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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xiàn)代文學史教學創(chuàng)建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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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xiàn)代文學史教學創(chuàng)建思考

一、文學教育的終極目的與文學是人學思想

古希臘雅典德爾菲太陽神廟的傳世格言是“認識你自己”,這也是古希臘哲人的崇高使命,像泰勒斯、赫拉克利特、畢達哥拉斯、蘇格拉底、柏拉圖、亞里士多德等哲人無不致力于提升人的理性能力,促使人認識自己。與古希臘哲人的理性追求不同,耶穌基督給世人帶來的愛神、愛人如己的福音與誡命,愛成為人最大的理性。其實,無論是釋迦牟尼,還是老子、莊子、孔子等人類的先知,無非教導人如何認識自己的理性,以及突破自我,愛人如己而已。這便是人類教育的終極目的。費希特曾說:“人受教育的目的就是觀察天國?!保?]的確,觀察天國,就是矚望人存在的最理想狀態(tài),就是體驗生命的極樂狀態(tài),就是重新發(fā)現(xiàn)直面神的音容笑貌。人生在世,舍此目的,更有何物?古典時代,人類的科學研究的主要對象就是神圣世界的律令和人類社會的法則,教育也是圍繞著此等核心事件展開的。進入現(xiàn)代,人類的科學研究慢慢地劃分為自然科學、社會科學和人文學科等三大領域,其中自然科學研究慢慢成為統(tǒng)領一切的學科,人文學科原來的中心地位被自然科學取而代之,甚至其基本原則也受到自然科學的殖民。與此相應,現(xiàn)代教育也慢慢轉變?yōu)楣ぞ咝越逃?,教人成人的人文教育受到擠壓,淪為點綴。正是針對這種傾向,英國學者舒馬赫曾高聲疾呼:“首先而且也是最重要的,教育的目標就應該是傳播價值觀念,讓我們知道活著要做什么。毫無疑問,我們當然也要傳播技術知識,但這一定只能居于次位,因為我們可以很明顯地看出,如果不先弄清楚承受權力的人有無足夠知識使用權力,就貿(mào)然賦以重任,那可就真是不用大腦,膽大妄為了。全人類眼下就有生命之虞,原因并不是我們對科技的技術知識不足,而是因為我們不以智慧運用這些知識,反而以流于毀滅世界的方式使用它們。只有當教育能培養(yǎng)更多智慧的時候,才能幫得了我們。我認為教育的本質(zhì)乃是傳授價值,但是除非價值體系已變成我們自己本身的價值體系,構成我們心靈的一部分,否則就無法在生命歷程中為我們指引迷津。”[2]

的確,舒馬赫意識到人文教育在整個教育中的終極目的地位,他的呼吁振聾發(fā)聵,對日暮途窮的現(xiàn)代教育具有重要啟示意義。文史哲等學科在傳統(tǒng)的人文學科居于核心地位,它們的研究和教育就更應該明確自己的終極目的。馮友蘭曾說:“按照中國哲學的傳統(tǒng),它的功用不在于增加積極的知識(積極的知識,我是指關于實際的信息),而在于提高心靈的境界———達到超乎現(xiàn)世的境界,獲得高于道德價值的價值?!保?]其實,這不但是中國哲學的傳統(tǒng),更應該是整個人文學科的傳統(tǒng),哲學如此,文學亦然。如果文學不能啟發(fā)人的靈性,不能抒發(fā)心靈,不能反思人生,不能培育人的精神自覺,不能提升人的生命境界,那么,文學的意義到底何在?曾有學者精辟地指出:“詩的立場天然地就是非實踐的,是反思的,是審視的。它站在現(xiàn)世的功利活動的另一面,它關注著這個世界,但并不參與這個世界;它要反思我們在這個世界的種種事業(yè)到底讓我們失去了什么?它要看看人類的種種奮斗、爭奪、忙碌到頭來離當初的希望到底有多遠?它要審視人間的種種苦難、不幸和悲劇是不是源于我們本性深處的貪婪和邪惡?很顯然,文學不是站在一個現(xiàn)世的立場看世界的。所謂現(xiàn)世的立場就是理性和計算的立場,理性地設立一個功利性的目標,周密安排必要的計劃,并訴諸行動把它實現(xiàn)。文學站在現(xiàn)世立場的另一面,以良知觀照人類的現(xiàn)世功利性活動,提示被現(xiàn)實圍困住的生活的另一種可能性。文學的立場是超越的,所謂超越就是對現(xiàn)世功利性的超越?!保?]人性的可能性是無限的,自然的可能性也是無限的,但在現(xiàn)實社會,通過道德、法律、經(jīng)濟制度等人們只能保守著有限的人性現(xiàn)實,而遮蔽了更為廣大的靈性空間。文學就是要把人從狹隘的世俗世界、功利世界、道德世界中解放出來,把人帶入靈性空間,充分展示人性與世界的豐富與復雜性。文學就是要讓個人突破個體化原理與社會化原理的制約,重新領悟到眾生的生息相通,突破世俗世界,讓人性向更豐富、更美好、更自由的境界成長。理解了這一點,我們也就知道文學教育到底應該干什么。丹麥著名的文學史家勃蘭兌斯早就說:“文學史,就其最深刻的意義來說,是一種心理學,研究人的靈魂,是靈魂的歷史。一個國家的文學作品,不管是小說、戲劇還是歷史作品,都是許多人物的描繪,表現(xiàn)了種種感情和思想。感情越是高尚,思想越是崇高、清晰、廣闊,人物越是杰出而又富有代表性,這個書的歷史價值就越大,它也就越清楚地向我們揭示出某一特定國家在某一特定時期人們內(nèi)心的真實情況。”[5]

無獨有偶,我國著名學者錢理群也曾指出,文學史的研究目標“是在發(fā)現(xiàn)與揭示特定歷史時代人的生存境遇、體驗與困惑,描述人的生命涌動軌跡”[6]。因此,文學史研究和教學根本目的不是單純的客觀知識傳授,更不是文學技法的梳理和鋪陳,當然也不是為了論證某種政治意識形態(tài)的合理性和權威性,歸根結底是為了讓人深入探索人性,更新眼光,提升精神,是與歷史深處的鮮活生命對話,同時也就是與每個人的人性可能性對話。這其實就是回歸到“文學是人學”思想的根源處。1957年,錢谷融為了反駁當時甚囂塵上的幾成教條主義的唯物主義文學觀,發(fā)表了論文《論“文學是人學”》,系統(tǒng)地闡述了該思想。在他看來,過去杰出的哲人、杰出的作家們都是把文學當做影響人、教育人的利器來看待的。一切都是從人出發(fā)的,一切都是為了人。一切藝術,當然也包括文學在內(nèi),它的最基本的推動力,就是改善人生、把人類生活提高到至善至美的境界的那種熱切的向往和崇高的理想。偉大的詩人,都是本著這樣的理想來從事寫作的。改善人的生活,必須先改善人自己,必須清楚人身上的弱點和邪惡,培養(yǎng)和提高人的堅毅、勇敢的戰(zhàn)斗精神[7]。應該說,“文學是人學”表達的是文學不容置疑的真諦,其實也是常識。但即使是常識,從1949年到1976年間受“左”傾教條主義影響,它飽受批判,無法得到普遍接受;近二十余年,竟然由于世俗化浪潮的工具主義思想泛濫成災,它也無法在大學文學教育中得到較好的普及。

二、當前大學文學教育中的去人學化傾向

當前大學中文系的文學教育的主干課程是各門文學史,包括中國古代文學史、中國現(xiàn)當代文學史、外國文學史,再加上文藝學基礎理論。這些課程教學中都存在著非常驚人的去人學化傾向,也就是說,文學是人學思想基本上被大學師生棄若敝屣。我們可以中國現(xiàn)當代文學史教學為例透視一下這種去人學化傾向。一是客觀的知識主義傾向。如前所述,文學史本來是要探索人的心靈的歷史,但當前大學文學史教育中奉行的基本上都是客觀的知識主義傾向。那些動人的作家故事,他們獨特的心路歷程,他們應和著時代探索的精神苦旅,他們塑造的人物的人性內(nèi)涵,他們表達的人學見解,等等,在既有的教學中大都被忽略了,反而是文學流派的興衰、文學運動的起落、作家的創(chuàng)作特點、創(chuàng)作方法的嬗變等知識性的東西占據(jù)著核心位置。例如中國現(xiàn)代文學三十年中,第一個十年是文學研究會、創(chuàng)造社、新月社等文學團體,第二個十年是左翼、京派和海派,第三個十年是淪陷區(qū)、國統(tǒng)區(qū)和解放區(qū)文學,如此構造出來的文學史格局中,文學的人學內(nèi)涵幾乎無法凸顯。二是把文學視為技法的技術主義傾向。在既有的文學史框架中分析文學作品,無論是文學史教材還是大學教師都是把相關作品劃分為主題和形式技法兩部分來分析,但這種分析是典型的技術主義。對于大部分教師來說,似乎一部好作品是因為寫了個好主題,再加上采用相應卓越的創(chuàng)作方法。例如,分析魯迅的《狂人日記》就主要分析他的傳統(tǒng)文化批判主題和象征主義、意識流技法,而分析《阿Q正傳》就是分析它的國民性批判主題和創(chuàng)造現(xiàn)實主義文學典型的技法。三是價值觀上的相對主義傾向。文學就是關于諸多價值觀的不同表達,而價值多元是現(xiàn)代人面臨的基本處境,但是承認價值多元并不就意味著只能陷于無能為力的價值相對主義??墒?,當前大學文學教育中,諸多完全相反相悖的價值觀均得不到有效的分析和反思,各自的局限性和可能性沒有被梳理清楚,無論是教材還是教師都對之采取置若罔聞的態(tài)度。例如,在中國現(xiàn)當代文學教學中,魯迅、沈從文、張愛玲、趙樹理、柳青乃至革命樣板戲等的價值觀念彼此差距甚大,有些乃至捍格難入,但是少有教材和教師能夠?qū)χM行人學層面的價值反思的;更多的是采取所謂表面上看是兼容并包而實質(zhì)上是相對主義乃至犬儒主義的價值立場??梢哉f,知識主義、技術主義和相對主義傾向都是把文學教學去人學化的傾向。在這些傾向的主導下,文學無法帶來心靈的啟迪,無法拓展人性的可能性,更無法在理性和情感上提升人的精神境界。因此,對于大部分大學中文系學生而言,學習文學史仿佛就是為了記住那些基本的知識點,就是知道文學史發(fā)展的脈絡,然后就是應付考試,拿個畢業(yè)文憑了事。如此學習文學,無疑是對文學的極大嘲弄,是對文學的人學內(nèi)涵的徹底顛覆。此種去人學化傾向的原因難以盡數(shù),茲舉其要者簡略述之。

就社會思潮而言,整個社會的實用主義思潮伴隨著市場化、世俗化浪潮滔滔而來,裹挾一切。人文科學本是靈性之學,難以適應此種思潮,被邊緣化就是不可避免的宿命,文學亦難逃此劫。在普遍響應的文學無用論中,文學研究者和教學者自己也喪失了自信,慢慢地接受強勢的自然科學法則的殖民統(tǒng)治,放棄了進一步發(fā)展人的靈性之要求。因此,大學文學教育的知識主義和技術主義傾向,主要是受到自然科學的強勢殖民所致。而大學文學教育的價值相對主義則主要是受現(xiàn)代社會的相對主義思潮影響?,F(xiàn)代社會崇尚民主,尊重多元,本是好事,但是民主、多元的另一方面往往就是“怎么都行”的犬儒主義式后現(xiàn)代主義。這種社會思潮顯示的不是現(xiàn)代人在價值方面的包容和強大,而是無能無奈和放任自流,其骨子乃是抹平一切價值差別的虛無主義傾向。應該說,在金錢至上的消費社會中,這種虛無主義和相對主義傾向直接影響了大學文學教育。例如,中國當代文學中,那么多作家大肆書寫色情和暴力、表現(xiàn)出頹廢情緒的,就很難得到義正詞嚴的分析與批判。此外,大學文學教育的去人學化傾向也受到現(xiàn)代文明的專業(yè)化傾向影響。專業(yè)化是現(xiàn)代文明的根本特征,對于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而言,專業(yè)化是促進其發(fā)展的主要動力。但對文學等人文學科而言,專業(yè)化卻有百弊而無一利,尤其是文史哲等傳統(tǒng)人文科學也在專業(yè)化的名義下分道揚鑣,這就直接決定了文學的人學視野急劇地變得狹隘,甚至喪失了人學的基本特征。我們很難想象像蘇軾這樣的大文學家對儒家、道家、佛教的哲學和相關的歷史典籍毫不知情就能夠成為大詩人,而現(xiàn)在大學中文系的教師學生就對文學知識以外的哲學、歷史等知識極其孤陋寡聞,如此又如何能夠理解文學的人學內(nèi)涵呢?當然,當前大學文學教育的去人學化傾向無疑也受到當前中國行政化的大學體制的嚴重影響。大學行政化已經(jīng)飽受社會輿論詬病,但是要作出些許改變卻是難于上青天。別的且不說,單就全國較為統(tǒng)一的文學教科書而言,就嚴重地加劇了大學文學教育的去人學化傾向。既有的由教育部推廣的大學文學教科書基本都是由多人(三四十位專家)參加編寫的,這種集團作戰(zhàn)式的教科書基本不可能突出個人創(chuàng)見,更不可能有一以貫之的人學蘊涵,所能做到的只有所謂盡可能客觀的知識梳理。也許像勃蘭兌斯的《十九世紀文學主潮》那種個人著述永遠不可能成為現(xiàn)有體制中的教科書。

但是,作為人學的文學需要恰恰不是集體的協(xié)作,而是個人的突破,是個人的精神闡揚?,F(xiàn)代大學體制的設定也促成了文學的去人學化傾向。可以說,現(xiàn)代大學體制主要是建立在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的法則之上的,而與人文學科的要求相去甚遠?,F(xiàn)代大學體制中師生之間的關系是一種機械的功能關系,彼此構成一種交互的功能符號,而不是一種血肉相連、生命可感的有機聯(lián)系。這種師生關系明顯不利于文學的人學傳達。大部分大學文學教師僅靠教書謀生,一個講授文學的教師對文學的美感往往是無動于衷的。尤其是改革開放以來的大學學制培養(yǎng)出來的越來越多的博士、碩士進入大學中文系的教師行列中,更是加重了這種去人學化傾向。受現(xiàn)代大學體制的影響,學習文學的大學生往往也認為只是到大學來學點文學知識,不再精心地閱讀文學經(jīng)典,只想獲得一張大學文憑到社會上去占有一點生存資源而已。對于大部分大學中文系學生而言,文學似乎都是與人生沒有什么直接關系的東西??梢哉f,大學文學教育的去人學化傾向已經(jīng)使我們民族內(nèi)在的人文素質(zhì)受到極大的傷害。魯迅在《科學史教篇》中曾說:“蓋使舉世惟知識之崇,人生必大歸于枯寂,如是既久,則美上之感情漓,明敏之思想失,所謂科學,亦同趣于無有矣?!保?]環(huán)顧當今世俗化的中國社會,我們也不得不承認到處都缺乏美上之感情、明敏之思想,在物欲狂歡底下乃是人生之枯寂真相,因此,大學文學教育的再人學化乃是迫不及待的。

三、當前大學文學教育中的再人學化

其實,面對當前大學文學教育中的去人學化傾向,也有一些專家學者表現(xiàn)出深廣的憂慮,并盡可能地作出努力,超越現(xiàn)狀。清華大學中文系徐葆耕教授在近二十年教授《西方文學》時就盡可能地恢復文學的人學面貌。他曾說:“把教材寫得千篇一律,枯燥無味,已成為現(xiàn)今教材建設的通病和痼疾。這種通病和痼疾的病源在于,以為文科教學僅傳授某種固定不變的知識和觀點,而不是啟發(fā)學生的創(chuàng)造精神,提高他們的素質(zhì)為依歸?!保?]他就把西方文學視為人類心靈的一種歷史,要從心靈深層揭示西方文學生生不息的運動歷程。他所教授的《西方文學》就頗獲學生好評。臺州學院蔣承勇教授在西方文學研究方面也試圖突出人學的立場,他在《西方文學“人”的母題研究》一書中說:“西方文學在不斷地與自然、社會、自我的交互作用中推動著文明的進程,作為‘人學’的西方文學也始終描繪著西方社會中人的生存狀況。西方文學不僅表現(xiàn)人們?yōu)檎故救说谋举|(zhì)力量、爭取自由與解放的外在行動,也表現(xiàn)他們因喪失自我、喪失自由時的內(nèi)在精神痛苦,回蕩著不同時期社會中人對自我靈魂的拷問之聲,貫穿著深刻而深沉的生命意識和人性意蘊??梢哉f,一部西方文學史就是西方社會中人的精神發(fā)展史,也是西方文學人文傳統(tǒng)的演變史?!保?0]因此,他在專著中以文學作品為依據(jù),以人為基點,透析西方文學中“人”的觀點的歷史嬗變,力圖建構西方文學中“人”的觀念遞變的基本框架。這都是非??少F的在文學教學研究中的再人學化努力,不但對于外國文學史教學具有巨大的啟示意義,對于中國古代文學史、中國現(xiàn)當代文學史的教學也同樣意義深遠。在中國現(xiàn)當代文學教學中,蘇州大學文學院朱棟霖教授也試圖重新把文學是人學思想貫穿到文學史編寫中,從而引導大學文學教育的再人學化傾向。

他曾如此發(fā)問:“所謂中國現(xiàn)當代文學史,甚至整個文學史的敘述與把握,是否可以有一個比社會學更合適的角度來切入?什么是貫穿與推動20世紀中國文學發(fā)展的內(nèi)在動力?是何根本性因素激發(fā)與規(guī)約了20世紀中國文學的紛繁復雜現(xiàn)象與諸種創(chuàng)作方法更迭、流派紛呈重組?我想,20世紀對人的發(fā)現(xiàn),人對自我的認識、發(fā)展與描繪,人對自我發(fā)現(xiàn)的對象化是關鍵,這也就是說,‘人’的觀念的演變是觀察與推動20世紀中國文學發(fā)展的內(nèi)在動力。所謂‘人’觀念,包括人對自我的認識,人的本質(zhì),人性、個人、個性、人的價值、人的自由、人的權利、人的地位以及人生觀、人道觀、義利觀、榮辱觀、幸福觀、愛情婚姻觀、美丑觀、友誼觀等,人的未來與發(fā)展等。我們是什么?我們從哪里而來?我們應該是怎樣的?我們可以擁有與享受什么?我們應該如何發(fā)展與實現(xiàn)自我?我們向何處去?”[11]長期以來,我們文學史的敘述基本上依附于政治、歷史等外在社會學論斷,無論是對作家作品的價值判斷,還是對文學史分期等重大問題的梳理,大都如此。我們不是高揚革命意識形態(tài),就是猛搖現(xiàn)代化旗幟,但無論是革命還是現(xiàn)代化,無非是社會學層面的潮流。朱棟霖舉重若輕地拈出了人的發(fā)現(xiàn)和人的觀念演變,由此透視20世紀中國文學發(fā)展史,實在是重新呼應了錢谷融于20世紀50年代所說的“文學是人學”之語。但這絕非老調(diào)重彈,錢谷融意在呼喚人道主義,而朱先生的“人的發(fā)現(xiàn)”具有遠為寬闊、遠為開放的人學觀念,把“文學是人學”真正落實到文學創(chuàng)作的根源中了。但是在《中國現(xiàn)代文學史(1917—2000)》(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中,由于參編人員眾多,史識難以統(tǒng)一貫穿,這種人學思想尚難以統(tǒng)一整體的文學史敘述。這不能不說是個遺憾。

筆者以為,今后大學文學教育的再人學化要充分地汲取諸多學者的研究成果和經(jīng)驗,可以繼續(xù)在如下幾個方面努力。首先,要加大力度推進富有人學思想的、探索性的、獨創(chuàng)性的個人文學史著述,若可能的話,應該鼓勵大學教師采用此類著作為教材,而把那些沒有獨創(chuàng)性的、由眾多專家學者協(xié)力編撰的偏重于知識性傳授的文學史著作列為參考書。教材是大學教育的根本,大學文學教育的去人學化的一個根本原因就是教材的去人學化。而鑒于文學學科的獨特性,只有少數(shù)獨創(chuàng)性的個人才有可能提振大多數(shù)的精神,而不是相反,因此,要務必尊重、推崇少數(shù)獨創(chuàng)性的個人著述。其次,在具體教學中,大學文學教育必須再次把重要作家的人生故事和人生經(jīng)驗復活起來,讓學生能夠體味到文學家是如何以他們的獨特人生為這個世界增添色彩的。我們既有的文學史基本上是沒有作家的人生故事的文學史,也就是沒有作家的個人生命體溫的文學史,這種文學史是很難感動讀者的。再次,對具體文學作品分析中,必須要盡可能地深入到人學思想中來分析,要發(fā)掘文學史的人性內(nèi)涵,要探索人性的復雜性和可能性。例如,錢理群在《中國現(xiàn)代文學三十年》里對曹禺前期悲劇中生命的掙扎和宿命的分析就非常有人學內(nèi)涵,從而也打動人心。最后,必須確立文學的超越性立場[12],也就是人類性的宏闊視界,對相關的價值問題進行精辟而到位的價值分析和追問,要引領我們的心靈不斷地向真善美之極境邁進。有論者在論述蘇州作家范小青曾說:“她善于從瑣碎的日常生活中發(fā)現(xiàn)深藏的佛理玄機,善于通過對生活的哲理點化啟迪讀者去發(fā)現(xiàn)人生的辯證法,從人們熟視無睹的現(xiàn)象中感悟智慧?!保?3]其實,大學文學教育也就是要引領學術從日常世界去感悟智慧。當然,大學文學教育要求大學師生把自己真正地放入人學的廣闊天地之中去,但要意識到文學從根本上不是給我們提供什么客觀知識的,而是讓我們反思自己的生存處境,超越狹隘的自我,提升我們的生命境界,弘揚我們的卓然愛心的。育人,成人,這才是文學的人學目的。