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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頻擅寫女性,尤其是年輕的知識女性,這幾乎是評論界的共識。徐剛說:“孫頻最擅長的還是寫女性,她幾乎每一部小說都是以女性作為第一主人公,而尤其關注剩女們的愛情困境?!雹匍惽锵颊J為孫頻最擅長“借用女性的情感痛楚來折射物欲對人精神世界的誘惑和挑戰(zhàn)”。②陳麗君也特別指出孫頻“鐘情于女性當下的生存體驗――女性的困惑、疑問、憤怒與痛感,以某種程度上說,女性不僅是她故事里的主要人物,也是其小說的敘述視角和飽滿情感的來源”。③孫頻自己也頗為自得地宣稱:“我喜歡寫女人,因為我懂得女人?!雹芷鋵?,這只是問題的一方面。問題的另一方面則是:即使她寫女性,其藝術視野也大大超越了女性的范疇,從而具有更廣泛深刻的人生意義。如她的新作《自由故》⑤,就擴寬了題材的表現(xiàn)領域,在對生活常態(tài)的敘述中,展現(xiàn)了難能可貴的哲學思考。這種思考帶有一貫的孫頻式的憂傷和絕望,卻也摻雜了些許的溫情。
《自由故》講了這樣一個故事:相貌平平的女博士呂明月厭倦了多年枯燥的書齋生活,決心在距畢業(yè)一年時逃離這個困頓的城市,去被一位天才詩人歌吟過的德令哈尋找自由。她遇見了與她同樣相貌丑陋的王發(fā)財,并與其合租,最終發(fā)展為男女朋友。王發(fā)財傾慕呂明月的博士身份,這導致了呂明月情感的困惑,她不知對方喜歡的究竟是她,還是那個博士的頭銜。在了解到上司王進同樣對她有興趣后,呂明月控制不住自己,與其在車內。王發(fā)財目睹這一切,向王進索要十萬塊錢,警方介入后發(fā)現(xiàn)王發(fā)財原來是殺人逃犯,索要錢財?shù)哪康氖侵雷约夯畈涣硕嗑昧耍虢o呂明月留下點依靠。故事最終,呂明月并沒有擺脫自由的魔咒,也一直在尋找的路上,直到在別人的小說里自焚而死。
孫頻是個會寫故事的人,這不僅僅體現(xiàn)在她將女性日常生活的心理狀態(tài)表現(xiàn)得真實而又生動,更體現(xiàn)在她讓讀者時刻記得“這只是個故事”,而不僅僅沉溺在細瑣的真實之中而喪失了精神升華的沖動。從形式上說,孫頻的這個故事似乎有許多漏洞,經(jīng)不起推敲,但藝術往往就是這樣的奇妙,有時候,敘述的漏洞反而更能體現(xiàn)作者的某些“意愿”,或是“反思”。如男主人公王發(fā)財?shù)男蜗?,很大程度上被理念化和符號化;又如故事的結局,陷入了浪漫式的幻想之中,這是真實生活中幾乎是不可能發(fā)生的事情。但作者如此處理也是告訴讀者――這些問題永遠也別想在現(xiàn)實的生活中獲得完美解答。作者自己提出了這個問題――也是一個悖論,同時自己否定了給予問題答案的可能性,這不能不說是另一種敘述策略。
問題的焦點集中在何為自由上。這是一個古老的哲學命題,也是千百年來人們的實踐理想。如同一位紅色詩人所言,生命誠可貴,愛情價更高。若為自由故,兩者皆可拋。自由的價值既高于生命,也高于愛情。這種最被人們推崇的自由主題,在孫頻的筆下獲得了新的時代內涵。她在對自由的思考上,展現(xiàn)出了與同齡人不太一樣的成熟,甚至帶有一點點絕望的憂郁和蒼涼。這種思考分為三個層面來展開:對女性生存境遇的思考、對“80后”一代身份認同的思考,以及對知識分子所缺失的終極信仰的思考。這種思考盡管不可能獲得完美的答案,但仍然是有價值的。
二
在馬克思看來:“某一歷史時代的發(fā)展總是可以由婦女走向自由的程度來確定,因為在女人和男人、女性和男性的關系中,最鮮明不過地表現(xiàn)出人性對獸性的勝利。婦女解放的程度是衡量普遍解放的天然標準?!雹揆R克思這個觀點得到了普遍的認同,尤其在中國的政治實踐中被奉為經(jīng)典。依此標準,中國社會的進步是不言而喻的。因為一般來說,中國當代女性面對這裂變的時代,擁有了千百年來從未有過的自由,從戀愛、婚姻自由,到扮演社會角色的自由,這些都極大改變了女性的社會地位,讓“女權”這個命題登上了思想文化的顯眼板塊,這是一種顯而易見的共識。然而,孫頻用自己獨到的眼光提出了一個文化命題:中國女性的自由是否是真正的自由?長期以來我們將中國女性的不自由歸咎于中國文化中根深蒂固的男權思想,但女性自身是否有“自縛”的一面?“只要充斥著女人的地方,即使沒有一個男人居然也能像后宮”,這是孫頻一句精辟的總結。文化的重負依然壓制著中國女性的思想,“男權”已不是一個形式上可以的命題,而是變成了每個女性的思維方式,成為了一種更隱蔽的文化觀念。正如一位西方女學者指出的那樣:“思想上中國女性并沒有解放,中國婦女所受到的壓迫,體力上和精神上,反而更深重了。”⑦小說中,如此的例子比比皆是,首先是人們對“女博士”群體的歧視,將“女博士”劃為“第三性別”,這也是“女子無才便是德”的現(xiàn)代闡釋;有點姿色的女博士幾乎都渴望坐導師的大腿,得到特殊庇護,而沒有姿色的如呂明月之流,也并不是不想,而是“未遂”,最后只能借助于換個生活方式來鄙視另外的女博士,其實質也不過是自卑罷了;呂明月曾將自由理解為跟男人睡覺,但她關注的并不是睡覺,而是男人是否真心喜歡她這個人,自始至終,她不是在性權利的自由上獲得,而是在男性對她的認同上獲得滿足??梢哉f,小說通篇對于女性心理的細膩描寫都是為了強調一種批判觀念:女性渴望的自由或者幸福的標準,最終還是建立在男性身上,包括對自己姿色的炫耀,包括對自己愛情婚姻的期待,包括對自己價值的肯定――評判者無一例外是男性。如同馮愛琳所說:“女性對身份、審美標準的認同隨時代的更迭而變化,它并非來自內在的認知,而是外在的賦予,換言之,是男權社會對女性身體的期許。”⑧而女性之間,永遠都充滿著一種嫉妒的、斗爭的氣味,包括呂明月和自己的好友之間,也是較勁的、猜疑的、疏離的。孫頻無疑刻畫出了一個女性的地獄,在這個無形的地獄中,女性的生存境遇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戰(zhàn):表面上,女性已經(jīng)可以挑起半邊天,而實際上,女性群體對于“自我”的認知還未完全建立,從西方骼吹母髦峙權主義仍未能在中國真正扎根――或者說我們完全理解錯了“女權”的含義,只是將其視為女性身份地位的提高、社會權利的平等和性權利的放縱。實際上,它還包含了更廣闊的人文精神意義,即破除性別的對立,尊重性別的差異,同時強調人格的平等和人精神世界的完善。在這一點上,中國女性面臨著深重的危機,文中呂明月一句“女人,我們是多么病入膏肓啊”,讓人不能不正視女性的精神困境。在越來越多的“女博士”“剩女”群體出現(xiàn)后,又出現(xiàn)了兩種極端現(xiàn)象:一是繼續(xù)將男人視為價值判斷依據(jù)的傳統(tǒng)思維,干得好不如嫁得好;一是將不結婚不生孩子視為對這種傳統(tǒng)的高貴反叛,結果卻違背了自然的規(guī)律,犧牲了個人的幸福。
好的小說在于能夠把握時代的脈搏。孫頻已經(jīng)接近了這一點,提出了這個時代難以回避的現(xiàn)實問題。女性何時能真正獲得自由,作者在小說中也通過虛擬的方式給出了不置可否的回答:呂明月后來去支教,去給孤兒院當志愿者,做了一切心靈的朝圣者該做的事,最后被誘騙到一個以詐騙為生的宗教組織,愛上了頭目,并為他自焚。在簡短的交代中,我們無法揣測這其中的過程都具有什么意義,但我們應該可以感悟到一種結局的諷刺意味――過度追求自由的結果,一定是毀滅。就像《浮士德》中那個飛奔向懸崖的孩子,也如《安娜?卡列尼娜》中安娜最后縱情地一跳。作為為信仰殉道的中國當代版“英雄”,呂明月可能最終找到了靈魂的安慰和她心目中的自由――即愛情,但自由的代價也讓我們對自由的本質有了更深刻、更憂慮的思考。
三
作為小說的一條重要線索,德令哈包含了極為深刻的意義。海子曾在《姐姐,今夜我在德令哈》中寫道:
姐姐,今夜我在德令哈,夜色籠罩
姐姐,我今夜只有戈壁
孤獨是這首詩的主題。深重的孤獨感,不僅僅屬于海子,也屬于“80后”一代人。因為這首詩,王發(fā)財和呂明月邂逅在德令哈,德令哈對他們來說意味著自由、夢想、心靈的解脫、孤獨的殘酷與美好。在代入現(xiàn)實問題的時候,孫頻也早已將她對于一代人的思考貫穿其中,表達了自己的夢與憂、理想與現(xiàn)實的沖突。
回溯海子的那一代人,懵懂中經(jīng)歷了“”的傷痛,是對自我身份認同最為矛盾的一代人。海子不僅僅是整個“后”時代的心靈代言人,也是“60后”“70后”的偶像,是詩意的象征。然而,“80后”的世界卻讀不懂海子了。在商業(yè)文化把政治話語和心靈訴求一起吞沒的時代,“詩意”成了易碎品和奢侈品。孫頻作為女性,固然關注女性的生存境遇,同時,作為“80后”作家,也對她們這一代年輕人的心靈進行了拷問。
很顯然,孫頻表達的不僅僅是緬懷或者致敬,更是帶著反思的心態(tài)去看待這種“孤獨的詩意”。小說中,呂明月的自由,到了德令哈就變成了吃不飽飯的折磨。而王發(fā)財,有著惡俗的名字,長著丑不堪言的臉,居然是海子的崇拜者,熱切的文學愛好者。這種強烈的對比揭示出詩意與現(xiàn)實的關系,喻示了某種錯位和畸形。一個是“身在福中不知?!钡呐┦?,一個是自由太久了,巴不得被什么東西束縛一輩子的逃犯;一個是奮不顧身的將詩意作為口號的反叛者,一個是熱愛生活的、骨子里有著真正詩意的初中生――一系列的夸張錯位,實質上也是對“80后”這一代人生存現(xiàn)狀的絕妙諷刺,他們在理想與現(xiàn)實的錯位中失去了自我,喪失了某種精神上的真實的存在感。
誠然,“80后”一代是孤獨的,這也是為什么他們能與海子有共鳴的原因。這種孤獨不僅僅是某些物欲造成的人身孤獨,更是一種心靈的孤獨,他們在這個物欲橫流的社會中迷失了自我。這一代人正好生長在改革開放成就最偉大的時代中,然而當他們長大,社會競爭開始變得前所未有的激烈,社會體制也基本定型,法制也已趨向健全,混亂時期造就的“暴發(fā)戶”對這一代人而言只是一個夢,更多人成了永遠的“窮二代”。沒有社會動蕩,當然也沒有極度窮困,只有一眼能望到頭的不變的人生軌跡――學習,考大學,找工作,結婚,買房子,生孩子,等著退休的養(yǎng)老保險。這一代人在剛好能思考人生意義的年齡里,卻被灌輸了一堆堆的應試教育的知識;在接受完所謂的精英教育后,卻發(fā)現(xiàn)這些知識毫無用武之地。裂變的時代造就了“80后”,這一代人在傳統(tǒng)與現(xiàn)代、理想與現(xiàn)實中的掙扎是前所未有的慘烈。正如小說中表述的那樣,多少人考碩士是因為找不到工作,考博士也是因為找不到工作,他們如一群無頭蒼蠅,只認定了“讀書”這一種人生的方向,唯一能帶給他們體面身份和體面伴侶的方向。呂明月作為一個反叛者和嘗試者所進行的自由之旅,實際上也是一次身份認同之旅,她究竟該成為一個什么樣的人,她究竟該作為什么而存在,人該不該有超脫于社會身份之上的精神生活?然而,她對于自己的身份認同并沒有獲得任何人的認同,這正是小說描寫的悲哀之處。她極力想丟掉的博士頭銜,恰恰成了她受人尊敬的理由,除此之外,她這個人本身被社會所無視了,正如千千萬萬的“80后”淪為了高樓下的蟻族。甚至,有那么一瞬間,她會希望自己的博士證書上是畢業(yè)而不是肄業(yè)。
因此,與“女權”被文化觀念所束縛一樣,“理想”也同樣被殘酷的現(xiàn)實束縛著。在沒有文憑寸步難行的社會中,很難想象會有這么一個人在博士畢業(yè)差一年的時候放棄學業(yè),也很難想象有人會沉迷在海子的詩里,為了一個虛無飄渺的夢想而收拾行囊,丟掉身份,只是成為一個能夠完整思考、享受孤獨的人。去追尋心中的詩意,居然成為了一種奢望,這大概就是“80后”一代人痛失的自由。
四
為小說主人公選取“女博士”這個身份,本身就隱喻著中國知識分子的命運。孫頻也不止一次在文中揶揄呂明月所代表的知識分子心態(tài):當有編輯來信說欣賞她的才華時,她流淚了,“這么多年里終于有一個人肯把她當金子一樣從砂堆里撿了出來”;呂明月不止一次地“冷笑”,是因為“不屑”,不屑與那些憋論文的女博士為伍,不屑王發(fā)財?shù)臎]文化,不屑男人愿意睡一個戴博士帽的母豬;可最后,她對自己的總結是“可憐”,就在她打算用自己在核心期刊發(fā)表的論文和一大串博格曼、費里尼的名字砸死王發(fā)財時,她發(fā)現(xiàn)自己同王發(fā)財一樣可憐。這些生動的描寫,可以說是當代知識分子心理的殘酷寫照。之所以殘酷,是因為太真實。知識分子這個群體雖然談不上徹底沒落,但在商業(yè)文化大舉來u的時代里,已經(jīng)籠罩上一股酸臭味兒,早已失去了以往的神圣。用徐先智的話說大學這個“小世界”:“人逐漸非人化,人性逐漸工具化。工具化的人性當然無法構成一個健康的社會結構,這里只是一個病態(tài)的社會結構?!雹嵩谶@里,知識不僅不是社會進步的動力、啟蒙大眾的精神養(yǎng)料,反而成了一種累贅和負擔,甚至是一種深深的恥辱,因為大眾已經(jīng)將“博士”與“沒有社會經(jīng)驗”“古怪”“書呆子”,甚至是“變態(tài)”結合起來,而知識分子群體的主流職業(yè)――教師,也已被冠上“叫獸”、“磚家”等卑瑣的稱號。在這個更尊重商業(yè)文化話語權的時代,知識分子的地位被嚴重矮化,人文學科退居邊緣,文學的功用被深刻質疑。
也正是在這種時代背景下,知識分子完成了類似呂明月的一種墮落――找尋之旅。呂明月與上司王進的關系,就隱喻著這種墮落。在王進的禮物轟炸策略后,呂明月無法拒絕物質的誘惑,終于發(fā)現(xiàn)自己只是自命清高。在故作鎮(zhèn)定退回禮物時,她心里卻并不完全斷絕一個念頭:成為王進的情人,這也才能解釋最后在車中與王進的茍且。正如編輯來信欣賞她的才華會使她感動流涕,一個男人對她身體的愛戀也會使她找到做女人的存在感和價值所在。其實,對呂明月來說最可悲的是,她為了找存在感而忽略了什么才是自己真正想要的。王發(fā)財?shù)某舐炯げ黄鹚膼蹜?,王進也老得可以做她父親,根本不是她理想的對象。這種自甘墮落,其實也象征著知識分子的現(xiàn)狀:一部分的知識分子努力去迎合這個商業(yè)化的時代,尋求大眾的肯定,以找到自己的存在感,卻忘了什么才是自己真正的信仰。
在談到“終極信仰”這個話題時,我們也無法繞過一個悖論:其實,根本就沒有什么規(guī)定的“終極信仰”。因為信仰是不能被規(guī)定的。長久以來,信仰和自由像一對孿生姊妹一樣,有時候,自由就是信仰,有時候,信仰就是自由。孫頻也借王發(fā)財之口說道:“大束縛可能就是大自由。比如宗教,比如愛情,比如一種至死不能改的依賴。”顯然,孫頻將她對知識分子理想狀態(tài)的期待傾注在了王發(fā)財這個人物身上。他是個逃犯,過著有一日沒一日的生活,因此特別珍惜每一天,珍惜身邊的每一個人。盡管他丑陋、庸俗、沒有文化,但他才是真正的大智慧者,真正的詩意。盡管這個人物過于理念化,成為福斯特標準下的“扁平人物”⑩而這種“扁平人物”卻也成為小說中極為獨特的溫情的存在。有人認為孫頻“大致籠罩在張愛玲之下,以張愛玲之眼看世界,以張愛玲之心理解人事,以張愛玲之筆寫故事”{11}。而王發(fā)財這個人物的出現(xiàn),就是孫頻走出張愛玲的一次勇敢卻不甚成功的嘗試。
雖然無法定義某種“終極信仰”,但孫頻已將她對信仰的思考表達出來:知識分子能夠找回也必須找回自己的信仰,這種信仰不以外在的標準來衡量自身的價值,而是依據(jù)自己的心靈去判斷什么是人生中最應該追尋的東西。在這個價值觀混亂的時代,這一點太重要了。其實若干年前,那場關于人文精神的討論仍舊留給我們有價值的思考:文學的危機帶來了人文精神的危機,而人文精神的危機實質上就是中國知識分子缺少信仰的危機。我們在這個物質化的世界里缺少了聆聽人性的從容,缺少了對于孤獨的感恩,缺少了對于文化的深刻反思。其實,找到自己內心的信仰,同時尊重每個人不同的信仰,是否也是“自由”中極為重要的一環(huán)?
孫頻的敘事總是生活化的、女性化的,善于在生活的常態(tài)中捕捉哲學的憂思。在何為自由這個問題上,雖然她沒有給出解答,卻以女性的角度對生活、情感進行了細致的解剖,讓人切實地感受到生活的重壓和自由的難以接近。從某方面來看,她將哲學問題簡化為了生活問題――女人如何才能珍惜身邊的人,獲得幸福;同時又將生活問題升華為了哲學問題――以一場轟轟烈烈具有象征意味的自焚,燒走了生活中仍將繼續(xù)的千萬個現(xiàn)實問題。生活與哲學,是不可能拒絕彼此、顛覆彼此的。無論是對于女性命運、“80后”一代的身份認同危機,還是知識分子信仰的思考,都緊緊建立在生活的基礎之上,這是常人在“常態(tài)”中容易忽略的,同時又是能夠天然地感受到的哲學命題。“自由”的實質,或許就是這樣一種“感受”和“反思”,它并不高深,也無須讓人以身殉道。它只關乎人的心靈,這或許是作者想給又沒有明確給出的答案。
注釋:
①徐剛:《蒼涼而卑微的女性敘事――孫頻小說論》,《百家評論》2013年第2期。
②閻秋霞:《孫頻敘事研究》,《文藝爭鳴》2012年第9期。
③陳麗軍:《城市空間、男性與自我鏡像――孫頻女性敘事的三個維度》,《創(chuàng)作與評論》2013年2月號上半月刊。
④孫頻、鄭小驢:《內心的旅程》,《大家》2010年第5期。
⑤孫頻:《自由故》,《創(chuàng)作與評論》2014年9月號上半月刊。
⑥[德]馬克思、恩格斯:《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249-250頁。
⑦[美]貝爾?胡克斯著,沈睿譯:《激情的政治》,金城出版社2008年版,第202頁。
⑧T愛琳:《規(guī)訓與反叛:空間建構中的女性身體》,《創(chuàng)作與評論》2013年7月號下半月刊。
⑨徐先智:《“小世界”:理想的迷狂與人性的異化――讀湯吉夫》,《創(chuàng)作與評論》2013年1月號下半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