5)得出結論:通過本研究,研究者按教師對計算機的應用水平將他們分為了一下四個層次:新手(Beginner),探索者(Explorer),熟練者(Journalman)和專家(Export)。其中新手和探索者在計算機技術與課堂教學整合過程中看到的更多的是挑戰(zhàn)(對技術的焦慮和抵觸)而非益處,與之相反,熟練者跟專家則看到的更多的是技術運用帶來的好處。研究結果還表明,在學習過程的不同層次技術的整合水平也不盡相同。在初級水平,教師會合理使用基本的軟件;在高級水平,教師會像運用日常生活用具一樣將計算機合理的運用的課堂教學中去。

(6)研究總結(撰寫研究報告):對本研究所取得的成果進行總結,并指出研究中存在的不足。

本研究是一個典型的混合方法研究的案例,研究者根據研究的目的選取了定量跟定性兩種研究范式中的幾種研究方法,并在研究過程中將其綜合運用與數(shù)據收集、分析及解釋,研究者還運用三角互證策略,使研究數(shù)據相互補充,對研究結論進行相互驗證,最終得出更具說服力的結論。

五 結束語

就現(xiàn)實情況而言,質性研究與量化研究其實是一體的,每項研究都是一個復雜的過程,每個有價值的研究都不是只用一種研究范式能夠完成的,都需要基本理論來支持,然后在實際應用中去驗證,到底本研究有沒有給人們帶來益處,應用群體最有發(fā)言權。而混合方法研究卻融合了這兩種研究范式,彌補了此兩種研究的不足,使研究真正變得有意義,有價值。如同媒體沒有優(yōu)劣之分一樣,世界上也不存在哪種研究方法是萬能的。在實際研究過程中,我們要盡可能從多個角度去分析問題,根據實際情況做出最合理的選擇,只有這樣,我們才能更準確、更客觀、更全面的去描述問題,揭示規(guī)律。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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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Viadero, Debra.Mixed Methods’Research Examined Researchers See Pros and Cons of Mixed Methods’Studies. Education Week. 1-26,2005:20.轉引自田虎偉.混和方法研究――美國教育研究方法的一種新范式[J].比較教育研究,2007,(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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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約翰•W•克雷斯威爾著.崔延強譯.研究設計與寫作指導:定性、定量與混合方法研究的路徑[M].重慶:重慶大學出版社.2007:168-171.

[8] Burke Johnson, Larry Christensen. Educational research quantities, qualitative and mixed approaches [M]. USA:merrill. 2003:422.

[9] Thomas N Kluwin, Martin Noretsky. A Mixed-methods study of teachers of the deaf learning to integrate computers into their teaching. [J].American annals of the deaf volume 2005,(4):150.

The Third Paradigm of Education Research

――Mixed Methods Research

NIE YongWEI Jiu-li

(Shaanxi Normal University, Journalism & Communication College, Xi’an, Shaanxi, 710062, China)

Abstract: Mixed methods research springs up recent years, and it is called the third paradigm of education research after quantity research and quality research .It integrates the advantages of quantity research and quality research, at the same time, it gives new vigor to education research, but in the process of real research, researchers would consider factors of every aspect, then make rational choice, to complete the research wor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