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經科學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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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神經科學范文

幾年前，人們很難將腦神經研究與營銷聯系在一起。然而，不可否認的是，大腦是人做出購買決定的神經中樞。誘人的香氣，富有韻律感的音樂，具有沖擊力的商品海報，無疑都會影響消費者做出購買決策。到底是什么因素讓人的大腦“偏心”做出購買決定？通過神經科學，商家將能更準確地了解消費者“購買的大腦”，制定更精準、更完美的營銷方案。

神經科學：準確了解消費者

Neuromarketing被稱為消費者神經科學、潛意識營銷，是基于腦神經科學在市場營銷、廣告投放及廣告內容和信息傳達等方面的綜合應用。雖然目前國內鮮少聽聞有關消費者神經科學的應用，但在歐美已有許多成功的案例（如Yahoo、Google等），一些企業(yè)甚至建立了自己的消費者神經科學實驗室（如Intel）。

尼爾森NeuroFocus首席執(zhí)行官A.K. Pradeep博士告訴《新營銷》記者：“腦神經研究是通過一系列先進的技術追蹤研究人的注意力、情緒和記憶力。通過幾十年的研究，神經科學在大腦如何構成和運轉等方面已經取得了突破性的成果。通過一系列的研究和嘗試，我們發(fā)現腦神經研究可以廣泛應用于消費者行為研究領域，如廣告評估、產品研發(fā)、用戶體驗研究、媒介研究等。這些研究可以幫助企業(yè)更精準地捕捉消費者最真實的消費感受，從而確保企業(yè)的產品更受消費者喜歡，營銷行為更貼合消費者的潛意識認知。”

人的主觀意識每秒僅能處理數百萬條信息中的很少一部分，其余的信息則以潛意識狀態(tài)存在。

Pradeep博士解釋說：“實際上人們對于某種信息做出反應可以分成三個階段。第一個階段就是聽或者看，可以被稱作觀察階段，只占1秒當中的前300毫秒。在觀察階段之后，是大腦的反應階段，約為300毫秒到500毫秒。在之后的500毫秒到1秒之間，就是大腦將做出的反應傳達到我們身體的相應部分，出現一些有意識的行為表達，比如面部表情、說話或者做動作?！?/p>

“傳統的市場調研，不論是問卷還是座談會方式，主要研究三個階段的最后一個階段―表達階段。”Pradeep博士說，“在表達階段，地域、教育程度、種族以及個人性格等因素都會影響個人的最終表達方式。比如，按照城市類型可以將中國消費者分為不同的級別，一級城市、二級城市、鄉(xiāng)鎮(zhèn)等等，消費者在行為、語言表達等方面會有很大的差異。所以傳統研究得出的數據就會受到很多無關因素的干擾，因此需要大量的樣本，通過剔除不相關因素才能達到研究目的。”

與此同時，由于中國人和亞洲其他國家的人在情感表達方面比較中庸，不希望冒犯任何人，因而不喜歡表達帶有感彩的情緒或意見。即便是通過面部表情研究，也只能捕捉到極端表情―非常高興或非常害怕。大多數中國消費者的感情表達是微妙而細膩的，這就使得傳統的調研方式很難真正理解消費者對產品或廣告的感受。

一般情況下，消費者只付錢購買他們看到并關注的產品，而關注越久記憶就越深刻，做出購買決定的可能性就越高。神經科學主要是通過眼動追蹤、腦成像技術等科學方法，獲取消費者對于產品和廣告的關注點、大腦皮層反應和記憶情況等信息。

Pradeep博士說：“神經科學能夠更精準地把握消費者的感覺、消費體驗和對品牌的認識這類用傳統營銷方法看不見摸不著東西?！?/p>

由于神經科學研究的是大腦的潛意識反應階段，這一階段人們的大腦尚未受到民族、地域、教育、經濟狀況等因素的影響，人與人之間的差異很小，呈現的是大腦最原始的反應狀態(tài)，因此數據的相似度極高，即便是中國市場，也只需要很小的樣本量就可以達到準確理解消費者的目的。

商家的營銷新體驗

Pradeep博士笑稱，消費者神經科學將開啟一個新的B2B時代，即Business-to-Brain時代。

他介紹說：“消費者神經科學可以在許多領域應用，由于目前技術和人員的限制，尼爾森的消費者神經科學主要集中在產品的廣告、包裝和品牌三個方面。”

隨著廣告戰(zhàn)升級，商家將越來越多的資金投入到明星代言或者廣告播放中，最終卻并不是明星越多、費用越高，效果就越好。記住了明星，忘記了品牌、產品的情形屢見不鮮。

“通過研究我們發(fā)現，消費者在觀看廣告的過程中記的是什么與實際記住了什么可能完全無關。”Pradeep博士說，“消費者實際記住的東西屬于潛意識記憶，這與最終購買行為的做出有75%到80%的相關性。傳統的研究方法主要測量的是消費者記住的是什么，潛意識記憶很難被反映出來。通過對消費者的大腦進行掃描，我們可以測算廣告內容的有效性，幫助商家找出廣告促使消費者做出購買行為最精確的時點，在縮短廣告時長的情況下增加產品的銷售量?！?/p>

產品包裝對于消費者的購物體驗有非常直接的影響，人們通過視覺、嗅覺、觸覺最先感受到商品，并在大腦中形成一系列反應。包裝雖然不是商品競爭的全部，但卻是目前中國市場商家最關注的競爭內容。

通過神經研究先進的技術手段，尼爾森可以幫助商家了解消費者對商品包裝最原初的感受，提升產品的包裝形象，讓消費者與產品產生互動，達到傳遞品牌信息、促進產生購買行為的效果。

“品牌，實際上是商家的標志性信息?！盤radeep博士說，“這種標志性信息在傳統研究中很難獲取。但在神經科學中，通過對比關鍵詞，比如將蘋果同‘酷’、‘革新’、‘驚喜’等詞進行關聯，測試消費者大腦皮層的活躍程度，就可以獲取消費者的品牌感受。在這些研究結果的基礎上，商家能夠更好地引導消費者對品牌認知?！?/p>

源頭打造完美產品

Pradeep博士說：“目前，很多商家都已經認識到消費者神經科學的重要性。除了能夠幫助商家更準確地了解消費者的潛意識，預測商品的未來表現之外，還有助于商家更好地了解他們所處的競爭環(huán)境和競爭者。”

不論是中國、印度還是巴西，在全球任何地方，企業(yè)的競爭越來越激烈。目前中國市場是世界上最有潛力的市場之一，競爭的激烈程度不言而喻。在這種情況下，更好地了解競爭對手，比競爭對手做得更好，對商家是非常重要的。

Pradeep博士認為，“付錢的人最關心營銷效果”，為了盡可能確保商家有良好的市場表現，尼爾森的消費者神經科學團隊會盡量在源頭直接與商家合作。

Pradeep博士說：“我們與生產商家直接合作，是因為我們發(fā)現如果與商家的廣告公司或產品設計公司合作，最終還是要將信息反饋給商家，無形中延長了決策流程，增加了不必要的成本。同時，我們發(fā)現商家更愿意嘗試新技術和新方法，也更關注產品的市場表現，如果我們能夠盡量從源頭、產品概念階段入手，將信息反饋給商家，就能確保產品從設計到生產一直符合消費者預期，保證產品最終有良好的市場表現，給商家?guī)砝??！?/p>

以汽車設計為例，汽車設計要綜合考慮美學、功能、購買力及其他因素，設計過程昂貴且費時。一般情況下，生產廠商會通過調查問卷或者座談會形式詢問潛在顧客的想法和喜好，試圖了解消費者做出“購買”決定的主要因素。通過眼動追蹤、腦成像技術等，商家可以直接獲取更可信的消費者潛意識反應。然后，生產廠商根據測試結果，消費者在潛意識中喜歡富于曲線、造型簡單和具有自然紋理的汽車，綜合考慮其他因素，設計出更符合消費者喜好的汽車，大大縮減從設計到制造的一系列成本，并確保新車上市后有良好的表現。

對話：

尼爾森消費者神經科學

《新營銷》：目前，尼爾森的消費者神經科學客戶主要集中在哪些行業(yè)？

Pradeep：消費者神經科學是尼爾森在中國市場開展的一項新業(yè)務，目前有很多企業(yè)希望與我們合作，運用消費者神經科學最集中的行業(yè)是食品飲料行業(yè)、健康和美容行業(yè)，而潛力很大的是汽車行業(yè)。

《新營銷》：消費者神經科學采用了許多先進的技術和設備，營銷成本是否非常高？

Pradeep：消費者神經科學的收費體系和傳統營銷是沒有辦法直接進行衡量的。我們與客戶合作，會先幫客戶做幾個項目，搜集一些數據，然后幫助客戶建立一個專屬實驗室，再按照項目收取費用?？蛻艨梢岳米约簩嶒炇业臄祿プ鋈魏巫约合胱龅氖虑?，實驗室的科學家只為一個客戶服務。由于專屬實驗室的很多數據是可以反復使用的，所以消費者神經科學的成本并非大家想象的“高不可攀”。

第2篇：神經科學范文

【CHANCE或引發(fā)臨床研究潮】

“預防早期卒中復發(fā)的研究始終是一個全球難點。選擇何種藥物，適用什么治療方法，一直未能得到很好的解決?！?013年6月30日，天壇會創(chuàng)始人、執(zhí)行主席王擁軍教授在會上報告CHANCE（氯吡格雷用于急性非致殘性腦血管事件高危人群的療效研究）及幾項亞組研究成果時表示。

據了解，由王擁軍教授率領團隊牽頭的CHANCE項目研究，在國家科技重大專項“腦血管病創(chuàng)新藥物臨床評價技術平臺建立”項目的支持下，共納入國內114家中心，取得了5170例輕型卒中和短暫性腦缺血發(fā)作（TIA）患者的有效數據，是迄今為止全球最大的多中心、隨機、雙盲、雙模擬、平行對照輕型卒中和TIA的臨床研究。

該研究報告已于今年6月26日發(fā)表于《新英格蘭醫(yī)學雜志》（NEJM）。該研究結論有：輕型卒中和TIA是可以治療的醫(yī)學急癥；首次證明了使用CHANCE治療方案（阿司匹林+氯吡格雷，氯吡格雷首劑300mg）可使3個月內卒中再發(fā)風險降低32%；CHANCE用藥方案是安全的，不增加任何程度的出血時間；有理由推測對輕型卒中和TIA存在更積極的治療方案，但仍需進一步臨床研究。

CHANCE研究結果得到了國際主流醫(yī)學界的認可，樹立了中國臨床研究在世界醫(yī)學界的典范形象和信心，突破了我國重大新藥創(chuàng)制臨床評價的瓶頸，并有可能改寫國際醫(yī)學治療指南并引領世界卒中治療方向。

王擁軍教授指出，評價一項研究要看效力。盡管CHANCE研究5000多例的樣本量比較大，其研究結果也在NEJM這樣的權威雜志發(fā)表，但其證據等級只是2級，meta分析才是1級。因此，我們即將在《循環(huán)》（Circulation）雜志發(fā)表一個meta分析。

他還介紹說：“與SPS3等研究相比，CHANCE研究有兩大特點：一是卒中后的時間窗不同，SPS3研究的時間窗為6個月，CHANCE研究則為24小時。為尋找這個時間窗，我們花了很長時間，最后發(fā)現在卒中后72小時內復發(fā)率高。二是用藥時間長短不同，SPS3研究中是長期治療，而CHANCE研究中雙抗治療的時間只有3周。我們按照CHANCE的入選標準對SPS3進行的亞組分析發(fā)現雙抗仍然是有效的。”

3個月及1年隨訪：二級預防用藥依從性須加強

北京天壇醫(yī)院王伊龍教授代表課題組報告了CHANCE研究3個月及1年的隨訪結果，目前資料分析結果有：隨訪3個月和1年，TIA和輕型卒中患者的預后不良（殘疾）主要是由于復發(fā)致殘性卒中事件。早期不穩(wěn)定（復發(fā)集中于90天內）仍是主要預后特征，CHANCE研究中雙抗治療方案所帶來的臨床益處主要體現在發(fā)病急性期。3個月至1年時處于相對平緩的狀態(tài)。1年的復發(fā)獨立預測因素包括年齡、體質指數、基線NIHSS評分、高血壓、糖尿病及就診時間，提示ABCD2量表結果可能在我國TIA和輕型卒中患者中被復制。抗血小板藥物依從性隨時間延長而下降，1年服藥率為76.5%，其中以阿司匹林為主（70%）。氯吡格雷組3個月停藥后1年內卒中復發(fā)略有增多趨勢，但還需進一步收集資料和分析研究。

【本刊專訪2013年天壇會執(zhí)行主席繆中榮教授】

《中國醫(yī)藥科學》：13歲的天壇會今后還會有哪些成長？

繆中榮教授：目前國際卒中領域三個最大的會議，分別是美國的國際卒中會議、歐洲卒中會議和天壇國際腦血管病會議。從規(guī)模來看，今年天壇會參會人數近7000人，讓很多首次參會的國外專家非常吃驚。從會議水平上看，天壇會也與美國和歐洲的卒中大會逐步縮小了差距。本次大會的講座題目十分廣泛，涉及卒中領域各個方面，緊跟國際前沿，前瞻性很強。

每年的美國和歐洲的卒中會議上，都會一些卒中領域新臨床研究結果。今年的天壇會有一件新的大事――王擁軍教授在會上了CHANCE研究的主要結果。這代表了國際領先水平，并將會議進一步推向了新的高度。未來隨著天壇會知名度的提升，將會更加注重對研究領域、思維方式的引領。王擁軍教授的CHANCE研究在本次大會上的，將會改變過去大家不重視臨床研究的狀況，吸引更多醫(yī)生從事臨床研究；同時也會吸引更多國際卒中領域臨床學家，在天壇會上臨床研究結果。未來我們的目標是把天壇會真正辦成一個國際性學術大會。美國的卒中會議吸引了全世界的專家主動參會，而不是受邀參會。目前天壇會主要還是以國內專家為主，國外的很多專家都是受邀前來，與美國卒中會議還存在一定的差距，但我們相信，這個差距將會越來越小。

《中國醫(yī)藥科學》：在今年的天壇會上，機械取栓成為專家們討論的一個新熱點，您怎么評價這一技術？

繆中榮教授：機械取栓，目前是急性卒中治療的一個研究熱點。針對急性期腦卒中患者的救治，以前都是在血管里注射溶栓藥物；但溶栓需要一定時間，還易增加腦出血的風險。大家都知道，越短時間實現血管再通，患者獲益越大。因此，現在隨著理念和材料的發(fā)展，新出現了機械取栓的技術。我們可使用取栓的裝置直接把血栓拿出來，既快速還能降低出血風險。

機械取栓對患者而言，是否獲益？為回答這個問題，國內外都做了大量的病例研究。應該說，這一技術正在臨床研究過程中，尚未成熟。一個急診患者來到醫(yī)院，如果我們認為他非常適合做機械取栓手術，我們會向患者及家屬建議。講清楚這一手術有可能加速恢復，對患者有好處，但手術本身有一定的風險，一是手術可能不成功，二是有時會發(fā)生血管弄通暢了反而出血的情況。如果患者對技術不成熟而存在風險有顧慮，我們還是為其進行傳統的內科輸液溶栓治療。以國內進行的調查研究來看，現在國際上已累計完成了幾千例機械取栓手術，我國每年開展300～400例。我院即將牽頭在國內進行機械取栓的多中心研究，以掌握更多循證醫(yī)學證據。我們認為，目前從個體化病例來看，機械取栓是有效的，遠期情況尚不清楚。機械取栓的技術可能很有前景，也可能經過若干年研究后發(fā)現療效比不上內科治療，因此，對患者的隨診很有必要。但目前我國只有幾個大的臨床卒中中心設有專門的隨訪人員，比如天壇醫(yī)院的卒中中心會對患者進行定期隨訪，調整治療藥物，并據此為臨床研究提供依據。

【缺血性腦卒中早期血管重建，需把控三要素】

全軍腦血管病診療中心主任、第二軍醫(yī)大學長海醫(yī)院神經外科主任劉建民教授――

從急性腦梗死研究的歷史來看，1946年由Mcfarlane和Pilling從人尿中提取尿激酶，1958年溶栓治療應用于腦梗死治療，這是一次治療上的革命。我們意識到，急性腦梗死是急性的腦供血動脈閉塞造成的缺血，針對動脈的閉塞研究藥性學進行治療。

20世紀90年代中期，美國NINDS研究首次證實，對發(fā)病3小時內的超急性期缺血性腦卒中，應用重組組織型纖溶酶原激活劑（rtPA）進行血栓溶解療法有效，這是在尿激酶的基礎上，在治療效果上有了一大進步。這是針對急性腦梗死的病因性治療，而不是腦梗死后的康復和神經營養(yǎng)等。

1996年FDA批準這一治療方法應用于臨床。1999年PROACTII研究證實，動脈溶栓對治療大腦中動脈閉塞有效。21世紀，因為藥物溶栓治療的結果不能令人滿意，于是出現了機械的方法，使導管到達梗死部位去注射藥物。注射藥物的效果依然不好，又發(fā)明了新的機械取栓裝置來開通閉塞的血管。

對急性腦梗死而言，血管重建的時間窗不同。早期的研究，靜脈溶栓不管是尿激酶還是rtPA，時間窗非常短，逐漸從3小時，通過研究延長到4.5小時；動脈溶栓是針對局部用藥，對全身全腦的影響較小，可延遲到6小時；機械碎栓或取栓不使用溶栓藥，導致出血性的概率很低，時間窗可超過8小時，后循環(huán)可延遲到24小時，這只是從發(fā)病到治療對時間窗的簡單規(guī)定。真正涉及到每個患者，時間窗并不是決定性的，而是取決于患者的側支循環(huán)。

靜脈溶栓再通率低越來越多的研究證實，靜脈溶栓在時間窗內確實能使一部分患者獲益，但有效率在20%到30%之間，治愈率只有不到20%，大部分患者依然是無效的。靜脈溶栓的優(yōu)點是快捷，在縣級醫(yī)院即可進行，只要在時間窗內注射藥物，馬上可起效，然后持續(xù)用藥。但即使在美國，靜脈溶栓的治療率仍然很低。美國靜脈溶栓比率是4%～6.4%，22%的患者在發(fā)病3小時內就診，3.4%的患者在3～4.5小時內就診。我國靜脈溶栓率為1.6%，21.5%的患者在發(fā)病3小時內就診，其中僅有12.6%的患者符合靜脈溶栓條件。靜脈溶栓效果不好的原因之一是在時間窗內進行溶栓的患者太少；二是到達醫(yī)院后，由于醫(yī)院急救流程不暢，耽誤了患者及時溶栓；三是靜脈溶栓存在風險，禁忌證非常多，使能進行靜脈溶栓的患者更少；四是因為NIHSS分值高，而這意味著急性卒中患者有顱內外主要動脈的閉塞。尤其是NIHSS分值超過20分，靜脈溶栓的癥狀性顱內出血發(fā)生率高達17%，并發(fā)癥多，血管再通率很低，效果差。研究也證實，通過血管造影來監(jiān)測血管再通率，通過靜脈溶栓后的頸內動脈再通率僅為10%，大腦中動脈的再通率為25%。即便血管再通，其再通程度也較差。

動脈溶栓的再通率高把導管接近血栓來注射尿激酶或rtPA，再通率可顯著提高至50%到85%，但癥狀性顱內出血的發(fā)生率達到5%至10%，與靜脈溶栓相近。NIHSS小于或等于10分，患者無法獲益，動脈溶栓只能針對大血管閉塞的患者。時間的耽誤可能是沒有獲益的重要原因。PROACTII研究中，平均5.3小時開始治療，治療結束往往超過7個小時。

再通程度和時間是影響預后的關鍵《新英格蘭醫(yī)學雜志》（NEJM）連續(xù)發(fā)表卒中介入治療Ⅲ期試驗（IMS-Ⅲ）4篇文章，結果表明，患者在靜脈溶栓開始后轉入血管內介入治療，與單用靜脈溶栓治療相比，沒有提高療效，但安全性相似。要提高介入治療的效果，需將從靜脈溶栓到開始介入治療的時間縮短至90分鐘以內。研究顯示，血管重建與再通是提高療效的關鍵。血管不但要完全再通，再通的時間也很關鍵。這就好像地震時一條胳膊被壓在預制板底下，救得快胳膊就保住了，要壓了8小時就必須截肢一樣。

我們發(fā)現，由于時間窗的限制和容易出血，采用靜脈溶栓、動脈溶栓、動靜脈結合溶栓，獲益的人群有限；而機械取栓的再通率是最高的，遠高于前幾種方法。目前報道看，Solitaire支架的再通率很高，與Merci相比，再通率從24%提高到61%，90天mRS分值小于或等于2的比例從33%提高到58%；Trevo再通率從60%提高到86%，90天mRS分值小于或等于2的比例從22%提高到45%；如果用這個結果去看IMS-Ⅲ，其結果就會呈陽性。因此，從急性血管重建的角度看，縮短延誤、選好病例、有效復流、機械取栓已成為血管再通的發(fā)展趨勢和關鍵。

【急性卒中臨床研究解析：介入治療已到終點？】

第二軍醫(yī)大學附屬長海醫(yī)院神經外科主任醫(yī)師洪波教授――

目前全球血管內治療增長明顯，高于靜脈溶栓治療的增長比例。動脈溶栓的死亡率下降的比例也高于靜脈溶栓。對于大血管閉塞的NIHSS評分高的危重患者來說，血管內治療的效果優(yōu)于靜脈溶栓。

雖然IMS-Ⅲ研究未顯示介入治療能顯著提高對大血管急性閉塞重癥患者的療效，但更大規(guī)模的研究可能獲得顯著差異的結果。然而，從IMS-Ⅲ研究的治療時間看，自靜脈溶栓開始到轉入介入治療，平均達到了127分鐘，顯著落后于IMS-I研究的84分鐘和IMS-Ⅱ研究的101分鐘。研究中介入治療方式采用138例常規(guī)微導管溶栓、22例EKOS超聲微導管溶栓、95例Merci取栓、54例Penumbra碎栓取栓等較老的技術和材料，僅5例采用新一代Solitaire、Trevo取栓裝置，療效顯著差于采用Solitaire支架取栓的SWIFT研究和采用Trevo支架取栓的Trevo2研究。【缺血預適應：從理論到臨床研究】

低氧預適應：如何從基礎研究過渡到臨床？

首都醫(yī)科大學低氧醫(yī)學研究所、神經生物學專家呂國蔚教授――

50年前的呼吸學文獻、低氧適應方面的文獻，多數集中于器官適應水平，如呼吸加強，心跳加快等，但對組織細胞的適應機制提得很少。我研究發(fā)現：低氧條件下，為維持機體內環(huán)境相對恒定，機體器官系統會發(fā)生一系列積極反應，并將這種現象理解為機體組織細胞的一種“獲得性耐受”，就此提出低氧預適應的組織細胞機制，即低氧預適應（Hypoxicpreconditioning，HPC）的概念；隨后我們建立了低氧預適應的動物模型。經過重復實驗，低氧暴露的動物在低氧艙里存活的時間是正常對照動物的10倍。正常動物只能活1.5分鐘，而經過低氧預適應的動物則可以活15分鐘，個別的達到50分鐘。這提示我們：重復缺氧的實質是一種動員組織細胞抗低氧/缺血/應激潛能的內源性細胞保護策略，是在重復缺氧、觸發(fā)氧感受-信號傳導體系、誘發(fā)缺氧誘導基因表達的基礎上，啟動細胞節(jié)能、腦可塑性和抗缺氧因子生成等系列級聯反應。這些基礎研究發(fā)現可轉化為重復缺氧訓練，增減腦化學成分，注射抗缺氧因子制劑等一系列的缺氧防治新措施。

缺血預適應給卒中防治帶來新思維

首都醫(yī)科大學宣武醫(yī)院副院長、主任醫(yī)師吉訓明教授――

以往的藥物治療、手術及支架治療等都是外源性干預，缺血預適應是一種內源性的調動自身對缺血的耐受抵抗。它是一種以缺血、缺氧來抗缺血缺氧的機制，可謂“以毒攻毒”的治療手段。這種方法的前提是腦血管病的危險因素得以控制。我們不對血管的狹窄和閉塞本身進行干預，而是通過這種訓練去促進側支循環(huán)的建立，以求改善缺血區(qū)的腦血流，降低組織的代謝，使缺血性血管病得到治療。呂國蔚教授是世界上最早開展缺血預適應研究的專家，早期的科研成果在國際上獲得一定認可，但當時這種缺氧訓練的方法很難用于患者。后來我們經幾十年研究發(fā)現，四肢遠程缺血預適應訓練，對神經系統及循環(huán)系統有很好的保護作用。一些頸動脈狹窄或閉塞的患者通過遠程缺血訓練產生側支代償，可免除介入或外科手術治療，尤其對高齡或不能耐受手術的患者效果較好。為提高療效，我們還專門開發(fā)遠程缺血預適應訓練儀，并進行了一項多中心的臨床研究，發(fā)表在Neurology雜志上，在美國卒中大會上也引起了強烈反響。

【解讀中國腦靜脈竇血栓形成專家共識】

天津市血管介入放射治療基地十八病區(qū)主任范一木教授――

顱內靜脈竇血栓形成（下簡稱CVST）僅占所有腦血管病的3.5%，死亡率卻達到20%～78%。1991年全球才開始靜脈竇血栓介入治療。

流行病學研究：CVST在不同年齡段人群中發(fā)病率不同，多有誘發(fā)因素，如感染、妊高癥、顱內腫瘤、凝血性疾病、創(chuàng)傷和長期口服避孕藥等。不管是獲得性還是遺傳性的，主要誘因幾乎都是血液高凝狀態(tài)。其病理學機制并不復雜，就是回流障礙。

臨床表現及診斷：該病最大特點就是無特殊性、無首發(fā)癥狀，頭痛、惡心嘔吐等癥狀是任何神經疾病都可能發(fā)生的，因此常出現高誤診、漏診。疑似患者要進行實驗室檢查、影像學檢查、腦脊液檢查確診。其中，實驗室檢查目前還存在爭議，而腦脊液檢查對CVST診斷并無特異性，但有助于查找CVST的病因并指導治療。該病發(fā)病時，腦脊液的成分不會有太大改變，更多的是改變腦脊液的壓力。

CVST診斷最重要的是影像學檢查，一部分患者通過CT檢查即可看到靜脈竇內的血栓。當看到靜脈梗死伴有出血的CT影像，首先應想到是CVST。CT只能診斷較典型的CVST，一部分CVST患者無特殊CT表現，而在磁共振上多數會有所表現。兩種磁共振中，MRI可直接看到靜脈竇上的血栓，而在MRV上可看到靜脈竇顯影狀態(tài)和側支回流的方式。目前數字減影腦血管造影（DSA）是CVST診斷的金標準，除了可看到靜脈竇的充盈缺損或不顯影之外，還可了解靜脈回流方式（如通過海綿竇代償等）。對一些難以診斷的CVST患者，DSA有不可替代的優(yōu)勢，因其可計算循環(huán)時間，循環(huán)時間延長意味著血管回流障礙。

專家共識診斷建議：盡管平掃CT和MRI有助于對疑似CVST患者提供初始診斷，但陰性結果并不能排除這類疾病。對內科治療下仍有持續(xù)或進展癥狀以及血栓擴大的CVST患者，建議早期隨訪，進行CTV或MRV檢查。

專家共識治療建議：尚無很多資料證實，某項治療最適合對應這類疾病的某種表現或狀態(tài)?？鼓委熓悄壳爸委煹氖走x和基礎，可預防靜脈血栓形成、阻止血栓進展、緩解臨床癥狀，但不能溶解已形成的血栓。

無抗凝治療禁忌證的CVST患者，應根據患者體重給予皮下低分子肝素治療或靜脈肝素治療，重癥患者建議給予靜脈肝素治療。其中低分子肝素在專家共識討論中爭議較多，因其在應用中監(jiān)測較困難。目標值是使APTT值增長一倍，然后轉為口服華法林。需監(jiān)測血小板計數、凝血象，并做好維生素K、硫酸魚精蛋白等拮抗劑的準備。關于詢問最多的問題，共識的建議是――顱內出血并非抗凝治療禁忌證，同樣也不是溶栓治療的禁忌證，可評價出血體積大小，調整抗凝藥物的劑量，嚴重時可停用。

抗凝時間：病因明確且臨床癥狀有改善的患者，建議應用華法林3個月。對于復發(fā)或高凝狀態(tài)無法改善的患者建議終生抗凝。

溶栓治療：最早使用的方式是靜脈系統性溶栓，比動脈溶栓使用劑量小，時間長。目前溶栓及取栓已廣泛應用于CVST的治療，但依據僅為臨床研究資料及個人經驗總結，缺乏循證醫(yī)學證據，需進一步進行RCT來證實溶栓及取栓的安全性及有效性。

血管內介入治療：有動脈途徑和靜脈途徑下的多種方式，但到目前為止，循證醫(yī)學證據都不是很充分。目前針對靜脈入路接觸性溶栓僅有個案報道，還有待隨機對照研究進行驗證。

【大面積腦梗死：側支循環(huán)是關鍵】

河南中醫(yī)學院第一附屬醫(yī)院腦病醫(yī)院院長王新志教授――外科治療大面積腦梗死效果并不理想，易造成梗死灶內出血、感染、腦組織塌陷、繼發(fā)癲癇等并發(fā)癥，且尚無循證醫(yī)學證據證實，因此臨床上內科醫(yī)生對大面積腦梗死的預后判斷、治療方案的總體把握尤為重要。

以我多年中西醫(yī)臨床干預治療的經驗來看，首先從病史進行判斷，高齡、持續(xù)血壓增高、高脂血癥和血糖增高，會導致側支循環(huán)代償的建立能力下降，預后不佳。其次，從癥狀看，當臨床癥狀與NIHSS評分和GCS評分、臨床癥狀與影像學不匹配時，往往提示腦梗死呈進展性或大面積腦梗死的可能性大，其側支循環(huán)代償較差，預后一般也差。第三，側支循環(huán)的結構完整性，是發(fā)揮其一級和二級側支循環(huán)代償能力的重要前提，尤其是Willis環(huán)，其完整性可迅速溝通左右大腦半球及前后循環(huán)血流，增加缺血區(qū)血流灌注，最大程度地挽救缺血半暗帶。血管閉塞發(fā)生的速度和腦動脈發(fā)育的狀況對側支循環(huán)建立的速度和程度起關鍵作用。第四，側支循環(huán)評估的影像學方法有TCD、CTA、MRA、DSA，但DSA仍是判斷側支循環(huán)的金標準。我在臨床發(fā)現，在頭顱CT圖像上梗死灶內出血高度“腦島征”，MR圖像的血管留空影也可提示側支血流存在。

【卒中早期干預，中醫(yī)藥有何優(yōu)勢？】

北京中醫(yī)藥大學東直門醫(yī)院副院長、神經內科主任醫(yī)師高穎教授――

高穎教授分析說，中醫(yī)藥的主要優(yōu)勢是治療時間窗相對較寬、影像學依賴性低、成本低、人群覆蓋面寬。針對中醫(yī)藥缺乏系統、規(guī)范化研究的問題，多年來，我們探索了卒中急性期證候演變規(guī)律、治療方藥、證候診斷與療效評價標準化等方面，已初見成果，但還存在諸多問題，至今仍未納入《中國腦血管病防治指南》。因此，目前亟待開展系統研究，形成切實有效、便于推廣的中醫(yī)藥診療方案。

注重轉化醫(yī)學模式的探索對中醫(yī)診療方案的研究中，我們發(fā)現，盲目上綜合治療方案研究和評價并不合適，因為有些病種是不太成熟的?！笆晃濉惫リP的結論是，因前期缺乏對單一治療措施的評價，綜合方案出來后，我們的研究結果難以得出循證醫(yī)學的證據。因此，針對T2、T3階段的轉化，應制定不同的任務。如腦卒中治療相對成熟，應結合臨床實踐開展T2階段研究――將臨床結果轉化為臨床診療指南，提出循證醫(yī)學證據，并進一步完善指南，推廣研究成果；下一步再進入T3階段轉化――由指南再回到臨床，對每個患者實施規(guī)范化救治。這兩個階段須緊密連接。

豐富始發(fā)態(tài)證候特征的研究過去20年，我們主要規(guī)范了中醫(yī)四診信息的術語，采集中、西醫(yī)院關于卒中始發(fā)態(tài)中醫(yī)臨床信息并制表，并進行了整合辨證分析，明確了腦卒中始發(fā)態(tài)證候特征；近幾年則促進了中醫(yī)院的卒中登記系統的建立，把中醫(yī)專家的治療經驗納入到治療方案中繼續(xù)深化研究。

第3篇：神經科學范文

“文化神經科學”是近幾年興起的一個交叉學科，主要研究文化與人類大腦的相互作用，研究文化經驗如何與生物學因素(如基因)相互作用共同影響認知功能的神經機制。作為文化神經科學發(fā)源地之一的北京大學心理學系，從2005年開始在朱瀅教授和韓世輝教授的帶動下開始了關于自我概念心理表征的文化神經科學研究。這些研究工作一方面加深了我們對自我概念的神經科學理解，另一方面也把社會和文化心理學的研究范式引入神經科學，發(fā)展了文化神經科學的新方法。這些研究發(fā)表后受到了國際同行的廣泛關注，為推動文化神經科學的發(fā)展起到了重要作用。本期刊邀請韓世輝教授和他的研究生撰寫此文，希望能把文化神經科學研究介紹給心理學同行，也希望這些研究給相關領域的研究者帶來啟發(fā)。

摘要　人類自我概念的心理表征在心理學和哲學有深入的研究，跨文化心理學研究揭示了東西方文化自我概念的結構差異。近年來神經科學借助腦功能成像開始研究自我相關信息過程的神經機制，并探討是否存在文化特異的自我概念的認知神經表征?？缥幕窠洺上裱芯勘砻髯晕腋拍钤谥X水平和人格特征表征方面都存在文化差異，本文綜述該領域的研究進展?？缥幕臀幕瘑由窠洺上裱芯拷Y果有助于我們理解自我概念表征文化差異背后的神經機制。這些研究推動了文化神經科學的發(fā)展。

關鍵詞　文化，自我，腦成像，文化神經科學

分類號

B849：C91；B845

自我概念是否存在及其心理表征的機制一直是哲學、社會學和心理學領域最具爭議的問題之一。自我是什么?自我在人類大腦中是如何表征的?有趣的是，東西方文化對這個問題的解答極為不同?！谖鞣轿幕校恍┱軐W家強調獨立于社會情境的自我認同，而東亞文化下的哲學家則持另一種觀點，他們更注重自我與他人的關系所起的作用(zhu&Hart，2008)。西方文化中的自我——一個與他人界限分明，相互獨立的行動主體——在社會組群間或環(huán)境間的遷移不發(fā)生明顯改變。而東亞文化則認為自我則是與社會相聯的，流動性的，情境化的，只能從與他人間的關系得到理解(Nisbe~，2003)。自我哲學觀的文化差異對于旨在探究人類社會行為及其心理過程的心理學研究具有重大的影響。

Markus和Kitayama(1991，2010)提出了一個廣為人知的關于文化與自我概念的理論模型，極大地推動了社會心理學研究由尋找普遍法則轉變到探索文化多樣性。他們認為強調自我認同的西方文化觀促使產生“獨立型自我”，這種自我具有自我傾注的特點，對自己的注意多過他人(包括親密他人，如母親)。相比之下，東亞文化對基本社會聯結的重視則更易產生“互依型自我”，此類自我對重要他人的信息更為敏感，同樣關注自我與親密他人。此外，不同自我概念對涉及自我的一切認知加工過程都會產生影響(Markus&Kitayama，2003)。Markus和Kitayama的理論不僅推動了考察不同文化中認知差異的行為研究，也引發(fā)了越來越多的腦成像研究來探索社會認知(如自我概念表征)神經機制存在的文化差異。這些腦成像研究結果進而促使了一門新學科一文化神經科學的產生。

本文回顧了文化神經科學對自我加工過程的兩個主要研究部分。自我面孔識別代表了知覺領域中的自我加工過程。對自我特質的記憶則涉及心智領域中的自我信息加工。對自我面孔識別和自我特質回憶的跨文化比較中既有行為研究，又有腦成像研究。這些研究結果有助于我們了解人腦實現自我表征的方式，以及個人文化經驗對這種表征方式的影響。

1　自我面孔加工神經機制的文化差異

從William James(1890)開始心理學家就認識到自我可被分為不同的成分，包括個人的物質屬性，社會屬性與精神屬性。不同文化環(huán)境下，由于他人對自我的認知方式存在差異，自我認同也會因之發(fā)生改變。在知覺領域中，面孔識別是一種凸顯自我一他人區(qū)分的心理過程。識別自我面孔的能力在人類發(fā)展的早期就已經得到了鞏固。嬰兒在出生第二年就可以在鏡子前表現出自我導向的行為。自我面孔識別能力被認為是自我意識的一項重要成分。

自我面孔加工在成年被試使用在視覺搜索任務(Tong＆Nakayama，1999)以及外顯(Keenanet al，1999)或內隱(sui，Zhu，&Han，2006；Ma&Han，2010)面孔識別任務開展了廣泛的研究，一個主要發(fā)現是被試的反應時間對自我面孔比對熟悉或不熟悉的他人面孔要短。造成這種自我面孔識別優(yōu)勢的知覺和認知機制可能有多種。例如，Tong和Nakayama(1999)認為自我面孔加工優(yōu)勢反應了對高度學習的面孔更為牢固的表征。此外，Ma和Han(2010)提出一種社會認知機制在自我面孔優(yōu)勢有重要作用。他們假定自我面孔識別以及隨之產生的自我意識會激活自我概念中的正性屬性，從而易化對自我面孔的行為反應，進而表現出自我面孔加工優(yōu)勢。自我面孔識別的這種正性聯結理論得到了進一步研究的證明。研究發(fā)現，自我概念威脅啟動(啟動任務要求被試判斷一組負性形容詞是否適合描述自己，從而在被試的意識中產生與負性屬性聯結的自我)降低了自我與正性屬性間的聯結，并以此減弱了行為反應中的自我面孔優(yōu)勢效應。因此，高級社會認知機制同樣會影響自我面孔識別過程。

然而，自我面孔識別優(yōu)勢對社會情境高度敏感。為檢驗真實生活情境中破壞正性自我聯結的社會威脅是否也會減弱自我優(yōu)勢效應，Ma和Han(2009)要求中國研究生被試分別對混有自己導師(高威脅條件)或其他實驗室老師(低威脅條件)頭像的自我面孔圖片進行朝向判斷。由于自己導師的負性評價會比其他老師對自尊造成更大的威脅，他們預期自我面孔優(yōu)勢效應在高威脅條件下會比低威脅條件減弱得更多。結果發(fā)現在低威脅情境下自我面孔加工優(yōu)勢(對自我面孔比其他老師面孔反應快)依然存在，但在高威脅情境下反而表現出一種自我面孔加工劣勢(對自我面孔比自己導師面孔反應慢)。Ma和Han(2009)還發(fā)現，被試對自我面孔與導師面孔的反應時差異與其擔心導師負性評價程度的主觀評分相關。此結果表明社會情境對自我面孔加工相關的行為表現具有很大影響，具有影響力的上級的存在會通過改變自我概念來調節(jié)自我面孔加工。

由于西方文化與東亞文化下的社會環(huán)境存在很大的不同，一個重要問題是成長于不同文化環(huán)境的個體，其自我面孔的加工機制是否也有所不同。根據Markus和Kitayama(1991)的理論，西方文化重視自我認同，所產生的獨立型自我傾向于更多將注意投向自己而非他人。而東亞文化強調基本的社會聯結，所產生的互依型自我通常會對重要他人的信息更為敏感，并且對他們傾注的注意與對自己同樣多。根據這種觀點，可以預期自我面孔識別的機制在西方與東亞文化間會有所不同。具體而言，西方文化下的獨立型自我會對自己的面孔分配更多的社會顯著性或更強的正性聯結，這導致他們在自我面孔與他人面孔同時呈現時，更容易注意到自己的面孔，并對自我面孔有更深層次的加工。相比之下，由于東亞文化中的互依型自我更強調與他人之間關系的重要性，他們對自我面孔加工的關注程度可能不及西方文化中的個體，因而行為上表現較弱的自我面孔優(yōu)勢效應。

此假設在近期的一項跨文化事件相關電位(ERP)研究中得到了驗證。Sui等人(2009)采用相同的實驗刺激和范式記錄了不同文化組被試進行自我面孔加工時的行為和腦電反應。實驗中向英國被試與中國被試呈現自我與朋友的面孔，并要求他們判斷面孔朝向。盡管兩組被試對自我面孔的反應時均短于他人面孔，這種自我面孔加工優(yōu)勢在英國被試中表現得更為顯著。此外，兩組被試反應時上的差異與腦電活動的組間差異呈正相關。英國被試判斷自我面孔時在大腦額、中央區(qū)引發(fā)的負波N2，其幅度要大于判斷熟悉面孔時引發(fā)的N2幅度。而中國被試則表現出相反的模式，相比于判斷自我面孔，他們在判斷朋友面孔時引發(fā)的前部N2成分幅度更大。由于前部N2與面孔加工深度相關，并有利于個體化過程(Kubota&Ito，2007)，這種文化特異的N2活動說明，相對于中國被試，英國被試對自我相關信息傾注了更多的注意。因此，獨立型自我構念可能會使得自我面孑L相對于他人面孔的社會顯著性增強，這導致了西方被試在行為表現與神經機制上均表現出自我一他人之間的分離。而東亞文化促生的互依型自我構念則演化出不同的認知神經機制，對熟悉的他人面孔賦予了比自我面孔更多的社會顯著性。

自我面孔加工的認知神經過程與自我構念的關系在后續(xù)的腦成像實驗中得到了進一步研究。早期的一項正電子斷掃描(PET)研究發(fā)現，相比于觀看陌生面孔，被動觀看自我面孔或進行外顯的自我面孔識別任務會激活左半球梭狀回以及右半球的緣上回和下丘腦。外顯的自我面孔識別任務還與右側額葉皮層的中部和下部，右側的前扣帶回，左側額中回，以及左側的腦島前部等區(qū)域的活動相關。后續(xù)的功能磁共振(fMRI)研究同樣確認了右側額葉，右側枕一顳一頂聯合以及梭狀回在自我面孔識別中的作用。這些研究確定了自我面孔識別的神經基礎，同時提出了一個有趣的問題：文化特異的自我構念是否會調節(jié)與自我面孔識別相關的神經活動?

為了檢驗自我面孔識別認知神經過程的不同模式與自我構念之間是否存在因果關系，Sui和Han(2007)使用自我構念啟動程序激活個體的某些文化知識，以此研究自我構念在面孔識別文化特異性神經活動中的作用。自我構念啟動基于這樣的假設，即個體的知識中可能具有兩種文化系統，每種知識模式會在特定的文化情境中被激活(Hong，2009)。Gardner等人(1999)發(fā)現，被試在做完尋找獨立型(“我”)或互依型(“我們”)人稱代詞的任務后，他們在各自社會文化環(huán)境中長期形成的自我構念會發(fā)生改變。Sui和Han(2007)在實驗中檢驗了這樣的假設，即，獨立型自我構念啟動會使面孔加工的認知神經過程更接近于西方被試模式(行為上表現為強自我加工優(yōu)勢)，而互依型自我構念啟動則使這些認知神經過程更近于東方被試的模式(行為上表現為弱自我加工優(yōu)勢)。在不同的自我構念啟動程序之后，他們在被試進行自我面孔和他人面孔朝向判斷時對其進行了掃描，以此檢驗文化啟動對自我面孔識別神經機制的調節(jié)作用。結果發(fā)現，在反應時上，自我構念啟動對自我與熟悉面孔加工過程的影響有顯著差異。被試受到獨立型自我啟動后，對自我面孔的反應時要快于熟悉面孔。而接受互依型自我啟動后，對自我面孔的反應時則慢于熟悉面孔。這個結果于先前的理論相符，即獨立型自我關注自己多于他人，而互依型自我對重要他人的信息更為敏感(Markus&Kitayama，1991)。更重要的是，Sui和Han(2007)還發(fā)現短時間自我構念啟動(該研究中為三分鐘)就可以調節(jié)自我面孔識別相關的神經活動。接受獨立型自我啟動之后，相較于熟悉面孔，對自我面孔的識別會激活右側額葉的中部和下部。而接受互依型自我啟動之后，自我面孔識別引發(fā)的額葉活動表現出明顯下降。這表明文化特異的自我構念與文化特異的自我面孔加工機制之間存在因果聯系。較之互依型自我啟動，自我面孔識別引發(fā)的自我意識在獨立型自我啟動條件得到了更大程度的增強。

綜上所述，行為和腦成像的研究均表明，文化對自我面孔識別的認知神經機制會產生影響。這些研究結果與文化心理學的觀點相符：東亞文化下的互依型自我對社會環(huán)境以及自我與他人間的社會聯系更為敏感，而西方文化下的獨立型自我則在面孔識別中增強了自我與他人間的區(qū)分。

2　自我人格特質加工神經機制的文化差異

人們形成自我概念的方式會極大地影響其社會行為與心理健康。自我人格特質這一相對較抽象的自我概念的神經表征如何?近年的腦成像研究對這個問題表現出越來越強的興趣，對自我信息加工過程背后的神經機制進行了探索。這些研究中的一個重點是探討自我人格特質在大腦中的表征區(qū)域。此問題的研究者大都采用自我參照任務(Rogers，Kuiper，&Kirker,1977)，要求被試對自我和一個公眾人物的人格特質進行判斷，通過比較在這兩種判斷過程中的大腦活動來確定與內省自我特質相關的神經活動。研究發(fā)現，思考自己的人格特質會引發(fā)諸如內側前額葉(MPFC)和楔前葉等多個腦區(qū)的激活。這些腦區(qū)在自省過程中分擔的功能可能有所不同。具體而言，MPFC被認為主要負責對自我相關刺激的編碼(Northoff et al.，2006；Hanand Northoff，2009)。對加工高自我相關與低自我相關形容詞時的神經活動進行比較，會發(fā)現MPFC區(qū)域活動增強(Moran et al，2006)，MPFC活動強度還與自我相關詞語的記憶水平正相關(Macrae，Moran，Heatherton，Banfield，&Kelley，2004；Man＆Han，2011)。

社會心理學認為自我概念是社會構建的產物，在社會交往中形成(Hogg，2003)，因此可以預期，自我概念的神經表征可能會受到社會經驗的影響。事實上，研究發(fā)現個體間關系確實會對自我與他人的神經表征產生影響。例如，在一項研究中，Mitchell等人(2006)首先讓被試閱讀關于兩個陌生人的描述，兩個模特分別被描述為持有自由的或保守的政治態(tài)度，這樣為每個被試產生一個與自己在政治觀念上自己相似和不同的任務。在fMRI掃描中，被試分別推斷兩個目標對一組態(tài)度相關問題的觀點和好惡，并對同樣問題表明自己的觀點。結果發(fā)現，與自我參照過程相關的腹側MPFC在推斷與自我相似目標時出現激活，而推斷與自我不相似的目標時則更多激活背側的MPFC。

盡管Mitchell(2006)的研究表明，心理推斷的神經相關受到個人經驗的調節(jié)，但自我和他人在MPFC上的表征如何受到文化經驗的影響仍不清楚。為了解決這個問題，Zhu等人(2007)在西方被試和中國被試進行自我、母親和公眾人物的人格特質判斷時對他們進行了fMRI掃描。實驗的關鍵問題是中國被試自我和母親的神經表征會是否在腹側MPFC上出現重合，而西方被試的自我表征和母親表征則在MPFC上是否表現出分離。結果表明，較之公眾人物判斷，中國和西方被試在進行自我特質判斷時均出現MPFC活動的增強。然而，對親密他人的神經表征在兩組被試間出現了差異。對于西方被試，MPFC活動強度在母親判斷與公眾人物判斷間并未表現出差異，自我特質判斷引發(fā)的MPFC激活則高于母親判斷任務，表明了自我表征和母親表征在MPFC上的分離。中國被試對母親的神經表征模式與此十分不同。母親判斷任務在中國被試腦中引發(fā)的MPFC激活要顯著高于公眾人物判斷任務。此外，母親判斷任務與自我判斷任務涉及的MPFC活動在強度上并未表現出顯著差異，表明中國被試自我和母親在MPFC上的表征在一定程度上是相似和重疊的。這些腦成像證據表明，表征與自我有關的親密他人在神經基礎上存在文化變異，并從神經科學角度對東西方文化下自我構念差異的心理學模型進行了驗證(Markus&Kitayama，1991)。

在隨后的研究中，通過對雙文化背景的被試進行文化啟動，自我及親密他人的神經表征與自我構念之間的關系得到了進一步說明(Ng，Han，Mao，&Lai，2010)。研究假定在香港長大的中國被試，由于同時受到中國和西方文化的影響，其表征自我與親密他人的神經活動在接受中國文化啟動后會接近典型中國被試的模式，在西方文化啟動后則與典型西方被試的特點更為類似。Ng等人(2010)發(fā)現，在受到中國文化符號圖片的啟動后，這些西方化的香港被試在自我與母親特質的判斷任務中均表現出MPFC活動的增強；然而，在接受西方文化符號的啟動后，MPFC活動在母親判斷任務中出現了減弱，而在自我判斷任務中則有所增強。因此，對于雙文化背景的被試，這種與親密他人相聯系的自我所具有的動態(tài)認知神經表征會因文化啟動的不同而變化。而這種自我表征的暫時性動態(tài)變化是與自我表征在不同文化中的差異相一致的，都反映了文化價值與文化實踐長期累積的影響。

然而，MPFC活動在特質判斷任務中的文化差異并非對所有親密他人都顯著。例如，Heatherton等人(2006)發(fā)現，對美國被試，與特質判斷相關的MPFC活動在可以區(qū)分自我與好朋友。相比于字母判斷任務(大寫vs小寫)，判斷自我特質會使MPFC的活動出現顯著增強，而判斷好友則不會。與此類似，Wang等人(2012)在研究中讓中國被試對自我、母親、父親以及好友進行特質判斷。他們發(fā)現，中國被試的MPFC活動在母親判斷任務中，強度與判斷自我特質時相當。而判斷父親和好友特質的時候，MPFC的激活強度則小于母親判斷任務。值得注意的是，與判斷公眾人物相比，判斷好友并不引發(fā)更強的MPFC活動。這些結果表明，盡管在集體主義文化中，自我與母親的神經表征重合于MPFC，但不同的親密他人，如母親、父親、好友，在MPFC上的表征權重并不相等。

自我概念在一般性或情境化自我判斷過程中的神經表征也會受到文化影響。Chiao等人(2009)在日本被試和歐裔美國被試完成一般性和情境化自我參照任務時對他們進行了掃描。前者要求被試對“一般意義上，這個句子是否適合描述你”類似的問題進行反應，后者則要求被試回答諸如“當你和你的母親在一起時，這個句子是否適合描述你”之類的問題。她們根據被試在Singelis(1994)自我構念量表上的分數將其分為個人主義者和集體主義者兩組。結果表明，個人主義組的VMPFC激活在進行一般性自我描述時顯著高于情境化自我描述，而集體主義組的VMPFC的激活則在情境化自我描述時更強。此外，MPFC激活強度在情境化與一般性參照任務間的差異與集體主義和個人主義量表分數之差呈正相關。Chiao(2010)還使用文化啟動的方法研究了一般性／情境化自我特質判斷相關的MPFC激活與自我構念之間的關系。啟動程序由“蘇美爾戰(zhàn)土的故事”和“找出與家人朋友的異同(SDFF)”(Trafimow，Triandis，&Goto，1991)兩種任務組成，這兩種任務均被證明可以對自我構念產生影響。亞裔美國被試在完成一般性／情境化自我判斷任務時接受fMRI掃描。半數被試在掃描前接受個人主義文化價值的啟動，另外半數則接受集體主義文化啟動。結果表明，受到個人主義文化價值啟動的被試，其VMPFC與后扣帶皮層(PCO)的活動強度在一般性自我判斷任務中顯著高于情境化自我判斷任務。而接受集體主義文化啟動的被試則正好相反：情境化自我判斷任務比一般性自我判斷任務引發(fā)了更強的VMPFC和PCC的活動。因此，個人主義／集體主義文化價值觀對于一般性自我與情境化自我在MPFC上的神經表征具有顯著影響。

自我概念的神經表征同樣受到宗教文化的影響?；浇虖娬{人類個體對于上帝的依賴，并主張拋棄作為受造物和罪人的自我，以便更徹底地臣服于上帝(Burns，2003；Ching，1984；Lin，2005)。此外，為了在上帝之愛中生活，人們必須承認自我的“虛無性”，并為實現自我超越而進行精神追求。這些觀念對自我造成的可能影響是模糊了自我與他人的邊界。基督徒有關自我與上帝關系的信念可能會對其認識自我的方式產生很大影響。為了考察基督教信仰和實踐對自我加工認知神經過程的影響，Han等人(2008)招募了基督徒與非宗教信徒各14人完成對自我和公眾人物的特質判斷任務，并進行fMRI掃描。實驗主要關注基督教特有的精神訴求與實踐所產生的兩種心理學后果。首先，基督教對否定自我以追求精神生活的新年可能會弱化個體對自我相關刺激的編碼加工。其次，強調從上帝的角度評判自我可能會強化對自我相關刺激的評價過程，并會在對自我特質的內省中涉及他人視角。如果這些假設成立，可以預期，相對于非宗教信徒，與自我相關刺激編碼相關的腹側MPFC活動在基督徒之中會被減弱。此外，基督徒在進行自我相關刺激的評判時會激活心理推斷的相關腦區(qū)。事實上的確如此，結果表明，盡管非宗教信徒的VMPFC參與了自我特質加工，此腦區(qū)在基督徒被試進行自我特質判斷時并未出現顯著激活。由于VMPFC被認為是參與編碼自我相關刺激的腦，此結果與上述第一個假設相吻合。有趣的是，基督徒在進行自我特質判斷時會激活與推斷他人心理相關的背內側前額葉(DMPFC)。這支持了第二個假設，因為DMPFC被認為參與對自我相關刺激的評價和再評估(Northoff et a1，，2006，)，以及對他人心理狀態(tài)的推斷過程。這些結果表明，在特質判斷任務中，基督徒被試使用背側MPFC區(qū)分自我和他人，而非宗教信徒則利用腹側MPFC完成這一過程。因此，宗教文化同樣可以調節(jié)自我人格特質表征的神經基礎，但調節(jié)方式與東西方文化對自我神經表征的影響方式有所不同。

第4篇：神經科學范文

關鍵詞：認知心理學；認知神經科學；科學主義；理性主義；還原論

中圖分類號：B84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1-4608（2012）03-0103-07 收稿日期：2012-01-01

作者簡介：孟維杰，博士，黑龍江大學教育學院教授150080

一、認知心理學：人的心智從表征化到網絡化

從當初的認知科學到現如今的認知神經科學，它大體經歷了三個主要研究范式：符號范式（symbolic paradigm）、聯結主義范式（connection paradigm）和具身認知范式（embodied paradigm）（Campbell&Group，2007，p，1）。認知心理學第一階段是符號范式。符號范式以表征理論和計算理論為指導，以信息加工觀點來實現對人的認知結構與功能的研究。表征理論是把認知看作是心理表征，即任一心理狀態(tài)除了是它自身，它還再現著對象世界。它包含著關于對象世界的內容，或者更進一步說它包含的內容是涉及對象世界的意義；計算理論把認知看作是加工操作，即任一心理狀態(tài)可以按照一定的邏輯規(guī)則變換為另一種心理狀態(tài)。那么，在無限多樣的認知活動中，就可以抽取出一個有限的形式系統和一組有限的算法規(guī)則。在這樣的理論支配之下，符號范式的研究規(guī)則是，把人的認知系統比作是計算機，主張計算機不僅僅是研究心智的工作，恰當程序化的計算機，加之正確的輸入和輸出，本身就擁有與人類意義相同的心智，可以呈現各種與人相同的認知狀態(tài)。紐厄爾（Newell）和西蒙（Simon）均主張人工智能與人類心理可以統一于物理主義基礎上（Newell&Simon，1990，p，109）。人類的心理具有與計算機同樣的信息加工性質，只有在物理主義基礎上，人類心智才能得到客觀與恰當的解讀。只是，計算機的符號操作過程著重的是符號形式計算，而不是符號內容理解，或者說是從原本一體的句法和語義中分離了句法內容（葛魯嘉，1995，第91頁）。認知科學的計算心靈與現象心靈之間的關系一直就處于糾纏不清之中。因此，認知主義符號范式注重的是技能的或軟件的描述水平，把心智看作是信息加工系統。

如果說符號模型注重以計算機為模板，探索的是人工智能加工機制，那么聯結主義則效仿神經元相互聯結的特性，這主要得益于神經網絡的技術手段在模式識別應用中的價值體現（胡誼、桑標，2010）。聯結主義范式以生物大腦的抽象結構和信息的并行加工作為理論模型，強調認知及其相應的心靈狀態(tài)的一種突顯屬性（emergentproperty），即在簡單的聯結之中產生智能行為。其主要目標不是建立腦活動的模型，而是以一個類似于腦神經元網絡的系統建立認知活動模型。它不是把認知解釋成符號計算，而是注重網絡的整體活動，它是由類似于神經元的基本單元或結點所構成。在聯結主義看來，心理表征就在于網絡突現的整體狀態(tài)與對象世界的特征相一致。所以，它采納分布表征和并行加工理論，強調的是網絡的并行分布加工，注重的是網絡加工的數學基礎（葛魯嘉，1995，第91頁）。聯結主義基于神經系統，或者說通過腦的生物工程來類比人的認知活動，把分布的表征和計算看成是認知加工。在這一點上，聯結主義似乎要比符號表征范式更為接近人的認知活動。雖然符號范式和聯結范式的觀點與主張不同，但它們都接受了心理表征理論和認知活動計算理論的前提假設，換言之，主客兩分及其相應的主體對客體的精確表征是形成正確認知的前提和基礎（葉浩生，2010）。

從上述對認知心理學兩種范式演變歷程中，可以看出，兩種范式的研究趨向都為自然式和分析式，都受制于源自笛卡爾身心二元論所導致的本體論、元素主義和個體主義。實際上，這樣的理論基礎假設是忽略了所有人類特有的參與的即時意識和現實（immediate reality of consciousness）。在兩者看來，人的鮮活生活經驗（lived experience）都仍然被認為是次要的，只有能夠找到能解讀出人的認知活動機制與規(guī)則才是主要的（葉浩生，2010）?！罢怯捎谡J知寫接受了笛卡爾的心靈概念，因而它倡導的是一個抽象人的概念……”（Prillehensky，1990）。同時，“哲學本體論的問題主要并不在于“本體”的虛構性質，這當然也是一個問題；主要在于這種理論失落了人、瓦解了人的現實世界，這才是根本的（高清海，2004，第417頁）。因此，對于認知心理學發(fā)展而言，無論是胡塞爾意義上的認識論，還是海德格爾意義上的本體論，都需要融合現象學的視角，進一步闡釋腦與心理的關系（胡誼、桑標，2010）。

二、認知神經科學范式：認知心理學與神經科學的契合

認知神經科學是從上個世紀80年代興起的研究心腦關系的研究趨向，其特點是強調多學科、多層次、多水平的交叉，研究旨在闡明認知活動的腦機制，即人類大腦如何調用其各層次上的組件，包括分子、細胞、腦組織區(qū)和全腦去實現各種認知活動。認知神經科學主張利用認知心理學與神經生物學方法對復雜的運動、意識、注意、語言以及學習記憶等高級神經機能的生物學機制進行研究（Gazzaniga，1995）。它把行為、認知和腦機制三者有機結合起來，試圖從分子、圖觸、神經元等微觀水平上和系統、全腦、行為等宏觀水平上全面闡述人和動物在感知客體、形成表象、使用語言、記憶信息、推理決策時的信息加工過程及其神經機制。當下，認知神經科學一個重要的發(fā)展及其利用神經影像技術，對正常人進行某種認知操作時的腦活動模式進行無創(chuàng)傷性的功能成像。在探討人類心理活動的腦機制方面，認知神經科學有其獨特的無損傷性研究手段，即在大量借鑒認知心理學的行為實驗方法基礎上，廣泛采用了腦功能成像技術。腦功能成像技術可分為兩大類，一類是基于腦代謝或腦血流變化的腦功能成像（主要是PET和fMRI），一類是基于腦電或腦磁信號的腦生理功能成像（主要是ERP）。目前，PET和fMRI等研究大量使用的是組塊設計（blocked design）實驗范式，這種實驗設計能得到較高的信噪比，適于思維等腦高級功能的研究；與PET和fM，RI不同，ERP在前兩者出現之前，就已成為廣泛使用的技術，其獨特的分辨率優(yōu)勢使其成為人類心理活動腦機制研究的另一重要手段。由于fMRI和ERP彼此在空間分辨率和時間分辨率上具有互補的特點，因此，同時記錄被試腦活動的ERP和fMRI信號使ERPfMRI的優(yōu)勢同時得到發(fā)揮，已經成為目前人類心理活動腦機制研究的一個重要選擇方向（劉昌，2003）。

三、范式檢討與文化自覺

應該說，從上個世紀50年代興起的認知科學帶來的重要觀念突破在于超越了行為主義否認心智的狹隘觀點，承認復雜行為和認知能力是經內在狀態(tài)即心智的調節(jié)完成的。認知心理學研究范式是將心智的內部狀態(tài)視為抽象表征水平的邏輯或計算過程。認知神經科學是從生物學視角來追溯人類認知發(fā)展水平，人類的生物神經系統并不同于計算機軟硬件系統，功能主義或表征計算無法充分予以刻畫?？v觀從認知心理學到認知神經科學研究范式的發(fā)展與演變軌跡，不難看出，在其并不平坦的探索過程中，始終是以笛卡爾“二元論”理念為核心，對自然科學精神的推崇始終是其不變的基調，人文精神與文化操守則日漸式微，范式檢討與文化反思之聲也從來沒有停止過，這折射和反映出心理學研究整體范式的轉變和對人的心智探索的深化。

1.科學主義上位

顯然，從認知心理學到認知神經科學，其內在的研究過程與研究理念及研究方式突顯出濃郁的科學主義情結?？茖W主義是科學思想體系突出的、持久的特征。它以認識論和本體論為前提預設。認識論以只有人類的認知活動才是科學信念為前提假設，從而使科學的地位在社會范圍內不斷得以拓展和提升；本體論是人類立足現實，通過概念化的邏輯關系去追求超越現實存在以外的本質、永恒原則和絕對真理，以便規(guī)范、理解和說明現實萬物存在及其變化的實質和規(guī)律，并將其轉化為獨立體系，這使人們有可能超越時空局限去直接認識和把握事物之間的內在本質關系。而能做到這一點，似乎只有科學才能為之。巴魯姆曾經指出，科學隱含著一種科學的職業(yè)精神，即認為有關研究問題的所有思想形成都應模仿科學的方法和假設一盡管科學本身并不是面向所有宇宙奧秘（Less，1996）。當科學被推崇到至高無上地位，并被認為是惟一有價值的認識活動時，其實，就產生了“科學主義”。

誕生于上個世紀五六十年代中后期的認知心理學盡管糾正了行為主義的外周論，但是其基本特征依然是在控制條件下對心智進行抽象表征和符號加工。只有在控制條件下，對心智進行類比計算機的信息加工處理，才能實現認知心理學對人類心智的探索從黑箱轉向透明。正如有學者斷言，“外部世界并沒有進人大腦影響行為……因此，認知心理學研究重心在探索抽象水平上的表征。經典的假設是，信息的存儲是極其抽象的因此，才能跨行業(yè)應用（Dietrich，2007）?！闭J知神經科學亦如此。一般的說，認知神經科學也是在實驗室控制條件下，不僅要找出認知事件或行為事件相關的細胞機制或者大腦區(qū)域的活動，而且要找出解釋這些事件的機制，即從分子、圖觸、神經元等微觀水平上和系統、全腦、行為等宏觀水平上全面闡述人和動物在感知客體、形成表象、使用語言、記憶信息、推理決策時的信息加工過程及其神經機制，從中在人類心理與神經過程之間建立起內在關聯。在認知神經科學研究中，認知科學家使用封閉的、沒有內部相互作用的系統機制作研究，試圖通過提供這種系統機制來隔離和解釋事件，借助描述機制以知覺經驗和記憶的方式解釋回憶的能力，這個機制可以用來獲得、保持、提取和使用信息。所以，從控制的層面來說，認知心理學與認知神經科學的研究方式、研究過程與研究理念，無不體現和滲透著濃郁的科學主義價值觀的追求，為心理學搭建和支撐起了視野恢宏、理論宏大、方法精致的科學世界，心理學在認知心理學與認知神經科學推動下，科學主義情結日益凸顯，從而在科學殿堂中樹立起堂皇的科學形象。

2.理性精神越位

從哲學發(fā)展歷史上，有兩種視角來指稱理性（崔月琴，2003）：一種是從本體論視角，被稱之為傳統理性。這種理性被視為宇宙之本源和世界之靈魂一一種本體論意義上的實體，是世界客觀的秩序原則，以柏拉圖和黑格爾為代表。傳統理性哲學將理性視為無所不包，決定著萬物的總體結構、運行秩序和格局，并一直致力于人與理性的客觀秩序的和諧；另一種是人性論認識視角，被稱之為啟蒙理性。在傳統理性統治的時代中，科學被界定為對超越時空界限，永遠追求自然法則的一種精神。人類的理性能力獨立于感知和身體運動；理性是一種自治的能力。所謂自治就是可以與身體相分離。理性在心理學追求自然科學的過程中，漸漸成為了維系和支撐心理學科學化水平的基本精神和規(guī)則，并將其發(fā)展到極致，上升到了理性“主義”的高度。從根本上而言，無論是信息加工心理學還是同時經歷了“心理學轉向”的早期認知語言學和認知人類學，都在追求一種普遍理性形式。這就是當時的所謂的“時代精神（李其維，2008）”。認知心理學中表征模式與網絡模式其實就是在控制條件下試圖實現對人內在心智的探索。這種探索從實驗室環(huán)境設置，到實驗過程控制，再到信息的輸入與輸出對比，實際上是在科學理性精神支配下，以價值中立的立場，以精致的機械圖景式自然科學傳統為支配，人的心智系統被視為是機械性、線性存在，以嚴格和精心設計的實驗室環(huán)境為背景，以標準化、規(guī)范化和量化的實驗程序為手段，以計算機類比人類大腦，期望能建構起在時間和空間中關于人的具有普適性的心智體系。認知神經科學中理性主義精神體現的更為明顯。它以神經生物學研究技術與研究方法，彰顯邏輯力量的話語方式，中立研究立場與普遍性結論為根本特征，把行為、認知和腦機制三者有機結合起來，從分子、神經元等微觀水平上和系統、全腦、行為等宏觀水平上全面闡述人和動物在認知與信息加工過程及其神經機制。這種研究模式是為了實現其研究的普遍性和客觀性，將人的心理與人的神經系統建立關聯，從中找到人類心理的具有普適性的解說。因此，認知心理學與認知神經科學出于對理性精神的操守，不斷成就心理學自然科學的模式和傳統，也為自己獲得了自然科學自身規(guī)定性、合法性和合理性。事實上，它們的研究在學理上所從事研究依舊是替代性研究，就是以對心理行為研究代替現實生活中人與人關系研究，對理性思想崇拜代替對個人與群體研究，對抽象人格特質研究代替了現實生活中真實個體身份研究，對抽象的“心理”實體研究代替對心理日?，F實研究（周寧，2005，第39頁）。這種替代性研究其實是理性主義過渡張揚的直接體現，其結果是把認知心理學與認知神經科學中的“人”從豐富多彩的社會環(huán)境中被抽離出來，置于狹隘的科學實驗環(huán)境中，成為了平均化、平面化、匿名化、結構化及抽象化的“人”。因為科學心理學從始至終一直貫穿著理性精神和邏輯分析思維，心理學家希望確立人的行為和心理功能元素周期表……文化被看作是情景因素，并沒有包含在設計當中（Kim，2000）。

3.心理學生態(tài)性失位

心理學“生態(tài)性”是針對心理學實驗室研究許多人為因素，脫離了日常生活事件而提出來的（傅榮、翟宏，2000），探討的是如何能獲得實驗的嚴格性而又要保持實驗的生態(tài)學效度，即心理學實驗室研究過程與研究結果的真實性問題?！吧鷳B(tài)性”來源于生態(tài)學（Barker，1968，pp，124-136）。生態(tài)學研究有機體與其環(huán)境之間相互作用及規(guī)律，并探討生態(tài)環(huán)境對有機體造成影響的科學。它主張人類的天性親近自然，親近生命，具有一種生態(tài)無意識。這種生態(tài)無意識潛藏于內心，是一種自我觀念在內心擴展結果，最終成為一種有機體與生態(tài)系統生活的認同和相互滲透的自我意識。（Barker，1968，pp，5-14）

事實上，由于個體具有能動性、自主性和創(chuàng)造性，環(huán)境就不再是對個體的簡單刺激，個體也會對環(huán)境產生反作用。行為與環(huán)境之間關系的雙向互動性、發(fā)展性和關聯性，可使有機體獲得適應，并在此基礎上充分實現自主的能動性。心理學家卡思瑪指出“文化提供了物質與符號工具。人類正是通過文化去適應他們所處的生態(tài)環(huán)境與社會環(huán)境，并建構關于世界與自我的觀念，即遺傳信息與文化信息交織在一起，共同形成人的心理發(fā)展過程”。（Kashima，2000）從這個層面來講，認知心理學與認知神經科學研究范式都面臨著生態(tài)性效度缺失的尷尬。很顯然，認知心理學與認知神經科學將人視為一種客觀的自然存在，在精心設計特定的實驗環(huán)境中，以精致的實驗方法為支持，履行著嚴密的實驗程序設計。然后，將得出的實驗數據經統計分析后，客觀地尋求人的心智與神經過程之間的關聯，力求做到結論的外推性和普遍性。這里，其實是將人類心理從其所生長的“生態(tài)環(huán)境”中被剝離出來，被看作是一個單一、純粹、抽象的“心理”實體，去除可能會影響和制約實驗過程和結果的“生態(tài)性”因素，以符號表征、神經元網絡及神經基礎為研究模式，以計算機或腦無損傷成像設備為研究工具，讓人的心智面對有限的若干刺激，期望著實驗程序和結果與預設相同，然后將實驗結果推廣到現實生活中的人類。這種類推式研究必然會產生生態(tài)學效度失真的問題，正如有學者指出的那樣，實驗室研究知道對理解現實生活中的知覺價值很小，因為考慮到實驗室知覺研究人為性，而在現實生活中我們卻無法看到實驗室環(huán)境中所設計的一切，這就嚴重地影響了對人的知覺在現實生活中解釋的信度（Winter，1996，pp，239-241）?！熬腿说男睦磉^程來說，心靈和世界是一個更大或整體的共同組成部分，相互分享著它們的特性。其中，情境變得非常重要，因為脫離了情境就無法理解任何東西”（Yanchar，2005，p，172）。所以，認知心理學和認知神經科學有關生態(tài)學效度問題既關涉到其研究結果的外推的廣度，同時，也影響到研究過程的普適性，這是兩者在追求科學化過程中為確?？茖W性和精確性而犧牲其生態(tài)性所不得不付出的代價之一。

4.邏輯語詞體系錯位

與其他形式的科學一樣，認知心理學與認知神經科學充滿了邏輯語言。通過語詞分類，把知覺混沌的世界秩序化，從而便于認識和實踐，這既是一種需要，也是一種本能（石中英，1999，第86-97頁）。當語詞逐漸演繹，伴隨著人類理性的無限膨脹，它已經成為一種思維表達的工具，演變成一種中性的、客觀的、無意義的、簡單的“符號”。以這些特質為特色的“符號”發(fā)展成為概念和判斷的表達手段以后，其實，它已經放棄了豐富性和充分性的語詞意蘊而獲得了科學概念，具有了抽象性和確定性的新的形式。從而，語詞僅僅作為一個單純性和中立性“符號”而日益孤立起來，彼此之間已經失去了聯系。每一個語詞只有依靠自身種屬的分類系統和邏輯聯系，按照一定的發(fā)生程式才能與其他語詞發(fā)生聯系。于是，邏輯演繹力量不斷得到發(fā)展、壯大和膨脹，以至于發(fā)展出了一個越來越龐大的邏輯語詞體系。所以，精確性、確定性、準確性、普遍性、同一性等特質成為了科學語言的標志和語言訴求（石中英，1999，第170-171頁）。

認知心理學與認知神經科學秉承了自然科學中邏輯語詞的精致性和中立性，奠定了邏輯語詞的優(yōu)勢地位，至于心理學中具有豐富表達意義和智慧的理解性語言，如隱喻語言或日常語言，因為其并不具備邏輯語詞的精確性與客觀性，所以，也就在認知心理學與認知神經科學話語表達體系中失去了話語權。認知心理學與認知神經科學中存在大量的凸顯以簡單性、抽象性和精致性為特征的邏輯語詞或話語元素，如神經機制、神經元、神經網絡、人工智能、符號表征、計算表征、語言結構、心智類比、結構方程等，其研究過程是在精確控制實驗室中，以計算機、ERP、PET、fMRI等作為研究工具，以生理學語言、數學語言和神經生物學語言為話語方式，構建起以最簡單的邏輯語言形式來闡釋和說明最復雜的人類心理心智，并追求普遍適用性的一種準則。因此，從一定層面上而言，認知心理學與認知神經科學以無所不包的科學精神建構起結構化、平面化和抽象化的邏輯語詞世界。只是，這個過于理性和客觀的科學世界已經遠離了人的現實生活世界。這樣的邏輯語詞世界只能容存我們的身體，卻無法安頓我們的靈魂。

5.人的主體性缺位

西方心理學歷史上，還原論（reductionism）始終伴隨其科學進程。還原論是主張把高級運動形式還原為低級運動形式的一種哲學觀點。它認為現實生活中的每一種現象都可看成是更低級、更基本的現象的集合體或組成物，因而可以用低級運動形式的規(guī)律代替高級運動形式的規(guī)律。還原論派生出來的方法論手段就是對研究對象不斷進行分析，恢復其最原始的狀態(tài)，化復雜為簡單。只是，還原論一旦從適用走向極致，它的作用則會走向反面，所產生的直接結果就是心理學中人的主體性迷失。認知心理學基于計算隱喻，心智被認為是按照某種程序對符號進行的操作。第一代認知科學的任務就是去為各種心智活動構建各種算法和程序（Stin，1990）。在認知心理學中，符號加工模式被還原為信息的接受、編碼、提取和輸出過程，信息在各個獨立的加工單位中依次得以處理，最終輸出信息。所以，認知心理學將人腦類比計算機，人工智能等同于人的智能，智能運作類比計算機信息加工，這是典型的還原論模式。有學者指出，第一代認知科學的最大成功與最大失誤在于對于符號表征及其計算的假設過于依賴，以至于把“人的智能”與“人工智能”完全等同起來，模糊了心與物的界限（杜曉霞，2009）。認知神經科學主張利用認知心理學與神經生物學方法對復雜的運動、意識、注意、語言以及學習記憶等高級神經機能的生物學機制進行研究，即通過腦認知成像技術所觀察的乃是伴隨心理現象而發(fā)生的腦神經生理活動。它采用分子生物學方法，尋找各種認知活動的神經系統分子基礎，在細胞以下基因分子水平對腦的實質進行探討；單神經元放電和腦皮層場電位的記錄讓人們能在細胞水平了解認知功能的神經電生理的基礎等。所以，以還原論視角，認知神經科學是從神經與大腦的層面來回答和解釋“大腦如何創(chuàng)造精神”這一核心命題。正如有學者主張，認知神經科學是還原的，所以它不能完全解釋一個人的心理。它最多只能說明神經事件與認知或行為事件之間的相關。文化、歷史條件等是理解人類知識和行為的真正相關因素，神經科學對這些沒有真正解釋（杜曉霞，2009）。丹尼斯就對認知神經科學的發(fā)展趨勢表達了警醒與反思，他說：“心理學正面臨著在某些心理學研究的過程中完全受到各種腦研究驅動的危險”，他指出，認知神經科學“不能取代心理學的行為層面的研究，因為所有的神經科學實驗設計必須基于已知的心理學的知識”（荊其誠，2006）。我國有學者也很清醒地認識到，通過腦認知成像技術所觀察到的乃是伴隨心理現象而發(fā)生的腦神經生理活動。憑借這些生理活動往往難以區(qū)分復雜豐富精神活動的特異性，因此現今認知神經科學的研究尚不能用來尋求心理現象的因果解釋，眾多研究只是揭示心理現象與腦神經活動的相關關系。所以，需警惕喪失心理學研究的主體性而迷失自我，避免走入企圖將心理現象還原為生理現象的盲區(qū)（張衛(wèi)東、李其維，2007）。

結論

當下，認知心理學在困境中出現了轉向，開始強調把認知放到實際生活中加以考察，將認知的本質視為一個活的身體實時（real time）環(huán)境中的活動，因此出現了以具身認知（embodied cognition）概念為核心的第二代認知科學。強調情境性、具身陛、動力性是第二代認知科學的首要特征（葉浩生，2010）。第二代認知科學有著這樣基本的理念，即人的鮮活經驗的變化，可以由腦與行為的變化來說明；反之亦然。認知科學從符號范式、聯結主義范式到聚身范式，其實是暗含了這樣的一種心理學視角轉變：從自然的到自然的與現象的整合（胡誼、桑標，2010）。如果說第一代認知科學的符號計算范式展示了人類有意識的符號思維活動的重要特點，即一種遵循規(guī)則的邏輯能力，但是這個范式不能充分地描述常常是無意識的身體水平的認知和行為方式，具身認知方式則不是描述的、序列的、離線的（off-line），而是協調的、并行的、在線（on-line）（Clancy，1997，p，1）。兩者之間的關系，不能作非此即彼（either-or）的取舍，而是應該采取克蘭西深入分析的“既-又”（bothand）的綜合方法，“最重要的是，我不認為描述的模型是錯誤的而情境認知是正確的。相反，我的宗旨是揭示不同觀點如何可能調和”。（Clancy，1997，p，3）

第5篇：神經科學范文

關鍵詞 心理理論；模塊論；模擬論；理論論；執(zhí)行闡釋

分類號 B844

DOI： 10.16842/ki.issn2095-5588.2016.11.007

1 引言

“心理理論”，也稱心智化，它是指個體理解自己和他人的愿望、信念、意圖等心理狀態(tài)并據此推測他人行為的能力（文， 林崇德， 2004）。發(fā)展心理學和社會神經科學都非常注重心理理論研究，然而兩者考察了該社會認知能力的不同方面。發(fā)展心理學家側重于心理理論是怎樣獲得的，而社會神經科學家更注重心理理論激活的大腦區(qū)域。心理理論的神經影像研究已經關注到與心理理論有關的神經區(qū)域的差別，并且區(qū)分了不同群體的心理理論加工過程和系統，然而，它還沒有明確的與發(fā)展理論聯系起來。兩個領域雖有明確的聯系，但是他們并沒有被整合在一起。本文的目標是試圖通過整合發(fā)展神經影像方法來推進心理理論的發(fā)展。我們將介紹與心理理論的理論解釋有關的神經影像證據，以使該領域更加概念化、理論化和方法論化。

2 模擬論

2.1 發(fā)展心理學的定義

模擬論認為理解他人的行為和心態(tài)是通過自我心理內的模型完成的（Gordon， 2013）。該理論認為在推理他人的心理過程時，知覺者可以利用他們自我心理狀態(tài)及相關情境下自己的經驗來解釋他人的相似心理。個體在利用模擬論理解他人心理時只需要想象著他們正在體驗他人具有的內在心理狀態(tài)。模擬論可以合理解釋心理理論的發(fā)展軌跡，即從早期的錯誤信念理解到后期要求更復雜的模擬心理理論任務（Bradford， Jentzsch， & Gomez， 2015）。

2.2 驗證標準

模擬論認為使用自我投射是心理理論的基礎，即需要展現想象力（Lillard & Kavanaugh， 2014）。研究發(fā)現，聽力正常家庭聾童心理理論發(fā)展滯后可能就與其缺乏模擬能力有關（郝堅， 蘇彥捷， 2015）。在模擬論中，兒童的經歷起著重要的作用。因此，在發(fā)展過程中，心理理論的神經網絡應該變得更有效率和更具自動化。理論上來說，模擬進程應該會被神經影像學技術研究證明，一個與自我相似的、他人的心理理論任務激活了特定的神經網絡。

2.3 社會神經科學的證據

將自我投射到他人的模擬加工的神經網絡系統主要包括皮質中線結構。皮質中線結構可能支持評價性模擬，因為該結構被發(fā)現參與到對自我和他人的意圖、控制性和評價性思維的加工中（Uddin，Iacoboni， Lange， & Keenan， 2007）。該結構的激活可以作為模擬加工的象征。比如，Saxe（2006）發(fā)現，成人在進行自我反思任務和信念推理任務時激活了皮質中線結構如內側前額葉皮層和內側楔前葉。

更為重要的是，研究揭示皮質中線結構不僅僅參與加工他人的心理狀態(tài)，更參與對自我和他人的評價加工活動（Pfeifer， Masten， Borofsky， Dapretto， Fuligni， & Lieberman， 2009）。研究發(fā)現個體在評價自己和別人時似乎激活了大腦的相似區(qū)域。另一項研究顯示內側前額葉皮層的后部在區(qū)分自我和他人的觀點中發(fā)揮著重要作用（Schurwek， Schecklmann， angguth， Dohnel， Sodian， & Sommer， 2014）。還有研究發(fā)現，相比不相似的人，個體更傾向于將自我的心理投射到與自己相似的個體（Schurz， Kronbichler， Weissengruber， Surtees， Samson， & Perner， 2015）。與這些研究結果相一致，內側前額葉皮層的兩個區(qū)域，尤其是它的腹部和背部，在成人思考相似或者不相似個體時，激活程度是不同的：在思考與自己相似的個體時，腹側的內側前額葉皮層反應更靈敏；在對與自己不相似個體進行判斷時，背側的內側前額葉皮層反應更加靈敏（Mitchell， Macrae， & Banaji， 2006）。一項元分析也證明了上面的結論，該分析揭示心理理論在內側前額葉皮層有個空間梯度，自我相關判斷與腹內側前額葉皮層活動相關，而其他相關的判斷與背內側前額葉皮層活動相關（Denny， Kober， Wager， & Ochsner， 2012）?？傮w來說，在思考相似和不相似個體的品質或者心理狀態(tài)時，激活了內側前額葉皮層的不同區(qū)域，該結論顯示有些特定腦區(qū)在反思自己和模仿相似的其他人心理狀態(tài)時起作用，而有的腦區(qū)可能對不相似的其他人作出判斷的加工形成支持。

到目前為止，結果顯示皮質中線結構在模擬中起作用，尤其是成年人推理不相似的他人時激活了背內側前額葉皮層。與成人不同的是，兒童在自我推理時激活了腹側和背內側前額葉皮層。在皮質中線結構激活上的變化可能顯示了成年人對于模仿和推理其他相似或者不相似的人有了特定的加工過程，而兒童的大腦可能在這個方面沒有專門化。另外，并沒有確切證據證明，皮質中線結構在童年時期心理理論的獲得方面起了作用。盡管成人的研究已經顯示，當評價相似或者不相似的他人時，內側前額葉皮層中背側/腹側具有特殊化作用，但是對兒童時期的相關研究是很少的。有研究比較了9到10歲的兒童和成人對于自己和熟悉個體、虛構個體的評價，研究顯示內側前額葉皮層的活躍度隨著個體的不斷成長而改變（Pfeifer， Lieberman， & Dapretto， 2007）。

鏡像神經元的發(fā)現支持模擬理論。關于模擬論已經有了很多發(fā)現，但是只有少部分研究指出鏡像神經元是模擬所需的要素（Rotenberg， Petrocchi， Lecciso， & Matchetti， 2015）。根據新經驗主義，概念一般被認為包括模擬，在這個意義上它是建立在感知、動機以及其他系統上的。這里的術語“模擬”指的不是參與者模擬目標的經驗，而是感覺、動機、情感和內省的激活。

兒童內側前額葉皮層的背側和腹側在加工相似/不相似他人心理狀態(tài)時發(fā)揮著怎樣的作用？是否像成人一樣也呈現特殊化？這需要未來的研究加以證實。另外，最新的研究指出鏡像神經元是模擬的重要組成部分，那么，在加工他人心理狀態(tài)時，鏡像神經元系統與皮質中線結構具有怎樣的聯系？二者對心理狀態(tài)加工的作用是否具有特異性？這也需要進行深入地考察。眾多研究表明知覺者只在合理使用自我心理狀態(tài)作為他人參照的心理理論加工過程中才會選擇性的使用自我參考策略。與此相比，當個體認為自我與他人不相似時，他們會拒絕將自我的心理體驗投射到他人身上。這樣就出現了一個問題：個體怎樣對與自我不相似的個體的心理狀態(tài)進行推理？也就是說，當投射不適合時，個體采用什么樣的認知加工？這個問題對社會認知的研究者來說仍是一個未解決的挑戰(zhàn)。

3 模塊論

3.1 發(fā)展心理學的定義

模塊論認為對人類心理和行為的建構基于個體先天的大腦結構和模塊。模塊化理論假設心理理論的發(fā)展得益于先天神經結構中的心理狀態(tài)的推理機制。在心理理論方面Leslie等提出了著名的模塊機制，他們提出的中心理論認為嬰兒在出生第二年，先天的心理理論模塊開始工作，在兒童后期，抑制選擇加工促進了與年齡有關的心理理論能力，該加工過程漸漸可以控制心理理論任務的執(zhí)行要求（Leslie， Friedman， & German， 2004）。

3.2 驗證標準

領域特殊性、快速的加工、限制性的輸出、專門的神經結構和障礙特征模式是模塊論的典型特征。基于這些嚴格的標準，Leslie的模塊論可能是所有心理理論中最有說服力的。因為模塊論的發(fā)展成熟，可以被清楚地檢測，神經影像學證據十分有利于對這個理論進行驗證。首先，如果一個特定的大腦區(qū)域或者是大腦區(qū)域結構，無論何時只要個體參與心理理論推理都可以被持續(xù)激活，這樣就可以支持模塊化的觀點。第二，這種活動模式不僅在早期發(fā)展時期而且在整個生命過程中都會出現。神經網絡的激活是隨著經驗調整的，但相同的神經區(qū)域應始終參與發(fā)展過程中的所有方面。第三，為滿足專用神經結構的標準，心理理論加工激活的神經網絡需要具有特定的選擇性。如果負責心理狀態(tài)推理的神經系統不具有選擇性，或者只是在童年或者成年期加工心理狀態(tài)時才有選擇性，那就會挑戰(zhàn)模塊化體系。最后，如果Leslie提出的抑制加工是正確的，那么在幼兒園期間，心理理論的發(fā)展應該和與抑制加工有關的神經區(qū)域聯系起來，而不是只與心理理論有關的神經區(qū)域相聯系。

3.3 社會神經科學證據

與模塊化解釋相一致的是，盡管心理理論神經網絡的組成在各研究中有所不同，但一個成人心理狀態(tài)推理的神經網絡已經確立。與心理理論加工密切相關的最典型腦區(qū)包括皮質中線結構（該腦區(qū)包括內側前額葉皮層，前扣帶皮層，和內側后頂葉皮質）、后扣帶回、楔前葉以及兩側的顳頂聯合區(qū)（文， 劉巖， 高艷霞， 陳晶， 張文新， 林崇德， 2008； 文， 黃亮， 張振， 宋娟， 白麗英， 2014； Schurz，Radua， Aichhorn， Richlan， & Perner， 2014； Young，DodellFeder， D.， & Saxe， 2010a）。

顳頂聯合區(qū)是心理理論模塊的強大支持者，它選擇性地為心理狀態(tài)信息進行反應（Saxe et al.， 2009）。而皮質中線結構還支持像整合和預測的能力（Spreng & Grady， 2010），所以其對心理理論加工不具有反應的選擇性，因而該腦區(qū)結構不符合心理理論模塊的標準。

早期的神經影像學研究發(fā)現，兩側的顳頂聯合區(qū)在成人的心理狀態(tài)推理中都被激活（Saxe & Kanwisher， 2003； Saxe & Powell， 2006）。適當的比較條件是顳頂聯合區(qū)和心理理論模塊論關系解決的關鍵。如，Saxe和Powell（2006）發(fā)現與閱讀故事主人公非心理狀態(tài)如身體感受或身體特征相比，個體在閱讀故事主人公的想法時顯著激活了雙側顳頂聯合區(qū)和后扣帶回。

最近幾年，對成人心理理論的研究支持以下觀點：顳頂聯合區(qū)尤其是右側的顳頂聯合區(qū)，對心理狀態(tài)推理具有選擇性，它可能是心理理論模塊的一個組成部分。有研究采用經顱磁刺激（TMS）發(fā)現，破壞了右側顳頂聯合區(qū)功能后，被試解讀心理狀態(tài)信息時表現得困難（Young， Camprodon， Hauser， PascualLeone， & Saxe， 2010b）。Dohnel（2012）也發(fā)現右側顳頂聯合區(qū)在成人的正確或者錯誤信念推理中都被激活。

如前面所闡述的，顳頂聯合區(qū)在兒童和青少年時期應該具有相似的選擇性。已有的證據并不十分支持模塊化。盡管8到12歲的兒童在二級錯誤信念推理的心理理論故事中比推理非心理理論故事更強的激活了雙側顳頂聯合區(qū)

（Kobayashi，Glover， & Temple， 2007），然而更小的兒童的顳頂聯合區(qū)腦區(qū)沒有表現出這種選擇性。例如，研究發(fā)現與社會推理相比，6到11歲的兒童右側顳頂聯合區(qū)對于個體的心理或者身體表現出了同樣的激活，而更大兒童的右側顳頂聯合區(qū)對心理狀態(tài)信息表現出了更強的激活（Hollebrandse， Hout， & Hendriks， 2014）。與之有關的是，

Gweon，Dodell， Bedny和Saxe （2013）發(fā)現5到11歲的兒童，隨著年齡的增長，兩側顳頂聯合區(qū)對于心理狀態(tài)信息的選擇性不斷增加?？偟膩碚f，隨著年齡的增長，該腦區(qū)對于心理狀態(tài)信息的選擇性也在增加。該發(fā)展軌跡對于當前的模塊論提出了挑戰(zhàn)，模塊論認為心理理論模塊的選擇性在生命早期就表現出來了。

此外，即使是在成人時期，與心理理論推理不相關的任務好像也激活了顳頂聯合區(qū)，這再次違反了特定性標準。Sabbagh（2011）提出右側顳頂聯合區(qū)可能是心理理論和其他任務的共享腦區(qū)。比如，在注意適應（Mitchell， 2008）、集中注意（Geng & Vossel， 2013）、目標檢測（Kubit &Jack， 2014）和運動的抑制反應中（Rothmayr，Sodian， Hajak， Dohnel， Meinhardt， & Sommer，2010），右側顳頂聯合區(qū)都被激活。然而，右側顳頂聯合區(qū)的特定區(qū)域對于心理理論加工具有特定的選擇性。比如，Rothmayr（2010）發(fā)現右側顳頂聯合區(qū)的背側參與注意調整，而腹側可能專屬于信念歸因。對于雙側顳頂聯合區(qū)角色研究結果的不一致性和顳頂聯合區(qū)在心理理論加工中作用的不明確，可能是因為fMRI數據具有不同的分辨率，更高的分辨率可以解釋更具體的或差異性的激活。

綜上所述，Leslie的模塊化理論認為嬰兒在出生第二年，先天的心理理論模塊就開始工作，在兒童后期，抑制選擇加工促進了與年齡有關的心理理論能力。伴隨著認知神經技術的不斷進步，未來可以探測2歲的幼兒心理理論加工的腦機制，揭示心理理論加工的先天模塊。同時，抑制加工在兒童期心理理論加工中發(fā)揮著重要作用，但其發(fā)揮作用的關鍵期目前還不清楚，還需要未來研究進一步確定。最后，顳頂聯合區(qū)或者顳頂聯合區(qū)的一部分在推理心理狀態(tài)中的作用是否具有選擇性仍然是不明確的。

4 理論論

4.1 發(fā)展心理學的定義

理論論假定關于心理的知識存在于特定領域的理論中，基本觀念的變化帶動了兒童心理狀態(tài)理解的發(fā)展（Gopnik & Wellman， 2012； 鄭玉瑋， 文， 2014）。該理論表明，抽象理論的有關內容是從形成心理概念體系的社會中一點點收集起來的。因此，個體可能學習一系列他人工作的“原型”以及整合他人的“社會語法”來解釋他人的心理狀態(tài)。兒童的經驗在概念形成中發(fā)揮了積極的作用（Lillard & Kavanaugh， 2014）。

4.2 驗證標準

在心理理論的研究通常顯示理論論對現有的發(fā)展數據提供了最好的解釋，尤其是解釋兒童評估由簡單到復雜心理狀態(tài)的一系列加工過程（Carlson， Moses， 2001）。大量研究證明，伴隨著兒童經驗的增長，其理解心理狀態(tài)的概念也在不斷進步（Lohmann & Tomasello， 2003）。理論論可以被以下證據所支持：（a）支持領域特殊性概念結構的神經結構或者神經網絡的證據；（b）與概念的變化有關的，同時與年齡也相聯系的神經變化的證據。理論論的主要預測是：由經驗導致的概念的變化促進了心理理論的發(fā)展，但是因為當前對概念的變化是怎樣反映到大腦中的問題還不清楚，所以理論論可能在神經影像學方面遇到了最大的挑戰(zhàn)。

4.3 社會神經科學的證據

模塊論的大部分證據與領域特殊性結構有關。比如，證據顯示顳頂聯合區(qū)由其支持心理理論，這與理論論和模塊論觀點都一致。而且，顳頂聯合區(qū)對心理理論表現出的選擇性對模塊論提出了質疑，但沒有影響理論論，因為選擇性的增加可能反映了隨著年齡增長的觀念的轉變。另外，雖然大腦區(qū)域缺乏選擇性對模塊論提出了質疑，但是它是不反對理論論的，因為對于是否同一神經系統能夠被不同目的所激活的觀點，它是中立的。

顳頂聯合區(qū)可能與觀念的變化在心理理論發(fā)展中的作用密切相關。比如，目前的成人研究顯示顳頂聯合區(qū)可能在個體區(qū)分內部的、當前的自我觀點與外部的、他人的觀點過程中發(fā)揮著重要作用（Corbetta， Patel， & Shulman， 2008）。另外，由疾病或者電流刺激中斷顳頂聯合區(qū)的活動導致個體對身體和環(huán)境產生幻覺、誤解等表現，再一次顯示顳頂聯合區(qū)在內部和外部表征中起作用（Lenggenhager，Tadi， Metzinger，& Blanke，2007）。如果顳頂聯合區(qū)確實參與更新個體的內部期望與外部現實，那么就可以提出一個合理的假設：該腦區(qū)在概念理解中發(fā)揮著作用。因為兒童必須整合他們外部環(huán)境和內部心理狀態(tài)的信息進而更新他們的假設。與該假說有關的證據是目前使用負荷調整范式的研究（Sabbagh， 2011； Sabbagh，Hopkins， Benson， & Flanagan，2010），該范式要求個體根據自己的預測舉起一個意外重量的物體。負荷調整任務測量了兒童是怎樣根據與最初假說相沖突的證據而有效調整了他們關于物體重量的概念的。一項功能磁共振成像研究發(fā)現，右側顳頂聯合區(qū)參與了負荷調整任務，這表明右側顳頂聯合區(qū)參與更新原來的假設并形成更精確假設的加工過程（Jenmalm，Schmitz， Forssberg， & Ehrsson，2006），這與一個個體根據理論論更新心理理論假說相似。與理論論相一致的是，Sabbagh發(fā)現3到4歲兒童的心理理論推理水平與其負荷調整的能力相關，因為在心理理論和負荷調整中都需要根據經歷改變原有的概念結構。另外，在休息狀態(tài)時，兒童顳頂聯合區(qū)的α波與心理理論推理和負荷調整都有關，這表明與概念變化有關的神經發(fā)展可能促進個體在這兩個任務上的表現（Sabbagh， 2011）。

有研究使用注視時間范式發(fā)現，15個月大的幼兒可以通過非言語錯誤信念任務。隨著年齡的增長，年長的兒童才可以通過二階錯誤信念這一更復雜的推理（Ruffman， 2014）。研究發(fā)現7歲的小孩可以通過口頭錯誤信念推理任務，但是卻無法通過一個同樣復雜的低言語任務（Hollebrandse， Hout， & Hendriks， 2014）。這一發(fā)現表明言語支持關于信念的顯式推理，它可能通過促進認知的發(fā)展來增強對別人信念的理解。另一項研究發(fā)現，語言的復雜性能夠調節(jié)8～10歲兒童在心理理論任務中的成功性（Wang et al.， 2016）。還有研究發(fā)現，伴隨著認知資源和言語的發(fā)展，青少年的心理理論能力相比學前兒童有了很大的進步（Im-Bolter， Agostino， & Owens-Jsffray， 2016）。這表明，后期言語的習得和認知能力的發(fā)展促進了心理理論的推理能力，而后期言語中包含了很多理論，也許正是這些理論的獲得發(fā)揮了作用。

一個對心理理論的理論變化進行進一步考察的方法是去驗證心理理論的相關腦區(qū)結構如皮質中線結構、鏡像神經元系統和顳頂聯合區(qū)等是否可以隨著心理理論的進步而出現發(fā)展性變化。也許在兒童早期階段發(fā)生變化的神經系統就是在概念變化中發(fā)揮作用的系統。只有少數研究關注心理理論概念的變化在神經層面的表現，研究者從考察概念和神經變化關系來進行研究。其中一個研究熱點為內隱和外顯記憶的不同神經機制。Schott（2005）發(fā)現內隱記憶激活了前額葉、梭狀回和紋狀體區(qū)域，而外顯記憶激活后扣帶回、楔前葉和頂下小葉。這個研究可能與理論論有關，因為嬰兒期和兒童早期不成熟的心智化被認為是一個內隱的心理理論，而學齡前兒童的錯誤信念這一更具言語形式的心理理論可能代表外顯的心理理論（Low & Perner， 2012； Thoermer，Sodian， Vuori， Perst， & Kristen， 2012； Wang， Low， Jing， & Qinghua， 2012）。內隱和外顯心理理論的加工可能依靠部分獨立的腦結構，就像內隱和外顯記憶加工那樣。另外，可能發(fā)生從內隱到外顯心理理論的變化，因為心理狀態(tài)概念的理解是不斷進步的。與這種可能性相一致的是，Wellman（2008）的研究表明，與學前期兒童一樣，嬰兒對于意圖行為的注意可以預測他們的心理理論能力，這顯示了從內隱到外顯理解的一種聯系。

總體來說，盡管目前的研究開始關注理論論，但是關于心理理論的理論變化的神經證據還是很少（Sabbagh， 2011）。目前，只有少數研究關注心理理論概念的變化在神經層面的表現，今后還需要大量研究揭示該問題，闡釋個體概念發(fā)展的關鍵期與心理理論能力發(fā)展的關系。未來還需要進一步考察內隱和外顯心理理論的神經機制，揭示二者神經機制的差異。另外，神經體系的發(fā)展應該與心理理論任務中的行為表現有關。這種類型的理想化研究需要采取縱向研究，從那些還不具備相關的心理理論概念兒童開始，直到他們通過過渡期獲得心理理論概念。

5 執(zhí)行闡釋

5.1 發(fā)展心理學的定義

執(zhí)行闡釋假定兒童推理心理狀態(tài)的困難至少部分源于為了產生一個不同觀點而抑制自我觀點的挑戰(zhàn)，或者將有關的觀點保持在工作記憶中存在困難（Carlson，Claxton， & Moses， 2015）。該理論假定在學齡前階段，執(zhí)行功能的發(fā)展對于心理理論的變化做出了重大貢獻（郭筱琳，任萍，馬鳳玲，徐芬， 2016）。關于執(zhí)行功能在心理理論推理中的作用有兩個觀點：第一個觀點表明執(zhí)行功能能夠滿足心理理論的需要，即使是在缺少其他加工過程的情況下執(zhí)行功能也能支持心理理論推理。另外一個觀點表明執(zhí)行功能不能滿足心理理論，它需要依靠別的認知加工的支持，盡管如此它對于心理理論還是重要的。

5.2 驗證標準

執(zhí)行闡釋被大量的研究所支持，這些研究在控制了年齡、言語能力和其他混淆變量后證明了執(zhí)行功能和心理理論之間存在高相關（蘇彥捷， 于晶， 2015； Devine & Hughes， 2013）。就執(zhí)行功能與心理理論推理的關系而言，支持執(zhí)行功能的大腦區(qū)域應該也參與心理理論任務。另外，如果在心理理論推理中，心理理論和執(zhí)行功能激活的大腦區(qū)域是接近的或者結構、功能上是有關系的，那么這樣的證據也會支持執(zhí)行理論。理論上，神經影像證據應該在執(zhí)行功能和心理理論激活神經結構的連通性方面提供信息，這方面的信息用核磁共振成像技術很容易檢測出。

另外，我們還需要關注一個特別的執(zhí)行功能：抑制控制。因為以下幾個原因：（1）在學齡前階段，抑制控制已經被作為心理理論發(fā)展過程中的一個關鍵過程（Carlson，Moses， & Claxton， 2004）；（2）成人的行為和神經心理研究顯示，在某些心理理論評估中，抑制起到了必要但不充分的作用（Fanning， Bell， & Fiszdon， 2012）。

5.3 社會神經科學的證據

第一方面的相關證據來自于與抑制任務相比較，個體在心理理論任務上的神經活躍度。比如，Van der Meer（2011）研究揭示高抑制的錯誤信念任務和停止信號抑制任務都激活雙側額下回，這體現了相同的神經控制機制。另外，Rothmayr（2010）發(fā)現抑制控制和錯誤信念推理任務激活了一些相似的神經區(qū)域，如額內側的右上部、右顳中回、雙側額中回和雙側顳頂聯合區(qū)。然而，對執(zhí)行功能能夠滿足心理理論這一觀點提出挑戰(zhàn)的是，Rothmayr也發(fā)現抑制控制和錯誤信念任務激活了一些不同的神經區(qū)域，如中央前回左上部、額上回的左下部和中部、左側顳中回、左側顳頂聯合區(qū)、楔前葉和兩側丘腦。

第二方面的證據是通過比較評估心理狀態(tài)的神經基礎和評估了解非心理的表現來提供嚴格的控制。Saxe和Kanwisher（2003）發(fā)現相比較于錯誤照片的故事，錯誤信念故事更強地激活了成人的雙側顳頂聯合區(qū)。這表明，心理理論激活的神經區(qū)域超過了抑制激活的腦區(qū)，錯誤信念和錯誤照片條件都要求相同的抑制控制，他們只是在心智化方面有區(qū)別。進一步支持心理理論和執(zhí)行功能之間的神經機制差別的是一個研究顯示了右側顳頂聯合區(qū)是與錯誤信念有著特殊聯系的，反之錯誤符號推理則激活了左側顳頂聯合區(qū)（Perner， Aichhorn， Kronbichler， Staffen， & Ladurner， 2006）。在該研究中，錯誤信念和錯誤符號推理被設計為在抑制上的需求相同，右側顳頂聯合區(qū)支持錯誤信念推理，顯示了執(zhí)行功能是滿足不了心理狀態(tài)推理的。

第三方面的證據試圖通過操縱信念任務本身來揭示心理理論與執(zhí)行功能之間共同和獨特的神經基礎。比如，Van der Meer（2011）的研究比較了兩種早期的錯誤信念，一個要求在不了解物品位置的情況下進行錯誤信念推理（低抑制條件），一個要求在了解物品位置的條件下的錯誤信念推理（高抑制條件）。與低抑制條件相比，高抑制條件的信念推理更強地激活了與認知控制或沖突操縱有關的腦區(qū)，如雙側額下回、背外側前額葉皮層和腦島。相似的是，Hartwright（2012）考察了真實信念和錯誤信念加工機制。他們發(fā)現成人的心理理論神經網絡（比如雙側顳頂聯合區(qū)）的活躍度可以調節(jié)，執(zhí)行控制區(qū)域（比如腹側前額葉皮層）也是如此。這些發(fā)現證明執(zhí)行功能對于錯誤信念推理是必要的，但對于正確信念推理不是必要的，從而支持執(zhí)行控制的不同神經區(qū)域可能在不同心理理論推理中被激活。

如果先前討論的理論解釋是正確的，那么執(zhí)行功能在兒童期心理理論獲得方面扮演著什么角色呢？這方面的證據很有限。只有一個神經影像研究驗證了童年時期執(zhí)行功能和心理理論之間的關系。Sabbagh（2009）驗證了學齡前兒童心理理論和靜息時的α波（6-9 Hz）之間的關系。α波是一個EEG波形，它被認為反映了大腦發(fā)展過程中功能性、領域一般化和成熟的變化。不論個體年齡以及在執(zhí)行功能任務中的表現如何，個體在休息狀態(tài)下的背內側前額葉皮層和顳頂聯合區(qū)的α波與錯誤信念理解的α波不同。這個結果表明在早期發(fā)展中執(zhí)行功能是不能滿足心理理論的。然而在生命發(fā)展的早期或者在整個生命過程中，執(zhí)行功能是否是心理理論的必需條件，是否促進了心理理論能力，是否是心理理論的表達形式，這些仍然是懸而未決的問題。

總體來說，一些神經證據支持心理理論發(fā)展中的執(zhí)行理論。然而，雖然在支持心理理論和執(zhí)行功能的區(qū)域之間有重疊部分，但是這些區(qū)域在心理理論概念獲得中發(fā)揮的作用還是不清楚。與行為發(fā)現一致的是，神經方面證據顯示執(zhí)行功能是滿足不了心理理論的，但執(zhí)行功能可能對于某些心理理論推理是必要的。

6 未來的挑戰(zhàn)和研究展望

6.1 挑戰(zhàn)

認知神經科學研究對于理解心理理論的神經機制有重要的作用。上述討論的每一個理論都有一些神經證據支持，同時每個也都會被質疑。也就是說，需要采用不同的方法來考察這些理論。目前，在心理理論獲得的各種理論的神經證據方面，至少有四個挑戰(zhàn)。

第一個挑戰(zhàn)就是需要更好的心理理論的理論，以便神經影像研究可以更好區(qū)分它們而不是簡單地積累支持它們的證據。一部分問題在眾多理論之間也不是完全互相排斥的。比如，沒有觀點認為模擬化理論或者理論論不含幾個模塊基礎，以便為模擬論和理論論提供更多靈活的機制。另外，執(zhí)行功能的發(fā)展可能在促進更準確的模擬和更復雜的理論建設方面起了作用。然而，因為這些理論在這些點上太模糊，所以很難評估一個證據支持一個理論而不支持其他理論。只有等到更好的理論來明確表達這些，否則相關方面的神經證據是不可能完全辨別它們的。

第二個挑戰(zhàn)是心理理論獲得機制在神經水平上很難充分地表達。比如，概念的變化，這個理論論的核心機制，是一個非常抽象的問題，在行為和神經水平方面可以采取多種形式。同樣，模擬化是很難去定義的，因為有許多方法去接近另外一個個體的心理。此外，模擬化還存在許多問題，如自動化/內隱或意識/外顯的程度，這種差別直接關系到模擬是如何被測量出。相比之下，模塊論在解釋和量化神經選擇性的進展方面，提供了一個關于復雜的神經過程怎樣被測量和如何用來檢驗一個理論的范例（Saxe， 2010）。如果可以在大腦活動的差異以及神經結構選擇性方面來量化概念變化或者是模擬化，那么就可以更好地獲取證據支持或反駁這兩個理論。

第三個挑戰(zhàn)是心理理論文獻中采用任務的異質性。盡管大多數心理理論關注認知心理理論任務而不是情感方面，但是心理理論范例差別很大。至少研究之間的一些分歧和不一致可以被不同任務結構和任務要求以及不同的概念內容來解釋。因此，這些神經成像研究的意義對于心理理論獲得理論并不是簡單的。同樣的挑戰(zhàn)來自研究中被試年齡和神經影像學的方法和分析的不純一性。

最后一個挑戰(zhàn)是心理理論神經影像研究主要是針對成人在線心理理論加工的研究，只有一小部分研究考察了心理理論在發(fā)展過程中是怎樣獲得的。成人研究在理解心理理論的神經層面是重要的，但直到對神經系統怎樣支持心理理論的發(fā)展軌跡有一個明確的認識，才能對不同的心理理論獲得理論假說進行強有力地驗證?？疾旄拍钭兓窠洐C制的研究應該對兒童進行深入地研究，所考察的兒童應該是處在獲得心理理論相關概念的過渡期，也可以操縱他們向獲得成功概念過渡。幸運的是，技術和方法已經進步到可以對很小的兒童進行考察，盡管會有少量數據的丟失，但是這為我們最后揭示心理理論獲得機制提供了機會（Cantlon，Brannon， Carter， & Pelphrey， 2006； Gaffrey， Luby， Belden， Hirshberg， Volsch， & Barch，2011； Raschle， Zuk， & Gaab， 2012）。成功地對年幼兒童進行神經影像研究并不是沒有挑戰(zhàn)。例如，相比心理理論的行為測量，如錯誤信念任務只需要很少的試次，但是神經影像學研究需要對這些試次進行高度的重復。所以讓孩子保持專注和多樣的任務是必要的，但是并不容易。

6.2 未來發(fā)展方向

在此提出發(fā)展方向以便幫助闡明心理理論獲得的神經基礎。首先，神經區(qū)域結構和功能的變化與社會認知發(fā)展有關。例如，Mills（2012）發(fā)現心理理論區(qū)域如皮質中線結構和顳頂聯合區(qū)的灰質和皮質厚度從童年到成年早期不斷減少，這些區(qū)域的表面積在早期或者青春期前達到頂峰，在25歲之前減少。這些結構性的變化可能影響心理理論功能的發(fā)展。從功能性來說，從青少年到成年人，內側前額葉皮層在心理理論任務中的激活程度逐漸降低（Gunther Moor，

Macks， Güroglu， Rombouts， Van der Molen， & Crone，2012）。另外，研究還發(fā)現支持心理理論的腦區(qū)由前部向后部轉移（Blakemore， 2012； Gunther Moor et al.， 2012）。然而，很少有研究同時考察心理理論相關大腦區(qū)域的結構和功能的變化，也很少有研究考察年幼兒童心理理論的神經網絡。該研究領域下一步應該著重研究以上問題。

第二，伴隨心理理論的發(fā)展，神經系統也會發(fā)生變化，對這種變化的訓練或遺傳研究應該極大地增加到研究中。比如，執(zhí)行功能、模擬化或者心理理論推理本身的訓練對心理理論腦區(qū)的影響是什么？這可能是區(qū)分不同理論的最有希望的途徑，就像理論預測的，不同類型的訓練將是有效的，而且會對上述討論的心理理論腦區(qū)產生獨特的神經變化。用神經影像技術去驗證心理理論訓練對自閉癥個體的神經結構影響的研究早已經開始（Bolte， Hubl， FeineisMatthews， Prvulovic， Dierks， & Poustka，2006）。在實踐方面，了解心理理論的發(fā)展過程和神經區(qū)域會提高訓練計劃和干預水平。例如，兒童的模擬化或執(zhí)行能力可以被訓練以提高心理理論，然而，如果神經證據表明早期發(fā)展模塊負責心理理論推理，那么訓練兒童上述能力可能是徒勞的。

最后，用TMS去檢驗與模擬化、概念進步和執(zhí)行功能相關的大腦區(qū)域，這可能會闡明這些加工在心理理論發(fā)展過程中的作用。破壞心理理論關鍵腦區(qū)可能會導致不成熟的行為表現，使成人在一些心理理論任務中的表現像兒童，這樣就可以幫助我們建立負責早期心理理論發(fā)展的神經區(qū)域。另外，研究暫時破壞與某種心理理論類型加工有關的神經區(qū)域可能表明這些加工是否獨立工作或者同時對心理理論作出貢獻。例如，破壞了右側顳頂聯合區(qū)可能會導致較差的心理理論性能，但是有其他神經區(qū)域如內側前額葉皮層或顳上溝可以獨立于右側顳頂聯合區(qū)而影響個體的心理理論表現嗎？換句話說，沒有顳頂聯合區(qū)，個體在心理理論任務中可以成功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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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篇：神經科學范文

神經內科是一門復雜、抽象、科學性強的學科，為提高見習教學質量，我們對傳統的教學方法進行了總結和改進，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1 優(yōu)選帶教老師

課前制定系統的教學方案，選定一名業(yè)務熟練、基礎知識扎實，從事臨床工作多年的醫(yī)師帶教。專業(yè)的帶教老師能使學生掌握系統理論知識，容易發(fā)現見習學生在哪些方面存在不足，并重點輔導，以彌補課堂教學中存在的缺陷。從事臨床工作多年的高年資醫(yī)師，在病人面前易得到信任，病人配合較好，一些陽性體征能準確掌握。對見習學生可以詳細講解，增強見習效果。

2 抓好三基訓練

神經內科學習的第一步就是神經系統的體現，這是神經內科的“金鑰匙”，也是神經內科入門的關鍵。我們首先組織學生復習基礎知識，觀看體格檢查的錄像，并要求學生預習見習內容。見習時，找一個典型病歷進行重點講解。并給予每一個學員一定的機會親自查體。其余的學生給予補充糾正。實行“學習-實踐-再學習”的模式，使每個學生都能熟練的掌握基本功。為將來的臨床工作打下堅實的基礎。

3 由機械式記憶轉為理解式記憶

神經系統疾病的診斷與其他學科有所不同，它包括兩個方面：定位和定性診斷。它與許多基礎學科如解剖學、病理生理學有廣泛的聯系。學生在最初的基礎學習中將這些學科生硬的分開，一塊一塊的機械地記憶。我們在見習教學中有意地把各種疾病的臨床表現和診療與有關的解剖、病理生理及藥理知識等有機的結合在一起進行講解，使學生能夠融會貫通，由最初的生硬的機械記憶轉為邏輯性強的理解記憶。如重癥肌無力，其最基本的病變在神經肌肉接頭處，由于自身的乙酰膽堿（Ach）受體致敏機體，產生抗Ach受體抗體，使受體變性、破壞所致。新斯的明是抗膽堿酯酶藥物，抑制膽堿酯酶活性，能增加機體內神經肌肉接頭處乙酰膽堿的有效濃度，而緩解癥狀；而激素類藥物能夠抑制受體抗體的產生等，這樣就能使學生將基礎知識與臨床有機的結合在一起。

4 利用科學教學法變被動為主動

見習的另一項內容，就是鼓勵學生到神經科病房來親自動手體檢及察看病人，發(fā)現那些陽性體征，做出初步診斷，然后再對照教科書，看是否符合診斷，有哪些方面符合，哪些方面不符合，哪些體征不一致，然后再次察看病人，看是否有遺漏之處。對于不懂或想不通的問題，可以請教帶教老師，并與老師所查出的體征及做出的診斷進行對照，變被動學習為主動實踐，從而加深對神經內科疾病的理解和認識。

5 觀摩新技術新進展加速知識更新

醫(yī)學知識的更新是日新月異的，尤其是神經科，有很多新技術、新觀念是教材所沒有提及的或僅作簡單描述。作為教師應隨著醫(yī)學模式的轉變，及時把新的知識和觀念傳遞給學生，尤其是結合本科室的科研成果，可以幫助學生了解學科進展和發(fā)展方向。血管內介入治療是全國乃至全世界神經科都矚目的新技術。睡眠障礙是現代社會困擾人們的常見病和多發(fā)病，對不同類型睡眠障礙的區(qū)別和處置，能極大的改善人們的生活質量。多導睡眠圖檢查的應用為疾病的診斷和治療提供了依據。在見習過程中，將上述兩個專題介紹給同學們，提高了他們學習的興趣，豐富了醫(yī)學知識。

通過以上幾項改革，使學生在神經內科的見習中，既掌握了基礎知識，又鍛煉了基本技能，了解了學科的前沿知識，圓滿地完成了教學大綱的見習任務，為今后的臨床工作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第7篇：神經科學范文

關鍵詞：轉化醫(yī)學；微創(chuàng)神經外科；應用

目前，我國神經外科學在學科建設和發(fā)展上取得了一些的成績，但仍需神經外科學工作者不斷努力，以獲取更大的進步[1]。進入21世紀， 轉化醫(yī)學理念誕生，本文著重闡述了轉化醫(yī)學在微創(chuàng)神經外科、顯微神經外科及經典神經外科3個階段中的發(fā)揮的積極作用，提出了微創(chuàng)神經外科是轉化醫(yī)學的技術平臺，將成為神經科學和神經外科臨床之間溝通的橋梁。

1 轉化醫(yī)學理念

20世紀末，隨著科學技術和醫(yī)學的迅速發(fā)展，醫(yī)學知識逐漸積累，醫(yī)學的專業(yè)分化越來越具體，每個醫(yī)學專業(yè)學科僅接觸疾病的一部分。從事某一專業(yè)的醫(yī)師很容易受其專業(yè)限制，忽視和割裂一些帶有全局性的重大醫(yī)學問題。使得基礎醫(yī)學和臨床醫(yī)學研究各自獨立進行，缺少交流，導致了科技成果轉化率不高。美國哈佛大學醫(yī)學院在20世紀末提出的轉化醫(yī)學理念，打破了基礎醫(yī)學與臨床醫(yī)學各自為戰(zhàn)的局面，在基礎實驗研發(fā)與臨床應用之間建立起了有效的溝通橋梁，能夠將基礎研究的新發(fā)現和新成果迅速轉化為臨床上新的治療方法和診斷手段， 轉化醫(yī)學縮短了"從實驗臺到病床"（bench to bedside）的過程，推動了醫(yī)學的全面發(fā)展[2]。

2 轉化醫(yī)學理念在微創(chuàng)神經外科中的應用

2.1微創(chuàng)神經外科是實施轉化醫(yī)學的技術平臺 微創(chuàng)神經外科是溝通基礎研究與神經外科臨床之間的橋梁，是實施轉化醫(yī)學的技術平臺。微創(chuàng)神經外科改變了傳統顱腦手術的模式，利用腦功能監(jiān)測系統和腦解剖定位系統，如微骨窗開顱、腦功能MRI導航、神經內鏡、個體化腦溝入路（ individually designed trans-fissureapproach）等，進行顱腦手術，從腦解剖保護提升為神經功能保護，微創(chuàng)神經外科手術使顱腦手術進入了全新的階段。

術中應用熒光造影（ fluores-cence）技術，確定動靜脈畸形、腦動脈瘤切除術及煙霧病手術后的血管通暢狀態(tài)；應用超聲波對腦和病灶進行解剖定位；應用運動誘發(fā)電（motor evoked-potentia，l MEP）、皮質電刺激（electrical stimulation mapping，ESM）和體感誘發(fā)電（somatosensory evoked potentia，l SSEP）對腦干手術、大腦皮質和腦神經連續(xù)進行電生理監(jiān)測，對手術操作可能損傷腦皮質功能時，及時進行預警。

微創(chuàng)神經外科正在向細胞水平發(fā)展，將實現治療學的最大突破-基因治療，用相對簡便的方法治療眾多基因變異和缺陷引起的神經系統疾病。將人工智能應用于臨床操作，實現自動操作、自動識別、自動調整，精確地完成各種操作程序。轉化醫(yī)學的理念將繼續(xù)推動神經外科的發(fā)展。

2.2利用微創(chuàng)神經外科技術平臺實施轉化醫(yī)學的研究方向

2.2.1神經疾患基因治療 人類基因組計劃不僅是破譯人類基因的密碼，更重要的是在分子水平尋找治療、預防疾病的方法。細胞和分子生物學的發(fā)展使中樞神經系統的基因治療成為可能，稱之為細胞分子神經外科。目前已明確為基因遺傳病的神經系統疾病有Lesch-Nyhan綜合征、溶酶體儲存障礙（lyso-somal storage disorders）、Sandhoff綜合征、Mucopolysaccharidosis綜合征、神經纖維瘤病、腦海綿狀血管畸形等。①中樞神經系統內細胞全部基因置換。該治療方法用以矯正遺傳性神經退行性病變，如酶的功能障礙等。應用全基因置換治療酶的功能障礙時，要求神經干細胞能夠充當基因治療的載體，病毒載體系統能夠在神經細胞和膠質細胞中無毒性長期基因表達，使用正常的等位基因進行基因置換，這樣可有效地消除中樞神經系統中由于單個基因隱性突變引發(fā)的疾病顯性表現。②腦腫瘤基因治療。選擇性表達毒性基因，這種基因能夠引起腫瘤細胞的溶解壞死，抑制腫瘤生長，具有特殊的抗腫瘤效應， 殺滅腫瘤的同時不損害正常的腦組織。與傳統腫瘤治療方法相比，基因治療配合手術、放療，可有效延長患者的生存期。③恢復中樞神經系統特定位置細胞功能的基因治療。該方法用以恢復特定的神經細胞的亞細胞群在神經退化過程中丟失的功能。把病毒性載體介導的治療基因轉移到大腦定位置的神經細胞的亞群，對蛋白表達和基因轉錄進行嚴密的調節(jié)，可用于特定部位神經退行性病變的恢復性治療。移植基因改變的細胞或者胚胎性的移植物，產生特殊的生長因子或神經傳輸，恢復因神經功能障礙引起的中樞神經系統特定部位的神經功能缺失，如Alzheimer病和Parkinson病的基因治療。④腦卒中的基因治療。腦卒中，導入治療基因能夠保護缺血損傷的神經細胞免于死亡，控制不同腦內炎性調節(jié)因子表達的基因。3～5w的基因表達有利于血管的生成和正常修復缺血性疾病，可以達到治療目的[2]。

2.2.2神經干細胞的研究和應用 神經干細胞的用途主要有： 充當基因治療的載體、生命科學的研究及損傷的神經細胞的替代療法。將神經干細胞移植到中樞神經系統，替代因疾病或損傷而缺失的神經細胞，對于恢復神經系統功能具有重要的作用。神經干細胞具有顯著的特點，能夠重復進行有絲分裂，產生大量子代細胞，具有高度的自我更新能力。目前，醫(yī)學上已經能夠實現在人體外神經干細胞的增加，并保持一定時間的增生能力，但中樞神經系統細胞的再生是一個十分復雜的過程，神經干細胞應用于臨床的空間還很大。

2.3國內轉化神經外科學現狀

2.3.1基礎與臨床研究體系初步形成 轉化醫(yī)學提倡建立神經科學基礎研究與神經外科臨床多學科的合作。以腦血管病為紐帶，整合神經內科學、放射學等多學科，組建腦血病診治中心，收集患者臨床資料，與國外合作開展合作研究，擴大國際影響，提升學術水平。

2.3.2建成微創(chuàng)神經外科平臺 在國內率先建立微創(chuàng)神經外科平臺的是首都醫(yī)科大學神經外科學系。首都醫(yī)科大學神經外科學系與神經科學研究所合作開展腦血管病、膠質瘤及腦認知功能的研究，取得初步成效，轉化醫(yī)學的優(yōu)勢初步顯現。

3 結論

轉化醫(yī)學打破了基礎醫(yī)學與臨床醫(yī)學之間的屏障，能夠將基礎研究的成果快速轉化為臨床方法，我國的神經外科學工作者應抓住機遇，充分利用微創(chuàng)神經外科這個技術平臺，廣泛應用轉化醫(yī)學理念，打造具有國際話語權的現代神經外科學。

參考文獻：

第8篇：神經科學范文

科學家指出，這一發(fā)現將對治療患有面孔失認癥（即無法識別他人面孔的癥狀）的病人具有實踐性的價值，同時也會揭開普通人中為何有些人在識別面孔方面高人一等。

據科學家指出，這兩個神經簇分別位于大腦紡錘內，相距僅半英寸。他們對臉部的反應比手、腿、車、吉他、花束以及建筑物等都要來得強烈得多。

據了解，來自加州圣克拉拉的患者羅恩-布萊克威爾（RonBlackwell）正在斯坦福大學著名醫(yī)學博士喬瑟夫-帕維茲（JosefParvizi）的引導下接受醫(yī)學治療。這是斯坦福大學醫(yī)學者們首次將兩種圖像技術方法和大腦電擊聯系起來研究人類紡錘體的嘗試。該實驗結果也首次證明了這兩個神經簇，即pFus和mFus對人類面部識別具有極其重要的作用。

在針對布萊克威爾的治療中，大腦電擊刺激要求電流從一個電極傳導到距離其1厘米遠的另一個電極，這個過程中會穿越一小部分大腦組織。而pFus和mFus的大小大約占到紡錘體的1/4，同時也相距1厘米遠。更巧的是，科學家植入的兩個電極正是位于患者pFus和mFus受損中心之上。這樣的高度匹配度便使得帕維茲將電擊刺激同時直接作用在這兩個神經簇之上。

很快，布萊克威爾對帕維茲的面部感知發(fā)生了變化，他說：“你看上去想我見過的一個人，但又有些不同?？赡苣阒笆悄莻€人，但現在你整個臉有點變形了，就像是你臉部的一些特征外形沒有了。”

而當電擊停止時，布萊克威爾立即看到帕維茲的臉由扭曲變成正常。據布萊克威爾稱，當電擊pFus和mFus時，他看到房間內其他物體的畫面并沒有扭曲現象。帕維茲說：“當病人看到我的臉扭曲時，我跟他是一樣的驚訝?！?/p>

第9篇：神經科學范文

一、從科學引向經典

在教學《月相變化》一課時，為了激發(fā)孩子對月亮的好奇心和求知欲，我先出示一副美麗的月景圖，問：“看了這幅圖給你什么感受？在這么美好的花好月圓夜，如果沒有了月亮會是一種怎樣的情景？所以自古以來就有許多詩人、詞人這樣贊美月色――‘小時不識月，呼作白玉盤’‘舉頭望明月，低頭思故鄉(xiāng)’‘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時’‘明月幾時有，把酒問青天’……”我用這樣的方式導入新課，不僅很大程度上激發(fā)孩子對月亮的探究欲望，還實現了不同課目間的整合。

二、從經典走向科學

作為一名班主任，早晨我會早早到班上督促孩子進行早讀。一次，當我在孩子們間穿行，一個女孩問：“老師，‘繁燈奪霽華’是什么意思？”“說的是眾多明亮的燈光把月亮的光線都遮蓋了?！笨此贫嵌臉幼?，我又繼續(xù)說，“在生活中，我們也會遇到這樣的情況：晚上打開燈光覺得很亮，可是如果我們打開比臺燈的光線更強的日光燈時，臺燈的光線就顯得比較暗了?！薄斑@是為什么呢？”看著女孩那求知的眼神，我把作為一名科學老師所知道的科學知識，詳細地給孩子講解說：“當光線發(fā)出來之后，它要在大氣中傳播。大氣中的氣體和塵埃會把一部分光線散射掉，空間就被照得比較明亮了。白天之所以會亮，是因為太陽的光線很強，足以把地球照得亮堂堂的。其實，我們白天看不到星星，也是這個道理。白天因為太陽光把天空照得十分明亮，再加上太陽輻射出來的光線特別強，明亮的背景使得星星的亮光看不到了。實際上，無論是白天還是黑夜，星星都是在天空中閃閃發(fā)光的。要想在白天看到星星，我們可以通過天文望遠鏡來看。這是因為天文望遠鏡的筒壁可把散射在大氣里的大部分陽光擋住，再加上望遠鏡中的透鏡發(fā)生了折射作用，使得天空的背景變暗，而恒星的光點加強了。這樣，我們就可以在白天看到星星了?！?/p>

女孩恍然大悟，繼心滿意足而又快樂地對我說：“沒想到，這簡單的一句詩詞，包含著那么大的科學學問。我現在完全理解了詞意，我想以后對于這句詞也不容易忘記了?！?/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