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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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當前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范文

關鍵詞：“5?12”地震；財政政策；貨幣政策；協調配合

中圖分類號：F813/817文獻標志碼：A文章編號：1673-291X（2008）011-0020-02

2008年5月12日，我國四川省汶川市發(fā)上了歷史上罕見的8.0 級大地震。在美國經濟可能出現衰退的國際經濟背景下以及近期國內發(fā)生的嚴重雪災，這次地震的發(fā)上無疑是對我國宏觀經濟的又一個嚴峻的考驗。在去年防通脹、防過熱“雙防”背景下確立的從緊貨幣政策和穩(wěn)健財政政策，現在顯露微調的可能。如何打好“穩(wěn)健財政從緊貨幣”這張牌，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如何配合的問題成為影響今年我國經濟走勢的重要因素之一。

一、關于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協調的理論綜述

1.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協調配合的理論基礎

凱恩斯主義認為，經濟經常處于非充分就業(yè)狀態(tài)，不時出現膨脹或緊縮缺口，只有采取權衡性政策，才能使之接近物價穩(wěn)定或充分就業(yè)水平。在通貨膨脹和經濟過熱時期，財政政策的作用不明顯，要通過緊縮性貨幣政策，如公開市場業(yè)務賣出債券、提高再貼現率或法定存款準備金率等來抑制投資，降低總需求，從而消除膨脹缺口；在嚴重的通貨緊縮和經濟衰退時，貨幣政策的作用不明顯，要通過擴大支出、支持公共工程建設、降低稅收等來拉動經濟復蘇。這就是著名的凱恩斯需求管理理論。由此我們可以得出結論，宏觀經濟政策應該是相機抉擇性質的，這種模式對于當前的中國經濟有更大的借鑒作用。而正是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有效的協調配合，采取不同的協調模式，才構成了宏觀經濟調控相機選擇的主要內容。

2.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常見的配合方式主要有以下幾種：

（1）松的財政政策和松的貨幣政策，即“雙松”政策。當社會總需求嚴重不足，生產資源大量閑置，解決失業(yè)和刺激經濟增長成為宏觀調控的首要目標時，適宜采取以財政政策為主的“雙松”政策配合模式。

（2）緊的財政政策和緊的貨幣政策，即“雙緊”政策。當社會總需求極度膨脹，社會總供給嚴重不足和物價大幅度攀升，抑制通貨膨脹成為首要調控目標時，適宜采取“雙緊”政策。

（3）緊的財政政策和松的貨幣政策。當政府開支過大，物價基本穩(wěn)定，經濟結構合理，但企業(yè)投資并不十分旺盛，經濟也非過度繁榮，促進經濟較快增長成為經濟運行的主要目標時，適宜采用此政策配合模式。

（4）松的財政政策和緊的貨幣政策。當社會運行表現為通貨膨脹與經濟停滯并存，產業(yè)結構和產品結構失衡，治理“滯脹”、刺激經濟成長成為政府調節(jié)經濟的首要目標時，適宜采用此政策配合模式。

除緊縮和擴張這兩種情況外，財政政策、貨幣政策還可以呈現中性狀態(tài)。若將中性（穩(wěn)?。┴斦吲c貨幣政策分別與上述松緊狀況搭配，又可產生多種不同配合[1]。

二、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兩大政策協調的歷史考察

我國理論界學者關于兩大政策協調方式的歷史演變階段劃分方式很多，但大致都劃分為以下四個階段：

一是從1979年到1984年。這一階段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配合更多著眼于影響總供給，并且以“松”為主的擴張性政策搭配出現更多。二是從1985年到1997年。該階段財政貨幣政策一直采取“雙緊”配合，政策協調目標就是通過緊縮性政策來控制赤字、減少發(fā)債、壓縮政府開支、控制貨幣總投放量等。三是從1998年到2004年。1997年以后，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由適度從緊快速轉為“雙松”配合，此間兩大政策協調的一個重點，是集中在為建設項目和企業(yè)共同提供流動性和信用支持方面，試圖通過刺激微觀主體的活力，來帶動有效需求的提高。四是從2004年至今。2004年開始，中國經濟形勢再次發(fā)生變化，出現了通貨膨脹壓力加大、信貸和投資增長過快、外資流入偏多等問題。在這一背景下，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協調開始出現向“雙緊”過渡的趨勢。兩大政策協調的一個新特點，是除了共同作用于傳統(tǒng)的經濟總量目標之外，在更多的領域有了配合的創(chuàng)新和實踐[2]。

三、“5?12”地震對于我國宏觀經濟的影響

目前來看，此次地震不會對國民經濟造成太大沖擊，但據官方數據顯示此次地震災區(qū)總人口在5 000萬左右，受災面積超過10萬平方公里。地震波及的范圍如此之大，在短期內對國民經濟的影響是不言而喻的。從宏觀層面來看，首先主要是對我國控制物價不利，此次大災將推高糧食與生豬供應緊張和價格的預期。地震可能會使通貨膨脹壓力加大。中國今年前四個月的居民消費價格指數（CPI）較上年同期上升8.2%，其中4月份CPI較上年同期上升8.5%，徘徊于12年高點附近。4月份食品價格上漲22.1%，增速快于3月份的21.4%[3]。而四川是中國第一大豬肉生產省份和第五大糧食生產省份。地震的發(fā)生，或許會使已經很高的糧食價格水平再度向上推動，從而對于居民消費價格指數將造成進一步壓力。其次，可能對我國今年國民經濟的增長速度造成影響。雖然目前還沒有獲得影響國民經濟的準確數字，具體的測算還需要一段時間，但是西部是我國的產糧區(qū)，這次地震對局部的影響又相當大，因此對當地的生產影響也是顯而易見的。

四、災后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在協調配合中的角色側重

從上述分析可以看出，此次地震對于我國宏觀經濟主要在對于物價水平的影響。在抗震救災是當前第一要務的大背景下，防止CPI出現“普漲”關系到經濟的平穩(wěn)運行的意義更顯突出。而流動性管理、維護物價穩(wěn)定、穩(wěn)定人民幣升值趨勢等多重調控目標已對貨幣政策形成一定牽制，因此抗震救災、穩(wěn)定物價的重心應主要落在財政政策身上。財政政策應發(fā)揮更大作用：一方面加大財政支出，加快救災和災后恢復，將地震災害的損失降低到最??；另一方面在保持財力的前提下，對部分區(qū)域或行業(yè)實行適當的稅收減免，為維持物價和經濟穩(wěn)定買單，這樣才能把緩解貨幣政策的壓力走出目前的瓶頸，有效控制過剩流動性等總量問題。

首先，抗震救災是當前財政政策最需發(fā)力的領域。只有迅速調撥財力、保障物資供應和人員調配才能完成要求。在救災過程中，必須大力發(fā)揮財政政策的作用，加大財政支出，及時制定和部署災后重建的一些稅收優(yōu)惠等。其次，四川擁有電力、天然氣等優(yōu)勢資源，但這些相關企業(yè)的總部并不在本省，導致本地稅收收入流向總部所在地政府。企業(yè)所得稅政策應立即進行調整，將災區(qū)企業(yè)分支機構的所得稅全部留給當地政府，以增強其自救和重建的能力。再次，防止物價上漲，特別是在防止價格上漲趨勢由食品向非食品的傳導中，財政政策也能起到積極作用。四川向外輸出的豬肉約占全國消費的4%，地震短期內可能導致調出豬肉減少，物價水平可能會因部分商品供給的減少而抬頭。如果出現這樣的問題，可以考慮在受災地區(qū)實行區(qū)域稅收優(yōu)惠，這樣，既可以鼓勵當地企業(yè)生產自救，又可以降低企業(yè)生產成本，達到抑制物價上漲的目的。最后，對中國經濟增長未來可能出現的波動，財稅政策也應未雨綢繆。南方雪災和“5?12”大地震，基礎設施損毀嚴重，災區(qū)重建需投入大量資金，這為增值稅轉型在全國推開提供了良機。增值稅轉型的一個重要意義，是為中國經濟結構調整、節(jié)能減排、加工貿易轉型升級提供政策支持。增值稅轉型將大大降低企業(yè)更新設備和技術升級的投入成本。

五、加強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調控結合部重點領域的合理協調

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在宏觀調控過程中雖然覆蓋不同領域，使用不同的政策工具，但是，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又在某些領域存在天然的結合點，例如國債。國債是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協調配合的一個最基本的結合部。首先國債可作為彌補財政赤字的重要手段，籌集財政資金[6]。因此，針對目前舉國全力抗震救災的形勢，目前可行的政策措施，就是中央財政增發(fā)國債，用于地震災區(qū)災民安置和重建。近幾年，中央財政收入高速增長的同時，中央財政赤字占GDP的比重持續(xù)下降。2007年末中央政府債務余額占GDP比重為20.9%。2008年，中央財政減少了赤字規(guī)模，赤字率將下降至0.7%[4]。中央財政第一季度收入實際增長遠高出年度預算增長，目前赤字率和債務率保持在較低水平，表明中央政府財政狀況良好，不僅可動用財力充裕，而且有較大的減稅和發(fā)債空間。其次，從另一個角度看，國債規(guī)模的擴大或者縮小，正是財政政策實現擴張或緊縮效果的一個重要工具，而國債進入二級市場之后，由于其低風險和高流動性，則成為中央銀行通過回購或逆回購方式以回收或投放基礎貨幣的重要載體，作為公開市場操作的工具。按照凱恩斯的觀點: 公開市場業(yè)務交易不僅可以改變貨幣數量，而且還可以改變人們對于金融當局未來政策之預期，故可以雙管齊下，影響利率[5]。所以，央行可以將利率作為公開市場業(yè)務的調控目標。并且自2003年之后，央行為避免通貨膨脹，已經大規(guī)模發(fā)行央行票據并對基礎貨幣投放量進行對沖，央行票據已成為貨幣市場的主體交易品種，成為中央銀行回收流動性的主要手段。

在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協調配合的另一個方面，中央財政與央行相關政策相配合，應為救災和災后重建貸款提供利息補貼，分擔災區(qū)金融機構風險，鼓勵災區(qū)金融機構放貸?？梢赃x擇的一項政策是降低災區(qū)金融機構營業(yè)稅稅率。中國現行稅收政策，對金融機構征收5%的營業(yè)稅，和國際水平相比，中國金融機構稅負明顯偏重[7]。給與地震災區(qū)金融機構降低營業(yè)稅稅收優(yōu)惠政策，不僅支持災區(qū)融機構積極參與救災和重建，也為下一步營業(yè)稅改革提供經驗。

參考文獻：

[1] 鄧子基.財政與宏觀調控研究[M].北京: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2005:54.

[2] 鄧子基.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的配合同社會經濟發(fā)展的關系[J].當代財經,2006,(1).

[3] 新華網.震災引發(fā)經濟運行三大焦點問題強震難撼從緊政策[EB/OL].news.省略/fortune/2008-05/15/content_

8174242.htm.

[4] 財經網.“經濟震波”加大財稅政策力度支持救災[EB/OL].省略/20080519/63589.shtml.

[5] 凱恩斯.就業(yè)利息與貨幣通論[M].中譯本.北京：商務印書館,1983:169.

第2篇：當前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范文

當前為何要延續(xù)積極穩(wěn)健的宏觀政策基調？不變的基調下明年調控政策傳遞出哪些新信號？

財政貨幣政策延續(xù)“一松一緊”搭配

2011年起，我國告別？積極的財政政策和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組合，轉而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和穩(wěn)健的貨幣政策？。這一財政政策相對擴張、貨幣政策相對中性的政策組合拳一直延續(xù)至今。

？財政貨幣政策基調之所以四年不變，與這幾年類似的經濟形勢有關。？財政部財科所所長賈康說，國際金融危機沖擊下，我國經濟發(fā)展下行壓力加大且面臨種種不確定性，實行一松一緊的調控政策，既有利于防范前幾年積累的流動性帶來的物價上漲壓力，也能更好突出結構導向，增加有效供給。

？名稱的延續(xù)并不意味著政策是不變的。？社科院財經戰(zhàn)略研究院院長高培勇認為，隨著經濟形勢變化，宏觀調控思路也會有新變化。當前存在的通脹壓力和以地方債風險為代表的金融風險，會成為拖住貨幣政策手腳的兩大矛盾，要實現經濟穩(wěn)中求進，還需借助積極的財政政策。

？明年宏觀調控基調不變，整體看會更注重推進改革和結構優(yōu)化。如果經濟受到較大外在沖擊，政策將不會不顧‘后遺癥’來刺激短期需求。？中金公司首席經濟學家彭文生說。

財政政策：調整支出結構 擴大減稅力度

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明年積極的財政政策要進一步調整財政支出結構，厲行節(jié)約，提高資金使用效率，完善結構性減稅政策，擴大營改增試點行業(yè)。

高培勇說，明年積極財政政策的變化，應關注三個因素，赤字規(guī)模、減稅和增支力度。？當前經濟體制改革重點是減少政府干預，讓市場對資源配臵起決定性作用。而減少政府干預最好的辦法就是加大減稅規(guī)模，明年財政政策應向減稅傾斜，加快營改增改革進程。？

？明年財政政策應注重短期和中長期結合，服務全面深化改革大局。從市場充分發(fā)揮作用角度考慮，財政政策要特別注意服務于轉變政府職能和減少行政審批。？賈康說，當經濟運行穩(wěn)定在合理區(qū)間時，宏觀調控應強調穩(wěn)字當頭、穩(wěn)中有為，但如果出現滑出區(qū)間的可能性，就要啟動必要的政策預案。

國家發(fā)展改革委經濟研究所副所長宋立認為，明年財政政策重心在優(yōu)化支出結構。民生、結構調整和創(chuàng)新、基礎設施薄弱環(huán)節(jié)等領域都會成為調整完善支出結構的重點。同時，應加大結構性減稅力度，除了進一步擴大營改增試點，還應更多為中小企業(yè)減負。

貨幣政策：穩(wěn)字當頭 注重風險防控

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明年要保持貨幣信貸及社會融資規(guī)模合理增長，改善和優(yōu)化融資結構和信貸結構，提高直接融資比重，推進利率市場化和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改革，增強金融運行效率和服務實體經濟能力。

專家指出，目前貨幣池子的水已經夠多了，再放松會加大通脹風險，但在經濟下行壓力仍存情況下也不能收緊，保持穩(wěn)健將是明年貨幣政策最好的選擇。

？經濟下行壓力下，保持貨幣信貸和融資規(guī)模合理增長是有必要的，有利于促進經濟穩(wěn)步回升。？宋立建議，明年應優(yōu)化信貸結構，重點增加面向中小企業(yè)的信貸比例，改變中小企業(yè)獲得信貸很難的現狀。

彭文生說，截至11月末，今年廣義貨幣供應量（M2）同比增14.2%，高于年初預定的13%增速目標，預計全年最終增速也將高于年初目標，這無疑增加央行控制流動性的壓力。近期市場利率上升表明央行貨幣政策已經在收緊。

？由于影子銀行和地方政府債務規(guī)模持續(xù)擴大，防范金融風險壓力加大，明年宏觀經濟政策存在趨緊壓力。同時，潛在的通脹壓力也會限制貨幣政策放松的空間。？彭文生說。

寓改革于調控：短期調控與重大制度建設相結合

在強調明年財政貨幣政策基調不變的同時，中央經濟工作會議還提出明年要用改革的精神、思路和辦法來改善宏觀調控，寓改革于調控之中。

？這一富有新意的表述，表明未來短期宏觀調控將與重大制度建設相結合。？賈康說，宏觀調控涉及機制建設，需要改革配套。

第3篇：當前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范文

【關鍵字】宏觀經濟，財政政策，貨幣政策

對一個國家來講，它的宏觀經濟目標包括促進經濟增長，維持物價穩(wěn)定，降低失業(yè)率和促進國際收支平衡。為了實現這些目標，政府在宏觀經濟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無論是出于協調本國經濟發(fā)展的需要還是出于穩(wěn)定物價、擴大就業(yè)的需要以及參與國際競爭、維護國家經濟安全的需要，政府干預經濟或參與經濟在世界大多數國家早已成為現實。

一、政府在宏觀經濟中的作用

市場經濟自發(fā)性、盲目性與滯后性的天然缺陷使市場失靈在所難免。高效的政府調控是市場正常運作的必要保障。因而，現代市場經濟應該是市場調節(jié)與政府宏觀調控有機結合的經濟。

政府的作用主要體現在其宏觀政策的選擇與應用上。宏觀經濟政策是指國家或政府為了增進整個社會的經濟福利、改進國民經濟的運行狀況、達到一定的政策目標，而有意識、有計劃地運用一定的政策工具來制定解決經濟問題的指導原則和措施。宏觀經濟政策包括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以及收入分配政策和對外經濟政策等。

二、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

（一）財政政策

1.財政政策的含義

財政政策是政府為了達到一定的宏觀調控目標，對稅收、政府購買、政府轉移支付進行調整以影響總需求，進而影響國民收入和產出的政策措施。財政政策包括擴張性的財政政策和緊縮性的財政政策。簡單地說，擴張性的財政政策是增支減收，緊縮性的財政政策是增收減支。

2.財政政策的傳導機制

以擴張性的財政政策為例，它發(fā)揮作用的傳導過程是：當政府實行擴張性的財政政策時，可以通過減稅，增加政府支出（如增加政府購買或增加轉移支付），以及增加投資津貼來實現。假設增加政府購買，政府購買作為總支出的一部分，增加了總支出（Y = C+I+G+X-M， G，Y）；而當產品市場均衡時，總收入應該等于總支出，由此，總收入也增加。因此，擴張性的財政政策可以引起國民收入增加。而政策實施同時也會產生反作用：當國民收入增加時，人們對貨幣的交易預防需求隨之增加，在貨幣市場均衡的條件下，投機需求就必須減少，而投機需求與利率是負相關的關系，因此利率上升；利率作為投資的成本，導致私人投資下降；而私人投資作為總支出的一部分，帶動總支出的減少，從而引起國民收入的下降（G， L=k*Y-h*i， Y， L，i，I，Y）。政府購買增加導致私人投資減少的作用，在經濟學中被稱為“擠出效應”。同理，政府運用另外兩個工具，即稅收和轉移支付，其變化會引起個人可支配收入的變化，從而影響消費，而消費作為總支出的一部分又影響了整個支出與收入。當然它們在實施的過程中同樣具有一定的反作用，而反作用程度的大小直接影響財政政策的實施效果。

3.財政政策的決定因素與實施效果

財政政策的決定因素與IS和LM線密切相關。在IS線斜率不變的情況下，LM線越平緩，財政政策越明顯；反之，LM線越陡峭，財政政策越不明顯。在LM線斜率不變的情況下，IS線越平緩，財政政策越不明顯；反之，IS線越陡峭，財政政策越明顯。而在特殊情況下，在古典主義極端情形下（長期，LM線為豎直的直線時），財政政策完全無效；在凱恩斯主義極端情形下（短期，LM線為水平的直線時），財政政策完全有效。

擠出效應也是影響財政政策的因素之一。當擠出效應效果大時，貨幣政策不明顯；擠出效應小，則效果明顯。擠出效應體現在圖形上就是IS與LM線的斜率，IS線平緩，LM線陡峭，代表著較為顯著的擠出效應。因而擠出效應對財政政策效果的影響在本質上仍可歸結為IS和LM線的問題。

（二）貨幣政策

1.貨幣政策的含義。貨幣政策是政府為達到一定的宏觀調控目標，通過中央銀行對貨幣供給量進行調整來改變利率，進而影響國民收入與產出的政策措施。貨幣政策也分為兩種：擴張性的貨幣政策和緊縮性的貨幣政策。簡單地說，擴張性的貨幣政策是增加貨幣供給量（放松銀根），緊縮性的貨幣政策是減少貨幣供給量（緊縮銀根）。具體實施時，央行可以通過調整（再）貼現率，調整法定存款準備金率，以及公開市場操作來實現。

2.貨幣政策的傳導機制。以擴張性的貨幣政策為例，貨幣政策對國民收入的傳導作用是：當央行擴大貨幣供給量，利率就會隨之下降，以利率為成本的投資便會增長，從而拉動總支出，使總收入增加（Ms，i，I，Y）。與財政政策相似，貨幣政策的實施同樣具有反作用：貨幣供給量的增加導致人們手中的錢增多，從而交易預防需求增加，交易預防需求與收入是正相關的，因此貨幣需求也增加，貨幣需求的增加，又使得利率上升，利率的上升導致私人投資下降，私人投資作為總支出的一部分，帶動總之出的減少，從而引起國民收入的下降（L= k*Y-h*i，L，i，I，Y）。

3.貨幣政策的決定因素與實施效果

貨幣政策的決定因素同樣取決于IS與LM線。在IS線斜率不變的情況下，LM線越平緩，貨幣政策越不明顯；反之，LM線越陡峭，貨幣政策越明顯。在LM線斜率不變的情況下，IS線越平緩，貨幣政策越明顯；反之，IS線越陡峭，貨幣政策越不明顯。而在特殊情況下，在古典主義極端情形下（長期，IS線為水平的直線時），貨幣政策完全有效；在凱恩斯主義極端情形下（短期，IS線為豎直的直線時），貨幣政策完全無效。

綜上，從直觀角度講，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實施的效果與IS線及LM線的斜率密切相關。一般情況下，若一國IS曲線比較陡峭，而LM曲線比較平坦，則財政政策效果好；若IS曲線平坦，而LM曲線陡峭，則貨幣政策效果好。

三、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在執(zhí)行過程中產生的一些實踐性的問題

總的來說，我國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實施在宏觀經濟的調控中取得了較好的效果，然而在執(zhí)行過程中還是存在一些實踐性問題：

1.執(zhí)行政策的時機問題。從理論上講，執(zhí)行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應該“逆經濟風向行事”，即在經濟低迷時一般執(zhí)行擴張性的政策，在經濟過熱時實施緊縮性的政策。而實際執(zhí)行過程中，即前面所述的傳導過程，在實際經濟中真正發(fā)揮作用是需要時間的。也就是說，從政府意識到經濟中存在的問題到制定政策再到實施政策及政策發(fā)揮效果，其間存在時滯。每個國家都有經濟低谷與高峰交替的經濟周期現象，如果在經濟低谷時執(zhí)行了擴張性的政策，而政策時滯時間長，經濟已經向高峰邁進的時候才充分發(fā)揮作用，那么擴張性的政策將推動經濟的過熱，這違背了政策實施的初衷。因此，準確地預測好時滯，把握好政策實行的時機，非常重要。

2.執(zhí)行政策的綜合運用問題。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綜合運用往往可以達到更好的效果。然而在實際操作中，不可避免的會出現過度使用其中一種而忽略另一種的作用。如片面強調財政政策，通過過多的政府支出來調節(jié)經濟，忽視相應的貨幣政策的運用，往往會造成人為的經濟失衡。

3.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實施的微觀基礎不夠健全。經濟結構不合理，導致政策的傳導機制的作用發(fā)揮緩慢，政策的不確定性比較大。

4.金融市場不夠健全，利率機制的調節(jié)作用有限。由于金融市場的不完善，監(jiān)管水平低，政策的實施效果有時會大打折扣。

除此之外，還有一些其他因素影響政策的實施效果，如貨幣政策效果會因貨幣流通速度的變化而變化，財政政策的擠出效應難以避免等。

四、提高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效果的建議

1.政府盡可能的提高決策的效率，減少各環(huán)節(jié)占用的時間，盡量減少時滯對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負面影響，提高經濟調控的效果。

2.將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有機結合起來。這樣更有助于發(fā)揮政府對宏觀經濟調控的有效性，僅依靠其中之一是不全面的。比如，在一般蕭條的時候，政府會使用擴張性的財政政策如增加政府購買或減稅來增加國民可支配收入，拉動經濟，同時會采取較為溫和的貨幣政策甚至是緊縮的貨幣政策來防止政府拉動經濟可能帶來的通脹。

3.改善微觀基礎。健康的微觀經濟主體能夠減少政策實施的不確定性，使政策效果更為充分地發(fā)揮。因此，要提高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效果，就必須重視和充分發(fā)揮企業(yè)在市場經濟中的作用，建立現代企業(yè)制度，建立起與市場經濟體制相容的微觀運行機制，強化它作為市場主體的性質和功能。同時要優(yōu)化經濟結構，無論對于財政政策還是貨幣政策而言，其效應的形成機理都是在一定經濟結構內，通過最初政策變量的改變與其他變量的相互作用而產生的。如果經濟結構不合理，即使是適當的財政、貨幣政策也不能發(fā)揮應有的效果。因此，要促進傳統(tǒng)部門的產品升級換代，促進新興產業(yè)部門的發(fā)展，實現產業(yè)結構的優(yōu)化升級。

4. 完善金融市場。金融市場是貨幣政策以及政策傳導和發(fā)生作用的重要條件，培育健全的金融市場，是實施有效地財政、貨幣政策的前提和內容之一。在前面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實施的傳導機制的分析中，我們可以看到貨幣市場上諸多因素如利率等對于政策實施效果有著顯著影響。完善金融市場，逐步實現市場化的利率機制，讓利率真正成為資金的“價格”，充分發(fā)揮調節(jié)作用，對于財政和貨幣政策的有效實施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同時，要注重開發(fā)金融產品，鼓勵和引導各種金融機構進行產品創(chuàng)新和有利市場化改革方向的制度創(chuàng)新，提高金融市場監(jiān)管水平，使金融市場向著完善、穩(wěn)定的方向發(fā)展，保障政策實施的健康環(huán)境。

5. 提高、刺激消費的有效性。財政政策的實施中，消費作為總支出的一部分拉動國民收入的作用不容小覷，要提高政策的有效性，就要使刺激消費的作用更加充分。而人們最終是否會增加消費，取決于消費能力和消費傾向。因此，要提高低收入階層的收入水平來增加他們的消費能力，高收入階層的消費傾向，這些是加強消費刺激作用的有效手段。另一方面，要健全社會保障制度。當前，城鎮(zhèn)居民消費傾向偏低，儲蓄傾向偏高，與我國教育、醫(yī)療、養(yǎng)老、失業(yè)扶助、貧困救濟以及住房制度改革都有密切關系。人們緊縮即期消費，為未來儲蓄，是我國社會保障制度改革滯后造成的結果。必須加快建設社會保障制度，進一步完善社會保障制度框架，建立和完善公共教育、公共衛(wèi)生醫(yī)療、就業(yè)扶助、貧困救濟和養(yǎng)老保障等方面的政策，提高政府對這些方面的支持力度，擴大城鄉(xiāng)居民的受益范圍，消除消費者的后顧之憂，這樣才會有更多的資金流入消費領域。

總之，在歷史發(fā)展的進程之中，人類選擇了市場，但市場機制的發(fā)展必然以高效的政府管理為依托。政府在宏觀經濟中的作用是舉足輕重的，必須要引起各國的高度重視與思考。

參考文獻：

[1]曼昆，《經濟學原理》第三版，機械工業(yè)出版社，2003年版。

第4篇：當前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范文

關鍵詞：財政政策；貨幣政策；政策協調

文章編號：1003-4625(2011)06-0035-04　中圖分類號：F822.0　文獻標識碼：A

為有效應對金融危機，我國迅速實施了積極的財政政策和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協調配合有效地刺激了經濟的回暖。但在后危機時期，我們將面對更為復雜的環(huán)境。怎樣科學退出刺激政策以及我國的財政、貨幣政策又應怎樣協調?這些是我們急需解決的問題。

一、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協調的理論基礎

(一)財政、貨幣政策協調的必要性研究

目前，經濟學主流觀點認為：盡管財政政策在長期內會影響經濟增長，但從短期來看，相機抉擇的“反周期”財政政策無助于經濟穩(wěn)定；貨幣政策更適合于作為宏觀調控的工具。因此，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無須協調配合。然而，一些經濟學家并不認同上述觀點。薩金特和華萊士(sargent和Wallace，1981)在他們的經典論文中闡明：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不可能完全獨立，因為兩者共同受到一個統(tǒng)一跨時政府預算方程約束。如果財政政策導致財政赤字無法持續(xù)，最終勢必迫使中央銀行通過發(fā)行貨幣為財政赤字融資。諾德豪斯(1994)運用博弈模型開創(chuàng)性地證明：中央銀行和財政部的不合作對宏觀經濟穩(wěn)定的損害相當之大，中央銀行和財政部政策目標是不一致的。財政部的目標側重于增加產出和提高就業(yè)，傾向于擴張的財政政策；而以穩(wěn)定物價為目標的中央銀行預料到這一點后就會采取緊縮的貨幣政策并且提高利率，以圖消除或者緩解因財政擴張造成的通貨膨脹壓力。這時納什(Nash)解的特征是很高的財政赤字和很高的利率并存，高利率抑制了民間投資，結果財政赤字并沒有降低失業(yè)率和提高產出。Luca Lambertini和Rieeeardo Rovelli(2004)考察了在宏觀經濟穩(wěn)定條件下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之間的關系。他們的分析表明，如果財政政策考慮到產出和通脹福利函數(通脹福利函數與中央銀行定義的相一致)，那么，兩個當局都會從合作中獲利。

總之，大部分研究表明，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應該協調配合，否則會損害經濟效益。

(二)財政、貨幣政策協調的分析框架

凱恩斯從有效需求不足和市場機制無法使經濟達到充分就業(yè)均衡的論斷，提出以需求管理為主，通過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對經濟進行干預和調節(jié)。當一國經濟處于非均衡狀態(tài)，出現通貨膨脹或通貨緊縮時，只有采取相機抉擇的經濟政策，才能使之趨向于物價穩(wěn)定或充分就業(yè)水平。在通貨膨脹和經濟過熱時期，財政政策的效用不明顯，要通過緊縮性貨幣政策抑制通貨膨脹；在嚴重的通貨緊縮和經濟衰退時，貨幣政策的效用不明顯，要通過擴大政府支出、減稅、增發(fā)國債等來應對通貨緊縮，拉動經濟復蘇。同時，凱恩斯理論認為，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作用機制和效用不相同：財政政策作為政府的收支政策，主要作用于產品市場，進行結構調整，而貨幣政策的調節(jié)功能主要作用于貨幣市場，適合總量調節(jié)；財政政策調整有法定的程序和規(guī)范的審批手續(xù)，時滯性長，貨幣政策相比則更為靈活和富有時效性。因此，在具體運用以上兩種政策時，要根據宏觀經濟的不同目標適當選擇，合理搭配，以便起到理想的宏觀調控效果。

英國經濟學家?？怂乖趧P恩斯基本模型之上建立了IS-LM模型，它描述產品市場和貨幣市場同時均衡時，利率與收入的決定，分析揭示了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變化可以影響經濟中總產出水平的條件，使得政府能夠通過IS-LM框架(以某種精致的數字化形式包含在一國經濟的大型計量經濟模型中)來選擇能使政府實現特定產出目標的宏觀經濟政策。

(三)財政、貨幣政策協調配合的重點

一是宏觀調控目標的配合。我們知道，無論財政政策還是貨幣政策，其最終目標都必須符合國家宏觀調控目標的要求；而宏觀經濟調控的目標包括經濟增長、充分就業(yè)、物價穩(wěn)定和國際收支平衡等。貨幣政策可以增加貨幣供給量來促進經濟增長，可以通過穩(wěn)定幣值創(chuàng)造良好的經濟增長環(huán)境，中央銀行可以用靈活多樣的政策工具對經濟進行有效的微調；而財政政策具有強有力的稅收政策杠桿，能夠調節(jié)企業(yè)利潤水平和居民收入水平，能夠保證一國的就業(yè)和經濟增長水平。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的協調配合，能夠達到既可以掌控經濟增長總量、又能夠優(yōu)化經濟結構的目的。而在經濟發(fā)展的特殊階段，兩者就一定有所分工、有所側重。在經濟過熱時期，要更多地通過緊縮貨幣政策使經濟迅速降溫；而在經濟不景氣的蕭條時期，則要更多地倚重于積極寬松的財政政策的強刺激作用來拉動經濟的增長。

二是經濟結構調整的配合。貨幣政策通過對信貸資金流向和流量的引導和控制，能夠促進產業(yè)結構的不斷升級；財政政策通過直接投資、財政補貼、稅收優(yōu)惠等舉措，不僅能夠直接影響產業(yè)結構，而且可以引導金融部門和民間的資金流向，進而影響整體經濟結構。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的協調配合，既有利于經濟結構的調整和優(yōu)化，又有利于新的經濟增長點的形成，以保障經濟的可持續(xù)發(fā)展。但是，一般情況下，在結構調整方面，財政政策的功效往往高于貨幣政策而且見效更快、更直接。

三是政策操作機制的配合。政策操作機制的配合，主要包括政策工具、政策時滯和政策功能的配合。政策工具的配合，涉及財政投資項目中的銀行配套貸款、國債發(fā)行與央行公開市場的反向操作結合等；政策時滯的配合，是指貨幣政策的長時滯與財政政策短時滯的相互搭配；政策功能的配合，主要指貨幣政策具有抑制經濟過熱、控制通貨膨脹并與財政政策相互配合和協調迅速啟動投資、拉動經濟增長。

二、擴張性宏觀調控背景下我國財政政策、貨幣政策配合中存在的問題

(一)政策功能定位不準確，影響了宏觀調控目標實現

從兩大政策的長期目標來看，我國財政政策的基本目標主要有：經濟穩(wěn)定和增長目標，財政收入目標，公平分配目標，總量平衡目標和結構調整目標。貨幣政策的目標是：保持貨幣幣值穩(wěn)定，并以此促進經濟增長。但回顧我國宏觀調控的歷史，實際上兩大政策一直發(fā)揮著促進經濟增長的重要職能。長久以來，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在宏觀調控中的目標都定位于經濟增長，而經濟增長目標只是側重于總量調控。在兩種政策的實際配合中，無論是財政政策還是貨幣政策都沒有發(fā)揮結構調節(jié)的作用，兩大政策在經濟結構調整中缺乏明確的目標界定和分工，使得整個宏觀調控目標的實現缺乏體制上的依托，導致內需結構失衡及調整緩慢，成為困擾我國經濟發(fā)展的突出問題。在我國應對國際金融危機過程

中，積極的財政政策和寬松的貨幣政策也再次被運用，促進了經濟的短期增長，但結構的矛盾進一步加劇，影響了宏觀調控目標實現。

(二)政策職能混淆，導致了貨幣的財政內生供給

長期以來，兩大政策在宏觀調控中缺乏明確的目標界定和分工，形成財政政策的貨幣化。如我國的銀行絕大多數都是國有獨資或國有控股的，銀行信貸的行政色彩比較濃厚，逐漸形成了財政資金和信貸資金配合的財政模式，造成了貨幣的內生供給。亞洲金融危機后，我國累計發(fā)行長期建設國債9100億元，而國債項目的銀行配套貸款達1.32億元，為國債投資的2倍。美國次貸危機后，我國實行了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雙擴張”，并安排4萬億元的財政刺激政策，但是如此龐大的支出并不完全由中央政府直接出資，而是由財政資金配套信貸資金的模式實現，由此產生了地方政府融資平臺的融資模式。2010年6月末地方融資平臺貸款余額為7.66萬億元。由此可見，我國財政擴張導致了信貸擴張，而信貸擴張導致了貨幣擴張。因此，財政擴張在一定程度上也意味著貨幣擴張。

(三)政策傳導機制欠佳，量化效應明顯

一是兩大政策調控的量化效應明顯，機制效應欠佳。財政政策無論收縮與擴張，都是超經濟增長；貨幣政策無論收縮與擴張，僅顯著促進貨幣供應量的增減，疏于虛實經濟協調和調節(jié)。

二是傳導渠道不暢。如國家實施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以增強流動性，但企業(yè)資金緊張而股市過度膨脹，形成“流動性誤導”。

三是財政、貨幣乘數的變異。隨著改革的深化，我國逐步形成分層式財政收支分配，并且逐漸深化金融創(chuàng)新，這樣一來財政分配乘數與貨幣乘數都在發(fā)生著深刻變化，在儲蓄不斷提高的作用下，我國近年的邊際消費傾向逐年下滑，財政、貨幣政策乘數逐漸降低，不維持較高的貨幣供應量及市場流動性，經濟難以啟動，始終難以擺脫“一收就死，一放就亂”的怪圈。

(四)政策工具操作不規(guī)范，加大宏觀調控難度

以常用的兩大政策協調配合工具財政存款、國債為例。

1.財政存款。一是部分財政存款游離于財政存款繳存體系之外對全社會流動性影響較大。據調查，近年來財政部門有相當多的現金并未存放國庫，而是通過企業(yè)定期存款形式存于商業(yè)銀行。部分地區(qū)抽樣調查顯示，近幾年來這樣的財政存款占全部存款的比例在10％至14％之間波動，數額較大，這部分財政存款向金融體系注入巨量流動性，增加了中央銀行在公開市場進行對沖操作的壓力。二是財政存款數額的季節(jié)性波動明顯對中央銀行貨幣政策操作帶來一定的影響。近年來，財政存款數額季節(jié)性波動明顯。以月為周期衡量，財政存款庫存波動率平均達到10％，以季度為周期衡量，庫存波動率平均達到20％左右，以年度為周期衡量，庫存波動率平均達到30％左右。這使得中央銀行在制定和實施貨幣政策時還必須根據財政存款的季節(jié)性變化特點，有針對性地采取措施，在一定程度上加大了貨幣政策調控的復雜性和難度。

2.國債。在西方國家，公開市場操作的主要工具是短期國債。然而，國債在我國的貨幣市場上只擔當著次要角色，原因在于財政部發(fā)行的短期國債有限，1年期及1年期以下的國債因為其特有的靈活性，是中央銀行公開市場業(yè)務操作的主要工具，但在我國短期國債所占比重較小，中長期國債所占比重較大，致使中央銀行持有的短期國庫券數量偏少；而且，商業(yè)銀行將持有的大量國債視為優(yōu)質資產，不愿出售。所有這些，導致市場交易不旺、國債二級市場運行不暢，使公開市場業(yè)務缺乏交易的基礎，嚴重影響了中央銀行進行公開市場操作的政策效果。

三、后金融危機財政、貨幣政策選擇及協調策略

在后危機時期，我國宏觀經濟受輸入性通脹、結構性矛盾以及全球性金融危機的影響，已經進入長期高速增長路徑下的短期波動下行區(qū)間。因此經濟調控政策的正確選擇是，保持政策的連續(xù)性，減弱政策擴張力度，促進經濟增長，管理通脹預期；以財政政策為主體推進結構調整，調整收入分配結構，改善供給；大力推進市場化改革，靈活運用政策工具提高協調效率，保證經濟發(fā)展的可持續(xù)性。

(一)明確政策協調的目標：調節(jié)經濟總量平衡，促進經濟增長，管理通脹預期

后危機時代恰逢我國的工業(yè)化、城市化的攻堅階段，集于“高儲蓄、高失業(yè)及高產能”的現狀，極易引發(fā)通縮和速度抑制型就業(yè)。因此，該階段必須依靠一定的速度、一定的通脹才能支撐發(fā)展與就業(yè)，同時在發(fā)展的過程中防止資產泡沫。因此兩大政策要保持一定的連續(xù)性和穩(wěn)定性，并要在以下方面進行重點配合：

一是配套促進經濟以穩(wěn)定的態(tài)勢均衡增長。兩大政策要合力調節(jié)經濟增速、增量與增質，以發(fā)展化解需求不足、就業(yè)等矛盾。以內需逐步增長為退出起點，協調實施財政、貨幣政策，財政上堅持積極的財政政策，但支出的投向應適度調整，貨幣政策退出已是大勢所趨，但退出不宜過急。根據發(fā)展適時選擇速度克制性配套(緊縮貨幣政策、適度擴張財政政策)、通脹允諾型配套(適度緊縮財政、貨幣政策)和通縮抑制型配套(同時擴張財政、貨幣政策)，提高政策調節(jié)的靈活性與準確度。

二是以貨幣政策為主，控制資產價格膨脹，管理通脹預期。中央銀行應采取適當的“緊縮”措施，合理地控制貨幣信貸增長，進而控制通貨膨脹和資產價格的過快增長；同時，要加快貨幣供給制度改革，積極引入貨幣政策規(guī)則。財政政策要在改革收入分配制度，實現收入的合理化和均等化，縮小貧富差距，完善社會保障體系等方面擴大有效需求，從而實現物價穩(wěn)定目標的實現。

(二)突出政策協調的核心：以積極財政政策體系為主，改善供給管理，推進結構調整

凱恩斯主義的需求管理對于各國應對金融危機起到了很大作用，但是在后危機時代，面對緩慢的經濟復蘇及全球經濟再平衡，單純依賴需求管理的總量擴張會帶來滯脹的風險。因此要通過供給面的管理進行結構調整(賈康，2008)，特別是供給面的結構與效率。一是優(yōu)化投資結構，加快產業(yè)結構調整升級，大力發(fā)展戰(zhàn)略性新興產業(yè)和現代服務業(yè)，堅持淘汰落后產能。二是加快推進資源要素價格改革，使經濟增長客觀反映資源環(huán)境成本。三是加快環(huán)境保護力度，增設環(huán)境稅，堅持“誰污染，誰治理”，實施全民環(huán)保計劃。四是更加注重推進自主創(chuàng)新，有效提高產出效率的財政政策安排。五是加大金融支持結構調整的支持力度，落實有保有控的信貸政策。積極支持民營經濟發(fā)展，改善儲蓄結構和發(fā)展消費信貸。

(三)完善政策協調的機制：健全體制基礎，深化財政金融改革

市場經濟體制的發(fā)展、完善和成熟是財政政策、貨幣政策充分協調配合、充分發(fā)揮效用的基礎。并且，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改革還伴隨著金融體系、財政體制、國有企業(yè)制度等一系列的改革。

一是要深化財政改革提高財政政策調節(jié)能力。在健全財政體制方面，在合理界定事權基礎上，按照

財力與事權相匹配的要求，進一步理順各級政府間財政分配關系；調整財政分配結構，強化均衡服務，提高民生支出占比，建立健全社會保障網；建立健全稅收分配格局，推進結構性增支，加強初次分配與再分配調節(jié)，加強資源性、財產性分配調節(jié)，建立分層分級的稅收、公債、財政體制與預算調節(jié)體系；健全統(tǒng)一規(guī)范透明的財政轉移支付制度，提高轉移支付資金使用效益。

二是要深化金融改革提高貨幣政策調節(jié)能力。健全中央銀行調控機制；加速推進金融市場化，也即資產價格市場化、業(yè)務經營自由化、市場準入市場化和資本流動自由化；建立健全金融監(jiān)管機制；穩(wěn)健推進人民幣國際化進程，合理調整匯率水平；加強資本市場建設，提升資本市場的效率和規(guī)模。

(四)靈活運用政策協調的工具：系統(tǒng)協調總量、速率與結構手段

提高協調效率的基礎在于手段的協調。一是總量手段的協調。注重財政收支規(guī)模、債務率與赤字的控制，注重金融借貸差、貨幣流動性的控制，共同構筑總量增速、總量增效調節(jié)體系。二是速度調節(jié)手段的協調。注重財政收支增長速度、貨幣供應量與國民收入遞增速度的協調。三是結構調節(jié)手段的協調。注重發(fā)揮財政性稅收、補貼、公債、金融性利率、匯率的結構調節(jié)的協調，協作調節(jié)使經濟、產業(yè)、區(qū)域乃至階層的國民收入結構進一步優(yōu)化。逐步將兩大政策的經濟增長貢獻率提高到50％以上，使其成為宏觀調節(jié)最有力的手段。

(五)加強逆周期風險、預期的調節(jié)：超前防范、超前導向

進入后危機時代后，風險與導向性調節(jié)將成為兩大協調的另一重點。風險調節(jié)的重點在于防范債務風險、停漲風險及國際貿易失衡風險；而導向性調節(jié)的重點，則在于根據政策的時滯，建立財政、貨幣政策預期系統(tǒng)，涉及總量、結構及預期導向指標等，實施窗口導向，使其成為國民經濟較為靈敏的導向標。

(六)把握財政貨幣政策協調的背景：要與當前世界和我國的經濟形勢相適應

隨著全球經濟的初步復蘇，我國的財政、貨幣政策的實施要把握好度，要考慮到中國經濟趨勢變化對世界的影響，同時還要考慮到世界經濟變化趨勢對我國經濟發(fā)展的影響。因此，財政、貨幣政策的協調組合不僅要視中國經濟狀況而定，還要根據國際金融、經濟的發(fā)展形勢而定，要保持實時地檢測與變更，以期達到政策協調配合的最佳效果。

參考文獻：

[1]王磊等，中國危機管理貨幣政策的退出研究[J].經濟學動態(tài),2010,(1).

[2]李連發(fā)，通脹預期、資產替代與當前貨幣政策取向[J].經濟學動態(tài),2010,(12).

[3]任碧云，中國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的協調配合的技術路徑[DB/OL].國研網.

[4]巫建國，后危機時代：我國反周期財政、貨幣政策的協調[J].經濟學家,2010,(10).

第5篇：當前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范文

關鍵詞:財政政策　貨幣政策　績效　政策搭配　一籃子貨幣匯率制度

如何運用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以實現一國經濟穩(wěn)定發(fā)展是宏觀經濟學的重要研究領域,也是學界長期論爭的焦點議題之一。國內外學者從不同理論視角。運用各種模型和實證方法,對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的績效及其搭配進行了深入研究。

一、國外研究情況

經濟學文獻對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搭配的定量實證研究始于20世紀30年代的IS-LM模型(又稱?？怂挂粷h森模型)。根據該模型,?？怂购蜐h森等研究得出的結論是: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雖然在短期能夠影響產出,但是從長期來看,對產出都沒有影響,它們都是無效的,除了提高價格之外。之后,經濟學家在其基礎上,將視角延伸到對開放經濟的研究。

英國經濟學家詹姆斯?米德(Mead,1951)提出了固定匯率制下的內外均衡沖突問題,即“米德沖突”。在匯率固定不變時,政府只能主要運用影響社會總需求的支出增減政策來調節(jié)內外均衡,在開放經濟運行的特定區(qū)間便會出現內外均衡難以兼顧的情況。而支出轉換政策包括匯率、關稅等的實質是在總需求結構內部進行結構性調整,使需求結構在國內需求和凈出口之間保持恰當的比例,從而開創(chuàng)性地提出“兩種目標,兩種工具”的理論。荷蘭經濟學家丁伯根Tinbergen,19521最早提出了將政策目標和政策工具聯系在一起的正式模型,即“丁伯根法則”。若要實現n個獨立的政策目標,政府至少具備n種獨立的政策工具,工具之間不會相互影響。蒙代爾(MundeB,1960)提出了進一步的解決辦法,指出將每一政策工具分配給它能發(fā)揮最大影響力和具有絕對優(yōu)勢的目標。斯旺(Swan,1960)用圖形說明了支出增減政策f財政貨幣政策1和支出轉換政策(匯率政策)各自的功用,提出了用支出增減政策和支出轉換政策的搭配來實現內外平衡的模型。蒙代爾(1963)與弗萊明(1962),研究了開放經濟條件下用于實現內外均衡目標的宏觀經濟政策的有效性問題,他們的研究成果經不斷完善而成蒙代爾一弗萊明模型fMundell-Fleming Model),并由此得出了著名的“蒙代爾三角”理論,即貨幣政策獨立性、資本自由流動與匯率穩(wěn)定這三個政策目標不可能同時達到。1999年美國經濟學家保羅克魯格曼fPaul Krugmanl根據上述原理畫出了一個三角形,他稱其為“永恒的三角形”fTheEtelnal Trianslel,從而清晰地展示了“蒙代爾三角”的內在原理。這三個目標之間不可調和,最多只能實現其中的兩個,這就是著名的“三元悖論”。

二、國內研究現狀

國內學者將以上理論和研究方法應用于對我國經濟的分析,研究結論不盡相同。馬拴友(2004)運用IS-LM模型進行分析得出,在我國IS曲線較為陡峭而LM曲線較為平坦,說明在這種情況下,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相比。對治理通貨緊縮具有更大的效能。張學友、胡鍇(2002)運用修正的MF模型,對我國積極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效力進行比較,得出在我國現行匯率制度安排下,積極財政政策的效果要優(yōu)于貨幣政策:當前我國的經濟政策應以財政政策為主,堅持積極的財政政策,淡化擴張性的貨幣政策。施建淮(2007)運用VAR模型對人民幣實際有效匯率和中國產出進行實證分析后得出,人民幣升值在中國是緊縮性的:相對匯率變動的其他效應,匯率變動的支出轉換效應是支配性的,因此運用傳統(tǒng)斯旺模型來分析中國經濟是有效的。徐長生、劉士寧(2006)根據斯旺模型政策搭配理論,認為中國經濟目前正處于模型中的內部通脹、外部順差的區(qū)域,因此對內可采用從緊的貨幣政策主要抑制投資過熱,采取結構性的財政政策著重解決經濟結構失衡問題:對外通過本幣升值的匯率政策改善國際收支順差,以實現內外均衡。

也有學者通過計量建模,實證研究了近年來我國兩大政策的搭配,但大多集中于對內績效的研究,鮮有在一籃子貨幣匯率制度下兼顧內外綜合績效的系統(tǒng)研究。劉玉紅、高鐵梅、陶藝(2006)實證研究了財政貨幣政策的綜合效應,發(fā)現中國的貨幣政策對實體經濟的有效性較弱,這是由于我國利率管制嚴格、資本市場和貨幣市場發(fā)展緩慢等原因所致,而中國的財政政策的政策效果顯著,擴大國內需求方面在相當長的時間內還應該繼續(xù)實施。王文甫(2007)通過模型分析。發(fā)現在內生增長理論框架下,有一條真實變量都以相同的比例增長的均衡增長路徑:在均衡增長路徑上,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不是相互獨立的,它們之間必須相互協調:財政政策對經濟有影響,貨幣呈非“超中性”。劉斌(2009)基于我國的實際數據的實證研究得出。我國的政策體制主要表現為主動的財政政策和被動的貨幣政策組合體制的結論:這種體制實際上是物價水平的財政決定理論的充分體現:因相機抉擇的政策會產生政策的時間不一致性問題,對社會福利水平產生影響,這種體制在今后是否一定要繼續(xù)保持值得商榷:他強調今后我國應該從現行的體制向主動的貨幣政策和被動的財政政策組合體制轉換。黃志剛(2009)將蒙代爾一弗萊明模型fM―F模型1拓展到中間匯率制度下研究發(fā)現,不管資本流動性如何,擴張性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基本有效,其效應介于固定匯率制度和浮動匯率制度之間:實行中間匯率制度的國家在進行宏觀調控時,最應該運用財政、貨幣政策搭配方法,此時政策效果最好。

三、總結及啟示

第6篇：當前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范文

【關鍵詞】通脹 貨幣政策 未來走勢

2010年來，為截止通貨膨脹預期，我國央行連續(xù)5次上調存貸款基準利率，12次上調法定存款準備金率來凍結過多的流動性資金，存貸利差已達到3%的較高水平，而大中型金融機構的法定存款準備金率也達到了21.5%的歷史高點，然后物價上升勢頭仍似乎沒有得到緩解。本輪通脹是在我國經濟結構面臨大調整，內需相對不足，同時國際初級產品供給也發(fā)生變動的大背景下產生的，因此具有復雜性。針對目前的通貨膨脹，不同層面的專家學者進行了激烈的討論，主要形成了三種觀點：一種觀點認為通脹主要成因是貨幣因素為主，非貨幣因素為輔的貨幣與非貨幣市場“雙失衡”。貨幣超發(fā)為主導，內需增長等非貨幣要素推波助瀾。第二種觀點認為通脹主因是公眾預期的變化。理由是我國擴大內需政策引致了公眾對所有商品包括資產在內的價格攀升的預期，這種預期對通脹產生了直接的影響，短期內甚至起到了決定性作用。第三種觀點認為其他非貨幣的要素才是引發(fā)通脹的主要原因。持這種觀點的人認為消費支出、政府支出、投資支出以及外資擴張等需求沖擊，勞動生產率或部門差異導致的結構性沖擊，因原材料、大宗商品價格變動引發(fā)的外源性成本沖擊，因國內工資水平變動等原因引發(fā)的供給沖擊都有可能是引發(fā)通脹的主要原因。單純通過貨幣、預期以及其他非貨幣要素中的一個方面來分析通貨膨脹都有一定的局限性。

一、當前我國貨幣政策困境

由于我國當前量化性的貨幣工具對通脹的調控空間和效果都已經收窄的現狀，經濟增長與抑制通脹之間的矛盾開始變得尖銳。面對目前的通脹形勢，貨幣政策實現其目標面臨著多方面的約束，從而加劇了反通脹的困難程度。

（一）宏觀經濟的失衡困擾了貨幣政策目標的選擇

目前經濟滯脹的壓力對貨幣政策反通脹的目標造成了很大的限制，因為反通脹的政策強弱會對就業(yè)目標產生很大的影響?，F階段內需不足問題還是沒有得到很好的克服，從投資需求來說，政府投資占多數，而且以基礎設施建設為主，這對經濟增長與帶動就業(yè)的效果并沒有持續(xù)性。中小企業(yè)的發(fā)展滯后，并且受到很多限制。就消費需求而言，收入差距懸殊導致了消費需求結構扭曲，也限制了消費需求的增長可能，居民消費傾向下降，也進一步虛弱了消費需求的增加。出口的增長也受到了金融危機的影響。由于市場經濟體系不完整，競爭不充分，資金融通受到阻礙，企業(yè)資金運用效率低，這些都加大了反通脹的難度，制約了反通脹政策的力度。

（二）通貨膨脹壓力成因的特殊性影響了貨幣政策的有效性

現階段的通貨膨脹具有需求拉上與成本推進共同作用、外部輸入性、明顯的需求拉上的滯后性三大特征。緊縮性貨幣政策如加息、上調準備金率對于需求拉升的通脹能夠起到明顯的作用，但是對于成本推動的通脹卻沒有很大的幫助，甚至緊縮產生的供給效應還會增加企業(yè)的融資成本，反而會進一步增大成本推動的通貨膨脹的壓力。在外貿依存度已達較高水平的情況下，來自于國際社會的通脹壓力會對我國經濟造成越來越大的影響，而對于輸入性的通脹壓力，國內的貨幣政策表現出來的作用是被動的而且也是有限的。由于現期貨幣政策的效應存在時滯，所以對前期的通脹需求壓力限制是有限的。由于這些復雜的成因，貨幣政策的有效性受到了很大的影響。

（三）貨幣政策的約束條件的特殊性抑制了貨幣政策的效果

當前“松緊結合”的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的反方向組合方式，削弱了緊縮貨幣政策的效應?？v觀此輪金融危機前后及抗擊金融危機過程中，我國宏觀經濟政策組合方式的一個特點就是，財政政策始終是擴張性的，只是擴張的力度有所變化而已。貨幣政策則有所不同，在2003年，采取積極的財政政策的同時，貨幣政策開始調整為“穩(wěn)健的貨幣政策”即反方向的緊縮性政策。到了2008年下半年，貨幣政策才做出方向性逆轉，由從緊的政策轉向“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而在2010年貨幣政策方向又重新回到從緊的狀態(tài)。目前的政策組合實際上是擴張性的財政政策和從緊的貨幣政策，這種組合在面對經濟滯脹的情況下有很大的必要性，但是也有可能導致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的相互間的效應抵消。我國目前的財政模式是財政資金與信貸資金相配套的，這樣一來就支持了貨幣擴張，抵消了貨幣政策的緊縮效應。

（四）國際收支失衡影響了貨幣政策的緊縮效應

現階段我國國際收支嚴重失衡，進而對貨幣市場的供求關系造成了很大的影響，因此阻礙了緊縮性貨幣政策的效應。隨著全球經濟復蘇的可能性加大，我國出口需求的擴展也不能得到很好的遏制，同時內需不足的問題又沒有得到很好的解決，這樣就使得我國國際貿易順差的增加變得具有客觀性。同時，由于國際社會對人民幣升值的預期提高進而增加了人民幣升值的壓力，這樣，大量的QFII以及國際熱錢會流入國內，因此，在貿易順差加大同人民幣升值預期提高的雙重壓力之下，外匯占款將進一步擴大并成為基礎貨幣增加的主要推動因素，這將直接抵消緊縮貨幣政策的效果。因此要加強外匯管理，增加央行票據對沖外匯占款量，增加短期的基本流入成本。

貨幣政策在以上幾個方面遇到的種種困境，導致了在抗擊通脹的過程中的有效性大大降低，我們應該正確認識目前的困難，提高針對性，增加有效性，協調使用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以緩解經濟失衡的問題。

第7篇：當前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范文

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的協調是市場經濟發(fā)展的客觀要求

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建立和發(fā)展，我國的經濟狀況發(fā)生了根本性的變化， 這些變化突出表現在：（一）社會財力結構和社會積累職能日趨復雜化。具體 表現為國家財政收入占國民收入比重的下降，以企業(yè)資金為主體的預算外資金 的急劇增長；（二）在社會財力的運用上，出現了控資來源的多渠化，投資決 策的多極化和投資主體的多元化；（三）社會財力的日趨流動化和社會資金融 通關系的廣泛化、市場化。這些新變化，客觀上提出了進一步加強財政政策與 貨幣政策的協調要求。

另一方面，市場經濟的特征，要求財政和銀行更多地使用經濟手段調節(jié)經濟的 運行。但財政杠桿較之金融杠桿作用的發(fā)揮，并不是孤立的，而是互為條件， 相互補充的。財政杠桿較之金融杠桿具有更強的控制性和時滯性，而金融杠桿 則具有更大的靈活性和時效性，財政杠桿對調整產業(yè)結構更為有利，而金融杠 桿對調節(jié)企業(yè)行為更為有效；財政杠桿偏重于解決分配的公平問題，而金融杠 桿側重于解決分配的效率問題。兩種經濟杠桿不能單打一，要綜合運用，揚長 避短，以發(fā)揮交叉效應。

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的協調是由兩者之間的內在聯系所決定的

一方面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的終極目標具有一致性。兩者都要求達到貨幣幣值 的穩(wěn)定，經濟穩(wěn)定增長，勞動者充分就業(yè)和國際收支平衡，以推動社會主義市 場經濟的發(fā)展；另一方面，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的實現手段具有交叉性，財政 政策能否順利實施并取得效果與貨幣政策的協調配合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這 也是兩大政策協調配合的客觀基礎。

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加強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的協調，需從以下幾方面 入手：

1、堅持“量入為出”的財政政策和均衡性的貨幣政策，做到財政分配總規(guī)模 的大體平衡。

2、綜合運用各種經濟杠桿，加強宏觀經濟調控，包括：稅收杠桿、補貼杠桿 、預算杠桿、公開市場業(yè)務和利率杠桿等。

3、加速包括金融市場、產權交易市場、生產資料市場等在內的市場建設，使 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的協調建立在市場行為之上。

現階段我國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配套模式

現階段我國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配套模式的最佳選擇應是適度從緊的財政與貨 幣政策，即緊中略有松的財政政策和松中略緊的貨幣政策的組合。

（一）實行緊縮財政政策的依據是財政面臨困難。當前財政所面臨的困難主要 體現：（1）財政收支不平衡。1979—1995年，財政幾乎年年出現赤 字2540億元。據估計，這種收不抵支的財政狀況今后仍將持續(xù)一段時間。 （2）財力分散。由于在國家與企業(yè)和個人的分配關系上處理不當，財政收入 占gdp的比重逐年下降，1994年約11．8％，是歷史上的最低點。特 別應當指出的是，雖然實行了分稅制，但中央和地方分配關系仍未理順，中央 財政收入占整個財政收入的比重依然很低，1994年，這一比例僅為33％ ，而同期市場工業(yè)化國家這一比重多在70％—90％之間，相對而言，我國 屬于“弱中央”的國家行列。（3）財政補貼過大。1993年財政的價格補 貼、虧損補貼分別為300億元和400億元，如此巨額的財政補貼已成為財 政的沉重負擔。（4）債務規(guī)模大，依存度高。1995年，中央發(fā)行債務達 1350億元，債務依存度為53％，1996年，中央已發(fā)行1950億國 債，沉重的債務負擔有可能導致中央財政陷入借新債還舊債的危機之中。（5 ）企業(yè)經濟效益下降?，F在全國有三分之一以上國有企業(yè)虧損，這說明，財政 收入的來源基礎受到動搖。上述五個方面均表明財政陷入困境，如果不實行較 緊的財政政策，巨額赤字和巨額債務將使人民喪失對將來經濟增長的信心，從 而導致財政危機和信用危機，進而對經濟造成破壞性影響。

總需求不平衡的一個重要原因在于供給方面，而供給方面則是由產業(yè)結構的不 合理造成的。緊中有松的財政政策可以對這種不合理的產業(yè)結構進行靈活調節(jié) ，促進產業(yè)結構優(yōu)化。財政政策對產業(yè)結構的調查與國有大中型企業(yè)的搞活是 通過稅收和財政支出兩大工具實現的。對于國家要優(yōu)先發(fā)展的部門、行業(yè)或地 區(qū)，一方面，國家可以采取低稅率、稅收減免等措施來提高這些部門、行業(yè)或 地區(qū)的盈利水平或經濟效益，引導人力、物力和財力流向這些部門、行業(yè)或地 區(qū)，從而增加相應產品的供給；反之，對于國家想要限制的部門、行業(yè)或不優(yōu) 先發(fā)展的地區(qū)，可以采取高稅率等措施來降低這些部門、行業(yè)或不優(yōu)先發(fā)展的 地區(qū)，可以采取高稅率等措施來降低這些部門、行業(yè)或地區(qū)的盈利水平或經濟 效益，從而減少相應產品的供給，最終實現總供需平衡。另一方面，財政支出 本身就是社會總需求的一個重要構成部分，財政資金在各部門、行政或地區(qū)的 傾斜投資或優(yōu)化支出結構本身就體現國家的產業(yè)政策。可見，財政支出在確保 國家重點建設項目的需要，促進產業(yè)結構優(yōu)化與搞活國有大中型企業(yè)上都具有 很強的調節(jié)作用。

（二）實行松中略緊的貨幣政策的主要依據包括如下幾點：

一是促進經濟高速發(fā)展和搞活國有大中型企業(yè)的需要。我國經濟仍存在著資金 不足的矛盾，解決這個矛盾，即要靠社會內部積累，也要積極吸收利用外資。 據調查，當前企業(yè)資金短缺，產品積壓情況嚴重，社會有效需求不足。在這種 情況下，必須適當放松貨幣政策，通過降低存款準備率、利率、增加再貸款等 措施來增加整個社會的貨幣供給量，從而刺激投資和消費需求。盡管財政政策 也是刺激投資和消費需求的有效手段，但由于財政政策調節(jié)的力度太大且直接 ，在財政困難的情況下也力不從心。貨幣政策的應用則可以發(fā)揮較好作用，避 免經濟出現急劇波動的運行情況。

第8篇：當前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范文

通貨膨脹從本質上說是貨幣過多問題，所以治理通脹主要靠貨幣政策。但當前中國物價形勢復雜，貨幣政策多是對流通中的貨幣總量進行調節(jié)，對成本推動型和輸入型通脹作用有限，對當前結柯性通脹的治理效果不佳。再者，貨幣政策主要作用于貨幣供應量，進而調節(jié)社會總供給和總需求，故政策傳導上存在一定的時滯。此外，貨幣政策各項工具的使用和效果都有一定的局限性：

首先，上調存款準備金率，理論上能回籠資金、收縮流動性，但是實際運行中部分商業(yè)銀行可通過減少超額準備金的方式來應對，其信貸收縮程度及調節(jié)效果可能大打折扣。目前大中型金融機構存款準備金率已達21％的歷史高位，政策空間日漸縮小。

其次，加息一要考慮到中國與其他國家利差可能引起國際“熱錢”流入，加劇流動性過剩的局面；二是考慮到加息可能會增加進口企業(yè)的融資成本，影響進口增長，貿易順差可能持續(xù)擴大，加大外匯流入的壓力；三是考慮到加息對資本市場沖擊較大，可能使投資于資本市場的資金流出。同時，在當前資金較為緊張的環(huán)境下，利率的上升并不能明顯降低貸款需求，其抑制投資的效果并不明顯。

再次，盡管從理論上說，人民幣升值可以有效抑制輸入型通脹，但現實中情況復雜，如果市場上形成了明確的人民幣升值預期，“熱錢”流入不斷增加，人民幣升值很可能對抑制當前通脹作用有限，甚至適得其反。

在目前情況下，要更加重視發(fā)揮財政政策的作用。對于結構性通脹，長期來看，治理的關鍵在于調整產業(yè)結構，促進經濟發(fā)展方式轉變，其中財政、稅收等相關行業(yè)政策相當關鍵。短期來看，對供給方的直接價格補貼有利于保持商品價格穩(wěn)定；財政通過控制投資方向、赤字規(guī)模，能結構性地對需求予以調節(jié)；通過鼓勵技術進步和科技創(chuàng)新的財稅政策，能結構性地改善長期供給，促進經濟增長；通過直接的稅收減免及價格補貼政策，也能增加短期供給。可以說，在治理當前結構性通脹中，財政政策比貨幣政策具有更強的針對性。

對成本推動引發(fā)的通脹，治理的根本出路在于提高勞動生產率，切斷要素價格上升轉化為大范圍、持續(xù)物價上漲的通道。因此，利用相關財稅政策可直接促進技術進步和自主創(chuàng)新，提高產能，增強企業(yè)消化要素成本上漲的能力，促進企業(yè)發(fā)展方式的轉變，從而在源頭上控制產品價格上漲。

第9篇：當前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范文

筆者認為，要避免宏觀調控政策之間的矛盾對經濟目標的實現造成反作用的沖擊，使宏觀調控達到綜合協調，除了應以遵守宏觀調控法原則為基礎，具體來說應該建立宏觀調控綜合協調機制，這在當前經濟危機的背景下尤為重要，上面已經述及宏觀調控的手段主要有財政政策、產業(yè)政策、貨幣政策，相應的我國宏觀經濟管理部門主要由財政部、發(fā)展改革委員會、中國人民銀行組成。宏觀經濟調控的決策、規(guī)劃、實施、協調等工作，也是由這幾個經濟職能機構共同來完成的，因而有必要在組織機構上建立起綜合協調的機制，才能更有效地進行宏觀經濟調控，以控制國民經濟持續(xù)、快速、健康地發(fā)展。其一，在制定決策時，各個部門之間應該進行溝通，向其他部門論證自己部門實施此項決策的可行性、目的及具體的實施步驟，并且說明這項政策對其他部門所產生的影響及需要其他部門的配合，如產業(yè)政策的制定部門必須與財政、貨幣的宏觀調控部門進行協商，以取得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的支持。對于將要確定的政策，由相關專家及部門進行評估，明確利弊，在國務院批準此項政策后，針對此項決策將要產生的消極影響，建立一套預警方案，由此確立宏觀調控政策的制定及頒布流程，確保此項措施不對其他部門的決策造成破壞性作用，以致影響宏觀調控整體目標的實現；其二，不同的宏觀調控部門擁有巨大的宏觀調控權，其使用的經濟變量如利率、稅率非常敏感，這些變量對價格、成本及利潤的變動起著決定性作用，對經濟、市場主體和普通的民眾造成了巨大的影響，因此以國家立法機關及審判機關為核心，針對宏觀調控部門之間的權力應該建立完善的監(jiān)督機制，并且各部門之間達到相互監(jiān)督與制約。

二、建立宏觀調控綜合協調制度的必要性

宏觀調控是一項復雜的工程，國家需要衡量各方面的利益與關系，制定經濟發(fā)展的決策。在宏觀調控法的概念中，我們知道其具體目標是經濟增長、幣值穩(wěn)定、充分就業(yè)與國際收支平衡。在經濟運行中，這四個目標是相互關聯并且存在著矛盾。宏觀調控各項目標之間存在相互沖突的關系，與這些目標相對應的是，各項宏觀調控政策手段由于是不同的部門制定與實施，也常常會出現作用方向不匹配，作用力度不一致的情況，甚至出現“一腳踩油門，一腳踩剎車”的自我較勁現象。如何發(fā)揮宏觀調控各手段的組合效應，需要政府把握好當前國民經濟運行的具體形勢，確定一個主要的宏觀調控目標，在這個目標指引下，各項政策相互協調，相互配合，才有可能實現國民經濟的健康發(fā)展。各項政策之間需要配合才能達到預期的效果。

（1）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之間需要配合。這兩項政策是宏觀調控中的兩大工具，二者之間的配合基于這兩項政策調節(jié)的不同點：就作用時效來說，財政政策起效的時間相對較短，對經濟存在著直接的拉動效應，而貨幣政策的作用較為緩慢；就作用杠桿來說，財政政策主要是通過稅收的增減，國債的發(fā)行等手段來影響社會總需求，而貨幣政策主要是通過影響流通中的貨幣量來影響社會總需求；就調節(jié)側重點來說，財政政策對資源配置與結構優(yōu)化能起到更為明顯的效果，貨幣政策更側重調節(jié)社會需求總量。在當前經濟危機的背景下，國家宏觀調控的主要目標是擺脫經濟危機所帶來的陰影，刺激經濟的繁榮與復蘇。面對國際經濟環(huán)境對我國造成的不利影響，我國政府采取積極應對的態(tài)度。日前國務院已經出臺了一系列靈活審慎的宏觀經濟政策，主要是積極的財政政策和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在稅收政策方面，財政部、國家稅務總局作出了一系列的稅收調整，如2008年11月1日國家稅務總局宣布適當調高部分勞動密集型和高技術含量、高附加值產品的出口退稅率，通過這項舉措應對我國貿易出口下滑的境況。這些政策分別在經濟總量與結構調整方面起著相互配合的作用。

（2）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需要為產業(yè)政策的實現提供支持。產業(yè)政策一詞，源于日本。在下河邊淳、菅家茂編纂的《現代日本經濟事典》認為，“產業(yè)政策是指國家或政府為了實現某種經濟與社會目的，以全產業(yè)為調整對象，通過對全產業(yè)的保護、扶植、調整與完善，積極或消極參與某個產業(yè)或企業(yè)的生產、經營、交易活動，以及直接干預或間接干預商品、服務、金融等的市場形成和市場機制的政策的總稱。”1國家財政的投資規(guī)模和和投資結構、財政補貼與中央銀行所制定的信貸利率與規(guī)模及商業(yè)貸款的政策都會對產業(yè)政策產生影響。日前全國發(fā)展改革會議指出，“著力推進經濟結構改革戰(zhàn)略性調整和企業(yè)轉型升級。大力支持重點產業(yè)發(fā)展，保護和發(fā)展好支柱產業(yè)、骨干產業(yè)、重要產品和重要生產能力?！贬槍@一產業(yè)政策，財政部應加大對支柱產業(yè)的投資規(guī)模，在稅收政策上應給與這些產業(yè)優(yōu)惠；中央銀行應放寬對屬于支柱產業(yè)中企業(yè)的信貸約束。

結語：宏觀調控綜合協調制度是為了客服單一宏觀調控手段其自身的局限性而建立的，其職責是為不同宏觀調控部門之間制定經濟政策提供使之協調的程序和措施，避免宏觀調控各部門之間各自為政，影響宏觀調控總體目標的實現；通過對宏觀調控各部門之間權力的制約與監(jiān)督，防止出現宏觀調控權力的濫用，使其最大限度的達到宏觀調控的目標。

參考書目：

【1】張守文主編：《經濟法學》，北京大學出版社，2006年版

【2】丘本著：《宏觀調控》，中國工商出版社，2003年版

【3】邢會強著：《宏觀調控權運行的法律問題》，北京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

【4】呂忠梅、陳虹著：《經濟法原論》，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

【5】綦贊超：《淺談宏觀調控綜合協調制度》，清華學術期刊，2007年第二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