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時期文學的苦難意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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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苦難作為重要的文學主題，在中國新時期文學中受到了作家們既深入又多面的思考與探究。在對苦難的直面追問與對救贖的勇敢探尋中，新時期文學煥發(fā)出異樣光彩：既有諸多嚴肅作家從民族文化、歷史、人性等宏大角度對苦難意識進行反思與救贖，也有王朔這樣的作家以戲謔式的解構之法來超越苦難，獲得解脫。新時期文學對苦難意識的多面思考，對救贖方式的多種嘗試，對中國文學的未來發(fā)展起到了重要的過渡與啟示作用。

關鍵詞：新時期文學；苦難意識；救贖

苦難是人類生存的一種常態(tài)境遇，雖然其本身并非是人生的一筆“財富”，但是在感受、承擔和反思苦難這一客觀事實的時候，人們會產生一種現實價值和理想價值。換句話說，當苦難從一種客觀事實上升為一種人類所獨有的自覺意識——苦難意識——的時候，人們便會從浮華的現實苦難表象潛入深沉的人生底蘊，從而體驗人類生命的獨特價值。因這種特殊價值，苦難意識與文學藝術在本質上具有相通性，成為眾多文學家與藝術家常用的創(chuàng)作主題。在中國新時期文學中，許多作家對苦難進行了多方位、深層次的探索，并以多種方式來超越苦難，尋求救贖。

一、嚴肅式苦難救贖

隨著“尋根”思潮的出現，一種現代精神層面上的苦難意識開始被中國當代作家們重視。自此之后，苦難成為了中國新時期文學的重要主題。在對苦難的直面追問與對救贖的勇敢探尋中，一些作家從民族文化、歷史、人性等宏大角度對苦難意識進行了嚴肅式的反思與救贖。張承志因其在異國他鄉(xiāng)的漂泊經歷而產生一種深刻的民族危機意識。他在散文《無援的思想》中提醒國人，在“全球化”語境中，中國在世界文明的戰(zhàn)場上實際處于弱勢，我們應該懷有民族危機意識，不能淪為新的殖民地，即文化的殖民地。他期盼著民族文化戰(zhàn)士的出現：“我一直想，文明的戰(zhàn)爭結束時，失敗者的廢墟上應當有拼死的知識分子”1。于是張承志救贖民族文化苦難的方式用理想主義和浪漫主義的，他高呼“今天需要抗戰(zhàn)文學。需要指出危險和揭破危機。需要自尊和高貴的文學”2。同樣對民族文化懷有苦難意識的還有賈平凹。賈平凹在《廢都》、《秦腔》等作品中反思的是在商品化和全球化的語境中，中國知識分子在鄉(xiāng)土淪喪之后所遭遇的精神苦難。他在這些作品中為傳統士大夫精神和鄉(xiāng)土文化唱出了最后的挽歌。張煒的苦難意識則主要來自于歷史的罪惡：“思考歷史是沉重的，這是因為它本身的滯墜與苦澀，因為所有的歷史選擇并非遵循后人看來一目了然的理性，而是按照每個時代所提供的各種模糊的可能性”3。中國近現代史上的一系列社會動蕩對生命的賤視、對人性的扭曲，都是張煒的苦難意識的來源與反思對象。面對歷史苦難，張煒選擇的救贖方式是銘記歷史、拒絕遺忘。這在他的作品中被反復強調：他在《柏慧》中寫道，“我多么憎恨‘遺忘’。我認為這是人類最可怕的劣性，最可恥的疲癡。沒有了記憶，也就喪失了理性。一切丑惡與污濁都是在模糊的記憶之言的遮蔽下肆意侵犯的”4；他在《家族》中感嘆，“可怕的遺忘啊，它是迷人的嬰粟花結出的果實，可惜它在我們的心田里總也不能結籽”5。余華對苦難的探索與救贖也非常具有代表性。余華的早期作品以建構奇異、怪誕、隱秘和殘忍的文本世界為長，以血腥、暴力與死亡為主題，盡顯人性之惡。但是從《在細雨中呼喊》開始，他的作品不再只是單純地暴露苦難，而是以簡練的筆法和飽滿的情感，為苦難探尋救贖之路，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便是《活著》。這部作品所表達的是具有人類普遍意義的面對苦難的生存態(tài)度，即人是為活著本身而活著。小說的主人公福貴在經歷了生活的大起大落、親人們的離世之后，仍舊沒有放棄生活，而是以超越苦難的達觀態(tài)度平靜悠然地活著。這種為了活著而活著的救贖方式，并不是一種消極的人生態(tài)度，而是從深層面對人性的回歸。

二、戲謔式苦難救贖

當苦難意識成為一種價值標桿和崇高的代名詞時，一個以“邊緣人”自稱的“文學混混”出現了?？嚯y在他的筆下成為了嘲笑和玩弄的對象，被其他作家高捧在上的珍品碎成了一地渣子。他就是王朔。1992年以后，市場經濟的蓬勃發(fā)展將中國社會帶如價值有待重定的轉型時期。文學的“歷史化”書寫受到沖擊，對歷史進行祛魅成為創(chuàng)作潮流，更加偏向個人化的寫作也不可能再同1980年代那樣可以引導和凝聚社會精神了。正是在這種背景下，作家王朔進入了人們的視野，并成為一種“現象”引起了眾多爭議與討論。在王朔的眾多作品中，《頑主》無論在語言風格還人物塑造上，是經典也是標志。所謂“頑主”，其實就是“地痞無賴”，但是在《頑主》中，“無賴”卻有了新的定義：無賴就是無所依賴，無賴了就會真快活?！邦B主”就是一群“無所依賴”的、游離于體制之外的社會邊緣人，他們沒有確定的社會職業(yè)，對體制既懷著不能進入的怨恨，又帶著隨遇而安的真快活?！邦B主”可謂是王朔小說中人物的總括。在語言風格上，《頑主》也將調侃、反諷和荒誕發(fā)揮到了極致，完全剔除了生活中原有的崇高感與價值規(guī)范。名人名言被隨意篡改，前后之間沒有任何語義上的聯系，表現出的只是莫名奇妙的荒誕感。而這種荒誕感正是王朔所要表達的一種“新的世界觀”，這就是對生活的不完整性的認同。在王朔那里，生活沒有什么崇高可言，更沒有什么完整性可言，活著的人們都是不完整的，沒有英雄，也無所謂反英雄，所謂的“正派人物”都是在裝腔作勢假正經，而不完整的人才是真正的人。王朔的這種反崇高引起了許多知識分子的不滿，王曉明抨擊王朔式的調侃是“取消了生命的批判意識”，“只能算作是一種卑下和孱弱的生命表征”。他認為，在王朔的小說中，不僅文化成為廢墟，連嘲笑文化廢墟的嘲笑者本人也是廢墟，“一旦嘲笑者本人也成了廢墟，那么，他就不能指向任何外部世界，于是便只有在玩弄語言的褻瀆與嘲笑中獲得一種自慰式的快感”。6在王曉明看來，“王朔現象”表現出的正是中國人精神素質的惡化，人文精神的危機。王蒙對此卻有不同的認識，他肯定了王朔對多年來流行的“偽道德偽崇高偽姿態(tài)”7的刻意顛覆，肯定了王朔對神圣與崇高的躲避和消解。王蒙所講的“崇高”，指的就是苦難意識。王朔通過調侃與反諷來躲避崇高，剔除價值規(guī)范，其實是在努力消解新時期以來一直被大家反復咀嚼品味的苦難意識。社會在轉型，時代在改變，沉浸迷醉并執(zhí)著于苦難，在王朔看來也許是一種故作姿態(tài)的做作。而王朔對苦難的解構，又何嘗不是一種對苦難的救贖與超越方式呢。

三、結語

新時期文學在中國當代文學的發(fā)展過程中起著承前啟后的重要作用，其對苦難救贖的深度化與多面化思考也為中國文學的未來發(fā)展埋下了基石。從張承志、張煒等作家的嚴肅式反思，到王朔的調侃與戲謔，苦難意識在多種思想的碰撞中不斷迸發(fā)新的意義與價值。進入新世紀之后，中國文壇也以更加開放和多元的姿態(tài)來面對苦難意識，對個體生命與人類命運進行著不懈探索。

參考文獻：

[1]張承志.無援的思想——思想隨筆卷[M].長沙：湖南文藝出版社，1999.

[2]裴毅然.中國知識分子的選擇與探索[M].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4.

[3]張煒.柏慧[M].北京：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1994.

[4]張煒.家族[M].濟南：山東文藝出版社，2001.

作者：趙路平 單位：北京大學中文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