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心理學研究方向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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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社會心理學研究方向范文

【關鍵詞】 社會心理學;危機;認知主義;本土化

社會心理學的歷史通常劃分為三個時期，1908年到二戰(zhàn)為學科形成階段;二戰(zhàn)到60年代為學科發(fā)展階段;從60年代末期開始，社會心理學研究遭遇嚴重危機，反省和試圖消除這種危機構成70年代以后社會心理學研究的主旋律。危機意識促使社會心理學共同體從研究主題的選擇、主宰的方法偏好、理論模型的構造和研究的潛在假設等所有方面進行冷酷而全面的自我反思和檢討。西方社會心理學因此從20世紀80年代以來開始全面的理智轉型?；蛘哒f，在過去的20年中，西方社會心理學已經(jīng)超越危機時期的苦悶，從研究程序、研究技術和理論構造到研究主題的拓展，從基礎研究到應用研究等各個方面，都有突飛猛進的演化。

一、西方社會心理學的危機

1、當代西方社會心理學的危機是認知主義的危機

上世紀50年代后的社會心理學研究及其主要成果，如人際知覺與歸因理論、認知一致性理論、認知不協(xié)調理論、社會比較理論等。走的都是認知主義路線。因此，50年代以后的西方社會心理學就是認知社會心理學，所謂當代社會心理學的危機更準確地說是社會心理學中認知主義的危機。

60年代中后期，受到波普爾的批判理性主義、庫恩的范式論、現(xiàn)象學、解釋學以及后現(xiàn)代哲學思潮的影響，社會心理學開始從某個個別的、具體的研究到核心認識論、方法論，對認知主義開始進行全面反省和深刻批判，認知主義在社會心理學中的主導地位開始動搖。80年代末后現(xiàn)代社會心理學、文化心理學的興起，以及建構主義為其哲學基礎的心理生態(tài)觀的出現(xiàn)，昭示隨著人們對社會心理學基本理論問題認識的不斷深化，當代西方社會心理學研究模式運用于重要的文化轉向。

2、認知主義的危機是自然科學研究模式運用于社會心理學的失敗

早期心理學以自然學科為自我發(fā)展的范式，在自然科學的統(tǒng)攝下，認知社會心理學長期以來將研究的重點放在“經(jīng)驗事實的積累”上，社會心理學紛紛遵照實證主義研究的范式：首先在觀察基礎上形成假設，再通過設計精巧的實驗驗證這些假設，得出的結論被作為規(guī)律性知識構成社會心理學理論體系的組成部分。這樣做的直接結果一方面促進了社會心理學中的小型理論爆炸性的增長，一本普通的大學《社會心理學》教課書通常要涉及四五十個形形彼此相互獨立的理論;另一方面由于忽視基本理論研究，導致社會心理學學科體系內部缺乏嚴密的邏輯聯(lián)系，各種研究成果人言人殊，甚至相互矛盾……在諸多問題當中，使認知社會心理學遭受到了沉重的打擊。

二、西方社會心理學的文化轉向

當代社會心理學的危機經(jīng)歷兩個發(fā)展階段。從60年代末到70年代末屬于危機的前期階段，這一階段的特點：一是幾乎所有的社會心理學家都被卷入危機，在其中扮演著各種不同的角色，代表不同的認識，發(fā)出不同的聲音;二是人們在有關批判的對象、目標、觀點、對危機的反應等任何方面都形不成一致的意見，學科研究完全陷入混亂。當代社會心理學的文化轉向正是這種反思的積淀。當代西方社會心理學的文化轉向具有兩個標志：

1、后現(xiàn)代社會心理學的紛爭

當代認知社會心理學的危機，映射著后現(xiàn)代文化思潮的影響，甚至可以說“危機”本身就是以后現(xiàn)代文化立場審視認知社會心理學的結果。

后現(xiàn)代社會心理學首先意味著對認知社會心理學的全面解構：社會心理學的研究目的不再是對人的心理的“治療”或“改造”，而是促成對人的心理學差異與心理局限的“理解”，促進人的心理的解放。心理學的研究不再熱衷于去“證明”一個理論的“真”或“假”，因為在后現(xiàn)代語境中，理論根本不可能在真正意義上得到“證明”。后現(xiàn)代社會心理學致力于從文化、歷史的角度對人的心理做出“解釋”。

這種新的研究模式強調以人與他人、他物（包括社會、文化）之間內在、本質的構成性為幾點：（1）要求以“現(xiàn)實的人”取代“抽象的人”作為社會心理學的研究對象;（2）強調心理的文化意義，拒絕接受“文化特權”“西方優(yōu)越”與“種族中心主義”，堅持以平等的原則接受一切文化與個體心理差異;（3）以人與人之間的“對話”――互動過程研究取代傳統(tǒng)心理學的認知中心;（4）重視理論的前構性;（5）主張用語義學、解釋學的方法作為社會心理學研究方法的重要補充。

后現(xiàn)代社會心理學到目前為止還處于理論探索階段，尚未形成比較成熟的理論體系，有關它對社會心理學研究和發(fā)展所產生或將會產生的影響也眾說紛紜。但后現(xiàn)代社會心理學的思想、觀念被越來越多的人解釋也標志著社會心理學研究正在發(fā)生重要的文化轉型。

2、“文化的”社會心理學興起

如果說作為當代社會心理學文化轉向的重要標志，后現(xiàn)代心理學還僅僅是表現(xiàn)為一種思想、觀念形態(tài)，文化社會心理學則已經(jīng)形成相對完備的體系，能夠為文化轉向提供更加翔實的研究資料。

從社會心理學學科內部的發(fā)展邏輯來看，文化社會心理學是試圖消解認知主義危機的產物：從學科外部的影響來看，文化社會心理學是七八十年代印度、新西蘭、土耳其等非西方文化傳統(tǒng)的心理學界的本土化心理學研究及這一時期其他相關學科，包括科學哲學、語言哲學、臨床心理學、文化人類學等的研究成果向社會心理學研究滲透的結果。與“認知的”社會心理學相比，“文化的”社會心理學的興起意味著當代社會心理學研究的一系列重大轉變。

“文化的”社會心理學認識到人的心理實質上是一種文化建構，在文化社會心理學中，文化與心理不再是兩個相互分離、獨立的要素，而是一個不可分割的整體：心理是文化投射，是文化對應物。

文化社會心理學完全是一種“文化的”視角，它顛倒了認知社會心理學的思維邏輯，將文化前置，將心理作為文化的延伸或對應物置于審視的地位。文化社會心理學要著重討論的是，人的心理如何形成以及在何種程度是文化的表現(xiàn)？站在“文化的”立場，過去人們普遍接受的“西方”心理學研究模式不能被接受的，在這種思想的指導下，文化社會心理學將研究重點導向心理學的“本土化”問題和個體在特定社會文化背景中的“社會化”問題，強調對心理學的文化內涵的理解、分析。

三、社會心理學文化轉向的意義

西方心理學一直對文化存在著忽略，這種忽略很大程度上是與其個體主義傾向有關。個體主義把心理學的研究看成是個體心理的探討。在意識與行為的研究中不是從個體所處的文化歷史背景出發(fā)，而是從個體的角度，分析個體的內部動因和外在行為。這種社會心理學研究中的個體主義傾向排斥了文化因素的考慮，文化的研究由此為心理學家所忽略或拒絕。而文化的轉向無疑對克服西方社會心理學中個體主義傾向有著積極的意義。

同時，西方社會心理學的文化轉向可以促進心理學與社會文化的緊密聯(lián)系，而同本土文化緊密聯(lián)系的社會心理學更符合社會的需要，因此更具有實際效用。傳統(tǒng)的西方社會心理學由于把追求的目標定位在一般的、抽象的、普遍適用的心理科學模式上，不考慮特殊文化條件對心理學的需要和要求，因而脫離社會生活的實際，成為一種純學術追求。因此，緊密聯(lián)系本土文化的實際，考慮本土文化的特殊需要，研究本土特殊文化條件下的人的心理特征應該是全球心理學工作者共同努力方向。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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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篇：社會心理學研究方向范文

勒溫否定了刺激-反應的公式，而認為行為可表示為人和環(huán)境的函數(shù)，行為是隨人和環(huán)境的變化而變化的。

這個環(huán)境不是純客觀的環(huán)境，也不是科夫卡所說的行為環(huán)境，因為行為環(huán)境實際上是意識中的環(huán)境。勒溫的所謂環(huán)境叫做心理環(huán)境，是僅僅對行為有所影響的環(huán)境，他稱之為準環(huán)境。

準環(huán)境被區(qū)分為三種，即準實在的環(huán)境、準社會的環(huán)境和準概念的環(huán)境。僅舉一例說明準實在的環(huán)境，其他兩種環(huán)境的意義就可以類推而知。他說：“比如一個兒童知道他的母親在家或不在家，他在花園中的游戲的行為便可隨之而不同，可是我們不能假定這個母親是否在家的事實存在于兒童的意識之內?！边@就說明勒溫的心理環(huán)境有別于科夫卡的行為環(huán)境。

勒溫將人和環(huán)境描繪為生活空間。這個生活空間不包括人生的一切事實，而僅包括指定的人及其行為在某一時間內的有關事實。

必須指出，勒溫的研究超出了格式塔心理學原有的知覺研究范圍。他要致力于人的行為動力、動機或需要和人格的研究，為格式塔心理學開辟了新的園地。他以為環(huán)境的事物對于人不是無關痛癢的。有些事物吸引人，具有引值(正的原子值)，是人所愿意接近和取得的，有些事物排拒人，具有拒值(負的原子值)，是人所不愿意接受或拒絕的。這個一引一拒是與人的需要有關的。

勒溫把需要區(qū)分為基本需要和準需要。饑思食、渴思飲，這種生理需要屬于前者；寫好了信要投郵筒，畢業(yè)臨近要寫論文，這種需要屬于后者，是勒溫研究需要時的主要對象。

根據(jù)勒溫的學說，一個人有所需要，便產生了一種心理的緊張系統(tǒng)，心思不定，坐立不安，必待達到目的，占有目的物，滿足了需要，然后緊張系統(tǒng)才可解除，心理的均衡才可恢復。

為了證明這種緊張系統(tǒng)的存在，勒溫的弟子蔡戈尼克進行了一個著名的實驗，來比較對已完成的工作和不許完成的工作的回憶。預測完成了的工作，由于其相應的緊張系統(tǒng)已經(jīng)解除，就不易回憶起來了；反之，不許完成的工作，由于其緊張系統(tǒng)未曾解除，必定是念念不忘的。實驗結果證明其預測的正確，所謂蔡戈尼克效應就是指這個結果。

奧夫西安克娜進一步研究代替滿足。她也采用阻止實驗，命令兒童做某一工作，中途予以阻止，然后叫他做另一工作，完成以后，兒童是否還想試做前一工作呢？實驗證明，凡是性質相似，難易相等的工作，完成其一以后，就不再試做被阻止的其他工作了。

關于代替滿足的研究還有助于了解正常兒和低能兒的人格差異。正常兒對兩種類似工作所引起的兩種緊張系統(tǒng)，可以互相溝通，因此有可以互相代替的滿足。8、9歲的低能兒在同樣的條件之下，很難有代替滿足。

據(jù)克普克的實驗，代替的工作和原被阻止的工作幾乎完全相同，也仍不能產生代替滿足，還想試作的百分比為86～100。但同時，低能兒又往往容易得到代替滿足。他若覺得自己不能踢球到遠距離去，便滿足于作踢遠球的姿勢。

勒溫根據(jù)這種研究提出了人格的動力說，低能兒的人格系統(tǒng)比同年齡的正常兒較欠分化，但其僵化的程度較高。譬如就正常兒而言，a和b兩個系統(tǒng)雖有界線，但可相通；但就同年齡的低能兒而言，這兩個系統(tǒng)或可很為一體，代替滿足為100%，或可互相隔離，代替滿足為零。

兒童和成人的人格差異因此也可有新的解釋了。勒溫說：“兒童和成人有一最重要的動力的差異，就是兒童的人格較欠分化，同時，成人的人格卻較為僵化?！逼┤缧律鷥旱纳眢w的某一部分若受刺激，可能全體發(fā)生了反應。成人則因局部刺激而有局部反應。另一方面，成人的興趣和欲望是多方面的，其分化的程度遠非兒童所可及。

勒溫的心理緊張系統(tǒng)說使他的拓撲心理學有必要包括向量心理學和動力場的概念。

運動心理學是研究人在從事體育運動時的心理特點及其規(guī)律的心理學分支，它也是體育科學中的一門新興學科，與體育學、體育社會學、運動生理學、運動訓練理論和方法，以及其他各項運動的理論和方法有著密切的聯(lián)系。

運動心理學的主要任務是研究人們在參加體育運動時的心理過程，如感覺、知覺、表象、思維、記憶、情感、意志的特點，及其在體育運動中的作用和意義；研究人們參加各種運動項目時，在性格、能力和氣質方面的特點及體育運動對個性特征的影響；研究體育運動教學訓練過程和運動競賽中有關人員的心理特點，如運動技能形成的心理特點。賽前心理狀態(tài)、運動員的心理訓練等。

運動心理學這個術語首先出現(xiàn)于現(xiàn)代奧林匹克運動會創(chuàng)始人顧拜旦的文章中。在他的倡議下，國際奧委會于1913年在洛桑召開運動心理學專門會議，它標志這個學科進入科學的行列。1920～1940年，蘇聯(lián)、德國美國等國都對運動心理學方面的問題展開了一系列研究。20世紀60年代以來，運動心理學受到廣泛重視，大多數(shù)國家都開展了這方面的研究工作，成立運動心理學會并召開專門會議，有關的文章和書籍也大量問世，使這門科學得到迅速發(fā)展。

運動心理學研究的內容十分廣泛，如技能學習、競賽心理、運動對人的意義、從事運動的動機，以及運動員之間、教練員和運動員之間、運動員和觀眾之間的相互關系，心理訓練和運動心理治療方法等等。20世紀初期，研究的問題多集中在技能學習上，包括學習的分配、保持和遷移等，而后深入到運動行為的理論方面。

自20世紀40年代以來，通過研究逐漸形成運動行為的信息程序論，層次控制論、行為系統(tǒng)模式論等理論學說。隨著認知心理學、人格心理學、社會心理學、發(fā)展心理學以及健康心理學的發(fā)展，運動行為的研究更深入到運動心理學聯(lián)系著技能學習與控制和技能發(fā)展的研究。在研究方法上也從實驗室的對單個動作的研究，發(fā)展到聯(lián)系運動實踐、提高運動效能的研究。隨著運動實踐的發(fā)展更進一步擴大了運動心理學的研究范圍，發(fā)展到有關認識，解釋和主動影響運動行為的研究，也就是提高運動效能的理論性研究。

運動心理學的研究對象多是優(yōu)秀運動員，也有青少年運動員；它也研究群眾體育中的心理學問題。各國體育界近年來對運動員心理訓練和運動員的心理選拔越來越重視。因為在運動水平越來越接近的競賽中，心理因素對競賽的勝敗往往起決定性作用，致使心理測量和心理診斷學被廣泛運用，各種心理訓練方法不斷出現(xiàn)。

由于運動心理學是一門新興學科，理論體系還不完善，例如是否應將體育心理學和運動心理學分開還存在著不同看法。

20世紀80年代以來，中國結合運動實踐的需要，在各體育院校、系科開設了運動心理學課程，開展了一些運動心理訓練及心理選拔的研究，但對運動心理學的基本理論問題研究不多。

音樂心理學是以心理學理論為基礎，汲取生理學、物理學、遺傳學、人類學、美學等有關理論，采用實驗心理學的方法，研究和解釋人由原始(初生)到高級的音樂經(jīng)驗和音樂行為的心理學分支。

音樂心理學的研究內容非常廣泛，如聲音的物理特征在人聽覺上的反映，音樂記憶、音樂想象、音樂才能，以及音樂技能的訓練和音樂表演的心理狀態(tài)等。由于它采用實驗心理學的方法，各種理論重視科學實驗的根據(jù)，從而逐漸修正了音樂上的純理論推測和憑主觀印象產生的理論，并且與音樂美學的理論聯(lián)系起來，構成音樂學中的一個部分。

開拓音樂心理學研究的是德國科學家赫爾姆霍茨，1863年，他發(fā)表了一部具有里程碑意義的著作《作為音樂理論的生理學基礎的聲覺學說》。這部著作是以“歐姆定律”音響學理論，和繆勒的神經(jīng)特殊能量學說理論為基礎的。

1883年，施通普夫發(fā)表了《音樂心理學》，把心理學的觀點滲透進赫爾姆霍茨的物理學和生理學的研究中，成為第一個把音樂心理這門學科系統(tǒng)化的人。他著重研究人對協(xié)和音與不協(xié)和音的感覺。在他之后，雷維斯由研究聽覺病理障礙而進入音樂心理，尤其重視音樂天才方面的研究，并且提出了“音高的雙重成分理論”。

二十世紀初，西肖爾與他的學生發(fā)展了許多測驗視、聽和運動知覺的儀器，可以把演唱和演奏中的音高、音色以及顫音等的波譜印錄下來，對其中的任何特定因素抽出來進行單獨分析。他特別注重顫音的分析，提出了音高辨認中存在的“正常錯覺”現(xiàn)象。蘇聯(lián)心理學家捷普洛夫對音樂心理學的研究也頗有貢獻，他認為在音樂才能中，調性感、節(jié)奏感、音樂聽覺的觀念等是音樂才能的核心。

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之后，心理學上的新概念給音樂心理學很大的影響。精神分析論者把情緒與認識和記憶聯(lián)系起來，隨后又發(fā)展起來“音樂治療”?！白钥亍钡挠^點把人看成一個自我調節(jié)的生理系統(tǒng)，通過知覺同活動循壞的反饋作用使機體得到平衡。

當代音樂心理學的實驗成果多在音樂知覺方面。趨向是試圖將立響心理與音樂學習的心理過程聯(lián)系起來，以探索從原始到復雜的音樂行為的發(fā)展過程；研究從幼兒甚至從嬰兒的音樂行為到高度專業(yè)技藝的發(fā)展，以求更全面更深入地研究人的音樂心理狀態(tài)的種種問題。

音樂心理學的研究較多地側重于人對聲音的知覺、音樂記憶和音樂想象以及音樂感等。

人對聲音的知覺包括四個要素：音高、強弱、音色和時值。這些要素是根據(jù)人對聲音的頻率、振幅、波形和時程等物理特征的感受而形成的。不同的知覺各與相關的物理特征相對應。但決定某種知覺的物理特征并不是單一的，它同時受其他因素的影響。如強弱的感覺雖主要來自振幅，但同時也受頻率、時程、波形的影響。

聽覺器官接受音波所得的聽覺印象是一個整體，不是音波的各個物理特征，由此形成人的音樂經(jīng)驗和行為。人對聲音四個要素的感知能力并不平衡，這些能力的發(fā)展也互不相依。有些人某種能力發(fā)展有所偏長而成為某種類型。如音調型對音高的辨別力強，對旋律與和聲感覺敏銳；力度型對強弱及重音敏感；時值型對速度、節(jié)奏、時程敏感；音色型對音質、音凋泛音的構成感覺敏銳。不同類型的人在他們欣賞、表演、創(chuàng)作中都會表現(xiàn)出他們的特長。

音樂記憶既包括一般記憶，如知覺的、認識的、情緒的和運動的各種經(jīng)驗；也包括音樂有的問題，如單音記憶、旋律記憶、和聲記憶、樂匯掌握及理論知識與記憶的關系、幾個無聯(lián)系的單音先后出現(xiàn)的記憶，以及記憶的音域與語言的關系等問題。

音樂記憶是音樂想象的基礎，豐富的音樂想象能力是音樂家的重要心理特征。阿格紐在《大音樂家的聽覺影像》中收集了舒曼、莫扎特、柏遼茲、瓦格納等大音樂家聽覺影像的記載。音樂家想象中的音樂世界，比現(xiàn)實世界里的音樂豐富很多。

音樂感是表現(xiàn)音樂才能的主要因素。心理學家對音樂感的看法不同。雷維斯認為它是統(tǒng)一不變的素質，西肖爾認為它是一系列單個能力的組合；施通普夫認為它表現(xiàn)在對和弦的分辨；捷普洛夫、科瓦列夫以及米亞西謝夫把音樂感看成是特殊的能力、愛好和個性的一種獨特性質的結合。

音樂感在個體中的表現(xiàn)有早有遲，表現(xiàn)出來的深度和廣度基于個體的音樂經(jīng)驗及經(jīng)驗對他的影響。對于音樂感是天生的還是從學習中獲得的問題，各家主張不一。雷維斯、西肖爾傾向于來自先天的看法，但訓練可以揭示出這種先天的潛在能力。

音樂感與音樂技能是兩個不同的范疇，音樂理解及表現(xiàn)的深度不受樂曲所需的技術程度的限制，一首很淺易的樂曲可以表現(xiàn)得很深刻。但是一位音樂家，尤其是音樂表演藝術家，必須具備發(fā)揮某種音樂技能的優(yōu)越的生理條件，并且進行嚴格刻苦的正規(guī)鍛煉后，才能具有較高的水平。

心理語言學是研究語言活動中的心理過程的學科，它涉及人類個體如何掌握和運用語言系統(tǒng)，如何在實際交往中使語言系統(tǒng)發(fā)揮作用，以及為了掌握和運用這個系統(tǒng)應具有什么知識和能力。

從信息加工的觀點來看，心理語言學是研究個體言語交往中的編碼和譯碼過程。由于研究對象的特點，它與許多學科有密切關系，除心理學和語言學外，還有信息論、人類學等。在方法上，它主要采用實驗心理學的方法。

心理語言學產生于20世紀50年代。50年代初，美國舉行了幾次關于心理學和語言學的跨學科討論會，促使心理學家和語言學家相互熟悉對方的理論、概念和方法。1954年奧斯古德和西比奧克合編了《心理語言學—理論和研究問題概述》，一般認為這是心理語言學的開端。此后，心理語言學的研究蓬勃發(fā)展，吸引了許多學者的注意，心理語言學這一術語也被廣泛使用。

心理語言學有兩個主要的研究方向：行為主義的研究方向和認知心理學的研究方向。在50年代，心理語言學主要受行為主義心理學和描寫主義語言學理論的影響，當時的心理語言學家用行為主義的觀點來解釋心理語言現(xiàn)象。他們認為言語行為和人的其他一切行為一樣，也是對刺激的反應，是聯(lián)想的形成、實現(xiàn)和改變，是借強化而獲得的。這樣，心理語言學的理論基本上是行為主義學習理論在言語活動中的具體表現(xiàn)。這個研究方向的代表人物是奧斯古德。他雖然不象斯金納那樣把意義排斥在語言現(xiàn)象之外，引用了中介過程來說明語言的意義，但他仍堅持認為行為主義的學習理論可以解釋言語行為。

心理語言學受現(xiàn)代語言學理論的影響很大。特別是在喬姆斯基的生成轉換語法產生和盛行之后，心理學界對行為主義的語言學習理論的抨擊增多，認為行為主義不能解釋言語活動中的許多現(xiàn)象。

以米勒為代表的心理學家把生成轉換語法運用到心理語言的研究中，認為人們掌握的不是語言的個別成分，如音素、詞和句子，而是一套規(guī)則系統(tǒng)，因此，言語活動不是對刺激的反應，而是由規(guī)則產生和控制的行為，它具有創(chuàng)造性。他們還認為心理語言學研究的重點不是人類各種語言的不同結構，而是存在于各種語言底層的普遍規(guī)則，研究這些普遍規(guī)則如何轉化為某一種特殊的語言。

這種研究方向在20世紀60年代后已成為心理語言學研究中的主要傾向。近年來，心理學家還用一些新的語言模式來研究心理語言問題，不過它們仍屬于認知心理學的研究方向。

心理語言學研究的問題包括言語的知覺和理解，言語的產生，語言的獲得，言語的神經(jīng)生理機制，各種言語缺陷，言語和思維以及言語和情緒、個性的關系等等。這些問題的解決對學習理論、思維理論、兒童心理發(fā)展理論的研究都會起很大的作用。它對工程心理、語言教學、言語缺陷的診斷和治療、電子計算機的語言識別等人工智能的研究也都有應用價值。

心理語言學的研究在美國開展得比較廣泛。蘇聯(lián)、英國、法國、德國、荷蘭等歐洲國家也都有心理學家從事這方面的工作，其特點是力圖把心理語言學的研究與本國的心理學傳統(tǒng)結合起來。

心理語言學的研究工作在中國也已經(jīng)開展，目前主要是在兒童的語言獲得方面。由于漢語和其他各種語言有很大的不同，在中國開展這方面的研究具有更大的理論意義和實踐意義。

宗教心理學是研究的心理活動特點和規(guī)律的應用社會心理學領域，是介于心理學、宗教學和社會學之間的一門邊緣學科。

人類很早就開始探索靈魂問題，宗教心理研究的歷史淵源也往往可以追溯到西方的古希臘時期，和中國古代儒家及釋家的靈魂觀。在科學心理學建立之前，宗教心理學通常是作為哲學心理學的一個組成部分。例如，德國近代唯物主義哲學家費爾巴哈從哲學心理學角度，對的心理根源作過詳細的分析研究。而德國宗教神學家施萊爾馬赫則從宗教神學角度對宗教感情作了論述。

到19世紀末，德國著名心理學家馮特開創(chuàng)了獨立于哲學的心理學，并通過他的《民族心理學》系統(tǒng)地研究了原始人宗教、民族宗教、多神宗教和世界宗教，提出了宗教演化四階段的假說：由原始人崇拜魔力階段發(fā)展到崇拜圖騰動物階段，然后進入崇拜英雄和多神崇拜階段，最后發(fā)展到人道宗教階段。馮特本人被譽為西方宗教心理學的奠基者。他的《民族心理學》成為宗教社會心理學創(chuàng)建的標志。

在美國，馮特的第一個美國學生霍爾從個體宗教意識的發(fā)生，系統(tǒng)研究了青年的宗教意識，從多學科的角度對宗教和教育等問題作了廣泛的研究。隨后，霍爾的學生斯塔巴克探討了宗教與道德問題，并著重對教徒的皈依經(jīng)驗，特別是青年皈依作了系統(tǒng)的研究。

霍爾和斯塔巴克不僅最早使用“宗教心理學”一詞，還創(chuàng)立了最早的宗教心理學雜志。1900年斯塔巴克的《宗教心理學》一書出版，標志美國宗教心理學的形成。繼詹姆斯的《宗教經(jīng)驗之種種》之后，弗洛伊德發(fā)表了《強迫動作與宗教實踐》，對宗教心理的研究都產生了廣泛而深遠的影響。

西方學者把宗教心理學的發(fā)展大致經(jīng)歷了三個時期。

創(chuàng)建發(fā)展時期：這一時期除以霍爾為代表的克拉克派之外，還有艾姆斯，勒巴和普拉特等人的一批研究成果問世。如勒巴的《對宗教的心理學研究》、普拉特的《宗教意識》，還有神學家奧托的《論神圣》等。這一時期通常被稱為宗教心理學發(fā)展的古典時期，影響最大的是詹姆斯的《宗教經(jīng)驗之種種》。

向深層潛意識發(fā)展時期：這一時期的研究，一方面受行為主義的影響較深，一度除皮亞杰從兒童心理學角度研究兒童宗教意識外，其他宗教意識方面的研究進展不大；另一方面，自1909年弗洛伊德和榮格訪問美國后，宗教心理學研究又深受精神分析和分析心理學的影響，開始向無意識領域發(fā)展。這期間，弗洛伊德的《圖騰與禁忌》、《一種幻想的未來》、《摩西與一神教》等著作，集中反映了精神分析對宗教、上帝、宗教戒律、宗教儀式和神話等的分析解釋。榮格的《宗教心理學》和弗羅姆的《基督教義的心理分析》，則分別代表了分析心理學和新精神分析對傳統(tǒng)精神分析宗教理論的修正，以及潛意識研究方面的成果。

戰(zhàn)后發(fā)展時期：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結束以后，宗教心理學的研究取得較大的進展。在這一時期，個體宗教意識研究得到進一步深化。奧爾波特傾向于從人格心理學角度探討個體宗教心理，他的《個體及其宗教》是這方面研究的重要成果。

此外，美國精神分析學家埃里克森對人格同一性，特別是宗教同一性問題作了深入研究。他的《青年路德》一書對宗教人格的研究頗具深意。宗教同一性研究與宗教意識經(jīng)驗的研究密切相關。其中，神人合一的宗教神秘經(jīng)驗已成為當代宗教經(jīng)驗研究中的一個重要內容。宗教同一性和宗教經(jīng)驗的實質這兩個問題已成為當代國際宗教心理學界共同關心的課題。

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后，宗教神學家對宗教心理的關注和探索是一個引人注目的動向。德籍美國基督教新神學家蒂利希和德國宗教哲學家布伯等人，都關心社會和心理學的關系。布伯在他的《我和你》一書中，主張神是人的永恒對話者，強調通過祈禱來與神結合。蒂利希則試圖以現(xiàn)代神學、精神分析和存在主義來綜合清理傳統(tǒng)的基督教。他的著作《信仰的動力》著重于人性和動機的研究，強調心理學的社會意義。

中國宗教心理學研究較少。20世紀初，個別大學和神學院曾有外籍教師作過有關宗教心理學的講座。早期的心理學家陳大齊曾撰寫《迷信與心理》一書。此后，在相當一段時間內幾乎無人涉足宗教心理學領域。20世紀80年代以來，這方面的研究開始受到重視。

宗教心理學的內容包括宗教思想、宗教意識的內容和結構，宗教情感的特點以及宗教在個人和社會精神生活中的心理功能，特定社會條件下的各種不同教派的信徒參與宗教活動和宗教生活所感受的宗教經(jīng)驗和宗教感情，以及信徒的融匯宗教體驗、宗教感情和宗教意志的心理狀態(tài)等方面。

宗教心理學研究宗教意識時有兩種情況：一種是由專職神職人員及教會宗教團體頒布的宗教思想體系。它是一種既同宗教神學有密切關聯(lián)，又不等同于一般宗教神學的具體宗教心理學。例如，宗教神學中的佛教心理學或基督教心理學等。它們以心理學的原則來闡明基督教或佛教的教理、教義、持戒等。代表人物有美國的博依森、日本的鈴木大拙等。弗萊克和卡特1981年認為，這種宗教心理學尚處于它們的“嬰兒期”。

另一種是廣大信眾具有的心理。它是直接對普通信眾的宗教意識和宗教心理作深入的研究和科學的說明。其研究對象是：信仰群體或個人在參與宗教活動時內在和外顯的一切獨特的心理現(xiàn)象，各種社會性和非社會性因素對各種獨特心理現(xiàn)象的制約性，以及這些因素之間的互相制約關系。這種研究不同于宗教社會學對宗教的研究。

宗教社會學側重于宗教與社會，宗教與社會政治、經(jīng)濟形態(tài)、文化心理等的關系的綜合研究，而宗教心理學則著重研究宗教與心理的制約關系。它結合特定的歷史條件、文化背景等，側重研究特定的信仰群體例如，氏族、民族、階層或宗教小群體和個體的、宗教修習、宗教體驗、宗教行為和態(tài)度、信仰動機和意志以及宗教活動和交往等。

一般說來，宗教心理學的研究課題多數(shù)集中在宗教意識的結構和功能、宗教經(jīng)驗的實質和潛意識的關系、宗教神秘經(jīng)驗的心理一生理基礎等方面。其中，從認知社會心理學角度研究宗教經(jīng)驗的直覺思維模式已成為一個突破口，有的學者從功能上強調研究宗教經(jīng)驗的重要性有的學者在研究宗教經(jīng)驗思維進程中，開始引進計算機程序模擬。由宗教社會心理學角度進行研究的選題，多數(shù)集中于宗教活動中的宗教崇拜行為、宗教態(tài)度、宗教交往以及非言語交流的宗教情緒感染等方面。

涉及宗教心理學研究的理論大致有投射理論、懼怕死亡理論和認知需要理論等。精神分析的投射理論是宗教心理學關于宗教起源的傳統(tǒng)理論之一。認為信仰的上帝(或神)是一種祖先表象的投射。

阿蓋爾1975年的研究表明，對上帝和對雙親的態(tài)度非?？崴?。宗教所關心的眾多認知問題，諸如苦難、生與死等，每每都是人生旅程中遇到的問題。因此，在當前宗教心理學研究中，死亡恐懼理論成為普遍受到東西方學者強有力支持的理論。學者們分析，這可能反映教會教育的影響，同“太平世界”的傳播有關。

法律心理學是研究與法律有關的各種人的心理活動規(guī)律的應用社會心理學領域，也稱法制心理學。它是介于法學和心理學之間的一門邊緣學科。

法律心理學的思想源遠流長，它最初是以研究人的違法犯罪心理為起點的。早在古希臘時期，就有一些哲學家和思想家在他們的著述中涉及到犯罪的心理原因、犯罪者的個性特點、犯罪者的行為表現(xiàn)等與法律心理學有關的思想。中國殷商和周朝的文獻中也有不少地方提到犯罪的心理原因、犯罪動機、刑罰的社會心理效力等問題。

17、18世紀，隨著資本主義制度的確立，人們開始從社會、生理、精神、遺傳、司法醫(yī)學等方面探討犯罪問題。當時的代表作有孟德斯鳩的《論法的精神》、普里查德的《論精神錯亂和影響心理的其他障礙》、呂卡的《自然遺傳論》等。

到了19世紀下半葉，法律心理學中的一個重要分支——犯罪心理學首先開始成熟起來。德國的精神病學家克拉夫特·埃賓于1872年第一次以犯罪心理學為名出版了專著，接著格羅斯，武爾芬、科瓦列夫斯基、佐默爾等人也相繼出版了犯罪心理學專著。

與此同時，證人證言的心理研究也有了較快的發(fā)展。庫里舍爾的《供詞和心理學與司法審判》、波爾杜加洛夫的《論供詞》等著作，就是這個時期的代表作。哈欽斯和斯萊辛杰于1929年出版了最早的《法律心理學》專著。

正因為法律心理學作為一門真正獨立的學科形成得比較晚，所以至今對它的研究對象和范圍還存在許多不同看法。托奇認為，法律心理學是研究審判過程和參與這一過程的人的意圖、動機、思維和情感的科學。塔普則指出，心理學家在法律問題上開展的研究“過分犯罪化”了，也就是說，側重于犯罪審判的過程和方面，卻大大忽視了民事法庭、法律社會化和法律協(xié)商等方面的心理學研究，因而給法律心理學的研究和發(fā)展帶來了較大的局限性。

蘇聯(lián)的耶尼克也夫提出，法律心理學的組成應包括法律心理學的方法學基礎、法律心理、司法心理和改造心理等四個部分。薩薪里馬尼雅恩則認為，法律心理學體系應由法律心理學、犯罪心理學、司法心理學和改造心理學四個分支組成。中國在80年代以前對法律心理學研究不多。近年來有關研究大多數(shù)偏重在犯罪心理方面，特別是青少年犯罪心理方面。

綜合西方和蘇聯(lián)法律心理學界的觀點，結合中國的實際，可以對法律心理學的研究內容作如下的概括：它包括立法心理、普法教育心理、司法心理、勞動改造心理和民事訴訟心理等部分。

在司法心理中，如果按司法程序來分，還可以細分為偵查心理預審心理、審判心理等；如果按照訴訟參與人來分，則可細分為犯罪人心理、受害人心理、證人心理、辯護人心理、警官心理、檢察官心理、法官心理等。

立法心理是研究在立法活動中各有關人員的心理活動及其規(guī)律，為立法提供心理學依據(jù)。如立法的社會心理前提，法的解釋、修改或廢除的社會心理效果，立法者的知識、能力、性格對立法的影響等。

普法教育心理是研究在普及法律知識和培養(yǎng)法律意識方面的心理活動規(guī)律。如法律宣傳的原則、途徑和方法，法律意識的內化機制和形成過程等。

司法心理是研究在整個司法過程中，各種訴訟參與人的心理活動規(guī)律。如在偵查過程中犯罪人、被害人、證人和警官的心理；在預審過程中犯罪人、警官和其他參與人的心理；在審判過程中犯罪人、被害人、證人、辯護人、檢察官和法官的心理等。

勞動改造心理是研究罪犯在勞動改造期間的心理現(xiàn)象及其變化規(guī)律。如影響和制約勞改罪犯心理活動的一般因素；不同類型罪犯在勞改中的心理特點；勞改罪犯在不同時期、不同階段的心理活動規(guī)律等。

民事訴訟心理是研究在各類民事訴訟中當事人、司法人員和其他相關人員的心理活動規(guī)律等等。

法律心理學的主要研究方法有觀察法、實驗法、調查研究法、個案研究法、追蹤研究法、民意測驗法、數(shù)理統(tǒng)計法等。除了這些一般研究方法外，研究者們還根據(jù)自己的具體研究課題選擇幾種方法的綜合運用。

環(huán)境心理學是研究環(huán)境與人的心理和行為之間關系的一個應用社會心理學領域，又稱人類生態(tài)學或生態(tài)心理學。這里所說的環(huán)境雖然也包括社會環(huán)境，但主要是指物理環(huán)境，包括噪音、擁擠、空氣質量、溫度、建筑設計、個人空間等等。

環(huán)境心理學是從工程心理學或工效學發(fā)展而來的。工程心理學是研究人與工作、人與工具之間的關系，把這種關系推而廣之，即成為人與環(huán)境之間的關系。

環(huán)境心理學之所以成為社會心理學的一個應用研究領域，是因為社會心理學研究社會環(huán)境中的人的行為，而從系統(tǒng)論的觀點看，自然環(huán)境和社會環(huán)境是統(tǒng)一的，二者都對行為發(fā)生重要影響。雖然有關環(huán)境的研究很早就引起人們的重視，但環(huán)境心理學作為一門學科還是20世紀60年代以后的事情。

噪音是許多學科所研究的課題，也是環(huán)境心理學的主要課題，主要研究噪音與心理和行為的關系問題。從心理學觀點看，噪音是使人感到不愉快的聲音。對噪音的體驗往往因人而異，有些聲音被某些人體驗為音樂，卻被另外一些人體驗為噪音。研究表明，與強噪音有關的生理喚起會干擾工作，但是人們也能很快適應不致引起身體損害的噪音，一旦適應了，噪音就不再干擾工作。

噪音是否可控，是噪音影響的一個因素，如果人們認為噪音是他們所能控制的，那么噪音對其工作的破壞性影響就較??；反之，就較大。

人們習慣于噪音工作條件，并不意味著噪音對他們不起作用了。適應于噪音的兒童可能會喪失某些辨別聲音的能力，從而導致閱讀能力受損。適應于噪音環(huán)境也可能使人的注意力狹窄，對他人需要不敏感。噪音被消除后的較長時間內仍對認識功能發(fā)生不良影響，尤其是不可控制的噪音，影響更明顯。

從心理學角度看，擁擠與密度既有聯(lián)系，又有區(qū)別。擁擠是主觀體驗，密度則是指一定空間內的客觀人數(shù)。密度大并非總是不愉快的，而擁擠卻總是令人不快的。

社會心理學家對擁擠提出各種解釋。感覺超負荷理論認為，人們處于過多刺激下會體驗到感覺超負荷，人的感覺負荷量有個別差異；密度-強化理論認為，高密度可強化社會行為，不管行為是積極的還是消極的，如觀眾觀看幽默電影，在高密度下比在低密度下鼓掌的人數(shù)多；失控理論認為，高密度使人感到對其行為失去控制，從而引起擁擠感。

處于同樣密度條件下的人，如果使他感到他能對環(huán)境加以控制，則他的擁擠感會下降。一般說來，擁擠不一定造成消極結果，這與一系列其他條件有關。社會心理學家還研究諸如城市人口密度以及家庭、學校、監(jiān)獄等種種擁擠帶來的影響和社會問題。

建筑結構和布局不僅影響生活和工作在其中的人，也影響外來訪問的人。不同的住房設計引起不同的交往和友誼模式。高層公寓式建筑和四合院布局產生了不同的人際關系，這已引起人們的注意。國外關于居住距離對于友誼模式的影響已有過不少的研究。通常居住近的人交往頻率高，容易建立友誼。

房間內部的安排和布置也影響人們的知覺和行為。顏色可使人產生冷暖的感覺，家具安排可使人產生開闊或擠壓的感覺。家具的安排也影響人際交往。社會心理學家把家具安排區(qū)分為兩類：一類稱為親社會空間，一類稱為遠社會空間。在前者的情況下，家具成行排列，如車站，因為在那里人們不希望進行親密交往；在后者的情況下，家具成組安排，如家庭，因為在那里人們都希望進行親密交往。

個人空間指個人在與他人交往中自己身體與他人身體保持的距離。1959年霍爾把人際交往的距離劃分為4種：親呢距離，0～0.5米，如愛人之間的距離；個人距離，0.5～1.2米，如朋友之間的距離；社會距離，1.2～2米，如開會時人們之間的距離；公眾距離，4.5～7.5米英尺，如講演者和聽眾之間的距離，人們雖然通常并不明確意識到這一點，但在行為上卻往往遵循這些不成文的規(guī)則。破壞這些規(guī)則，往往引起反感。

第3篇：社會心理學研究方向范文

【關鍵詞】旅游心理學 課程教學 改革對策

【中圖分類號】G64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4-4810（2014）24-0082-02

隨著人們生活水平的提高，旅游已成為現(xiàn)代人類社會重要的生活方式。據(jù)相關旅游組織統(tǒng)計，預計到2020年全球旅游者人數(shù)將達到15億，旅游行業(yè)所帶來的收入總和將達到2萬億美元。而中國作為第四大入境旅游接待國和亞洲最大出境旅游客源國，我國的旅游業(yè)管理水平和服務水平將面臨嚴峻的考驗和挑戰(zhàn)。我國在“十一五”期間每年新增旅游就業(yè)崗位達到70萬個。如何培養(yǎng)和打造一支職業(yè)化、專業(yè)化、規(guī)范化的旅游行業(yè)人才隊伍成為亟待解決的問題。

旅游心理學是導游專業(yè)和旅游管理專業(yè)的基礎課程，它是將心理學的相關研究成果和相關原理及研究方法應用到旅游活動的發(fā)生、發(fā)展到結束的一門邊緣學科，是通過掌握利用心理學理論和方法來解決旅游活動過程中實際問題的一門學科。設置該課程的學習，主要是期望旅游從業(yè)人員能運用基本的心理學原理和方法分析旅游活動中的各種現(xiàn)象，對人的旅游行為進行準確的預測，并及時采取相應措施和辦法，引導旅游者的旅游行為，從而提高旅游行業(yè)的服務和管理質量。因此筆者認為，脫離了心理學、脫離了對旅游主體人的研究的旅游學是缺乏生命力的，缺乏旅游心理學的學習和研究的旅游行業(yè)同樣是缺乏生命力的，它的學科發(fā)展及教學質量關系著旅游服務質量和旅游企業(yè)經(jīng)營管理水平的提高，關系著旅游業(yè)的可持續(xù)發(fā)展。

一 當前旅游心理學教學中存在的問題

1.缺乏優(yōu)質的教材資源

一本高質量、高水平的旅游心理學教材在旅游心理學教學過程扮演非常重要的作用，能為教學者提供一個科學且積極的引導和指引。而目前我國旅游心理學的教材仍處于不成熟的混沌狀態(tài)。宋河有等人曾將近十年出版的旅游心理學教材做過統(tǒng)計分析，根據(jù)分析結果發(fā)現(xiàn)，我國旅游心理學教材目前包含以下特征：數(shù)量在持續(xù)不斷地增加，體系框架雷同與多樣化并存，內容上移植痕跡明顯，且多以理論描述為主。教材內容缺陷主要體現(xiàn)在以下幾方面：（1）研究對象不明確，缺乏權威范式；（2）教材定位不清晰，內容缺乏針對性，沒有權威導向；（3）研究隊伍不強大，缺乏權威專家和組織對該領域的深入研究和開發(fā)，也因此導致教材版本雖然逐年增多，但教材內容依然跟不上旅游業(yè)發(fā)展的需求，導致任課教師教材選擇難度大。

2.缺乏權威的研究團隊和專業(yè)的師資團隊

旅游心理學具有邊緣性和交叉性的學科特點，研究內容涵蓋旅游學和心理學兩大學科，同時還涉及社會學、經(jīng)濟學、管理學等多門學科。因此對該領域的研究人員和任課人員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既要懂得心理學的基礎理論，又要熟知旅游學的基本原理和相關應用層面將會遇到的問題，還要廣泛涉獵社會學、人類學、經(jīng)濟學和歷史學等學科知識。目前我國旅游心理學研究領域一方面還未出現(xiàn)權威的專門針對旅游心理學開展科研的權威研究團隊，另一方面缺乏具備很好的心理學與旅游學專業(yè)背景的師資人才，這也是約束我國旅游心理學課程發(fā)展的重要因素。缺乏權威團隊，也是導致教材難以出現(xiàn)權威范式的原因之一，且難以培養(yǎng)具備良好的心理學基礎和旅游學知識的人才，相應的師資人才也就難以產出，如此惡性循環(huán)也是導致旅游心理學的教學難以發(fā)展前行的原因之一。目前國內大部分的旅游心理學課程教師專業(yè)背景比較單一，要么是旅游管理專業(yè)，要么是心理學專業(yè)。作為旅游專業(yè)的教師，以旅游管理的相關理論及旅游學的知識為主，教學中內容缺乏心理學理論對旅游行為的指導。而心理學專業(yè)的教師，以心理學理論為主，卻又缺乏旅游業(yè)的相關知識，難以將心理學的理論和研究深入而豐富地應用到旅游學中，造成理論與實踐脫鉤。

3.過分強調理論學習，忽視應用能力的培養(yǎng)

我國旅游學界借鑒美國和日本學者的研究思想，建立了比較完整的旅游心理學體系，一方面以旅游消費者為對象，研究旅游者消費行為規(guī)律；另一方面研究旅游工作者和旅游者的互動關系。旅游心理學課程系統(tǒng)、全面地介紹旅游心理學概念、理論和方法，有較強的理論性。而對并不具備系統(tǒng)心理學知識儲備的旅游專業(yè)學生而言，過多的理論講述只會令學生感到難以理解，并且與學生所期望學習的心理學相關知識相距甚遠。筆者曾針對旅游管理專業(yè)的學生做過一個初步調查，大部分學生認為，他們希望通過旅游心理學掌握的知識主要包括：旅游者的需求和心理，旅游行為過程中的人際溝通交往，旅游過程中沖突的問題解決以及導游自身心理調適等方面的內容。這些內容都是應用性、實踐性很強的問題，而目前旅游心理學的相關教材里，關于這些問題雖有所涉及，但篇幅較少，且內容理論性過強，缺乏豐富的案例學習材料。

4.教學形式單一、內容枯燥

旅游心理學目前的教學主要采用的仍是“講解―接受”式的教學方法，以教師和教材為中心，學生則作為被動學習的角色存在。這種教學方式依賴于教師本身的知識儲備和能力，能充分發(fā)揮教師的主導作用，便于通過講授讓學生在短時間內掌握心理學的基本知識和理論，并對教學內容形成內在的邏輯性和系統(tǒng)性。但倘若單一地使用講授法，又會較大程度地影響旅游心理學的教學內容和效果，因為旅游心理學本身是一門具有較強實踐性和應用性的學科，課程中所探討的問題是實踐中迫切需解決的問題，如旅游消費心理、服務心理、導游壓力管理、旅游活動的人際溝通等，這些實際問題都需要通過大量的案例或實踐模擬等方式，才有可能將旅游心理學所涉及的豐富主題和內容充分地學習和探討，也才有可能更好地提高學生應用所學理論知識開展實踐活動的能力。單一的教學形式難以滿足這門課程實踐性和應用性的要求。

二 旅游心理學課程教學改革的措施

1.基于調研，優(yōu)化教材內容

教材內容應基于廣泛的調研基礎上，充分考慮目前旅游行業(yè)的狀況及需求，將心理學中能廣泛應用于旅游行業(yè)的內容進行整理，并聯(lián)合具有豐富實踐經(jīng)驗的旅游行業(yè)從業(yè)權威人士，豐富教材中實踐性較強的內容，通過案例分析等形式，讓學生能將心理學理論與旅游行為中的實踐相結合。

2.建立團隊，整合專家資源

由權威機構出面，整合專家資源，通過廣泛的學術研究和探討，形成權威范式。由旅游界相關團體出面，如中國旅游協(xié)會等，聯(lián)合旅游學界和旅游心理學研究領域德高望重的權威專家成立旅游心理學研究專業(yè)委員會，通過開展研究會或學術交流等形式開展廣泛的合作和交流，以便為廣大旅游心理學研究者和學習者提供更大的交流平臺和信息傳遞空間。

3.加強專業(yè)合作，聯(lián)合培養(yǎng)

考慮旅游學與心理學專業(yè)設置聯(lián)合培養(yǎng)計劃，在本科人才或研究生人才培養(yǎng)階段加強兩個基礎學科間的學習，以便日后形成強有力的新生力量，為日后旅游心理學的優(yōu)質師資資源提供有力保障。

4.完善理論學習，強化應用能力培養(yǎng)

針對旅游行業(yè)從業(yè)人員對旅游心理學的需求，教師應從社會心理學、人際關系心理學、溝通心理、沖突解決等層面強化社會心理學及心理咨詢等應用性心理學研究方向的學習。如一方面透過對人性的認識，對不同人格理論的學習和認識，讓學生深入地去探討人的需求和如何適當?shù)貪M足旅行者的需求和自己的需求。另一方面，強化人際關系建立過程中所需把握的基本態(tài)度和技巧，這是人的溝通模式層面的問題，也是旅游行業(yè)人員急需強化的應用層面的能力。

5.豐富教學形式和內容

講授法以教師為中心，學生難以參與進來。理論學習主要通過講授法來完成，以便能讓學生透過老師更加深刻地認識和理解相關理論的內容和精髓。但作為一門應用性極強的學科，可利用多媒體教學法，通過案例播放、案例探討、情景模擬、角色轉換或角色扮演等方式，讓學生嘗試從不同的視角去感受旅游行為過程中人內在心理的變化和感受。

總之，只有一方面強化專業(yè)團隊建設和培養(yǎng)，另一方面提升教學過程中內容和形式的質量，最終才能為旅游心理學教學改革帶來新的能源和動力。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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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篇：社會心理學研究方向范文

另一是廣告訴求說服的心理學規(guī)律。它要求通過廣告訴求(廣告內容與形式)，能影響消費者，以滿足消費者心理需求與價值體驗，從而促進銷售實現(xiàn)廣告目標?；谶@一規(guī)律廣告人要保證廣告信息必須依據(jù)消費者心理特點（需要與價值）進行設計，即將消費者加工廣告信息規(guī)律與消費者需求、價值觀以及自我(意象)等特點聯(lián)系起來設計廣告并進行傳播，才能打動消費者的“芳心”（消費者情感與價值滿足）。

對廣告?zhèn)鞑バЧu價機制問題的廣告心理學研究已有不少探索，如社會心理學家霍夫蘭提出的傳播勸服理論，廣告心理學家科利提出的設定廣告目標以測定廣告效果理論。特別是近年來培蒂和卡西普(Petty & Cacippo，1986)提出的ELM模型。基于這些研究我們不難看出評價廣告效果已不僅是測量受眾的廣告回憶率、再認率、喜好度、購買意向等單一指標，而是認知與情感體驗兩方面指標的結合。目前影響較大的是廣告反應模型（advertising response modeling ，簡稱ARM）。這一理論模型為全面理解廣告效果評價問題進行了積極的探索。

廣告反應模型是由美國廣告心理學家曼特等人1994年提出來的。這一模型是基于上述提到的ELM模型的原理提出的，其主要內容為受眾對廣告信息的處理是沿中樞路徑與邊緣路徑兩條路徑進行的。沿中樞路徑，受到受眾動機、能力等影響，對廣告的關注集中在與產品、品牌直接相關的信息之上，如口味、產品測試、功效、成份等。沿邊緣路徑，受眾的注意力則集中于與廣告本身密切相關的信息線索上，如音樂、廣告模特等形象符號。這一模型是ELM模型的完善與發(fā)展，值得學習。

消費者對廣告信息加工處理兩條路徑受到受眾卷入度水平的影響。研究表明，在高卷入度水平下，受眾會沿中樞路線詳盡思考與產品／品牌直接相關的信息，在低卷入度水平下，受眾主要靠情感打動人心的廣告沿邊緣路徑處理相關信息。兩種信息加工路線所導致的結果及其時間持續(xù)程度都是不同的。中樞路線會直接導致受眾形成對于產品／品牌的態(tài)度，如喜歡/討厭／一般等。而對品牌的態(tài)度則會影響受眾的購買興趣或購買意圖。從時間持續(xù)程度看，在中樞路線條件下，受眾對品牌的態(tài)度較為持久，而且不容易改變。與中樞路線相比，邊緣路線則會直接影響廣告受眾對廣告作品（表現(xiàn)）本身的喜歡程度，這雖然也會影響受眾對產品／品牌的態(tài)度評價和購買興趣，但從時間上看，這一態(tài)度只是暫性的，而且容易相關邊緣信息線索的隱沒而丟失。受眾對廣告的印象只是一種瞬時或短時記憶。

受眾心目中已建立的熟知品牌的形象也會影響對廣告的態(tài)度，對低卷入度的新產品/品牌的評價也會影響受眾對廣告本身的態(tài)度。這一點與心理學中的“暈輪效應”是完全一致的。 不同的廣告表現(xiàn)方式也會影響廣告受眾對廣告信息的加工處理路線。一般而言，高信息度的理性訴求廣告會導致廣告受眾以中樞路線的方式處理廣告信息，而靠情感打動人心的低信息度廣告則會引導受眾沿邊緣路線處理相關信息。

ARM模型在廣告評價中要注意的幾個問題。

1　全面、完整地理解受眾對廣告信息的加工處理程序。廣告人要學會通過相關調查統(tǒng)計建立多元回歸方程、求出標準回歸系數(shù)，從而有助于分析兩條路線中各個信息線索與品牌排名、廣告喜歡程度和購買意向等變量之間的關系。

2 鑒別廣告作品是否能夠真正實現(xiàn)預期的傳播目標。如是通過中樞路線信息影響品牌態(tài)度變化（動機）與對廣告信息加工再到影響購買意向以達到營銷目標還是通過邊緣路線信息影響對廣告評價（體驗）再影響購買意向的方式以達到營銷目標。

3 制定針對不同信息處理路線特點的廣告媒介計劃?；贏RM模型，可以確定不同信息處理路線條件下的廣告暴露頻次的多寡。因為對邊緣路線來講，應該保證相對比較高的廣告暴露頻次，如重復同一則廣告或相類似的系列廣告，才能提高廣告受眾對于邊緣性廣告信息線索與廣告產品/品牌之間的關聯(lián)度。

作者：南京師范大學心理學院　品牌中國聯(lián)盟特邀專家

第5篇：社會心理學研究方向范文

見到辛自強的時候，不禁驚訝于他的年輕。

年輕得甚至有點像個毛頭小伙，只是眉宇間有一些儒雅之氣。

光看外表，可能很少有人會覺得他是一名博士生導師，他也許是記者見過的最年輕博導。他生于1975年，2002年在北京師范大學獲得心理學博士學位并留校任教，在該校評為教授、博導，2010年調入現(xiàn)在的單位中央財經(jīng)大學工作，目前是該學校社會發(fā)展學院的心理學教授和副院長。

他還先后主持過國家級課題4項以及若干省部級課題，在國內核心學術期刊發(fā)表過120多篇論文，出版了《問題解決與知識建構》、《社會變遷中的青少年》等數(shù)本心理學專著。2007年以后，辛自強也開始以英文在國外，迄今已達15篇。

術業(yè)有專攻

現(xiàn)在，心理學好像已經(jīng)進入尋常百姓家，很多年輕人都會聊幾句心理學，尤其是“文藝青年”們大多曾經(jīng)喜歡談論弗洛依德、弗洛姆之類的話題，那么辛自強所從事的是什么樣的心理學呢？

據(jù)介紹，他自己目前研究的領域以社會心理學為主，兼及認知心理學等。他這么說：“我認真考慮過職業(yè)方向的問題。我私下很喜歡讀精神分析學派的書，包括弗洛伊德、弗洛姆之類。但是，從剛讀研究生的時候，我就決定這輩子不做心理咨詢工作。實際上心理學的領域非常廣闊，我更喜歡做心理學的研究工作。心理咨詢基本是一對一地幫助別人，范圍有限。然而，科學研究一旦有所發(fā)現(xiàn)，有所進步，可能會影響更多的人?！?/p>

認知心理學屬于基礎性的心理學分支，辛自強早年研究較多的是“數(shù)學認知”：即研究小孩子怎么學習數(shù)學，怎么理解數(shù)量關系和數(shù)學概念，怎么解決數(shù)學問題。他工作后的第一本書《問題解決與知識建構》就是關于這個方面的。雖然是心理學的書，卻被教育科學出版社的“教育博士文庫”收錄并出版，這也是該文庫中第一本心理學專著，也間接證明了他的研究在教育領域的實際價值。

辛自強關于數(shù)學認知的研究成果，引起了國外同行的關注。比利時著名的心理學教授范徹菲爾（L. Verschaffel）主編一本書，邀請全世界一二十個國家的學者一起寫，其中就邀請辛自強負責書中一章的撰寫。近期，國外學者組織編寫《亞洲數(shù)學教育手冊》，他又被邀請撰寫專章。辛自強解釋道：“踏踏實實地做研究，成果慢慢會被別人認可?！?/p>

心理學的妙用

在認知心理方面的基礎性研究外，近年來隨著工作環(huán)境的變化，辛自強將主要研究方向轉向了社會關切度更高的社會心理學。

改革開放三十年，人們的心理健康狀況有何變化？到底是“世風日下”，導致人們的心理健康“一代不如一代”？還是“倉廩實而知禮節(jié)”，人們的心理狀況因而變得更好？作為研究者，辛自強不是去爭論，而是通過實證研究尋找事實作為證據(jù)。

辛自強和他的團隊在這方面做了多年的探索。2008年，他出版了《社會變遷中的青少年》一書，提出自己的發(fā)現(xiàn)：近20年來我國青少年心理健康水平不斷下滑。

這個研究并不容易，因為研究者無法再去直接調查過去幾十年的人群，歷史已經(jīng)發(fā)生了。辛自強獨辟蹊徑，采取獨特的橫斷歷史研究方法，先后開展了近10項關于心理變遷的研究，得到了一系列有價值的學術成果。他的課題組已經(jīng)成為全世界開展橫斷歷史研究最主要的兩個課題組之一（另一個為美國圣地亞哥州立大學的頓芝教授（J. M. Twenge）帶領的課題組），這種研究為在宏觀上確定我國不同人群的心理變遷規(guī)律提供了依據(jù)，方便了心理的社會預測與預警。

當然，這個研究結果似乎與中國經(jīng)濟的進步不那么“同步”。但或許這就是研究的價值所在——揭示我們料想不到的規(guī)律。辛自強想通過心理學研究去揭示甚至干預一些社會發(fā)展中的問題，“大白楊是速生樹種，長成以后我們要用的時候會發(fā)現(xiàn)木質不堅硬，不細致。我們的社會也是一樣，改革開放30多年里我國的經(jīng)濟發(fā)展非?？?，但我們要關心發(fā)展的質量問題，要解決伴隨而生的社會問題和心理問題，而不僅僅關注經(jīng)濟增長速度?！?/p>

又如，辛自強與合作者今年剛發(fā)表的成果表明，當前大學生對他人和社會的信任遠低于十年前的大學生，呈逐年下降趨勢?！拔覀兿胝f明什么？改革開放后，隨著市場經(jīng)濟觀念的普及，人們對人生和人性的觀念都發(fā)生了變化，同時，也影響了人們的關系。中國傳統(tǒng)的社會規(guī)范和靠‘面子’維持的社會關系被打破了，一時間信任水平就下降了。但是如果新的規(guī)范和觀念慢慢確立，情況也許就會好轉。”

創(chuàng)新的真諦

辛自強坦言自己非常喜歡現(xiàn)在的工作。 “我特別喜歡閱讀和思考，也很樂意通過自己的研究把一些社會上的問題說清楚了，很多猜測和爭論都缺少證據(jù)，我們卻能用證據(jù)說話?！边@些都是他成就感的來源，如果把自己知道的再教給學生，那更是一樁樂事。

辛自強自小有愛讀書的習慣，他自小在農村長大，當?shù)貨]什么書刊，能找到的書他幾乎都看。大學四年中也沒有當過班干部，也不是班里成績最好的。但他每周都到圖書館借3、5本書，全部看完，然后下周再去還書、借書——就這樣過了充實的4年。直到現(xiàn)在，他還是一有空就讀書。

即使有興趣，但不花點苦功，恐怕事業(yè)也不會那么順利。事實上，辛自強的刻苦程度是相當驚人的。有些時候，為了一個研究項目，或者寫書，他可能連續(xù)幾天不下樓；當年寫博士論文的時候，看的英文資料大多是用B3大小的紙復印的，疊起來至少有一米多高。

辛自強老家是山東沂蒙山區(qū)的，他的小學和初中階段，老師基本都是民辦教師，條件很艱苦。小學前四年上的都是“復式班”——即不同年級的學生混在一起上課。他上學那年還要自己帶凳子去上課。到高中時，教學條件才有所好轉，但由于基礎不好，他成績在全班倒數(shù)之列，很快他憑借超人的努力，在高二第二學期就追上去了，成為名列前茅的學生。及至他考上大學，就更珍惜難得的學習環(huán)境了。

時下，創(chuàng)新、創(chuàng)造成為一個討論的熱點。作為心理學學者，他對這個問題又是怎么看的呢？一次在清華大學舉辦的關于創(chuàng)造力與教育的論壇上，來自北大、清華的學者發(fā)言之后，辛自強發(fā)言的題目是“創(chuàng)造力：這種‘力’存在嗎？”他提出，可能根本不存在一種可稱為“創(chuàng)造力”的特殊的心理過程或能力?；蛟S一個人的作品或思維的產品是創(chuàng)造性的，但導致這個結果的思維過程就是一般的思維過程，沒有什么特別之處。這個觀點令臺下一片嘩然。要知道，這些聽眾都是研究創(chuàng)造力的專家或研究生。

其實，辛自強不是嘩眾取寵，他對創(chuàng)造力有自己深入的看法。他認為，并不是一個很特別的東西。創(chuàng)新、創(chuàng)造的前提一是要有知識基礎，二是要有好的思考方法。教育不能徑直去教創(chuàng)造力，而是教授知識，啟迪思考。

第6篇：社會心理學研究方向范文

【關鍵詞】場域理論；社交網(wǎng)絡

一、引言

社交網(wǎng)絡源自英文SNS（Social Network Service）的翻譯，中文直譯為社會化網(wǎng)絡服務。維基百科中對社交網(wǎng)絡進行了如下定義，社會化網(wǎng)絡服務或社交網(wǎng)絡是由許多節(jié)點構成的一種社會結構，節(jié)點通常是指個人或組織，社交網(wǎng)絡代表各種社會關系，經(jīng)由這些社會關系，把從偶然相識的泛泛之交到緊密結合的家庭關系的各種人們或組織串連起來。

麥克盧漢認為任何一種新興媒介都對人類事務的尺度、進度和標準產生影響，從而強有力地改變了人類感覺的比例和感知的圖式。社交網(wǎng)絡正在逐漸改變著人們的交往方式和社會文化形態(tài)，它實現(xiàn)了人際關系的網(wǎng)絡化，把孤立的個人用網(wǎng)絡社區(qū)組合起來，形成一個獨特的區(qū)域生活共同體。以大眾媒介為載體，實現(xiàn)傳統(tǒng)觀念中的人際傳播功能，這使得社交網(wǎng)絡上的區(qū)域生活成為獨特的場域，既是媒介場域又是社會場域。

二、我國社交網(wǎng)絡受眾的界定

2003年3月，SNS網(wǎng)站在美國悄然興起。短短的五個月內就風靡整個北美地區(qū)。據(jù)統(tǒng)計，在硅谷工作的每三個人中就有一個人使用SNS來拓展自己的交際圈。SNS包括7個核心要素：身份、狀態(tài)、關系、交流、小組、名譽、分享。

由于國情和政策等因素，國外的社交網(wǎng)絡難以進入國內市場，因此國內的社交網(wǎng)站在借鑒國外經(jīng)驗和優(yōu)點的基礎上，迅速發(fā)展，并吸引了一大批用戶的青睞。目前，在國內典型的社交網(wǎng)站主要有人人網(wǎng)、開心網(wǎng)和豆瓣網(wǎng)，但在本篇中，筆者認為國內的微博在功能上完全符合以上SNS社交網(wǎng)絡的7個要素，甚至很多社交網(wǎng)站與微博都進行功能上的借鑒，例如人人網(wǎng)的狀態(tài)功和@功能借鑒于微博，而微博的分享鏈接功能和組群功能借鑒與社交網(wǎng)站，兩者具有一定的共通性，可放到同一個體系下進行研究，因此本篇所界定的社交網(wǎng)絡受眾是指國內人人網(wǎng)等典型社交網(wǎng)站的用戶以及微博用戶。

三、社交網(wǎng)絡場域的特點

場域理論是社會心理學的主要理論之一，是關于人類行為的一種概念模式，它起源于19世紀中葉的物理學概念?？傮w而言是指人的每一個行動均被行動所發(fā)生的場域所影響，而場域并非單指物理環(huán)境而言，也包括他人的行為以及與此相連的許多因素。法國社會學家布迪厄提出了以場域、慣習、資本三個彼此關聯(lián)的概念為基礎的社會實踐觀來研究社會文化活動，構建了社會學研究的場域理論范式。布迪厄從關系的視角將各個相對自主的活動領域建構為一個個的“場域”，即“在各種不同位置之間存在的客觀關系的一個網(wǎng)絡或一個構型”。

1.媒介場與社會場的融合

布迪厄與羅德尼兩位學者曾從場域的視角出發(fā)，對媒介組織的傳播活動進行了一系列研究，比如布迪厄對電視場、新聞場的研究，羅德尼對法國新聞場的深入研究等。在布迪厄看來，大眾傳媒并不是法蘭克福學派眼中社會的傀儡，而是一個由社會各種力量組成的公共空間，這個空間由各種傳媒組織所構成。

然而與傳統(tǒng)媒介不同的是，web2.0時展起來的社交網(wǎng)絡并非單純的媒介機構，因此很難將其定位為單一的媒介場域，場域中個體的所擁有的資本也遠遠多于傳統(tǒng)的話語資本。社交網(wǎng)絡的受眾既是場域內的生產者，同時也是消費者以及分解者，在場域內承擔多種角色。受眾身份、地位、文化背景等擁有了絕對的多樣性，可以說社交網(wǎng)絡是社會的一部分縮影，社會生活和社會大眾也以一定的方式投射到了社交網(wǎng)絡上。

社交網(wǎng)絡已不是純粹的媒介場，而是媒介場與社會場的融合，在其范圍內可使多種場域同時存在。個體通過關注、、評論或轉發(fā)的形式參與各種場域，并受實際社會場域的干擾和影響。

2.受眾的多元“心物場”

格式塔心理學研究代表人考夫卡提出了“心物場”的概念?？挤蚩ㄕJ為，世界是心物的，經(jīng)驗世界與物理世界二者是不同的。觀察者知覺現(xiàn)實的觀念稱作心理場，而被知覺的現(xiàn)實則稱作物理場。心物場在認識世界時包含兩極，自我和環(huán)境。其中環(huán)境又分為地理環(huán)境與行為環(huán)境，地理是現(xiàn)實中的環(huán)境，而行為環(huán)境則是意想中的環(huán)境。人的行為直接產生于行為環(huán)境。

社交網(wǎng)絡是一個相對自由和開放的空間，受眾呈多極網(wǎng)絡化得接觸和交際，表面上看起來雜亂無序，但每一條關系網(wǎng)絡中都包含受眾自身的冀望。地理環(huán)境是同樣的社交網(wǎng)絡空間，而個體的行為環(huán)境卻大有差異。從使用社交網(wǎng)絡的目的的調查中，即可發(fā)現(xiàn)受眾認為社交網(wǎng)絡擁有的功能大為不同，聯(lián)系朋友、關注時事、湊個熱鬧、參與社會公共事件、擴大社交圈、學習新知識等等，同時冀望于從社交網(wǎng)絡中收獲的成果也不盡相同。

除了受眾行為環(huán)境的橫向差異外，個體本身的行為環(huán)境也存在縱向差異。例如，在個例調查中發(fā)現(xiàn)，某同學一則人人狀態(tài)是希望引起好友的關心，而轉發(fā)一則消息則希望宣揚自己的世界觀或價值觀。由此可見，在社交網(wǎng)絡空間中，受眾的“心物”場存在多元性。

3.公共領域的實現(xiàn)

“公共領域”一詞由德國法蘭克福學派第二代領軍人尤爾根·哈貝馬斯在其著作《公共領域的結構轉型》中被概念化。它指的是一種介于市民社會中日常生活的私人利益與國家權利領域之間的機構空間和時間，其中個體公民聚集在一起，共同討論他們所關注的公共事務，形成某種接近于公眾輿論的一致意見，并組織對抗武斷的、壓迫性的國家與公共權力形式，從而維護總體利益和公共福祉。通俗地說，就是指“政治權力之外，作為民主政治基本條件的公民自由討論公共事務、參與政治的活動空間”。

社交網(wǎng)絡每個個體都有一定方式結合為關系群體，如關注與被關注、加入小組或站群，數(shù)目可觀的使用者為建立公共領域提供了群體背景。社交網(wǎng)絡自身的傳播特性也符合公共領域功能的實現(xiàn)，每個受眾都可成為信息的者，社會事件可由媒體第一時間改為當事人或見證者第一時間，使得公共事件進入大眾視線的時效性大為提高。即時轉發(fā)功能保證了公共事件的傳播范圍，而時時評論和互動功能則提供了討論公共事件的話語平臺。這些都推進了社交網(wǎng)絡成為公共領域并發(fā)揮其功能，例如2010年在微博上發(fā)起的“打擊拐賣兒童事件”，2012年工業(yè)明膠煉制酸奶事件曝光等，都是社交網(wǎng)絡受眾第一時間成為探討公共事件的主要公眾，使社交網(wǎng)絡發(fā)揮了公共領域功能。

四、結語

社交網(wǎng)絡通過其特殊的環(huán)境和特點，為受眾提供了一個獨特的場域，受眾在其中獲取各種資源，以滿足自身心理生理和被尊重的需求，其場域特性及受眾行為值得學界進行深入研究。

參考文獻：

[1]皮埃爾·布迪厄,華康德著.李康,李猛譯.實踐與反思一反思社會學導論[M].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1998.

[2]宮留記.布迪厄的社會實踐理論[J].理論探討,2008(6).

[3]李丹.社交網(wǎng)站用戶的行為和動機[J].傳媒觀察,2009.

本文為“2011年江蘇省創(chuàng)新工程項目——場域理論視域下的社交網(wǎng)絡受眾行為研究”的一部分成果。

作者簡介：

第7篇：社會心理學研究方向范文

【關鍵詞】積極心理學；飛行學員；思想政治

1.引言

隨著時代的發(fā)展，“90后”逐漸成為當代飛行學員的主體，他們在新的學習與生活環(huán)境中形成了與以往飛行學員不同的新特征：視野開闊，思維活躍，崇尚個性，向往自由，渴望被認同等。在傳統(tǒng)思想政治教育中，針對飛行學員的缺點和問題，大多采用批評、懲罰等教育方式，而這些是很難被當代飛行學員接受和認可的。黨的十報告明確強調了心理疏導在思想政治教育中的重要作用：加強和改進思想政治工作，注重人文關懷和心理疏導，培育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積極向上的社會心態(tài)。本文立足行學員思想政治教育，借鑒積極心理學研究成果，提出將教育重點放在挖掘飛行學員的積極力量和積極品質上，用一種更加欣賞的、開放的眼光看待和教育飛行學員。

2.積極心理學

2.1 積極心理學的產生

1879年，心理學作為獨立學科誕生后面臨三項主要使命：治療人的精神和心理疾??；幫助普通人生活的更加充實幸福；發(fā)現(xiàn)和培養(yǎng)具有積極品質的人。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給人類造成了巨大的創(chuàng)傷，催生了大量的心理問題，治療人的心理疾病成為心理學研究的重點，旨在幫助那些飽受戰(zhàn)火蹂躪的心靈得以康復。這種以人類心理問題與疾病診斷治療為中心，認為只有人的缺點和問題被指出與糾正后，才會作出相應反應的心理學，稱為“病理式”心理學，也叫消極心理學。

雖然消極心理學在處理心理問題上效果明顯，但它卻忽視了心理學的其它兩項使命，越來越多的心理學家認為心理學更應該研究人類發(fā)展的關鍵因素――人的積極品質，積極心理學開始萌芽。上世紀末，以Seligman為代表的心理學家掀起了一股積極心理學的熱潮，他們認為積極心理學應該以人的積極品質為研究重心，提出用積極的心態(tài)解讀心理現(xiàn)象，進而激發(fā)人潛在的積極品質，并利用這些積極品質最大限度地挖掘人自身的潛力[1]。

2.2 積極心理學的核心內容

積極心理學認為，每個人都存在著顯現(xiàn)的和潛在的積極力量與積極品質，心理學應該以人已有的、潛在的、積極向上的優(yōu)勢與品質為研究對象，以一種更加欣賞和開放的眼光看待每一個人，以挖掘和培養(yǎng)個體身上的積極力量與積極品質，幫助個體克服自身的心理問題與不足，促進個體健康人格的形成與發(fā)展。

積極心理學的核心內容包括以下三個方面：一是積極的情緒體驗，包括對過去的滿意和感恩，對目前的快樂和幸福，以及對未來的希望和樂觀；二是積極的人格特質，包括愛的能力、工作能力、勇氣、人際交往技巧等人格特質，積極的人格特質有利于個體采取更為有效和主動的方法來面對生活中的困難和挫折。三是積極的社會組織系統(tǒng)，主要研究有利于個人潛能發(fā)揮的社會組織系統(tǒng)，包括家庭、學校和社會等。

3.積極心理學在飛行學員思想政治教育中的創(chuàng)新應用

3.1 培養(yǎng)飛行學員積極的認知模式

心理學研究表明，人們難過和痛苦的不是事件本身，而是自己對事件的看法所帶來的困擾，人們許多思想、行為和心理問題的產生都是由于對事件認識的偏差導致的。事件本身無所謂好壞，但當人們賦予它自己的偏好和評價時，便有可能產生無謂的煩惱和困惑。一個持有樂觀、積極態(tài)度的人，可能會愉快的生活；相反，持有消極態(tài)度的人則更容易陷入悲觀情緒的困擾[2]。飛行學員的成長要經(jīng)歷一個艱苦的、復雜的學習與訓練過程，很容易在一些困難與挫折面前，受到消極悲觀情緒的困擾，這主要源于他們對事件的消極認知。作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的我們，應該積極引導飛行學員轉變思維模式，形成積極的認知模式，以積極樂觀的心態(tài)戰(zhàn)勝困難與挫折。

心理學家Seligman根據(jù)人們對事物的歸因不同，將歸因風格分為“樂觀型歸因風格”和“悲觀型歸因風格”。樂觀型歸因風格的人將失敗歸因于外在的、暫時的和特定的因素，他們并不否認客觀事實，而是在面對挫折時做出積極樂觀的解釋，從失敗中吸取經(jīng)驗、總結教訓，進而對未來充滿希望。悲觀型歸因風格的人將失敗歸因于內在的、穩(wěn)定的和普遍的因素，而這些因素往往是他們自身不可控、無法改變的，容易出現(xiàn)自暴自棄的現(xiàn)象。為幫助人們從悲觀歸因風格向樂觀歸因風格轉變，Seligman以認知模式為基礎，提出了增進樂觀的ABCDE模式，如表1所示。

表1 ABCDE模式

字母 英文全稱 含義

A Adversity 逆境，代表學生所經(jīng)歷的事件。

B Beliefs 信念，代表學生對事件的消極看法。

C Consequences 結果，代表因學生消極看法所造成的消極后果。

D Disputation 反駁、爭辯，代表學生對頭腦中導致消極后果的消極看法的自我反駁和爭辯，以找到更有力的樂觀解釋。

E Energization 激勵或賦予活力，代表學生成功對消極看法進行反駁后所獲得的充滿活力的心理狀態(tài)。

一般人習慣于將自己的消極情緒歸因于所經(jīng)歷的事件，但增進樂觀的ABCDE模式認為，情緒或行為結果C不是由誘發(fā)性事件A直接引起的，而是由人們對這一事件的不合理看法B引起的。因此要改善人們的消極情緒或行為反應，就要對非理性信念或消極想法B進行反駁D，找到更有力的樂觀解釋，以消除之前的消極想法，這樣人們就會產生積極的情緒及行為，進而獲得充滿活力的心理狀態(tài)E。例如，飛行學員考試成績不理想，悲觀歸因風格的學生會認為是因為自己比較笨，學習能力差等，以這種內在的、穩(wěn)定的不可控因素解釋這一事件，就容易產生自卑、自暴自棄等消極情緒。這時就需要及時引導學生轉變思維模式，讓學生與自己辯論，反駁自己的消極想法，如考試不理想也可能有其他方面的原因，如自身努力程度不夠，準備不充分，復習方法不科學高效等。這樣飛行學員就能夠將考試成績不理想歸因于暫時的、外部的、可控的因素，用更理性的態(tài)度看待考試失敗，進而在以后考試中準備更加充分，改善學習方法，提高學習成績。

增進樂觀的ABCDE模式為樂觀的獲得提供了具體有效的方式，在飛行學員思想政治教育過程中，當學生遇到壓力事件時，我們可以利用增進樂觀的ABCDE模式引導飛行學員轉變思維模式，反駁自己的消極想法，對壓力事件做出積極樂觀的解釋，進而獲得樂觀自信，產生積極行為。

3.2 培養(yǎng)飛行學員積極的情緒體驗

每一種情緒都有自己相對應的、特別的行為，心理學上稱之為“特定行為傾向”。人們的這種特定行為傾向分為兩種類型：逃避傾向和接近傾向。當消極情緒產生后，人會本能地出現(xiàn)逃避傾向，將注意力集中于躲避和擺脫。這種情緒限制了人在當時情景下的思想和行為指令系統(tǒng)，從而促進某些特定行為的產生，如逃跑，躲避等。與此相反，積極情緒能擴大一個人的思想和行動，能夠促使人在當時情景下打破一定的限制而產生更多的思想和行動[3]。在飛行學員思想政治教育中，如果他們的消極情緒占主導地位，那么其行為必將受到消極情緒的限制，容易產生躲避、逃離的行為，只能應付式地參與思想政治教育活動，使思想政治教育無法深入飛行學員的內心世界。而如果飛行學員在思想政治教育中積極情緒占主導地位，他們則會積極參與，進而有效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的接受度。

在飛行學員思想政治教育中，為培養(yǎng)他們積極的情緒體驗，需要努力培養(yǎng)飛行學員的主觀幸福感。主觀幸福感是人對現(xiàn)實狀況的主觀體驗，是反映一個人心里健康狀況與生活質量的重要指標。關于“什么是幸福？”這個話題，可謂仁者見仁、智者見智，每個人都有自己的答案。在積極心理學看來，幸福是對目前生活狀態(tài)的滿意度，是一種積極、樂觀的生活態(tài)度。飛行學員要達到高度的主觀幸福感，必須要體驗到更多的積極情緒，更少的消極情緒，以及對自己的學習、人際交往等方面具有較高的滿意度。那么如何提高飛行學員的幸福感呢？

首先，悅納自己。飛行學員要愉悅地接納不完美的自己，正視自己的優(yōu)點和缺點，停止對自己的責備和挑剔，發(fā)掘自己的能力和優(yōu)勢，找出自己身上的閃光點。其次，建立良好的人際關系。社會心理學的調查研究表明，良好的人際關系是一個人心理健康發(fā)展和生活具有幸福感的重要條件之一。因此要加強飛行學員與老師、同學、朋友之間的交往，只有被他人認可、接納，飛行學員歸屬與愛的需要才能得到滿足，進而產生更多的主觀幸福感。尤其是良好的人際關系，能夠促進飛行學員彼此之間分享喜悅或化解憂傷，直接提升他們的主觀幸福感。第三，豐富自己的業(yè)余生活。相對于其他地面專業(yè)學生來說，飛行學員面臨更大的學習與訓練壓力，需要充分利用業(yè)余時間培養(yǎng)一些興趣愛好，如打籃球、唱歌、旅游等，讓自己的生活多姿多彩，進而減小或化解學習與訓練壓力，提升主觀幸福感。第四，培養(yǎng)健康的生活方式。心理學家研究發(fā)現(xiàn)，具有積極情緒體驗的人的身體狀況明顯好于那些不具有積極情緒體驗的人，健康狀況與主觀幸福感密切相關[4]。任何時候飛行學員都要牢記善待自己的身體，加強體育鍛煉，提高身體素質。

3.3 培養(yǎng)飛行學員積極的心理品質

積極心理學認為，每個人都有積極的心理潛能和自我、向上的成長能力。飛行學員教育的重點應該是培養(yǎng)其積極的心理品質，包括自信力、心理承受能力、環(huán)境適應能力、情緒調節(jié)能力、人際交往能力等積極的心理品質。

首先，充分發(fā)揮飛行學員的潛能。長期以來，飛行學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重點主要集中在“問題學生”身上，并習慣于將問題無限放大，學生面對眼前一大堆問題，很容易產生焦慮、抑郁情緒，進而對自己失去信心，自暴自棄。積極心理學認為每個人都具有巨大的潛能，他們的內心都被積極的元素占據(jù)著，這些美好的人性品質驅使著人們去獲得理想的生存與發(fā)展狀態(tài)，只有個體固有的積極力量得到培養(yǎng)和發(fā)展，消極方面的力量才能被消除或抑制。因此飛行學員思想政治教育的目標不應該是發(fā)現(xiàn)“學生的問題”或“問題學生”，而是將他們中的每一個都作為一個完整的人來看待，他們既存在一定的缺點和問題，也存在著更多的發(fā)展?jié)撃?。作為每天和飛行學員心靈觸碰最多的輔導員，只有以積極的人生態(tài)度，用積極的眼睛來發(fā)現(xiàn)學生身上的閃光點，深入挖掘他們的優(yōu)勢和潛能，才能幫助他們最大化地發(fā)揮自身的潛能與特長。尤其是當某些飛行學員身上存在不良品行時，輔導員更要對他們有足夠的愛心、寬容心和信心，要以發(fā)展的眼光、積極的態(tài)度去對待他們，相信他們有改善自我的積極愿望和潛在能量，引導他們重拾信心，勇往直前，翱翔藍天。

其次，為飛行學員貼上“積極標簽”。經(jīng)過“黑色六月”的洗禮和嚴格的“招飛篩選”，飛行學員才能夠走進飛行學院學習飛行技術專業(yè)，他們在同齡人中屬于真正意義的佼佼者。他們本身并不缺乏優(yōu)秀、積極的心理品質，他們知識面廣，喜歡獨立思考，有主見，對新事物接受能力強，社交交際能力良好，具備積極的開拓創(chuàng)新精神。但受傳統(tǒng)思想教育的影響，他們在自我認知的過程中往往發(fā)現(xiàn)不了自己的優(yōu)勢，卻對自己有許多不滿意的地方，過早的給自己貼上了“消極標簽”，進而塑造了“消極”的自我形象。這是因為當一個人被貼上標簽時，他就會做出自我印象管理，使自己的行為與所貼的標簽內容相一致。積極心理學認為，之所以會出現(xiàn)“標簽效應”，主要是因為“標簽”具有定性導向作用，無論是好是壞，它會對一個人的個性意識的自我認同產生強烈的影響。因此輔導員要善于引導飛行學員發(fā)現(xiàn)自身所具有的積極品質，強調培養(yǎng)飛行學員的能力而不是改正錯誤，給他們貼上“積極標簽”，而不是“消極標簽”，鼓勵他們按照“積極標簽”的方向去塑造自己。

4.結語

作為飛行學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組織者與實施者，輔導員因日常工作繁雜，大多以“問題學生”為目標，主要采取嚴格落實規(guī)章制度、批評教育等方式，開展飛行學員思想政治教育，忽略了飛行學員認知、情緒體驗、潛能發(fā)揮等方面的發(fā)展需求。本文立足行學員思想政治教育，借鑒積極心理學基本理論，改變傳統(tǒng)以“問題學生”為導向的消極教育模式，用一種欣賞的、開放的眼光看待和教育飛行學員，通過關注飛行學員自身固有的積極品質，培養(yǎng)飛行學員積極的認知和情緒體驗，幫助他們最大限度地發(fā)揮自身的潛能。這不僅創(chuàng)新了飛行學員思想政治教育的路徑方法，也增強了飛行學員思想政治教育的實效性。

參考文獻：

[1]馬丁?塞利格曼.真實的幸福[M].大連：萬卷出版公司，2010：160-165.

[2]任俊.寫給教育者的積極心理學[M].北京：中國輕工業(yè)出版社，2010：46-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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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任俊.積極心理學[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6：63-79.

作者簡介：

李士剛（1982.9―），男，安徽阜陽人，研究實習員，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為：大學生思想政治教育。

第8篇：社會心理學研究方向范文

關鍵詞：CEO過度自信；樂觀系數(shù)；資本結構

中圖分類號：F279.24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3-4161(2007)06-0152-03

1．引言

傳統(tǒng)公司金融理論認為，資本市場資源配置的有效性體現(xiàn)在支配公司資源的管理者以股東價值最大化為準則配置資本。Shefrin(2001)[1]指出這種基于價值管理的傳統(tǒng)公司金融理論有三個關鍵假設：（1）理；（2）資本資產定價模型（CAPM）；（3）有效市場。其中，人行為理性是后兩個假設的基礎。理性意味著決策者能對所有可得的信息進行系統(tǒng)分析，面對眾多選擇做出最優(yōu)的決策。20世紀80年代以來，如元月效應、股票溢價之謎、封閉式基金之謎等諸多金融“異象”的涌現(xiàn)，使學者們開始對上述三個基本假設存疑，更為重要的，Roll(1977)[2]指出，由于不存在真實的市場組合，CAPM永遠不能被證實或證偽，F(xiàn)ama認為，EMH（1991）[3]本身也是無法檢驗的。對人行為理性的要求太強，是僅僅依賴傳統(tǒng)金融學的假設和分析框架無法更真實地描述和解釋這些“異象”的原因。在這種背景下，學者們開始關注金融決策中人們的行為分析。

Kahneman和Tversky(1979)[4]提出的前景理論（prospect theory），用大量的證據(jù)表明，人們的決策過程系統(tǒng)地偏離了傳統(tǒng)金融學的理性假設，并給出了人們面對風險時的決策模型。行為金融學以前景理論為基礎，結合心理學和行為科學對人的行為模式發(fā)現(xiàn)，指出“有限理性”模型比純“理性模型”對人類的決策具有更準確的行為描述[5]。行為金融理論構建在兩大基礎之上：認知心理學和套利限制。認知心理學的大量研究成果表明，人們存在著啟發(fā)式思維、過度自信、心理賬戶、框架效應、損失厭惡等行為模式[6]，這些行為模式又影響著人們的決策過程。Shefrin(2001)在其“行為公司金融”一文中指出，在公司價值最大化的過程中，存在兩種關鍵的行為障礙，一種是因公司內部管理者的認知缺陷和情感影響而做出錯誤決策所導致的價值損失；另一種分析師和投資者的行為錯誤引起的公司基本價值與市場價值的背離。從公司內部來看，管理者過度自信的心理和行為特征，必然會在其融資行為中有所體現(xiàn)，進而影響公司的資本結構決策。

2．管理者過度自信及其行為特征

Florian Englmaier[7]在其2004年“過度自信的概述”一文中指出，一些心理現(xiàn)象可以用“過度自信”來描述，這些現(xiàn)象包括過窄的置信區(qū)間、自助偏差、控制幻覺和過度樂觀。心理學的研究表明，人們往往高估其對不確定事件預測的精確度。Fischhoff、Slovic和Lichtenstein (1977)以及Alpert和Raiffa（1982）的研究發(fā)現(xiàn)，人們對其估計明顯地確定了過于狹窄的置信區(qū)間，Russo和Shoemaker（1992）的研究發(fā)現(xiàn)，職業(yè)經(jīng)理人認為他們的判斷非常準確。Miller和Ross（1975），Langer和Roth(1975)以及Nisbett和Ross(1980)指出，人們總是把成功歸因于自己的能力而不是因為幸運，Bettman和Weitz（1983）在管理者的年度報告分析中也發(fā)現(xiàn)了這種行為表現(xiàn)?？刂苹糜X是自助偏差最典型的表現(xiàn)，Langer(1975)以及Fleming和Darley(1986)分別在彩票和骰子實驗中發(fā)現(xiàn)，人們往往認為他們能控制結果。Langer(1975)，Weinstein(1980)和Shapira(1987)發(fā)現(xiàn)，CEO們在選擇投資項目時更可能受控制幻覺的影響，進而總是低估項目失敗的可能性。上述心理現(xiàn)象源于人們的過度樂觀，人們認為有利的事件相對于其實際情形更可能發(fā)生，也就是大多數(shù)人對自己的知識能力和對未來的預期能力表現(xiàn)出過分的樂觀自信。

研究者們使用“過度自信”的心理特征來解釋諸多的市場異象，最受關注的應用領域包括對金融市場中的投資者行為和管理者行為的研究。Manove（1995）[8]指出，在動態(tài)環(huán)境下，過度自信的企業(yè)家高估其無效率配置資源的成功概率，當他們高估未來收益時，更愿意竭盡全力或積聚更多的資本，從長遠來看，即使在競爭均衡的環(huán)境中，他們也可能得以生存。Roll（1986）指出，當過度自信的CEO高估并購的協(xié)力優(yōu)勢時，他們會對并購的業(yè)績過度樂觀，進而導致過高的并購報價和接踵而來的并購后損失。Malmendier和Tate (2003)[9]指出，當過度自信的CEO們對自身的能力感知錯誤，高估其成功概率時，他們會做更多的并購，這種并購是價值的破壞。Malmendier和Tate (2004)[10進一步指出，過度自信的管理者高估其投資項目的收益，認為外部融資過于昂貴，因此，當擁有充足的內部資金時，他們過度投資，當需要外部融資時，他們減少投資。

社會心理學研究論證了人們“好于平均水平”效應的存在，這種效應用實驗方法在經(jīng)濟決策領域得到了驗證，它影響因果歸屬，人們期望他們的行為取得成功，因而更可能把好的結果歸于自己的行動，壞的結果歸于運氣不好。Larwood和Whittaker（1977），Kidd（1970），Moore(1977)的研究表明，管理者似乎更傾向于在“好于平均水平效應”和“精確的置信區(qū)間”兩方面展示過度自信，管理者的控制幻覺、對項目成功的高度承諾和抽象參考點三種行為會導致過度自信，這些行為是與公司的投融資決策相關的，如果管理者存在這種行為偏差，則將體現(xiàn)在公司的資本結構決策中。

3．模型構建

假定資本市場有效，管理者以現(xiàn)有股東的利益最大化為目標，公司的投資和融資決策不可分。在一個簡單的雙期模型框架下，公司現(xiàn)有資產為A，已發(fā)行股票量為S，在時點1，擁有現(xiàn)金C，CEO選擇投資水平K∈［0，∞］和融資方式，投資未來產生的隨機收益實現(xiàn)在時點2，投資的期望收益為f(K)，是遞增凹函數(shù)，有效市場貼現(xiàn)率為r，引進一個樂觀參數(shù)γ，其含義是過度自信的CEO對未來收益高估的百分比，對所有投資而言，過度自信的CEO感知的期望收益則為f(K)?（1+γ），當γ=0時，等同于理性CEO的情況。

CEO可以使用內部資金或外部融資（債務或股票）來籌措資金K，假定有三種融資方式可選擇，現(xiàn)金、無風險債務和股票，公司的無風險舉債能力D外在地由現(xiàn)有資產的抵押價值決定，它應小于公司的持續(xù)經(jīng)營價值，即D

約束條件（2）的含義是，新股東要求其每股的權益等于其投入公司資本的價值量，過度自信的CEO認為自己經(jīng)營的公司價值被低估，發(fā)行股票成本過高，新股東的這種要求會損害老股東的既有權益，導致CEO一般不愿通過增發(fā)股票來融資。

4．過度自信CEO的資本結構決策

資本結構（Capital Structure）是指企業(yè)短期及長期負債與股東權益的比例[11]，即企業(yè)全部資金來源的構成及其比例關系，在研究層面上，資本結構等同于融資結構，企業(yè)的資本結構決策即指企業(yè)的融資決策，是企業(yè)管理者在各種因素約束下選擇資金來源的決策行為過程的體現(xiàn)。

依據(jù)目標函數(shù)可知，理性CEO（γ=0）的最優(yōu)投資水平Kfb滿足f′K(Kfb)1+r=1，設

免給老股東帶來損失，則有e=0，此時的解為f′K(K＾)（1+r）=1(1+γ)，即過度自信的CEO（γ>0）不愿使用股票增發(fā)來融資，他們過度投資創(chuàng)造的邊際價值小于1，或言之，CEO的樂觀系數(shù)越大，他被迫使用更少的股票融資額度，給邊際價值創(chuàng)造造成的負面影響越大，同時可知，K＾>Kfb，即過度自信的CEO相對于理性的CEO而言過度投資。

若CEO是過度自信的，即γ>0，當C+DK＾時，CEO期望的投資水平K*=K＾>Kfb；當C+DK*>Kfb，即理性的CEO總期望在最有投資水平上投資，并不僅依賴于內部可用的現(xiàn)金流的大??；當擁有充足的內部現(xiàn)金時，過度自信的CEO期望以K＾的水平投資，當內部現(xiàn)金和負債融資不足以維持K＾水平投資時，他們仍期望在Kfb水平之上進行投資，但增發(fā)所帶來的融資成本（老股東利益的損失）減輕了其過度投資的程度。由于D取決于A的抵押價值，現(xiàn)有資產的抵押對CEO而言可能存在風險或出于其持續(xù)經(jīng)營的戰(zhàn)略考慮，所以，在CEO的融資決策中，首先偏好使用的是內部現(xiàn)金，其次才是可用舉債能力，從現(xiàn)有股東利益出發(fā)的CEO不愿通過股票增發(fā)來為項目融資，這就導致了融資“擇序”行為的產生，或言之，這些CEO使用增發(fā)股票為項目融資，僅是為了做最后一搏。

CEO的過度自信不僅表現(xiàn)在對投資項目收益的高估方面，還可表現(xiàn)在對現(xiàn)有資產價值的高估方面。設定γA是對現(xiàn)有資產A價值的樂觀系數(shù)，γK是對新項目投資收益的樂觀系數(shù)，從現(xiàn)有股東利益出發(fā)的CEO的決策目標是最大化現(xiàn)有股東在公司的權益，即maxSe+S［A(1+γA)+C+f(K)(1+r)(1+γK)-c-d］。當γA>γK時，CEO投資不足，其資本結構決策中，更愿保留較多的留存收益，或僅使用其中的部分用于投資，不愿抵押現(xiàn)有資產（CEO認為現(xiàn)有資產價值被低估）去獲得舉債能力，如非必要或其他考慮（如公司股票的市場活躍度考慮），更不愿通過增發(fā)股票來融資；當γA

5．結論

行為金融學相關的理論論證了公司管理者過度自信行為偏差的存在，過度自信的行為偏差來源于CEO對自己經(jīng)營公司價值的高估，對投資項目預期收益的過度樂觀。在有效資本市場的分析框架下，以現(xiàn)有股東利益最大為目標的過度自信的CEO在其融資決策中存在先內部現(xiàn)金，次債務，再增發(fā)股票的融資“擇序”行為，這就導致了其公司的資本結構中不同資金來源比例的一種組合偏好。西方國家的現(xiàn)有研究從理論到實證論證了這種現(xiàn)象的存在，我國在這方面的研究尚缺乏實證的支持。

基金項目：河北省社會科學基金項目HB07 BLJ001。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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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Malmendier, U. and G. Tate. CEO overconfidence and corporate investment. 2004 NBER Working Paper No. 10807, 省略/papers/w10807.

[11Stephen A. Ross, Randolph W. Westerfield, Jeffrey F. Jaffe: Corporate finance [M, 5thed. Copyright?1999 by The McGraw-Hill Companies, Inc.

［作者簡介］李占雷(1965-)，河北深州人，北京科技大學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公司金融與企業(yè)戰(zhàn)略。

高俊山(1953-)，北京科技大學博士生導師，研究方向：組織理論與決策。

第9篇：社會心理學研究方向范文

一、中國民族心理學研究現(xiàn)狀

后，尤其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民族學界在民族心理學的研究內容方面，逐漸擺脫了前蘇聯(lián)有關民族心理學研究的影響，將民族共同心理素質作為民族心理學的一個層次進行研究，同時構建中國民族心理學的研究方向、原則、內容，逐漸將中國民族心理學納入心理學的范疇。具體來說表現(xiàn)在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民族共同心理素質”這一概念受到了普遍關注。建國以來，民族學界受前蘇聯(lián)民族學研究的影響，把主要目標投向民族共同心理素質的研究。斯大林在《和民族問題》一文中指出：“民族是人們在歷史上形成的一個有共同語言、共同地域、共同經(jīng)濟生活以及表現(xiàn)在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質的穩(wěn)定的共同體?！痹谶@個定義中，民族共同心理素質作為民族四個特征之一，受到了異乎尋常的關注，許多學者著書立學，（注：參見熊錫元：《略論民族共同心理素質》，《民族研究》1983年第4期；吳團英：《試論民族共同心理素質及其發(fā)展變化的特點》，《內蒙古社會科學》1988年第1期；吳團英：《民族心理素質是民族最具普遍性的特征》，《求是學刊》1982年第2期；顧學津：《民族共同心理素質在民族識別中的作用》，《中南民族學院學報》1984年第1期；徐杰舜：《也談民族共同文化心理素質》，《民族研究》1990年第3期；賀國安：《劉克甫談共同心理素質與民族自我意識》，《民族研究》1989年第4期；修世華：《關于“共同心理素質”的思考》，《中央民族大學學報》1995年第1期。）對民族共同心理素質的內涵、外延進行了概括。其中以熊錫元和吳團英對民族共同心理素質進行的概括最具代表性。熊錫元認為：“民族共同心理素質是一個民族的社會經(jīng)濟、歷史傳統(tǒng)、生活方式以及地理環(huán)境的特點在該民族精神面貌上的反映。其特征為通過本民族的語言、文學藝術、社會風尚、生活風俗、以及對祖國和人民的熱愛、對鄉(xiāng)土的眷戀，表現(xiàn)出自己的愛好、興趣、能力、氣質、性格、情操和民族自豪感?！眳菆F英認為：“民族共同心理素質就是民族的共同心理特點，它由民族情感、意志、性格、氣質及民族自我意識等諸種要素構成?！保ㄗⅲ簠菆F英：《試論民族共同心理素質及其發(fā)展變化的特點》，《內蒙古社會科學》1988年第1期。）在對民族共同心理素質的特點理解方面，學者們大多認為民族共同心理素質具有穩(wěn)定性、持久性和漸變性；但在對民族共同心理素質的名稱方面，分歧很大。民族性格、民族情感、民族精神、民族意識以及民族自我意識均成為民族共同心理素質的代名詞。甚至《中國大百科全書·民族卷》在對民族性格、民族意識、民族感情等詞條的解釋中，均寫著參見民族共同心理素質。

第二，民族心理研究方興未艾。隨著研究的進一步深入發(fā)展，一些學者逐漸注意到對民族心理的研究受到了斯大林關于民族定義四個特征之一的民族共同心理素質的限制，于是開始將民族共同心理素質納入心理學分支民族心理學的研究范疇。20世紀90年代以后，一些作者從不同角度對民族心理作了研究。（注：參見周星：《民族心理論》，《寧夏社會科學》1992年第1期；童列春：《中國民族心理形成的四個歷史時期》，《理論月刊》1991年第4期；李尚凱：《民族心理研究概論》，《新疆社會科學研究》1990年第3期；熊錫元：《民族心理與民族意識理論問題補遺》，《中央民族學院學報》1993年第6期；戴慶渲：《民族心理及其結構層次芻議》，《學術論壇》1990年第2期。）戴桂斌認為民族心理由民族心理素質（包括民族的性格與能力）和民族心態(tài)（如民族樸素的社會信念、價值觀念及民族情趣等）兩個部分組成。（注：參見戴桂斌：《略論民族心理》，《青海社會科學》1988年第1期。）秦殿才認為民族心理分為民族的心理素質、價值體系、思維方式三個要素。（注：參見秦殿才：《改革開放與民族心理結構的調整》，《內蒙古社會科學》1988年第1期。）榮·蘇赫認為，民族心理劃分為四個層次八個要素：(1)民族群體價值觀念及其指導下的民族群體規(guī)范，包括價值觀念和規(guī)范意識以及同時產生的民族情感、民族意志三個因素；(2)民族個性心理特征，即民族氣質、民族能力（后天的熟練技能）、民族性格；(3)民族思維方式；(4)民族自我意識。（注：參見榮·蘇赫：《簡論民族心理和階級心理的辯證關系》，《內蒙古社會科學》1988年第1期。）戴慶渲認為民族心理結構應該由四個層次八個要素組成：第一層次，民族自識性及同時產生的民族情感、民族意志；第二層次，民族思維方式；第三層次，民族個性心理特征，包括民族性格、民族能力、民族氣質三個要素；第四層次，在價值觀念指導下包括價值觀在內的民族群體規(guī)范意識，如民族樸素的社會信念、道德觀念、民族審美情趣等。（注：參見戴慶渲：《民族心理及其結構層次芻議》，《學術論壇》1990年第2期。）李尚凱認為：民族心理學的研究對象是民族心理，它是各民族在一系列共同歷史條件影響下形成的共同性格、情感、愛好、習俗、成見、信念、心理狀態(tài)等等精神素質的總和。民族心理的內部結構是多側面、多層次的?？蓪⒚褡逍睦矸譃槊褡逍睦硭刭|、民族心理狀態(tài)和民族自我意識三大組成部分。民族心理素質是該民族在人類種系發(fā)展過程中所達到的心理水平，是民族心理中較為穩(wěn)定的部分，包括民族認知特點、民族思維方式、民族氣質、民族性格、民族能力等等；民族心理狀態(tài)是該民族對社會面貌、社會變化的反映程度，是民族心理中較為不穩(wěn)定的部分，包括民族樸素的社會信念、價值觀念、民族情緒和情感、民族興趣和愛好等等；民族自我意識是對本民族所處社會地位、所具身心特點的自我認識和評價以及對本民族利益的理解和維護，表現(xiàn)著認識自己和對待自己的統(tǒng)一，包括民族認同感、民族自尊心、自信心、自豪感、民族氣節(jié)、民族中心主義等等。民族心理是民族心理素質、民族心理狀態(tài)和民族自我意識的統(tǒng)一整體，其中以民族心理素質為基礎。（注：參見李尚凱：《論民族心理之研究》，《新疆師范大學學報》1991年第1期。）韓忠太認為，民族共同心理素質與民族心理是兩個本質不同的概念。在內涵和外延方面：民族心理的內涵是一個民族的成員以先天的神經(jīng)系統(tǒng)為基礎，在后天的環(huán)境作用、教育影響、文化熏陶下，通過自己的主觀努力，逐步形成并發(fā)展起來的各種心理現(xiàn)象的總和；而民族共同心理素質除了具有民族心理內涵的一般屬性外，還具有“共同”和“素質”兩個根本屬性。從外延看，民族心理可以包含一個民族成員發(fā)生的各種心理現(xiàn)象，民族共同心理素質的外延只能包含一個民族全體成員普遍具有的共同的、穩(wěn)定的心理特征。在學科歸屬方面：民族共同心理素質歸屬于民族理論學，民族心理則歸屬于心理科學的一個重要分支民族心理學的范疇。在研究課題方面：民族共同心理素質是民族學研究工作者的理論問題之一，他們的研究具有宏觀性；民族心理研究者則通常以心理現(xiàn)象為單位，具有微觀性。在研究方法方面：民族共同心理素質作為民族理論研究的一部分，沒有專門的研究方法；民族心理的研究方法則是運用心理學方法，如觀察法、訪談法、問卷法、測驗法、實驗法、跨文化分析法等。在研究目的方面：民族理論工作者研究民族共同心理素質，是為了解釋斯大林有關民族定義四特征之一的民族共同心理素質；而民族心理研究者一開始就把自己的研究目的與整個心理學的研究目的聯(lián)系起來，即研究民族心理的發(fā)生、發(fā)展、變化的規(guī)律。因此，民族共同心理素質和民族心理是分屬兩個不同學科的概念。（注：參見韓忠太：《論民族共同心理素質與民族心理的區(qū)別》，《云南社會科學》1999年第5期。）從以上作者對民族心理的理解來看，分歧很大，有些作者將民族共同心理素質歸納為民族心理的一個層面，有的作者則認為兩個概念在含義上大相徑庭。另外，作者們對民族心理包含的內容持不同意見。

第三，個體民族心理研究逐漸興起。如熊錫元對回族、傣族、漢族的共同心理素質進行研究，（注：參見熊錫元：《試論回回民族共同心理素質》，《思想戰(zhàn)線》1986年第6期；熊錫元：《傣族共同心理素質探微》，《思想戰(zhàn)線》1990年第4期；熊錫元：《漢民族共同心理素質》，《民族特征論集》，廣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其中在分析回族共同心理素質時，他認為由于回族的其他三個民族特征并不明顯，故共同心理素質在其形成過程中起了舉足輕重的作用。并從強烈的民族意識、開拓與進取精神、心理狀態(tài)和與風俗習慣的交織、保族與衛(wèi)國——在逆境中求生存等四個方面來分析回族的優(yōu)秀心理素質，同時也指出回族應該防止和克服民族狹隘性、排它性等有害的心理素質。”（注：徐黎麗：《試論我國民族心理研究》，《蘭州大學學報》1995年第4期。）榮麗貞則以蒙古人特有的祭神為例，認為祭祀風俗屬于民族文化的一部分，故祭祀風俗與民族心理的關系也是民族文化與民族心理的關系。（注：參見榮麗貞：《蒙古族祭祀風俗與民族心理淺述》，《內蒙古社會科學》1987年第6期。）蘇世同認為苗族主體心理深受以農耕為基礎的苗族文化的影響，表現(xiàn)出許多優(yōu)良的心理素質，也保留了一些不良的心理素質，這在文化風俗上有所反映。（注：參見蘇世同：《論苗文化與苗族主體心理結構》，《吉首大學學報》1991年第4期。）伊力合木·克力木則認為敢于冒險、敢于出家門、不怕吃苦、具有流通觀念和堅韌不拔的性格、不輕商等是維吾爾人經(jīng)商心理的特征，而造成這種特征的歷史根源為城市生活方式、地理環(huán)境及宗教。（注：參見伊力合木·克力木：《維吾爾族的經(jīng)商心理及其歷史根源》，《社會學研究》1989年第4期。）還有其他一些學者也對一些民族的心理素質進行了研究。如周興茂論述了苗族的共同心理素質，（注：參見周興茂：《論苗族的共同心理素質》，《湖北民族學院學報》2000年第3期。）那順呼吁重視對蒙古族心理的研究，（注：參見那順：《重視對蒙古族心理的研究》，《昭烏達蒙族師專學報》2000年第1期。）閆麗娟、鐘福國論述了裕固族心理素質，（注：參見閆麗娟、鐘福國：《裕固族心理素質透視》，《西北史地》1998年第1期。）南文淵則綜述了幾個世紀以來對回族民族心理的研究概況，（注：參見南文淵：《幾個世紀以來對回族民族心理的評說綜述》，《青海民族研究》1997第3期。）石國義論述了水族傳統(tǒng)文化心理，（注：參見石國義：《水族傳統(tǒng)文化心理思辨》，《貴州民族研究》1998年第1期。）崔英錦論證了朝鮮族文化心理特點，（注：參見崔英錦：《略論朝鮮族文化心理特點》，《黑龍江民族叢刊》1996年第4期。）馬麗華論述了云南通海蒙古族生存發(fā)展的心理素質，（注：參見馬麗華：《云南通海蒙古族生存發(fā)展的心理素質》，《云南民族學院學報》1993年第1期。）云公保太探討了歐拉藏族尚武心理，（注：參見云公保太：《歐拉藏族尚武心理初探》，《青海民族研究》1993年第2期。）銀軍和楊順清論述侗族民族心理素質，（注：參見銀軍：《試論侗族共同心理素質》，《貴州民族研究》1992年第1期；楊順清：《侗族共同心理素質初探》，《貴州民族學院學報》1992年第2期。）施建業(yè)論述了中華民族的審美心理，（注：參見施建業(yè)：《論中華民族的審美心理》，《北京社會科學》1994年第4期。）戴小明則對如何改善民族心理素質進行了對策性研究。（注：參見戴小明：《關于改善民族心理素質的思考》，《新疆社會科學》1989年第4期。）以上文章均從民族發(fā)展和繁榮的角度探討某一特定民族心理對民族本身發(fā)展的影響，旨在幫助少數(shù)民族建立健康的心理特點，消除與民族發(fā)展有害的心理特點。但由于受民族學界有關民族共同心理素質討論的影響，許多作者對民族心理及民族共同心理素質的概念理解不同，因此在研究個體民族心理時總是冠以某某民族共同心理素質。其實，從研究的特定民族心理的內容來看，均屬于民族心理特點的范疇。

第四，與民族心理相關的問題也成為一些學者的研究課題。如鐘元俊對民族傳統(tǒng)文化心理與民族教育的關系進行了論證；（注：參見鐘元?。骸对囌撁褡鍌鹘y(tǒng)文化心理與民族教育》，《社會科學戰(zhàn)線》1989年第2期。）郭建榮、郭廣瑛探討了我國民族的心理和傳統(tǒng)對科技文化發(fā)展的影響；（注：參見郭建榮、郭廣瑛：《論我國民族的心理和傳統(tǒng)對科技文化發(fā)展影響》，《中央民族學院學報》1987年第4期。）張踐認為改造經(jīng)濟心理是發(fā)展少數(shù)民族地區(qū)經(jīng)濟的重要環(huán)節(jié)；（注：參見張踐：《改造經(jīng)濟心理是發(fā)展少數(shù)民族地區(qū)經(jīng)濟的重要環(huán)節(jié)》，《民族研究》1985年第4期。）郭大烈論述了社會化的商品經(jīng)濟與民族心理的社會化的關系；（注：參見郭大烈：《社會化的商品經(jīng)濟與民族心理的社會化》，《民族研究》1987年第3期。）秦殿才認為民族地區(qū)要改革開放，必須對民族心理結構方面的不良因素進行調整；（注：參見秦殿才：《改革開放與民族心理結構的調整》，《內蒙古社會科學》1988年第1期。）榮·蘇赫則認為民族關系和階級關系的相互作用，經(jīng)過民族和階級交織在一起的微觀環(huán)境中介，經(jīng)過民族心理構成因素和階級心理構成因素疊加滲透在一起的個人心理素質和自我觀念的中介，必然形成階級心理對民族心理的決定性制約和民族心理對階級心理的反作用，必然表現(xiàn)在既屬于民族又屬于階級的主體行為中；（注：參見榮·蘇赫：《簡論民族心理和階級心理的辯證關系》，《內蒙古社會科學》1988年第1期。）李景春討論了民族心理素質與國民素質教育的關系；（注：參見李景春：《論民族心理素質與國民素質教育》，《沈陽師范學院學報》2000年第3期。）李尚武則比較了中西兩大民族精神心理結構的異同點；（注：參見李尚武：《中西兩大民族精神心理結構比較》，《中國國情國力》2000年第4期。）卜鼎煥論述了民族心理素質與現(xiàn)代化的關系。（注：參見卜鼎煥：《民族心理素質與現(xiàn)代化》，《哲學動態(tài)》1994年第12期。）另外，還有學者對“拓展中華民族精神的中介環(huán)節(jié)，提高民族的心理素質，適應現(xiàn)代化的需要”進行了探討。（注：參見施國光：《拓展中華民族精神的中介環(huán)節(jié)，提高民族的心理素質，適應現(xiàn)代化的需要》，《浙江社會科學》1992年第2期。）以上文章雖然重點不同，但討論的均是與民族心理有關的問題，其最終目標還是希望通過學術探討，改善不良的民族心理素質對社會發(fā)展的不利影響。

心理學界也從改革開放以來開始注意到不同民族的心理發(fā)展變化規(guī)律，但從20世紀80-90年表的有關來看，以研究個體民族心理和個體民族成員的心理為主。如漢族和裕固族兒童心理發(fā)展比較研究、云南省西雙版納傣族自治州克木人和基諾族德育心理調查、云南省西雙版納傣族自治州拉祜族和哈尼族的青少年品德形成的調查研究、北方少數(shù)民族罪犯心理初探等等。李尚凱將其總結為六類：各民族兒童認知發(fā)展的比較研究，各民族個性和品德形成發(fā)展的比較研究，民族社會心理行為的比較研究，民族心理衛(wèi)生和精神病研究，民族心理基本理論研究，跨國的不同民族心理的比較研究。（注：李尚凱：《論民族心理之研究》，《新疆師范大學學報》1991年第1期。）由于李尚凱對20世紀以來的民族心理學研究已經(jīng)進行了詳細的概述，本文不再重復。

二、民族心理學研究中存在的問題

我國民族心理學研究取得的成就是有目共睹的。但這并不是說我國在民族心理學研究方面無懈可擊。筆者認為，民族心理學研究在定位、概念、內容和方法等方面仍然存在著缺陷。

第一，在學科定位方面，目前民族心理學的定位不正確，即民族心理學應該屬于哪個學科沒有解決。多少年來，心理學研究者總認為民族心理學雖然是以民族為研究對象，但它在心理學方面的內容便決定了它屬于心理學科范疇；民族學研究者則一直認為民族心理學雖然偏重心理學研究內容，但其研究對象又是以民族為基礎，因此民族心理學應該屬于民族學研究范疇。其實，這兩種看法均存在缺陷。理由是，從心理學方面來說，心理學是一門獨特的學科，但心理學的基礎是個體心理學或普通心理學，在此基礎上產生的許多心理學分支均屬交叉性的學科，如政治心理學、倫理心理學、管理心理學、社會心理學均涉及到政治學、倫理學、管理學、社會學的內容。民族心理學雖然偏重對民族心理的研究，但它是以民族作為研究對象，因此民族心理學應該是一門集民族學和心理學為一身的交叉性的學科。再從民族學角度來說，民族學雖然是以民族作為研究對象，但它研究內容涉及民族歷史、文化、政治、經(jīng)濟、風俗習慣、等方面，它本身就是一門綜合性、交叉性的學科。如果民族學研究民族心理，必須具備心理學和民族學的基本知識和技能。因此，在民族學基礎上產生的民族心理學無疑屬于綜合性和交叉性的學科，即民族心理學與民族學和心理學有著千絲萬縷的聯(lián)系，但它同時又是一門獨立的學科。它的任務就是研究民族心理發(fā)展的軌跡，總結民族心理發(fā)展規(guī)律。民族心理研究是民族心理學的根本使命。

第二，在概念方面，關于“民族心理”和“民族共同心理素質”的認識分歧很大。從20世紀80年代初到90年代有關民族心理和民族共同心理素質的辯論來看，有關民族心理和民族共同心理素質的概念多達數(shù)十種。這些概念均有一定的說服力，但無論從外延和內涵來看，均缺乏普遍意義上的規(guī)定性和概括性。首先在“民族心理”概念研究方面，有的學者將民族心理概括為四個層次和八個要素。這樣雖然能夠全面表達作者對民族心理這一概念的理解，但內涵過于膨脹，外延勢必縮小，而且作為概念，在文字表述方面缺乏精煉性。有的學者則將民族共同心理素質包含在民族心理之中，但對民族心理的本質理解方面缺乏概括性和普遍性。筆者認為，民族心理屬于民族心理學的研究范疇，因此必須采用普通心理學的基本研究方法和遵循普通心理學研究的基本原則。普通心理學是研究心理現(xiàn)象的科學，它包括兩個互相聯(lián)系的方面，即心理過程和個性心理特征。其中心理過程是一個運動、變化和發(fā)展的過程，它包括認識過程、情感過程和意志過程等三種過程。人們通過感覺、知覺、記憶、注意、想像和思維實現(xiàn)對客觀事物的認識過程；并在認識客觀事物的同時，會對客觀事物表示自己的態(tài)度，如滿意、喜歡、愛慕、厭惡、憎恨、妒忌、懼怕、憤怒、悲傷等，這就是情感過程。由于人們在進行心理活動時經(jīng)常會遇到環(huán)境的影響，而人不肯屈服于環(huán)境，就要立志，擬定計劃和步驟，堅持不懈地執(zhí)行，這就是意志過程。個性心理特征又稱個性差異，它表現(xiàn)在能力、氣質和性格等方面。能力包括人的智能、知識和技能等；氣質則是高級神經(jīng)活動在人的行動上的表現(xiàn)，是人的相當穩(wěn)定的個性特點之一，如直爽、活潑、沉靜、浮躁等；性格是人對別人和事物的態(tài)度和方式上所表現(xiàn)出來的心理特點，如剛直不阿與弄虛作假等。也就是說，人們的心理現(xiàn)象就是能力、氣質、性格之間的差異性和認識、情感、意志之間統(tǒng)一性的結合。民族心理學作為普通心理學的分支，是研究民族心理現(xiàn)象的科學，它也包括民族心理過程和民族個性心理特征兩個互相聯(lián)系的方面。民族心理過程則是指特定民族認識、情感和意志過程，民族個性心理特征則是指特定民族能力、氣質和性格上的差異。由于民族是由不同年齡、性別、經(jīng)歷的人結合起來的共同體，因此民族的心理過程和個性心理特征上存在著差異。民族心理就是特定的民族認識、情感、意志等心理過程和能力、氣質、性格等個性心理特征的結合體。（注：參見徐黎麗：《論“民族心理”與“民族共同心理素質”》，《廣西民族研究》2002年第3期。）其次在“民族共同心理素質”概念研究方面，有的作者將其與民族心理概念等同使用，有的作者則認為民族共同心理素質就是民族自我意識或民族意識，還有一些作者認為民族共同心理素質就是指民族情感、民族精神、民族性格等等。筆者認為，在民族共同心理素質這一概念中，素質特指民族心理素質，即與民族心理有關的素質，而素質這一詞匯在心理學上則指人的神經(jīng)系統(tǒng)和感覺器官上的先天的特點，（注：參見中國社會科學院語言研究所詞典編輯室編：《現(xiàn)代漢語詞典》，商務印書館1983年版，第1096頁。）由此可見，民族共同心理素質則是指特定民族的神經(jīng)系統(tǒng)和感覺器官上的先天的共同特點。所謂神經(jīng)系統(tǒng)，是由中樞神經(jīng)系統(tǒng)、外周神經(jīng)系統(tǒng)和自動神經(jīng)系統(tǒng)組成。中樞神經(jīng)系統(tǒng)包括腦和脊髓兩部分，腦有頭蓋骨保護，避免外界的損害；脊髓是腦的延長，深藏在脊髓骨的管內。神經(jīng)由中樞系統(tǒng)分支遍布全身，對行為具有整體統(tǒng)一的效能。感覺神經(jīng)趨向脊髓，而運動神經(jīng)則遠離脊髓，兩者構成外周神經(jīng)系統(tǒng)。外周神經(jīng)系統(tǒng)則包括周身、軀干、內臟等器官的神經(jīng)系統(tǒng)。（注：參見陳孝禪：《普通心理學》，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83頁。）自動神經(jīng)系統(tǒng)則專管營養(yǎng)生長過程，如胃的消化、血的循環(huán)、肺的呼吸之類，它的機能自動進行，不受意志的指使，故稱自動神經(jīng)系統(tǒng)，又稱植物性神經(jīng)系統(tǒng)。以上所說的神經(jīng)系統(tǒng)，則是心理產生的條件，一般來說，神經(jīng)系統(tǒng)越簡單，則心理活動越簡單；神經(jīng)系統(tǒng)越復雜，心理活動則越復雜。另外，除了這些神經(jīng)系統(tǒng)以外，感覺器官也是心理產生的條件，如身體外部的眼、耳、鼻、舌、皮膚，身體內部的動覺、靜覺、觸摸覺及機體覺（如消化器官的飽、餓、渴，呼吸器官的順暢、喘逆等）。（注：參見陳孝禪：《普通心理學》，第115頁。）有了以上的神經(jīng)系統(tǒng)和感覺器官，心理現(xiàn)象也能夠表現(xiàn)出來。因此可以說，民族心理素質實際上是指民族心理產生的生理條件，即民族的神經(jīng)系統(tǒng)和感覺器官上的先天的特點；民族共同心理素質則是指特定民族共同擁有的神經(jīng)系統(tǒng)和感覺器官上的先天的特點。（注：參見徐黎麗：《論“民族心理”與“民族共同心理素質”》，《廣西民族研究》2002年第3期。）由此可見，民族共同心理素質是民族心理產生的物質性條件，兩者不能同等看待。

第三，在內容方面，民族學界重視民族心理的宏觀研究，心理學界則重視民族心理的微觀研究。多年來民族學研究者一直投身于民族共同心理素質的研究，近年許多學者開始將其納入民族心理的研究范疇內，并且構建中國民族心理研究的理論框架，但民族共同心理素質仍是許多研究者熱衷探討的問題，即使在研究個體民族心理時，也要貫以“某某民族共同心理素質”的名稱。關于此點，本文第一部分已有詳細論述，這里不再重復。但由此可見，斯大林關于民族四特征之一的民族共同心理素質在民族學界仍有巨大的影響。心理學研究者在民族心理研究方面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絕大多數(shù)成果仍屬于個體民族心理或個體民族成員的心理領域，如民族兒童心理特征研究、民族心理衛(wèi)生和精神病研究、跨國的不同民族心理的比較研究。（注：參見李尚凱：《論民族心理之研究》，《新疆師范大學學報》1991年第1期。）有關民族心理基本理論研究還有待進一步深入?？梢哉f，民族學界在民族心理研究方面，主要重視對民族心理理論的研究，而對一些個體民族心理的研究，也遵循民族心理理論的指導；心理學界在民族心理研究方面，主要重視對個體民族心理現(xiàn)象和個體民族成員心理現(xiàn)象的探討。這種狀況的存在，雖然表明我國民族心理研究在宏觀和微觀方面均取得一定成就，同時也說明民族學和心理學在民族心理研究內容方面存在著差異。如果雙方不及時溝通，差異會逐漸擴大，宏觀研究和微觀研究得不到有機地結合，民族心理學的發(fā)展將受到極大的限制。

第四，在研究方法方面，民族學界和心理學界各行其是，互不借鑒。我國民族學經(jīng)過一個世紀以來的發(fā)展，已經(jīng)建立了自己的方法論體系和具體的研究方法，這就是實地調查法，它是民族學研究最基本和最主要的方法。所謂實地調查，是經(jīng)過專門訓練的民族學工作者親自進入民族地區(qū)，通過直接觀察、具體訪問、居住體驗等方式獲取第一手研究資料的過程。（注：參見林耀華主編：《民族學通論》，中央民族學院出版社1991年版，第129頁。）它包括許多具體的調查方法，如觀察與參與觀察、個別訪問、調查會、問卷法、譜系調查法、自傳調查法、定點跟蹤調查法、文物文獻搜集法等等。除此之外，跨文化比較研究法、歷史文獻研究法、跨學科綜合研究法、數(shù)理統(tǒng)計方法也成為民族學研究的方法。（注：參見宋蜀華、白振聲主編：《民族學理論與方法》，中央民族大學出版社1998年版，第171-342頁。）但從20世紀80年代至今的民族學進行的心理研究問題來看，由于民族共同心理素質這一概念一直束縛著研究者們的頭腦，因此有關民族共同心理素質的研究一直停留在理論探討階段。一些研究個體民族共同心理素質的學者也并非全部遵循民族學的實地調查法（親自到民族地區(qū)體驗和考察），即使有一些研究個體民族心理的研究者為本民族成員，但要研究本民族心理發(fā)展中的共同規(guī)律，不深入到本民族中間去，也很難得出客觀和公正的結論，因為民族個體的心理現(xiàn)象千差萬別。一般的學者在研究個體民族心理時，總是依靠文字資料，因此熊錫元先生倡導的使用實地調查法進行民族心理研究（注：參見熊錫元：《要加強民族心理的調查與研究——〈民族心理調查與研究：基諾族〉序》，《民族理論研究》1992年第3期。）是非常必要的。心理學的民族心理研究方法和其他心理學研究方法相同，即從選題開始，經(jīng)過文獻綜述，形成假設；選擇研究類型，對變量進行分類；選擇被試，制訂研究方案；收集和整理資料，得出結論；最后撰寫科研報告。在具體的研究過程中，一般采用非實驗法，而非實驗法又有五種具體方法，它們分別是調查法、測驗法、實地考查法、歷史研究法、地域比較法。（注：參見李尚凱：《論民族心理之研究》，《新疆師范大學學報》1991年第1期。）心理學者使用這些比較規(guī)范的研究方法，在個體民族成員心理和個體民族心理的研究過程中取得了一定的成績，并且對一些不良的民族心理進行了對策研究。但由于心理學在民族心理理論方面內容很分散，很難從這些分散的研究成果中總結某一民族或整個中華民族的心理發(fā)展規(guī)律。另外，民族學和心理學在具體研究方法上有許多雷同之處，但由于雙方很少交流和合作，致使許多重復的研究項目出現(xiàn)，改變這種狀況已迫在眉睫。

三、民族心理學研究的發(fā)展前景

民族心理學是一門新興的、多學科的、交叉性的學科，盡管在定位、概念、內容及方法方面存在一些不足，但隨著各民族物質文化生活的日益提高，各民族的心理研究將受到普遍關注，民族心理學研究前景光明。具體表現(xiàn)在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民族學和心理學在民族心理研究方面進行交流與合作已勢在必行。屬于民族心理研究范疇的內容很多，我們目前所接受的民族理論和民族問題無一不與民族心理有關。例如，在處理兩個民族關系問題時，如果不了解這兩個特定民族的心理現(xiàn)象和心理特點，從而對他們的行為做出預測，就無法制定出解決民族關系問題的對策。筆者在甘寧青地區(qū)研究民族關系問題時經(jīng)常看到民族干部不了解少數(shù)民族群眾的心理過程和心理特征而采取了不合時宜的方法，致使民族成員之間的糾紛上升為民族關系問題。（注：參見徐黎麗：《甘寧青地區(qū)民族關系發(fā)展趨勢》，蘭州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第80頁。）又如在制定民族政策時，如果不考慮各個民族在特定歷史條件下形成的個性心理特征，即使這些政策能夠幫助各個民族發(fā)展經(jīng)濟和文化，他們也不會接受。在西北許多少數(shù)民族地區(qū)實行的計劃生育政策，盡管從長遠角度來看，符合各民族人民的利益，但由于各民族人民長期以來形成的多子多福的心理特征，使他們無法在短時間內接受這一政策，因此執(zhí)行難度較大。（注：參見郭正禮主編：《市場經(jīng)濟條件下新疆民族關系的對策研究》，新疆大學出版社1998年版，第216-238頁。）另外，諸如民族風俗習慣、語言文字、等均與民族的心理活動有關。因此民族學界要深入地進行民族研究，必須與心理學界建立廣泛和長期的聯(lián)系。從心理學界來說，盡管心理學在理論和方法上日趨成熟，但民族心理學作為它的一個分支，還是一個新鮮事物。民族學界長期以來積累的各種實地調查材料和理論研究成果，均可以成為心理學工作者進行民族心理研究的素材，因此民族學和心理學攜手研究民族心理問題勢在必行。如果合作得當，中國民族心理學研究將結出累累碩果。

第二，個體民族心理研究在今后相當長的時期內是民族心理研究的主流。目前，我國正在實施的西部大開發(fā)在某種程度上是西部民族地區(qū)的大開發(fā)。隨著西部大開發(fā)的深入進行，國家、地方政府、社會團體和開發(fā)商希望對西部各個民族有個全面的了解。西部各個民族在長期歷史發(fā)展過程中積淀下來的心理特征，必定在民族區(qū)域自治法和自治條例實施過程中以及在民族經(jīng)濟和文化發(fā)展過程中產生影響，這些影響，既有積極影響，也有消極影響。其中，民族心理的積極影響將促進西部大開發(fā)各項戰(zhàn)略決策的實行和促進西部民族地區(qū)的發(fā)展，如維吾爾族和回族善于經(jīng)商的心理特點則有助于這兩個民族的經(jīng)濟發(fā)展和社會進步；消極影響則會阻礙西部大開發(fā)的順利進行和民族地區(qū)發(fā)展，如一些民族閉關自守的心理特點則不利于該民族的發(fā)展和進步。許多從事民族心理研究的學者，已經(jīng)注意到這一點，并深入西部民族地區(qū)，調查西部各個民族的心理特征，在此基礎上，寫出了個體民族心理的研究，并積極倡導各個民族發(fā)揚優(yōu)秀的民族心理特征，拋棄與民族經(jīng)濟文化發(fā)展不相適應的心理特征，使西部各個民族早目走上興旺發(fā)達之路。隨著西部大開發(fā)的進一步實施，個體民族心理研究會進一步深入發(fā)展。因為西部大開發(fā)的各項政策和法規(guī)的實施需要西部各個民族的配合，各個民族要配合國家的戰(zhàn)略決策，首先要在心理方面充分地認識和理解西部大開發(fā)對西部各個民族帶來的好處，然后才能在行為上支持和擁護國家的決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