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一篇好文章的誕生,需要你不斷地搜集資料、整理思路,本站小編為你收集了豐富的臨床分子遺傳學主題范文,僅供參考,歡迎閱讀并收藏。
自主神經在電針“腎俞”穴利尿效應中的作用
漢防己甲素抗實驗性肝纖維化的對照研究
Bcl-2蛋白與胃癌相關性的研究
光固化和化學固化樹脂粘接劑剪切強度的對比研究
高效毛細管電泳法對糖尿病患者尿液的分析研究
興奮性氨基酸及其受體阻滯劑在腦缺血性大鼠海馬損傷中的作用
人參總皂甙對大鼠腎缺血再灌注損傷的保護作用
3種保健食品對大鼠血清脂質過氧化和抗氧化酶的影響
絕經期婦女骨密度與細胞因子的變化
貫聲門癌臨床與組織病理學研究
高血壓左心室肥厚與室性過早搏動關系的研究
消化系統(tǒng)惡性腫瘤112例血管造影表現(xiàn)及臨床意義
AⅡ受體拮抗劑與ACEI對慢性腎衰患者血漿ANF及RAS的影響
2型糖尿病腎小管功能研究
ACEI對2型糖尿病患者微量白蛋白尿與胰島素抵抗的影響
中西醫(yī)結合治療慢性腎小球腎炎40例療效觀察
門診抗感染藥物使用分析
跟骨關節(jié)內骨折手法復位與撬拔復位療效比較
低分子肝素治療不穩(wěn)定型心絞痛48例療效觀察
疾病治療新途徑——電刺激小腦頂核
肝細胞生長因子治療缺血性疾病研究進展
心房顫動的分子遺傳學研究進展
心臟傳導阻滯的分子遺傳學研究進展
熱休克蛋白70抗腫瘤免疫的研究
光學相干斷層成像術在冠心病介入診療中的應用
脂肪酸轉運體FAT/CD36在心肌脂肪酸代謝中的作用
卵巢癌化療耐藥機制的研究進展
慢性乙型肝炎干擾素-α治療應答預測指標的研究進展
肺缺血再灌注損傷保護的研究進展
GFP示蹤技術在干細胞研究中的運用
女性壓力性尿失禁的手術治療
非酒精性脂肪肝研究進展
FK506在防治角膜移植免疫排斥反應中的應用
兒童急性白血病的分子遺傳學研究進展
糖尿病視網(wǎng)膜病變眼血流動力學的彩色多普勒研究進展
多藥耐藥與卵巢癌化療研究進展
正視中藥“不良反應”
臨床抗腫瘤藥物運用進展
1H-MRS在腎臟腫瘤的應用
LKB1基因沉默對乳腺癌細胞生物學行為的影響
卵巢癌人源性核糖體展示抗體庫的構建
甘草黃酮體內抗胃癌作用的實驗研究
基于聚乙二醇-聚乳酸-聚乙二醇水凝膠的兔骨髓基質干細胞三維培養(yǎng)
溫度與機械疲勞對不同表面處理后的石英纖維樁與根管粘結強度的影響
草藥振蕩指紋圖譜的數(shù)字化特性
噻唑烷二酮類對2型糖尿病患者骨密度的影響
小切口輔助關節(jié)鏡下松解術對膝關節(jié)伸直型僵直的療效分析
實時熒光定量PCR在結節(jié)病與不典型結核鑒別診斷中的臨床應用
多通道阻抗聯(lián)合24h食管pH監(jiān)測在胃食管反流病中的應用
B超引導經皮腎鏡大功率鈥激光碎石治療鹿角型腎結石
【論文摘要】1937年美籍奧地利生物學家貝塔朗菲提出了一般系統(tǒng)論原理。系統(tǒng)中每個要素都處于一定的位置,起著特定的作用。個體發(fā)育中,基因按一定的時、空次序有選擇地表達。基因是組成染色體的遺傳單位,并證明基因在染色體上作直線排列。一定的基因在一定的條件下,控制著一定的代謝過程,從而體現(xiàn)在一定的遺傳特性和特征的表現(xiàn)上[1]。基因還可通過突變而改變。隨著人類基因譜的逐步闡明、遺傳工程技術的充分發(fā)展,基因治療很可能在臨床疾病治療中產生革命性變化,這就需要研究人員在實踐中,用自然辯證法系統(tǒng)論理論,來指導思想,拓展研究思路,從而解決這一重大難題。
【Abstract】in 1937 the American nationality Austria biologist bright Philippines proposed the general system theory principle. In the system each essential factor all is in the certain position,is playing the specific role. In ontogenesis,gene according to certain when,the spatial order have the choice expression. The gene is composes the chromosome the hereditary unit,and the proof gene makes the line spread in the chromosome. The certain gene under the certain condition,is controlling the certain metabolism process,thus manifests in the certain heredity characteristic and in the characteristic performance The gene also passable sudden change has changed. Along with the human gene spectrum gradually expounded,the genetic engineering technology full development,the gene treatment very possibly treats at the clinical disease has the revolutionary change,this needs the researcher in the practice,with natural diagnostic method system theory theory,guiding ideology,development research mentality,thus solves this single layer big difficult problem.
【Key word】system theory;Gene and heredity;Gene treatment
系統(tǒng)論是21世紀以來科學技術、文化和社會發(fā)展的自然亦必然的思維趨向,是比知識更有力量的一種客觀存在,它是一種新的思維方式,是當代人認識對象的工具和手段。西沃爾-賴特在1929年寫到:一個群體中“單個基因的選擇系數(shù)(即基因的適合度),一定受到這個群體整個基因頻率系統(tǒng)的影響[2]”。本文從系統(tǒng)論觀點來分析基因與遺傳之間的因果聯(lián)系以及基因在臨床上的應用。
1 系統(tǒng)論相關論點
1937年貝塔朗菲提出了一般系統(tǒng)論原理,使人類的思維方式發(fā)生了深刻變化。以往研究問題人們總是把事物分解成若干部分,抽象出最簡單的因素來,然后再以部分的性質去說明復雜事物。這種方法的著眼點在局部或要素,遵循的是單項因果決定論,它不能如實地說明事物的整體性,不能反映事物之間的聯(lián)系和相互作用,它只適應認識較為簡單的事物,在人類面臨許多規(guī)模巨大、關系復雜、參數(shù)眾多的復雜問題時,就顯得無能為力了。系統(tǒng)中各要素不是孤立地存在著,每個要素在系統(tǒng)中都處于一定的位置上,起著特定的作用[3]。系統(tǒng)科學方法是認識、調控、改造復雜系統(tǒng)的有效途徑,為人們提供了制定系統(tǒng)最佳方案以實行優(yōu)化組合和優(yōu)化管理的手段,為人們提供了新的思維模式,倡導從整體上進行思維。
2 基因與遺傳
20世紀20年代,摩爾根學派在孟德爾的豌豆雜交試驗的基礎上,開展了遺傳規(guī)律的研究,建立了以基因學說為基礎理論的細胞遺傳學,肯定了基因是遺傳的基本單位,存在于細胞的染色體上。到30年代,知道染色體結構和數(shù)目的變化會影響到遺傳,知道一個基因可以突變成若干等位基因。到了40年代,遺傳學有了兩個重要的進展或突破:一是初步發(fā)現(xiàn)去氧核糖核酸簡稱DNA,是遺傳物質;一是提出了一個基因一種酶的原理。直到50年代,建立了分子遺傳學,解決了有關遺傳的若干重大問題。DNA和另一類核酸即核糖核酸(RNA)都是由核苷酸所組成的多聚體,是大分子。核苷酸的主要特點存在于所含的有機堿,即兩種嘌呤和兩種嘧啶。
1953年,形成雙螺旋的分子結構。根據(jù)DNA中堿基互補的原理,一個DNA分子可以成為內容一致的兩個DNA分子。蛋白質是由氨基酸所組成的多聚體,是大分子。組成蛋白質的可以是一條多肽鏈或幾條多肽鏈。多肽鏈就是由若干氨基酸前后連接而成的分子。蛋白質的合成就是遺傳信息從遺傳物質流入蛋白質的過程。這包括兩個步驟:一是轉錄,一是翻譯。由于組成DNA 和RNA的零件都是核苷酸,所以遺傳信息從DNA流入RNA 叫做轉錄。由于蛋白質是由另一種另件(氨基酸)組成的,所以遺傳信息從RNA流入蛋白質叫做翻譯。這里的RNA叫做信使RNA,意思是說,它是基因遺傳信息的使者。在分析蛋白質分子的合成中也查明了各氨基酸的遺傳密碼,于是建立了遺傳密碼理論。遺傳信息都是由遺傳密碼組成。每一個遺傳密碼都由三個堿基組成,氨基酸不同,其遺傳密碼就不同。
從70年代開始,分子遺傳學的進一步發(fā)展,誕生了基因重組技術,即生物基因工程,它開創(chuàng)了改造生物和創(chuàng)造生物的新時期。
3 用系統(tǒng)論的觀點來看待基因與遺傳的因果聯(lián)系
系統(tǒng)科學可以把一個原子看作系統(tǒng),它也可以把器官、生物機體、家庭、社區(qū)、國家、經濟以至生態(tài)看作系統(tǒng)。生物體是由細胞構成的多層次的復雜系統(tǒng)。盡管在細胞和分子水平對發(fā)育的分析已取得長期的進展,但個體發(fā)育仍不能從分子水平和細胞水平的分析得到全部解釋。個體發(fā)育中,基因按一定的時、空次序有選擇地表達。這首先表現(xiàn)在細胞表面形態(tài)調節(jié)分子的變化,從而導致胚層分離、形態(tài)速成運動和組織發(fā)育等細胞的集體行為。
我們可以從兩方面來考慮環(huán)境對基因的自上而下的約束與引導作用。其一,我們知道環(huán)境的改變會迫使生物個體和種群盡可能調節(jié)自身以適應環(huán)境的變化。顯然生物體為適應環(huán)境變化而做的調節(jié)又必定會引起生物體內生物化學、生物磁電等的變化。在生物史上地球環(huán)境的巨變是造成大量新物種產生的直接原因。我們可以設想,基因有向緩解環(huán)境對生物壓力的方向突變的趨勢,如果這一假說成立的話,顯然就會使來自上層變化的信息產生對下層生物體基因變異的自上而下的約束與引導作用。其二,我們知道基因的復雜結構具有巨大的信息存儲能力。生物體的基因中記錄了該生命體全部歷史的重要信息。
4 基因治療的前景
隨著對基因治療研究的深入,我們不能忽視子系統(tǒng)的系統(tǒng)性和整體性,不能用局限的、部分的、單一的觀點來以偏概全。事實上,人體的復雜性程度,各個系統(tǒng)的相關性、相互作用及相互制約程度,遠不是我們所能完全解釋得了的,只有在系統(tǒng)環(huán)境中解決這些難題,才會有實用價值和臨床價值。這就需要研究人員在實踐中,用自然辯證法系統(tǒng)論理論,來指導思想,拓展研究思路,從而解決這一重大難題。
參考文獻
[1] 范怊.系統(tǒng)論整體觀在醫(yī)學科學中的地位[J].科技情報開發(fā)與經濟.2000,(11)1:10
doi:10.3969/j.issn.1007-614x.2010.22.232
病歷資料
患者,男,18歲?;颊咦杂装?15歲開始無明顯誘因反復發(fā)作四肢抽搐,牙關緊閉,面色發(fā)青,多次跌倒,伴有喉痙攣,喘鳴,不伴口吐白沫,意識喪失及大小便失禁等,約經10余分鐘后自行緩解。曾診斷為“局灶性癲癇”,先后口服“卡馬西平、氯硝西泮、苯妥英鈉”等藥物治療效果不佳,此次因再次發(fā)作四肢抽搐,伴有意識喪失2小時而入院,急診科給予地西泮靜脈注射后緩解?;颊呒韧鶡o頸部手術及放療史,無明確家族史。身高144cm,體重36kg,圓臉,頸短,智力低下,雙手掌骨及雙足趾骨較粗短,尤以第5掌骨明顯。皮膚粗糙,甲狀腺無腫大,心、肺、腹部未見明顯陽性體征,亦無明顯神經系統(tǒng)陽性體征,Trousseau征(+),Chvostek征(+)。血鈣1.32mmol/L,血磷1.51mmol/L,血清甲狀旁腺激素(PTH)15.30pmol/L(化學發(fā)光法,正常參考值1.70~7.30pmol/L)。血尿素氮,血肌酐正常范圍。腦電圖:正常范圍腦電圖。頭顱CT平掃:兩側小腦齒狀核、基底節(jié)區(qū)、丘腦及額頂葉見多發(fā)性對稱性鈣化灶。X線片:雙手掌及雙足趾骨可見對稱性囊狀透亮區(qū),部分可見對稱性縮短。
討 論
關鍵詞:制藥;新技術;發(fā)展;分析
中圖分類號:X787 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7-9599 (2010) 01-0000-01
生物技術藥物(biotech drugs)或稱生物藥物(biopharmaceutics)是集生物學、醫(yī)學、藥學的先進技術為一體,以組合化學、藥學基因(功能抗原學、生物信息學等高技術為依托,以分子遺傳學、分子生物、生物物理等基礎學科的突破為后盾形成的產業(yè)。
一、當前生物制藥技術的發(fā)展方向
目前生物制藥主要集中在以下幾個方向:
1.腫瘤在全世界腫瘤死亡率居首位,美國每年診斷為腫瘤的患者為100萬,死于腫瘤者達54.7萬。用于腫瘤的治療費用1020億美元。腫瘤是多機制的復雜疾病,目前仍用早期診斷、放療、化療等綜合手段治療。今后10年抗腫瘤生物藥物會急劇增加。如應用基因工程抗體抑制腫瘤,應用導向IL-2受體的融合毒素治療CTCL腫瘤,應用基因治療法治療腫瘤(如應用γ-干擾素基因治療骨髓瘤)?;|金屬蛋白酶抑制劑(TNMPs)可抑制腫瘤血管生長,阻止腫瘤生長與轉移。這類抑制劑有可能成為廣譜抗腫瘤治療劑,已有3種化合物進入臨床試驗。
2.神經退化性疾病 老年癡呆癥、帕金森氏病、腦中風及脊椎外傷的生物技術藥物治療,胰島素生長因子rhIGF-1已進入Ⅲ期臨床。神經生長因子(NGF)和BDNF(腦源神經營養(yǎng)因子)用于治療末稍神經炎,肌萎縮硬化癥,均已進入Ⅲ期臨床。美國每年有中風患者60萬,死于中風的人數(shù)達15萬。中風癥的有效防治藥物不多,尤其是可治療不可逆腦損傷的藥物更少,Cerestal已證明對中風患者的腦力能有明顯改善和穩(wěn)定作用,現(xiàn)已進入Ⅲ期臨床。Genentech的溶栓活性酶(Activase重組tPA)用于中風患者治療,可以消除癥狀30%。
3.自身免疫性疾病 許多炎癥由自身免疫缺陷引起,如哮喘、風濕性關節(jié)炎、多發(fā)性硬化癥、紅斑狼瘡等。風濕性關節(jié)炎患者多于4000萬,每年醫(yī)療費達上千億美元,一些制藥公司正在積極攻克這類疾病。
4.冠心病美國有100萬人死于冠心病,每年治療費用高于1170億美元。今后10年,防治冠心病的藥物將是制藥工業(yè)的重要增長點。Centocor′s Reopro公司應用單克隆抗體治療冠心病的心絞痛和恢復心臟功能取得成功,這標志著一種新型冠心病治療藥物的延生。
基因組科學的建立與基因操作技術的日益成熟,使基因治療與基因測序技術的商業(yè)化成為可能,正在達到未來治療學的新高度。轉基因技術用于構造轉基因植物和轉基因動物,已逐漸進入產業(yè)階段,用轉基因綿羊生產蛋白酶抑制劑ATT,用于治療肺氣腫和囊性纖維變性,已進入Ⅱ,Ⅲ期臨床。大量的研究成果表明轉基因動、植物將成為未來制藥工業(yè)的另一個重要發(fā)展領域。
二、現(xiàn)代生物制藥新技術發(fā)展趨勢
未來生物技術將對當代重大疾病治療劑創(chuàng)造更多的有效藥物,并在所有前沿性的醫(yī)學領域形成新領域。
生物學的革命不僅依賴于生物科學和生物技術的自身發(fā)展,而且依賴于很多相關領域的技術走向,例如微機電系統(tǒng)、材料科學、圖像處理、傳感器和信息技術等。盡管生物技術的高速發(fā)展使人們難以作出準確的預測,但是基因組圖譜、克隆技術、遺傳修改技術、生物醫(yī)學工程、疾病療法和藥物開發(fā)方面的進展正在加快。
除了遺傳學之外,生物技術還可以繼續(xù)改進預防和治療疾病的療法。這些新療法可以封鎖病原體進入人體并進行傳播的能力,使病原體變得更加脆弱并且使人的免疫功能對新的病原體作出反應。這些方法可以克服病原體對抗生素的耐受性越來越強的不良趨勢,對感染形成新的攻勢。
除了解決傳統(tǒng)的細菌和病毒問題之外,人們正在開發(fā)解決化學不平衡和化學成分積累的新療法。例如,正在開發(fā)之中的抗體可以攻擊體內的可卡因,將來可以用于治療成癮問題。這種方法不僅有助于改善癮君子的狀況,而且對于解決全球性非法貿易問題具有重大影響。
各種新技術的出現(xiàn)有助于新藥物的開發(fā)。計算機模擬和分子圖像處理技術(例如原子力顯微鏡、質量分光儀和掃描探測顯微鏡)相結合可以繼續(xù)提高設計具有特定功能特性的分子的能力,成為藥物研究和藥物設計的得力工具。藥物與使用該藥物的生物系統(tǒng)相互作用的模擬在理解藥效和藥物安全方面會成為越來越有用的工具。例如,美國食品藥物管理局(FDA)在藥物審批的過程中利用Dennis Noble的虛擬心臟模擬系統(tǒng)了解心臟藥物的機理和臨床試驗觀測結果的意義。這種方法到2015年可能會成為心臟等系統(tǒng)臨床藥物試驗的主流方法,而復雜系統(tǒng)(例如大腦)的藥物臨床試驗需要對這些系統(tǒng)的功能和生物學進行更為深入的研究。
藥物的研究開發(fā)成本目前已經高到難以為繼的程度,每種藥物投放市場前的平均成本大約為6億美元。這樣高的成本會迫使醫(yī)藥工業(yè)對技術的進步進行巨大的投資,以增強醫(yī)藥工業(yè)的長期生存能力。綜合利用遺傳圖譜、基于表現(xiàn)型的定制藥物開發(fā)、化學模擬程序和工程程序以及藥物試驗模擬等技術已經使藥物開發(fā)從嘗試型方法轉變?yōu)槎ㄖ菩烷_發(fā),即根據(jù)服藥群體對藥物反應的深入了解會設計、試驗和使用新的藥物。這種方法還可以挽救過去在臨床試驗中被少數(shù)患者排斥但有可能被多數(shù)患者接受的藥物。這種方法可以改善成功率、降低試驗成本、為適用范圍較窄的藥物開辟新的市場、使藥物更加適合適用對癥群體的需要。如果這種技術趨于成熟,可以對制藥工業(yè)和健康保險業(yè)產生重大影響。
【關鍵詞】真兩性畸形;細胞遺傳學;鑒別診斷
兩性畸形指的是體同時具有男女兩性的特征,其生殖腺既有卵巢又有的,即性腺性別和遺傳性別一致,但是生殖道官和尿生殖竇卻具有兩性的特征[1]。兩性畸形分為假兩性畸形和真兩性畸形兩種,真兩性畸形指的是患者具有完整的生殖腺,有清晰地曲細精管和生殖細胞,卵巢具有完整且正常的卵泡和卵細胞,若只具有或者卵巢的殘遺組織,則不屬于真兩性畸形。生物興趣小組一成員的父親為某醫(yī)院醫(yī)生,在其父的指導下,我們生物小組參加了本次研究,本文以2016年6月某院接收的1例男性真兩性畸形患者為研究對象,對其臨床資料進行了回顧性分析,具體過程如下。
1.資料和方法
1.1 一般資料 患者社會性別為男性,年齡32歲,未婚,身高163cm,有胡須,喉結較小。生殖器檢查發(fā)現(xiàn),其分布呈女性特征,7cm,雙側8―9ml,可觸及輸精管?;颊咧橇φ?,其父母表型正常,不屬于近親結婚,患者有一姐一弟,身體健康,無其他嚴重疾病,患者本人有血尿史,無用藥史。
1.2 輔助檢查 患者血清睪酮為12.94nmol/L,雌二酮475.2pmol/L,孕酮4.05nmol/L,黃體生成素16.23U/L,卵泡刺激素43.17U/L,催乳素6.94nmol/L。
1.3 細胞培養(yǎng) 抽取患者的外周血2ml,接種2%植物血凝素、20%小牛血清[2],將其放置于PH7.2的淋巴細胞培養(yǎng)基中,在37℃環(huán)境下培養(yǎng)72h,并在終止培養(yǎng)前0.5h內于樣本中加入秋水仙素,按照常規(guī)方法收獲細胞。
1.4 染色體標本制備 按照常規(guī)方法制備,G顯帶處理,鏡檢30個細胞分裂相,選出其中5個核型作為研究對象,結合計算機對其細胞遺傳學特征進行分析。
2.結果
患者雙親的染色體分析未發(fā)現(xiàn)異常。經外周血淋巴染色體檢查,證實患者的核型為46,XX,對其右側陰囊進行剖腹探查發(fā)現(xiàn),患者腹腔內有5×4×3cm大小的子宮,宮頸3.5×1.8cm,子宮右側具有完整的卵巢和輸卵管,左側有子宮圓韌帶。經電子顯微鏡檢,未發(fā)現(xiàn)Y染色體易位于X或者常染色體上的情況。對患者口腔上皮細胞進行X染色質鏡檢發(fā)現(xiàn),其X染色質陽性率為15%。診斷完畢后,經患者同意,切除其子宮、卵巢、輸卵管等,矯正為男性性別。
3.討論
真兩性畸形指的是個體同時具有卵巢和,并且性腺組織完整。性腺的分布可以分為一側卵巢、一側或一側卵巢或、另一側為或雙側均有卵巢及組織[3]?;颊咭话惚划斪瞿行該狃B(yǎng),其青春期會出現(xiàn)發(fā)育異?;蛘哐蚯闆r。對于這種情況,一般在確診之后需要對患者進行性別矯正,切除子宮或者卵巢,并在術后補充適當?shù)男约に亍?/p>
百度查詢得知:真兩性畸形大部分屬于散發(fā)性病例,尚未表現(xiàn)出明顯的遺傳學特征,且超過80%的個體染色體核型為46,XX。臨床研究認為,這種情況可能因為母體在懷孕過程中使用了雌激素,導致女胎男性化,或者母體患有男性化腫瘤,如卵巢囊腫、腎上腺素腫瘤、黃體瘤等,導致雄性激素分泌過多,影響了生殖器官的正常發(fā)育。性分化實際上是胚胎期正常分化的結果,其包括三個階段:染色體確定性別、染色體性別轉化為性腺性別、生殖管道分化完成[4]。激素水平決定了男性表型,若激素水平過低,就會導致胚胎的原始性腺分化為卵巢,胚胎發(fā)育成女性,形成真兩性畸形。
本次研究中,患者的核型證實為46,XX,其腹腔內有5×4×3cm大小的子宮,宮頸3.5×1.8cm,子宮右側具有完整的卵巢和輸卵管;患者的睪酮水平超過正常女性5倍,X染色質陽性率為15%。斷完畢后,經患者同意,切除其子宮、卵巢、輸卵管等,矯正為男性性別。綜上所述,患者的社會性別為男性,但是具有完整的女性生殖器,是典型的真兩性畸形表現(xiàn),為此,應當在早期確定畸形的特征,實施有效的治療。
參考文獻:
[1]韋仕喻,蘭曉梅,汪偉偉,彭文紅,張立文.46,XX女性假兩性畸形1例報告[J].廣西醫(yī)學,2010,01(09):46-47.
[2]吳守偉,胡明潔,唐寶定等.外生殖器畸形患者遺傳學檢查的臨床意義[J].中國男科學雜志,2010,07(12):39-43.
1.VT的臨床特點及診斷技術:VT常起始于脛靜脈或比目魚肌的肌內靜脈竇,且往往多發(fā),易脫落至靜脈,股靜脈及下腔靜脈內,因多數(shù)栓子體積甚小,甚至脫落至肺動脈內亦無任何臨床表現(xiàn),而易被忽略,但如無防治則長期反復脫落栓塞至肺動脈,血栓機化后便形成慢性肺動脈栓塞,引起栓塞性肺動脈高壓、肺心病,治療棘手,預后較差。而在臨床上,常引起我們注意的是一些有明顯臨床表現(xiàn)的下肢深靜脈血栓栓塞,因其栓子較大,如連續(xù)幾塊栓子脫落栓塞于段以上的肺動脈則可引起致命性的臨件發(fā)生,至少可在短時間內引起心肺功能惡化。但實際上前者發(fā)病率遠高于后者。須指出很多患者雖因原發(fā)疾病而死亡,但慢性肺動脈栓塞常是使原發(fā)疾病難以糾正的重要原因。
臨床常用VT檢測手段包括下肢靜脈阻抗容積圖法、X線靜脈造影及同位素靜脈顯像等,但目前便攜式靜脈彩色超聲多譜勒儀因其方便、無創(chuàng)及靈敏度、特異性高而最受推崇,可應用于人群普查,為研究VT單位的必備設備。
2.明確VT與PE的關系:必須強調,VT是PE發(fā)生的標識。嚴格定義,PE是靜脈系統(tǒng)(含右心)血栓形成后,在環(huán)境因素作用下脫落并栓塞于肺動脈而引起一系列病理生理變化的臨床綜合征,所以靜脈血栓是PE的源頭,而控制VT是防治PE的根本所在。
為了進一步闡明二者之間關系,國外已有通過尸檢而確認PE栓子靜脈來源的研究,其中歐洲的一組研究結果為:單個栓子來源排序分別是下肢靜脈(52.7%)、盆腔靜脈叢(32.1%)、右心(13.7%)、上肢靜脈(1.5%);多個栓子來源排序分別是下肢靜脈和盆腔靜脈叢(36.2%)、不同下肢靜脈組合(31.9%)、下肢靜脈和右心(10.6%)、盆腔靜脈叢和右心(10.6%);19%來源不詳[1]。我國目前尚無此方面的報道,建議有條件的醫(yī)院可以聯(lián)合起來匯集尸檢資料,分析我國PE栓子的來源靜脈,對于國人PE防治有積極意義。
3.VT的危險因素:目前公認VT的危險因素分為遺傳因素和環(huán)境因素兩部分。
環(huán)境因素包括:年齡>40歲、長期臥床、腫瘤、胸腹盆腔下肢或骨科手術、肥胖、靜脈曲張、心力衰竭、心肌梗塞或腦卒中、糖尿病、骨折、炎癥性腸病、腎病綜合征、長期留置中心靜脈導管、口服避孕藥等[2,3]。
遺傳因素目前是研究VT的熱門領域,同樣骨折或手術后患者,臥床時間相同,有的患者發(fā)生PE而有的患者未發(fā)生,原因既在于此。目前認為至少有12種基因參與,本文作者亦對此有較為詳細的綜述[4]。須著重強調的是活化的蛋白C抵抗即FVleiden,是目前最為肯定也是最常見的VT遺傳危險因子,是V因子基因單點錯意突變,即其基因核甘酸序列中1691位鳥嘌呤被腺嘌呤替代,導致其氨基酸序列中第506位精氨酸被谷酰氨代替[5]。但其與國人VT的關系,尚不清楚。目前雖可見在國人VT患者血中檢測到FVleiden的報道,但僅一例,并不能說明其發(fā)生頻率。
4.國人VT研究現(xiàn)狀:目前我國匱乏大樣本、正規(guī)的VT及PE的流行病學資料。最近雖有幾組關于發(fā)病情況的報道也多是其醫(yī)院內局域統(tǒng)計資料,對于人群防治價值有限。而血栓性疾病發(fā)病的地區(qū)、人種差異很大,不能完全引用國外的流行病學資料,尚有待我國國人資料的總結。令人鼓舞的是我院程顯聲教授領銜的“九五”攻關課題“肺栓塞的早期防治研究”已將VT的流行病學研究列為重要的分支課題,調查資料有望發(fā)表,將為國人VT的防治提供極為有價值的基線資料。
另外,國內研究VT者多為血液科醫(yī)師與研究人員,規(guī)模較小,成果受限。因PE是一跨學科疾病,應學習國外模式,聯(lián)合肺科、心臟科、血管外科、流行病學家、社區(qū)全科醫(yī)師等,形成正規(guī)研究團體,才可能對國人VT與PE防治作出有意義的工作。
5.VT的預防措施:根據(jù)國外經驗,常用的VT預防措施有以下幾種:(1)目前推薦最有效的預防措施為在以上提到的高危人群中應用低分子量肝素或普通肝素。有報道可使VT發(fā)生率由25%降為8%,使大塊PE發(fā)生率降低50%[6,7]。(2)間歇空氣加壓:在高?;颊叩南轮脷鈮盒鋷糠昼娂訅?5~40mmHg×10s(1mmHg=0.133kPa),目前認為可以減少靜脈血栓的形成[6]。(3)有人推薦使用彈性襪預防VT,但無流行病學資料證實其有效性。(4)右旋糖苷:其預防VT發(fā)生不如肝素有效,但可進一步阻止VT的發(fā)展而減少PE[6,8],其作用機制可能是阻止血栓進一步增大和脫落[9]。(5)阿司匹林:曾有研究否認了阿司匹林對VT的預防作用,但最近一項較大規(guī)模臨床試驗證實其可使VT發(fā)生率較對照組減少37%,PE發(fā)生減少71%[10]。且阿司匹林使用方便,價格便宜,適合各級醫(yī)師包括初級保健醫(yī)師、農村醫(yī)師使用。(6)華法令雖然有效,但監(jiān)測煩瑣,作用時間較難控制,不推薦常規(guī)使用。
6.VT預防工作尚未廣泛開展的原因:在美國,96%的外科醫(yī)師都同意在術中、術后廣泛使用各種措施預防VT[6],而在國內尚未廣泛開展,其原因有以下幾條:(1)誤以為發(fā)生率低;(2)恐懼出血的副作用;(3)擔憂醫(yī)療費用增加(沒有計算治療PE的高額費用);(4)感知困難:出血令人難忘,抗凝的益處卻很難直接感知;(5)對發(fā)生的后果估計不足。這提示我們需要加強宣傳,提高全體醫(yī)師包括縣級基層醫(yī)院醫(yī)師防治VT的意識。
VT的研究與防治在我國是一項很重要的衛(wèi)生保健任務??傮w來說,目前我國相關研究與國外相比,差距很大,僅有零星個案報道,急需組織一支由多學科研究人員共同組成的專業(yè)研究團體,專門從事其臨床研究工作,爭取從分子遺傳學、遺傳流行病學、人群篩查技術、初級及二級預防措施的推廣等多方面有所突破,從而為總體降低PE的發(fā)生打下基礎。
參考文獻
[1]Kosjerina-Ostricv,KosjerinaZ,SekerovicM,etal.Pulmonarythromboembolismasacauseofdeath.eurRespirJ,1998,12Suppl28:s5.
[2]LoweGDO,GreerIA,CookeTG,etal.Riskofandprophylaxisforvenousthromboembolisminhospitalpatients.BMJ,1992,305:567-574.
[3]VerstraeteM.Prophylaxisofvenousthromboembolism.BMJ,1997,314:123-125.
[4]荊志成,程顯聲.靜脈血栓形成的分子遺傳學研究進展.中華內科雜志,1999,38:419-421.
[5]BertinaRM.MutationinbloodcoagulationfactorVassociatedwithresistancetoactivatedproteinC.Nature,1994,369:64-66.
[6]ClagettGP,ReischJS.Preventionofvenousthromboembolismingeneralsurgicalpatients.AnnSurg,1988,208:227-240.
[7]CollinsR,SerimgeourA,YusufS,etal.Reductioninfatalpulmonaryembolismandvenousthrombosisbyperioperativeadministrationofsubcutaneousheparin.NEnglJMed,1988,318:1162-1173.
[8]GruberUF,DuckertF,FridrichR,etal.Preventionofpostoperativethromboembolismbydextran40,lowdosesofheparin,orxantinolnicotinate.lancet,1977,1:207-210.
摘 要 目的:探討新生兒大皰性表皮松解癥的臨床特點,提高對該病的認識。方法:回顧分析11例新生兒大皰性表皮松解癥患兒的臨床資料。結果:新生兒大皰性表皮松解癥臨床特征為皮膚受壓或摩擦部位反復出現(xiàn)水皰、大皰、血皰,臨床診斷不難,無特效治療。11例新生兒大皰性表皮松解癥經治療后6例好轉出院,4例放棄治療,1例死亡。結論:臨床診斷病例應進行病理分型評估預后,積極治療,改善患兒的生存。
關鍵詞 新生兒 大皰性表皮松解癥 臨床分析
doi:10.3969/j.issn.1007—614x.2012.29.012
新生兒大皰性表皮松解癥是一種常染色體隱性或顯性遺傳病,臨床上少見。臨床特征為皮膚受壓或摩擦后即引起水皰、大皰、血皰,目前尚無根治方法。為進一步加深對此病的認識,現(xiàn)將11例新生兒遺傳性大皰性表皮松解癥患兒的臨床資料進行回顧性分析如下。
資料與方法
2005年6月~2011年12月收治新生兒大皰性表皮松解癥患兒11例,男10例,女1例,10例足月兒,1例34周早產兒。入院日齡為生后05~20天,平均10天。均無家族遺傳病史。7例于出生后7天內出現(xiàn)皮損,其中1例出生時即出現(xiàn)水皰并伴有左脛前皮膚缺損;4例為出生后7天后出現(xiàn)皮損。
臨床表現(xiàn):11例中水皰均不同程度累及雙下肢、雙上肢及軀干,累及頭面部7例,皮膚缺損1例,缺損面積約1.5cm,口腔黏膜受累1例,皮損處萎縮形成瘢痕3例、吞咽困難1例。合并病理性黃疸8例;新生兒肺炎1例;新生兒顱內出血1例,敗血癥1例,新生兒臍炎1例,無并發(fā)癥2例。
實驗室檢查:11例中有7例進行皮膚病理檢查,結合臨床表現(xiàn)診斷單純型(EBS)7例,交界型(JEB)3例,營養(yǎng)不良型(DEB)1例。血常規(guī)白細胞>20×109/L 3例,
治療:入院后做好保護性隔離,將患兒于暖箱或輻射臺,保持創(chuàng)面清潔,防止摩擦和壓迫,繼發(fā)感染部位外涂百多邦軟膏??诜髣┝烤S生素E,酌情口服潑尼松05~10mg/(kg·日),并使用抗生素治療合并的各種感染以及對癥支持療法。
結 果
6例好轉出院,4例家長放棄治療出院。早產兒1例最后死于綠膿桿菌敗血癥。
隨訪:出院后隨訪8例,其中2例出院后4周內因水皰加重家長未再予醫(yī)治而感染死亡,1例被遺棄;2例失訪。隨訪病例中1例3歲以后未再起水皰,無疤痕形成;2例2歲時病情明顯好轉,但仍有少許起水皰,無疤痕;1例目前僅1歲,仍有反復起水皰,并有疤痕形成。
討 論
大皰性表皮松解癥是一組少見的多基因遺傳性水皰性皮膚病,發(fā)生率2/10萬活產兒。主要臨床特征為皮膚受壓或摩擦后即引起水皰、大皰、血皰,皮損易發(fā)生在受外力影響的部位1。原發(fā)性損害為大小不等的水皰、大皰、血皰;繼發(fā)性損害為糜爛、結痂、感染、炎癥后色素沉著或減退、粟丘疹、萎縮、瘢痕和甲營養(yǎng)不良。臨床表現(xiàn)變異大,內臟器官可受累。其確切分型須皮膚活檢并根據(jù)透射電鏡下水皰發(fā)生部位分為3型:單純型、營養(yǎng)不良型和交界型,各型又分多個亞型。其發(fā)病的遺傳學基礎是基因發(fā)生突變,超微結構研究證明皮膚的完整性靠由連接真皮或基體膜兩細胞的角質細胞和具有抗機械壓力和調節(jié)皮膚屏障功能的連接點來維持。作為組成這種連接細胞兩種成分之一的盤狀蛋白的基因突變,使交聯(lián)蛋白位于角質細胞胞漿膜之外,起不到固有的連接作用,使皮膚松解2。通常在出生時或出生后不久即發(fā)病,少數(shù)病情輕微者直至成年才被發(fā)現(xiàn)。
病初需與新生兒膿皰瘡、金葡菌燙傷樣皮膚綜合征鑒別,但通過敏感抗生素治療此兩者通常療效滿意。而本病患兒皮膚受壓或摩擦部位水皰仍此起彼伏,臨床易診斷,目前尚無特效治療方法。治療原則主要是減少摩擦,注重皮膚護理及預防感染和促進傷口的愈合。國內有大劑量維生素E肌注和大劑量腎上腺激素治療可以緩解癥狀報道3;國外已報道了用層黏蛋白5基因傳遞成功治療JEB患者,但由于EB是基因性疾病,目前尚無藥物可糾正分子缺陷。治療過程中還應當注意以下關鍵:①明確病理分型以判斷預后。②出院時做好家長對小兒的護理宣教,樹立戰(zhàn)勝疾病的信心。由于輕微創(chuàng)傷即可誘發(fā)本病,患兒全身水皰此起彼伏,需要住院時間較長,治療費用較高,很多家屬對患兒的病情感到恐懼,失去了堅持治療和出院后精心護理患兒的信心和耐心。本組資料有放棄治療達4例,經驗是進行皮膚病理檢查判斷分型后進行評估預后并積極與家長溝通,通過堅持住院治療并發(fā)感染及合并癥,好轉出院的病兒,經家長精心皮膚護理下的隨訪的5例患兒病情隨著年齡的增長均逐漸緩解,預后較好。
該病為染色體遺傳性疾病,隨著分子遺傳學研究的深入,基層醫(yī)院臨床診斷應積極進行病理分型,評估病情,提高基層醫(yī)生對該病的認識,通過溝通增加家屬對病兒的救治信心,積極配合治療,提高患兒的生存機會。本組11例新生兒大皰性表皮松解癥經治療后6例好轉出院,4例放棄治療,1例死亡。
參考文獻
1 邵肖梅,葉鴻瑁,丘小汕.實用新生兒學[M].北京:人民衛(wèi)生出版社,2011:872.
【關鍵詞】 急性髓細胞白血?。?表觀遺傳學; 靶向治療
急性髓細胞白血?。╝cute myeloid leukemia,AML)是一組異質性疾病,以造血干細胞克隆紊亂為特征,是成年人急性白血病中最常見的類型。近20年來,人們對AML的發(fā)病機制和預后的研究有了長足的進展,患者的完全緩解率也有了明顯的提高,但仍有2/3成年AML患者未能達到治愈,復發(fā)、難治及老年AML仍是目前臨床治療的難題。為此,臨床工作者和科研人員不斷探索新途徑,積極尋求AML治療新方法。
近年來,表觀遺傳學的研究逐漸成為人們關注的熱點。隨著研究的深入,人們對AML的發(fā)病機制有了新的認識,隨之而來的靶向治療也給患者重新帶來希望。該研究主要包括三個方面的內容:DNA甲基化、組蛋白修飾和非編碼microRNA。研究表明,表觀遺傳學的調控機制參與調節(jié)許多重要的生理過程。在血液腫瘤的發(fā)生和轉化中,表觀遺傳學異常與遺傳學異常具有同樣重要的作用。表觀遺傳基因的修飾對于基因的差e表達有著至關重要的作用,它決定著細胞的類型及細胞從良性到惡性的轉變。尤為重要的一點,這種修飾是可遺傳的、動態(tài)的、可逆的,并且不影響下游的DNA序列。表觀遺傳的修飾基因,如DNMT3A,TET2,IDH1和IDH2,ASXL1和MLL1上的頻發(fā)突變,影響了造血細胞的自我更新和/或分化能力,促進髓系細胞的轉化,促進白血病的形成[1]。表觀基因組在AML的發(fā)生中有重要的靶標性作用,它具有內在可塑性,通過特異性的酶、轉錄因子、與表觀遺傳機制相關的其他蛋白重新編碼對表觀遺傳基因的修飾,為治療提供了新的可能。
本文將描述表觀遺傳基因的失調是如何在AML中發(fā)揮作用的,同時強調目前和未來的治療手段在發(fā)現(xiàn)新靶標上的多種嘗試。此外,還將涉及AML中個體化的靶向治療,包括術語的定義,適應證的相關描述以及臨床實施的具體措施。
1 表觀遺傳學的針對性治療
1.1 DNMT3A突變及DNMT抑制劑 DNA甲基化是表觀遺傳調控的重要組成部分,通常與轉錄沉默有關。在急性白血病中,已被確定多種腫瘤抑制基因的過甲基化與轉錄抑制通過增殖、分化和生存過程的失調導致白血病的發(fā)生[2]。來自MDS的DNA甲基化譜研究數(shù)據(jù)顯示,抑癌基因的異常甲基化可能是驅動MDS進展為AML的主要機制[3]。胞嘧啶甲基化是指C5位的胞嘧啶殘基被DNA甲基轉移酶(DNMTs)催化,并生成C5甲基胞嘧啶(5-MC)的過程。基因組DNA甲基化是由DNMT3通過半甲基化的模板(從頭甲基化)建立的,并由DNMT1全甲基化模式(維持甲基化)予以保持。這些過程使得不同的可遺傳的DNA甲基化模式可以用來區(qū)分AML亞型、預測預后,并有潛力作為生物標志物來預測患者對治療的反應[4]。AML要么普遍低甲基化,要么過甲基化,這提示表觀遺傳途徑的過度和不足可能對白血病的發(fā)生都很重要[5]。數(shù)據(jù)表明,在白血病干細胞中,DNMT1可維持其DNA甲基化模式,并參與其自我更新的過程[6]。研究表明,DNMT3A在造血干細胞自我更新和分化過程中起著關鍵的作用。重要的是,DNMT3A的功能缺失性突變發(fā)生在30%的細胞遺傳學正常的AML中,可能與臨床預后較差有關,但AML的這些突變對于DNA胞嘧啶甲基化和轉錄的影響尚不清楚,且DNMT3A的單獨缺失并不足以導致白血病形成[7]。大多數(shù)的突變涉及882位的精氨酸,在體外導致甲基轉移酶活性的降低[8]。到目前為止,尚無特異性針對DNMT3A的靶向治療。本節(jié)討論的“表觀遺傳修飾的靶向治療”指的是針對DNMT抑制劑的去甲基化治療。
美國食品藥品監(jiān)督管理局(FDA)批準的2種DNMT抑制劑為:阿扎胞苷及其脫氧衍生物地西他濱。這兩種藥物均用于MDS的治療,現(xiàn)在依據(jù)一些臨床試驗的結果,也普遍應用于AML的治療。
在一項多中心Ⅱ期研究中,有227位初治AML患者接受了地西他濱治療。每個療程中靜脈滴注地西他濱持續(xù)72 h,用量為135 mg/m2,間隔6周重復用藥,共4個療程[9]。該研究表明,總體有效率為26%,中位生存期為5.5個月,1年存活率為28%。在另一項多中心Ⅱ期臨床試驗中,給予55位60歲以上的AML患者靜滴地西他濱治療,每日用量為20 mg/m2,連續(xù)5 d給藥,每4周為一療程。結果,該試驗中AML的完全緩解率為24%,中位生存時期為7.7個月。
在一項針對高危MDS(包括骨髓中原始細胞比例為20%~30%、根據(jù)WHO標準應列為AML)的臨床試驗中,給予患者阿扎胞苷治療:每日用量為75 mg/m2,連續(xù)7 d皮下注射用藥,28 d為一個療程。與對照組(接受傳統(tǒng)治療方案)相比,阿扎胞苷組有明顯的生存獲益。而對于一些次要的評價指標而言,比如輸血需求、靜脈抗生素的使用和住院天數(shù)等,阿扎胞苷組有明顯優(yōu)勢。與之類似的是,在法國的一項臨床研究中,149名初治老年AML患者接受了相同劑量和療程的氮雜胞苷治療,總體有效率為33%,完全緩解率為23%,總體生存期為9.4個月[10]。對于接受了大劑量誘導化療和異基因造血干細胞移植的AML患者,使用阿扎胞苷維持治療可能會減少或延遲白血病的復發(fā)。
1.2 IDH1/2突變及IDH1/2抑制劑 DNA甲基化與同型二聚體酶IDH1/2催化的檸檬酸代謝有關,二聚體酶可催化異檸檬酸氧化脫羧成α-酮戊二酸(α-KG)。研究發(fā)現(xiàn),有10%~30%正常核型的AML患者發(fā)生了IDH1/2功能突變,引起酶功能異常,導致2-羥基戊二酸(2-HG)的產生和積累。由于TET2和包含jumonji-c結構域家族的組蛋白賴氨酸去甲基化酶均依賴于α-KG,當機體發(fā)生IDH1/2突變,并積累2-HG,可導致DNA和組蛋白甲基化的增加[11]。IDH1/2突變對預后的影響研究得到了自相矛盾的結果,可能是因為突變位置的差異和(或)伴隨其他基因的突變。例如,一項關于AML的隨機臨床試驗表明,IDH2的第140位的精氨酸殘基發(fā)生突變與良好的預后相關。不但如此,同時伴有NPM1和IDH1或IDH2突變的細胞遺傳學正常的AML患者也有良好的受益,3年總生存率(OS)可高達89%。然而,IDH1/2和TET2突變是相互排斥的,但具有這兩種不同的突變的AML患者具有相似的甲基化過程。
目前,一項早期臨床試驗正在進行,旨在研究IDH1/2抑制劑對發(fā)生了IDH1/2突變的AML患者的影響。這是一種針對IDH1/2突變酶的小分子靶向抑制劑,可減少2-HG的生成,誘導H3K9me3的脫甲基作用,并能增強相關分化基因的表達[12]。
1.3 MLL基因突變及DOT1L蛋白甲基轉移酶抑制劑 MLL基因位于染色體11q23,編碼H3K4甲基轉移酶(HMT),該酶參與組蛋白的重構,影響HOX基因和Wnt信號通路[13]。有5%~7%的初發(fā)AML病例發(fā)生MLL重排,與不良預后相關[14]。MLL區(qū)域是染色體易位和重排的高發(fā)區(qū),能產生多種融合蛋白,其中一些有致癌性。研究顯示,MLL融合蛋白和DOT1L之g的作用導致了白血病的發(fā)生[15]。
已有研究表明,DOT1L HMT的酶活性誘導了存在MLL基因重排的AML的形成。DOT1L抑制劑可減少H3K79的甲基化和MLL融合基因的表達。目前,具有高度選擇性的DOT1L抑制劑的研究已進入臨床試驗階段,而選擇性抑制HMT EZH2的強效抑制劑也正在研究中。
1.4 組蛋白去乙酰化酶(HDAC)抑制劑 單獨使用HDAC抑制劑治療AML,其臨床作用并不令人滿意。因而,能否與DNMT抑制劑聯(lián)合使用增強療效,則備受期待。目前,諸多相關的臨床試驗正在開展當中,而且對多種HDAC抑制劑,包括丙戊酸、mocetinostat、帕比司他、伏立諾他等,與阿扎胞苷或地西他濱聯(lián)合使用的療效進行了評價,但結果并不如人意。在一項二期臨床試驗中,恩替諾特聯(lián)合阿扎胞苷治療AML并未提高療效[16]。需要注意的是,與早期的體外試驗采用序貫用藥不同,此項試驗中這兩種藥物是同時應用的。恩替諾特是一種強效的細胞周期抑制劑,可能會抑制阿扎胞苷的整合,導致脫甲基作用減弱。
1.5 賴氨酸乙酰化抑制劑 具有布羅莫結構域的蛋白質可識別組蛋白末端的賴氨酸殘基,這種相互作用可被小分子抑制劑所抑制。當前,已開始對數(shù)種BET抑制劑進行臨床試驗。研究表明,BET抑制劑可抑制白血病干細胞和祖細胞增殖,并且可阻斷MLL介導的白血病轉化[17]。
1.6 賴氨酸去甲基化酶抑制劑 研究結果顯示,KDM1A/LSD1在體外可有效抑制AML細胞系和原代白血病細胞。在聯(lián)合使用HDAC抑制劑和全反式維甲酸時,這種抑制作用更顯著。研究表明,MLL白血病受其影響最大,AML的其他亞型和其他髓系腫瘤也對之敏感[18]。
2 表觀遺傳學發(fā)展在AML靶向治療方面的挑戰(zhàn)
2.1 靶向治療的治療靶點 AML在發(fā)生、發(fā)展過程中有一系列的異常表現(xiàn),就疾病本身而言,有許多方面的異??梢赃M行針對性的治療,包括表觀遺傳途徑的調節(jié)、基因突變、細胞表型、信號轉導通路、白血病干細胞和骨髓微環(huán)境等。最近有關AML克隆構型的研究表明,AML克隆異質性始終伴隨著疾病的進展及復發(fā)[19]。因而,AML的治療靶點是不斷變化著的,在疾病的不同時期需用不同的藥物進行治療。有關初發(fā)AML克隆構型的研究顯示,在基因層面界定的白血病亞克隆和白血病干細胞之間具有明顯的功能異質性[20]。目前的挑戰(zhàn)是明確和清除所有的克隆,而非以往那樣狹隘地認為,靶向治療的關鍵就是應用某種方法,通過單向靶點來消除優(yōu)勢克隆。
2.2 靶向治療的對象 如何選擇靶向治療的對象是一個比較重要的問題。根據(jù)不同的分類方法,AML患者可劃分為不同的亞群,但這樣的分類方法均有各自的優(yōu)點和不足之處。
AML患者也可以根據(jù)預后進行分類。在過去,對新藥的早期試驗通常在復發(fā)和難治病例中進行,顯而易見,這是一種很令人困惑的試驗模式。由于復發(fā)或難治AML病例與初發(fā)病例在生物學上和臨床上是不同的,因而對初發(fā)病例作新藥研究十分重要??梢愿鶕?jù)細胞遺傳學、分子遺傳學和表觀遺傳學數(shù)據(jù),對初診患者進行風險評估并預先判斷其治療效果的優(yōu)劣。例如,一項研究表明,在不同的甲基化區(qū)域,有高水平甲基化的7個基因其低表達具有更好的臨床結果[21]。目前認為,在臨床研究中,靶向治療的對象應該是那些預后可能不良的初發(fā)AML病例。
2.3 靶向治療的時機 臨床上通常將AML治療分為誘導、鞏固和緩解后治療。臨床研究表明,把針對表觀遺傳學調控的靶向藥物與其他藥物聯(lián)合使用,結果比單一用藥效果更好。因此,已考慮將試驗新藥添加到主流的誘導方案當中來。多年來有關AML治療的臨床實踐表明,尚無哪一種化療方案更優(yōu)于阿糖胞苷聯(lián)合蒽環(huán)類藥物的“7+3”經典方案的,所以應把該方案作為主要的誘導方案,新藥可以添加于此或者作為單藥評估其療效。這樣,納入臨床試驗的初治患者將會接受其一進行治療。
各種證據(jù)表明,誘導后殘留的白血病細胞與治療前的腫瘤細胞在生物學上是有區(qū)別的。因此,臨床上重復應用同一治療方案并不合理。研究表明,表觀遺傳學靶向治療在AML完全緩解后或移植后,或可控制白血病克隆的演變。目前,多數(shù)靶向治療藥物是非細胞毒性的,對低負荷白血病而言,治療成功的可能性更大。當然,還需要更多的AML患者參與到臨床試驗中來,進行新型藥物的有效性驗證。
2.4 靶向治療的有效性評價 表觀遺傳學靶向治療一般需要長達幾周甚至幾月的時間方顯成效。此外,基于形態(tài)學和免疫表型的分析方法并不能有效評價靶向治療的療效。因而,可以憑借DNA甲基化特征、基因表達譜、高光譜測定法以及其他技術手段來做生物學標志的鑒定,通過生物學標志能充分預測療效,并提高疾病監(jiān)控能力。然而,在當前臨床實踐中,尚未能常規(guī)使用此類表觀遺傳學的生物學標志。
3 展望
隨著對AML表觀遺傳修飾基因突變的認識的深入,人們發(fā)現(xiàn)表觀遺傳學在AML生物學發(fā)生中起著復雜而重要的作用。AML的表觀遺傳學靶向治療策略已經改變了臨床應用,AML患者的個體化靶向治療將成為現(xiàn)實。然而,現(xiàn)實中還面臨著諸多挑戰(zhàn),其中最大的挑戰(zhàn)就是AML生物學和患者本身的高度異質性。只有通過創(chuàng)新性的臨床試驗、可靠的科學研究和醫(yī)患的共同參與等努力,才可能真正實現(xiàn)AML患者的個體化治療。
⒖嘉南
[1] Challen G A,Sun D,Jeong M,et al.Dnmt3a in essential for hematopoietic stem cell differentiation[J].Nat Genet,2011,44(1):23-31.
[2] Baylin S B,Jones P A.A decade of exploring the cancer epigeomebiological and translational implications[J].Nat Rer Cancer,2011,11(10):726-734.
[3] Jiang Y,Dunbar A,Gondek L P,et al.Aberrant DNA methylation is a dominant mechanism in MDS progression to AML[J].Blood,2009,113(6):1315-1325.
[4] Figueroa M E,Lugthart S,Li yushan,et al.DNA methylation signatures identify biologically distinct subtypes in acute myeloid leukemia[J].Cancer Cell,2010,17(1):13-27.
[5] Akalin A,Garrett-Bakelman F E,Kormaksson M,et al.Base-pair resolution DNA methylation sequencing reveals profoundly divergent epigenetic landscapes in acute myeloid leukemia[J].PLoS Genet,2012,8(6):e1 002 781.
[6] Trowbridge J J,Sinha A U,Zhu N,et al.Haploinsuffiiency of Dnmt1 impairs leuemia stem cell function through derepression of bivalent chromatin domains[J].Genes Dev,2012,26(4):344-349.
[7] Abdelwahab O,Levine R L.Mutations in epigenetic modifiers in the pathogenesis and therapy of acute myeloid leukemia[J].Blood,2013,121(18):3563-3572.
[8] Yan X J,Xu J,Gu Z H,et al.Exome sequencing identifies somatic mutations of DNA methyltransferase gene DNMT3A in acute myeloid leukemia[J].Nat Genet,2011,43(4):309-315.
[9] Lubbert M,Ruter B H,Claus R,et al.A multicenter phase Ⅱ trial of decitabine as first-line treatment for older patients with acute myeloid leukemia judged unfit for induction chemotherapy[J].Haematologica,2012,97(3):393-401.
[10] Maukillo L,Venditti A,Spagnoli A,et al.Azacitidine for the treatment of patients with acute myeloid leukemia:report of 82 patients enrolled in an Italian Compassionate Program[J].Cancer,2012,118(4):1014-1022.
[11] Xu W,Yang H,Liu Y,et al.Oncometabolite 2-hydroxyglutarate is a competitive inhibitor of a-ketoglutarate-dependent dioxygenases[J].Cancer Cell,2011,19(1):17-30.
[12] Wang F,Travins J,Dela Barre B,et al.Targeted inhibition of mutant IDH2 in leukemia cells induces cellular differentiation[J].Science,2013,340(6132):622-626.
[13] Milne T A,Briggs S D,Brock H W,et al.MLL target SET domain methyltransferase activity to Hox gene promoters[J].Mol Cell,2002,10(5):1107-1117.
[14] Groschel S,Schlenk R F,Engelmann J,et al.Deregulated expression of EVI1 defines a poor prognostic subset of MLL-rearranged acute myeloid leukemia:a story of the German-Austrian AML Study Group and the Dutch-Belgian-Swiss HOVON/SAKK Cooperative Group[J].J Clin Oncol,2013,31(1):95-103.
[15] Bernt K M,Zhu N,Sinha A U,et al.MLL-rearranged leukemia is dependent on aberrant H3K79 methylation by DOT11[J].Cancer Cell,2011,20(1):66-78.
[16] Prebet T,Sun Z,F(xiàn)igueroa M E,et al.Prolonged administration of azacitidine with or without entinostat for myelodysplastic syndrome and acute myeloid leukemia with myelodysplasia-related changes:results of the US leukemia Imtergroup trial E1905[J].J Clin Oncol,2014,32(12):1242-1248.
[17] Zuber J,Shi J,Wang E,et al.RNAi screen identifies Brd4 as a therapeutic target in acute myeloid leukemia[J].Nature,2011,478(7370):524-528.
[18] Harris W J,Huang X,Lynch J T,et al.The histone demethylase KDM1A sustains the oncogenic potential of MLL-AF9 leukemia stem cells[J].Cancer Cell,2012,21(4):473-487.
[19] Ding L,Ley T J,Larson D E,et al.Clonal evolution in relapsed acute myeloid leukemia revealed by whole-genome sequencing[J].Nature,2012,481(7382):506-510.
[20] Klco J M,Spencer D H,Miller C A,et al.Functional heterogeneity of genetically defined subclones in acute myeloid leukemia[J].Cancer Cell,2014,25(3):379-392.
1 資料與方法
1.1臨床資料
選擇我院36例初診AML患者,男21例,女15例,年齡15~63歲,中位年齡39歲;平均白細胞計數(shù)(WBC)為(11.5±8)×109/L,平均血紅蛋白濃度(Hb)為(83±12.3)g/L,平均血小板計數(shù)(PLT) (48±15.7)×109/L,骨髓原始細胞比例(Marrow blast%)為(89±7)%;參照《血液病診斷及治療標準》對所有病例進行細胞形態(tài)學、免疫學、細胞遺傳學和分子遺傳學(MICM)檢查,其中AML-M1 2例,AML-M2 8例,AML-M3 4例,AML-M4 11例,AML-M5 10例,AML-M7 1例。
1.2 PCR檢測
按DNA提取試劑盒(購自TIANGEN)說明書操作。吸取與EDTA抗凝劑混合的骨髓液200 μL,加入20 μL蛋白酶K,混勻。加200 μL緩沖液GB,充分混勻,于56℃恒溫水浴箱放置10 min以上,必要時延長時間使溶液變清亮。加500 μL無水乙醇吹打混勻,若液體黏稠,可再加無水乙醇200 μL,此時可能見到絮狀沉淀。將吸附柱CB3放入收集管并編號,12 000 rpm離心1 min,若觀察到吸附柱堵塞,可將堵塞物吸出后再離心。棄掉收集管中的廢液,將吸附柱放回收集管,加入500 μL緩沖液GD,12 000 rpm離心1 min,棄掉收集管中的廢液。吸附柱放回收集管,加入700 μL漂洗液PW,12 000 rpm離心1 min,丟棄廢液后吸附柱放入收集管。加500 μL漂洗液PW,12 000 rpm離心30 s,丟棄廢液后吸附柱放入收集管。12 000 rpm離心2 min,倒掉廢液。吸附柱轉移至干凈的離心管,向吸附膜中間位置懸空滴加100 μL去離子水,室溫放置2~5 min,12 000 rpm離心2 min,將溶液收集到離心管,作為FLT3-ITD擴增的DNA模板。引物由上海生工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設計合成,F(xiàn)LT3-ITD的上游引物5'-GCAATTTAGGTATGAAAGCCAGC-3',下游引物5'-CTTTCAGCATTTTGACGGCAACC-3'。反應體系為上、下游引物各1 μL,DNA模板2 μL,PCRmix10 μL(購自Takara公司)。PCR反應條件:94℃ 6 min,56℃ 1 min,72℃10 min,共30個循環(huán)。制作2%瓊脂糖凝膠,吸取PCR產物5 μL,凝膠成像系統(tǒng)中拍照,判讀結果。
1.3 流式細胞術
免疫表型標記單克隆抗體CD7、CD117、CD33、CD34、CD38、cyMPO、CD13、CD36、CD56、CD11b、CD19、 CD16、CD14、CD64、CD25、CD122、CD132等試劑均為美國BD公司產品。①膜抗原檢測:各色熒光單克隆抗體加入流式管中,加入上述EDTA抗凝骨髓液500 μL。室溫孵育20 min,加150 μL溶血素充分混勻,靜置,待溶液透亮無絮狀沉淀,加PBS 1 mL 1000 rpm離心5 min,棄上清。加500 μL PBS后上機檢測。②胞漿抗原檢測:500 μL骨髓液與100 μL固定液孵育20 min,加PBS 1 mL1000 rpm離心5 min,棄上清,加100 μL破膜劑混勻靜置觀察溶液透亮后,加PBS 1 mL 1000 rpm離心5 min,棄上清,加搭配好的各色單克隆抗體,常溫、避光孵育20 min,加PBS 1 mL1000 rpm離心5 min,棄上清,加500 μL PBS上流式細胞儀檢測。③單克隆抗體表達大于同型對照的20%為陽性。
1.4 統(tǒng)計學分析
采用SPSS軟件16.0進行統(tǒng)計學分析,描述偏態(tài)分布資料為中位數(shù)(Median),描述正態(tài)分布資料為均數(shù)±標準差(x±s)。Wilcoxon rank sum test進行兩樣本間假設檢驗,采用Fisher精確概率法進行兩樣本率的比較,P<0.05為差異有統(tǒng)計學意義。
2 結果
2.1 CD25在36例AML患者中的表達結果
表達CD25的骨髓原始細胞占總骨髓原始細胞百分比>20%共5例,全組CD25+表達率為13.89%(5/36)。CD25分別在AML-M2組表達率為12.5%(1/8)、AML-M4組為18.18%(2/11)、AML-M5組為20%(2/10),余組未檢測到CD25表達。Fisher精確概率法檢驗,CD25+表達率在各組間差異均無統(tǒng)計學意義(P>0.05),見表1。
2.2 CD25與36例AML患者免疫表型的相關性
表達CD7、CD117、CD33、CD34、CD38、cyMPO、CD13、 CD36、CD56、CD11b、CD19、CD16、CD14、CD64、CD122、CD132單克隆抗體的骨髓原始細胞百分比在CD25+AML-M2組和CD25-AML-M2組間、CD25+AML-M4組和CD25-AML-M4組間、CD25+AML-M5組和CD25-AML-M5組間差異均無統(tǒng)計學意義(P>0.05),見表2。36例AML患者均無CD122、CD132表達。
2.3 CD25與FLT3-ITD基因突變的相關性
PCR結果顯示,F(xiàn)LT野生型條帶只有一條,在310 pb附近,當FLT出現(xiàn)內部串聯(lián)復制時,會在正常條帶上方出現(xiàn)分子量大于FLT的條帶(圖1)。在36例AML患者中有7例伴隨FLT3-ITD突變基因,F(xiàn)LT3-ITD的表達率為19.4%(7/36)。5例CD25+AML患者組中FLT3-ITD+者為3例,CD25+AML合并FLT3-ITD+率為60%(3/5),CD25+AML組與CD25-AML組比較,F(xiàn)LT3-ITD+表達差別有統(tǒng)計學意義(P=0.044)。
3討論
急性髓細胞白血?。╝cute myeloid leukemia,AML) 病因不明確,治療以化學治療為主,70%~80%可以達到完全緩解,但多數(shù)患者常因疾病復發(fā)導致長期生存率僅30%~40%。根據(jù)FAB將AML分為7種亞型,其中急性早幼粒細胞白血?。╝cute promyelocytic leukemia,APL)是一種特殊類型,PML/RARα融合基因是其特征性表達基因分子,通過三氧化二砷及維甲酸聯(lián)合靶向誘導細胞分化治療,90%以上的患者可以獲得治愈。AML免疫表型以表達MPO、CD117、CD13、CD33、CD15、CD64常見,約50%~60%的AML患者可以檢測出異常核型,不同異常核型對AML患者預后有各自不同影響。隨著分子遺傳學技術的發(fā)展,發(fā)現(xiàn)了許多異常遺傳分子,與白血病的發(fā)病和預后有深遠的關系。AML合并AML1/ETO和CBFβ/MYH11融合基因時,對化學治療敏感,預后較好,此外在合并有NPM1、CEBPα時預后也相對良好。當出現(xiàn)復雜核型、單倍體核型、MLL重排、C-KIT、DNM T3A和FLT3-ITD時,對AML預后存在不良影響。
有研究發(fā)現(xiàn),CD25在BCR/ABL+急性B淋巴細胞白血病(B-cell acute lymphocytic leukemia,B-ALL)患者中呈高水平表達,在長期生存(overall survival,OS)分析方面,診斷為B-ALL伴BCR/ABL融合基因陽性的患者中,合并有CD25+患者的OS較CD25-患者中位OS明顯縮短。因此,CD25作為B-ALL判斷預后的新生物學指標,提示不良預后。
本研究對36例AML患者進行CD25抗體標記,運用流式細胞術檢測抗體熒光,探討CD25與AML的相關性。結果顯示,本組36例AML患者有5例表達CD25+,表達率為13.89%(5/36)。國外研究在大樣本量(657例)的AML中檢測CD25+表達率為13%,并在不同的骨髓細胞形態(tài)學階段,即AML-M0~M7間均有表達,各個亞型間CD25+的表達率無明顯差別,而CD11b常表達于CD25+AML,其余髓系免疫表型,如CD33、CD117、CD13、CD15、CD64與CD25相關性均無統(tǒng)計學意義。本實驗收集到2例AML-M1、8例AML-M2、4例AML-M3、11例AML-M4、10例AML-M5、1例AML-M7,在AML-M1組、AML-M3組、AML-M7組內未檢測到CD25的表達,在AML-M2組、AML-M4組和AML-M5組檢測到并分析了CD25在各組間表達差別均無統(tǒng)計學意義,提示CD25表達與髓系白血病細胞的不同細胞形態(tài)學停滯階段無相關性;同時在各組內CD7、CD117、CD33、CD34、CD38、cyMPO、CD13、 CD36、CD56、CD19、CD16、CD14、CD64在CD25+和CD25-組間表達無統(tǒng)計學差異,說明CD25與常見的髓系免疫表型分子無明顯相關性,對AML的診斷意義較低。與國外研究不同的是,本實驗中CD11b在AML-M2組、AML-M4組和AML-M5組內的表達情況與CD25無明顯相關性,差異無統(tǒng)計學意義,可能與本實驗收集病例數(shù)較少有關,不能明確CD25在全部AML中的表達情況,需要擴大樣本量以證明CD11b及其他髓系免疫表型在CD25+AML中的表達情況。
有國外研究提出,CD25+AML中76%的患者合并FLT3-ITD突變。FLT的內部串聯(lián)復制(ITDs)則形成FLT-ITD突變,翻譯形成異常蛋白信號分子通過下游STAT5信號通路使細胞發(fā)生惡性增殖。FLT3-ITD突變在成人AML患者的發(fā)生率約為24%。PCR檢測本組AML患者中有7例FLT3-ITD+,F(xiàn)LT3-ITD+的表達率為19.4%(7/36)。CD25+AML組中FLT3-ITD+表達率為60%(3/5),F(xiàn)LT3-ITD+在CD25+AML組CD25-AML組的表達水平差異有統(tǒng)計學意義,提示CD25+AML患者合并FLT3-ITD基因突變率較高。AML合并FLT3-ITD突變時提示疾病預后不良。有研究顯示,CD25+FLT3-ITD+AML患者中位無復發(fā)生存(relapse free survival,RFS)時間為6個月,較CD25-FLT3-ITD+AML患者中位RFS時間(38個月)明顯縮短,而CD25+FLT3-ITD-和CD25-FLT3-ITD-AML患者的中位RFS時間分別為28、47個月;在FLT3-ITD+AML患者的長期生存(overall survival,OS)分析中,CD25+組的中位OS時間為8個月,較CD25-組25個月的中位OS時間明顯縮短。因此,AML患者合并有FLT3-ITD和CD25表達時,疾病復發(fā)時間和長期生存時間均縮短,CD25是AML不良預后的潛在指標,但CD25對AML預后影響的獨立性,仍需要進一步明確。
雖然CD122、CD132在36例AML中未見表達,提示IL-2不能通過受體直接對髓系白血病細胞發(fā)揮生理作用,但IL-15可以通過與IL-2Rα有相似空間結構的IL-15Rα分別與IL-2Rβ、IL-2Rγ組成受體,替代IL-2激活Jak-STAT、MAP激酶和磷酸酰肌醇-3-激酶途徑,從而對細胞發(fā)揮增殖調節(jié)作用。FLT3-ITD蛋白常通過STAT5信號通路使細胞發(fā)生惡性增殖,從而誘發(fā)白血病。目前IL-2R的Jak-STAT信號傳導途徑與FLT3-ITD蛋白下游STAT5信號通路之間的關系尚未明確,需要深層次的基礎性研究來解釋。在相關臨床研究中,已證實CD25對AML患者的預后存在潛在不良影響,因此明確CD25與AML的相關性有一定臨床意義。
Nakase K,Kita K,Miwa H,et al. Clinical and prognostic significance of cytokine receptor expression in adult acute lymphoblastic leukemia: Interleukin-2 receptor alpha-chain predicts a poor prognosis. Leukemia,2007,21(2):326-332.
張之南,沈悌. 血液病診斷及療效標準. 第3版. 北京:科學出版社,2007:116-123.
Lazarus HM,Litzow MR,Gale RP. Improving survival in acute myeloid leukemia:Pick the best subjects. Journal of Clinical Oncology,2013,31(31):3854-3856.
Geng H,Brennan S,Milne TA,et al. Integrative epigenomic analysis identifies biomarkers and therapeutic targets in adult B-acute lymphoblastic leukemia. Cancer Discov,2012,2(11):1004-1023.
Mithat Gonen,Zhuoxin Sun,ME Figueroa,et al. CD25 expression status improves prognostic risk classification in AML independent of established biomarkers:ECOG phase 3 trial,E1900. Blood,2012,120(11):2297-2306.
Hayakawa F,Towatari M,Kiyoi H,et al. Tandem-duplicated Flt3 constitutively activates STAT5 and MAP kinase and introduces autonomous cell growth in IL-3-dependent cell lines. Oncogene,2000,19(5):624-631.
Mizuki M,F(xiàn)enski R,Halfter H,et al. Flt3 mutations from patients with acute myeloid leukemia induce transformation of 32D cells mediated by the Ras and STAT5 pathways. Blood,2000,96(12):3907-3914.
Rombouts WJ,Blokland I,Lowenberg B,et al. Bi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and prognosis of adult acute myeloid leukemia with internal tandem duplications in the Flt3 gene. Leukemia,2000,14(4):675-683.
Gilliland DG, Griffin JD. The roles of FLT3 in hematopoiesis and leukemia. Blood,2002,100(5):1532-1542.
Terwijn M,F(xiàn)eller N,van Rhenen A,et al. Interleukin-2 receptor alpha-chain(CD25)expression on leukemic blasts is predictive for outcome and level of residual disease in AML. Eur J Cancer,2009,45(9):1692-16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