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觀經濟政策的目標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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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宏觀經濟政策的目標范文

據我的觀察，這種重大的變化集中在宏觀經濟的布局上有如下四個方面：

第一，宏觀經濟政策的定位已經同時指向經濟健康持續(xù)發(fā)展和社會和諧穩(wěn)定。以往談到宏觀經濟政策的功能定位的時候，顯然都是要突出速度的，我們曾經用過又快又好，又好又快，最近幾年用的是平穩(wěn)較快，談到宏觀經濟政策，都難免一個快字。這一次用的是健康、持續(xù)這樣的經濟增長，這顯然標志著幾層意思，一層意思，大家對中國經濟乃至全球經濟的發(fā)展態(tài)勢，起碼中國將由高速轉入中速，特別是個位數的增長，在這點上已經大致形成共識。

其次，大家對于這場危機的長期化和持續(xù)化也已經形成共識。比如世界經濟將低速增長，何時走出危機，目前難以預測，這是在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講到的話。

第三，用健康持續(xù)這四個字作為我們對經濟增長的追求，并且給出了幾個可以測的標準，比如說沒有水分，實實在在，有效益，有質量，可持續(xù)等等，這是一個在經濟增長方面的一個非常重大的變化。與此同時還把社會和諧穩(wěn)定與健康持續(xù)發(fā)展并列起來，這表明對于中國的經濟增長和社會穩(wěn)定之間的關系，對于改革、發(fā)展之間的關系，也有了高度的共識。中國的經濟增長不可能沒有一個穩(wěn)定的社會環(huán)境作為基礎。在各方面的矛盾十分尖銳的背景條件下，要保證經濟社會的持續(xù)穩(wěn)定發(fā)展，健康發(fā)展，顯然要求一個特別穩(wěn)定的社會環(huán)境，也正因為如此，經濟健康持續(xù)發(fā)展和社會和諧穩(wěn)定，同時作為宏觀經濟政策的功能定位，這是第一個變化。

第二個變化，宏觀經濟政策的作用同時指向逆周期調節(jié)和推動結構調整，以往我們談到宏觀經濟政策的時候，頂多是反周期的作用，這次除了逆周期調節(jié)這個表述之外，還提到要推動結構調整，同時把兩個作用同時并列起來，顯然也有深層次的考量。

比如，當談到世界經濟將長期處于低速增長這樣一種態(tài)勢的時候，實際隱含著對這場危機的最深刻原因的一種判斷。在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中有一種表述，世界經濟已經從危機前的快速發(fā)展轉入到深度轉型調整期，這場危機的爆發(fā)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結構出了問題，緊接著判斷是，中國也好，世界也罷，要使經濟真正走上全面復蘇的軌道，它是不可能建立在現有的經濟結構基礎之上，要反危機，要使經濟步入復蘇的軌道，必須轉方式，必須調結構，逆周期調節(jié)和推動結構調整，同時界定為宏觀經濟政策的兩大作用，這是第二個變化。

第三個變化，宏觀經濟政策的目標，2008、2009年的時候，宏觀經濟政策目標是惟一的，就是保增長，后來又加上了控物價，再后來到了去年，又加上了轉方式調結構，今年宏觀經濟政策的目標同時指向五個，穩(wěn)增長，轉方式，調結構，控物價，又加上一個防風險。我們都有一個共同的體會，當目標是單一的時候，你可以全力去追求，當目標變成多元化的時候，你就不得不分散精力，所以在這樣的一種多重目標同時作為宏觀經濟政策的著力方向的時候，很難想象我們像過去那樣，把全部的精力用于實現穩(wěn)增長或保增長，這也是一個非常重大的變化，當然這是在中國以及全球經濟復雜多變的背景條件下所做出的適當的選擇。

第四個重大變化，今年的宏觀經濟政策盡管在表述上仍然是積極的財政政策加穩(wěn)健的貨幣政策。從2011年到現在，我們實施的都是這樣一種積極穩(wěn)健的貨幣政策，中國的宏觀經濟政策歷來是有很大的距離，名義上相同，但是實際內容上卻有細微的、甚至是非常重大的差距。我體會今年的積極穩(wěn)健配，相對于前兩年發(fā)生的重大變化，從宏觀經濟政策的總體上是趨向于穩(wěn)健的，而不再是趨向于擴張性的積極的，整個宏觀經濟政策搭配處于從擴張向中性的這樣一種過渡狀態(tài)，貨幣政策方面的表現我不多說，就積極的財政政策而言，盡管要在穩(wěn)增長政策的追求方面擔當主力部隊，但是今年和去年相比，從文件的表述上都可以看到它的細微變化。

第2篇：宏觀經濟政策的目標范文

關鍵詞：新形勢；通貨膨脹；充分就業(yè)；貨幣政策；研究

中圖分類號：F822.5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1-828X（2012）08-000-01

一、背景

自從2008年爆發(fā)美國次貸危機以來，各國政府紛紛采取寬松的貨幣政策、加大信貸投放力度，甚至由政府直接注資實體經濟，以期通過這些宏觀經濟政策拉動經濟，提升總需求，從而確保經濟增長與就業(yè)崗位的增加。然而，這些旨在刺激經濟發(fā)展的宏觀經濟政策本身亦包含著某些潛在的負面影響，在增加就業(yè)崗位、拉動經濟發(fā)展的同時，寬松的貨幣政策亦將導致較高的通貨膨脹和加速物價水平上升。

就業(yè)與通脹控制，歷來是宏觀經濟中的一道兩難題目，特別是當前經濟危機仍未過去，歐洲債務危機此起彼伏，市場前景仍然充滿了不確定性，宏觀經濟政策的制定稍有不慎，就將引起嚴重的問題。因此必須加以重視，筆者以為，宏觀經濟政策必須要遵從以下幾條原則：從國民經濟的長遠發(fā)展和產業(yè)結構調整的高度進行把握、深入研究通脹和失業(yè)的內在聯系，從而確保將兩項指標控制在可接受區(qū)間、健全社會保障體系，拉動社會總需求、最后就基于菲利普斯曲線所揭示的兩者的關系進行相關決策時，要對其結果條件對應關系進行準確把握。

二、當前通脹與就業(yè)問題存在的原因

隨著經濟危機的不斷深入，各國政府紛紛出臺新的宏觀經濟政策，力求扭轉或減輕經濟危機給本國經濟帶來的沖擊與負面影響，保就業(yè)、保增長。然而，隨著最初的刺激經濟增長政策的效果過去，各國卻不約而同的陷入了政府赤字高筑、經濟增長放緩、物價上漲加速的困局之中，更有甚者，出現通脹與失業(yè)率“雙高”的現象，陷于被動局面。那么，為何會出現這些問題？雖然經濟發(fā)展有其自身的規(guī)律，但究其原因，主要是以下幾個方面：

1.政策制定偏重就業(yè)，忽略對通脹的治理

危機發(fā)生后，各國面對經濟衰退，生產下滑的局面，不約而同的采取了刺激經濟、保障就業(yè)的政策，對于通脹的控制有所忽略，而這種經濟運行的結果就是時至今日，63.4% 的市場經濟體制的國家普遍出現了經濟增長率不超過 2% 的經濟緩慢增長與 6% 的高通脹水平、9% 的高失業(yè)率水平相伴的“雙高”局面。這一方面說明由于失業(yè)率上升，就業(yè)壓力大，各國在制定經濟政策時偏重于解決就業(yè)問題，放松對通脹的管理控制，但另一方面，也說明某些國家對于通貨膨脹和充分就業(yè)問題全面內涵及其相互作用機制的了解不足，使得相關的宏觀經濟調控政策實施效果與主觀目的之間發(fā)生了背離，出現了較高通脹水平下仍然保持了較高失業(yè)率的水平這一矛盾和困境。

2.社會保障制度不夠完善、抑制了總需求

完善的社會保障體系是提升社會總需求的前提條件，在本次經濟危機中不難觀察到，但凡具備較為完備的社會保障體系的國家，社會的需求總量仍然能夠保持在一個較高的水平上，而一些發(fā)展中國家和不發(fā)達國家，社會公眾對于未來的收入預期不明朗，與之相對應的，則是公眾的支出計劃變化幅度較大。這是因為保障體系健全，公眾未來預期向好，刺激其有效消費需求，進而帶動社會再生產相關環(huán)節(jié)，反之則結果也相反。

3.偏重短期目標，忽視長期發(fā)展

針對突出其來的經濟危機，一些國家在制定宏觀經濟政策時，優(yōu)先考慮的不是整個國民經濟的長期發(fā)展，而是追求一些短期的、見效快的模式，這一現象在某些西方國家的近期經濟政策制定過程中顯現無疑：為了獲取足夠的票數，取得競選與連任的勝利，一些西方政治集團更加傾向于采用見效快、時間短的經濟政策，從而忽略了長期的經濟政策的穩(wěn)定性與連貫性，造成數年之后，政策的負面影響浮出水面的惡果。

三、協調通脹與就業(yè)問題的對策建議

1.從長期和發(fā)展戰(zhàn)略的高度去制定宏觀經濟政策

經濟發(fā)展有其自身規(guī)律，而經濟政策的制定通常是用于引導經濟的發(fā)展方向，調整產業(yè)的結構組成，因此宏觀經濟政策具有長期性的特點。而當前部分國家為了應對突出其來的經濟危機，急切的采用一些短期博弈行為來保障就業(yè)，從而導致在就業(yè)問題和通脹問題上遇到了兩難的困境。一個健康健全的經濟體運行特征應該是具有一個合理通脹水平和物價水平以及將失業(yè)率控制在一定范圍內，而要做到對這個兩難選擇的準確把握，就必須將通貨膨脹和充分就業(yè)的問題從經濟結構調整戰(zhàn)略轉型及其長期發(fā)展的規(guī)劃上來看待和加以審視，只有這樣才能保證在處理通貨膨脹時不傷及到就業(yè)問題，而在解決就業(yè)問題時候通貨膨脹水平依然控制在一定的范圍之內。

2.科學決策，將通脹和失業(yè)率控制在可控范圍內

多年的經濟研究表明，通脹與一定程度的失業(yè)率，是經濟發(fā)展所必不可少的劑，也是經濟增長的必然產物，因此在制定宏觀經濟政策時，要充分認識到這兩個數據的真實含意：引發(fā)通貨膨脹的原因是多種多樣的，是現代經濟的一個普遍現象，而失業(yè)率則是一項指標，用于衡量就業(yè)程度。二者的存在是一種正常的現象，徹底的消滅或者長時間的壓制都是不現實的，宏觀政策的制定目標應當是將這兩項數據控制在可控的、社會可承受的范圍之內。

3.加強社會保障體系建設

公眾對于未來經濟的預期也將影響公眾的支出計劃，因此，良好的社會保障體系建設不僅能夠有效的釋放公眾的購買力，促進經濟增長，而且即使經濟增長陷入停滯不前的境進，或者處于通脹與高失業(yè)率并存的“兩高”局面，由于社會保障體系的作用，公眾依然敢于消費，從而推高了社會的總需求，進而拉動經濟發(fā)展，促進新的就業(yè)崗位的誕生。因此，加強社會保障體系建設，雖然從數據層面難以表明其對經濟的支撐作用，但由于它是通過對于社會公眾的心理預期影響而最終實現其作用的，因此，在制定宏觀經濟政策的時候，不能忽視社會保障體系的建設工作。

參考文獻：

第3篇：宏觀經濟政策的目標范文

關鍵詞：中觀；經濟；審計；內容

中圖分類號：F239.0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673-291X（2013）36-0166-03

一、中觀審計的界定

（一）建立中觀審計的必要性

目前在經濟學界基本上已達成共識：宏觀經濟研究的是國家經濟，微觀經濟研究企業(yè)或廠商以及獨立生產地居民和農民等個量經濟，中觀經濟則介于兩者之間。科學方法論使得經濟學重新劃分為宏觀經濟學、中觀經濟學和微觀經濟學，與此同時必然要求宏觀審計、中觀審計和微觀審計得以形成和發(fā)展，這不僅是經濟學和審計學發(fā)展的必然趨勢，也是時展的需要?？茖W技術日新月異和經濟的迅猛發(fā)展推動著審計學向三維立體結構發(fā)展，“哪里有經濟活動，哪里就有審計監(jiān)督”，中觀經濟的發(fā)展必將使得中觀審計得以產生和發(fā)展。中觀審計產生的根本前提是中觀經濟，中觀審計的雛形是行業(yè)審計，中觀審計是為服務于宏觀控制和強化微觀控制而存在的。當中觀審計建立以后，宏觀、中觀、微觀經濟組成了國民經濟縱向上的梯形結構，而宏觀、中觀、微觀審計則構成了橫向上的平行線結構，他們所組成的整個立體結構覆蓋了國家經濟活動的各個領域，中觀審計舉足輕重的地位就更顯而易見了。

以中觀經濟運行為對象的審計活動就是中觀審計。我們也可以把中觀審計界定為審計機關依據法律規(guī)范，運用系統(tǒng)的程序和方法，監(jiān)控中觀經濟行為、運行機制和其為實現一定的經濟目標所采用的經濟政策、決策，監(jiān)督其執(zhí)行結果的行為。

中觀審計的建立可以有效地監(jiān)控中觀經濟行為及其運行機制，防止中觀經濟的運行出現偏差與失控，對宏觀經濟和微觀經濟起到協調作用，從而達到提高中觀經濟效益，促進整個國民經濟系統(tǒng)良性循環(huán)的作用。中觀審計的實施可以有效地保證宏觀經濟政策、決策和相關信息的傳遞，防止和減少宏觀經濟在其傳遞過程中出現的偏差和失誤；同時還能有效地促進微觀經濟活動的開展，協調宏觀經濟目標和微觀經濟目標之間地矛盾；最后中觀審計的實施還能有效地防止和減少中觀經濟政策或決策失誤、中觀經濟活動的失控以及中觀經濟比例關系失調的問題。

（二）中觀審計中的三方關系

1.中觀審計的主體

當前理論界對中觀經濟的研究對象及內容已有了基本的輪廓界定，把中觀經濟大體分為三個部分：行業(yè)經濟、地區(qū)經濟和集團經濟。行業(yè)經濟是同類經濟的集合體，如漁業(yè)、牧業(yè)、煤炭行業(yè)等。地區(qū)經濟是同一地區(qū)的集合體，我們通常是按行政區(qū)進行劃分的，如北京地區(qū)、上海地區(qū)等。集團經濟是企業(yè)集團，其經常表現為行業(yè)經濟和地區(qū)經濟在同一組織內的集合體，如石化集團等。根據中觀經濟的界定，我們認為中觀審計的審計主體在中觀審計剛建立階段應該是政府審計機關及其成員政府審計師，當發(fā)展到一定程度之后可以考慮讓民間審計機構的注冊會計師和管理咨詢師加入。

中觀經濟的發(fā)展對宏觀經濟政策的傳達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中觀審計結果使用最多的應該是政府部門，政府審計機關來開展中觀審計能夠體現中觀審計的權威性。目前中觀審計的實施以及其程序方法的確定還都處于一個探索的階段，還是一個全新的內容，沒有相應的準則依據，中觀審計的范圍還很有限，更重要的是中觀審計的重要作用還沒有被廣泛認識。在這樣一個初級階段開展中觀審計，如果由政府審計機關及其成員政府審計師首先來開展這項活動，一個方面能體現出國家對中觀審計工作的重視，另一個方面能使得中觀審計迅速廣泛地被社會各界所認識，被審計單位才能夠采納中觀審計的審計結果，使公共資源的使用者樹立起效率、效益的觀念。當中觀審計被各方面充分認識、中觀審計的準則依據也相應地建立起來、中觀審計的實施程序方法也相應地制定起來，這時中觀審計的范圍增大，業(yè)務量增多，注冊會計師和管理咨詢師也有能力開展中觀審計，可以考慮將中觀審計的一些內容讓渡給注冊會計師和管理咨詢師去做，如集團經濟的審計完全可以讓渡給注冊會計師來做。

2.中觀審計的客體及授權人

中觀經濟大體可以劃分為：行業(yè)經濟、集團經濟和地區(qū)經濟，相應的中觀審計的客體可以概括為行業(yè)、集團和地區(qū)的經濟活動，其主要包括非收益性投資部分、收益性投資部分、行業(yè)集團及地區(qū)財政預算、財政支出等。如對地區(qū)經濟進行審計時，檢查其社會公眾資金是否存在浪費；對行業(yè)經濟進行審計時，檢查其地區(qū)經濟發(fā)展是否很好地傳達了宏觀管理目的，是否能夠為微觀經濟發(fā)展指明方向。

在中觀審計發(fā)展的初級階段，中觀審計的開展主要是為國家宏觀經濟管理服務的，如行業(yè)審計和地區(qū)審計的開展，那么中觀審計的授權人應該是國家財政部門。這樣可以保證中觀審計的權威性，并且能促使中觀審計真正起到應有的作用。

二、中觀審計的研究對象及目標

（一）中觀審計的研究對象

中觀審計是對中觀經濟計劃、政策、決策以及中觀經濟管理活動所實施的審計，中觀審計的審計對象范圍可以概括為：行業(yè)、地區(qū)（經濟區(qū)）、集團的發(fā)展戰(zhàn)略目標、計劃，中觀經濟政策、決策以及相應的中觀經濟管理活動。

1.中觀經濟學所涉及的內容是中觀審計的研究對象和審計對象

基于中觀經濟產生發(fā)展而產生發(fā)展的中觀審計，其對象范圍實際上就是中觀經濟所研究的內容。當前國內外大部分專家認為，中觀經濟學研究對象內容是中觀經濟戰(zhàn)略目標和計劃、中觀經濟政策和決策、中觀經濟管理、中觀經濟模型理論、區(qū)域（或地區(qū)）經濟結構、行業(yè)經濟政策、集團或協會經濟發(fā)展以及中觀經濟的橫向縱向模式?，F代經濟學尤其注重經濟政策和決策的研究，中觀經濟政策內容繁多主要有：能源交通政策、農產品價格政策、特區(qū)經濟政策、開發(fā)區(qū)經濟政策、地區(qū)經濟發(fā)展政策等，同時還涉及到能源在各部門之間的配置，自身經濟優(yōu)勢增長問題等。中觀審計是對中觀經濟活動的審計，中觀經濟學要求中觀審計應以中觀經濟政策和決策為研究對象。

2.服務于宏觀控制、強化微觀控制是中觀審計對象范圍應涵蓋的內容

微觀、中觀、宏觀自上而下對經濟活動進行三個層次的調控，中觀控制是整個經濟控制系統(tǒng)的一個分系統(tǒng)，中觀審計的研究有利于加強中觀控制，處于中間層次的中觀控制一方面可以服務于宏觀控制，另一方面可以強化微觀控制。促使整個國民經濟良性循環(huán)的三個分系統(tǒng)：宏觀審計系統(tǒng)監(jiān)督宏觀經濟政策、中觀審計系統(tǒng)監(jiān)督經濟政策傳遞過程和微觀審計系統(tǒng)監(jiān)督經濟政策的執(zhí)行結果，三者相互牽制、相互協調，才使得審計監(jiān)督體系嚴密完整。

中觀審計的研究對象范圍可以簡要的概括為：以中觀經濟活動（大體可以分為行業(yè)、地區(qū)及集團經濟）為對象的中觀經濟計劃、中觀經濟政策和決策以及相應的中觀經濟管理活動。

（二）中觀審計的目標

中觀審計應注重中觀主體的效益、效率和效果考察。通過中觀審計促使中觀經濟政策達到自身機制科學性，傳遞機制真實有效性；衡量標準客觀性，制定依據法律性；貫徹原則協調性，經濟運行多元性；政策制定可行性，政策執(zhí)行結果效益性。中觀審計以中觀經濟為基礎，中觀審計的對象范圍具有中觀經濟的特征：中間性、過渡性、集散性、相對性、區(qū)域性和靈便性的特點。

1.保證中觀經濟自身科學性、傳遞真實性

宏觀經濟政策的分解和具體化體現為中觀經濟政策，起著上傳下遞的作用。如果宏觀經濟政策不能通過中觀經濟政策有效傳遞到各個地區(qū)、部門以及公司、企業(yè)領導者手中，或者向具體各部門各地區(qū)傳遞后，不能正確、及時地執(zhí)行有關政策，或不加分析地照搬照抄，無疑給微觀經濟活動帶來困擾。這就要求我們必須建立真實、及時地反饋政策的傳遞機制，防止宏觀政策在向部門、地區(qū)傳遞時走樣，而中觀審計的一個重要任務就是防止“政策對頭，執(zhí)行走樣”情況的發(fā)生。中觀審計通過對中觀經濟活動、政策、決策的審計來保證中觀經濟在對宏觀經濟政策向微觀傳遞時達到自身機制科學性，傳遞機制真實性。

2.保證中觀經濟的依據法律性、標準客觀性

中觀審計審查的一個重要內容就是中觀經濟戰(zhàn)略、政策與決策的制定及其執(zhí)行過程是否符合法律規(guī)范要求。中觀經濟的發(fā)展計劃編制、戰(zhàn)略目標的制定以及政策與決策的制定都應依據相關法律來制定并且程序也應該法律化，中觀審計可以審查中觀經濟制定依據是否符合法律要求，同時可以衡量中觀經濟計劃、戰(zhàn)略目標、政策與決策是否客觀、是否符合客觀實際情況。這就要求國家制定相應的政策法規(guī)來適應中觀經濟發(fā)展的要求，比如可以制定特區(qū)經濟法或者區(qū)域經濟法、中觀信貸法等。國家制定這些法律規(guī)范一方面可以促使已經發(fā)展起來的中觀經濟走上科學化、民主化、正?；⒁?guī)范化和法制化的道路，另一方面可以為中觀審計的開展提供依據。

3.保證中觀經濟的原則相協調性、運行多元性

從宏觀層面來看，整個國民經濟系統(tǒng)是一個平衡、穩(wěn)定、協調的系統(tǒng)，而中觀經濟對宏觀經濟和微觀經濟起到一個承上啟下的作用，相對來說就處于一個非平衡狀態(tài)。為了保證整個國民經濟系統(tǒng)的平衡，中觀經濟的戰(zhàn)略目標、政策與決策的制定及執(zhí)行必須貫徹協調性原則，使得中觀經濟的戰(zhàn)略目標與國民經濟的總目標相協調，中觀經濟的政策、決策與宏觀經濟的政策、決策相協調，中觀經濟管理與宏觀經濟管理相協調，從而最終實現中觀經濟的目標與宏觀、微觀經濟的目標相一致，保證需求和資源（物質資源或勞動資源）合理分配、有效使用，達到國民經濟高速多元發(fā)發(fā)展。

4.保證中觀經濟政策的可行性、執(zhí)行的效益性

經濟政策與決策的制定都要以謀求最佳經濟效益為目標，同時防止無效益甚至造成重大經濟損失的計劃、政策和決策的制定，這就要求不論是宏觀經濟政策與決策的制定還是中觀經濟政策與決策制定都要以充分的技術經濟可行性論證為基礎。這樣中觀審計就要審查中觀經濟政策與決策是否經過技術可行性論證，同時也要審查評估其制定后的經濟效益，經濟效益是否達到了最佳程度，是否存在浪費，是否能帶來預期的效益，幫助分析無效益的原因等。

三、中觀審計的發(fā)展瞻望

中觀審計的發(fā)展和中觀經濟管理的發(fā)展息息相關，從而同宏觀經濟的發(fā)展密切相關，可以預見中觀審計將會有更深一步的發(fā)展，具體表現在：

（一）中觀審計理念和應用的發(fā)展

中觀審計作為審計理論體系一個不可缺少的重要組成部分，其理論才處于起步階段，我們應該重視起中觀審計理論以及實務的研究。中觀審計的研究具有深刻的理論和實踐意義。中觀審計研究的理論意義是：（1）進一步完善審計理論體系，經濟科學的宏觀、中觀、微觀的劃分，必然要求審計也相應地建立起宏觀、中觀、微觀審計，這是系統(tǒng)論以及經濟學和審計學發(fā)展的必然趨勢；（2）對中觀審計做基本的理論闡釋，為以后的審計發(fā)展完善奠定基礎。實踐意義是：（1）監(jiān)控中觀經濟行為及其運行機制，有效傳遞宏觀政策、決策和有關信息，防止“政策對頭，執(zhí)行走樣”情況的發(fā)生；（2）為保證宏觀經濟總目標的實現，促進微觀經濟活動的進行，協調與微觀經濟目標之間的矛盾；（3）可以防止和減少中觀經濟政策或決策偏差和失誤的出現；（4）可以有效地防止和減少中觀經濟比例關系的失調。中觀審計深刻的理論及實踐意義決定了中觀審計的理念和應用會迅速的發(fā)展，有關其的研究也將會進一步的擴展，中觀審計在國民經濟中舉足輕重的作用決定了中觀審計的理論發(fā)展及其應用會越來越廣泛，例如已經開展的部分地區(qū)審計工作和部門審計工作（屬于行業(yè)審計的范疇），這些審計工作的開展將會進一步推動中觀審計理論研究及實際應用的發(fā)展。

（二）中觀審計思維進一步深化，理論體系日益完善

聯邦德國埃登堡大學國民經濟學教授漢斯—魯道夫·彼得斯博士于20世紀70年代提出“中觀經濟學”概念至今，有關中觀經濟的研究已經形成了一個相對完善的理論體系，人們已經認識到了中觀經濟的重要性，如今中觀審計概念的提出，以及中觀審計在國民經濟中所處的重要地位使得人們逐漸意識到中觀審計的重要性，中觀審計的思維理應進一步深化。隨著審計事業(yè)的發(fā)展，人們對中觀審計的研究會越來越深入，不再局限于當前只對一些基本的概念性內容作研究，將對會中觀審計的目標、方法、程序、分析工具等做更深入的研究。

（三）中觀審計將注重實務中的應用，并以績效審計為其發(fā)展的方向和核心

中觀審計的重要地位使得其相關理論和應用理應被重視，并隨著中觀審計理論體系的日益完善，中觀審計在實務中的應用會日益擴大。比如，通過地區(qū)審計和行業(yè)審計，對地區(qū)之間或者行業(yè)內部各單位之間的綜合經濟指標或單項經濟指標進行對比分析，找出地區(qū)之間或者行業(yè)內部各單位之間存在差異的原因，從而幫助落后的地區(qū)或者單位提高經濟效益，同時也更有利于國家進行宏觀調控，采取有力的措施促進地區(qū)或者行業(yè)的整體發(fā)展。當前開展中觀審計應以政府審計機關為主，在中觀審計中以績效審計為核心，正是體現了當前中觀審計發(fā)展階段的要求，同時績效審計的開展可以促進資源的有效利用，可以促進廉潔高效管理機構的建立，可以有效維護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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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易仁萍，王會金，劉國城.基于骨牌理論的中觀審計風險預防機制研究[J].審計研究，2006，（2）：22.

第4篇：宏觀經濟政策的目標范文

目前我國經濟出現市場型過冷狀態(tài)，直接表明我國的企業(yè)部門在市場機制的約束下，已擁有“過?！钡馁Y源和要素，可以并且必須轉用到政府部門上來了。因此，市場過冷的根本經濟涵義就在于，目前我國的經濟發(fā)展應從以往過多注重個人產品的生產，轉到較大幅度地增加公共產品的供應上來，具體地看主要是應當較大幅度增加政府的預算支出。

我國目前正處于經濟起飛的階段。世界經濟發(fā)展史表明，一個國家的經濟起飛，首先需要作好基礎設施和基礎產業(yè)等方面的先期準備；而在20世紀即將結束的今天，大力發(fā)展新興產業(yè)等，又是關系到我國能否趕上世界發(fā)展潮流和實現經濟騰飛的根本問題。由于我國是在一窮二白的基礎上開展社會主義建設的，幾十年來我國經濟發(fā)展主要以增大個人產品的產量，解決人民群眾的溫飽問題為首要目標，這是完全正確的。但也在基礎設施等方面產生了嚴重的“欠債”問題。隨著經濟的發(fā)展，“路不暢，電不明，水不足，話不通”等基礎設施的不健全，已愈益成為制約我國經濟發(fā)展的“瓶頸”。改革開放以來盡管在基礎設施建設方面作了很大努力，也取得了很大的成果，但離滿足經濟騰飛的需要仍還有很大的差距。

這樣，我國目前實行積極的財政政策的意義，就不僅是刺激和提高經濟增長速度和實現8％增長率的問題，更主要的還是通過財政政策的運作，調整企業(yè)部門和政府部門在GDP中的相對份額，從而為我國經濟的長期發(fā)展打基礎的問題。

目前我國實行積極的財政政策應注意以下幾個問題：

第一，在國債大規(guī)模增發(fā)的背景下，國債的發(fā)行收入應基本上用于基礎設施等方面的投資，而不應用于填補財政的經常性支出虧空，這應是我國財政避免陷入債務危機的基本前提。財政的經常性支出必須以經常性收入為來源，而國債作為財政的臨時性和補充性的收入來源，顯然不宜用于經常性開支，否則必將出現國債規(guī)模逐年遞增的慣性膨脹狀態(tài)，而使財政陷入債務危機之中。相反，基礎設施等投資是財政的非經常性支出，其年度投資規(guī)模是可以依據當年經濟的宏觀景氣狀態(tài)而靈活地擴張和壓縮，不僅可以產生有力的反經濟周期的政策效應，而且當經濟景氣時還可以相應壓縮債務發(fā)行規(guī)模，減少債務負擔。此外，由于投資性支出將形成相應的國有資產，這就使得國家債務與國有資產形成對稱狀態(tài)，因而此時的國債具有“虛”國債的性質，這與被用于經常性支出而純消耗的“實”國債，是有著根本差異的。

第5篇：宏觀經濟政策的目標范文

論文摘要　亞洲特別是東亞經濟的飛速發(fā)展使亞洲出現了經濟和貨幣一體化的趨勢，亞洲金融危機加快了亞洲貨幣合作的步伐。亞洲實行貨幣合作存在充分的可行性，但從目前來看，實行區(qū)域貨幣合作的困難重重。展望亞洲區(qū)域貨幣合作的前景，如果亞洲各國能相互信任，互助合作，亞洲經濟能夠相對平穩(wěn)發(fā)展，亞洲區(qū)域貨幣整合仍有巨大的空間。

現在，世界經濟的重要特征是經濟全球化，同時，在全球金融一體化的背景下，又出現了區(qū)域匯率協調安排和貨幣區(qū)域化。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Robert Mundell在2000年就曾預言在未來十年內將會出現三大貨幣區(qū)，即歐元區(qū)，美元區(qū)和亞洲貨幣合作區(qū)。目前歐元區(qū)和美元區(qū)正發(fā)展得如火如荼。亞洲貨幣合作，在亞洲金融危機后也開始啟動。亞洲貨幣合作的直接動因是亞洲金融危機。1997年7月發(fā)生的貨幣危機起始于泰國，在很短的時間內擴散到東亞其他國家，最終發(fā)展成為地區(qū)性的嚴重金融危機和經濟危機。作為世界經濟的重要一極，亞洲各國有必要加強本地區(qū)內的金融協調與合作，亞洲區(qū)域貨幣面臨著重新整合的必要和趨勢。以下從國際貨幣合作的目的開始，到貨幣合作的形式以及成本收益分析去論述國際貨幣合作，之后結合亞洲發(fā)展現狀分析亞洲區(qū)域貨幣合作的前景，最后指出亞洲區(qū)域貨幣合作必須加強亞洲各國宏觀經濟政策協調。

一、國際貨幣合作的目的

開放經濟中所有的宏觀經濟原理和宏觀經濟政策的討論都涉及到固定匯率和浮動匯率問題。各國要實現國內充分就業(yè)，維持經濟增長和低通貨膨脹以及國際收支平衡這樣一個內外均衡的宏觀經濟，必須協調貨幣政策，財政政策和匯率政策，此外，還要使本國的宏觀經濟政策和外國的經濟政策相協調。匯率政策是國際經濟協調的核心之一。國際貨幣合作的第一個目的就是穩(wěn)定匯率。穩(wěn)定匯率的目的就是能夠保持與主要的貿易伙伴國之間的固定匯率，減少國際經濟活動的不確定性。其目的是為了促進國際貿易和國際直接投資的穩(wěn)定發(fā)展，促進專業(yè)化分工和世界范圍內資源配置效率的提高。

第二個目的是政策自主。政策自主的目的是為了能夠擁有自主地制定貨幣政策的權利，為了能夠比較自由地選擇通貨膨脹率和失業(yè)率的各種組合，為更好的管理國內經濟提供更多的政策選擇。第三個目的是防止投機。防止投機的目的就是為了能夠方便地控制投機性的短期國際資本流動，以防止這種資本流動可能帶來的不穩(wěn)定的經濟沖擊。

二、國際貨幣合作形式及成本收益

(一)國際貨幣合作形式

為了解決以上三者間的問題，出路只有一條，就是實行國際貨幣合作和宏觀經濟政策的協調，就像麥金農和蒙代爾所建議的那樣建立最佳貨幣區(qū)，或者象歐盟那樣建立單一的貨幣聯盟或單一貨幣區(qū)。下面就國際貨幣合作程度的差別，簡述貨幣合作的形式。

1.匯率聯盟。匯率聯盟要求各個成員國相互之間實行不可改變的，純粹的固定匯率，而且不允許做出任何邊際調整。這樣的國際貨幣合作顯然要求各個成員國對短期資本國際流動進行控制。否則，短期資本流動會使固定匯率難以維持。

2.貨幣一體化。貨幣一體化也叫最優(yōu)貨幣區(qū)，它包括的內容有:成員國之間相會實行固定匯率，而且不能作邊際調整;成員國實行貨幣一體化，即沒有外匯管制，成員國的貨幣可以自由兌換;金融市場一體化，即資本可以在成員國之間自由流動;成員國具有共同的貨幣政策。

3.貨幣單一化。這種貨幣合作形式有三個要素組成:統(tǒng)一貨幣，統(tǒng)一儲備，統(tǒng)一央行。成員國沒有匯率政策和貨幣政策的自主權，匯率水平以及儲備數量由統(tǒng)一的央行來決定。成員國和非成員國的外匯支付與平衡也由共同的央行來處理;每個成員國的金融當局只能擁有少量的外匯儲備用于日常的周轉支付。

這些合作形式不能保證成員國同時獲得匯率穩(wěn)定，自主政策和控制的資本流動這三個目的，充其量只能獲得其中的兩個。但是，為什么這么多國家還熱衷于進行國際貨幣合作呢?這個問題只能從國際貨幣合作的成本和收益分析中得到答案。貨幣合作不是最優(yōu)的政策選擇，但確實次優(yōu)的政策選擇。

(二)國際貨幣合作成本

國際貨幣合作的成本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

1.參與國際貨幣合作的成員國將因此失去匯率調整這個重要的宏觀經濟調控手段。因為參與貨幣合作要穩(wěn)定匯率，所以成員國失去調整和選擇匯率的權利，參與貨幣合作的結果將合作前的匯率沖擊轉化成合作后的貿易沖擊。

2.參與國際貨幣合作的成員國將因此失去貨幣政策自主這個重要的宏觀經濟調控手段。成員國不能自主控制貨幣政策，那就必須面對下列困境之一:要么是承受高于其他國家的通貨膨脹，要么承受高于其他國家的失業(yè)率。

(三)國際貨幣合作收益

國際貨幣合作的收益主要來自四個方面:

1.可以降低國際貿易的匯率風險。對于國際貿易商來說，不穩(wěn)定的匯率是它面臨的風險之一。通過貨幣合作可以形成相對固定的匯率，那么匯率變動的不確定性就大大降低，就可以促進各國貿易的增加和國民收入的增長。

2.可以減少貿易商貨幣兌換的成本和投資商資本流動的費用。如果沒有國際貨幣合作，各國貨幣就難以自由兌換，那么貿易商貨幣對方成本和投資商資本流動的費用就大大增加。通過貨幣合作可以降低這種交易費用，刺激國際貿易和國際投資的發(fā)展，帶動各國經濟增長。

3.可以減少國際貨幣投機的沖擊。一方面成員國之間匯率和貨幣收益因為貨幣合作而趨向于拉平，貨幣差價縮少，減少投機利潤;另一方面因為一體化之后貨幣的絕對規(guī)模擴大，國際投機者沒有那么大的經濟實力沖擊一體化的貨幣體系

4.可以實現產業(yè)結構優(yōu)化和規(guī)模經濟效益。由于貨幣合作而導致的貨幣一體化的結果將穩(wěn)定匯率和減少國際貨幣兌換成本，推動國際貿易和國際投資的發(fā)展，由此產生的產業(yè)結構優(yōu)化和規(guī)模經濟效應將大于自由貿易協定或直接跨國投資而產生的效應。也就是說貨幣合作將進一步放大自由貿易協定或跨國直接投資產生的結構優(yōu)化和規(guī)模經濟效應。

三、亞洲區(qū)域經濟發(fā)展現狀和貨幣合作的可行性

從最優(yōu)貨幣區(qū)理論來看，具有下列特征的國家適合組成貨幣合作區(qū):經濟開放程度較高，勞動力和資本流動性較強，工資價格具有充分的彈性，貨幣政策目標相似等等。

(一)對外經濟開放度。伴隨經濟一體化的投融資活動的一體化，因此，衡量一國對外開放程度不應僅僅以對外貿易占GDP比重來衡量，還應該考慮綜合開放程度，以體現一國貿易，投資，金融三方面與世界經濟融和的程度。東亞地區(qū)的綜合開放度比較高，但國別差異較大，中國香港和新加坡是地區(qū)性的貿易中心和金融中心，對外開放度很高;而中國，日本，韓國綜合開放度較低。因此迫切需要穩(wěn)定匯率，進行貨幣合作。

(二)工資價格剛性。亞洲地區(qū)的工資和價格具有較大的彈性。這是因為亞洲是具有較高增長速度的發(fā)展中地區(qū)，一些國家的工業(yè)化剛剛完成，而另一些地區(qū)則正處于工業(yè)化過程中。工業(yè)化過程伴隨著農村勞動力向城市的大批量轉移，這種轉移在滿足工業(yè)化過程對勞動力的巨大的需求的同時，也保證了勞動力市場的充分彈性。另外，亞洲國家工會力量與歐美國家相比較弱，談判能力低，失業(yè)保障也不健全，導致工資剛性不強。

(三)要素市場的靈活性。要素市場越靈活，資本及勞動力的流動性越高，成員國財政轉移的程度越大，這些國家越有可能組成最優(yōu)貨幣區(qū)。亞洲各國和地區(qū)目前限制勞動力流動的因素很多，包括語言障礙，法律障礙，文化障礙等，這都使亞洲各國的勞動力流動程度很低。其次，亞洲各國金融發(fā)展水平存在很大的差異。亞洲區(qū)域大國——中國，韓國，日本都存在一定程度的金融抑制，資本流動存在一定的障礙，致使整個亞洲區(qū)域的資本流動性不高。

(四)政策目標的相似性。政策目標相似性越高，在對付經濟沖擊時貨幣合作各方的政策協調越容易，貨幣合作越容易成功。衡量各國政策目標是否一致的一個重要指標是通貨膨脹率。亞洲各國的通貨膨脹率差異很大，為建立貨幣合作區(qū)的政策協調帶來了一定的困難。

目前，亞洲貿易和投資自由化有所提高，但是整個區(qū)域內經濟一體化的程度存在差異，貨幣合作便經常在兩國或三國之間進行，以兩國或幾國簽訂協議的形式存在，具有雙邊性。此外，亞洲各國還沒有涉及匯率穩(wěn)定的嚴格的框架協議，只是進行匯率穩(wěn)定的嘗試性合作，如建立雙邊或多邊的政府貨幣互換協議，緊急時刻貨幣援助協議，共同干預市場匯率的行動等等。

四、亞洲區(qū)域貨幣合作要求加強宏觀經濟政策協調

金融全球化背景下，貨幣合作的形式主要有匯率聯盟、貨幣一體化、貨幣單一化三種形式。亞洲的最優(yōu)選擇應該是第二種演進路徑。貨幣一體化要求:成員國之間相會實行固定匯率，而且不能作邊際調整;成員國實行貨幣一體化，即沒有外匯管制，成員國的貨幣可以自由兌換;金融市場一體化，即資本可以在成員國之間自由流動;成員國具有共同的貨幣政策。與歐洲相比，亞洲貨幣合作的困難可能主要來自政治方面，長期以來，東亞各國和地區(qū)一直存在分歧，如領土糾紛，文化傳統(tǒng)，宗教信仰，價值觀差異等，因此他們更多的是對方為競爭對手而不是潛在合作伙伴。其次，貨幣合作要求各國要讓度一部分經濟政策的自主權，實行共同的貨幣政策，這就要求亞洲各國必須加強宏觀經濟政策的協調。協調宏觀經濟政策，就要做到:第一，協調各國的貨幣政策，實行相近的通貨配置率和失業(yè)率;要實現區(qū)域貨幣合作，就要實行共同的貨幣政策，亞洲國家和地區(qū)要顯示出愿意放棄貨幣自主權以換取貨幣合作成功的決心。第二，加強亞洲各國的政治文化交流與合作;交流各自對經濟形勢的看法;交流說實行政策對經濟形勢影響的看法;只有這樣，成員國相互間才能增進了解，才有可能最大限度的協調宏觀經濟政策，從而為亞洲區(qū)域貨幣合作邁出堅實的一步。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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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篇：宏觀經濟政策的目標范文

經過2007年和2008年上半年的宏觀調控，中國宏觀經濟朝著預定的方向進行了調整，從2007年全面過熱的狀態(tài)回落到合意的區(qū)間，與中國宏觀經濟常規(guī)性經濟增長狀態(tài)靠攏。但是必須看到進入2008年以來，世界經濟和國內經濟出現了一些新的變量，正在和即將對我國的社會經濟發(fā)展產生重大的影響。

第一，目前所出現的合意的宏觀經濟形勢并不穩(wěn)定，宏觀經濟存在進一步深度下滑的風險，保持目前合意的經濟增長速度和一定的結構調整速度應當成為當前宏觀經濟政策的核心目標。

在以美國“次貸危機”為標志的世界經濟周期性調整和國內貿易政策的雙重作用下，中國的外需在短期存在調整過度的嫌疑，在中期存在持續(xù)下滑的壓力。中國出口增長速度從2007年10月開始出現明顯下滑，雖然2008年3月有所恢復，但6月又回落到17%，1～7月出口名義增長22.6%，如果剔出價格指數和美元貶值因素，實際增長速度不到12%，為本周期的最低點。更為重要的是，中國出口的回落并不會就此結束，中國宏觀經濟將在中期面臨外部環(huán)境惡化的挑戰(zhàn)：①由“新技術擴散效應衰退”、“全球化紅利遞減”、“全球流動性過?！币约啊叭虿黄胶饽孓D”等內在因素決定的世界經濟周期性調整決定了中國出口需求將在中期持續(xù)下滑；②美元貶值、人民幣升值、勞動力成本上升、原材料價格上漲以及中國貿易政策調整的滯后效應將持續(xù)提升中國出口供給的成本，壓縮中國出口的利潤空間；③中國新競爭力構建的滯后性決定了中國在中期可能出現“國際競爭力真空”的危機，使出口在進口持續(xù)大幅度增長的同時出現持續(xù)回落。

在外需回落、利潤下滑、房地產市場反向調整以及其他因素的作用下，固定投資在短期大幅度下滑已成定局，在中期存在加速下滑的可能。1～6月城鎮(zhèn)固定資產投資增長速度達到26.4%，處于近8年來的平均水平，但是，如果考慮到10%的固定資產投資價格指數，1～6月的固定資產投資實際增長速度不到17%，是近8年的歷史最低水平。最為重要的是，固定資產投資增速的下滑還將持續(xù)，其核心原因在于：①利潤率的下滑決定了固定投資的進一步下滑。剔出新會計準則、投資性收益、短期災害以及假利潤等多種因素，2008年工業(yè)利潤增率較2007年出現接近20個百分點的下滑，同時，企業(yè)虧損額增長了50個百分點。這種利潤的下滑和虧損的上升會隨著“新技術擴散效應衰退”和“全球化紅利遞減”等中期因素的作用而持續(xù)。②在“出口投資聯動機制”的作用下，出口增速的當期大幅度回落和未來的下滑將導致投資的進一步回落。③固定投資價格、原材料價格以及動力價格的進一步提升，將提高固定資產投資的成本，從而制約了實際投資的增長。④“煤、電、油、運”等瓶頸產業(yè)的重新出現將給固定資產增長設置供給約束。⑤信貸收縮在結構上的同步性將對優(yōu)質企業(yè)和劣質企業(yè)的投資產生同樣的約束。⑥房地產投資的反向調整可能是影響中國固定資產投資的核心因素和中國宏觀經濟下滑的焦點。⑦雪災和震災通過“需求創(chuàng)造效應”相當程度上抵消了中國固定投資下滑的趨勢，但這種效應所具有的短期性和加速衰減性等特點決定了2009年的固定資產投資可能面臨加速下滑的危險。

持續(xù)的結構性CPI高漲、實際收入水平增長的乏力以及消費變動內在的規(guī)律，決定了我國難以在短期再次出現消費結構升級與總量加速，在中期存在回落的風險。1～5月中國消費名義增長速度達到21.1%，實際增速達到13%，較2007年出現加速的趨勢。但是這種趨勢是難以持續(xù)的，雖然國家出臺了很多消費啟動的政策。這是因為：①通貨膨脹及其預期對消費者行為的沖擊決定了2008年上半年消費上升只是一個短期現象，進一步的通貨膨脹沖擊將使消費者行為發(fā)生逆轉。例如，石油價格的上漲將打擊汽車消費的增長，房地產的疲軟和居住類價格的上漲將壓低居住類消費支出。② 2008年居民實際收入增長幅度的下滑以及國民收入分配格局的進一步惡化都不足以支撐中國消費的加速和升級。③在1998-2002年中國消費加速和消費升級剛完成的前提下，中國消費難以期待在短期內發(fā)生下一個消費革命；④經濟下行區(qū)間將進一步引領消費回落。經濟史還沒有出現過經濟下滑時期實際消費出現加速的先例。

從上述3個方面我們可以看到，在中國國民經濟系統(tǒng)中已經生成了向下的沖力，即便不采取更多的緊縮的調控政策，這些沖力本身就會使今年的經濟增長回落2個百分點左右，如果依然延續(xù)“雙防”的宏觀經濟政策，中國實體經濟必然在外需和投資實際增長速度下滑的引領下出現過度調整的危險，很有可能使明年的經濟增長低于9%。必須看到，由于中國所處經濟增長的歷史方位，GDP年增長率低于9%，就會使整個社會整合處于緊張狀態(tài)，城鎮(zhèn)化速度就會有所降低，就業(yè)問題就會更加突出。經驗數字表明，如果GDP年增長率低于8%,我國就會進入類似發(fā)達國家不景氣的狀態(tài)。假如我們不能見事早，預防有力，不排除在今后兩年中國宏觀經濟出現較大的起落。因此，保持我國國民經濟當前的增長勢頭應成為當前宏觀調控的中心任務。

第二，正確處理好促進經濟平穩(wěn)較快發(fā)展和控制通貨膨脹的關系，將物價上漲保持在合理的、社會可承受的區(qū)間。中國價格上漲的結構性、補償性、成本推動性以及國際性等特點決定了中國價格上漲不僅具有必然性，也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中央提出的控制物價過快上漲，是正確的。但有些人簡單地把消除價格上漲作為宏觀經濟政策的核心目標，這是片面的。這樣不僅無法完成宏觀調控的任務，而且會損壞中國經濟增長的基礎，妨礙改革的深化。將價格上漲幅度保持在目前可承受的范圍應當成為目前宏觀經濟政策的另一個可行的落腳點。

本次物價上漲在本質上是初級產品與制成品相對價格的調整，這不僅是要素價格改革的必然產物，也是中國解決結構性問題的核心前提。因此，結構性價格上漲既具有必然性，又具有必要性，我國將在相當一段時期要面對這種結構性價格上升。因此，將完全消除價格上漲做為中國宏觀經濟政策的短期目標，一方面不具有可行性，另一方面還會妨礙中國結構調整以及要素價格改革的戰(zhàn)略進程。

中國結構性價格上漲所具有的國際輸入型特征超越傳統(tǒng)的“供給推動”和“需求拉動”分析框架，我們需要從世界經濟循環(huán)和周期變化的角度來審視中國結構性物價上漲的本質。中國價格上漲的結構性特征不僅決定于中國的全球化、工業(yè)化以及結構調整等因素，也決定于全球分工體系的調整、世界不平衡、美元貶值以及金融全球等因素。簡單通過國內宏觀經濟政策來控制價格的上漲不僅難以起到良好的治理效果，反而會使中國過多承受國際通貨膨脹的治理成本，導致中國實體經濟出現過度的波動和下滑。中國價格治理必須要有國際視野，在加大國際協調、進行必要的國家商品價格形成機制干預的基礎上，展開國內結構性價格上漲的治理。

目前價格上漲的范圍和幅度依然處于中國宏觀經濟和居民可承受的區(qū)間，國家可以通過各種價格補貼政策和社會福利政策在控制價格漲幅、維持宏觀經濟增長的穩(wěn)定之間、深化改革與結構調整之間尋找到平衡點。

當前形勢下宏觀調控的政策工具選擇 如何才能保持目前的國民經濟增長勢頭、保持價格上漲幅度在合理的可承受的區(qū)間呢？

第一，準確把握宏觀調控的重點、節(jié)奏和力度，以防止中國宏觀經濟出現深度下滑。

從前面分析可以看到，中國宏觀經濟出現進一步下滑的核心原因在于外貿與投資實際增長速度有進一步下滑的趨勢。這并不意味著中國宏觀經濟政策進行全面的大調整，實施寬松的財政政策與寬松的貨幣政策。簡單地放松這些政策不僅難以“有的放矢”的治理中國宏觀經濟問題，反而會加劇目前宏觀經濟所面臨的各種風險。例如，放松貨幣政策可能有利于部分企業(yè)改善流動性問題，但是卻無法從根本上解決這些企業(yè)利潤空間大幅度下滑以及外需總量收縮的問題，反而會推進中國流動性的進一步過剩和通貨膨脹治理的環(huán)境進一步惡化。又例如，政府通過投融資政策的調整對房地產以及資本市場進行干預，使這些市場大幅度反彈，可能使這些行業(yè)出現短暫的繁榮，進而拉動相關投資的增長，但這些政策在熱錢已經大規(guī)模進入中國的前提下，反而可能引發(fā)投機資本在抄底獲利后快速解套，資本反而出現大幅度外逃，對資本市場和房地產市場帶來毀滅性的打擊。再例如，政府可以通過大幅度提升工資改變初次分配的結構，進而為消費提升提供收入支持，但這種政策調整在通貨膨脹預期存在的環(huán)境中往往成為啟動“物價――工資螺旋上漲”通脹形成機制的導火索，并最終導致實際工資增長速度下降，消費疲軟的局面。

因此，中國在面對目前宏觀經濟下滑的局面，不僅要面對“結構”與“總量”的沖突，還必須面對“短期”與“中期”的沖突，同時還必須重視宏觀經濟政策調整的針對性以及中國宏觀經濟動態(tài)調整的平衡規(guī)律。正是出于這些方面的權衡，本文認為，宏觀經濟政策目前調整的主要對象應當是阻止外需和投資的過度下滑；遵循的原則應當是“政策小幅調整反向啟動各種聯動機制，治理中期加速回落”；短期目標應當是“實體經濟層面實現反向微調，金融資本層面保持高度穩(wěn)定”；中期目標依然是“在堅持總量平穩(wěn)的前提下，推進結構性調整”。因此，具體措施包括：

及時采取有力措施，保證外貿的增長速度。要防止發(fā)展模式轉型過程中急于求成的冒進心態(tài)，充分認識到模式轉變的戰(zhàn)略性目標與宏觀經濟穩(wěn)定的戰(zhàn)術目標之間的權衡的重要性，把握外需引導的階段性意義，避免外需大幅度回落過程中經濟出現“硬著陸”的可能。在保證外需一定增長速度的前提下，適度調整出口和進口的結構。因此，需要重新審視自2007年以來的各種貿易調整政策的力度，適當回調部分產業(yè)出口退稅率或進口關稅，同時應當控制人民幣升值的幅度，防止加速升值對貿易帶來的“閾值效應”沖擊。外需增長速度下落的停止可以通過各種聯動機制阻止內需的下滑。

注意把握從緊貨幣政策的力度。中國貨幣增長以及信貸增長在總量上依然處于一個較為適度、可控的范圍，治理結構性價格上漲問題依然需要總量從緊的貨幣政策配合，貨幣政策需要調整的不是總量，而是信貸投放的結構。應當適度調整信貸投放的區(qū)域結構、行業(yè)結構以及企業(yè)結構，保證優(yōu)質企業(yè)正常的生產投資以及發(fā)達區(qū)域的資金運轉?？梢钥紤]重新啟動中期債券等融資工具。目前結構性價格上漲依然具有合理性、必要性、國際性和多元性，同時也處于國民經濟可承受的區(qū)間。因此，不要希望緊縮性的貨幣政策能夠對這種價格上漲帶來直接性的效果，也不要一國單獨承擔全球結構性價格調整帶來的成本，貨幣政策的緊縮只能定位在預期引導的作用上，不宜進一步采取深度緊縮政策。

在國際游資大舉進入中國市場的情況下，貨幣政策工具應繼續(xù)堅持以數量型格局調整為主的策略，價格型工具的啟用應當根據國際利率的變動以及世界匯率結構性調整的狀況進行相機決策。貨幣政策應當為一個穩(wěn)定的資本市場和金融市場而創(chuàng)造條件，避免因為貨幣政策的調整而導致資本和金融市場價格的波動。與此同時，政府也不宜出臺引起股市和房市波動的政策，在防止房市大幅度下跌的前提下，應當以穩(wěn)定房地產價格和資本價格為首要目標，以避免助長投機資本的投機行為，使之“低點進入，高點出逃”，引發(fā)資本市場的大動蕩，進而導致宏觀經濟進一步的大動蕩。

堅持匯率改革方向前提下，適度放緩人民幣升值的速率。匯率政策必須權衡“戰(zhàn)略性目標”與“戰(zhàn)術性目標”、“總量性目標”與“結構性目標”、“金融目標”與“實體目標”之間的利弊。中國外需的下滑是由于外部需求、貿易政策調整、原材料價格上漲以及工資成本上漲等多重因素調整的結果，因此，不能因為中國外需的下滑而停止中國匯改的步伐，不能因為游資的問題而采取激進放開的方案。人民幣升值應當在堅持以往“漸進、自主、可控”的原則的基礎上，適度下調升值的幅度。短期大幅度調整人民幣匯率不僅不能改變人民幣升值預期，在大量游資存在國內市場的情況下反而正中投機資本的下懷。

財政政策應當采取中性定位，積極操作的定位，適度改變年初政策取向，適度擴大支出的規(guī)模。主要體現在：①全力抓好災后重建工作，積極支持災后重建的固定資產投資和各種救濟工作，對特殊行業(yè)進行相關的財政補貼，防止災害對宏觀經濟的短期沖擊；②積極進行經濟下行區(qū)間財政支出的中期規(guī)劃，加強對人力資本的公益性投資，加強對戰(zhàn)略性產業(yè)的產業(yè)支持，通過這些財政投入，在短期可以彌補由于外需下滑帶來的總量收縮，在中期可以為下一輪經濟增長培育新的支撐點。財政不能因為上行區(qū)間超收而過度進行總量擴張；③應當加強各種生產和消費價格補貼，以緩和結構性價格上漲帶來的民生問題，但民生財政應當注意福利支出帶來的剛性問題，防止由于上行區(qū)間過度支出引發(fā)的下行區(qū)間出現的各種社會問題。

第二、為維持價格上漲幅度在合理的可承受的區(qū)間，調整部分價格治理的措施。

正確認識食品價格沖擊在中國歷次通脹時期的作用，高度重視食品價格在“緊平衡”條件下的“超調”特性，在加強國際糧食價格協調的基礎上，采取糧食出口的短期管制，強化糧食生產的投入，進一步加強糧食自給戰(zhàn)略的地位。

中國資源和原材料的價格上漲具有十分深厚的內在結構變動基礎，不能簡單采取價格管制模式進行治理，而宜采取價格釋放和價格疏導相結合的方法。價格管制雖然在短期內可以防止國際通貨膨脹的傳遞，但在中期，國內外價格的高額差異必然通過提高本國通貨膨脹的預期而傳遞通貨膨脹。因此，能源價格體制改革不僅是中國結構轉型在中期的必然選擇，也是穩(wěn)定通貨膨脹預期的中期選擇。有步驟地部分放開能源價格不僅不會對中國結構性價格上漲帶來全局性的影響，反而會有效解除瓶頸產業(yè)的約束，消除瓶頸產業(yè)存在所帶來的價格形成機制扭曲的問題。

本幣升值雖然與本國的通貨膨脹之間存在著替代關系，但是，由于匯率傳遞效率的低下，采取人民幣加速升值難以起到控制中國通貨膨脹的作用，反而會引起外需的加速下滑以及國際游資的進一步進入。因此，近期不宜進行人民幣加速升值。中國名義匯率的調整取決于國際利率和匯率結構調整，通貨膨脹因素不宜成為匯率政策的目標函數。

第7篇：宏觀經濟政策的目標范文

1.1房地產宏觀調控的概念

房地產宏觀調控是指國家運用經濟、法律和行政等手段,從宏觀上對房地產業(yè)進行指導、監(jiān)督、調節(jié)和控制,促進房地產市場供需總量、供需結構平衡,實現房地產業(yè)與國民經濟協調發(fā)展的管理活動。從調控體系上可將宏觀調控分為政策調控和戰(zhàn)略調控。房地產宏觀政策調控,是從經濟角度,運用貨幣政策、財政政策、稅收政策與土地政策等措施對市場行為進行經濟性約束。房地產宏觀戰(zhàn)略調控,是從法律和行政角度,對房地產市場環(huán)境與房地產市場系統(tǒng)全局進行引導和規(guī)劃。

1.2房地產戰(zhàn)略調控與政策調控的主要區(qū)別

調控手段差異。政策調控是對房地產市場行為等進行經濟性約束和懲罰,對市場失誤進行糾正,對市場失靈進行補充,對市場失效進行調整。戰(zhàn)略調控是對房地產市場行為進行引導、懲罰和制度安排,具有強制性和法律性。

調控目標差異。政策調控旨在對房地產市場價格波動進行調節(jié),維持市場短期局部的穩(wěn)定,協調發(fā)展房地產投資市場和消費市場。戰(zhàn)略調控旨在制訂房地產發(fā)展規(guī)劃、房地產市場戰(zhàn)略調整,維持房地產市場總供需總量平衡,促進其平穩(wěn)健康發(fā)展；同時優(yōu)化供需結構,保證中低收入人群住房需求。

1.3房地產戰(zhàn)略調控的必要性

戰(zhàn)略調控有利于調整房地產經濟與國民經濟的關系。當前我國發(fā)展房地產業(yè)主要從總量上加大房地產業(yè)投資,由于房地產是國民經濟的支柱產業(yè),國民經濟過分依賴于房地產業(yè)。而戰(zhàn)略調控是從結構上對房地產業(yè)進行調整,提高房地產業(yè)的增加值,促進房地產經濟的發(fā)展,實現房地產業(yè)對國民經濟的貢獻。

戰(zhàn)略調控有利于推進城市化進程。我國城市化進程緩慢,城鄉(xiāng)二元經濟結構明顯,城市化與房地產業(yè)發(fā)展不協調,而政策調控僅調控區(qū)域性和短期性市場波動。戰(zhàn)略調控則是從整個房地產市場出發(fā),制訂房地產長期發(fā)展規(guī)劃,實現房地產業(yè)與城市化的協調發(fā)展。

戰(zhàn)略調控有利于協調城市規(guī)劃和城市經濟的發(fā)展。當前我國城市經濟的發(fā)展,只是盲目地追求房地產開發(fā),而忽視城市規(guī)劃,造成城市規(guī)劃與城市經濟發(fā)展不協調。政策調控只是用經濟手段實現資源合理配置,而戰(zhàn)略調控則是用法律和行政手段加強城市建設和城市規(guī)劃的約束性,從而更好地協調城市規(guī)劃和城市經濟的發(fā)展。

2我國房地產宏觀調控主要問題及反思

(1)房地產宏觀調控政策本身的問題。一是房地產宏觀調控政策失靈問題。其一,宏觀調控政策滯后性。宏觀調控政策從制定到實施需要一段過程,包括問題的發(fā)現、調控政策的制定、實施。而市場的易變性、波動性會使得政策無法執(zhí)行,形成滯后性。其二,宏觀調控政策靈活性較差。宏觀經濟政策是面向整體市場,解決短期經濟問題。而房地產市場是區(qū)域性較強的市場,易造成部分區(qū)域適應性差。即使各地方政府依據中央政策制定地方調控細則,也只是一紙空文。另外,還可能由于政策制定者對市場問題把握不準。其三,宏觀調控政策執(zhí)行不力?！吧嫌姓?下有對策”,在政策執(zhí)行過程中,部門利益與地方利益沖突、調控細則歪曲調控政策、政策執(zhí)行者不作為、政策執(zhí)行不到位等。二是房地產宏觀調控失效問題。其一,宏觀調控政策經濟約束性失效。宏觀經濟政策主要是因為利用土地、貨幣、財政、稅收政策等對違反市場行為者進行經濟性懲罰。在實施懲罰過程中,會因“尋租”、“招商引資”政策、經濟懲罰力度不夠使得執(zhí)行大打折扣,造成投資回報遠大于經濟性懲罰,致使政策經濟性約束性失效。其二,宏觀調控政策片面性。綜觀我國已出臺的宏觀經濟政策,皆是針對某個具體問題或現象。其三,宏觀調控政策作用時間短。我國宏觀調控實施后,會在短期內產生一定效果,之后問題會更嚴重,主要是因為宏觀經濟政策僅在短期內影響部分房地產市場主體行為。

(2)房地產宏觀調控引發(fā)的問題。一是房地產市場環(huán)境問題。其一,宏觀調控使房地產市場經濟環(huán)境更加惡劣。一方面宏觀調控使得房地產投機回報率增加,投資炒房和囤房盛行,房地產市場儼然是住房投機市場而非消費市場。特別是大量制造業(yè)資本或者其他重要實體經濟資本投資樓市,加劇了市場投機行為。另一方面宏觀調控使得開發(fā)商大建高檔住房,而高檔住房成交拉動房價,使得中端房價也跟隨上升,中端住房出現泡沫。因此,調控使得房價越調越高,住房越來越困難,房地產市場環(huán)境變得更加惡劣。其二,房地產宏觀調控政策法律環(huán)境受到質疑。我國房地產宏觀政策效用大減,2006年的國八條和國六條實施后,房價出現短暫回調后又升到較高水平。使得人們質疑政府宏觀調控政策。多次調控表明,房地產宏觀調控并不能引領房地產市場走向、改變房價走勢及保障中低收入人群的住房權利。二是房地產市場系統(tǒng)問題。其一,房地產市場投機預期高漲。宏觀政策調控使得房價不跌反漲,投機者信心高漲。根據消費者行為理論,消費者(投機者)“買漲不買跌”,于是投機者看漲預期形成,大量投機資本進入樓市,房價越炒越高。其二,我國房地產市場住房投資功能強于消費功能。目前樓市投機盛行,政府宏觀調控不力,使得購買住房主要是為投資而非消費。宏觀調控使得購房者購房越來越困難,消費市場逐漸萎縮,投資市場成為主流。其三,投資者與消費者矛盾更加激烈。一方面是開發(fā)商與消費者的矛盾,征稅增加開發(fā)成本,而開發(fā)商會將稅收納入房價,將賦稅轉嫁給了購房者,房價越高,購房越困難,開發(fā)商與購房者矛盾僵化。另一方面是投機者與購房者的矛盾,如為抑制投資,提高稅率,但同時增加了自住、投機購房者的購買成本,可投機者掌握大量資本,并不受其影響,他們只需投資回報率大于銀行或其他投資回報率,就不愿退出房地產投機市場,反而使自住需求減少。結果造成一方面投機者擁有大量空置房,另一方面購房者又買不起房,于是二者矛盾愈演愈烈。

3完善我國房地產宏觀調控新思維

3.1繼續(xù)改進和完善我國房地產宏觀政策調控

(1)彌補房地產宏觀調控政策的不足。第一,重視對宏觀調控效果評價,制定更加準確有效的宏觀經濟政策。準確有效的宏觀經濟政策可以解決政策失靈問題,宏觀經濟政策要適時、針對性地執(zhí)行,嚴格執(zhí)行制定的宏觀經濟政策。第二,加大宏觀調控政策配套措施,提升宏觀調控執(zhí)行力。執(zhí)行力關系到效果與目標的差異。要力求避免執(zhí)行力大打折扣、宏觀調控政策執(zhí)行不作為的現象,做到公開、公平、公正執(zhí)行,努力構建宏觀調控政策監(jiān)督體系。第三,著重分析抑制住房需求的弊端,積極引導住房需求。

(2)完善房地產宏觀政策調控機制。第一,完善稅收政策調控機制。稅收的重要功能是使收入、生產要素再分配。對房地產征稅,主要應增加住房投資成本,而不是增加住房消費成本。目前我國住房稅收調控既抑制投機,也增加住房消費成本,由此引發(fā)住房難問題。因此,很有必要對住房持有和住房流轉交易分別設計征稅。只有增大持有投資住房的稅收成本,才能抑制投資投機行為,即讓投資房地產的收益小于成本,才會抑制投機。第二,完善土地出讓機制,最大限度地為保障性住房建設提供資金支持。我國土地現行的“招拍掛”出讓機制,造成了房價的不斷提高,建議在操作上可以采取商品房等用地沿用現行的價高者得的招拍掛方式,保障性住房的土地出讓而采取應價低者得。商品房等用地最高價招拍掛,可以實現土地效率最大化,并且可將這部分資金再投入保障房建設,以解決中低收入人群住房難問題。

3.2逐步啟動和發(fā)展我國房地產宏觀戰(zhàn)略調控

第8篇：宏觀經濟政策的目標范文

 

一、我國經濟法與宏觀調控

 

中國經濟法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背景下，具有一個鮮明的特征：其自產生確立以來，概念的界定與理論的構建始終與中國經濟體制改革和依法治國、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總體進程保持著密切的聯動性。那么，在當前中國的總體進程中，經濟法被賦予當代的與時俱進性，是指國家為了預防或克服市場自身調節(jié)缺陷造成的失靈而制定的，對具有全局性和公共性的經濟關系所進行的國家干預的相關法律規(guī)范總稱，也就是調整需要宏觀調節(jié)的經濟關系的法律規(guī)范總稱。

 

宏觀調控最早由經濟學家凱恩斯所提出，是國家綜合運用各種手段對國民經濟總體活動進行的一種調節(jié)與控制，是保證社會再生產協調發(fā)展的必要條件，也是社會主義國家管理經濟的重要職能。宏觀調控是以國家為行為主體，運用一定的手段和方式對宏觀經濟或宏觀經濟運行進行的，以預防和克服由市場失靈所帶來的、在宏觀經濟總量和結構等宏觀方面所存在的失衡、失調、失序狀況，并促使經濟宏觀平衡、協調、有序發(fā)展為目的的合法行為。宏觀調控的目的并不是消除波動，而是努力避免大起大落，防止經濟過度擴張或衰退，增強經濟穩(wěn)定性，即在社會本位的價值利益取向基礎上保持宏觀經濟的穩(wěn)定運行，具體目標又體現為：總量均衡、結構優(yōu)化、就業(yè)充分、國際收支平衡等。宏觀調控與市場調節(jié)都是為了實現對資源的配置以達到經濟的穩(wěn)定健康發(fā)展，因此，宏觀調控更應該尊重市場規(guī)律，并以尊重市場規(guī)律作為宏觀調控的原則，讓市場配置資源起到決定性作用。宏觀調控涉及經濟的眾多領域，其是個全方位的調控系統(tǒng)，對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健康持續(xù)均衡發(fā)展有著不可替代的作用。

 

二、經濟法在國家宏觀調控中的價值

 

國家對宏觀經濟的干預不能毫無節(jié)制、毫無根據，經濟法就是對這種行為進行規(guī)制使其合法化的規(guī)范，可以說，國家運用宏觀調控體系進行的宏觀調控行為要符合經濟法的相關規(guī)定，經濟法同樣要契合宏觀調控的實際需要。

 

首先，經濟法是對宏觀調控適時性的精神貫徹。現代的市場經濟除了傳統(tǒng)市場經濟的特點外，還具有更現代化的特征：市場機制與宏觀調控機制的并存;國際與國內市場的關聯;經濟運行與活動的法制化(即“市場經濟就是法制經濟”)。以薩繆爾森為首的現代主流經濟學認為，傳統(tǒng)的自由放任和凱恩斯的國家干預是同一理論體系的相輔相成的兩種手段。不斷建立完善的法制經濟體系，經濟法律規(guī)范的一個鮮明特點即貫徹國家干預的精神，突破了傳統(tǒng)民法所奉行的“私法自治”和“契約自由”的原則，使調整經濟關系的私法開始公法化。當今的經濟法正是在市場經濟對宏觀調控的需求下應運而生，是宏觀調控、國家干預的精神貫徹。

 

其次，經濟法是國家宏觀調控行為的重要準則和重要內容。國家宏觀調控體系內容上可以分為調控手段和調控方式兩個方面。在調控手段方面，法律也屬于一種調控，經濟法律在宏觀調控中，同計劃、經濟政策的作用性質一樣，應歸于宏觀調控方式的一種，法律調控方式中的目標和任務是國家通過制定經濟運行的行為規(guī)范，制約社會經濟運行中的各種行為關系(宏觀調控經濟關系和市場規(guī)制經濟關系)，維護經濟秩序，使社會經濟運行中的活動行為以及相互關系都納入與法律意志相統(tǒng)一的軌道，使其有法可依。法律調控的原則可以高度概括為強制性原則，并具體表現為有法可依，違法必究。無論是法律手段，經濟手段還是必要的行政手段，都必須符合經濟法的規(guī)范，在經濟發(fā)展需求的條件下按照經濟法相關法律法規(guī)進行合法合規(guī)的國家干預行為。在調控方式方面，除了要針對市場經濟的形式選擇合適的方式進行直接調控、間接調控等外，其還要通過經濟法的規(guī)制來克服市場和政府的雙重失靈來進行適度干預。宏觀調控體系中是相互聯系的宏觀經濟政策、法律等，其中包括的法律主要是經濟法，如計劃法、產業(yè)法、投資法、中央銀行法、預算法等等，這些都是經濟法中國家宏觀調控法的重要組成部分。這些不同種類的部門經濟法律制度，反映了不同的宏觀經濟政策目標，不僅使政府宏觀調控行為以及具體措施更具權威性、法定性、普遍性，同時又通過法律具體條文規(guī)范的形式保障了這些目標的實現，是國家進行宏觀調控行為的法律依據。

 

再者，經濟法基本原則體系是宏觀調控體系的靈魂。經濟法是以維護和實現社會利益為基本立場，堅持“社會中心”的利益價值取向，注重整體利益和社會公共利益，這就決定了國家的宏觀調控對經濟的調控程度要符合整體發(fā)展。經濟法適度干預原則要求國家干預的范圍、方法、手段、程度適度，要求國家宏觀調控的均衡，決定了國家宏觀調控行為的適度性。經濟法堅持的經濟民主原則為經濟法的創(chuàng)制和實施提供了法律歸宿，經濟民主原則體現了社會、國家、個人之間的利益均衡，能夠提供國家干預的效率，確保宏觀調控目標的順利實現，是宏觀調控體系實體內容方面的具體要求。經濟法堅持經濟公平原則，是經濟法實質正義理念的價值體現和原則確認，注重競爭公平、分配公平、代際公平，這也是國家宏觀調控時對社會資源的處理的具體要求和準則。

 

三、結語

 

經濟法是市場經濟發(fā)展至今隨時代需求產生的經濟規(guī)范，是伴隨國家干預，宏觀調控需求產生的法律法規(guī)。國家宏觀調控體系無論是實施宏觀經濟政策，保障政府計劃的實現，還是糾補“市場失靈”、“政府失靈”，其運用的手段方式等各個方面，都離不開經濟法的宗旨和要求，經濟法在宏觀調控體系中的價值不單體現為是宏觀調控體系的重要部分，更體現在經濟法在宏觀調控體系中地位的不可替代性。

第9篇：宏觀經濟政策的目標范文

[關鍵詞]國際經濟　政策協調理論　金融危機

20世紀60年代至80年代的國際經濟政策協調理論

國際經濟政策協調理論是從羅伯特?A?蒙代爾和理查德?庫珀等的研究發(fā)展起來的。20世紀60年代，蒙代爾和馬庫斯?弗萊明發(fā)表了一系列研究開放經濟下貨幣、財政政策的論文，闡述內外均衡政策搭配問題。蒙代爾提出了“政策指派”與有效市場分類原則。所謂政策指派與有效市場分類原則是指每一個目標應當指派給對這個目標應有最大影響力、在影響政策目標上有相對優(yōu)勢的工具。根據這一原則，蒙代爾區(qū)分了財政政策、貨幣政策在影響內外均衡上的不同效果，提出了以貨幣政策實現外部均衡目標、財政政策實現內部均衡目標的指派方案。蒙代爾提出的以特定工具實現特定目標的觀點，豐富了開放經濟條件下的政策調控理論。

20世紀60年代后期，理查德?庫珀開始研究國際經濟關聯和國際經濟政策的協調、合作問題，研究重點是國家間相互依存經濟的政策設計、政策調整的動態(tài)性等。庫珀分析了蒙代爾的有效市場分類法則的理論缺陷，指出在各國經濟依存性日益加深的情況下，針對某項目標的經濟政策，通過國與國之間的經濟聯系會對他國產生溢出效應，這種效應反過來又會影響本國宏觀經濟的運行和本國所采取的政策工具的有效性。他通過建立一個簡單模型，描述了兩個具有固定匯率與不變價格的對稱依賴的經濟。他認為政策協調的收益以及這些收益會隨經濟依賴程度與政策協調程度的變化而變化。因此，庫珀的基本結論是，廣泛開展國際經濟政策協作是十分必要的。

繼庫珀之后，濱田宏一、坎佐尼里和格雷、科登與圖諾夫斯基、帕特里克、約翰森等學者不斷引進新的分析方法，國際經濟政策協調理論的研究得到了深化。其中，濱田是最先從國際經濟政策構成策略或稱博弈論的理論基礎上研究政策的溢出效應(即波及效應)的。濱田引入博弈論檢驗那些選擇合作或不合作的國家可能得到收益的情況，將問題轉化成一種由國家參加的、已經程式化的博弈形式，其中每個國家都為了最大化自己的福利而操縱各自的政策工具數值。濱田認為，本國政策在國內的作用及其在國外的波及效應，部分地取決于外國究竟選擇什么樣的政策。濱田還利用圖形(Hamada diagram)直觀地說明各國之間采取相互可以接受的協調政策，能夠改善各國福利經濟效果的情形。但濱田模型忽視了公眾部門和參與貨幣政策協調的相對國的理性預期因素，也忽略了時間不一致性和貨幣政策的可信度等理論局限性。

新開放經濟時代的國際經濟政策協調理論

20世紀80年代末以來，開放宏觀經濟學逐步放棄以往的短期或長期購買力平價的假設，開始從不完全競爭、價格差異的角度研究相對價格變動問題。1995年，莫瑞斯?奧伯斯法爾德和肯尼斯?羅戈夫發(fā)表的著名論文“再論匯率動態(tài)變化”，將20世紀80年展起來的跨時分析方法與MFD傳統(tǒng)結合起來，為建立一個開放經濟宏觀經濟分析提供了新的基本框架，國際宏觀經濟學進入了“新開放經濟的宏觀經濟學”時代。

新開放經濟宏觀經濟學的一個重要特征就是引入微觀經濟基礎來重新審視經濟學中關于國際貨幣政策的相互依賴問題，強調國際貨幣政策的相互依賴性與合作博弈。羅戈夫、奧伯斯法爾德、Benigno、Tille、Doyle、Betts和Devereux等研究了國際間如何進行政策協調的問題，將開放經濟的政策協調理論推向新的高度。

羅戈夫、奧伯斯法爾德等在國際貨幣政策協調理論上取得了共識。第一，在對稱的沖擊(或全球沖擊，比如石油價格沖擊)和完全的非對稱沖擊條件下，協調財政、貨幣政策有潛在的獲利。這個獲利可以利用福利的損失函數進行度量，即協調政策的福利函數與非協調政策(每一個國家僅想最大化他自己的福利)的福利函數之差。第二，根據經驗和定量的估計結果，政策協調的獲利不大，每年GDP中大約有0.5％的獲利。第三，經濟運行過程中國家之間聯合程度相對低，獲利可能相對較小。當產品和金融市場一體化程度提高時，國家間的溢出可能會增加，導致合作博弈有更大的獲利。

既然合作博弈能獲得更大的收益，那么如何為國際貨幣合作制定目標規(guī)則呢，“中央銀行”又怎么可能出于善意的動機制定規(guī)則呢?Gianluca Benigno and Pierpaolo Benigno通過一個稱為“中央銀行”的獨立人設定一個新的目標函數來解決，就是通過損失函數(Loss Func-tion)及相關約束條件(commitment)能解釋“一般的目標規(guī)則”或者稱一般規(guī)則實施目標。

他們認為，兩國一般均衡模型中具有商品市場和金融市場，匯率和物價的有效率路徑取決于對經濟的擾動。在合作中，扭曲和擾動的交互作用會造成最大化自身福利的政策制定者在非合作配置下表現得無效率。如果缺乏協調，則可通過對每個政策制定者施加簡單的目標規(guī)則加以彌補，這樣就可達到最優(yōu)的合作產出。當資本市場不完全以及消費者價格對匯率不再那么敏感時，經濟的變動情況也可用貨幣和財政政策的相互依賴性來解釋。

實際上，國際范圍內的政策協調比簡單的理論模型復雜得多。因為可供選擇的政策和可能產生的結果更多，也更難以確定。這些復雜因素使政策制定者更不愿意去簽訂協調性協議，也對自己的競爭對手是否會遵守協議更不放心。

金融危機下的國際經濟政策協調理論

理論研究表明，在世界經濟相互依存日益加深的情況下，國家、地區(qū)政府或國際經濟組織就財政、貨幣、匯率、貿易等宏觀經濟政策廣泛開展磋商、協調，將有益于參與協調國家的整體利益趨于最大化。因此，國際經濟協調實踐也日益向著廣度、深度發(fā)展。戰(zhàn)后不僅有聯合國這一協調國際事務的常設機構，而且有布雷頓森林協議、關稅與貿易總協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等在經濟協調領域發(fā)揮了巨大的作用。此外，七國集團首腦會議、七國財長及央行行長會議等，也對國際宏觀經濟政策的協調發(fā)揮了十分深刻而廣泛的影響。

我國改革開放以后，經濟實力與國際影響日益增強。因此，加強對國際經濟協調理論和實踐的研究具有重大的理論意義與現實意義，比如中、美經貿關系的協調問題就亟待深入研究。眾所周知，中美兩國的經貿對兩國經濟發(fā)展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美國對華出口每年為美國提供40萬個就業(yè)機會，進口價廉物美的中國商品使美國消費者每年節(jié)省開支逾100億美元。因此，改革開放以來中美經貿關系迅猛發(fā)展。2008年，盡管受到美國金融危機的沖擊，中美貿易增速為中國入世7年來最低點，但雙邊貿易總額仍然達到3337億美元這一歷史最高點，同比增長達1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